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己力应对气候变化

  七天记者 颜宏 相当长时间以来,科学界一再对地球气候变化拉响警报,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变暖起到重要作用,而全球变暖将引爆气候和生态环境灾难,地球以及生活在地球的所有生命包括人类都将毁灭,而留给人类拯救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于是,在3月15日下午,蒙特利尔地区的15万大学生、大学预科生、中小学生以及一些环保热心人士聚集在皇家山脚下的George-Étienne Cartier纪念碑下,出发前往市中心的演艺广场,为抗议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督促政府采取行动而游行示威。这一天,不仅蒙特利尔的学生走上街头,全球120个国家,300多个城市都举办了类似的活动,大约140万学生在这一天罢课游行来表达对气候变化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紧迫感和对政府不作为的批评。 源起 这场史无前例的集体罢课行动起因于去年,一个15岁的瑞典女孩格丽塔(Greta Thunberg)。她出生于2003年,9岁时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开始关注气候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时常教育孩子们要随手关灯,不要浪费纸张和食物,保护环境等。这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视,成功地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此,格丽塔开始阅读各种关于气候变化的书籍资料。伴随着知识面增长,她对于气候问题拥有了超出常人的理解,并以“家庭”为基础开始自发为气候变化做出行动。 2018年夏天,瑞典迎来了史上最热的夏天。在暑假快要结束时,正赶上瑞典大选,格丽塔觉得学生长大的速度比不上气候变化的速度,与其坐在教室里无所作为,不如采取行动。于是她决定到斯德哥尔摩的国会大楼前静坐抗议2周。在8月20到9月9日之间,她每天都来到瑞典的国会大楼前表达自己对气候变化的忧虑,大选结束后,则改为每周五逃课过来抗议。她的抗议活动没有什么过分激动的行为,只是在人来人往中默默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气候而罢课”,以示自己无声的抗议。 抗议的过程中有很多人质疑,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应当回到学校去学习。然而她回复说自己会在静坐时学习,会在家里学习。静坐从来都不会影响自己对知识的汲取,相反,和政客的交谈能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由于她的坚持,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她所倡导的“Friday for Future”和“Climate Strike”主题标签也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很多国际上的主流媒体,如英国的BBC、美国的纽约时报、德国的广播电视媒体ARD、ZDF等都对格丽塔进行了采访报道。 去年年底,格丽塔受邀在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表演讲,她以坦率而笃定的话语,指责掌握世界话语权的领导人们无所作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让更多的成年人关注到青少年的想法。她说“很多人说瑞典只是一个小国,我们做什么并不重要。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因为太渺小而不能有所作为。”;“我们的文明正在被牺牲,以换取极少数人继续赚大钱的机会。我们的生物圈正在被牺牲,以使包括我国在内诸国的富人们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为少数人的奢侈买单的,是多数人的痛苦。”;“2078年,我将庆祝我的75岁生日。如果我有孩子,也许他们会和我一起度过那一天。也许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在还有时间行动的时候却什么都没做。你们说,你们爱自己的孩子胜过一切,但你们却在孩子的眼前偷走了他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在的体制下找到解决的方案,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改变体制本身。” 她的这一番演讲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为,“几乎让与会的190个国家蒙羞”。 今年1月份,格丽塔从瑞典搭乘32小时的火车来到瑞士小镇达沃斯,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舞台上再次对与会的各国政治、经济精英们强调说“我们的房子已经着火了”,并要求他们要为现在的气候危机负起责任,“我要你们开始恐慌,我要你们感受到我每天的恐惧,然后采取行动。” 风靡 格丽塔的所作所为迅速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为促环保,逃课有理,抗不作为,罢课无罪,越来越多的在校学生加入了周五逃课抗议的行列。各地学生举着用各种语言写就的“没有替代方案(No planet B)”、“你们正摧毁我们的未来”、“没有未来,何必上课”以及“如果你们不能像成人一样行动,让我们来吧”等各种标语口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在社交媒体的串联下, 3月15日的全球大罢课把这场年轻学生自发的保护地球活动推向高潮。在这场活动的“老家”瑞典,格丽塔在斯德哥尔摩中心广场大声对人群说道:“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面对这场危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正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然而它却被忽视了。忽视它的人,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在加拿大,除了对环境、气候变化非常在意的魁省外,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St. John’s,Charlottetown、Regina等大城市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游行,但数蒙特利尔的规模最大。联邦环境部长Catherine McKenna在国会山会见了部分抗议学生,并表示年轻人呼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百多名学生游行穿过国会大厦的草坪,高喊“我们想要什么?气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要?现在!” 在澳大利亚悉尼,有约3万名儿童和青少年从市政厅广场游行到海德公园。他们说:“到了我们起来反抗的时候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做出改变。“ 甚至在贫瘠的非洲,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都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3月15日这天走上街头的年轻人表示对他们长辈的无所作为感到沮丧,他们希望政府能采取切实的行动。比如美国的学生提出采用《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立法“线路图”,旨在到2030年全面减少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并宣布有关气候变化的全国性紧急状况,以及停止建设新的石油基础设施等。 蒙特利尔的学生则要求制定法律强制政府达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目标,还提出加强教育系统内涉及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教育,比如设立环境保护以及气候危机的教程,禁止教育系统内使用污染环境的油气能源等。 批评 在学生们对气候变化和政府的不作为群情激昂之时,也有不少人对于学生们不上课而上街游行的行动不感冒,因为这样的行动扰乱了正常的教学活动。比如蒙特利尔多家教委就在游行之前表示不支持学生们缺课;游行当天,蒙城最大的教委CSDM (Commission scolaire de Montréal )还不得不取消了下午的课程,因为一些学生组成人墙堵在部分学校的门口禁止人进入。 一些教育机构的领导人以及政客也表示“我们不应该怂恿学生在上课时间离校抗议。”还认为这种混乱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浪费了上课时间。 另外,并不是所有学生们都支持罢课游行,有相当多的学生表示不会参与游行活动,因为罢课去游行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学习权益。 普通民众更是对学生们的行动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学生们去参加的原因是有半天不用上课,并不是真的把环境问题放在心上;还有人认为真正保护环境的话,应该去做一些身体力行的事情,比如动手清理当地河流,减少食物的浪费,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都比单纯的示威游行更加实在。还有人以中国的学生做例子,因为这天在中国是植树节,学生们不是去上街游行,而是去植树,为保护环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措施 2018年10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一份名为《全球暖化摄氏1.5度特别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将在11年后面临失控,极有可能在2030年前升温1.5 ℃,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极端的干旱、森林大火、洪水以及足以影响上亿人的饥荒。根据这份报告,人类仅有12年时间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谓非常紧急。但正如格丽塔所说的“​​根本没人在谈这些,没有紧急会议,没有头条报导,没有突发新闻,没有人采取必要的行动,就连多数的气候科学家和政治人物也只是忙着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大口吃着肉类和乳制品。“ 这些看似孩子气的话却道出了目前的困境,因为要遏制气候的快速变化,全球四大领域需要发生迅速、深远的变革:能源、土地利用、城市、产业。这些都深刻触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利益分配等,改革将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但针对地球环境破坏严重,气候变化加速的现实,除了上街游行换气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或者抗议其他人不作为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个人可以从衣食住行开始。具体而言,IPCC联合主席Debra Roberts说,个人也许无法决定土地怎么用,种什么,却完全可以决定自己餐桌上要什么不要什么。餐桌上可以少一点肉类和乳制品,多一点蔬菜水果;尽量买本地的农产品和应季果蔬。 个人可以决定步行、骑自行车还是开车,如果开车也可以选择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汽油还是柴油车,或者搭乘公交车。 节约用电、用煤气也是个人力所能及的:可以用晾衣绳,不用烘干机、空调温度设高一点,暖气温度降低一点、有可能的话选择太阳能热水器等等。 … Read more

从两起空难看波音的“坠落”

七天记者 颜宏 3月10日上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埃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8型飞机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6分钟后坠毁,机上来自33个国家的157人全部遇难,包括至少22名联合国官员,18名加拿大人和8名中国人。这是波音新研制的同一款飞机在间隔133天后再次机毁人亡。 2018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雄狮航空(Lion Air,以下简称狮航)的一架交付不久的波音737 MAX-8型飞机在起飞13分钟后坠海,机上189人全部遇难。由于这两起严重的空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新交付使用的波音737 MAX-8型号;都发生在飞机刚刚起飞后不久,即爬升阶段;两起事故中,飞行员都在起飞后遇到飞机操纵困难的情况。中国民航“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第一个宣布停止所有该型号飞机的商业飞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和开曼航空公司随后跟进。 加拿大本来一直追随美国的脚步坚持没有证据表明该型号飞机不安全,不肯做出停飞的决定。但被媒体扒出涉及该型号飞机的意外去年一年在加拿大交通部(Transports Canada)记录在案的就有8起。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12月1日,West Jet的一架从Tampa 飞往多伦多的该型号飞机发生控制系统平衡故障,不得不紧急着陆;2018年6月20日,加航的一架从蒙特利尔出发至洛杉矶的该型号飞机起飞后出现控制障碍,不得不返回蒙特利尔机场。目前加拿大运营的该型号飞机共有41架,其中加航有24架,West Jet有13架,Sunwing有4架。 面对来自公众和行业的巨大压力,联邦交通部长Marc Garneau最终在3月13日中午宣布在加拿大境内停飞这一型号的飞机。而美国则在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下,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最终下令停飞该型号的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暂停使用该飞机的国家。 增稳系统“bug”闯祸 ? 这次埃航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但上次狮航空难发生后,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有可能来自该型号飞机的设计缺陷。 结合各方报道,波音737系列飞机是波音最畅销的窄体机,737 MAX是波音737家族的第四代成员。为了保持与空客A320NEO飞机的竞争,该机最主要的变化是使用了更大和更省油的CFM International LEAP-1B引擎,涉及MAX 7、MAX 8、MAX 9和MAX 10型号。为了省油,发动机的风扇直径要做得比从前的更大,而737的机型设计太老,机翼挂载新型发动机时距离地面太近,影响飞机安全。最后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发动机外形做一定程度的修改,另外还将发动机挂载位置做了修正,其下边缘距离地面到了航空法规的极限,而上边缘已经超越了机翼表面。发动机外形和位置的变化带来了空气动力外形变化,导致飞机起飞时容易出现较大的迎角,带来失控危险。迎角是一个空气动力学名词,同时也是飞行员在驾驶飞机过程中参考的数值之一,指的是机翼翼弦与自由流之间的夹角,飞机必须在一定的迎角范围之内飞行,否则可能会出现失速风险。 为了避免出现失速坠机,波音设计师又开发了一套MCAS(Manoeuvering Characteristics Augmentation System)增稳防失速系统,随时监测飞机迎角,当迎角超过了安全界限,就自动压低机头保持10秒钟,等飞机迎角正常后,再自动解除。 业界怀疑,正是这套新的系统在异常情况下自动触发,与飞行员抢夺对飞机的控制权,导致了两架全新的737 MAX-8最终机毁人亡。一些分析认为,在为MCAS编程时,波音的设计人员没有考虑到飞机迎角传感器可能出现故障。而当这样的故障出现时,飞机控制电脑容易发生误判,主动介入并改变飞行迎角的角度,结果导致飞机从爬升变为下降,甚至变为俯冲。更加可怕的是,由于MCAS的预先设定,飞行员无法用手动方式修正这一错误。狮航失事飞机的记录就显示,在坠毁前的11分钟之内,飞行员试图手动拉升飞机达11次之多,但最终没能“拗过”程序的判断。 狮航事故调查组还发现每架波音737 MAX飞机配备两个迎角传感器,正常情况下可提示飞行员飞机需要多少升力或是否有失速风险;但在飞行中,增稳防失速系统仅依赖其中一个主传感器提供的数据就作出判断。波音的主要竞争对手空中客车飞机则配有三个传感器,类似的增稳防失速系统会参考三项数据做出判断。 不择手段的波音? 在民航业内,按载客量进行分类的话,商用飞机可以分为干线飞机(100座以上)和支线飞机(100座以下)。其中,干线飞机根据飞机内通道的数量又可分为窄体客机(单通道)与宽体客机(双通道),而全球窄体客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波音的官网上介绍说,从2018年到2037年,全球总共需要交付的民航客机达42,730架,其中74%的飞机为单通道中、短途的窄体客机。目前这一市场的竞争者不仅有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加拿大的庞巴迪的C系列、俄罗斯的MC21系列,还有中国国产的大飞机C919。 空客有自家的产品A320NEO系列以及收购的庞巴迪C系列飞机(编号为A220),在这一市场有两款主打产品,优势很明显。截至到2019年2月,空客公布的A220/A320 NEO系列客机订单总计达到7,037架,而波音737 Max系列的订单截至今年1月底为5,111架,已经落后于空客。但波音并没有集中精力开发更有竞争力的替代产品,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对波音737的魔改上,想把737的发展潜力吃透榨干。 针对狮航的事故,《纽约时报》在今年2月3日发表过一部长篇报道,通过采访工程师、波音公司员工、参与事故调查的安全专家、飞行员以及行业监管人员之后得出结论——为了让各家航空公司相信波音737 MAX的培训成本比竞争对手更低,波音刻意在飞行手册中隐瞒了增稳防失速系统MCAS,实际上该系统存在俯冲撞地的潜在风险,大多数航空公司和飞行员对此并不知情。 2018年11月7日, FAA面向全球发布紧急适航指令,并明确警告说:“当飞机其中一个迎角探测器数值错误地偏高时,该数值将诱使飞行控制系统不断地向水平安定面传输下俯信号。如果飞行员没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造成飞行控制困难,进而引发下俯姿态超过限制,导致高度严重损失,存在撞地风险。”因此,FAA要求各航空公司针对同类机型修改飞行手册,并且指导机师在类似情况下,如何保持飞机飞行水平稳定,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这个警告让很多人愤怒,因为不管是航空公司的管理层还是飞行员都不知道该型号飞机上居然还装了这样一套系统。因此,飞行员基本没有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准备。 狮航空难的善后处理也极不愉快,虽说波音在FAA的指导下也发布了相关警告,但不认为是自己飞机的问题,表示狮航的飞行员也有问题,狮航一气之下取消了所有的波音订单。西雅图一家名为赫尔曼法律集团(Herrmann Law Group)的律师也在3月7日代表17名狮航遇难者家属在西雅图King County(波音商用飞机的总部所在地)高级法院起诉波音公司,诉状称狮航的飞机坠毁是由于波音安装在737MAX机型上的一套新的飞行控制系统失灵造成的;为了提高该机型的销量,波音“隐藏了新系统,并将737 MAX与其他型号737之间的差异降到了最低”,这样航空公司就可以节省资金,只需对从旧737机型过渡到新737 MAX型号的飞行员进行最低限度的培训。 为了获得更多订单,波音还使用了较为过激的做法。2017年,因为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订购了150架庞巴迪的C系列飞机,波音以加拿大提供补贴进行低价竞争为名,将庞巴迪告到美国商务部,后者给庞巴迪开出了300%的关税,走投无路的庞巴迪不得已以“1美元”的象征价直接把自己卖给了空客。波音这一做法的最终结果损人不利己,折损了加拿大最重要的航空工业公司,还给自己的竞争对手送了一份大礼。 停飞是个艰难的决定 狮航的事故发生后,波音最初表示要在今年1月提出解决方案:即发布MCAS的升级版本,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预计将推迟到4月份。整改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最主要的原因是联邦层面的航空监管机构和波音公司之间对于到底怎么改,改动多大等方面产生了分歧。波音公司倾向于采用简单的应急解决方案,类似创可贴式修复,把传感器的功率降低,但跟踪这一过程的联邦政府和行业官员则认为这是在拿航空安全开玩笑,必须要大改,要确保单个传感器的故障信号不会触发自动维稳防失速系统。 双方争论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航空安全与波音公司设计理念的冲突,还可能影响到代表失事航班受害者家属的律师提起的赔偿诉讼的裁定。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修建边境墙,关闭了部分政府机构长达35天,也导致安全修复议案的暂停,使得最终整改方案不得不推迟。 在是否停飞某一型号飞机的问题上,许多利益相关团体都可以做出这一决定,包括飞机制造商、各家航空公司、各个国家的民航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飞机制造国的民航安全管理机构等。不过,能够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停飞某一种机型飞机的,只有该国的民航管理部门,通常来讲,飞机制造国的民航监管部门出于安全考量也会推动这一进程。波音是一家美国公司,FAA将会决定是否在美国境内停飞波音 737 … Read more

IRIS:减少移民数量的决定太草率

  七天记者 梓丰 魁省CAQ政府上台后决定把每年的引进移民人数从原来的5万下降到4万,并计划对现有的移民甄别系统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引来了不少的反对声。而魁北克智库IRIS(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formations socioéconomiques)最新的报告指出减少移民人数的决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研究员Julia Posca(上图)指出在这个劳工市场严重缺人的时刻减少移民的数量并不明智,应该至少保持现有的移民数量。Legault政府的初衷是好的,引进更符合本地市场需要的移民,但并不是减少移民的数量就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找到工作。 魁省政府设定的2019年移民限额为4万,其中23,450为经济类移民,而过去三年来,魁省经济类移民的数量一直保持在3万人左右。面对这一决定,代表工商企业的大蒙特利尔商会CCMM(Chambre de commerce du Montréal métropolitain)和魁北克商会FCCQ(Fédération des chambres de commerce du Québec)也和IRIS意见一致,认为满足劳动市场的劳工需要是关系到魁北克未来发展和繁荣的关键因素,CCMM甚至希望政府能把每年的移民配额增加到6万人。 IRIS的报告还显示移民融入职场的情况正在好转,比如在2008年,移民的失业率高达10.2%;到了2018年,失业率降低到6.7%。落地魁省的移民中,有78.9%找到工作,比安省的78.5%略高。另外移民的教育程度普遍比本地人高,42%的移民拥有大学程度的学历,而本地出生的人口中这一比例只有27.9%。

魁省移民部恢复审理1.8万份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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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讯】记者梓丰 魁省移民部长Simon Jolin-Barrette在今年2月7日向省议会提交了改革魁省移民法的新法案——Loi 9(第9号法案),并表示将把2018年8月2日以前提交的所有没有处理完成的技术移民(Programme régulier des travailleurs qualifiés)申请作废,以便从零开始新的技术移民筛选程序后,立刻招来一片反对之声。代表移民申请人的移民律师协会(Association des avocats et avocates en droit de l’immigration)向魁省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了一项阻止省移民部在法案通过前停止审理这些申请的禁令,这一禁令的有效日期开始于2月25日,截止于3月7日。 魁省移民部最终决定服从该禁令,继续审理原先宣布作废的18139份技术移民申请,直到新移民法在省议会获得。不过移民部也表示不会为处理这些申请增加人力和物力,这意味着这1万8千多份申请的审理仍然将以每个月600份左右的速度进行。不过移民部会优先处理这些申请中的已经在魁省工作和生活的3700人的申请。 尽管新的移民修改法还没有被通过,魁北克技术移民新流程的门户网站Arrima自去年9月实施以来,已经收到了9万余份申请。在这9万多份新申请中,目前已知有5千多名申请者从事管理工作,2千多名从事护理工作,还有700多名申请人是电力工程师。 申请者在这个网站上提交其个人情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参加过的职业培训与法语水平等信息。移民部再根据本地工业、企业的用工需求与这些申请人的情况进行配对,审批的速度也将取决于申请人的自身技能与魁北克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重合程度。  

除雪公司承诺加强司机培训

七天记者 梦溪 近日,蒙特利尔一名记者通过隐藏摄像机记录下了一家除雪公司司机的培训和工作情况,表示自己在经过五分钟的简单培训后就被要求开始工作,在两天内连续工作了32个小时,披露了除雪车司机缺乏训练和监督,并疲劳驾驶的现状。 魁北克除雪公司协会(Association des entrepreneurs en déneigement du Québec)负责人马里奥·特鲁多(Mario Trudeau)表示一般情况下,除雪公司会给驾驶员一定程度的培训,并尊重他们的工作时间,但也承认行业内缺乏培训,为了避免事故增多,他们将在明年冬季到来之前制定一项新的培训计划。不过他也说,市政府的蓝领工人全年都有工作,而私人除雪承包商会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失去超过一半的工人,要求私人承包商对即将在春天离职的工人进行培训而大量投资是不现实的。 近年来,涉及除雪车辆的事故数量急剧增加,从2016年的490起增加到2018年的868起,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私人除雪公司约占蒙特利尔市街道清雪工作的50%。他们负责自己的除雪设备、人员招聘和作业安全等。 就目前而言,私人承包商的车辆驾驶员无需提供专业培训证书,普通驾照即可,并且驾驶员可以工作的小时数也没有限制。而城市蓝领工人工会的员工有更严格的培训条例,蒙特利尔蓝领工会CUPE Local 301发言人汉斯·马洛特(Hans Marotte)表示,使用除雪设备的蓝领工人必须接受大规模培训。 市长Valerie Plante说她对这种情况感到忧虑,正在调查相关问题。魁北克省交通部长François Bonnarde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情况令人担忧,所有公司都必须尊重法律法规,除雪承包商也不例外。魁省交通部将对所有除雪车的运营商进行新的规则审查,加拿大运输部也已承诺收紧商用车运营商的规定。

司法部正式启动孟晚舟引渡程序

七天记者 颜宏 3月1日,加拿大司法部在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发布授权进行书,正式启动对华为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程序。在随后的声明中,司法部表示该案件满足《引渡法》下授权启动的要求,并称有足够证据交由引渡法官作出裁决。 尽管自去年12月1日爆出在温哥华转机去墨西哥的孟晚舟应美方的要求被加拿大边检部门羁押后被保释以来,中国政府和加拿大的各界华人都希望加拿大能停止引渡程序,释放孟晚舟,让为此受到重创的中加关系得以修复。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不了解加拿大的司法体系以及加拿大与他国政府之间引渡协议而产生的美好幻想。 根据司法部制作的一张简易流程图来看,引渡流程总共分为七步,三大部分。三部分分别是开启流程、司法审议、以及部长审议。 引渡流程的第一步为逮捕涉事嫌疑人。正常情况下,只有在紧急情况当中,才会在没有得到引渡请求的情况下先行逮捕嫌疑人。通常,只有在另一国提交引渡申请,且加拿大官方决定开启引渡程序后,才会逮捕嫌疑人。 就孟晚舟案件的情况来看,孟晚舟在去年12月1日被逮捕前,美国司法部并没有提出正式引渡申请,只是在去年8月22日向加拿大提出了抓捕孟晚舟的请求。这意味着孟晚舟的被逮捕,在加拿大方面来看,属于紧急情况。 流程的第二步,为另一国向加拿大发出正式引渡申请。今年1月下旬,美国司法部在截止日前向加拿大正式提交了引渡申请。 流程的第三步,为加拿大司法部决定是否进行引渡程序。上周五,加拿大司法部已经决定开启引渡程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加拿大司法部拒绝引渡,那么整个流程到此就会结束。如果决定开启引渡流程,那么就会进入到第四步,决议引渡案件的庭审事件。 孟晚舟引渡案件开庭的上庭时间的审议时间为3月6日。至此,关于引渡程序开启,以及嫌疑人逮捕的部分将会完结。 引渡程序的第五步,加拿大的法官会就引渡申请进行审议。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对当事嫌疑人所犯罪行的审判,而是对当事人是否将被引渡至另一国做出审判。以孟晚舟案件为例,加拿大法院只负责审理孟晚舟是否会被引渡至美国,而不负责审议孟晚舟及其旗下公司是否违反伊朗制裁禁令,是否构成欺诈。 在此,法官将主要以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决定。法官将审理,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如果发生在加拿大,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法官决议控方证据不足,那么嫌疑人将会被当庭释放。如果法官认为案件构成引渡条件,将会批准引渡。 但在这一阶段,法官的决议并不代表着当事人一定会最终被引渡。嫌疑人可以对判决结果提出上诉、申请司法复核、或者同时做出这两项申请。上诉人还可以将案件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注:加拿大最高法院有权利决定是否受理上诉,如果加拿大最高法院没有审理,那么案件的结果将以上诉法院的判决为准)。 如果孟晚舟能够在整个司法链条中获胜一次,不论是初审、上诉、还是司法复核,孟晚舟都可以重新获得自由。如果孟晚舟和她的律师团队穷尽了所有法律途径也没能“脱罪”,那么引渡将会进入到司法部长决议的流程。司法部长将成为整个引渡流程的最后一环。当然,在这个环节,被引渡人依然可以申请司法复核。只有在穷尽所有法律途径后,被引渡人才会被移交至申请引渡的国家受审。 据统计,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的98%案例都获得了加拿大法庭的审理。而加拿大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应外国政府的要求逮捕的人中90%都被引渡给外国政府。   孟晚舟反击 就在加拿大宣布启动对孟晚舟引渡听证程序的同一天,孟晚舟以及她律师团队也开始了绝地反击,将加拿大联邦政府、加拿大边境事务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告上法庭,称他们在12月1日对其实施逮捕时严重违反了孟晚舟的宪法权利。 提交给法庭的文件说,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拘押和搜查孟晚舟的加拿大执法人员以似乎以进行常规边检的方式拖延时间、对孟晚舟随身携带的两个手机、一个iPad和一台手提电脑进行了搜查;以例行的边防检查为借口,对尚未被捕的孟晚舟实施非法搜身、扣押、审问,以获取证据及资料;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既没有告诉她被拘押的原因、也不让她接触律师;这不但导致孟晚舟失去了自由,而且让她受到心理上的折磨、引起她极大的精神焦虑。 代表孟晚舟的律师事务所Gudmundseth Mickelson LLP发出的声明也证实,该所已于3月1日提起民事诉讼,并将民事索赔通知提交给卑诗省最高法院。理由是加拿大政府官员多次不遵守法纪,行为失当,非法监禁,严重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

反疫苗浪潮在全世界攻城略地

七天记者 颜宏 一个反对接种疫苗的团体VCC(Vaccine Choice Canada)上周在安省多伦多地区设置了50个大型电子自动循环播放广告牌,宣传注射疫苗风险大,儿童免疫力强不必注射疫苗等内容,虽然这些广告在被群众举报后已经撤下,但也说明席卷全世界的反疫苗浪潮已经在加拿大有了一定影响。 无独有偶,目前正在卑诗省肆虐的麻疹病例已经出现了15例,而这种本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一个家庭的三个孩子都没有接种疫苗,他们在今年年初随家人到越南旅行时感染了麻疹,回来后传播给了其他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推特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病例出现,因为麻疹的潜伏期(从接触到出现感染症状的时间)是21天。 针对麻疹的卷土重来,卑诗省政府计划在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要求父母必须向学校提交入学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该省卫生部长Adrian Dix认为规定必须提交疫苗接种记录的政策会比强制性接种疫苗更有效,避免了把孩子夹在卫生当局和父母之间的法庭诉讼。据统计,有大约14%的卑诗省儿童没有接种麻疹疫苗。专家们建议,如果你在1970年以后出生,过去没有得过麻疹,也没有打过麻疹疫苗,那么最好去补上。 面对这股“反疫苗接种”的宣传浪潮,多伦多公共健康部门(La santé publique de Toronto)负责人Vinita Dubey指出,这些反疫苗的广告宣传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而这种真假信息掺半的做法很迷惑人,也很容易让人们对疫苗的作用和安全产生怀疑。她还认为政府应探讨禁止这类错误宣传或误导信息的广告,就像法律规定禁止烟草公司打广告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2019年全球最大的卫生威胁就是部分人对接种疫苗的反感和拒绝。 虚假论文引发的恐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疫苗列为20世纪公共健康领域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自疫苗问世和推广以来,总有一些人或因宗教信仰或因个人理念而拒绝接受,但一直没有形成大的趋势。现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反疫苗浪潮的所谓科学根据是一篇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上的文章。 1998年2月,当时的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的医生Andrew Wakefield等13人发表文章称同时接种MMR疫苗会使免疫系统超负荷,导致结肠炎,甚至可能引发自闭症。MMR疫苗是麻疹(measles)、流行性腮腺炎(mumps),风疹(rubella)这三种流行病疫苗的统称。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之后的几年,英国疫苗接种率一路下跌。从1995的95%以上,狂跌至2004年的81%。在此期间,政府和医疗专家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Andrew的结论表示质疑,认为MMR疫苗和自闭症之间的并无直接联系。 2004年,这篇文章的13名共同作者中的10人在《柳叶刀》上发表了道歉声明称之前的数据并不充分,贸然提出这一草率的猜想,对公共卫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年,记者Brain De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发表了一篇历经四个月的调查报道。报道指出Andrew在研究伦理上存在巨大漏洞:研究证据被人为篡改过,他的研究对象都是要进行反疫苗诉讼、期望索赔的家庭,收受了打反疫苗诉讼的律师的贿赂,让他为诉讼提供有利的“学术证据”。 2010年,那篇论文也终于从《柳叶刀》杂志完全撤稿,并裁定其“不诚实、不负责任”。 2011年,英国医学总会取缔了Andrew的从医资格。但这堪称近百年来破坏性最大的医学骗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真相大白而消散。这名已经无权从医的医生也没有停止为反疫苗的鼓与呼,凡是他走过路过的国家和地区,疫苗的接种率就会相应的下降。 疫苗的危害言过其实 反对接种疫苗的人士除了把注射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虚假研究作为依据外,还指出接种疫苗产生的副作用被目前的医学界所隐瞒或选择故意忽视。接种疫苗对一部分人来说确实可带来多种副作用,比如注射部位疼痛,发热,腹泻等,有些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但医学和科学界都认为,接种疫苗带来的这些副作用和产生的好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个反疫苗运动提及的因素是疫苗中添加的抗凝剂、铝、汞、苯酚、甲醛等成分对人体有害。这些成分单独看确实有毒,但其对人体的危害要体现在量上,如果量足够大,任何物质都能毒死人。而疫苗中这些物质的含量非常低,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有的疫苗中加入铝佐剂是为了增加疫苗的活性,见效更快,一只疫苗中的铝佐剂成分只有0.125毫克,而人们每天从饮食中摄取的铝要达到30-50毫克。 再比如,人们以前在疫苗中加入硫柳汞(thimerosal)——一种含汞的有机物,作为防腐剂,因为它有抑制细菌繁殖的作用。虽然这种添加剂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证明对人体产生任何毒副作用,但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这种成分已经自2001年起就在绝大部分的儿童疫苗中被剔除了。 针对疫苗制剂中最经常使用的铝佐剂,大部分国家的卫生机构也都认为铝佐剂为“迄今为止使用最为广泛的人用疫苗佐剂,在已上市疫苗中显示了普遍的安全、有效性”。在反疫苗网站上宣传铝佐剂危害的所谓科学论文也只是列举了疫苗中铝佐剂与各类疾病的相关性,且多数处于动物试验阶段、有些样本量极少,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 还有一种说法是注射疫苗会导致过敏。这个谣传最早出现在1997年,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在考察了2100名5-6岁的儿童后发现,注射疫苗对过敏症有积极作用,能防止某些过敏症状的出现。实际上因为注射疫苗而导致过敏的概率是一百万分之一,比被雷劈死的概率还小10倍。 自主选择的误区 另一个蛊惑人心的反接种疫苗观点认为,注射疫苗与否应该是个人选择,不需要强加。比如我自己身体健康,孩子的健康状况也很好,就不需要接种疫苗。但情况并非如此,疫苗预防疾病的机理是将弱化的病毒注入人体,通过这种模仿感染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学会自行识别,从而形成防御机制,在真正的病毒入侵时进行反击。新生儿会对某些疾病具有天然的抵抗力,因为他从母乳中获得了抗体。但疫苗预防的是那些无法自行免疫的疾病,而且针对的是最危险的几种。 自疫苗发明以来,一些危险性的疾病已经灭绝,比如1967年,天花曾造成几百万人死亡,随着抗天花疫苗的推广和使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已经消灭天花,天花也成为首个于世上绝迹的人类传染病。再比如抗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前,几乎所有儿童都会感染脊灰病毒,其中千分之五的感染病例会出现不可逆转的瘫痪,这些染病的孩子不得不使用辅助义肢、拐杖、轮椅、呼吸机等来生活或维持生命。在抗小儿麻痹疫苗推出后,现在全世界只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还存在小儿麻痹症的案例,在其他国家已经绝迹。 接种疫苗并不仅仅是保护自身,更是在保护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儿童,老人或正在接受治疗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因为接种疫苗的人越多,病毒存活的空间就越小,其传播的能力就会相应的大幅减弱,从而形成群体免疫力。 疫苗产业赚钱不容易 反对接种疫苗的另一个说辞是疫苗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所谓的各种好处都是疫苗生产制造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编造的谎言。其实,全球疫苗市场的规模在2017年达到276亿美元,却只占药品市场份额的2-3%,并不是制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疫苗生产有着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和把控。疫苗在被批准生产前需进行层层检测,包括安全性,适当的剂量以及对疾病的预防效果等。 在美国和加拿大,一种新疫苗在被核准前要经历长达10-25年的临床试验。首先,用计算机预测疫苗将会如何和免疫系统相作用。然后科研人员会对疫苗在动物身上做试验,这些动物包括老鼠、豚鼠、兔子和猴子。在疫苗成功通过这些临床动物试验后,才会批准在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 人体临床试验会分三个阶段:I期临床需招募20-100志愿者,耗时几个月,主要是评估疫苗的基本安全性和确定最常见的副作用;II期临床则需要几百名志愿者,耗时几个月到两年,主要是确定疫苗的组成,多少剂量是必要的,更详细、更多的常见副作用;III期临床则需要几百名至几千名志愿者,耗时几年。 III期临床试验是疫苗获批上市前最后阶段的试验,也是最重要、耗资最大的。疫苗在上市后,还要接受持续性的监测。所以说单纯从赚钱的角度来看,研发疫苗并不能带来快钱、大钱。 民粹和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关于疫苗的很多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很多人还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如果再加上一些有关疫苗的负面消息,民众就会对疫苗产生抵触心理,这很正常。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人们获得各种信息的来源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人们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相互矛盾,甚至虚假信息的困扰。 在国民健康与民众焦虑、在科学进步与网络传言之间,围绕着该不该接种疫苗的争论,社交媒体扮演着反接种疫苗急先锋的角色,不仅传播未经证实的“资讯”,信口雌黄,以讹传讹,还对一些已经证据确凿的事实进行否认或模糊处理,比如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2012年曾在推特上发文称:“接种疫苗是儿童自闭症大幅增加的原因。”而这一说法竟然得到许多人赞同。 在Facebook上搜索“疫苗接种(vaccinations)”“疫苗接种信息(vaccination information)”“疫苗(vaccines)”或“MMR疫苗(MMR vaccine)”等关键词时,前5名返回的结果都是反疫苗组织的网站页面。第一条结果就是“联合抵制疫苗(United Against Vaccines)”或“疫苗伤害故事(Vaccines Injury Stories)”的反疫苗组织网站。Facebook上一个名为“关于疫苗真相(The Truth About Vaccines)”的网页,则在向人们传递“没接种疫苗的孩子比接种疫苗的孩子健康”这一非科学理念。令人惊讶的是,该页面已经拥有超过13万名粉丝;在一个“停止强制接种(Stop Mandatory Vaccination)”的网页中,管理员甚至向超过11万名粉丝保证,他们不需要接种疫苗。 Facebook上其他反疫苗网站同样在发布一些没有科学依据、危言耸听的报告,如婴儿接种MMR疫苗一分钟后死亡,HPV疫苗导致儿童瘫痪、死亡等案例。 … Read more

兰万灵事件继续发酵 自由党政府根基动摇

七天记者颜宏 近期搅得整个加拿大政坛不安宁的兰万灵(SNC Lavalin)司法干涉丑闻终于在上周三获得了另一方的版本,前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在国会司法委员会(Comité parlementaire de la justice)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听证。在经过三个星期的沉默后,这位此次危机的大赢家敞开心扉,面对着电视直播的镜头,把近四个月来的苦水一一道出。本周三,特鲁多的前首席秘书Gerald Butts也来到国会作证,在全国人民面前描述了另一个版本,接下来枢密院首席秘书Michael Wernick、司法部副部长Nathalie Drouin也将来到国会道出他们眼中的事实真相。 王州迪的版本 王州迪按照详细的时间梳理顺序指出,在兰万灵公司被司法部告知不会有延期起诉协议(Accord de réparation)后,自由党庞大的幕僚团体即开始了委婉的或不委婉的游说活动,对她进行施压。在2018年9月到12月之间,她与她的办公室人员遭遇了来自总理办公室以及其他部门官员对于兰万灵一案的过问,至少进行了10次面谈和10次电话通话。她详细记下了每次谈话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自己的回应。 根据王州迪的叙述,2018年9月17日,王州迪与杜鲁多面谈。尽管这次会面的主题并不涉及兰万灵公司,但特鲁多很快把话题转到兰万灵公司面临的困境,指出如果该案进入司法程序的话,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多家供应商会面临倒闭,兰万灵也会将总部迁离蒙特利尔等。还提醒说自己是来自魁省的议员,王州迪则盯着特鲁多的眼睛反问他是否在对自己的司法角色进行政治干预。特鲁多则赶忙回答:“不,不,不,我们只是想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还向王州迪保证是否起诉兰万灵公司的决定权在她的手中。 从那以后,王州迪因涉及兰万灵一案与有关人员的会面和电话通话明显增加。9月19日,王州迪和枢密院首席秘书Michael Wernick会面,后者指出如果无法对兰万灵放弃起诉,他们将会迁往英国伦敦。同一天,王州迪的顾问主管Jessica Prince分别收到总理顾问Mathieu Bouchard和Elder Marques电话,询问兰万灵一案的进展;王州迪在议会中碰到的财长Bill Morneau也谈到挽救兰万灵公司对加拿大经济的重要性,王州迪则回应说应该停止类似的对话,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各自的工作界限。 根据王州迪的描述,就兰万灵事件与她本人以及她的下属沟通过除了前面提到的4人外,还有联邦财长的首席秘书长Ben Chin,总理办公室主任、幕僚长Katie Telford,总理办公室政策顾问Amy Archer,总理办公室高级顾问Elder Marques,总理首席秘书Gerald Butts(已于2019年2月18日辞职),财政部政策主任Justin To以及司法部副部长Nathalie Drouin等。这些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从经济或选举的角度出发,希望王州迪能考虑换一种方式处罚兰万灵腐败案,比如改用延迟起诉协议从而免去兰万灵的刑事诉讼。 Gerald Butts的版本 本周三,已经辞职的特鲁多好友、前总理首席秘书Gerald Butts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作证,否认他本人以及总理办公室的其他人员就兰万灵一案向王州迪施压。Butts在证词中表示,总理办公室的人员以及特鲁多总理本人从未试图影响前司法部长的决定,都认为是否给兰万灵一个机会应该由司法部长自己决定。 王州迪曾说她在去年9月16日就对兰万灵案做出了最后决定,但是此后总理办公室和枢密院的人仍然继续向她施压。如果她的决定权真的得到尊重的话,这显然是不应该发生的。但Butts说他第一次得知王州迪早在9月16日就做出最后决定,是在上个星期她作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以后的四个月里和她讨论此事时,并不知道她心意已决,所以一直认为他们所做的属于提供信息和建议的正常运作。 Butts表示,兰万灵一案是否进入司法程序涉及到九千多人的就业岗位,因此总理及有关官员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挑战”,需要慎重处理。另外,关于缓期起诉的条款刚刚被写入刑法,过去从未实施过。他们因此建议前司法部长在做出最后决定前最好先向一位或一组资深法学家(例如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征求意见。 所以他认为王州迪的说法从法律上和时间上都说不通。从法律上来说,总检察长在判决下达以前都可以对检察官做出指示。而此案的检察官直到10月9日还根据兰万灵公司提供的新证据修改了决定。另外,王州迪还在11月26日主动约他见面,并主动提起兰万灵一案,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两人面对面讨论此案。 Butts和王州迪曾在去年12月5日一起吃饭。王州迪在作证时把这次晚餐也列为施压行为之一。而Butts说,他们在那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聊了很多事,直到最后才简短地提到兰万灵一案。“事实上,分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最愉快的讨论。”他解释说,旁人看到的往往只是他们的官衔,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凡人,对事情的理解和印象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认为,王州迪把他们之间在兰万灵一案上的互动做出如此解读,是因为今年1月份的内阁改组损害了她对总理办公室的信任。在那以前,她从来没有流露过自己在兰万灵一案受到不当压力。 为什么辞职?Butts说他和特鲁多相识三十年。现在这种局面,如果他不走,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可能会被用作攻击特鲁多的口实。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七年前埋下的“炸弹” 兰万灵的腐败丑闻最早是由Radio-Canada的调查记者偶然发现的。2012年,记者发现正受到“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冲击的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人悄悄合家迁居到多伦多或蒙特利尔,而帮助他们打点一切的是兰万灵公司的几个高管。接下来的调查发现了更多的内幕,兰万灵公司通过实施各种贿赂手段以赢得利比亚工程项目的黑幕被一点点撕开。 更为可恶的是,兰万灵的这些非法手段不仅在其他国家使用,还把它带回了加拿大。2010年,该公司获得了麦吉尔大学附属医院的一项13亿加元的工程项目,而医院总裁和他的副手获得了两千多万加元的回扣。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腐败案。 自2012年,一手打造利比亚关系网的兰万灵公司副总裁Riadh Ben Aissa在瑞士被捕以来,已经有好几个兰万灵的高管以及相关受贿者受到起诉并被定罪。但在2015年以前,被定罪的都是个人,公司本身并没有受到指控。 2013年,兰万灵与世界银行达成协议,因涉嫌在孟加拉国和柬埔寨行贿而接受10年内该公司以及115家附属公司不得参与世行项目的竞标活动。 2015年2月,皇家骑警根据2012年突袭兰万灵总部找到的行贿证据,对兰万灵及其两家子公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在2001年到2011年之间向利比亚的政府工作人员支付4800万美元贿赂,以影响政府的决策。 兰万灵公司被起诉后,其内部大清洗后上任的新首席执行官Neil Bruce就希望联邦政府能在司法系统以外解决这一腐败案,试图用公司认罪,支付巨额罚款,在政府监督下进行整改的条件来换取免于或者延期起诉。因为兰万灵一旦被起诉,将在未来的十年内无法参与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项目投标,这对已经在海外遭受重创的兰万灵来说无疑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剩下倒闭或被收购一条路。 况且延期起诉并非兰万灵异想天开,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法律都允许违法的公司与政府达成协议,以罚款换取免于或延期起诉。联邦政府在去年修改了刑法,加上了类似的延期起诉条款。但是兰万灵行贿案的检察官拒绝放弃刑事起诉,而时任司法部长王州迪则拒绝行使总检察长的职权推翻检察官的决定, 由此埋下了这颗造成现在加拿大政坛震荡的“定时炸弹”。 特鲁多再受打击 此次兰万灵事件的发酵以及王州迪的证言对自由党造成了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不仅要特鲁多的心腹之一、首席秘书Gerald Butts以辞职来平息众怒,反对党保守党领袖Andrew Scheer更是直接呼吁特鲁多辞职,说他“已经失去了管理政府的道德合法性”。虽然特鲁多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很高兴王州迪有机会在国会说出她的版本,但“完全不同意”她对事件的描述。杜鲁多强调,对于兰万灵一案的决定权最终是在王州迪手中。他本人以及其他内阁成员都没有不当行为,他对于道德委员会的调查充满信心,更不会辞职,表示加拿大人在今年秋天大选时将有权选择谁将继续领导国家。目前为止,联邦内阁以及自由党内部多数成员都选择支持特鲁多。 … Read more

记忆中的冬天不再有

七天记者 梓丰 尽管过去一个月里,蒙特利尔被大雪盖了一层又一层,但这只是假象。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几十年上百年一直在重复的大雪覆盖地面的情况或许不会再来。根据加拿大环境局(Environnement Canada)近半个世纪来的监测,1955到1975年之间,冬季蒙特利尔落雪的平均最高厚度在60厘米,而1996到2015年之间,这一平均值减少了一半。根据卫星图像。这一雪量减少的现实并不仅仅发生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全国范围内的降雪都在减少,全国153个气象观测点的记录也显示,伴随着降雪减少的同时是冬季温度的升高。 蒙特利尔降雪量的减少也使市政府在三年前不得不改变沿用多年的除雪合同条款。以前,支付给除雪公司的费用是根据降雪量来计算的,而现在即使是冬天,降下的雪都可能融合,所以现在是根据除雪公司运输的雪量来支付除雪费用的。市政府发言人Philippe Sabourin还指出,市政府本来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节省除雪费用,但不巧的是今年和去年冬天的降雪量都很大,市政府不仅达到省钱的目的,还把根据以往经验设立的年度除雪预算全部用光也撑不到春天。 环境部的Ross Brown表示,这两年雪量的增大恰恰是气候变暖造成的。随着全球日益变暖,原有的气候模式被打破,北极上空的“极地涡旋”变得不稳定,导致通常聚集在北极上空的冷空气南下,侵入加拿大、美国上空,带来了寒潮和大范围降雪。虽然未来的冬天还有迎来特大降雪的可能性,但这些降雪将越来越快的融化。 降下的雪融化,降下的雨冰冻,未来的冬天温度将在冰度线上下浮动。以前覆盖着雪的人行道将越来越经常的被冰覆盖着,就如同现在的大街小巷。以前市政府在每次降雪后,需要在每平米路面撒150克的盐和防滑石块,一个冬天一般要撒15次左右。但今年冬天到目前为止,市政府已经撒了25次,每平米抛撒的盐和石块也提高到了300克,路面依然湿滑不堪。 冬季降雪量的减少,温度的提高同样影响到蒙特利尔周边的滑雪场。Bromont滑雪场的主管Charles Désourdy表示,近20年来滑雪场已经投入上千万元来增加人工造雪的设备。遍布山坡的、上百公里长的管道把山下Yamaska河里的水抽上来,再分散到各个滑雪道附近来人工制雪。每年11月、12月期间铺在滑雪者脚下的1到1.5米厚的雪几乎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气温的变化以及降雨会让滑雪道结冰,本地的滑雪场发明了一种北美特有的除冰神器——带着12英寸大小、高速旋转轮子的大耙子。Ouranos 气候研究所(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 climat Ouranos)指出到2050年,Cantons-de-l’Est地区的滑雪场将因为气候变暖而每年缩短10-20日的开放期。 蒙特利尔温度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1870年,气温在缓慢升高的趋势显而易见。1874到1883年之间,全年的平均气温为零下4.4度,而2008到2017年之间,平均温度升高到了零下2.6度,全年气温在零度以上的天数也在增加。

移民部农民工移民项目下半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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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食品农业行业欢迎联邦政府新预算中列出的招聘外国农业工人的项目,希望这一为期三年的试点项目能够帮助解决加拿大食品农业目前由于缺乏能够全年工作的农业工人而发展受阻的问题。 季节工 加拿大依靠自然环境的传统蔬菜和水果农业在收获季节需要大量的短期农业工人,靠近大西洋海岸线地区的海产品加工厂每年春夏秋季节也需要大量的水产品加工厂工人。这些季节性农工和季节性水产品加工厂工人中有不少来自外国。过去这些外国短期劳工主要来自墨西哥、海地和菲律宾,近年来来自中国的季节性工人也开始增加。 加拿大温室大棚农业食品业是加拿大农业中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加拿大南部平坦的农业地区种植蔬菜的温室大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实行多年的招收季节性外国劳工的项目却显得赶不上变化,无法为快速发展的温室大棚农业提供能够多年工作的外国农业工人。 长期农工 为解决这个问题,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在今年公布的预算案中提出了一个实验性方案,在今后三年招聘非季节性、全年工作的外国劳工,并方便这些外国农业工人取得加拿大移民身份,免除他们每年要向移民部申请延长工作签证的麻烦。这一试点项目一年接收的农工移民名额是2750人。 加拿大移民部证实,这一非季节性农业工人的移民试点项目将在2019年晚些时候推出,但没有给出具体的项目启动时间。 加拿大农业联合会Canadian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e (CFA)主席Mary Robinson指出,不解决非季节性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工人短缺的问题,许多本来会来加拿大的投资就会望而却步。根据2014的数字,加拿大农业食品行业短缺至少2万6千名工人,失去了15亿加元的经济机会。 严重短缺 加拿大农业联合会说,那些在屠宰场全年工作的工人和在温室蘑菇农场全年工作的工人都属于非季节性农业食品行业工人,那些愿意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外国人能够受惠于加拿大联邦政府新推出的工作移民项目。 据加拿大肉食业理事会的估算,加拿大肉食加工厂短缺至少1700名工人。 加拿大农业劳工资源理事会的测算则显示,到2025年加拿大农业食品行业会短缺11万4千名农业工人。 研究加拿大外国劳工问题的专家认为,为愿意来加拿大长期从事食品农业工作的外国人提供移民身份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好处,这就是有助于保护外国农业工人的权益。 外国季节性农业工人由于其工作签证是短期的、而且受限于一个雇主,这使短期外国劳工处于弱者地位,造成他们不敢对来自雇主的压力和欺负进行维权。而如果有了移民身份他们不但会比较有信心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社会项目的帮助。   来自:R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