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言论

亚君 今天，以中国举国瞩目的2021年语文高考已经落下帏幕。 新高考全国卷Ⅱ的作文题刚一出炉，就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书法爱好者的注意，更引发了中国书法界不小的欢呼声，书法报公众号更是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了这个“喜讯”，并且搜罗了近几年来所有与书法篆刻等元素相关的中高考题目，甚至包括数学考卷中的一道填空题，计算一个半正多面体有多少个面，棱长是多长，这样一个题目也忝列其中，只因为这个半正多面体的原型是一个金石印信；似乎中国书法的21世纪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临！ 是的，虽然近年来高考全国卷及地方卷中都陆续出现过与书法相关的题目，但是直接与语文高考占分比最大的作文题目相关，还真的是第一次！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书法界的同仁们看到了国家层面对书法艺术的重视，由此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血沸腾！ 我仔细阅读了该作文题目，它给出的材料是4张组图(题目说是漫画，但事实上丝毫没有漫画的夸张变形，与其说是一纸漫画不如说就是一页正规的毛笔书法字帖)。第1张图是撇的起笔写法：逆锋起笔，藏而不露，第2幅图是捺的起笔写法：中锋用笔、不偏不倚，第3幅图是捺尾收笔的写法：停滞迂回、缓缓出头，第4幅图则是把包含了撇和捺的“人”字的完整写法放在一个习字用的描红的田字框中。要求考生从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和寓意，自选角度和立意，自拟文体和标题来作文章。笔者以为，在图文的提示下，这篇文章其实不难写，命题者的想法显然是要用书法运笔的原理来暗示做人的道理。 没有学习过书法的考生应该也会写这篇作文，只不过，学过练过书法的人可能对这道作文题的材料理解得会更加深刻一点，如此而已。对于高考作文试卷的研究，我不在行，在这里也不必置喙，其实我想说的不是作文，而只是想说说这个作文题目引出来的书法及其他弥足珍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问题。 高中生不练书法久矣，大学生、初中生、小学生以及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练书法亦然久矣，指望仅仅因为今年作文题目出现了书法题材就在全国掀起一场学书法练书法的热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高考的指挥棒未必有那么灵验！弘扬传统文化需要在更广阔的层面作出努力，需要更多中国人重视和参与。 虽然有人说，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砚台早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给书写起来更加方便的钢笔、签字笔、圆珠笔了；更何况，在计算机、平板、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好多人都已经习惯作键盘侠甚或语音输入，连需要用笔的地方也不是太多了。 诚然如此，毛笔砚台作为书写工具的没落不可避免，但在艺术层面，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字书写的一门独特艺术，生命长青！中国文字取法于日月山川、草木飞禽，中国书法更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它的一笔一划，一字一顿，起承转合，疏密得意，虚实相生，凝神贯气，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东方的明珠瑰宝，它不是画却有画的美感，它不是舞蹈却有舞蹈的节奏，它不是歌却有歌的旋律”。 日月变换、斗转星移，中国书法走过了篆、隶、楷、行、草的漫长岁月，依然焕发着迷人的魅力！笔墨纸砚的水墨清氛，浸濡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源远流长、挥之不去、历久弥香。书法艺术值得我们每一个华人珍视热爱和大力弘扬！国画、戏曲亦然！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靓丽名片！试想，蒙特利尔唐人街的街口如果没有那张京剧的海报壁画，是不是就不那么像唐人街？对于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如果都来学一学书法，练一练国画，唱两嗓子京剧，是不是更能向外国友人展现我们中华文化的美好和独特魅力？ ...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就1911年的“托雷翁惨案”向墨西哥华人社群道歉。在那起排华事件中，超过300名华人被杀，大量华人餐馆、银行、住所被洗劫。洛佩斯表示，道歉的意义在于“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尽管这句道歉迟到了一个世纪，但还是湿润了墨西哥华人的眼睛，也慰藉了全球华人的心灵。 华人海外移民史是一部血泪史。北美一度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先辈们靠着勤劳和智慧在这些陌生国度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也为北美经济建设付出了汗水和心血。在墨西哥，早期华人参与了中央铁路建设、开渠种植棉花等工作，每开垦10万平方米棉田就有华工死去；在美国，1万多华工用鲜血浇灌出了太平洋铁路，几乎每根枕木下都埋着一名华工；在加拿大，大量华工同样参与了铁路建设，数千亡魂最终沉睡在了铁轨之下。 不过，他们的牺牲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和认可，仇恨、驱逐、暴力等排华浪潮反而揭开序幕。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加拿大推出《华人移民法案》，墨西哥对华人伸出暴力之手……华人先辈们不仅在教育、就业、经商、从政等领域无法享有平等权益，就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障。 百年光阴漫漫，今年不同往昔。出于国家形象塑造、选举需要，加上华人自身经济地位提升等原因， 21世纪以来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对当年不光彩的历史道歉，加拿大 联邦政府、卑诗省、温哥华市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 推动一些国家就排华历史道歉，的确是华人追求平等与尊严的一次里程碑式胜利，但这绝不是“终点”。道歉案只是就历史排华事件做出的一种政治正确表态，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种族主义病毒彻底消亡。美国联邦国会2009年通过了对非洲裔的道歉案，但从非洲裔失业率高、收入低，到NBA快船队老板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再到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 无不表明对非洲裔的歧视依旧系统性、广泛性地存在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2012年美国国会就《排华法案》正式道歉，但有的主流媒体却没有进行新闻报道，这一现象同样耐人寻味，不少人甚至质疑这是隐性歧视。事实上，近年越来越多海外华人感觉到从职场到商界再到政界，很容易触碰到“竹子天花板”。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人类一场灾难，也是一面种族歧视的放大镜。从欧洲到澳洲再到美洲，“中国病毒”“功夫流感”等种族主义的火苗迅速蔓延，海外华人也面临高频的挑衅、谩骂、殴打等言语和人身攻击。 美国密歇根大学近日发布的仇恨亚裔调查报告指出，华人受害者最多，占到了六成。加拿大温哥华、蒙特利尔、渥太华等城市一年来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数量也迅速上升。加拿大华裔百人会创会会长丁果近期刊文警告说，目前反华人事件，与百年前的排华风潮有相当相似之处。 正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言：“（奋斗）直到公正像水一样流淌，正义像潮流一样澎湃。” 要消除种族歧视、提升华人地位，道歉案远远不够。海外华人还须在完善反歧视立法、讲述华人历史贡献、积极参政议政等方面做出全方位持续性的努力。 ...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109年前，号称“永不沉没”的英国“泰坦尼克号”豪华游轮因撞上冰山沉没于大西洋，2000名乘客中仅有700多名幸存，其中包括6名中国人。然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当那些幸存者的故事被媒体、书籍、影视作品津津乐道时，6名中国人却如同泰坦尼克号一样从人间消失了。直到近日一部名为《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在华上映，他们的故事才走进公众视野。 将此海难改编为电影的《泰坦尼克号》曾打破了当年全球影史票房纪录，横扫了10多项奥斯卡大奖。Jack和Rose浪漫而凄美的爱情、放弃逃生持续演奏的乐队、发誓要与巨轮一起沉没的老船长……影片中这些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画面曾让无数人潸然泪下。然而，凄美的背后更藏着一段世纪谎言。当数百名幸存者随救援船抵达纽约港口时，所有人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6名华人却被拒绝踏上美国土地。西媒几乎“一边倒”地声称他们是偷渡者，甚至质疑他们假扮妇女抢占其他人逃生机会。纪录片显示，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抹黑和诬蔑，1名华人在获救后甚至还参与了对其他幸存者的搜救。 他们本是那场世纪海难的幸存者，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更应被歌颂，却被离奇抹黑成“作恶者”，可6人没有自我辩驳的机会和权利。有人颠沛流离来到加拿大，有人梗迹蓬飘去了英国，有人东徙西迁留在了古巴……他们很少向外人或后辈谈起那段往事，西方也有意删减、隐藏那段不光彩的谎言。那场悲壮的灾难被后人收录进书籍、纪录片、博物馆中，但它的故事好像从来与华人无关。 所幸的是，乌云遮不住暖阳，冰雪锁不住春天。这段尘封的历史因这部西方人士拍摄的纪录片而重见天日。6名华人被驱逐、被污名化，归根结底是当时白人优越感和西方中心论在作祟。19世纪初西方人（尤其是白人）将“自我”以外统一视为“他者”。在“黄祸论”宣扬下， 黄种人被视为了白人的威胁，种族主义叙事一度成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侮辱歧视华人基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尽管首条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凝结着数万华工的智慧、汗水、生命，尽管“一战”中14万华工赴欧（其中2万人埋骨他乡，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书写了小人物的一段大历史，但当时西方国家直接或隐晦的歧视并未消失。美国1882年反而通过了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特定族群的《排华法案》。6名幸存华人的故事就发生在美国排华法案出台之后。那段历史不仅是属于他们几人的悲怆之歌，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海外华人多舛命运的缩影。 这部纪录片不仅重现了淹没的真相，告慰了那些遭遇歧视的华人，更重要的是传达出了人人平等的人文关怀价值观，也表明西方还有不少正义良知的声音。如今，泰坦尼克号已沉没100多年，华人以及亚裔在西方的处境并未明显改善。疫情暴发后，伴随一些政客或媒体煽动和助长排外情绪，海外华人和亚裔处境雪上加霜。 希望这部影片能唤起西方社会更深刻的反思，也愿“人人生而平等”能真正从梦想走进现实。 ...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日月潭潭底龟裂成块状、多个水库储水率不足一成、部分县市启动“供五停二”限水、免洗衣裤被抢光……这些是台湾遭受50多年来最严重旱灾下的场景。提到台湾，很多人想到的是四面环海、降雨充沛，它怎么会遭遇如此旱情呢？ 台湾遭遇半个世纪来最严重的旱灾，的确有“天公不作美”的缘故。台湾特殊的地貌构造下河川短小、溪流湍急，虽然年降雨相当丰沛，但大都流入大海。为此，台湾通常会在丰水期（每年5月至10月）通过水库蓄水，以应对枯水期（每年11月至次年4月）降水不足的困境。不过，2020年丰水期台湾50多年首次无台风登陆，梅雨季也随之缩短。丰水期没有充沛降水，水库便没足够储水量，水荒随之而来。 这次水荒固然是岛内闹旱灾的原因，但“人祸”更难辞其咎。回顾历史，旱灾在台湾并非新鲜事。自1973年至2017年，台湾便闹了10多次旱灾。解决旱情的思路是兴修水利、广储水源。不过，岛内18个主要水库中，只有两个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后。言外之意，台湾近年非但没有修建新水库，旧的蓄水库也普遍服役时间较长，进而导致泥沙淤积问题严重，储水功能大打折扣。此外，自来水管漏水率偏高，又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台当局几十年来未对这一民生问题给予足够关注。 蔡英文当局2017年提出“前瞻基础建设”，编列2500多亿元新台币用于水环境建设，声称要打造不缺水、喝好水、不淹水、亲近水的优质水环境。但如今1000多亿新台币花出去了，台湾民众面临的依旧是缺水危机。 民进党当局经常把“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口号挂在嘴边，但现实中民生问题却一直让位于政治选举。新冠疫情暴发后，民进党打起“抹黑大陆”“以疫谋独”“依美谋独”的算盘。面对岛内气象专家的干旱预警，民进党官员要么不以为意，要么反应迟缓。正如岛内一位水利专家所言，民进党当局缺乏水资源利用长期规划，未能超前部署应对旱情，才是屡屡陷入“多雨贫水”窘境的关键肇因。 旱灾发生后，民进党不是自我深刻反省，而是一面临时抱佛脚，一面忙为自己开脱。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甚至抛出“台湾与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处于同一纬度，缺水是应该的”这种言论。民进党当局为确保台积电用水，切断了岛内1/5农田灌溉系统。美媒都忍不住批评民进党当局官僚机制严重僵化。 更荒唐的是，无计可施的绿营政客接连搞起“祈雨法会”。连蔡英文本人也表示，自己走访各地不忘进庙参拜，祈祷老天爷早日给台湾降雨。本来可以通过周密安排、提前部署避免或缓解的旱灾，如今却要烧香拜佛“问鬼神”，这种不作为、乱作为的反智行为令人啼笑皆非。有台媒指出，官员们看起来很关心旱情，但实际上凸显民进党的施政无能。 与岛内旱情警报形成对比的是，受益于2018年的两岸供水工程，水资源同样紧张且受干旱波及的金门，民众用水无须再看老天爷脸色。这再次表明，两岸保持沟通对话和交流合作对台湾是利好。蔡英文当局谋求与大陆“脱钩”，最终伤害的恰恰是岛内福祉。 ...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中国修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举，获得国际社会的诸多理解，却也遇到一些质疑。结合西方国家对公职人员忠诚度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爱国者治港”原则与其基于同样的价值认识。 中国中央政府主导修订香港选举办法，是不是对地方选举制度的干涉？事实上，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完善也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导完成。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涉及设立州独立选举委员会等内容；法国地方议会选举制度也一直由国民议会通过法律规定；英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选举制度，对英格兰、苏格兰等地议员、市长的选举作出规定。中国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符合国际惯例，所谓“干涉”说，有点扣帽子了？ 对参选者设置门槛，将一些人排除在外，是不是合适？“爱国者治港”的门槛高吗？显然不高。在欧美国家，移民入籍尚要行效忠国家的宣誓，更遑论担任公职了。环顾国际社会，参政人既为公职人员，其职责是为国效力，爱国（即忠于国家）自然就是他们的基本底线和门槛，“爱国者治理”也是全球共识和通行做法。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都对公职人员的爱国立场和相应政治资格有着严格要求。 加拿大政府10多年前强化了公务人员对政府的忠诚义务，限制公务人员公开批评政府，否则可能被解雇；加拿大宪法也规定，联邦国会议员就职前应在总督或总督授权的人面前宣誓并签署誓词，如果宣誓、发表声明效忠外国政权或犯有叛国罪，将丧失议员资格；美国法律要求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是“爱国者”，禁止有违效忠义务的人出任公职。美国还制定了议员宣誓效忠和资格丧失的严格法律规定，历史上多次据此取消国会议员资格。英国也通过一系列法律对公职人员忠于国家的操守作出了明确规定。 “爱国者治港”并非新提法、新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曾提到“必须由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但因个中原因，“爱国者治港”原则始终未获得有效落实。近年，一批“反中”者利用公职人员身份制造撕裂、煽动对立，刻意阻挠港府施政，尤其2019年“修例风波”后，这些人支持暴力，炒作“揽炒香港”，破坏公序，扰乱百姓正常工作和生活，甚至暗中联络海外反华势力制裁中国，干预香港事务，对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等等……哪些国家或地区对此可容？ 如今推动“爱国者治港”加速落地，既为香港长治久安设置了一道安全阀，也是对国际通识的一次回归。既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容忍治理机构成员背叛国家，中国香港同样理应如此。 ...

做为加拿大的合法社团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省大蒙特利尔地区十几万华裔加拿大人社团的代表，我们一致反对加拿大联邦众议院2月22日通过的由在野的保守党提出的涉疆动议。我们认为该动议罔顾事实，有违加拿大自身的价值观。加拿大个别政客和政党，借用中国新疆议题进行政治炒作，意在捞取其自身的政治资本，这类自私狭隘的行径也有违加拿大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包容开放的人文传统。 涉疆动议本来是一个未能被事实证明的指责，不应在国会上作政治投票表决，如果加拿大保守党和个别政客对此议题有所关注，应寻求对这一事项的进一步了解，而不是利用一些未经证实的一面之词和充满争议的政治词汇，然后让加拿大联邦议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进行投票。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共有338名议员，对此议案投赞成票的为226票，2票弃权，其余的议员没有参加投票，所以不能称该议案“全票通过”。其次，该议案不具任何约束力，亦不能代表加拿大政府的立场。因此，我们也反对任何不负责任的媒体关于该议案获加拿大议会全票通过的错误和不实报道。 做为华裔加拿大人，我们对一些加拿大政客不断借各种中国议题来挑唆中加矛盾以获取其自身政治利益的做法感到忧虑重重，因为这种不负责的做法会造成不了解真相的其他族裔加拿大人对整个华裔甚至亚洲裔的负面看法，给一百七十多万华裔加拿大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 众所周知，目前中加关系因种种原因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而个别加拿大政客并没有朝着试图消除误解，缓和矛盾，改善中加关系的方向做建设性的努力，反而是罔顾事实，借中国新疆议题继续激化中加矛盾，我们对此也深感失望和担忧。 我们一致认为，做为加拿大民选代表的议事机构，加拿大议会应该将更多精 力着眼于加拿大本国的疫情、经济、民生、环境和各族裔生存状况等等国内事务，而不是利用和炒作个别外国议题，推卸其自身所应当负起的国内问题的责任，转嫁加拿大本国的矛盾，转移加拿大国内的问题。 最后，我们也反对加拿大在野的保守党党魁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动国际奥委会撤回中国2022年冬奥主办权的荒唐做法。 对话沟通和彼此尊重符合加拿大的价值观，而保守党党魁试图用政治干预奥林匹克精神，干预有200多个会员的国际奥委会的议事程序，这种做法非常荒唐，也极度不负责任，会给加拿大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很坏的负面印象。 JOINT STATEMENT As Canada’s legitimat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represen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Canadians in greater Montréal, Canada, we oppose Xinjiang-related motion passed by Canada's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2. This motion was put forward by the opposition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and it ignored the basic facts. We believe that some Canadian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use China's Xinjiang issues for their own political gain. Such selfish and narrow-minded behavior violates Canada's free and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olerance and openness. The Xinjiang-related motion was an accusation that could not be proven by facts, and it should not be voted politically in Parliament. If the Conservative ...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2021年，欧美国家疫情持续。疫情反弹叠加变异病毒，欧洲多国如临大敌；加拿大疫情也不乐观，确诊人数逼近70万；美国进入1月前10天，新增死亡人数2.7万。当海外中国留学生们继续忍受着生活不便、心理煎熬、健康威胁时，一位留美中国博士生被枪杀事件再次刺痛公众神经。一些有留学意向的中国学生不由思考：留学欧美还是最优选择吗？ 由于西方的“先进、发达”，欧美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向往之地。但近年这种传统留学风向有所变动。2020年中国某留学机构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日本、新加坡等亚洲高校正成为中国学生的“新宠”。 传统国际留学格局松动，原因有三：其一，亚洲高校自身实力提升迅速。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Top100中，有26所大学来自亚洲，这也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二，留学家庭背景从精英阶层转变为普通家庭。学费相对低廉的亚洲高校对这些家庭更具吸引力。其三，欧美国家不稳定因子增加。近年频现的恐怖袭击打破了欧美安全神话，难民危机又带来了文化冲突、社会治安等问题。 疫情在欧美“失控”的2020年，是海外留学生无奈、纠结、迷茫、不安的一年。一方面，他们面临着病毒感染风险、学习模式变化、精神压力骤增等“天灾”挑战，另一方面面临着“言语侮辱”“肢体暴力”“被驱逐”等“人祸”威胁。尽管欧美国家疫苗已经开打，但各国普遍未能解决疫苗短缺问题。加之注射器短缺、人手不足等多重影响，西方疫苗接种速度远低预期。此外“不想打”“偷偷打”“储存混乱”等乱象也令各国焦头烂额。在何时远离疫情“震中”这一问题上，欧美再次给世界留下了大大的问号。 中国近年多份留学报告显示，教育水平仍是意向留学人群选择留学目的国的主要因素，但不可否认它的权重较以往有所下滑。2020年英国文化协会对万名中国学生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留学生们开始更加重视“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两项因素。这两方面显然是欧美近年的“减分项”。 加拿大是近年西方国家中在“安全稳定”“开放包容”方面表现不俗的少数国家之一，在吸引国际留学生上也展现了很强竞争力，中国留学生占到了留学生总数的三成以上。近期，澳洲一家教育咨询机构调查显示，加国成为后疫情时代国际学生心中“最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但这并等于说加拿大便可稳坐钓鱼台。 首先，亚洲疫情控制整体较好，中国更是基本遏制住疫情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亚洲高校对中国留学生的号召力有望持续走强。2020年不少中国留学生选择就读于中国的上海纽约大学等“中外合作模式的高校”。有分析认为，就近留学或回国“留学”或成中国留学新趋势。其次，出于提振经济、缓解劳力不足等因素，西方教育大国未来在留学生争夺上势必更加激烈。近年，英国重新开放了PSW签证（留学生毕业后可留英两年找工作），受疫情影响但对教育产业非常依赖的澳洲也正摩拳擦掌要从中国招揽留学生。 要保持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加拿大还须未雨绸缪，做好“加减法”。减法，就是消除一些不稳定因素。2020年一份民调显示，疫情下有近半数华裔在加拿大遭受歧视。2020年12月“加拿大华裔百人会”上，政界及华人学者呼吁，加国在反种族歧视问题上仍需继续努力，更需警惕“麦卡锡主义”重新浮现。近年加国帮派文化、贩毒活动也有所抬头。这些都提醒加拿大需要拿出更多有力行动。首先，在疫情防控上加强国际合作，尽快遏制疫情蔓延；其次，进一步完善留学生服务工作，出台更多便利中国留学生求学、就业等福利政策；最后，可以尝试联合办学等模式加强与亚洲国家教育合作。 ...

洪田 特鲁多政府之所以拒绝解除对孟晚舟女士的拘禁，其理由包括：1）加拿大是一个法制国家，政府不宜也无权干涉司法独立；2）中国把两名加拿大公民扣作人质，如果释放孟晚舟来换取这两名加拿大公民的自由，则会鼓励其它国家仿效中国，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随时都有被扣作人质的危险；3）中国在对待新疆维吾尔族居民、香港市民等问题上严重侵犯了人权，对于这样的国家，加拿大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妥协。 上述理由，如果只看理论陈述，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理论原则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加拿大重视保护人权，将其视作自己重要的价值观。加拿大同时关注其他国家保护人权的状况，并且坚持不会因为经济利益或者其它利益牺牲自己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对待人权问题的时候，应该明辨什么是“侵犯人权”，不能将“打击犯罪”和“侵犯人权”混淆；在宣扬自己的人权价值观时，不要摆出教师爷的姿态，四处指手画脚，令人反感。假如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动辄拿加拿大境内原居民的遭遇和其它少数族裔的遭遇对加拿大进行批评或者说教，加拿大人会是什么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加拿大政府对此应该反思。 把孟晚舟一案和中国政府是否侵犯人权相联系，这本身是在把司法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是不可取的。孟晚舟一案和人权问题没有任何瓜葛，孟本人并非政府官员，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行政关联，无论加拿大政府官员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行为，都没有道理把这种评判作为释放孟晚舟的前提条件。 因此，第三条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在孟晚舟女士于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突然拘留不久，中国政府以间谍罪逮捕了境内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在加拿大政府看来，这是中国政府的蓄意报复，是将两名加拿大公民扣作了人质。这又将司法问题政治化了。加拿大政府应该从法律角度来帮助这两名公民，而不是通过政治途径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加拿大警察应美国司法部门的秘密要求突然拘捕孟晚舟是正当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把有间谍嫌疑的加拿大公民拘捕是在蓄意报复，是在扣留人质呢？这种“臆测”只会激化矛盾，而无助于解决矛盾。 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中国政府逮捕了中国境内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政府都不应该将其视作不能释放孟晚舟的理由。是否释放孟晚舟，关键在于孟本人是否真的触犯了美加两国的法律，是否依法要被引渡到美国。如果担心其他国家效仿中国把加拿大公民扣作人质而拒绝释放孟晚舟，那加拿大政府是把孟晚舟当作了人质，向中国和世界各国宣示加拿大的强硬。你本身反对其他国家把加拿大公民扣作人质，却又为了自己的目的把他国公民扣作人质，这种自相矛盾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因此，第二条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加拿大拘捕孟晚舟是应美国司法部的秘密要求进行的。美国司法部向世界几十个国家发出了这种要求，加拿大政府是唯一的执行者。为什么其他国家予以拒绝呢？因为孟晚舟本人无罪，拘捕孟晚舟是美国政府打压华为公司的一个手段。特朗普本人的所作所为，早已向世人表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无论什么人，如果不听他的话，只能离开政府部门。美国的司法部不是净土，它的所作所为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拘捕孟晚舟与其说是出于司法目的，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目的、商业利益目的。这是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明白的。 那加拿大警察为何还要听从美国司法部的调遣逮捕孟晚舟呢？如果此事是在加拿大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那加拿大政府的内部运作出现了问题。如果此事是在加拿大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最可能的解释是，加拿大政府希望以此缓和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减缓来自美国方面的贸易压力。 我们难以肯定特鲁多政府是否预料到中国政府的反应会如此强烈，是否预料到中加关系会由此而跌至深谷。如果没有预料到这种结局，那说明相关的政府官员和智囊团体出现了问题。如果明知结果如此却依旧如此行事，把自己卷入本可以避免的政治漩涡中，让自己的国家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来满足他国的自私自利，实在是得不偿失。 当特鲁多本人三番五次请求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请求特朗普本人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两名加拿大公民的时候，让人匪夷所思。别说美国政府无力干预，特朗普本人无力干预，即使有力干预，他们会干预吗？他们会关心加拿大公民的安危吗？堂堂一个大国的总理，公开请求藐视、辱骂自己的人去解救自己的公民，实在让人脸红！ 孟晚舟案本事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商业利益色彩的案件。加拿大政府以不干涉司法独立为由而置身事外是难以成立的。 假如孟晚舟一案是纯粹的法律问题，那么加拿大政府是否就可以置身度外了呢？ 美国政府对于伊朗的制裁，美国政府的“长臂管辖”政策都是蛮不讲理的。但既然这是美国的既成法律，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姑且将其视作“合理”。 作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为了向汇丰银行贷款，向银行的有关人员说明华为和伊朗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她所用的PPT文件至今还保留在汇丰银行。这一过程都是清清楚楚，有案可查的。如果孟晚舟女士明知自己在作假却还要亲自去进行游说，把“犯罪证据”留在受害人那里，是不会有人相信一名高智商和情商的“罪犯”会如此愚蠢的。孟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她自己并没有要有意欺诈对方。况且，她有什么必要冒着身败名裂甚至身陷囹圄的风险去欺诈对方呢？ 从相关法律的记录看，我认为孟晚舟女士没有撒谎，而且她的陈述也没有给汇丰银行带来任何风险，因为最终华为从其它渠道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并没有从汇丰银行贷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司法部依旧认定孟晚舟犯有“欺诈罪”，而且加拿大的法官也认定，此事如果发生在加拿大，孟晚舟也犯有“欺诈罪”。这一判定结果，令人难以信服。如果我是孟的辩护律师，对此我会上诉反驳的。对于这一过程的分析，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孟晚舟“欺诈”？一个跨国大笑话！》一文） 更有甚者，在进一步的法庭调查过程中发现，孟晚舟女士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是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拘捕，其拘捕程序是违反了加拿大的相关法律规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孟晚舟女士的拘捕和指控就更加可疑，更加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单纯从法律角度而言，孟晚舟女士是以可疑的罪名在加拿大被非法拘捕的，她应该被释放。结果如何，是律师和法官之间交锋的结果，我们姑且不予过多置评。然而，存在这样多的疑点，存在这样多的法律漏洞，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的司法部有权对此进行干预。遗憾的是，加拿大司法部对此却不置一词。 姑且认为孟晚舟女士纯粹是因为法律原因被捕，对其审判过程加拿大政府部门无意干涉，那么事到如今，加拿大政府是否依旧可以置身事外，无所作为呢？ 在202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公开表示，美国政府会把孟晚舟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公开将孟晚舟一案政治化；2020年年底，美国司法部门通知孟晚舟，如果孟本人承认自己有不当行为，会考虑免除对她的法律追究，这有公开进行司法诱骗的嫌疑，同时说明孟的“罪行”并不严重，是可以被免除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加拿大政府是否有必要坚持孟晚舟一案是司法案件，政府无权干涉呢？是否还要宁肯损害加拿大自身的利益，也要坚持把孟引渡到美国去呢？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如果司法部长认为引渡案件的背后含有政治动机，是有权予以干涉并终止的。 因此，无论从哪种情况进行分析，加拿大政府不应以司法独立为借口，对孟晚舟一案不闻不问，让一个柔弱的女子，担负中、美两国冲突带来的压力；以加中两国的关系为筹码，替一个不讲道理的邻居买单。 因此，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第一条理由也是不成立的。 随着美国政府的更替，特朗普的任性妄为可以告一段落了。他的一些荒唐甚至疯狂的举措也将成为历史。加拿大和中国的任何公民都没有理由因为特朗普的任性而受到牵连，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不应因为美国的蝇头小利而遭受损害。特鲁多政府应该依法释放孟晚舟，结束引渡的闹剧，结束无辜家庭的悲剧，这是在维护无辜者的人权，在捍卫加拿大自身的价值观。 是的，该让孟晚舟女士回到中国了，该让孟晚舟女士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自由生活了！（2021年1月11日） ...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2021年1月1日，中国《民法典》实施，也标志着中国民法体系完成了“法律”到“法典”的进化，正式迈进“民法典时代”。根据民法典相关条款作出的一系列“首判”，引起社会关注。 中国《民法典》立法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1949年起曾多次启动但又多次搁浅，直到2020年5月终于梦想照进现实。中国《民法典》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国家立法经验以及平等、保护私权等理论，但又有着其独特的特质。其一，通过将“优良家风”“夫妻互相关爱”等传统文化基因入典，体现了“民族性”。其二，改变传统民法“重物轻人”、及时回应互联网时代关切，显得“新”意十足。 民法典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关系，即确定国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进而起到稳定社会运转，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拿破仑法典》就是法国大革命引发社会关系急剧变化后，拿破仑为巩固革命成果、适应社会变化、稳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一部法典。至今，历经多次修改的《拿破仑法典》仍是法国现行法律，在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转向快车道，各种新问题新挑战随之涌现。户籍制度逐渐破除加速了人口自由流动，城镇化的推进打散了原有的传统家庭模式，商业持续繁荣和模式转变产生了更多纠纷······中国也亟需一部民法典来匹配中国社会的变化。 伴随民法典实施，中国方方面面也将迎来“典”亮时刻。首先，各种执法困境得以化解。单行法时代，法律条文散乱零碎或相互冲突，导致司法判决经常面临不畅，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尴尬。民法典对零散的单行法进行梳理、整合、完善，也是对原有“BUG”的及时修复。 其次，民众生活幸福指数提升。民法典对以往单行法未曾涉及或模棱两可的地带给予了界定、补充、明确。不仅高空坠物谁来担责、见义勇为担心惹祸缠身、公共交通“霸座”如何惩治、遭遇婚内出轨受害方该不该要赔偿、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如何处理等老问题终于有法可依，基因编辑、数字遗产、网络侵权、网络暴力等新问题也不再处于盲区，可谓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回应了社会焦虑。 再次，市场营商环境迎来优化契机。“禁止自带酒水”“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这样的霸王条款并不鲜见；期待明确私人物权和国家物权一视同仁，是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心声；缺乏有力的违约制约机制，导致中国市场上频现违背契约的案例。民法典对市场主体享有哪些权利、触碰红线将受何种惩治给予界定，不但有助于调动各种要素高效配置、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也为中国经济健康良性运转提供了制度基石。 最后，有助提升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在单行法时代，司法机构在处理一些民事关系时无法找到对应的条文依据，这为公权力干预民事权利提供了钻空子的可能。即便很多地方通过行政法规填补了民法空白，但这种政策普遍欠缺连续性、稳定性，同时也在严谨性、规范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避免了公权力的任性，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与时俱进、同国际接轨的中国民法典，推动“法治中国”走入社会细微之处、走进国民生活之中。 ...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在海外飘零160年的十二生肖铜像之一“马首”重回北京圆明园。至此，已有七尊流失海外的“兽首”踏进了“家门”。流失的中国文物有着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中华文化根脉的一部分。让它们回家，是一种文化寻根，能更好发挥它们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作用。马首“回家”，也是全球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 由于近代历史上中国积贫积弱，大量文物或在战争中被掠夺倒卖，或因不法商人走私而流散海外。1949年后，在中国政府及海外华侨华人共同努力下，已有15万件文物先后“回家”。不过，追索文物是世界性难题，而中国流失文物数量大（据统计多达1000多万件）、流失渠道复杂、流失年代远，进一步让这条追索之路困难重重。 目前中国文物追返主要有三种途径。其一，外交和法律途径。目前，中国已加入了《1970年公约》《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这些国际法为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文物走私、促进文物追索提供了法理依据。近期，英国向中国返还了68件文物，就是依据这些公约框架进行的。 其二，商业回购。即通过购买的方式实现文物回归。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买下牛首、猴首、虎首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北京文物公司买下乾隆年代文物藏于北京某博物馆，都属于回购方式。 其三，捐赠方式。即个人或企业将其所藏或购买的文物捐赠给中国政府或文博机构。港澳人士、海外华侨华人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澳门企业家何鸿燊向中国捐赠了猪首、马首，英国华人赵泰来先后向中国捐赠的文物价值8亿元人民币。 不过，解决海外文物回归难的问题，仅靠目前三种途径似乎仍力有不逮。首先，目前国际法规仍存在“力不能及”的地方。一方面，发生在公约生效前的掠夺、盗窃、走私等文物流失，在追讨上依旧缺乏国际法理支撑。另一方面，公约只对缔约国有约束效力，非缔约国不会受到制约。其次，商业回购出发点固然没错，但也被外界质疑存在“推高文物价格”“助长文物走私”等隐患。最后，捐赠方式可遇不可求。毕竟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价格十分昂贵，具有捐赠能力的人终是少数。 由于国际公约完善、文物举证的认定、公众意识的培养、法律障碍的消除都是系统性复杂工程，注定中国文物追返工作耗时费力。对中国官方而言，需要在三方面下功夫。首先，加大文物保护力度。进一步堵上制度漏洞，加大打击文物走私、文物犯罪活动，从根源处减少海外流失文物的“增量”。其次，追索上要讲求策略。在方式上要有先后主次之分，先集中资源追返珍贵的、非法的文物。最后，中国要创新思维。在借鉴他国经验同时探索更多元的追返途径，为文物回归找到更多突破口。寻求互利共赢，可能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海外华侨华人除了捐赠途径外，也要积极发挥自身融通中外的优势。比如收集信息及时、熟悉当地法律、具有本地人脉……在中国文物“回家”过程中发挥铺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