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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跪能解决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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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当街“跪杀”引发的抗议示威浪潮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并蔓延到几乎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加拿大也不例外，东海岸的哈利法克斯、圣约翰、中部的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草原省份的里贾纳、卡尔加里再到西海岸的温哥华、维多利亚市等几乎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生命权利抗争、谴责警察暴力执法、种族歧视等的示威游行，就连联邦总理特鲁多上周五在渥太华举行的游行中不顾病毒的传播，在安保人员的簇拥下来到抗议人群中，手拿一件印有“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标语的黑色T恤跟着示威者一起喊口号，还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单膝跪地，引发一片惊呼之声。戴着黑色口罩的特鲁多单膝下跪长达8分46秒，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以单膝下跪来表达反对种族歧视的国家首脑。 据悉，“单膝跪地”的举动最早是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科林（Colin Kaepernick）做出的。2016年8月，美国发生了一系列警察暴力执法造成多名非裔男性死亡的事件，科林对此感到不满，就在一次赛前奏国歌时以单膝跪地的姿势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在事后采访中表示“我不认为一个压迫黑人及有色人种的国家值得我起立表达尊重。”之后越来越多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并引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次批评和严厉指责。特朗普加入“战团”后不仅没有平息这一抗议举动，反而引来大批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球员，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警察等也以单膝跪地的方式抗议。沸沸扬扬两年多后，NFL于2018年5月23日宣布联盟新政：球场奏美国国歌时，联盟人员必须起立以表达对国旗和国歌的尊重，否则其球队将会受到处罚。而今年因着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以“膝盖锁喉”方式悲惨的去世，更让这个动作成为反种族歧视、反种族暴力的标志性动作。 除了特鲁多，多伦多非裔警察局局长Mark Saunders和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在遇到示威者后也摘下帽子在警察总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单膝跪地，多伦多市长庄德利（John Howard Tory）和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则给这位警察局长的行为点了赞。蒙特利尔警察局SPVM局长Sylvain Caron则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在上周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以“单膝跪地”的方式谴责对他人的暴力、不公正以及极端的做法，并认为蒙特利尔警察局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执法行为，将采取措施解决这一现象。但由于该游行组织者之间的内部争斗，给这位局长发出的邀请最终被取消，他并没有出现在游行队伍里。而上周日举行的抗议集会大体上平和进行，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示威者与警察爆发小规模冲突，警方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而冲突的原因是有示威者要求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单膝跪地，但遭到部分警察的拒绝，于是引发示威者群情激愤，场面一度失控。不止是蒙特利尔维持秩序的警察被要求下跪，多个城市都发生Black Lives Matter组织人员要求政客、议员、警察甚至街头跑步的民众当众下跪的事件，就连曾表示过坚决不会下跪的加州费利蒙（Fremont）市华裔市长高叙加（Lily Mei）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也跪下了。 本来是为屈死的黑人佛洛依德伸张正义，谴责长期以来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承受的种族歧视现象的运动发展到今天短短两个多星期就已经完全变了味，不管是普通民众、政客议员还是执法人员都已经没有了“不表达态度”的自由，必须要站到示威者这一边，必须要下跪来表达支持，否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最近几天，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因表态魁省的种族歧视情况比美国好得多，虽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但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是零星的，并不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而遭到网络围攻就是一个例子。 而媒体一边倒的报道警察暴力执法和少数族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政客们为了显示其亲民立场而纷纷下跪使得这场本来为追求社会公平的抗争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侵犯另一边民众的权利和利益。 凭心而论，加拿大实行的是容纳各种族裔、各种文化的多元文化政策，历届政府都会把帮助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文化种族的移民融入加拿大的社会体系作为执政重点之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的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就是小特鲁多的父亲，就已经把包容所有种族和民族，所有语言、文化和所有宗教的价值上升到治国政策层面，成立了皇家双语和双重文化委员会来落实这项政策，并在1982年成为加拿大宪法的一部分。 正是这种在法律框架下的“互不干涉”文化，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道德批判的副作用，“互相尊重各自的文化习俗”也成了加拿大人公认的政治正确。过去50年中，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加拿大人的一种民族信仰。加拿大不会强制要求新移民必须融入加拿大的英法双语文化，任何人都可以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甚至允许部分族裔为传承自己的特色文化建立学校，民众的开放程度和包容性也居于发达国家前列。这里的居民不必担心别人对自己祖先的文化、语言、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指手画脚，这和美国黑人4百年从奴隶到现在的被歧视者的历史演进完全不同。 不可否认，加拿大同样存在种族歧视现象，存在种族主义者，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和社会差异，就会出现基于任何理由的鄙视甚至歧视链条。但现在从联邦总理特鲁多到警察局长Sylvain Caron不顾实际情况相继表示加拿大存在系统性的歧视问题，是面对群情舆论、道德绑架的妥协和丧失原则。他们的表态不仅鼓舞目前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抗议运动走得更远，也对现实情况于事无补。给民众贴上白人、黑人、原住民、少数族裔等各种标签真的就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吗？不仅不能，反而让社会更加撕裂！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的这种表态让很多非种族主义者的民众感到不满，现在轮到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而那些极端的左派也感到不满，指责他们知道问题的存在却什么都没有做。 种族歧视的问题并不新鲜，也将永远存在，解决的办法应该像魁省省长所说的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公开下跪来作秀，这样只会让情况更糟。现在要求解散警局，并对警队削减经费的呼声已经从美国传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长Valérie Plante对削减警察经费持开放态度的表态将更助长这种“闹到极端”的气焰，让警察的执法更加束手束脚、左右不是，普通民众的安全受到威胁，得益的只有那些犯罪分子。而削减的警察经费又会去支持那些所谓的反种族歧视组织和项目，催生出更多的示威游行和社会骚乱。 好在，这场必将记入史册的抗议运动在昨天随着佛洛依德在其出生地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下葬达到高潮后，开始出现反思的迹象，一些学者、警察以及普通民众的理性声音开始出现。现在新冠病毒疫情依然在肆虐，每天还在不断有人感染，有人病逝，第二波疫情呼之欲出的情况下，希望领导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政客们能抓住主要矛盾，为民众的福祉着想，少些政治考量和作秀。  

抗议示威循环 种族歧视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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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抗议者。

七天记者 颜宏 自5月25日以来，新冠病毒依然肆虐的美国又发生了波及全国的的大范围示威游行，全国至少140个城市发生抗议集会，至少40座城市宵禁，至少21个州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每到夜晚，熊熊燃烧的建筑，遭到打砸抢、涂鸦的店铺，不顾病毒、宵禁令的抗议人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国民卫队，刺耳的警笛和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伴随着示威民众或愤怒或痛苦的呼喊……··这样与人们心中认知的美国格格不入的场景不断地在不同的城市上演着，就连美国总统的驻地白宫都一度熄灭了它华盛顿特区夜晚的标志性灯光，陷入一片黑暗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宫外围多处地方燃起了烈火：示威者们纵火、焚烧国旗，甚至连“国家历史地标”圣约翰教堂都被点燃。 这起由白人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压已经被戴上手铐的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长达8分46秒，最终导致其死亡的事件而引发的大规模示威不再局限在美国，已经蔓延到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着“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Justice for George Floyd）等标语以单膝下跪的形式声援美国民众的抗议行动，同时对本国的种族主义进行谴责。 伦敦的抗议者 无独有偶 多伦多黑人女子死亡 就在弗洛伊德被残忍杀害的第三天，5月27日，一向和平的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也发生了一起警察执法导致黑人女子死亡的案件。根据受害者母亲的说法，29岁的女儿蕾吉斯（Regis Korchinski-Paquet）与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并开始出现癫痫发作的征兆，于是拨打了911电话求助，希望警察能把她带到戒毒中心。赶到现场的警察和蕾吉斯对话后，后者要求去卫生间，于是警察陪同她去往卫生间，随后她从24楼坠落，当场死亡。警方表示她是自杀身亡，而她母亲则表示听到了女儿的呼救声，是警察把她推下去的。蕾吉斯的堂弟随后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个视频指出多伦多的警察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堂姐，将她从24层楼上推下来，且放任她的尸体在地上一个多小时，不管不问，视频中可以看到草地上躺着一具尸体，上面覆盖着橙色的布。视频的后半段蕾吉斯的母亲也声泪俱下的控诉道：“警察冲进公寓，把她推下阳台，然后告诉大家我女儿是自杀，但事实是，警察杀死了她！”据悉，在拍摄这段视频之前，蕾吉斯已经在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现场也没有新闻媒体前来报道此事。蕾吉斯的家人说曾给媒体打过电话，但媒体回复说，警方已经提前告诉他们这是起自杀案件，不需要报道。这件事情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愤怒。#JusticeForRegis（为蕾吉斯伸张正义）这个标签迅速成为全网最热门的话题。 面对全网蔓延的愤怒，多伦多警方一直保持沉默。直到5月29日，多伦多警察局长Mark Saunders才罕见地面对公众，呼吁公众冷静，等待调查结果出来再做判断。并进一步解释说当天涉及蕾吉斯的报警电话不是一个，而是有三通报警电话被接入，其中两通都提到她有武器，而在警察执法过程中也有“刀”牵涉之内，但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目前，这起案件已经转由安省警察监督机构特别调查组(SIU)进行调查。6月1日，SIU通报了案件调查进展情况，表示已经约谈了6名在现场的警员以及另外4名目击证人，并取得该楼的监控录像，但不会公布录像的内容以免对目击者的记忆产生影响。 5月30日，一个由“不要再夺走另一位黑人的性命”（Not Another Black Life）组织发起的示威游行集会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四五千名多伦多居民不顾新冠病毒的危险走上街头，高喊“不要再夺走另一位黑人的性命”、“废除警察”（abolish the police）、“没有正义，没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等口号进行了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整个示威过程中没有出现暴力行为，和平结束。 暴力收场 蒙特利尔抗议者趁火打劫 5月31日，蒙特利尔也爆发了声援弗洛伊德和所有警察种族歧视受害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美国和多伦多发生的事件同样勾起了蒙特利尔非裔居民的惨痛记忆，蒙特利尔居民Fredy Villanueva和Bony Jean-Pierre分别在2008年和2016年死在蒙特利尔警察SPVM警员的枪下。 下午5点多，大约10,000多人聚集到市中心的演艺广场，前往SPVM总部。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表示：“对于每个人来说今天都很重要，我们要用每个人的声音来证明乔治·弗洛伊德并不会孤独地死去”，“种族歧视在蒙特利尔一直都存在，现在也存在。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谴责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和平示威持续超过3个小时后，警方开始呼吁游行者散去。但许多人不肯离开，还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杂物，警方也开始宣布此次游行为非法，要去抗议者离开。但约100来名暴徒化整为零后又回到抗议地点，沿街打砸抢烧。几十家临街的商店被纵火洗劫，包括快餐店、乐器店和性用品商店。数辆汽车被暴徒点燃，周边区域宛如战场，蒙特利尔地铁的一条线路也停驶了一个小时。这些人完全不惧媒体的拍摄和监控录像，公然打砸抢烧，有很多人脸上没有任何遮盖物，可以看出有黑人也有白人，和警察玩起猫鼠游戏，防暴警察顾此失彼，当晚仅仅逮捕了11人。 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所有举行类似抗议集会中唯一以暴力结局的城市。触目惊心的暴力镜头震动了整个加拿大，三级政府首脑包括联邦总理特鲁多、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蒙特利尔市长Valérie Plante以及各个团体一片谴责之声。蒙特利尔市长还表示这些抢劫的人与声援弗洛伊德的抗议游行无关，完全不顾已经因疫情而损失惨重的商家而故意破坏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要求警方尽快通过录像甄别这些抢劫者，逮捕这些打砸抢烧的暴乱分子，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阶层固化 种族歧视普遍 美国境内发生的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为什么会在全世界产生如此大的波澜？因为很多国家都存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问题，长期对少数族裔精神上、肉体上的歧视对待让很多人感同身受，产生共鸣。 联邦总理特鲁多在每日疫情通报会上明确表示：“对于许多加拿大人来说，美国正发生的一切都太熟悉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假装种族主义不存在。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是真实存在的，无意识的偏见是真实存在的，系统性的歧视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加拿大，这些歧视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这里，是成千上万加拿大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去年大选期间，美国《时代》杂志发布了一张特鲁多在2001年担任温哥华一间私立学校戏剧教师时的演出照片。在该校年度“阿拉伯之夜化妆晚会”上，特鲁多装扮成阿拉丁，把脸涂成黑色，围着包头。这张带有明显歧视黑人色彩的照片一经发布，马上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正在紧张竞选的特鲁多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承认自己的行为绝对无法接受，承认自己当时对黑人和少数族裔历史的无知，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伤害。当时他就说过“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在加拿大依然存在，而自己的优越背景令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硬地把抗议者称之为“暴徒（Thugs）”、“人渣和败类（Lowlife & Scum）”，并表示正派遣“成千上万的全副武装士兵、军事人员和执法人员，来结束暴乱、抢劫、袭击和肆意破坏他人及公共财产的行为”时，特鲁多用长达21秒的沉默谴责了特朗普，随后他表示加拿大政府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长期困扰黑人和原住民社区的系统性不平等现象。 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则不同意特鲁多所说的“加拿大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问题“，认为大部分魁北克民众不是种族主义者，种族歧视现象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仍然需要与种族主义作斗争。去年秋天，受SPVM委托所作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黑人被警察拦截查问的几率是白人的5倍。而另一项调查也表明，非裔、原住民群体、穆斯林群体更容易受到警察的盘查。比如一名男性年轻黑人驾驶一辆较好的汽车行驶在路上，就会立刻受到警察的注意，猜疑这辆车是偷来的，即使他驾驶的车辆可能是他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同样的事情在其他族裔身上很少发生。蒙特利尔南岸一名黑人男子Joël Debellefeuille就因为驾驶自己的宝马车而被警察反复拦截一怒之下把警察告上法庭，经过三年的司法大战，最终获赔1.2万元的补偿金。 面对再次爆发并蔓延至全世界的种族歧视抗议，François Legault省长在6月2日进行的议会辩论中指出种族歧视不是天生的，它是有传播性的，所以与种族主义作斗争必须从小做起，从教育抓起。为此，魁省将在学校开设反种族主义的课程，制定打击种族主义的计划，让有色人种不会在租房或找工作时受到歧视，警察执法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时一视同仁，不会因人种不同而有所区别。蒙特利尔市政府也在找出解决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问题，上个月刚刚通过了一项要求SPVM定期公布执法对象的种族和社会角色的动议。 其实种族歧视的现象在北美由来已久且深入骨髓，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黑人、原住民、穆斯林、亚裔等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白人的历史原罪，从惨绝人寰的黑奴制、种族隔离到种族歧视，再加上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让因歧视引发和积累的仇恨从现实层面看根本无解。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让资源越来越流向富有的阶层，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把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推向更凄惨的境地；政府信奉干预越少越好，对普通民众至关重要的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在恶性循环里挣扎；还有代表群体利益的选举制度带来的弊端，任何一个政党若想赢得选举，都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而少数族裔因为选民数量不够大，往往被各个政党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 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更是让种族问题掩盖下的阶层不平等问题突出地显现出来。在美国，因COVID-19而死亡的感染者中，23%为黑人，而非裔人口只占人口的13%；就在民众因失业而生活困难时，科技巨头以及华尔街的宠儿身价纷纷暴涨，如从3月下旬到5月下旬，社交平台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电商平台亚马逊（Amazon）创始人贝索斯（Jeff Bezos）的资产分别暴增58%和26%。蒙特利尔做为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城市，贫富不同的社区在病毒的侵袭下表现完全不同，富裕的街区很快得到控制，贫穷的街区既防不住，也控不住，逐步成为新的疫情中心。 在这场还在持续、且看不到尽头的抗议示威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依然是表面上的种族主义警察暴力执法、少数族裔受歧视的问题，没有人关注更深层次的富有的1%和其他99%人群之间的阶层问题，弗洛伊德的悲剧注定不会是最后一个，类似的示威抗议还会再出现。 … Read more

中国政府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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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共分为总体要求、制度设计、分步骤分阶段安排、组织实施等4部分。 《方案》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在制度设计方面，《方案》提出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以各类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动和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以特殊的税收制度安排、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完备的法治体系为保障，在明确分工和机制措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方案》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贸易自由便利。在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 《方案》明确，实行投资自由便利，大幅放宽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实行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 《方案》提出，实行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在有效防控涉外安全风险隐患的前提下，实行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实行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方案》明确，实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创新安全制度设计，实现数据充分汇聚，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方案》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快三亚向国际邮轮母港发展，支持建设邮轮旅游试验区，吸引国际邮轮注册。设立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区。支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5A级景区。 《方案》明确，按照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强法治、分阶段的原则，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着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鼓励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应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 《方案》提出，建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制定实施有效措施，有针对性防范化解贸易、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生态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风险。

一个重婚罪如何成为孟晚舟引渡案的裁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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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快马加鞭   加拿大BC 省高等法院对孟晚舟在加拿大是否构成“双重犯罪”裁决书关于美国制裁是否在加拿大构成双重犯罪的第65条，引用了115年前一个重婚罪的判例，读后简直叫人惊奇掉了下巴。世上万事无奇不有，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哪怕相隔百年，居然也会发生联系。   两个不想干的人：100多年前的George Collins与现在的孟晚舟 图源 / 加拿大广播公司 一则结婚公告引发的重婚案   1905年7月12日，一个叫乔治·柯林斯（George Collins）的美国人携新婚燕尔的妻子进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在首府维多利亚市以“罗森伯里先生和夫人”的身份入住酒店。 不久，加拿大警方在这里拘捕了他。此时，他正被美国司法部门通缉并要求引渡回国。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乔治·柯林斯是美国旧金山的一名富有的律师，几个月前他刚刚在旧金山的报纸上刊登了他与一位富翁寡妇的女儿克拉丽丝·麦卡迪小姐结婚的公告。 可是这一公告却让那些知道柯林斯已于1889年5月和夏洛塔·纽曼结婚的人感到惊讶。 柯林斯被告重婚罪！ 夏洛塔的哥哥也向陪审团证明他曾参加了妹妹和柯林斯的婚礼。 重婚罪成。 柯林斯（中）与两个老婆（克拉丽丝左下、夏洛塔右下）图源/旧金山媒体档案 但这位精明的律师却认为，根据美国当时与加拿大的条约，重婚在加拿大不是可引渡的罪行。 于是在1905年6月，柯林斯带新婚的老婆北上，逃往加拿大。 但是，百密一疏，他没有想到的是，做伪证在加拿大也是犯罪。 美国的检察官指控柯林斯在夏洛塔因丈夫背叛婚姻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撒谎，没有如实向法庭说明自己的婚姻状况，他们要求加拿大逮捕这个有两个老婆的人。 这一案件在美加两国引起了巨大轰动，柯林斯也成了当时各大媒体追踪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头版头条。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财富，传播各种小道消息。柯林斯对当时的《维多利亚殖民者日报》记者说，这一指控是“捏造”的，“他是一个阴谋的受害者，因为他得罪过许多人”。 一份捏造的指控   像柯林斯一样，孟晚舟在与引渡作斗争中的关键战役之一就是所谓的双重犯罪—即一个人被指控的罪行在两国都必须视为犯罪，以保证将被告引渡出境，面对审判。 孟晚舟被指控的罪名是欺诈，被指控向汇丰银行香港高管撒谎，就华为是否控制一家违反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公司做不实陈述。 检察官声称，银行依靠这些谎言来继续受理华为的银行业务，这意味着它们违反了相同的规定，有遭受损失和起诉的风险。 孟晚舟的律师辩称，由于在案件获授权进行诉讼时加拿大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因此，如果在当时所谓的罪案发生，银行也不会蒙受损失，因此所谓的欺诈罪名也就不成立。 柯林斯声称，关于他的婚姻的谎言是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向公证人提出的诉状中发生的，他根本就没有在加拿大做这样的宣誓，因此也就不存在做伪证的问题。   一个假设的难题   BC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希瑟·霍姆斯（Heather Holmes）援引乔治·柯林斯1905年引渡美国的判例，认定华为高管孟晚舟也违反了加拿大的相关法律，符合引渡程序。   1905年，当时的BC省最高法院大法官莱曼·达夫（Lyman Duff）与当前孟晚舟案中的霍姆斯法官面对着同样的假想难题。 时任的BC省最高法院大法官莱曼·达夫（Lyman Duff）图源：加拿大高等法院 将涉嫌犯罪的事实设想也发生在加拿大到底意味着什么？ 法官是否受限于假装加拿大不存在任何制裁，还是法官可以考虑涉嫌犯罪的背景—从效果上讲，考虑将外国法律等同于加拿大法律的一部分？ 在处理柯林斯案时，达夫（后来成为加拿大最高法院第八任首席大法官）发现他们可以这样做。 他写道：“如果你想认定被告的所作所为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否有罪，那么你可以将被告连同被告犯案的环境一起移植过来。” 这意味着要考虑柯林斯宣誓他没有与两个女人结过婚的法律环境。 “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那么在加拿大发生重婚罪该怎么处理呢？”达夫问。 “根据法律授权的方式，您必须在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宣誓。这些事实构成了对被告人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实质’。” 霍姆斯引用达夫的话说，她可以考虑这些背景，以认定孟晚舟的对汇丰银行的所谓不实陈述在加拿大也构成犯罪，即使加拿大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 她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不法行为的实质是在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故意虚假陈述，将汇丰银行置于危险之中。” “美国的制裁是解释汇丰银行如何面临风险所必需的事态的一部分，但制裁本身并不是该银行交易行为的内在组成部分。”   一个难以想象的结局 … Read more

晚舟再搁浅 回家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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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对加拿大抱有特殊的好感，这一方面是源于加拿大籍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无私帮助和舍身救助，另一方面也源于奉行独立外交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率先与中国建交，使加拿大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这一累积了几十年的好感自2018年12月1日起破灭了，那一天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加拿大政府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当时正在转机的华为CFO、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加中关系低潮。   第一阶段裁定   经过近一年半的拖延，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BC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5月27日在长达23页的判决书中做出结论，裁定美国对孟晚舟的欺诈指控（Fraud charges，涉嫌向汇丰银行隐瞒华为子公司Skycom与伊朗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加拿大成立，即孟晚舟符合俗称的“双重犯罪”（dual criminality）原则。随着周三的裁决结果出炉，孟晚舟引渡案将进入到下一环节。在6月举行的听证会上，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将会是“加拿大官员在逮捕孟晚舟时行为是否符合执法程序”。 BC省高等法院裁决书 众所周知，一旦引渡程序正式开始，整个司法程序走下来可能要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孟晚舟将不得不被困在加拿大。毫无疑问，这名法官的裁决给刚刚有所好转的中加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华为公司在裁决后的声明中说：“我们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我们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们也将继续支持孟女士寻求公正判决和自由。 我们希望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最终能还孟女士清白。孟女士的律师团队将不懈努力，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如果没有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裁决或许不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催化剂下，中、美、加三国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导致的相互对抗从原来的遮遮掩掩、相互试探到现在的明面化、相互谩骂甚至开始谈论相互脱钩；中加却在疫情过程中积极互动，从防护用品采购到疫苗研制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就是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加拿大依然“司法独立”，确实让很多看不懂的人惊讶、失望。 孟晚舟的律师早就指出孟晚舟被捕时加拿大并未制裁伊朗，孟晚舟的行为在加拿大不属于犯罪，请求BC省最高法院驳回此案。 BC省最高法院则表示法官的职责只是判断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这起案件最原始的“欺诈指控”是否在加美两国都涉及双重犯罪，无论是否存在“政治制裁”或“政治因素”，“诈骗”本身就是犯罪。 加拿大外长尚鹏飞在裁决出炉后表示：这一裁决显示了加拿大的司法独立。 目前孟晚舟案处在引渡程序的聆讯（Hearing）环节，法官的裁决（Ruling）不是审判（Trial），不具备强制力，也没有具体的执行要求。引渡是行政流程而不是司法过程，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本文截止发稿时，联邦司法部长David lametti尚未就这一裁决进行任何表态，但他在今年1月表示过，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在加拿大也是犯罪行为，应当以涉嫌欺诈罪名将她引渡到美国。 美国对华为一共提起23项指控，其中13项涉及孟晚舟，大多围绕金融欺诈，只有一项涉及到对伊朗禁运。 在霍姆斯法官作出裁定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记者提问时指出，“加拿大参与了一场旨在削弱华为实力的政治阴谋，美加两国滥用引渡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加方应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以免中加关系持续受到损害。”面对中方如此明确的信息，特鲁多则回应称“加拿大司法完全独立，所以我们不用为判决结果向谁道歉或是解释，我们对于司法系统有充分信心，我们会持续捍卫这个系统。”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裁决后在推特上发布声明回应称，中方对有关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 声明驳斥了加方协助美国打压华为的行动，指出美、加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并专横地采用强迫手段限制孟晚舟女士，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使馆强调，中国政府坚决捍卫中国公民及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并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国的严正立场以及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不要一意孤行。   点击图片，查看顽石最新资讯与项目 中美博弈 2018年12月，孟晚舟事件发生后，根据后来媒体披露的信息，抓捕孟晚舟的决定并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抓捕时，他并不知情，有媒体人猜测是美国一些感受到华为威胁的民主党精英一方面为打压华为、一方面也为给特朗普添堵而做出的决定，因为签发逮捕令的纽约东区法院是民主党的地盘，也曾多次在移民问题上做出违背特朗普意愿的判决。而具有商人投机天赋的特朗普顺水推舟，一方面可以打压华为，另一个主要方面则可为中美贸易谈判增加美方的筹码，试探中国的底线。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打破了特朗普的如意算盘，为安抚选民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无法正常执行，大选结果很难预料。这让中美之间仅存的一点谈判空间不复存在，看现在的态势，中美大概率将走向新的对抗。 特朗普和美国的政治精英也意识到抓捕孟晚舟引发的反弹超出了想象，不仅让本就脆弱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给中美贸易谈判增加困难；让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急转直下，陷入一年多的外交纠纷；引发欧洲、亚洲以及美洲股市的震荡；让全世界的科技企业和科研人员对美国心生恐惧；更惊醒了很多相信西方人权、民主、自由的人，看清了美国霸权的嘴脸后转而支持华为乃至中国……完全偏离了特朗普和美国设想脚本发展的孟晚舟事件成了一个烫手山芋，让加拿大为难，更让总是要占便宜的特朗普为难。但傲慢而顽固的美国依然不肯面对现实，及时止损。就在孟晚舟是否涉嫌“双重犯罪”判决的同一天，反华先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表示为对抗中国推动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已经向国会提交法案，不再视香港为高度自治地区，这暗示美方将终止为香港提供的特殊待遇，让中美之间的对抗进一步升级。   点击图片，查询孔子学校活动 加拿大立场 在孟晚舟引发的这场政治风波中，中国和加拿大都是受害者，彼此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政治幼稚的特鲁多政府不仅没有从中学到四两拨千斤、滑溜不粘手夹在两个“争斗中的大象”之间的外交谋略，而是选择了大国竞争中最忌讳的选边站策略。 如果说开始时，没有多少执政经验的特鲁多政府低估了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情有可原，但之后“外交棒槌”般的特鲁多和“人权圣母”般的前加拿大外交事务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的一系列“神”操作让中加关系无法走出低谷。 2019年1月，当时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国会山时报》发表题为《不要让傲慢与偏见蒙蔽了双眼和灵魂》（Why the double standard on justice for Canadians, Chinese?）的署名文章，指出加拿大等西方某些势力一贯对华采取双重标准，法治只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对法治的嘲弄和践踏。 2019年1月18日中国驻加拿大前大使卢沙野在渥太华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中方对孟晚舟事件的立场 @Sept Days / 七天传媒图片 … Read more

双重犯罪成立！BC省高等法院孟晚舟案第一阶段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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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省高等法院太平洋时间5月27日上午11点（北京时间28日凌晨2点）公布了孟晚舟引渡案的第一个判决结果，认定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其引渡案将继续审理，孟晚舟将留在加拿大参加后期的相关听证，等待新的审判结果。 孟晚舟出庭，听取法庭所做的判决。 上周末，孟晚舟与相关人员出现在BC省高等法院台阶上摆出V字手势的图片周一、周二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媒体上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孟晚舟团队提前庆祝胜利。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温哥华转机时被加拿大应美国政府要求扣留，一年半来围绕这一事件，中国、加拿大、美国三国在外交、经济等多方面进行了斡旋与较量。    

与病毒抢时间 特效药疫苗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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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病毒目前为止已经波及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近500万，死亡近32万5千人，堪称史上最严重瘟疫之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熟悉的生活和世界，也将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在各国政府和民众努力抗击疫情的同时，科研战线的抗击也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全世界不分国家、不分种族的科研人员都在拼尽全力研究如何控制病毒感染、传播，寻找治疗方法，不断在检测方法、疫苗、特效药研究等各个方面取得或大或小的突破，这其中，作为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在多个方面为全球战“疫”取得先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从1月开始的全球疫苗研发竞赛，到目前已经有100多个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逼近或进入临床阶段，8只率先进入临床人体试验的疫苗中，4只来自中国，2只来自美国，1只来自德国，1只来自英国。 强效药或在秋季普及 以北京大学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ICG（（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nomics,）主任谢晓亮为首的团队，利用高通量单细胞测序技术，在COVID-19康复期患者血浆中筛选出针对新冠病毒的多个高活性中和抗体。动物实验已证明这种中和抗体有望成为治疗COVID-19的强效药，同时还可提供短期预防。 左起：北京大学的耿晨阳、曹云龙、谢晓亮；北京佑安医院的粟斌、郭向华 根据谢晓亮团队在科学杂志《细胞》(Cell)上发表的论文，新冠病毒感染康复期患者的血浆当中包含了由适应性免疫反应产生的中和抗体，把中和抗体用作治疗手段时，对COVID-19轻症和重症的患者都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改善。这一发现被誉为“让大家看到了开发出首个新冠肺炎强效药物的希望，也为人类最终战胜新冠病毒带来了曙光。” 由于新冠病毒（SARS-CoV-2）是新发现的病原体，还没有临床特效药物，只能在现有的1000多种临床药物中筛选。目前全球列在特效药“候选名单”的药物有70多种，包括那些治疗疟疾、埃博拉病毒、艾滋病和类风湿等疾病比较有效果的药物，如曾被美国吹嘘为神药的美国吉利德（Gilead）公司研发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以及让世界震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为预防服用的抗疟疾药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等，但这些旧药新用，针对性不足，目前临床试验显示疗效有限。 另一种被科学界验证有效的治疗办法是利用痊愈患者的血浆。血浆作为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运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需的物质，以及体内产生的废物等。血浆一般会携带一些重要的物质，包括各种抗体、补体、凝血因子、各种离子以及包含氨基酸、葡萄糖、维生素、白蛋白的营养物质。血浆疗法的原理就是利用痊愈患者产生的抗体来治疗其他的感染患者。 其实血浆疗法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人们就发现，恢复期患者的血浆对于治疗白喉和破伤风有效，感染过某些传染病而又幸存下来的人，能对再次感染产生一段时间的免疫力，有时甚至是永久性的免疫。这也是疫苗免疫的基础。血浆疗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广泛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麻疹、腮腺炎、肺炎、休克、严重创伤、其他严重感染等。在近几十年发生的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H5N1禽流感，以及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等疫情时都有使用。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使用血浆疗法的试验都显示疗效显著，但由于不能大规模地生产血浆，血浆疗法的用途受到限制。 谢晓亮团队利用其在单细胞基因组学的专长，联合北京佑安医院，从60位康复期病人身上筛选出8558种病毒蛋白结合抗体序列，成功找出14株高活性的中和抗体。其中编号为BD-368-2的抗体表现突出，把这种中和抗体注入感染的小鼠体内，5天后病毒载量就减少2500倍，还可完全抑制小鼠的病毒感染，达到预防效果。 谢晓亮指出“中和抗体将成为战胜疫情的强效药。如果疫情冬天反复，我们的中和抗体届时可能已经问世。”而这是完全现实的说法，根据报道，与谢晓亮团队联合攻关的上海药明生物正在为临床实验生产GMP（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级的药物，预计七月完成。由于中国国内病人数量很少，临床实验将在北京丹序药业有限公司协调下，在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如果一切顺利，秋天时就有了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人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在美国政客甩锅、抹黑中国的大背景下，谢晓亮特意强调新冠病毒没有国界，科学研究也不应有国界，人性更不应该有边界。他还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出发，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惠及世界，而不像一些美国人所认为的中国是唯一受益者。2018年，被誉为单分子酶学的创始人、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相干拉曼散射显微成像技术和单细胞基因组学开拓者的谢晓亮在留美33年后选择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主任、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 中加合作研制疫苗 5月13日，联邦卫生部宣布，批准中国公司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CanSino Biologics Inc，以下简称康希诺）与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开展合作，在蒙特利尔生产康希诺的新冠候选疫苗。NRC成立于1916年，是加拿大政府负责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国家殿堂级科学机构，相当于加拿大的中科院。 5月18日，康希诺发布的公告称，这款名为“Ad5-nCoV”新冠疫苗是与中国军事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的陈薇团队联合开发的，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其工作原理是让腺病毒带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殊致病抗原而进入人体细胞，从而合成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目前已经在国内进行了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由于疫苗的保护效力需要在处于疫情爆发中的国家进行，所以将在加拿大进行三期临床试验，下个月就会在位于哈利法克斯的加拿大疫苗中心进行人体试验。 腺病毒载体疫苗技术相对成熟，2014年，陈薇团队就是用这种技术开发了中国首个、世界第三个进入临床的埃博拉疫苗。这款疫苗可同时激发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在体内产生良好的保护作用，同时采用无血清高密度悬浮培养技术，确保了制品的安全性。研发团队还突破了病毒载体疫苗冻干制剂的技术瓶颈，在世界范围内首创适于2—8℃长期储存，可在37℃环境下稳定存储3周的疫苗，以适应应急状态下，特别是高温地区运输和使用需求。 说到这个成就就不能不提这家与加拿大很有渊源的康希诺公司。这家于2009年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立的创新公司，四位创始人都有在加拿大学习、工作的经历，总裁宇学峰更是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在蒙特利尔生活了10年之久。所以他们创立的公司英文名字CanSino既是康希诺的音译，也代表了中国（Sino）和加拿大（Canada）元素的结合。 宇学峰自1996年进入加拿大著名的生物公司Ibex Technologies担任科学家，两年后跳槽到专门生产疫苗的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公司，2006年，已经成为该公司全球细菌疫苗开发总监的宇学峰被派回中国为制定中国市场战略进行前期的行业调研。而这一次回国，让宇学峰开始意识到中国疫苗产业与国际水平的巨大差距，他此前从没想过国内疫苗行业在生产技术和产业转化上有如此明显的缺口和不足。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生产国，但长久以来，全球疫苗产业被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默沙东（Merck Sharp & Dohme）、赛诺菲巴斯德以及辉瑞（Pfizer）所垄断，四大巨头的合计年销售额占全球市场总额的80%以上，重大疫苗产品几乎全部来自这四家跨国公司。面对生产技术的鸿沟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让宇学峰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回国创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先后找到了邱东旭、朱涛和毛慧华，都是当时大型跨国药企负责疫苗研发的技术骨干，经过几次的酝酿和讨论，他们最终决定，回国创办一家有特色的疫苗产业升级换代的创新企业。 自2009年创办以来，康希诺的第一桶金是通过技术转让与技术授权获得的，而由这些技术开发的疫苗产品也都陆续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技术实力得到验证。到了2011年才得到了首轮3000万的融资，有了第一轮的基础，接下来的几轮融资也变得水到渠成。2017年4月，康希诺完成了4.5亿元的新一轮融资，完成这轮融资后，康希诺的股权融资总规模接近8亿元。同年10月， 3.8万平米的疫苗产业化基地正式落成，一座现代化的疫苗生产工厂开始运行起来。 不过在2017年之前，康希诺投入巨资在疫苗研发和临床实验上，研发管线包含十几个新型疫苗，涵盖了肺炎、肺结核病、埃博拉病毒病、脑膜炎、百白破、宫颈癌等12个疾病领域，连年亏损，而且亏损金额越来越大。直到2017年，这个默默无闻的海归创业公司通过生产埃博拉疫苗一战成名，同默沙东、强生、葛兰素史克三大跨国药企巨头分庭抗礼。 也正是由于研制埃博拉疫苗，康希诺自2013年开始和NRC合作。NRC设计和开发的HEK293细胞系曾获得康希诺生物的认可，被用于开发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这种细胞系可作为“活细胞工厂”来生产任何的疫苗产品，这次的新冠病毒疫苗也将使用这一细胞系来生产。 NRC负责生命科学研究的副主任Roman Szumski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为此批准了4400万加币的研究经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以在12-15个月内实现彻底商业化。 康希诺四位联合创始人，从起：毛慧华、邱东旭、朱涛、宇学峰 NRC表示，一旦证明这种疫苗的有效性，在蒙特利尔的设施可以直接提供一定数量的疫苗，提供给紧急需要的领域。但蒙特利尔的产能不可能满足全加拿大范围内的需求，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寻找更多的生产力。 随着人类对新冠病毒认识的不断加深，来自科学界的好消息不断，相信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联合起来一定能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最终恢复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  

魁省自由党产生首位女党魁 少数族裔掌舵，下一届省选能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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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46 ans, Dominique Anglade devient la première femme à diriger le PLQ.

七天记者 梓丰 2018年的魁省选举终结了魁省自由党PLQ（Parti libéral du Québec）多年来在魁北克政坛的垄断地位，获得了该党历史上最低的得票率，其实魁省自由党的分崩离析早在Jean Charest执政后期已经初露端倪，连续执政三个任期的自由党政府积弊太多，腐败严重，赢得选票的亮点仅仅是因为自由党在当时魁省四个省级政党中是唯一一个不主张魁北克独立的政党，让那些倾向统一的魁省英裔、移民群体以及一小部分法裔选民别无选择，只能投它以维护加拿大的统一。 大厦将倾 不战而胜成党魁 尽管魁北克的独立运动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已经日薄西山，后继乏人，但无法继续忍受自由党各种丑闻的魁北克选民在2012年用微弱的选票把自由党拉下了马，把主张独立的魁人党（Parti québécois）送上了少数政府的执政党地位。误判形势的魁人党在执政18个月后发动新的选举妄图改变少数党执政的弱势，争取多数席位，继续其“独立美梦”。其明星党员、独立派传媒大亨Pierre Karl Péladeau高调参选，声称胜出后将立即着手进行独立公投，这引起了厌倦独立运动的民众的强烈反弹，多数选民把票投给了主张留在加拿大的魁省自由党，连魁人党党魁、省长马华在自己的选区都败给了自由党对手。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的评论文章称这不仅是继1980和1995年两次独立公投后，魁北克人第三次对独立运动说不，也是魁北克独立运动连续遭遇的第22次失败，包括两次独立公投，七次联邦大选和十三次省级选举。 但自由党党领Philippe Couillard带领下的自由党没有抓住魁北克民众留给他们的窗口期。在平衡选民期望和长治久安之间走钢丝，把精力放在抓经济，以负责任的态度花了三年时间紧缩财政，砍掉了很多财政拨款项目，花大力气削减债务，大力提倡发展经济，极大改善了Jean Charest执政时期债台高筑的现象。虽然魁省政府的财务状况不再继续恶化，连续达到预算平衡，甚至开始出现盈余，但由于其“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政策惹怒了那些受影响者，最终在2018年被短视和期待高福利的选民抛弃，Philippe Couillard本人虽在自己的选区当选，但史上最差成绩让他不得不黯然辞职。 陷入低谷的自由党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任临时党领，政党政治的现实性让很多人选择在“政党的航船”即将倾覆时赶快上岸，Pierre Arcand、Pierre Moreau、André Fortin、Sébastien Proulx甚至曾任蒙特利尔市长的Denis Coderre等一众自由党大佬都决定不参加党领竞选，最终符合候选人资格，进入新一任党领竞选程序的只有两个人：前魁省副省长Dominique Anglade和只有10万居民的小城市Drummondville市前市长Alexandre Cusson。按照自由党党领的竞选程序，原本应该在今年5月31日前召开自由党党员大会选举出新一任的党领，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改变了一切。 为了专心竞选，Alexandre Cusson辞去了市长和魁省市长联合会（Union des municipalités du Québec）主席的职位，从去年11月起就失去了收入。但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迫使自由党在今年3月份暂停了党领竞选程序，什么时候重开也不知道。最终只获得了自由党两名议员支持的Alexandre在资金的压力下于5月11日上午宣布退出党领竞选，剩下的唯一候选人，46岁的Dominique Anglade自动成为自由党第16任党领，这是自由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党领。 政治世家 学霸历练成政客 Dominique Anglade于1974年出生在蒙特利尔，父母是来自海地的移民。其父Georges Anglade是著名学者、作家，母亲是经济学者和坚定的女权主义者。Anglade先生上世纪60年代在海地获得法学学位后，又去法国求学，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人口研究所（Institut de démographie de Strasbourg）任教。曾因强烈反对当时统治海地的Duvalier家族，在1974年和1991年两次被流放，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蒙特利尔。Anglade先生曾参与创建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的地理系，并担任社会地理学教授。他还创立了海地团结运动（Mouvement haïtien de solidarité）等组织，呼吁在海地建立民主政治。Anglade先生退休后主要从事写作和政治事务，以海地传统文学的特殊体裁Lodyans进行创作，这种近似于故事的简短叙事文在他笔下臻于圆熟，代表作有法语作品《失忆》（Les blancs de mémoire）。2010年海地大地震时，他与妻子正好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参加活动，不幸双双遇难。 Dominique Anglade毕业于蒙特利尔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éal）和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HEC Montréal），大学时曾担任学生会主席，因成绩优秀获得多项奖学金。1996年，大学毕业的Dominique 前往宝洁公司（Procter … Read more

蒙特利尔“沦陷”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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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病毒疫情依然在世界肆虐。加拿大的疫情中心在魁省，而魁省的疫情中心则在蒙特利尔。截止到目前魁省3千多名因COVID-19死亡的案例中，90%的人来自大蒙特利尔地区，蒙特利尔“荣升”为世界每百万居民人口中死亡率第五高的城市，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仅次于纽约、米兰、马德里和布鲁塞尔。许多人很不解，为什么蒙特利尔成为整个加拿大的疫情“震中”？蒙特利尔哪里做错了？ 疫情根源 面对多次被问到为什么魁省的疫情如此严重？魁省省长Francois Legault在每天的疫情发布会上多次提到过的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是魁省的春假正好放在最不恰当的时候。 魁省的春假比安省早一个星期，2月28日就开始了，由于魁省天然与欧洲的密切关系，还有很多社区和美国关系紧密，所以很多魁省人趁着春假带着孩子南下美国旅游、探亲、坐邮轮，或去欧洲旅行、滑雪、探亲。而当他们出发时新冠病毒疫情刚刚开始在欧洲出现，还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引起北美足够的重视。当他们在各地毫无顾忌地游玩时，2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调至“非常高”；3月1日，纽约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3月4日，意大利宣布封城；3月7日，纽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这些度假的魁北克人准备回家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3月10日，意大利宣布封国；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COVID-19疫情已经构成世界大流行，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自3月13日起的30天内，将暂停“从欧洲（除英国外）到美国的所有旅行”。这些大量从世界各地返回的旅行者给魁省带来了第一波集中爆发的疫情。而加拿大其他省份的春假比魁省晚两周，等到他们放假的时候，加拿大各级政府已经发出旅行警告，建议国民取消旅行计划，其他国家也设置了各种旅行限制，让很多原本计划旅行的人改变主意。 二是魁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 当中国最早爆发疫情时，距离中国最近的卑诗省和华人数量最多的安省首当其冲，最先受到疫情的冲击，各级公共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都行动起来应对疫情，而魁省却直到2月28日才报告了第一例来自伊朗的确诊病例，使得早前蹦起的神经在长时间“狼没有来”之后有所松懈；而以法国后裔为基础的魁北克社会天然与欧洲联系紧密，有着加拿大较大的意大利社区、希腊社区、西班牙社区等，也由于法裔文化相对热情、宽容的文化传承，魁省也是阿拉伯国家民众首选的移民目的地之一，与疫情爆发的另一地点——中东联系紧密；蒙特利尔也从历史上与美国的疫情中心纽约州联系紧密。在纽约疫情已经大规模爆发的3月10日，蒙特利尔犹太社区的很多人前往纽约参加犹太传统节日，被称为犹太人的狂欢节的普林节（Purim）的庆祝活动，也导致犹太人居住集中的蒙特利尔几个区Côte-Saint-Luc、Outremont、NDG等最早爆发疫情。同时魁省的地理位置也成为很多来自欧洲或在欧洲中转前往加拿大其他城市乘客的中转地，蒙特利尔机场成为疫情从欧洲进入加拿大的门户。 三是魁省的长期护理中心CHSLD、老人院等老人集中场所疫情失控。 由于魁省多届政府几十年来对省内养老系统的忽视，导致疫情在这些身体健康状况本就脆弱的老人群体中爆发，而且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尽管应魁省政府的请求，联邦政府决定派出1350名军人前来援手，但至今没有完全到位，招人进度缓慢，无法解决这些机构人手不足的问题。在魁省，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养老院系统应对疫情不利的主要原因是人手不足，而人手不足的原因又是工资太低，初级工作每小时只有十三四元，且工作繁重，没人愿意来工作，从来招不到足够的工作人员。招不到人，职位填不满，就使得现有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个人干两个人、甚至几个人的活儿，由此造成恶性循环。同时，由于工资待遇低，工作繁重，也没有人愿意入行，针对老人护理的培训课程经常因为生源不足而取消，后继人员严重不足。如何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省政府正面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局。而关于工资待遇问题的协商也非常复杂，目前在养老系统工作的护理人员分属好几个工会，在和政府的劳资谈判中，各个工会之间无法达成协议，进展很慢，省长曾多次表示很愿意在护理人员工资固定在21元以上的协议上签字，但似乎还没达成协议。护理人员工资低，导致护理人员不得不在几个地方兼职，同时，防护物资缺乏，老人院空间狭小无法有效隔离等也加速了病毒传播。 四是魁省的统计方法。 魁省和其他地区统计疫情的死亡数据不同，不仅统计确诊的COVID-19死亡患者，还统计关联患者。即因其他原因去世、但与其他确诊死亡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老人，比如同住一家长期护理中心CHSLD等。同时在确诊数量的统计上，魁省也把确诊者和疑似者都统计进去。 疫情发展 对于魁省疫情中心的蒙特利尔，从2月底出现第一例到现在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3月初开始，有国外旅行经历的疫情大爆发。刚开始，蒙特利尔的公共卫生部门还进行检测，并对确诊者进行流行病调查，跟踪密切接触者等，但随着感染人数巨大，追查工作无法完成而落到病毒传播的后面；第二波是3月末开始在CHSLD、老人院等老人居住地点集中爆发的疫情，公共卫生部门已经做不到有效追踪、有效控制，只能是控制一点算一点；第三波就是4月末开始的社区传播，除了刚开始那些疫情严重的地区外，Montréal-Nord、Ahuntsic-Cartierville、Villeray–Saint-Michel–Parc-Extension、 Mercier–Hochelaga-Maisonneuve、Rivière-des-Prairies等地的疫情发展迅速，确诊案例持续增加。到目前，官方统计的蒙特利尔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2万，民间说法有3%的民众感染的情况下，公共卫生部门干脆“缴械投降”，自己“放倒”，放弃追踪确诊患者和其密切接触者，只调查在幼儿园、工作场所等地爆发的大规模感染案例。 应对不力 针对魁省的严重疫情，特别是发生在CHSLD的人间悲剧，省长Francois Legault曾在4月17日公开道歉，表示政府知道养老系统存在的各种缺陷，却没有早点行动，比如提高增加护理人员的工资，增加工作人员数量等，又在5月11日第一次承认魁省在应对疫情方面准备不足。其实从疫情发展的时间线来看，哪里只是准备不足的原因，而是从一开始的抗疫思路到具体的抗疫措施和手段都荒腔走板，政府朝令夕改，政策相互矛盾，相关部门慌乱应付，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出现问题后既无法对症下药，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也无法抽调资源，集中处理，导致疫情在近乎社会停摆7周的情况下依然失控。 3月12日，魁省在加拿大第一个站出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除一直关注疫情发展变化的华人社区和其他亚洲社区外，大部分加拿大民众还懵懵懂懂，社交媒体上一片“是否过度反应”的质疑声。随着疫情发展急转直下，魁省民众开始理解并支持政府的抗疫政策，那时候大部分民众是真心地相信政府能控制疫情，以至于魁省的疫情发布会一度成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民众对省长的满意度达到97%这一惊人数字，朴实的民众还创造了各种赞美、表扬省长和卫生官的歌舞和段子上传至社交媒体。但实际上，魁省从一开始的抗疫思路就不是要把病毒传播控制到零，而是拉平疫情曲线，让疫情在不击溃医疗系统上限的情况下缓慢发展，缓慢传播，在没有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建立起群体免疫，可惜的是病毒并不那么听话和善解人意，没有以政府规划好的速度和方向传播。 转折大约发生在4月9日，媒体爆出西岛私立的老人护理中心CHSLD Herron爆发疫情，之后省长获得的内部消息显示那里在短短不到两周时间里已经有31人因感染新冠病毒丧生。大概从那一刻起，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狡猾对手。用省长自己的话说病毒进入老人院，就像“火星掉进了干草堆”，火势大爆发，难以控制。 经过6周时间的居家隔离政策，魁省政府成功地把除大蒙特利尔以外地区的疫情曲线拉平，开始考虑复工复产，分别于5月4日开始陆续开放商业、学校、制造、建筑等行业。但疫情中心的蒙特利尔情况继续失控，政府不得不把重启的日期一推再推。 深层原因 很多华人读者不解地追问，为什么这里不能像中国那样控制疫情？本报曾在4月30日出版的第694期头版文章《从群体免疫 看社会无力》一文中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剖析了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群体免疫的道路的根源，区别只是疫情曲线的高和低，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多与少。 大部分华人集中居住的大蒙特利尔地区除了要经历上述的抗疫瓶颈，还受到魁省政党政治的掣肘。众所周知，现在执政的CAQ政党脱身于主张独立的魁北克人党，在2018年进行的省级选举中，这个政党采取了搁置统独争议、专注经济发展的策略，让既不想再折腾独立又不愿完全放弃独立同时厌倦自由党多年统治的魁北克人多了一个选择，获得了除蒙特利尔以外大多数地区选民的支持，在赢得的74个席位中，只有两个来自蒙特利尔，72个都来自魁省各个地区，CAQ 也被戏称为“农村党”。CAQ很知道蒙特利尔的民众永远不会成为它的铁杆支持者，也就没有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分配资源。比如在疫情爆发之初，魁省省长一直表示防护物资足够，但蒙特利尔地区的长期护理中心CHSLD、老人院、医院等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没有防护物资，普通口罩都缺，更不用说防护效果较好的N95口罩，更是一罩难求，即使是最早被指定为新冠定点医院的L’Hôpital Sainte-Justine的医护人员的N95口罩都需要重复使用，逼得工作人员不得不发明了一种给N95口罩消毒的装置，有人表示最长一个N95口罩要使用一周。再比如，在整个魁省的检测能力达到每日1万次的情况下，在疫情如此严重的蒙特利尔却只进行了3千次检测，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检测人员人手不足，蒙特利尔人检测意愿小，但实际情况是人为设置检测条件，限制了检测人数；检测点信息不透明、混乱，检测点一会儿建立，一会儿关闭，一会儿又要重开，民众不知道去哪里检测，而在大蒙特利尔以外的地区进行检测则简易、方便得多。 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疫情全球第一的情况下，还能以美国的检测数量全球第一而自夸一样，面对蒙特利尔疫情失控的情况，魁省政府也能以“看看旁边的纽约，我们做得还算不错”来自我安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深层意识里，放弃那些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的选择。  

从群体免疫，看社会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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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疫情在中国开始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国家除了隔岸观火，关闭和中国的航空通道，关注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准备。而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既具有技术能力，又有授权的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紧密跟踪中国疫情的发展，及时提出各种应对建议和方法。在中国科学家确定病毒基因组四天后，也就是1月12日就研发出依据病毒基因信息的检测诊断试剂，并将检测试剂蓝图发布到网上，全世界的任何实验室都可以下载使用；1月30日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这意味着根据于2005年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各个成员国必须对这一事件立刻做出反应；后来看到很多国家应对新冠病毒漫不经心，世卫组织又多次发出警告，号召大家学习中国已经被验证成功的抗疫经验，苦口婆心地强调控制疫情的窗口正在关闭，各个国家要做好准备、尽快储备个人防护用品、呼吸机等抗疫物资。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随着疫情在全世界多点爆发，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相继沦陷，于3月份开始陆续无奈地宣布采取他们之前大肆批判中国侵犯人权的居家隔离政策，整个社会近乎停摆。 魁省作为加拿大行动最早、抗疫措施最严厉的省份一度受到民众的夸奖，魁省民众也是整个北美地区遵守防疫措施最好的人群，那个时候大部分魁省民众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包括一直批评政府防疫措施太过松懈的华人总算是松了口气，提心吊胆了这么久之后政府终于开始实施具体的抗疫措施了。绝大多数的魁省民众怀着政府能够最终控制疫情的美好幻想响应政府号召，宅在家里，不外出，不聚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加拿大其他地区，魁省自诩为“最严格”抗疫政策却漏洞百出，出现症状的人自我隔离，检测自愿；确诊的患者居家隔离全凭自觉，不能保证其严格执行，也不追踪接触者；不建议带口罩；不阻止高感染风险的老人院护理人员各院流动，也不配备相应的防护设备……4月初，以长期护理中心CHSLD为代表的老人院爆发严重的疫情，政府焦头烂额，也让民众看清了政府制定抗疫措施的不合理和反复无常，医疗管理体系的臃肿和低效，曾被夸上天的公民社会形象崩塌，原来那些奋勇救人、不顾自身安危的英雄只存在于好莱坞的电影里。仅仅居家抗疫4个星期后，面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的民众就开始要求复工复产，特别是那些除蒙特利尔外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地区。魁省省长在4月5日宣布把居家抗疫期延长到5月4日后，也开始自相矛盾地谈论之后的解封重启问题，谈论起已经被科学界批得体无完肤的群体免疫策略，最终经过几个星期的舆论造势，于4月27日、4月28日分别宣布了魁省学校和商业重启计划，成为加拿大疫情最严重却又是重启最早的地区。 可以说在中国付出全国之力，牺牲整个第一季度经济发展，采取各种措施全力控制疫情，保护民众健康、生命安全的样板下，西方发达国家最终采取的其实就是群体免疫策略，不约而同地放弃对病毒传播的严防死守，转而在病毒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在21世纪践行达尔文自然进化、自然淘汰理论。 中国经验不被借鉴 西方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疫情面前，基本上都经历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指摘、批评中国采取的严厉防疫措施；等到疫情来到自家门前，还不以为意，未采取任何防疫行动，医疗系统没有未雨绸缪，社会没有采取切段病毒传播的任何行动，该聚会聚会，该旅游旅游，大型活动照样举办，即使看疫情最早爆发的意大利也如看“科幻大片”一样，根本没意识到与自己有关；直到疫情相继在各个国家本土爆发，确诊人数明显增加，从媒体到政府才真正意识到“狼来了”，纷纷手忙脚乱地颁布“宅家令”，宣布抗疫措施，却还是都没有认真借鉴已经被世卫组织评价为行之有效的中国抗疫模式，而是再一次重走中国疫情初期面对病毒一无所知而慌乱应对的老路。 拿震惊全魁省、乃至全加拿大、全世界的老人长期护理中心（CHSLD）疫情来说，作为魁省公共卫生系统最高负责人的首席卫生官Horacio Arruda给出的解释是不知道一些无症状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也会传播病毒，所以没有对人员流动进行限制，有人确诊后，又没有及早、有效地进行隔离，导致疫情持续扩大，甚至出现有的CHSLD里面住客全部感染新冠病毒的极端现象。早在2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就加入了“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的内容；2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的研究论文，文章中明确提出部分无症状携带新冠病毒者传染性较高。如果说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信息，本地的科研人员或者防疫专家可以说不懂中文，不了解情况，但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月4日就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可能在无症状的情况下传播病毒，提请各个国家注意；到了3月20日，英文《自然》杂志发表题为《隐性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引发新的疫情》的报告。文章指出，30%～6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但他们传播病毒的能力并不低，这些隐性感染者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疫情爆发……就连魁省防疫管理部门的最高长官都如此忽视来自中国、世卫组织甚至科学界的知识和经验，非要自己摸索一遍，承受一遍损失，更何况基层的医护人员，各种低级错误层出不穷，导致疫情一直在高增长态势下蔓延。面对民众的质疑，这些本该了解更多、提出最有效建议的防疫人士经常说的话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病毒，对它一点不了解，每天都在发现它的特性，所以出现漏洞在所难免，却不提中国已经替他们答完了考卷，自己却连“抄”都不屑于“抄”，到头来是疫情无法控制，别无选择地走向群体免疫，甚至要先让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的儿童先行测试群体免疫的可行性，继而让这个陌生而危险的病毒与民众共存。 群体免疫成唯一办法 疫情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除了中国外，几乎都选择了政府有限控制病毒传播，民众通过渐进感染获得群体免疫的道路，因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抗疫方式。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从政府到媒体再到民众都太过重视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确，思想已经完全僵化，面对新生事物时无法实事求是。当疫情在武汉爆发时，本地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判中国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侵犯人权，侵犯自由，侵犯隐私等等。等到自己不得不颁布“宅家令”时还自夸采取是民主式居家隔离，不侵犯人权和隐私权，允许民众外出，对轻症者、无症状者、密切接触者采取不检测、不隔离、不收治、不追踪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就是根本无法控制病毒的社区传播，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其实针对威胁生命的病毒，衡量一切的标准应该是哪一种办法有效，能够遏制它，无论是禁止民众流动还是封锁一个老人院或者疫情严重的社区都应该是单纯的医疗应对措施，而不是先进行政治或者民主制度的考量，或者进行攻击他国的工具。 第二，小政府大社会，民选的体制束缚政府的手脚。因为政府只有4年的任期，若想继续执政就需要讨好选民，几乎所有的民选政府都在疫情发生后表示一切都在掌控中，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而不敢把实情告诉民众。事实却是它们既未能避免疫情爆发，也没做好准备。疫情爆发后，讨论的也多是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一个一个可能逝去的生命。之所以人们更关注对经济的影响也跟本地文化的有关，寅吃卯粮，三分之二的人靠借贷生活，工资晚一天到账就可能接不上，根本无法承受经济停摆的结果。所以政府只能冒着病毒传播的风险尽快恢复经济活动，保证民众能够生活下去。魁省之所以这么着急重新开放的学校，其中一个原因是魁省25万贫困家庭的孩子要依靠到学校吃政府补助的早饭才能吃饱。 第三，经济和技术瓶颈制约抗击疫情。加拿大作为一个资源大国，在金融资本逐利的大趋势下，制造业已经空心化，无法提供抗疫必须的防护物资和医疗仪器。尽管政府从疫情一开始就呼吁把制造业转回本地，做到医疗用品自给自足，但最常用的口罩还大量需要依赖进口。到现在近一个月时间，连最简单的防护服本地制造企业都无法做到填补缺口，导致一线和新冠病毒患者直接接触的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具只有可怜的一个口罩、一次性薄薄的防护衣和一次性手套，不要说和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至少两层专业防护装备、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医护人员没法比，就连中国在机场、火车站的普通执勤人员的防护设备都比他们强，这也是截止到目前医疗系统已经有4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的主要原因。 另外，本地的互联网应用，包括网上办公、网上授课、网上购物、网上诊疗等技术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比如阿里健康开发的网上义诊服务可以接受每小时3000人次发起的咨询，更不用说社区智能疫情防控系统、智能门诊预检分诊系统、健康码等随时可控制病毒传播的智能应用。就连在魁省政府每日进行的疫情通报会上，公共卫生官Horatio Arruda在被问到一些数据时，都是拿出一个看起来翻得有些破烂的笔记本，翻找了半天才能找到需要的数据；而省长François Legault需要展示来自老人中心CHSLD的死亡人数与其他地区的对比时，也是要把图表打印在一张白纸上，再贴在一块展示板上来展示，没有投影仪，更没有大屏幕，仿佛还停留在世纪之交。魁省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多次表示这次疫情将给魁省的整个医疗系统带来巨大的变化，医疗服务将变得信息化、电子化、并融入远程问诊、远程治疗等。对比卫生长官的手写笔记本，看来魁省距离医疗信息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在中国连最高领导人都开始在网络直播中带货农副产品的时候，本地政府花大力气推出的“蓝菜篮”（Panier bleu）却只是一个网址集合，就是把本地开展电子商务的公司整合到一个网站，若想购物还需要登陆各个商家的网站，更不要说方便、快捷的配送、物流服务了。 对华人来说，对政府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也好，感到愤怒也罢，都无法改变这里走群体免疫的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不要感染，等待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成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