环球科技七天博览(201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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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等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提出合理方案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疟疾,目前疟疾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2019年4月25日是第12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特聘专家王继刚研究员作为主笔,同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呦等五位专家携手,基于青蒿素药物机理、现有的治疗方案、耐药性的特殊情况和原因以及药物价格等诸多因素,从全局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方案。

青蒿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在《肘后备急方》中明确了对疟疾的治疗作用,自古以来便被我国先民应用于疟疾治疗。20世纪7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从古籍所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得到启发,成功发现青蒿素。自此,青蒿素作为一线的抗疟药物,成功治愈了无数的疟疾患者。这是我国传统中药和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对全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疟疾疫区已经出现了青蒿素耐药迹象。青蒿素抗药性的问题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及非洲部分地区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难题,屠呦呦研究员对此特别关心,曾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强调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需要强调的是,要正确认识“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就必须先了解青蒿素的作用机理。与一般药物不同,青蒿素需要被激活才能发挥作用。研究表明,红细胞中的血红素是青蒿素高效且特异的激活剂。当疟原虫在人体内大量破坏红细胞时,会释放出极高浓度的血红素,这样在疟原虫代谢旺盛的地点青蒿素就会被激活,并与疟原虫体内数以百计的蛋白结合,致使其失去活性,进而杀死疟原虫。与此相对应的是,正常红细胞中的血红素由于被牢牢地结合在血红蛋白中而无法激活青蒿素。因此,青蒿素对于正常细胞的毒副作用非常小。也就是说,疟原虫噬血的本性,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青蒿素攻击的目标。这样的模式,使疟原虫通过突变个别靶蛋白产生抗药性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青蒿素在广泛使用多年后并未出现完全抗药性的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青蒿素在人体内半衰期短,仅为1~2小时,而临床上推荐采用的青蒿素联用疗法疗程只有3天,因此青蒿素真正高效的杀虫窗口只有有限的4~8小时。现有的耐药虫株则充分利用青蒿素半衰期短的特性,可能通过降低青蒿素激活程度来减轻药物压力,一是改变生活周期,进一步缩短敏感杀虫期(滋养体时期);二是暂时进入类休眠状态,减缓代谢速率、血红蛋白降解速度及血红素的释放。一旦耐药虫株进入滋养体时期,就能够被青蒿素快速高效地杀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3天的青蒿素联用疗法对耐药虫株疗效不佳,一旦延长用药时间,疟疾患者还是能够被治愈的。除此之外,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在不少情况下,其实是青蒿素联用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发生了抗药性。针对这种情况,更换联用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就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屠呦呦团队认为通过简单的调整现有治疗方案,比如特异性地替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或适当延长用药时间,就能够有效地解决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问题。

文章还讨论了一个常常被研究人员忽略的问题,即抗疟药物的价格。任何好的药物,如果不能被所需要的人服用,就失去了药物本身的价值。青蒿素成本低廉,一个疗程仅需几美元。而疟疾疫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及非洲地区,因而,开发高效廉价药物,是有效遏制疟疾扩散和根除疟疾的关键。纵观现有的全新抗疟药物研发,还未有任何潜在的药物能够像青蒿素那样高效和安全。即使有新药开发成功,药物开发成本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药价上,这些药物是否能真正服务到需要它们的人群,也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可见,用好青蒿素仍然是人类目前治愈疟疾的必需选择,在临床中优化用药方案,是完全有希望克服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或许比阿尔茨海默病更严重的新型痴呆症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4月30日报道,这种疾病将被命名为LATE。LATE直到最近才被确认为是一种痴呆症,而这也是研究人员首次就这种疾病的命名以及如何区分它与其他脑部疾病达成共识。4月30日发表在英国《脑》季刊上的这份最新报告是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资助的一个关于该疾病的专题研讨会的产物,参会者包括来自6个国家20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

美媒称,由于LATE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相似,此前可能有LATE病例被误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病例。研究报告的作者们说,认识到这是两种不同疾病对有关这两种疾病的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阿尔茨海默病中心项目主任、LATE研讨会联合主席尼娜·西尔弗伯格说,“最终目标……是要么能够预防要么至少能够治疗”两种脑部疾病的“病因和症状”,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LATE。报告指出,现在“迫切需要”对LATE进行研究,因为对于这种疾病,人类还有太多东西需要了解,包括如何提高诊断水平和找出风险因素以及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

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是β-淀粉样蛋白斑块的积聚以及大脑中另一种名为tau的蛋白形成的缠结。但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并非每个被怀疑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大脑中都有上面这些能够说明问题的标志,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得的是另一种疾病。

报告称,在LATE病例中,人们的大脑中积聚了另一种错误折叠的蛋白,名为TDP-43。LATE往往影响的是人口中“年龄最大的老人”——超过20%的85岁以上老人会表现出这种疾病的迹象。但西尔弗伯格说,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到底有多少人患有这种疾病。

报告中也提到,LATE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很可能至少与阿尔茨海默病一样严重。LATE会影响包括记忆在内的多个认知领域,并最终影响到日常活动。LATE的恶化速度似乎要比阿尔茨海默病缓慢,不过这两种疾病可能并发,导致比只患有其中一种疾病更快的恶化速度。

报告认为,根据在大脑中发现TDP-43的位置,LATE分为3个“阶段”——发现TDP-43的3个区域分别是杏仁核、海马体和额中回。目前,LATE只有在死后的尸检中才能确诊。但研究报告的作者们说,他们希望这份新报告能够推动对于这种疾病的生物标记的研究,这样医生就能够在患者去世前诊断出这种疾病,并在临床试验中对它进行研究。作者们还说,找到这种疾病的生物标记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也很重要,因为这样研究人员就能够在患者在世时区分出其所患的是哪一种疾病。(信息来源:参考消息网)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始于工业化早期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发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始于工业化早期的19世纪70年代左右,而不只是发生在近几十年观测资料丰富的时段。相关论文最近在《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杂志发表。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副研究员段建平联合英国气象局哈德莱中心武培立等国内外10位共同作者,从气温的季节性变化入手,利用观测资料、树轮等代用资料和气候模式资料检测了人类活动对气温变化影响的早期信号及开始时间。

研究发现,观测资料显示的气温季节性弱化,实际开始于19世纪 60~70年代,而且同步地发生在了青藏高原、欧洲甚至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区域,而在之前是相对稳定或不显著的小幅度增强趋势。

基于以上事实,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多个全球耦合气候模式模拟的结果进行了检测和归因分析。结果发现,北半球中高纬度区域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气温季节性弱化可归因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且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机制存在纬度效应。

段建平说,这一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其实是始于工业化早期的,而且其影响也远不只是气温升高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而是“淡化”了气温的季节差异,使得四季越来越不分明。具体来说,在北半球高纬度,温室气体是引起夏-冬温差弱化的主要因子,而中纬度区域温度季节性的弱化主要与人类活动排发的硫酸盐气溶胶有关。这是由于温室气体增温效应在高纬度地区最为明显,而人类气溶胶的排放主要发生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区域,且其冷却效应对夏-冬温差的影响也在中纬度区域最强。

据了解,气候变化的归因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科学依据。然而,近年来相关研究的绝大部分工作聚焦在了近几十年的器测资料时段,而且主要是针对变暖趋势和极端气候事件个例开展了归因研究。目前的广泛认识是,人类活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气温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确信程度高,但对于“人类活动对气温变化的影响始于何时、在工业化早期时段的影响是否普遍”这一科学问题,证据却相对匮乏,确信程度也较低。

 

人们常见的六大错误“常识”

由于在辨别心理学事实与虚构信息时缺乏可靠的专业指引,公众只好任由自助大师、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自诩的心理健康专家摆布,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在传播不可靠的心理学信息和指导。

比如,下面这些普遍认同的观点就基本上或者完全是错误的:

■ 大多数人只使用了全部脑力的10%。

■ 恋爱时,迥然不同的两个人更容易相互吸引。

■ 我们的大脑会像摄像机那样如实地记忆事件。

■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多重人格。

■ 只有抑郁的人才会自杀。

■ 所有成功的心理疗法都强迫人们面对源自童年时期的问题根源。

还有一些荒诞观念可能源于我们日常经验的强势诱导。例如,我们主观上认为记忆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毫无疑问。然而事实上,众多研究表明,我们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扭曲变形。而本文中揭露以下6个大众心理学谬论的真相:

谬论一:发泄比压抑更健康

人们总是认为发泄比压抑更健康。在一项调查中,66%的大学本科生认为,把憋在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是控制攻击情绪的一个好办法。大众传媒也使我们确信,愤怒是魔鬼,必须通过“排出怨气”、“大发脾气”、“泄出心中怒火”来抚平。曾有人建议,与其“憋着闷气,伤害身体”,不如“一边打枕头或沙袋,一边大声叫喊咒骂”。一些流行疗法鼓励人们生气时尖叫、打枕头或往墙上扔球。然而40多年的研究显示,发泄愤怒实际上会增加攻击性。

在一项实验中,受到别人冒犯之后,猛敲钉子发泄怒火的人变得比没有敲钉子的人更加刻薄。其他研究显示,参与攻击性体育运动,比如足球,实际上增加了人们的敌意。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雷格·安德森(Craig Anderson)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心理学家布拉德·布什曼(Brad Bushman)发表的一篇35项研究的文献综述表明:玩暴力电脑游戏,例如侠盗猎魔(Manhunt,玩家的刺杀等级以5分制来分级),会增加人们在实验室以及日常社会情境中的攻击性。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吉尔·利特雷尔(Jill Littrell)从一份已出版的文献回顾中得出结论:只有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进行过意在减少挫败感的沟通,发泄怒火才有效。所以,如果因为同伴一再忽略我们的感受而感到不爽时,冲对方咆哮似乎并不会让我们感觉好起来,更别说改善境况了。但是冷静而果断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我觉得你可能不是故意的,但你这么做让我没办法和你愉快相处”)通常能平息自己的怒火。

谬论二:“因材施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在最近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这一观点已被奉为圭臬。许多畅销图书,以及吸引众多教师和校长的讲习班都在对该观点大加颂扬。在一些学校中,教师们甚至开 始给孩子们分发印有字母V、A、K的T恤,这三个字母代表着三种被广泛接受的学习方式:视觉型(visual)、听觉型(auditory)、动觉型 (kinesthetic)。

然而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方式很难被可靠地区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不同情境中常常显示出很大差异。比如说,一个孩子可能在美术课上表现出一种方式,而在数学课上表现出另一种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数研究没能证明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相匹配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能提高学生的分数。反而是一些不考虑学生学习方式的通用教学法——比如对学生寄予厚望、为他们提供动力以及实现目标的技巧等——获得的效果更好。

至于“匹配式”教学法鼓励教育者对学生扬长避短进行教学,实际上可能会适得其反。从长远来看,学生需要学会弥补缺点,而不是一味逃避。

谬论三:积极心态有助癌症治疗

在《攻克/预防癌症和其他疾病的9个步骤》一书中,希瓦尼·古德曼(Shivani Goodman)认为,她的癌症就是消极心态导致的——因为她潜意识里讨厌做一个女人。古德曼称,自从发现自己的心态有害健康,她就把心态转变成了可以产 生“容光焕发的健康”的治疗方法。大量自助类书籍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积极的心态可以阻止癌细胞扩散,至少能够阻止病情恶化。

大多数幸存下来的女性癌症患者似乎都同意这一点。根据研究,40%~65%的康复者认为他们的癌症是压力导致的;60%~94%的人认为,癌症康复是由于他们积极的心态。

然而,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乐观主义是癌症救星这一观点。大多数研究没能在癌症风险与压力或情绪之间找到联系。事实上,在几项调查中,研究者观察到,与工作 压力相对较低的女性相比,工作压力较大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更低。科学家也一直没能发现积极心态和癌症康复之间的联系。

病患脸上的乐观表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这使人们对援助小组的医疗价值和他们提供的情感援助产生怀疑。早期研究似乎显示,参加援助小组有助于延长生命。不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心理学家詹姆斯·科因(James Coyne)和同事回顾了近期科学可靠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研究表明,尽管心理干预(包括援助小组)可以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但不能延长他们的生命。

通过寻求高质量的药物和心理治疗、联系朋友和家人、时刻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标,癌症患者可以减轻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重负。他们还可以从现在已经确认的科学发现中获得安慰:他们的心态、情绪和压力经历并不是致病原因。

谬论四:戒掉酒瘾的人,终生不能再沾

昔日的酒鬼最终能否不屈服于曾经的酒瘾而适度饮酒?在一项3 000多人的调查中发现,只有29%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这一看法正吻合了嗜酒者互戒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的口号:“一旦再碰,立马成瘾。”我们熟知的AA12步法鼓励会员承认他们对酒精无法抗拒。基于这12步法的治疗方案的康复率高达85%。但有一个问题:多达2/3的酒徒在加入AA后不到3个月就退出,AA只帮助了1/5的人彻底戒酒。

认为曾经酗酒的人能够安全地“控制饮酒”(controlled drinking)的论断引发了一场论战。2001年—2002年,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中毒研究所调查了40 000多人,结果显示18%曾经酗酒的人能够适度饮酒,不再酗酒。这一调查结果挑战了大众普遍接受的一个假说:完全戒酒是酗酒者的必要目标。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以适度饮酒为目标的行为自制训练程序,效果不比12步法差。在这些以自制为中心的治疗程序里,治疗人员训练人们监控自己的饮酒量,为酒精消费设限,控制饮酒频率,并奖励进步。训练程序还教人们对付酒瘾的技巧,帮助他们捱过酒瘾勾起的强烈欲望,避免卷入引诱他们饮酒的情境。

谬论五:越老越不开心

早在童年时期,人们就开始接触由媒体刻画的种种靠不住的老年人形象。在一项对迪斯尼儿童电影的调查中,调查者发现42%的老年角色都具有不够乐观、健忘以及想入非非等特征。如此不招人待见的形象在青少年电影中也非常普遍。一项对青少年电影的研究显示,大多数老年角色都显现出消极的心态,其中有1/5的人让人极其讨厌。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科研小组调查了21岁~40岁的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自己的幸福感的评估,以及对他们自己当前年龄段,即30岁和70岁人群 平均幸福感的评估。年轻人预测人越老越不幸福。而实际上调查中的老年人要比年轻人幸福感更强。人群调查显示,25岁~45岁之间的人患抑郁的比率最高,总体来说,最幸福的人群是65岁以上的男性。65岁~70岁期间,甚至70岁以上,幸福感都在不断增强。

谬论六:接受死亡的五个阶段

许多和上了年纪的人打交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专家,都熟记这一组首字母缩略词:DABDA。它代表着瑞士裔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 (Elisabeth Kubler-Ross)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推广的、人们走向死亡时经历的五个阶段: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沮丧(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

这些阶段描绘了人们快要到达生命终点时必然经历的一系列转变过程。根据库布勒-罗斯的说法,当得知自己将死,我们首先会告诉自己那不是真的(否认),然后当 意识到事实的确如此时就会变得愤怒不已(愤怒),接下来再徒劳地寻求推迟死亡的办法,比如说还要活着完成一个未了的心愿(讨价还价),再之后当意识到我们 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就会感到很悲伤(沮丧),最终理解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并镇定平和地接受(接受)。

尽管库布勒-罗斯的理论很流行,但它缺乏科学依据。研究表明,许多人都跳过了一个或多个库布勒-罗斯定义的阶段,甚至顺序颠倒。例如,一些人最初接受了自己将要死亡的事实,随后又极力否认。也没有研究能证实在悲伤情绪中也存在这五个阶段。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博南诺(George Bonanno)和同事的研究,并不是所有人在自己所爱的人,包括配偶和亲人逝世后,都会陷入沮丧或者显著痛苦的状态。此外,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233位刚刚丧偶的居民中,接受是人们得知丧偶消息时最初的主要反应,而不是否认。库布勒-罗斯的阶段理论之所以能够抓住众人的心,或许是因为它能让人们感觉对无法掌控的事件具有预知能力。

我们大家都会被心理谬论愚弄,因为大多谬论都与我们的直觉、预感和经验密切吻合。因此,仔细审视大众心理学断言,可以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视窗,使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生活决策。古生物学兼科学作家史蒂文·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提醒我们,击碎荒谬之词必然可以揭去隐藏真相的面纱,从而让我们更公正地调整自己的期望,使之更贴近现实。(信息来源:环球科学)

 

五四时期科学何以能够战胜儒学?

五四运动兴起已逾百年。时隔百年之后,有必要更为全面、更加深入地对这场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运动展开冷静的反思。

胡适1923年在给《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曾写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五四时期,经受过科学大潮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拥抱“赛先生”,以致科学得以冲破儒学的束缚,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快速长成参天大树。科学何以能够在中国迅速战胜儒学,赢得胡适所言的“无上尊严的地位”?

深入考察五四时期科学大潮的特征后不难发现,之所以民国初期“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主要是因为科学与儒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和宗旨的设定、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明显占有优势之故。

1 研究对象和宗旨有别

西方科学旨在揭示自然之理,亦即广义的物理,中国儒学重在宣扬伦理,以科学作为学术根基的西学和以儒学作为学术根基的中学在如何看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一事上存在着明显不同。

在19世纪的西方,自然和社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则是不能通约的,因此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是故,旨在揭示自然之理的西方科学只以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探究自然之谜,发现自然规律有助于推动人类智识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造物主博大精深的认识,强化人们对全能上帝的信仰,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探究自然之谜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至于发现自然规律能否为规范人际关系、确定社会规则提供借鉴则并不是最重要。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微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看得非常清楚。无论是17世纪的列文虎克(A.van Leeuwenhoek),18世纪的穆勒(O.F.Müller),还是19世纪的巴斯德(L.Pasteur)、科赫(R.Koch),20世纪初的埃尔利希(P.Ehrlich),都只是就事论事、就物论物。对他们来讲,揭示微生物世界的各种奇特现象,探明各类微生物的活动规律本身就很有价值,并非只有将所揭示的自然运行规律用于揭示社会运行规则才有意义。

与主要探讨自然问题的西方科学不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探讨修身齐家、经邦济国问题,也即伦理和政治问题。修身、齐家是为了能够治国、平天下,因此它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讲,都极其重要。修身、齐家的前提是诚意、正心,诚意、正心离不开格物、致知。借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强调的格物致知,关键在即物穷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达伦理,即明了物理是为了通达伦理。至于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则是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书一事格起,且主要依靠类推和顿悟。

本来,学术是以物理作为中心问题还是以伦理作为中心问题,只不过是彼此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但是,当一个社会以主要探究物理问题的科学作为学术根基,另一个则以主要探究伦理问题的儒学作为学术根基时,两个社会的学术范式就在如何看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上出现了反差。

如上所述,以儒学作为学术根基的前现代中国学术并非毫不关心对自然的探究,问题在于,这种学术把伦理价值判断渗透到了自然探究之中。因此,在很多前现代中国儒家学者那里,自然并非是与社会对立的存在,而是一种包含着诸多价值意蕴的存在,这个存在既有物质也有精神。换言之,他们所说的自然是被社会化了的自然,社会是被自然化了的社会。例如,董仲舒就认为,天地有上下之别,人间有尊卑之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合于天道的伦理范畴。朱熹也视君臣伦理为先天既定,认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

由于天人合一,自然和社会纠缠在一起,因此前现代中国的儒家学者在探究社会伦理问题时不能不省察自然秩序。天无二日,于是国就不应有二主;自然界中天在上,地在下,亦即自然有上下之别,于是社会中的人就应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否则就违反了天理人道。从自然秩序类推出社会秩序,暗含着一个前提:自然秩序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天道和人道、物理和伦理是相通的。问题是,这种类推不合逻辑,因为空间意义上的上下关系和价值意义上的上下(尊卑、贵贱)关系之间并没有可比性,而且视天地为上下关系这种自然认识本身也有问题。将社会中的等级观念投射到自然,按照等级观念来把握自然秩序,然后再将这种自然秩序反推到社会,进而认为等级制社会秩序具有合理性,这是一种“同义反复”。产生这种“同义反复”的深层原因在于未能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严格区分,模糊了物理和伦理之间的界线。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就开始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加以区分。但在天主教盛行的中世纪,自然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可终究只是宗教神学的“奴婢”,因此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宗教改革之后,自然探究被新教徒们赋予新的意义:人们可以通过探究自然、阅读自然之书来了解自然的精妙,进而领略自然设计者的伟大。但即使是在科学革命时期,探究自然仍不过是坚定信仰的手段,科学所具有的认知价值和应用价值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进入启蒙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不断深化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进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类必须加快探究自然、大力发展科学。因此,18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在西方获得了快速发展,地位开始急速攀升。进入19世纪之后,像巴斯德、科赫、贝林(Emil von Behring)那样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的开展科学研究的情况越来越多,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对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社会福祉的意义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结果,旨在揭示自然之理的科学迅速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而且其重视实证的做法也对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目睹中西学术发展现状,尤其是把物理和伦理混为一谈,而且经历了千余年尚未发现其破绽的中国学界当时的乱象,五四时期那些接触过西方科学的人士开始主张用科学代替儒学作为中国的学术根基就不难理解了。

2 研究手段与方法不同

西方科学强调逻辑论证和实验检证,中国儒学重视提出断言和注释定论,基于科学方法构建起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和基于儒学传统构建起来的中国知识体系在知识的严密性和可靠性方面落差甚大。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曾将人类智识的进步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科学或实证阶段。如果就拉丁世界而言,这种划分是有其合理性的。在中世纪前期,西欧明显处于神学阶段的一神教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在追问各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和这些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时,只能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亦即神的意志来解释纷繁复杂、变化无常的外部世界。随着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以及其他非常有限的古希腊自然哲学译著的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了自然是一个有序的、完整的统一体的观念。特别是当大批古希腊自然哲学著作从11世纪末期陆续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之后,自然在12世纪兴起的西方大学里被不少人再次“发现”了。当自然被“发现”时,将自然现象从超自然的奇迹中分离出来并加以考察便成了一种必然。于是,西欧的智识发展开始步入形而上学阶段。

在中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西欧学者意识到:自然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组成的和谐且富有秩序的宇宙;在这个统一的宇宙中,自然法则及其力量是自主运作的;人作为理性秩序的一部分被赋予了理性,因此可以凭借自身的理性去阅读自然之书。基于这种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认识,人们开始用超经验的抽象概念代替超自然的神力来解释自然现象,并独断地把这些抽象的概念视作为绝对知识,进而以这些绝对知识作为前提条件展开演绎推理,力图对存在物的本质、万事万物的起源与使命以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给出合乎理性的解释。但由于前提条件不够真实、具体,导致很多演绎推理出来的结论与常识不符,且彼此不能自洽。于是,出现了一种呼声,要求放弃追求绝对知识,不问各种现象产生的初始原因和终极目的,只借助于经验观察和演绎推理来确定现象之间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这便为17世纪科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近代科学研究纲领的形成至少包含着两个预设:自然具有因果秩序,人具有理性。因此,人能够通过使用逻辑工具和理性力量对自然现象做出合乎理性的说明和解释,并发现普遍性规律。但是,不论普遍性规律是怎样被发现的,它都必须与人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直接或间接相符。于是,想象、抽象不得不让位于观察、实证。不过,实证研究只探求单纯的规律,揭示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去探究那些永远无法确定的最初原因和终极目的。既然要求科学认识必须符合经验事实,那么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便受到了鼓励。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数学描述和实验检证等方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建立与完善的。可以说,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欧诞生,西欧的智识发展之所以能够步入科学阶段,离不开这套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支撑。

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有赖于科学研究方法的保证。没有一套严密的研究方法提供支撑,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很难经得起逻辑与实验的检证。因此,近代西欧的科学研究高度重视观察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方法的应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世纪的微生物学研究中看得非常清楚。譬如,在有关自然发生说是否成立的论证过程中,巴斯德就用鹅颈瓶和直颈瓶做了一系列对比实验。如果单就直颈瓶的实验结果而言,不排除生命具有自然发生的可能,因为直颈瓶中的肉汁进行高温加热处理后,仍然很快就变质了,它告诉人们瓶中已经出现了微生物。但是,对瓶中的肉汁同样进行了高温加热,为何鹅颈瓶中的肉汁没有变质?如果生命能够自然发生,那么鹅颈瓶中应该同样会出现微生物。显然,自然发生说在此项对比实验中不能自洽。可是,当巴斯德将鹅颈瓶中的肉汁倾倒至鹅颈最低处,然后又将肉汁回倒至鹅颈瓶中后不久,鹅颈瓶中的肉汁也变质了。它表明,微生物是由空气中的尘埃携带至瓶内的,此前,鹅颈瓶中的肉汁之所以没有变质,是因为携带微生物的尘埃被卡在了鹅颈最低处。至此,流行多年的自然发生说便被实验证伪。在这里,结论的提出需要进行逻辑论证和实验检证,只说出结论不进行证明是不能被接受的,只依靠预设的教条或权威的语录进行证明同样是不被许可的,而且结论必须清晰明了,不能模棱两可。

与之相对,有清一代的学术研究,对方法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没有严格的要求。实际上,直到清末,逻辑学在中国都还没有普及,很多学者对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仍感到陌生。因此,西方学者才会断言:“中国数学和科学思想在内容和逻辑上都存在重要缺陷。就逻辑而言,中国思想缺乏论证逻辑,以及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样构建出的数学证明概念。”

诚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就已对思维形式的问题展开了考察,并在《墨辩》中展示了他对逻辑论证问题的深刻理解。但是,墨子的“逻辑学”在推理形式的精细化等方面仍无法与同一时期亚里斯多德所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相比。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给予高度评价的李约瑟也不得不承认。遗憾的是,墨子的逻辑思想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兴起之前,形式逻辑一直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中国学者是通过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开始接触西方的演绎推理逻辑体系的。1603年,曾在罗马神学院师从克拉维斯(C.Clavius)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与徐光启筹划将其老师注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此项工作从1606年秋正式启动,至第二年五月完成前六卷的翻译。译稿很快就以“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受”的方式出版。被《几何原本》折服的徐光启紧接着又独自撰写了一本《勾股义》,仿照《几何原本》的方法试图对我国古代的勾股算术进行严格的系统化论述。它表明,徐光启并没有满足对演绎推理思想的翻译介绍,他还亲力亲为,尝试着应用演绎法解决学术问题。

继《几何原本》之后,耶稣会传教士傅汎际(P.F.Furtado)又与李之藻合作,基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一本逻辑学讲义翻译出版了《名理探》(1631年开始刻印)。不过,《名理探》只对源自于亚里斯多德的“五公”和“十伦”等概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没有涉及该讲义下篇重点讨论的三段论推理等内容。虽然南怀仁(F. Verbiest)于1683年进呈给康熙的60卷《穷理学》中包含了很多与演绎推理逻辑有关的内容,但并未获准刊刻,以致散轶。残存的14卷藏于现今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并由宋兴无、宫云维等人校点于2016年出版。其实,《穷理学》当时即使付诸刊印,在科举盛行的中国,恐怕也会与《几何原本》和《名理探》一样不会受到太多关注。

洋务运动之后,慕维廉(W.Muirhead)在中国学者沈毓桂的协助下曾将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第一卷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该书译稿从1877年起以《格物新知》为题交给《格致汇编》分期刊发,《万国公报》随后又进行了转载,并于1888年定名为《格致新机》交由广学会出版。其间,艾约瑟(J.Edkins)又将耶方斯(W. S. Jevons)的《逻辑初级读本》翻译成了中文,并于1886年定名为《辨学启蒙》交由北京总税务司署刊印。之后的1898年,傅兰雅(J.Fryer)又以约翰·穆勒(J. S. Mill)的《逻辑学体系:演绎和归纳》为蓝本,翻译出版了《理学须知》。无疑,这三位英国人译介的逻辑学著作对长期处于思想封闭状态的中国学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受慕维廉等西方逻辑学传播者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有过海外留学背景的中国学者自主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逻辑学著作。譬如,《论理学》(汪荣宝译,1902年)、《论理学纲要》(田吴诏译,1903年)、《穆勒名学》(严复译,1905年)、《辨学》(王国维译,1908年)等。此外,当时还涌现出一批编译的逻辑学教材。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清末之前是在缺少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支撑的情况下治学的。因此,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很容易把先后关系误解为因果关系,把表象当成本质,进而推导出众多似是而非的结论,甚至时常不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就提出一些“显然”的结论,以致于构建出的知识体系缺乏足够的严密性和可靠性。针对这种治学方法和知识体系上的缺陷,慕维廉1897年在给《格致新机》重印本写译序时就曾明确指出:“惟华人徒沾沾于诗书六艺之文,不究夫大本大原之旨,而孰知政事学问之外更有进焉?必从事物推乎上,而归乎大原,又从本原推于下,而赅于格物。如能格物穷理,推原其本,则道大日新,获益无穷矣。”

不幸的是,当基于儒学传统构建起来的中国知识体系出现漏洞时,人们还很难及时地对其进行纠错,因为大多数学者更相信经典中的定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实践经验。这样一来,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就不会是社会实践(包括实验),也不会是逻辑自洽,而是它是否遵循了圣人的教诲。这与儒家学者重视解经注疏不无关联。

自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诗》、《书》、《礼》、《易》、《春秋》五种著作,当作孔子的经书,立为学问正宗之后,注释疏通经书便成为历代绝大多数学者的主业,也是学者出人头地、进入官僚阶层的必由之路。同时,“经”随着历代学者的注疏也变得越来越繁杂,一开始是“五经”,后来又变成了“七经”、“九经”,到了宋朝又发展成“十三经”。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和学士文人的呼应下,解经注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治学的主流形式,经学逐渐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经”作为规范来确定价值体系,选择和判断行为,最终发展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学者若脱离经学传统,不仅学问难以获得社会认同,甚至还会被视作为离经叛道者而难以立身。[[15]]因此,在判断一种观点的对与错时,儒家学者会本能地按照统治者的偏好,以圣人的训示作为衡量标准。当一个学术共同体自觉甚至本能地以“教条”来检验知识的是与非时,实验乃至实践就不可能获得其在西学中所具有的地位。

目睹西方科学和中国儒学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的可靠性差异和知识体系的稳定性差异,五四时期那些对西学和中学认识得比较深的人士主张用科学替代儒学作为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基础也就在所难免了。

3 结语:让理性的光芒照亮儒学

尽管科学和儒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但是正如严复所指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科学与儒学均有各自的社会功用。因此,无论是用儒学抵制科学还是用科学取代儒学从逻辑上讲是行不通的。既然用儒学排斥科学不足取,用科学解构儒学也会引发很多问题,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积极移植西方科学的同时,给儒学留下一片生存空间。然而,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势力依旧十分强大,仍然在压抑着科学的发展,并且不愿意洗心革面、涅槃重生。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如果我们身处五四时期,在看到儒学及其作为中国学术根基和核心的种种弊端以及西方科学发展的繁荣景象之后,一定也会像陈独秀、胡适等人那样高高举起“科学”的大旗,因为与科学相比,儒学的确存在研究对象含糊不清、研究方法不够严密、实用价值非常有限等不足。

主张儒学要接受理性的洗礼,迎接科学的挑战以及要用科学去抢占中国学术的核心地位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主张砸烂孔家店,彻底抛弃儒学,用科学包揽代替一切,这在当时难免激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反思一百年前的这场运动,我们既不能忽视传统儒学的诸多弊端,也不能低估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又要看到唯科学主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伤害。今天,主张复兴儒学的声音似已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儒学的复兴的确有其意义,但复兴不等于复古。不让复兴变成复古,就得确立一条原则:任何学术观点都得接受理性的洗礼和事实的检验,科学需要如此,儒学也不能例外。 (北京大学哲学系: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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