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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3月10日，因为客户挤兑提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门以“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为由，宣布关闭主要为风投初创企业提供服务的硅谷银行SVB（Silicon Valley Bank）。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规模最大的银行倒闭案。3月12日上午，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布联合声明，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又宣布关闭位于纽约州的签名银行SB（Signature Bank）。这是继硅谷银行后，三天内被关闭的第二家美国金融机构。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二大和第三大银行。 事件回放 在美国100多家银行业中，创办于1983年的硅谷银行并不算大。截至去年年底，硅谷银行资产总额约为2090亿美元，排在美国银行业的第16位，是行业巨头摩根大通的八分之一。但在硅谷，这家银行却相当于是中流砥柱，更曾经是银行业的优等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临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高等学府，叠加当地的税收优惠、政府贷款担保等优惠政策，硅谷逐渐成为科技公司的聚集地。但在这些初创企业的公司资产中，知识产权、人才等无形资产占大头，因此企业很难靠传统的抵押固定资产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的贷款。市场上亟需一家能理解科技公司发展逻辑的专业性商业银行，来帮助初创企业成长，填补市场空白。来自富国银行的Roger Smith和Bill Biggerstaff，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Robert Medearis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会，在1983年联合创立了硅谷银行。 与传统商业银行一样，硅谷银行业涉足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业务，但它主要为计算机、生命科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新兴科技公司以及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提供服务，其核心商业模式是与风投合作，并从贷前风投、贷中根据不同的初创企业特点制定不同的贷款条件、贷后要求企业将资金账户开在本行内跟踪三个方面下手，建立起一套专门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凭借审慎的经营策略和出色的业务模式，硅谷银行的业绩一路稳健向前。即使遭遇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破灭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严密的贷款审批流程也让硅谷银行在整个泡沫破灭期间依然保持盈利，贷款不良率甚至还有一定的下降。 时至今日，硅谷银行都是美国唯一一家创投圈内的专业性银行，至今已经帮助超3万家初创企业进行融资，对接全球600家风险投资机构，120家私募股权机构，在初创企业信贷市场占有率超过50%，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就在今年2月14日，硅谷银行还登上了《福布斯》杂志“2023美国百大银行”榜单，凭借出色的盈利能力名列加州第5位、全美第20位。就在3月7日，硅谷银行还连续第五年获得了《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年度全美最佳银行之一。但就是这样一家银行居然在短短48小时内倒闭，到底发生了什么？ 3月9日，硅谷银行宣布低价出售价值210亿美元的可变现资产（亏损18亿美元），发行可转债筹借150亿美元资金，以及紧急发售新股筹资22.5亿美元。同时宣布三大举措，明确无误指向了同一个信号：硅谷银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现金危机。而就在前一天，以其领先的加密货币特许经营而闻名的公开交易银行——银门资本（Silvergate Capital）宣布关闭运营，计划以有序的方式并按照适用的监管程序来结束银行的业务并自愿进行清算。因此硅谷银行发布的消息让如惊弓之鸟的投资者立即开始抛售硅谷银行股份，该行股价当天就暴跌了60%，市值蒸发94亿美元。股价下跌虽然可怕，但恐慌情绪蔓延带来的影响更要命，担心自己存款安全的科技公司开始疯狂转走自己存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尽管硅谷银行CEO贝克尔（Greg Becker）当天晚上就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呼吁硅谷创投圈保持冷静，与硅谷银行这家长期金融合作伙伴同舟共济，但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都在想办法转走存在银行里的钱。单是3月9日一天硅谷银行的客户提现要求就高达420亿美元，相当于银行总存款的四分之一。到了晚间，硅谷银行的现金结余变成了负10亿美元，已经无法满足在美联储的应付款项。3月10日美股一开盘，硅谷银行股价又暴跌了60%，三天前还高达267美元的股票跌倒还不到35美元，直接导致其募集22.5亿美元的新股发行计划彻底泡汤，绝望的硅谷银行开始紧急寻找出售机会，但没有一家金融巨头肯接盘。一般来说，碰到银行陷入这种绝境，美国监管机构都会在市场收盘之后采取行动，但这一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连半天都等不了，在3月10日中午就宣布关闭硅谷银行，并紧急接管，创建一个新实体圣克拉拉存款保险国家银行（DINSC），将硅谷银行所有的存款都注入这个新实体。 恐慌蔓延 硅谷银行作为一家相对保守的银行这次仅仅因为20亿美元的流动性短缺就“爆雷”有其自身的管理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外界的不可抗力，即美联储的180度大转弯。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一直在大把撒钱救市。在新冠病毒疫情袭来之后，更是“直升飞机式”的撒钱，给全国民众发钱，又为了刺激疫情后经济复苏，采取了近乎零利率的政策，导致美国经济层面流动性泛滥，科技行业热钱涌动，科技类股高歌猛进，投融资活动也异常活跃，创业公司很容易获得投资资金。也给硅谷银行带来大笔存款，单是2021年，硅谷银行的存款就暴增了86%，达到了1890亿美元。面对疯狂涌入的存款，硅谷银行必须找到有效的投资手段。在美联储几乎零利率的情况下，把钱放在存款准备金账户上几乎是无利可图，因此他们选择将大部分存款去投资被认为是很稳妥的远期美国国债以及抵押贷款证券产品（MBS），只给自己留下了大约130亿美元的现金准备金。 这样的投资策略在当时宽松的财政氛围下并不是什么问题，几乎所有银行都这么做。但到了2022年，为了遏制触及四十年高点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暴力加息8次，使之前近乎零的利率暴然提升到4.5%以上，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虽然使之前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开始缓慢下降，却直接导致美国股市掉头下行，而疫情中大涨的科技类股，成了下跌最狠的行业，科技企业进入寒冬。而随着股市大跌，利率大涨，直接影响到了科技企业的运行和创投行业的投融资活动，让来硅谷银行存钱的客户越来越少，而急需资金周转要取回存款的客户越来越多，流动性就出现了问题。 讽刺的是，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放松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很多地区银行的风险评估要求，取消了资产不足2500亿美元的银行必须接受美联储压力测试的硬性要求，下调了这些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头寸比例规定。当时也是硅谷银行CEO的贝克尔立场鲜明地支持这一“松绑法案”。而4年后的今天，硅谷银行正是死在了没有做好利率风险管理和现金准备上。 实际上，硅谷银行的投资策略被认为是稳健的，是绝大部分美国银行都会采用的普遍做法，并不特别激进，但在突然大幅加息的背景下，稳健的经营模式受到了冲击，而美国又是金融工具很发达的国家，各金融机构都在玩“钱生钱”游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都会蜂拥前往挤兑，小一点的银行可能一下子就被挤兑垮了，大银行也遭遇地震。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紧急讲话安抚民众说银行系统安全，并承诺将要求美国国会和金融监管机构完善有关法规，以降低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相关机构也采取各种紧急安民措施，比如为硅谷银行所有储户提供完全保护而不是上限的25万美元，但多地的银行依然出现了客户争相提取存款、投资者抛售股票的现象。比如加州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PacWest等银行的股价骤跌百分之六十以上，大银行也出现一天内股价跌超5%的情况，而美国银行业的KBW银行指数在13日收盘时一度下跌近12%。 相互指责 尽管硅谷银行的光速“倒闭”有时代大背景的因素，但倒闭前的CEO贝克尔以及一众高管的一番“骚操作”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指责。一名硅谷银行内部人士在匿名接受采访时称，贝克尔公开银行财务问题的行为是“愚蠢的”，是“他的透明和直白把事情搞砸了。”还表示“人们都对这位CEO的愚蠢感到震惊。你做了40年的生意，却告诉我们没办法私下融资20亿美元？” 美国耶鲁大学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研究所负责人杰夫·索南菲尔德（Jeff Sonnenfeld）和研究主管斯蒂芬·田（Steven Tian）也表示，硅谷银行在3月9日宣布融资22.5亿美元是“不必要的”，也没有必要同时披露18亿美元的亏损，因为该行当时拥有远远超过监管要求的充足资本。 另外，统计数据还显示，CEO贝克尔和首席财务官丹尼尔·贝克（Daniel Beck）等一众高管在最近两年中累计套现了8400万美元股票。就在硅谷银行倒闭前的两周，贝克尔还出售了价值近360万美元的硅谷银行股票，贝克则出售了价值57.5万美元的硅谷银行股票。而就在FDIC接管前，已经无法提现的硅谷银行还打算向员工发放年终奖金。 最终在联邦政府的兜底下，硅谷银行的储户在经历了胆战心惊的周末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回了自己的存款。但投资硅谷银行的投资者有可能血本无归，于是愤怒的多名硅谷银行股东向美国加州圣何塞的联邦法院提交集体诉讼，要求赔偿其在2021年6月16日至2023年3月10日期间遭受的经济损失。 硅谷银行的倒闭只是美国经济出大问题的一个缩影，戳破了一直以来政治宣传中美国经济一片大好的谎言，未来何去何从，到底是保银行体系安全还是继续降通胀？这两个难分轻重目标的严重对立，才是更难解的问题。同时，美国政府在关停银行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考量，也值得人深思。  

七天记者 梓丰 近日，来自《新西兰先驱报》的一篇报道不仅引发了新西兰社会的关注，还引发了加拿大、中国乃至全球网友的目光。一名2002年在加拿大杀死女友后逃回国内、并在国内被判处杀人罪名成立的男子不仅已经出狱娶妻生子，更换过多个名字后，在5年前以旅游身份前往新西兰，在奥克兰市中心买了房，还申请了新西兰的难民，最终在新西兰移民局的背景调查中发现了其真实身份从而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并要求他限期出境，而这名男子居然对此决定不服而提起上诉，从而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才让这个令人震惊、令人愤慨的离奇故事得以暴露在公众面前。 案件回放 2001年，18岁的李昂（Ang Li）从中国前往温哥华的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结识了同样去留学的20岁女子赵巍（Wei Zhao，英文名Amanda），当时她在高贵林学院（Cquitlam College）读英语。李昂当时租住在一户华裔家庭的地下室生活，房型是单门出入的一室一厅，后来的他的表哥张涵（Han Zhang）搬了进来，住在客厅。不久，女友赵巍也搬了过来，和李昂两人一起住在卧室。 在加拿大留学期间的李昂 2002年10月11日，李昂向温哥华Barnaby警察局报案称他的女友在前一天晚上10点多去离家约2公里的商店购物后就再也没回来，失踪了。在女友失踪后，李昂面对媒体表现得很伤心，声泪俱下地表示很后悔自己没有陪同女友前去购物。由于他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在10月18日宣布可以排除他的作案可能。 但在10月20日，有人在距离其住所一个多小时的Stave湖畔发现了一个装有女子尸体的行李箱，疑似是失踪的赵巍。检查发现这名女子是被人勒死的，然后被藏在行李箱中弃尸，于是皇家骑警在第二天前往他们同住的地方搜查，但直到22日还不能确认行李箱中的尸体就是赵巍。而随着尸体的发现，原本经常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的李昂变得很反常，先是多次打电话给媒体抱怨干扰他的正常生活，然后很快办理了退学手续。 10月23日，警方正式宣布行李箱中的尸体是赵巍，死于谋杀，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李昂和张翰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两人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下。但在当天下午，李昂就乘坐飞机飞回了中国北京。而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李昂作为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个人资料已经被输入各个部门，他到达机场时就被皇家骑警截获了，但两名经办警官在对他进行了2 个小时的问话后，认为他没有危险居然就让他离开了，还一路护送他出关登机。 到了10月24日，警方才通过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向赵巍的家人通报了情况。10月30日，张翰被要求到警察局协助调查，并在12月2日以协助谋杀的罪名被捕，后于12月9日以缴纳9万加元的保释金被保释。李昂则为主要犯罪嫌疑人，警方还称已经掌握了李昂在北京的住址，将会要求中国警方协助。 但此后案件的审理却一拖再拖，最终在2004年6月10日，卑诗省最高法院经过14天的审理认定警方的取证有误，在张翰早前已经承认帮助弃尸并指认李昂是凶手的情况下宣布他无罪释放。而李昂曾在2003年2月在北京被警方逮捕，但加拿大警方拒绝给中国警方提供犯罪证据，只是居高临下地要求引渡他到加拿大受审，而中加两国并没有引渡协议，最终中国警方释放了李昂。 这个案子当时曾经轰动一时，且胶着多年，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演变成中加两国的政治角力，只可怜了年迈的赵巍父母眼看着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却无能为力。经卑诗省议员、联邦议员、华人社区的多方努力，再加上赵巍的家人多次来加拿大推动，最终促成加中就该案达成合作协议：加拿大在中国承诺不会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把该案的调查证据转交中方。赵巍被谋杀7年后，中国警方才在2009年逮捕了李昂，之后李昂被控谋杀罪，并于2011年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赔偿赵巍家庭113.33万人民币。但李昂不服，提起上诉，后在2014年，北京高等法院将其罪名改为误杀罪，并将刑期改为7年，由于他的服刑期从2009年开始算起，2016年就刑满释放。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这次被新西兰的媒体曝光。 诡辩重重 根据新西兰媒体对李昂的采访，李昂说他当年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迷茫，并对谋杀的虚假指控感到非常生气。2004年左右，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先知和算命先生，并被告知他的名字“李昂”，是不幸的。如果不改名，那些虚假的指控将一直跟着他，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佳明（音译，Jiaming Li）。李昂说他在2008年搬去了西藏，在那里参加了民主抗议活动，也就是所谓的“藏独”活动。并称他的父亲当时是西藏军区的副指挥官，曾收到高级官员的命令，要对藏族人进行种族灭绝。而他的父亲不肯这么做，自己也为保护藏族人而战，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在2009年被逮捕，虚假指控他谋杀，并最终判他无期徒刑。他坚持自己是完全无辜的，“但中国政府必须给我定罪，因为得给加拿大政府‘面子’。” 李昂还说，在2016年获释后，他开始成为基督教信徒，并参加了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宗教活动。后来他想在海外找一份工作，以便可以更好地养活家庭。但是，当他使用“李佳明”这个名字申请护照时，被拒绝了。于是他再次改名为“李宗源”（音译，Zongyuan Li），并使用了不同的出生日期，并用这个新的身份获得了护照。于是他使用这个新身份，在2018年去欧洲玩了一个月，然后返回中国。2018年9月，他的妻子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接着李昂在“李宗源”的身份下，成功申请到了新西兰的旅游签证，于2019年6月跟团旅游进入新西兰，并在旅游结束后返回中国。然后，他为自己、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申请了新的旅游签证。他表示自己是中共当局的目标，必须尽快带家人逃离中国。而他的父母给他提供了旅游、出国和在新西兰购置房产的费用。而在新西兰，他的名字叫Leo Li 以旅游签证抵达新西兰后，李昂就开始申请学生签证，并在拿到学生签证后不久在新西兰南岛Invercargill市的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IT）学习。李昂说他SIT学习期间，受到了充当中国共产党特工（acting as agents of CCP）的学生和老师的骚扰。比如他说某天在家听到了砰的一声，一只羊或牛的尸体被扔在了他家门口；再比如2020年2月，他的小儿子严重摔伤，他觉得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特工有关。于是在2020年12月，李昂和家人移居奥克兰市，并向新西兰移民局提交了难民和保护状态的申请。他对移民局声称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参与支持西藏示威活动而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因此，他不敢回到中国。他还坚持说从未参与过谋杀案，从未见过赵巍的尸体，也不相信她已经死了，称“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给我惹麻烦而设下的陷阱，我相信赵巍可能还活着。” 但新西兰的移民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在拒绝他难民申请的决定中写道：“自从李先生首次抵达新西兰以来，他向当局提供了一系列虚假的，不断发展的，不一致的，矛盾的证据。” “他使用过多种身份，并提供了3个不同的出生日期，和两个不同的出生地。他手里还有第四个身份——虚假的‘安巴’护照（Antigua and Barbuda，安提瓜和巴布达）。” “可以推测的是，李先生具有多变特征，并习惯于表演和欺骗。” “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在中国是宗教或政治活动者。而他提供的在新西兰期间的证据，也被他清晰的、迎合自己需求的长期表演能力所破坏。” 面对移民局的决定，李昂表示要竭尽所能留在新西兰，因为返回中国可能意味着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被终结。他还提交了由1315名新西兰人签署的请愿书，请求政府允许李昂及其家人留下。 议员震惊 李昂的新闻爆出后，对赵巍一案的过程非常熟悉，并在期间不断帮助赵巍家人的卑诗省国会议员关慧贞表示极度震惊，她对媒体表示：“2002年李昂杀了赵巍，将尸体弃置在行李箱中，皇家骑警找到了尸体，DNA比对都确认了，岂容他任意编造谎言。” 悲愤的赵巍母亲杨宝英，于2023年3月2日亲笔写了一封信交给关慧贞，请求她转交给新西兰政府当局，指证李昂的罪行。她在信中说：“当我听到李佳明相关信息，我们万分震惊，竟敢在中加两大国之间制造弥天大谎： 赵巍母亲的手写信 她在信中还写道：“李佳明在新西兰买房，还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在国内隐藏财产造成执行困难。目的是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至今不知悔改认错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一个出生在少将司令，共产党党员的家里，竟然有这样的后代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还在国内大肆扬言中加污陷他，真是恬不知耻不要脸。”这指的是当年北京法院的判决包括给予赵家赔偿、殡葬、生活、交通费用和经济损失共113.33万人民币，但至今赵巍家人并没有拿到赔偿。 议员关慧贞还表示已和联邦司法部长、移民部长、公安部长和外交部长发信并面谈，要求加拿大政府主动联络新西兰政府，向新西兰移民部提供有关赵巍案的相关资料，协助新西兰移民部就李昂的难民申请做出正确、公正的决定，让死去的人和其家属能获得公平的待遇。 案件思考 一个杀人犯，在警方眼皮底下逃脱，在另一个国家通过种种渠道减刑、改名、办理虚假身份甚至护照，还能在第三国买房，通过“高人指点”编造欺骗西方国家的所谓被迫害形象，从而达到博得移民官、移民局同情的效果，进而洗白身份。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背后的利益输出链条都有谁？受害者家属至今没有得到赔偿，为什么没有执行机构帮助？罪犯背后庇护他的人究竟是谁？  

七天记者 颜宏 为了让民众更方便地办理与汽车相关的各种业务，魁省汽车保险局SAAQ（Société de l’assurance automobile du Québec）花大力气建立了一个新的互联网服务平台SAAQclic，但从2月20日正式上线后不仅没能缩短民众办理业务的等候时间，还出现各种问题，让很多急着办事的民众不得不在各个SAAQ的线下服务网点门前大排长队。急着开车上路的民众甚至天不亮就去排队，只期望能得到当天办理的排队号码，特别是在蒙特利尔和Gatineau地区，排队的情况最为严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呈现长期持续的状态，宛如去年的“护照危机”再现。 面对民众的怨声载道，缩短在欧洲的访问行程而赶回来处理的交通厅长Geneviève Guilbault在3月7日宣布，对于驾照到期日在3月9日到6月1日之间的民众可有90天的延长期来付费；而在3月9日到4月8日之间签发的临时车辆登记证的有效期也将从原来的10天延长到60天。从3月9日开始，外国驾照可继续有效直到8月29日，而不必更换成魁省的驾照。这之前，SAAQ已经表示正在跟不同的警察机构联系，不要给那些因为SAAQ的问题而没有及时更新驾照、及时缴费的人开出罚单，并表示将给民众带来的不便提供资金补偿。 问题 SAAQ成立于1978年，40多年来魁省汽车驾照的申请数量增长了81%，汽车登记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了137%，但SAAQ却依然使用最初创建时的文件处理方式和流程，在数字化、信息化的今天显得格外落伍。不甘于落后的SAAQ几年前就开始搭建自己的信息平台，并宣布将于2023年2月20日正式上线数字平台SAAQclic，以便提高用户的自主服务率。在之前的宣传中，SAAQ号称这个新平台更快捷、方便、容易操作，还不受人员工作时间的限制，民众可一天24小时随时上线，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搞定登记、缴费、更新驾照等各种事务，而不需要在各个SAAQ的服务网点间跑来跑去。不过在1月26日到2月19日之间，SAAQ称将向新的平台传输数据，所以之前的一些网上服务功能无法使用，需要缴纳驾照费用或车辆登记费用的用户还是需要到各个服务网点办理。但真是这样吗？一位网民分享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1月28日，她今年16岁的儿子通过了驾照理论考试，第二天就拿到了驾校发来的理论考试通过证书，拿着这个证书可以到SAAQ办理实习驾照，拿到实习驾照之后就以学习开车了。但这名兴高采烈的少年来到SAAQ的网点时，却被告知正在进行数据转换，让他2月20日以后再来，并建议他来之前最好先在网上预约。等到2月20日，他们一家三口再一次来到SAAQ的服务网点，却被再次告知无法办理，让他们2个星期后再来，并再一次强调最好来之前在网上预约时间。可问题是如果想使用这个新平台的服务，必须要注册一个账户才行。而要注册账号，则需要提供： 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少年有）； 健康保险卡号码（少年有）； 驾照号码（少年之前没有驾照，所以也没有驾照号码）； 前一年报税时Revenu Québec 发出的报税通知单号码（少年之前没有打过工，没有报税通知单） 没有相关信息就无法注册用户，而没有账户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既然在网上无法操作，这名少年和他的家人就只能来到SAAQ的线下网点排队，和无数其他因缺少某个信息而无法注册的人一样。 如同去年的“护照危机”面临突如其来的爆发式需求一样，在SAAQclic正式上线前的一个月时间里，为了转换数据库，也为了让工作人员熟悉新的平台系统，SAAQ的线下服务网点几乎停止办公，让很多人的驾照更新或机动车注册等业务被积压下来，重新开放后导致需求一下子增多。根据SAAQ的说法，全省积压了约40万份服务请求。而这家政府机构居然毫无准备，甚至在看到这么多人排队时感到吃惊，更别说提前配备足够的人手以预防可能的需求增加。 而造成这种混乱以及延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设计时考虑不周，存在内生缺陷；上线后又各种技术故障频出，很多功能无法实现，或者操作完毕后用户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成功；再加上SAAQ的工作人员缺少测试和使用，自己用起系统来也不熟练，需要摸索，严重影响了效率。 现实 SAAQ这次信息化转型在大庭广众之下“掉链子”其实是魁省在信息化、自动化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的一个具体体现。还记得在疫情爆发之初，魁省的疫情统计数字经常出现错乱、漏报的问题，原来是已经2020年了，魁省的医疗系统还在使用上个世纪的传真机来通报数据，就连当时的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都是在翻手上那个破烂不堪的笔记本，有时需要花费几分钟甚至直到新闻发布会快结束了才找到相关的数据，让身处网络世界的民众目瞪口呆。 Legault省长也吐槽说他当时的一大焦虑就是等待各地把疫情数据报上来，因为经常就有某个地区因传真机故障或人员不熟悉而无法在指定时间传来数据，因此他才严令魁省的医疗系统加快数字化，增加远程问诊、远程服务的比例，但至今还在追赶中。魁省医疗系统的数字化落后只是魁省各个行业在数字经济中落后的缩影，疫情下全民宅家才发现魁省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多么不堪，很多地方因没有高速网而无法开展远程工作或远程上课；民众对互联网应用的认知是多么匮乏，不少企业、机构远程开会的一半时间都是在帮助参会者成功进入虚拟会议室。 雄心 痛定思痛，Legault省长发狠要提高魁省网络设施建设，让魁省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型，但最基本的让魁省民众都可用上高速互联网却至今都是问题。其实早在2003年，当时的魁省省长Jean Charest就曾承诺要在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让所有的魁省民众都能享受高速互联网服务，但由于高昂的建设成本以及各个运营商之间为逐利而产生的互相算计、相互掣肘并没有实现，魁省民众的高速互联网接入速度一直都非常缓慢，特别是在边远地区。 于是在15年后的2018年，作为竞选承诺之一，当时在全省各地进行竞选造势的Legault省长在Saguenay承诺改变魁省边远地区没有高速网的情况，让边远地区的34万魁北克家庭像大城市一样获得顺畅的手机通讯和高速网络服务，并在2022年让每个魁北克人都可获得网速100 Mb的互联网服务。但到疫情爆发时的2020年4月，距离蒙特利尔仅一个小时的大部分地区的网络速度依然只有4Mb，只能允许最多一个人进行远程视频会议，还经常卡，这让疫情下不得不远程工作、上课的民众苦不堪言，也无法让各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正常开展。如今2022年已经过去，魁省政府不仅给几个通讯商大笔打钱，还支付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星链（Starlink）公司1.1亿元用于边远地区的互联网服务，却依然没有实现Legault省长的雄心。 除了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上发力，魁省政府还在2019年就开始讨论个人数据互联互通的问题，雄心勃勃地要为每一位居民提供一个“数字身份”，以提高民众的办事效率，减少政府的服务成本。还在2021年秋天成立了专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厅（Ministère de la Cybersécurité et du Numérique），第一任厅长Éric Caire当时信誓旦旦地承诺来年的夏天，也就是2022年夏天就将开始实施“数字身份”，以取代繁琐的ClicSÉQUR。所谓的“数字身份”，也就是不需要带着驾照、太阳卡等实体身份证件来证明身份，只需要通过智能手机下载相关APP，就可以使用相关证件的数字版，而且这种“数字身份”不仅使用简便快捷，还能减少欺诈案件的发生，比如通过网络使用政府服务时，登录时会有指纹、面部或语音识别软件之类的工具来防止身份盗用。 反思 可惜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多年来魁省严重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各种信息化项目都需要外包出去，严重依赖私人公司的合作，再加上政府的官僚体系和工会文化天生与私人企业文化相互冲突，因为私人企业不仅提供解决方案，还要对需求提出自己的定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导致沟通成本高，时间长，项目无法顺利进展，使得魁省的信息化转型一拖再拖。 魁省政府曾在2021年拨款1900万元招聘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人才，但至今还有1000个职位因为招不到人而空缺。在不得不把数字化项目外包给私企后，私企又会为节约成本而把部分工作层层外包出去，进一步降低工作的进度和质量。比如在SAAQclic平台开发过程中，参与开发的私企工作人员有200多人，占整个开发团队的一半，还有一部分工作由印度的程序员承担，因时差、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进一步降低了工作效率。 而SAAQ在推出SAAQclic平台之时似乎没有做任何计划和准备，更对有可能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转变没有任何预案：既没有增加人手，也没有延长工作时间，更糟糕的是在魁省春假之前正式上线，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一半的员工在上班，其余的一半人都去度假了，包括负责公共关系的对外沟通主管。 这次SAAQ信息化转型危机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最近几年来经常让各级政府陷入尴尬境地的信息化项目之一。这类IT故障中最出名的就是联邦政府请IBM公司构建的“凤凰薪酬支付系统”（Phoenix Pay System），简直就是灾难，不仅项目经费从刚开始的570万美元增加到3.93亿元，还错误百出，导致数十万联邦公务员的薪水少付、超付、甚至不付。其中给2万多名公务员多发的近5亿加元，至今都没有完全收回来。希望这次魁省能吸取SAAQ的教训，在下一步推出的健康系统平台时避免类似的尴尬。  

七天记者 梓丰 还记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令人震惊的CHSLD Herron事件吗？第一个曝光那里发生的人道和医疗双重危机的蒙特利尔《大公报》（The Gazette）记者Aaron Derfel最近又报道了多起发生在蒙特利尔西部Pointe-Claire地区湖岸医院（Hôpital général du Lakeshore）急诊室的死亡案件，揭开了魁省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政府各个部门官僚主义严重、不作为的黑幕，让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不得不下令启动一项独立调查。 本可避免的死亡 Aaron Derfel是一位从事健康领域报道的记者，从业20多年，一直比较关注医疗、健康领域一些异常现象。发生在湖岸医院急诊室的一系列本可避免的死亡案件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最近几年里，多次采访死者的家人，当班的医生护士以及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最终完成了这一系列报道。 2019年4月20日，77岁的魁省退休警察Jacques Blais来到湖岸医院就诊。他于上午 9 点 53 分进入急诊室，告诉分诊护士他因胃痛导致失眠。护士在她的分诊表上将 Blais 分类为 P5，这是急诊病人中最不紧急的类别，按规定需要在等待120 分钟内由医生接诊。但他在拥挤的急诊室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有医生来看他，后来护士又把他安排到一个编号为7的隔间等待医生。直到下午五点多，终于有一名医生来到7号隔间看他，却惊讶地发现他把医院呼叫铃的绳子系在衣帽钩上。这种呼叫绳每个隔间里都有，是患者呼叫医生用的，而这个隔间内呼叫绳异常长，有两米长。看到他的奇怪举动，并在医生的询问下，这名退休警察承认自己有“自杀念头”。这名医生很快召来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认为“Jacques Blais对自己或他人有严重和直接的危险”，应被置于预防性的监禁下，也就是说因为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定，要至少住院72小时。这名精神医生想将病人转移到医院的精神科，但当时没有床位。负责 Blais 护理的人员并没有用救护车将 Blais 送往另一家设有精神病科的医院，例如道格拉斯心理健康大学研究所（Douglas Mental Health University Institute），而是决定将他留在急诊室走廊的担架上。 Jacques Blais及其孙辈 当天晚上的急诊异常忙碌，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才有护士注意到Blais没有躺在担架上，到处寻找，并启动病人失踪的黄色警报。12分钟后，有护士打开了7号隔间的门才发现Blais已经用刚才的那条超长的呼叫绳吊着自己，陷入深度昏迷。虽然他立刻得到急救，并被转送到一级创伤中心的蒙特利尔总医院（Montreal General Hospital）抢救，但因大脑缺氧时间过长而成了植物人，最终4天后，其家属决定拔掉他的呼吸管。而发现他上吊的护士也因为受到极度惊吓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不得不休假2年。 因为Blais是在医院试图自杀而死亡的，验尸官启动了调查，但最终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在急诊室走廊里的担架上度过的 14 个小时，以及他死亡的其他情况。Blais 的儿子 Patrice Blais 对记者表示，在父亲去世前，湖岸医院的主管部门西岛 CIUSSS并没有完全告知他所有的细节。他说“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是从医院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但不知道他曾有过自杀企图。第二部分是在将近一年后阅读验尸官的报告才看到这个信息的，第三部分就是和你的谈话才了解的细节。” 在 Blais 自杀后，湖岸医院急诊室的护士们一直在谈论这个事件，但医院管理层没有与工作人员举行任何正式会议，以了解更多信息或讨论自杀预防措施，7号隔间的门锁未换，那根曾导致人死亡的呼叫绳至今都还在，直到报道公开后才被更换；衣帽钩是在今年2月才更换成防自杀型号的。其实早在 Blais 去世两年前，西岛 CIUSSS 在其医疗机构，包括湖岸医院，实施了长达 14 页的“预防自杀”程序，并规定，“在评估自杀风险后，重要的是要确保人身安全。”当时Blais已经表现出自杀倾向后，却没有人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被单独留在走廊的担架上，而走廊的两头都看不到护士站。 在Blais自杀后，另一起令人不安的死亡事件发生在一名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公共秩序紧急委员会裁定特鲁多启动《紧急状态法》合理 2022年1月底到2月中旬，在“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名义下反疫情防控措施的示威者们在全国各地封锁加美边境通道、桥梁，并围困首都渥太华市中心及国会山长达17天之久，联邦政府最终在2月14日宣布援引《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且扰民、扰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示威。这是《紧急状态法》在1988年被通过以来的首次使用，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国家在危急关头所能采用的最后手段。但这项法案的使用也引发了很多争论，一个由安省法官Paul Rouleau领导的公共秩序紧急委员会从这部特殊的法律被引用后不久就开始对此进行调查，并在当年的10月13日到11月25日之间公开听证，包括总理特鲁多、副总理方慧兰；交通、司法、安全、财政等多个部长以及警察、政府工作人员、“自由车队”组织者在内的65名证人依次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并现场直播，引发了全国的广泛关注。之后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工作，最终的调查报告如期在2023年2月17日提交到国会，结论是特鲁多和加拿大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的做法符合规定。 回顾 2022年1月15日，联邦政府制定的越境卡车司机强制疫苗接种的规定正式生效，即没有接种疫苗的非加拿大籍卡车司机将被拒绝入境。美国也在当年的1月22日开始对美加边境、美墨边境执行类似的规定，没有接种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也无法进入美国。这本是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上的规定，目的是提高卡车司机的疫苗接种率，也只针对卡车司机这个特定人群，但却如一粒火星，不仅点燃了卡车司机对强制接种疫苗的不满，更引发已经积蓄两年针对疫情防控措施不满民众的怒火，迅速发展成一场全国动员的抗议活动。 1月23日，由西海岸货运协会（West Coast Trucking Association）组织的抗议车队从温哥华出发前往首都渥太华抗议示威。这个被命名为“2022年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 2022）没有想到会如此受欢迎，途径之处不仅不断有人开着自己的车加入抗议队伍，还有大量的民众挥舞国旗以及各种支持标语站在路边或立交桥上为司机加油打气，甚至送上热饮、食物。随着车队行进的图文、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加入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加西到加东，乃至美国多个洲；加入的人也不再局限于该项措施直接涉及的卡车司机，更多的是已经接种了疫苗但对已经施行两年多公共卫生政策不满的人，当然更少不了浑水摸鱼的极右翼、工会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团体。 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反对佩戴口罩，有的反对疫苗护照，还有的反对关闭餐馆、酒吧，反对禁止私人聚会，更多的人则反对特鲁多，认为是他设立了各种疫情防控措施，“Fxxk Trudeau”之类的侮辱性标语随处可见……抗议者示威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但总体上是疫情爆发以来各种“阴谋论”的支持者。“疫情阴谋论”是指在互联网的助推以及一些政客的鼓吹下，各种在网上传播并拥有海量拥趸的错误信息。比如，“新冠病毒是5G传播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试图通过推广疫苗，在所有人体内埋下芯片，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新冠病毒疫情不存在，是政府为了控制民众而创造的……”令人可悲的是以阴谋论者为主体的抗议活动却迅速地获得了政客和其他势力的推波助澜，包括数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包括保守党前一任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现任党领Pierre Poilievre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光“看热闹”，还“拱火”，称赞加拿大的抗议者“勇敢”；世界首富、现在的推特总裁埃隆·马斯克（Elon Mask）也发推赞扬“加拿大卡车司机太牛了”，推文也被转发了上百万次。 示威现场 得到鼓舞的抗议者的抗议诉求也迅速加码，从原来的“取消对从事跨境运输的卡车司机的疫苗接种要求”改为取消所有的疫情防控政策，并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于是最多时有两万名抗议者及其卡车的示威活动占据了以国会山为中心的渥太华市中心，示威者们扛着各种各样或取消防控措施或辱骂政客的标语在渥太华市中心招摇过市，到处游荡，从早到晚制造各种噪音；肆无忌惮地骚扰戴口罩的人；还有人围堵媒体记者，指责他们太过于支持政府的防控措施；甚至干扰警察和市政工人的正常工作……而除了渥太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示威活动，并在安省、阿省和萨省多个地区封锁加美边境通道、桥梁，给加拿大的经济、社会、国际声誉和其他方面造成难以计数的损失。更糟糕的是，渥太华政府、安省政府以及各级警察机构面对示威者毫无办法，连维持秩序都做不到，更谈不上“清场”。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不得不于2023年2月14日启动《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且扰民、扰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示威。 《紧急状态法》启动后，赋予了警方更大的权力和资源，来处理阻断交通的人群以及车辆，比如拖走占道的车辆，对机场、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定点保护，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需法庭授权的情况下冻结账户，切断示威者的资金来源等，最终在2022年2月19日进行的“强力清场”之后，这场披着“反疫苗”的皮，实则各种反秩序、反政府、反传统、反科学诉求，被右翼媒体、极端分子和阴谋论者推动的闹剧才结束，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却长期持续，包括各群体之间观念上的极化和撕裂；严重冲击跨国贸易和经济运行，对经济复苏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失等。 激化 尽管联邦政府决定启动《紧急状态法》后，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沦为全球笑柄的示威活动，但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不少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争论，也让联邦议会各反对党以及各省省长的态度不一，一个由安省法官Paul Rouleau牵头的调查委员会很快成立，目的是调查启动这个紧急法案是否合理合法。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调查委员会审阅、汇集了9千多份证据文件，听取了为期七周300多个小时的听证质询，而得到的各方信息让Rouleau法官相信在该紧急法律被启动的前几天，全国各地的执法行动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加拿大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分析称之所以原本“合法的抗议示威变得无法无天，以至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在示威活动中出现了出于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子，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处在加拿大的情报机构CSIS（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监控下的。启动《紧急状态法》需要的两个门槛：秩序崩溃和自由无法保障或受到严重威胁都达到了。其实早在启动这部法律前，联邦政府就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试图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找到解决方案。比如一些示威者的行为触犯了《加拿大刑法》的一些规定，但在和执法部门沟通的过程中却受到质疑，担心如果采取强制性行动是否会对警察、抗议者和路人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等。 不过这到底是执法部门的借口还是真实的考量，则很难说。因为在公开作证阶段，“自由卡车”组织者的辩护律师Keith Wilson就透露说不少同情“自由卡车”示威活动的维持秩序人员，包括各个警察机构和军队成员都向示威组织者通风报信，甚至提供保密的警察行动计划，让他们可以提前准备应对，逃避警方的干预。这名律师指出，几乎在整个“占领示威”期间，“自由卡车”组织者一直掌握着警方的行动计划。而主动泄露信息的警察几乎来自所有部门，包括渥太华的市级警察OPS（Ottawa Police Service)，安省省警OPP（Ontario Provinciale Police），皇家骑警(RCMP)以及情报机构CSIS。甚至一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全程保护总理特鲁多和其家人安全团队的一名前成员都向一名自称为“自由卡车”示威总指挥的人泄露了总理的日程安排，给安保工作造成风险。 Rouleau法官在长达2000多页的调查报告中认为这场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两年多的疫情限制和联邦要求商业卡车司机强制接种疫苗所引发的。一些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加剧”了这种对立。但他“不接受示威活动组织者将发生在渥太华的抗议活动描述为合法、平静或类似庆祝活动的说法，事实证明，渥太华的局势并不安全，而且很混乱。”而抗议组织者声称的，他们对于示威者骚扰和恐吓他人行为不知情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虽然特鲁多启动《紧急状态法》的决定是正当的，但特鲁多也不是一点瑕疵都没有，他在1月27日将一些抗议者描述为“边缘少数群体”，可能激化了矛盾，并坚定了抗议者的决心。Rouleau法官还认为根据该法案采取的大多数紧急措施都是适当和合理的，而其他一些措施，如暂停车辆保险，则适得其反，可能是危险的，以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决定不向保险公司提供参加抗议活动的“指定人员”名单。 建议 Rouleau法官指出在这个示威过程中安省不愿全面参与解决渥太华局势的努力，非常令人不安。无论是安省省长还是安省政府都在其管辖的一个城市发生危机时缺席，并且缺席了与联邦和渥太华市政府合作制定计划的两次三方会议。他在报告中写道“鉴于渥太华及其警察部门显然不堪重负，安省有责任第一时间就以明确、公开和尽全力的方式参与进来。越是紧迫的时刻，越需要各级领导人超越政治，为共同利益而合作。不幸的是，在2022年1月和2月，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安省福特政府直到示威者封锁温莎大使桥，造成了潜在的金融和贸易影响才开始介入。除了批评安省在这场危机中的缺席外，他还批评渥太华警察局存在判断失误、反应迟缓、缺乏应对计划等问题，并表示这场危机本可以避免。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警务失误和“联邦制的失败”导致了抗议活动的失控，并对渥太华居民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了56条改进建议，其中的27条都是针对如何改善警察行动的。这些建议包括： 建立信息共享、情报收集和分发协议； 当全国、省份之间或领土范围内出现重大事件时，任命唯一一名协调员，以免令出多头； 制定为突发事件而请求额外警察资源的协议； 制定在重大事件背景下维护秩序的全国标准； 快速识别关键的商业运输基础设施和走廊，并制定保护它们的协议； 删除需“引用 CSIS 法中对加拿大安全的威胁”的定义; 增加启动紧急状态法之前的各省、地区的咨询义务。  

七天记者 颜宏 自2月初以来，有关来自中国的“流浪气球”以及一系例相关事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掩盖了另一起更严重、影响更深远的安全事故，那就是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起列车脱轨事故，随着火车运营公司为降低损失而进行的一连串“骚操作”以及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渐渐浮出水面，美国网民群情激愤，让事故发生地“Ohio”（俄亥俄）和“East Palestine”（东巴勒斯坦）冲上了热搜。 事故回放 2月3日，一列由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Norfolk Southern Railroad）运营，由三辆机车和150节货车车厢组成的货运列车在执行自伊利诺伊州麦迪逊（Madison）至宾夕法尼亚州康威（Conway）货运任务时，在距离宾州大都市匹兹堡西北约80公里处的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小镇发生事故，大约有50节货车脱轨。涉事列车共有20节车厢装载着有毒化学物质，其中有5节车厢装的是氯化氢，另4节分别装有乙二醇单丁醚、丙烯酸乙基己酯、异丁烯和丙烯酸丁酯等危险品。其中一半包括那5节运载危险化学材料的高压氯乙烯车厢也在脱轨队伍中。2月14日，正在调查此事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表示，脱轨车厢共38节，随后的火灾导致另外12节车厢受损。这个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包括检查油罐装置、机车事件数据记录仪以及一户民宅的监控录像。该录像显示，列车轮轴轴承似乎在脱轨前出现故障，在行进过程中冒出火花或火焰，而最终的调查报告将在2周后完成。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滚滚浓烟甚至能在气象雷达上显示，还飘散到附近小镇。东巴勒斯坦城当局当晚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事发地点周围1英里（约合1.6公里）范围内居民撤离，并开放了当地高中和社区中心作为避难所，同时建议疏散区域外的居民避免外出，当地学校和一些道路被要求关闭一周。因为这个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列车上装载化学物品的信息，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多个媒体只是简单报道了下事故。 铁路公司于3日晚上10时53分将该事件上报到美国国家应急中心，2月4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开始在火灾周围和邻近社区的12个地点部署实时空气监测仪器。随着大火继续燃烧，不断升高的温度引发了人们对爆炸和有害气体、碎片传播的担忧。到了2月5日，俄亥俄州州长德温 (Mike DeWine)办公室发表声明，首次承认车皮内出现“剧烈温度变化”，“可能引发灾难性事故”，并敦促事发地点1英里半径范围内所有人立即疏散，但后来的报道显示即使如此，依然有超过500人拒绝离家。同日东巴勒斯坦市长康纳威 (Trent Conaway)宣布东巴勒斯坦进入紧急状态，但直至此时，出轨车厢内装载的到底是什么扔没有披露。 同一天，铁路公司发布通报称，工作人员当天发现5节装载压缩氯乙烯的车厢释压装置停止工作，其中一节车厢内出现“急剧温度变化”，有潜在爆炸风险。为避免“灾难性”后果，该公司决定于2月6日在专家和应急人员协助下对上述5节车厢进行“受控释放”，把氯乙烯排入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坑道内引爆并使其持续燃烧，于是现场冒出熊熊火光，腾起巨大黑色烟柱。 “受控释放”可能影响的范围。 2月6日，被勒令疏散但未疏散的约300名当地居民目击到脱轨现场出现“蘑菇云”，还有一名网友发布了自己乘坐飞机飞过事发地的照片，即便是高空中也能清楚地看到黑烟往上拱，足见其影响范围之广。到了2月8日，俄亥俄州和宾州政府表示，在事故区域和周边居民区所采集的数百个空气样本中的毒素水平低于危险标准。一直在监测水质的俄亥俄州环保局则表示，有部分“物质”进入了河道并“立即对鱼类产生了毒性”，但饮用水质量仍是安全的，所以取消疏散令，通知居民可以回到家中。但获准回家后感到“有异味、头痛、恶心和其他不适”的居民，纷纷投书媒体或在网上披露照片和视频。还有大量报告称有孩子生病，发现有生病或死亡的宠物和野生动物等。事故期间释放的物质被观察到在污水沟内，并在Sulphur Run，Leslie Run，Bull Creek，North Fork Little Beaver Creek，Little Beaver Creek和Ohio River等河流的样本中检测到，还有油性产品被观察到流入土壤中等等。俄亥俄州自然资源厅官员对媒体表示，截止2月8日，估计此次事故已导致东巴勒斯坦以南7.5英里的溪流中至少3500条鱼死亡。 毒气受控释放后腾起的蘑菇云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和责难，铁路公司2月10日表示将“在溪流中安装水坝和水旁路系统，以防止污染下游水域”，但未说明安装时间；同时表示“正等待来自事故现场及附近的饮用水供水井、饮用水系统和可能受影响地区的私人水井采集的样本结果，并已开始从坠机现场挖掘土壤，并将在处理前对土壤进行取样，未来会对事故区域负责，并将继续执行或资助环境监测和修复”。 严重后果 氯乙烯在室温下为无色易燃气体，工业上大量用作生产PVC塑料的单体，它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认定为致癌物质。美国疾控中心警告，长期吸入氯乙烯“可能与脑癌、肺癌和一些血癌有关”。这种物质不稳定，会沸腾和蒸发，在环境中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如果某个地区有非常少量的氯乙烯，它最多会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蒸发。但这次列车事故泄露的氯乙烯高达10万加仑。更可怕的是氯乙烯燃烧时可产生光气和氯化氢，也是有毒气体。光气是一种剧毒气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用作化学武器，可致人呕吐和呼吸困难，在最急性接触中甚至可能导致死亡。氯化氢气味刺鼻，会刺激喉咙、鼻子和皮肤。除了危险的氯乙烯，美国环境保护局还称这次事故中“已知并将继续”释放到空气、地表和地表水中的化学物质还包括丙烯酸丁酯、丙烯酸乙基己酯和乙二醇单丁醚，但有关部门都没有公布该火车运载的化学品完整清单。丙烯酸异辛酯是致癌物，接触可造成皮肤和眼部烧灼疼痛，吸入可引发鼻喉不适、呼吸短促和咳嗽；吸入异丁烯 可引发眩晕困倦；接触乙二醇单丁醚 可引起眼部、皮肤和鼻喉疼痛，以及血尿症、神经系统阻抑、头疼和呕吐。 俄亥俄州危险材料专家Silverado Caggiano对媒体表示，这次事故相当于“用化学物质毁了一个小镇”。在5到20年后，当地人中可能会出现大批癌症患者。并希望当地居民进行体检，以防化学品泄漏可能造成的影响。有网友表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之一。 而就在这起火车脱轨事故发生10天后，一辆载有液态硝酸的卡车在亚利桑那州皮马县图森市的洲际公路上发生侧翻事故，车上硝酸泄漏。执法部门要求泄漏事故半径一英里内所有人疏散。 背后问题 铁路行业通常被认为是大多数货物运输最安全的选择，但近年来频繁发生各种恶性事故，比如2013年7月发生在魁省东部Lac – Mégantic小镇中的脱轨事故。当时一列装满原油的列车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溜车脱轨，导致多辆油罐车爆炸起火，造成47人死亡，成为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铁路事故；同年3月27日，一列加拿大运油车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脱轨，导致3万加仑原油泄漏，这是北美铁路运油兴起以来首起重大漏油事故。这些事故的背后其实都是追求利益的私人资本对铁路安全的忽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铁路公司一方面让老朽的铁路货运系统“带病运转”、承担繁重而危险的大宗危险品运输任务；另一方面却又吝于人员和软硬件的投入，尽可能降低成本。 美国和加拿大都是铁路比较发达的国家，但因为运输旅客不赚钱，又需要各种安全方面的考虑，逐渐演变为运货为主。又因为地理、历史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美加两国的铁路运输几乎是相互嵌套的，你终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美国铁路运输上存在什么问题，加拿大也不例外。 为了获取更多利润，铁路公司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在高度上增加，把车厢改成集装箱模式，这样可以节约装卸货时间，后来又改造成双层集装箱，运货量直接提高了一倍；其次是在长度上增加，很多列车光是车厢就有150-200节，长度超过2000米，甚至5000米。即使这样，铁路公司还不满足，还在打人员成本的算盘。实行起 “精确调度铁路”PSR(Precision Scheduled Railroading)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货运铁路不再等待货物上车，而是按照固定的时刻表运行；集装箱货物和一般商品也不再分开运输，而是组合起来一同发送。这些措施极大地节约了运营所需要的货运车厢和机车数量，同时还可精简人力。自2015年以来，铁路行业已经裁员约30%，共4.5万人。其中，仅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的铁路公司就解雇了2万多名员工，这是大萧条时代以来行业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可以说除了火车司机不能裁，其他运营维护人员是能少则少。剩下的人要承担以前两三倍的工作量，再加上没有带薪休假，精力和状态跟不上，工作中难免出现偏差。比如这次出事的列车长达150节，车上却只有3个列车员，连全部检查一遍车辆的时间都没有。据悉，在这次脱轨前不久，列车工作人员收到了来自路边缺陷探测器的警报，显示有机械故障，然后启动了紧急制动程序。不过有专业人士指出，超长的列车可能会导致车组人员与路边缺陷探测器的无线电通信中断，同时会影响制动性能，缺少彻底检查的时间，增加灾难性脱轨的可能性。 在这种工作强度远超“996”的环境下待久了，铁路工人的不满也日益增长。自2022年夏季以来，美国铁路系统就陷入严重劳资对立和劳动力短缺，美国铁路工人联合会（Railroad Workers United）等工会团体不断掀起大罢工倡议，要求加薪50%、增加带薪休假和增加医保费用，差点引发全国铁路停摆，最终是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下场，才勉强控制住局面，而他的办法竟是以总统令强制解散美国铁路总工会。 美国的劳工代表和行业专家指出，发生在东巴勒斯坦的事故只是美国铁路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而铁路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通常会通过游说，反对政府为安全考虑而提出的诸如严格监管、限制列车长度、增加检查时间，以及不得大幅削减铁路劳动力等措施。 2014年，美国北达科他州卡塞尔顿发生火车脱轨事故，泄漏了近50万加仑原油，造成1350万美元的损失。这件事促使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推动出台一项新的安全规定，以管理危险材料的运输，避免环境灾难，挽救生命。但遭到铁路游说集团的反对，最终2015年发布的新规并没有特别严格，只要求列车在2023年之前安装ECP制动系统（注：ECP制动系统即电控空气制动系统，相比传统自动式空气制动系统容易造成断钩、脱轨等安全事故，ECP可进一步实现全列车同步制动，缓解、减小制动距离及列车纵向冲动）。而且，此新规只适用于某些“高风险易燃列车”，即至少载有20节装满原油等液体车厢的列车。这次发生事故的车厢中装载的氯乙烯是一种可燃气体，不被涵盖在内。但即使是这样相对宽松的规定，都在2018年被特朗普政府废除，理由是成本超过了收益。 2020年，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联邦交通部批准一项规则修改，允许液化天然气 (LNG) 通过铁路运输，而无需额外的安全法规，且列车编组可以超过100节车厢，每节可运载30000加仑油或液化气。此举是为了回避沿途原住民部落和环保团体对天然气管道建设的阻挠掣肘，方便油气便宜、快速、高效地从产地运到港口，却有意忽略可能造成的危险。一个环保团体“自然环境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2月6日凌晨4点左右，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北部接连发生两次7.8级、一次6.7级以及一次5.9级大地震，震源深度均为20公里左右，还有上百次4级以上余震。目前来看，这是一次震群型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相距约96公里。据了解，震群型地震的主要能量会通过多次震级相近的地震释放出来，没有突出的主震。震群型地震的特点是地震频度高，能量的释放有明显的起伏，衰减速度慢，活动持续时间长。这次地震造成从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和哈马（Hama）到土耳其的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东北方向超过330公里的广阔地区大量房屋倒塌，损失惨重。由于地震发生在凌晨，大多数人都在睡觉，导致死亡人数在救援开始后不断地快速上升，到发稿时已经确认的死者超过11200人，其中土耳其8574人，叙利亚2662人，后续还会进一步增加。 地震震中示意图 过去一年里，全球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109次，其中6.0级到6.9级98次，7.0级到7.9级11次，8.0级以上0次，土耳其的这次地震为最强地震之一，威力及破坏力基本上可与当年的汶川大地震相当。在地震学上，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地震被称为浅源地震；震源深度越浅，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就越大。2008年造成至少7万人死亡的中国汶川地震的震源深度为14公里。2017年，两场震源深度在50公里左右的7.1级和8.1级地震袭击墨西哥，造成全国性破坏和数百人死亡。而这一次，距离震中仅30公里的加济安泰普市就有约210万人口，包括数十万叙利亚难民。震中距离叙利亚西北部边境仅50公里，那里的难民营中还有超过170万流离失所者。任何类似的地震，如果袭击的是人口密集区，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雪上加霜的是，这次地震后余震频繁，震级高且范围广，成为救灾的严重阻碍。天公也不作美，地震后的灾区又下起了大雪，覆盖着已倒塌成瓦砾的大楼，也覆盖了掩埋在废墟中苦苦等待救援的人们。同时，低温雨雪天气让外界向受灾地区运送援助物资和进行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天灾人祸 土耳其96％的国土位于地震带上，98％的人口生活在地震带上，平均每1.1年遭遇一次破坏性地震。早在1999年，土耳其就建立了关于建筑防震的检查制度，并在公共建筑建设中执行防震设计标准。目前，该地区的抗震建筑规范要求，建筑应该能够承受强烈地震（地面加速度为正常重力的30％至 40％）而不会发生完全破坏。本次7.8 级和 7.5 级地震可能引起20％到50％重力范围内的震动，大部分建筑物应不至于倒塌。 然而，土耳其萨卡里亚应用科学大学的工程师于2022年12月发布的论文显示土耳其的大部分房屋没有达到抗震标准。在土耳其东部农村，因为成本低廉、可以就地取材，用土坯、石块等砌成的简单砖石结构建筑占据主流，在地震中不堪一击。在城市中，许多建筑物使用的混凝土质量事实上未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因为“几乎都是在建筑工地用传统方法手工生产而成”。另一项由中东技术大学于2021年发布的研究也显示，在加济安泰普的11万栋建筑中，只有11％的建筑完全符合建筑规范，多达38％的建筑不符合抗震建筑规范，许多5至8 层的公寓楼通常在没有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建造。而在边境另一边，叙利亚难民营中的简易、临时建筑状况更加糟糕。 八方驰援 在土耳其世纪灾难大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展现出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国际社会少有的团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日发表声明说，联合国正在举全力实地评估土叙两国的需求并提供援助。他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帮助成千上万的受灾民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世卫组织的紧急医疗队已获得批准，计划向受伤群众和最脆弱人群提供医疗护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表示，做好提供应急反应的各项准备。 俄罗斯、美国、中国、以色列、日本、希腊、法国、德国……不管以前友好还是敌对，都立刻对土叙两国的灾区伸出了援手，紧急派遣救援队伍前往灾区救援。土耳其紧急机构（AFAD）表示，目前已经有6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2万多名救援人员来到灾区，协助土耳其救灾。 俄罗斯在第一时间进行声援，表示愿意给予援助。普京在得到土耳其方面的允许后，第一时间下令俄罗斯出动救援力量，4架运输机搭载100多名应急救援人员飞往土耳其，第一时间到达地震现场。中国的行动也很迅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致慰问电，提出愿意根据灾民需要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的救援队也在第一时间出发，有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应急总医院人员等。另外还有社会救援力量公羊救援队、蓝天救援队、深圳公益救援队等多支救援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地震发生当天一大早发推文称“我们的心与所有受地震影响的人同在，我们的心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同在。加拿大随时准备提供援助。” 中国政府决定向土耳其提供首批4000万元人民币紧急援助，并正协调向叙利亚提供急需的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已分别向土耳其和叙利亚各提供20万美元援助，当地华人华侨也在筹集帐篷、毛毯等救援物资。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土耳其和叙利亚提供1000万加元人道主义援助，为灾区的紧急医疗服务、食宿及其他基本物资提供资金支持。澳大利亚宣布将向土耳其提供首批约1000万澳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新西兰宣布将向土耳其提供150万新元的援助。 可惜的是在灾难面前人性光辉的闪耀中也存在着不少杂音。同样遭受巨大灾难的叙利亚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许多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货机最终没有降落在叙利亚机场。面对放宽对叙利亚制裁的呼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Ned Price）6日坚持西方的制裁不针对人道主义活动，也不妨碍人道主义活动进行，暗示不会解除对叙的制裁。叙利亚外交部则发布声明批驳美国试图误导世界舆论。“叙利亚人正徒手在废墟中挖掘”，声明中写道，“因为他们被禁止使用救援工具，因为他们正在受到美国人的惩罚”。另外，地震导致的混乱让至少20名IS极端分子逃出监狱，土耳其军还在地震的第二天就对叙利亚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发动了军事打击。 民间行动 除了政府的救援行动外，民间也行动起来，特别是土耳其裔、叙利亚裔的移民社区，纷纷动员起来筹集资金和救灾物品，发往祖籍国。仅加拿大土耳其协会联合会就表示已经在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都设立了捐赠中心，呼吁人们捐赠衣服、不易腐烂的食品、玩具、安全设备、卫生用品，以及可以寄回土耳其的任何东西，还设立了银行账户来筹集资金。 在蒙特利尔，很多民众在地震发生后就涌入本地的土耳其或叙利亚社区中心捐钱捐物，还有上百人自发过来帮忙分拣物品，打包、装运。土耳其驻蒙特利尔副领事Erdal Atik在现场面对热心的民众忍不住流下了泪水。面对安静下来的人群，他表示“我们需要帮助，各种帮助，”并对加拿大政府、魁北克人民以及参与其中的所有社区的友好支持和声援表示感谢。 很多人来到蒙特利尔的土耳其社区中心捐钱捐物 蒙特利尔的民众如想亲自送物品以帮助遭受地震灾害的土耳其或叙利亚民众，可前往以下地点： Cathédrale Saint-Sauveur des Grecques Melkites Catholiques 地址：10025, Boulevard de l’Acadie, Montréal, QC H4N 2S1 时间：周六下午5点 Cathédrale syriaque Saint-Éphrem 地址：3155 Bd Cartier O, Laval, QC H7V 1J6 时间：周日12点 Centre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春节期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大放异彩，赢得了超高的票房和各地观众的喝彩。就在人们还沉浸在这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烙印和思想深度的电影中时，一个失去控制误入他国领空的“流浪气球”再一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 时间线 1月28日，美国和加拿大的相关部门侦测到一个白色不明飞行物，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流浪气球”，飞越了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飘入阿拉斯加上空。当时美国北方司令部的追踪人员认为它是来自中国的一枚轻型探测器，偶然出现在美国防御边界的边缘。 1月30日，追踪人员发现气球当天已经离开美国领土飞至加拿大，它携带着提供动力的太阳能电池板。 1月31日，气球在爱达荷州上空再次进入美国，令北方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感到惊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向总统拜登发出警报。拜登则要求提供军事选择，其中包括立即摧毁气球。拜登还下令，在气球行经之处不得进行任何活动或传递敏感内容的未加密通信。 2月1日，气球飘到了蒙大拿州比林斯的上空，这让五角大楼的官员感到焦虑，因为第341导弹联队驻扎在该州的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这是美国三个运营和维护洲际弹道导弹的空军基地之一。当时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按照拜登的命令召集高级军事和国防部官员开会，审查行动方案。米利和奥斯汀都认为，这个气球没什么危险，不建议将其击落。即使击落，也不要在气球位于陆地上空时将其击落，因为气球的起落架大约有三辆公共汽车那么大，碎片可能会伤害平民和基础设施。 而在这之前，据说有民航客机上的旅客首先看到了这个气球，并把相关信息上传到社交媒体。这一天，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地方报纸《比林斯公报》(Billings Gazette)的 摄影记者、飞行员拉瑞·迈耶(Larry Mayer)首先拍到了清晰的气球照片。 2月2日，迈耶的照片就登上了全世界媒体的头条。面对媒体的曝光，白宫在当天下午5点左右召开电话会议后决定公开这一消息。共和党议员和政界人士开始批评拜登没有对气球和中国采取更严厉的行动，还有一些人要求布林肯取消原定的访华行程。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还根据美国的侦查卫星半个多月来的监测数据，针对这个气球制作了一个路径模拟图。显示这枚气球从中国中西部升空后，曾抵达韩国南部海域上空，接着又进入日本空域，再到美国阿拉斯加，又进入加拿大，之后又进入了美国本土领空。 “流浪气球”飞行轨迹模拟图 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确认这个气球来自中国，但不是什么侦查气球，而是民用气象科研无人飞艇，受西风带影响，自身控制能力有限，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航线。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中方将继续同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这次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 同一天，原定在2月5日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 王毅通话，双方就如何以冷静、专业态度处理偶发事件进行了沟通，同时告知推迟访华行程。 当天晚上，拜登听取了空军计划在2月4日击落气球的简报。 2月4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暂停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比奇和查尔斯顿机场的飞机起降。在气球自行从4万多米的高空下降到1.8万米，进入美国军机的战斗范围后，来自兰利空军基地的两架F-22战斗机升空，其中的一架发射了一枚AIM-9X响尾蛇短距空对空导弹（也有说发射了三枚导弹）将已经离开美国本土，处于南卡罗来纳州外海的气球击落，这也是美军F-22A型战斗机的首个击落记录。这款空战之王服役了十几年，几乎没有参加过实战，现在唯一一个空战击落记录就是这枚“流浪气球”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美国海军也立即行动，出动了直升机、水面舰艇和潜水员，在可能的坠落区域大肆搜寻气球残骸。 被导弹击中的“流浪气球” 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密集发声，谴责美方的这一过度反应行为。强调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并指出中方经核查后已多次告知美方，该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中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妥善处理。 2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再次强调此事属“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并认为“美方过度反应严重冲击、损害两国关系改善的尝试”，并称中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则驳斥中方有关气球的“科研用途说法”，表示“我们知道这就是一颗侦察气球，还要我说的更明白点吗？”部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批评拜登政府“行动太晚，不仅让中国有机会取得敏感情报，还显得美国面对中国时示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同日谴责中国气球侵犯了美加两国领空并违反国际法，强烈支持美国击落气球，将持续和美国在安全、防御方面合作。 网友狂欢 这个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领空的流浪气球不仅成为近期引人注目的外交事件，还让全球网民都成为吃瓜群众，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来自中文网络的网民大部分为此欢欣雀跃，一方面一直都是美国随意闯入别国的领空领海领土抵近侦查，现在居然有别国放的气球“入侵”了美国的领空，让人有一种“你有也今天”的爽快；另一方面，这只“气球”不光在韩日加美都溜达了一圈，而且，还进入美国领空两次，一直到进入美国蒙大拿州上空的时候才被“目击者”发现。再加上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称美国政府不是不想将其击落，早在气球进入阿拉斯加时就派出了F22飞机和电子侦察机监视，但现有的武器来锁定和击落一个如此庞大且在临近空间缓慢飞行的物体有些难度，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显示出美国的世界最强军事能力似乎名不副实，让这只气球穿越了美国的14个州。另外，这只被网友戏称为“懂政治、会来事、气场大、排面足”的气球还经过了多个敏感地点，如蒙大拿州的第341导弹联队驻地；南达科他州第28炸弹联队驻地；密苏里州的B-52轰炸机基地等，都让不少网民兴奋。即使是这枚“流浪气球”被击落后，中文互联网上尽管有一部分人表示情绪低落，但很快又是一片喜庆，觉得这给了中国今后如法炮制的借口，另外美军费了很大的周章并使用了昂贵的设备和武器才将其击落也让很多人觉得“赚了”。反观美国网友则在这一周里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情绪变化。刚开始，各种媒体和政客大肆炒作这是颗“间谍气球”，大力渲染可能给美国的安全带来什么样的损害等等，称“中方严重侵犯美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摆出一副受害者形象，让许多美国民众“迅速上头”。“间谍气球现在何方？”“间谍气球追踪器”等词条频频登上谷歌热搜，有关话题更是连日来在推特上霸榜，甚至上升到了二战时美国本土受到日本气球炸弹攻击的高度，网络上一片“哀美国之不幸，怒拜登政府之不争”的声音。而在美军击落气球后，全网都觉得扬眉吐气了一把，欢呼他们取得了“巨大胜利”，似乎气球被击落了，他们丢失的尊严也被找回来了。 外交危机 实际上使用气球或无人飞艇刺探敌情还属于上世纪的技术手段。空飘气球依靠大气环流运动，结构十分脆弱，飞行速度低，轨迹难以控制，在国际实践中经常发生失控情况。加之气球携带设备能力有限，即使成功飞抵目标也难以实现理想侦测效果。相比之下，当代侦察卫星技术已相当成熟，能够实施持久跨大陆周期性对地侦察，仪器设备搭载能力也远胜空飘气球。可以说美国如此炒作这枚“流浪气球”，完全是政治上的需要。 事件发生后，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称，类似的事件此前已有三次，其中两次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一次发生在拜登政府执政初期，美国方面均选择了淡化处理。中国方面也表示美国的高空气球也多次来到中国，甚至中国的歼10飞机也曾击落过一枚外方（其实就是美国）的气球，但中方也是低调处理。此次中国高空气球事件引爆中美两国舆论场，与美国媒体炒作其通过美国核弹发射井的蒙大拿州上空及共和党对拜登政府的密集施压有关，极化的舆论效应下，美国打破了中美两国处置此类事件的过往默契和国际惯例，选择以公开化方式以大阵仗将其击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的访华行程也因此被延后。 过去几个月来，中美的外交官员们一直在努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如即将上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前驻美大使秦刚在讲话中呼吁“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上个月刚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会面等。但在美国两党激烈内斗的大背景下，原本平常的小事都可以成为为了各自政党利益炒作成的天大事情，企图借此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让本就紧张的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再次遇挫，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