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评论员 步虚
在全球抗疫进入关键阶段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加速的特殊氛围中，世界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新气象，时有天意同人意。我们祈盼，我们祝愿，为社群，为国家，亦为天下众生。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往方式与内容，打乱了社会既有的经济及其他活动的节奏和力度，导致了社会成员的普遍困窘、焦虑、孤寂、痛苦及众多生命的丧失，让刚刚过去的2020年整体呈现为一段艰难而不平凡的岁月。这种艰难和不平凡的内容和滋味，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亲身体验和感受。这种艰难与不平凡的程度和意蕴引起了世界各国、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切思索和评论。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一致认为，新冠疫情作为近百年来罕见的巨大危机或灾难，将对我们的生活及世界带来深刻而长久的改变。
生活及世界发生变化，是常态；变化因新变量的出现而加剧、加速，这便是超常态，便是不平凡。正是基于对这种新变量的肯定性理解和把握，一位大思想家曾如此断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而这一论断所提示的“历史进步”，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即是世界正经历着的国际力量格局的积极改变和人类社会状况趋向的整体改善。
新冠肺炎疫情正是上面所说的“新变量”。它最根本地冲击了人们的生命存在，最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根本的、直接的作用性，对于人们的感知和意识而言，具有超乎寻常的放大效应；对实际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产，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倍增效应。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我们重新认识和觉悟到了许多我们过去不曾明确认识和觉悟的东西，我们经历和见证了许多以往没有经历过、没有看到过的变化。前些日子，魁北克人类学家塞尔日•布沙尔在媒体活动中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重新提醒我们一些基本的东西：生与死。谁生，谁死，成为了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新冠疫情作为放大镜，它凸显了常常被我们忽视或轻视的基本问题——生命存在问题，也暴露了在许多国家和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关键矛盾——因生命存在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遵守防疫限制措施并不是丧失自由，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责任，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试想，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国家的领导者和媒体精英能早一点认识并明确向公众强调这个基本的道理，早一点把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落实到实处，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何以会泛滥到今天这个地步。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一度被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侵蚀和扰动的人类社会的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余，民粹盛行、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公平缺失、合作乏力、治理失效等问题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国家作用被凸显和强化。国家的根本职责，在于为其国民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活条件保障和公平、公正的社会稳定保障。然而，一些国家其中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和管控疫情的政策和举措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不但体会不到这种保障，而且还看到了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真切感受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固有的缺陷和弊端。正是基于自身的观察和感受，美国名人亨利·基辛格才如此表示：“国家能团结和繁荣，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各部门能预见灾难，阻止灾难的影响，并让国家恢复稳定。这次的新冠疫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公众眼中就会变成失败者”。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世界主要大国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经济负增长，财政收入锐减，金融情势严峻。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其恢复速度和程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尤为突出，为疫情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带来难能可贵的亮色。不同国家应对和管控疫情的态度和方式及其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催化了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在原有轨迹上的加速变化，世界主要力量加快重新组合。两位美国学者在一本名为《警钟——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解决》的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新冠疫情本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如今，中国变得更好，而我们则病得更重。
这里有必要明确的是：当新冠病毒袭击人类时，中国是最早向国际社会通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早确定并公布病毒性质、最早协同世卫组织迎战新冠疫情的国家。中国首先在武汉检测到病毒，进而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如果接着用西方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述，2020年初决定“封城”的武汉决不是作为灾难发源地的“切尔诺贝利”，而是西方文明话语中的那个通过“封村”举措来阻截黑死病蔓延的“亚姆村”。武汉人民为阻止疫情在中国及其他国家蔓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这是新冠疫情叙事的事实基础，而尊重事实的正确的疫情叙事，在“后疫情”阶段和“疫后”时代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新冠疫情的作用下，大国力量的对比博弈，不仅表现在经济、财政和金融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社会和思想理念方面。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就认为，新冠病毒危机根自巨大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市场失败。它进一步凸现了一些国家及国家集团自身理念、制度和政策的短板。与之相对照，中国在应对思路、治理理念和实际效果等方面优于美欧国家。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则更为透彻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治理体系在应对疫情和随后的经济挑战方面更胜一筹，中国文化在面对疫情时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凝聚力和团结精神。今天，人们必须承认，在新冠疫情的直接作用下，中国抗疫过程所体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遵循的生命至上、生命权利平等不二、万众一心集体协作共克时艰等社会理念和文明价值已经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被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日前，美国多个主流媒体人在热闹非凡的武汉街头走访并直接询问了多名武汉居民，让他们真切体会到了，今天的“武汉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地方之一”。透过武汉这扇窗，人们应该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强大复苏活力和光明发展前景。新冠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中国，为世界的安全和发展，为大洋这边的我们投送了信心和希望。
从传统且狭隘的种族文明、宗教文明、地域文明的角度来看，加拿大与中国的确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然而，即便如此，基于全球协同抗疫和加拿大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加拿大与中国维持正常关系，两国一起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对加拿大国家和人民而言，有着毋容置疑的正面作用。我们应当正视和承认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处理过程中的良好表现，正视和承认这种良好表现所产生的有益于全球贸易、产业和经济复苏的积极效果。我们应当听听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办人达里欧的忠告：美国及以它为首的国家集团不可能遏止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再次兴起，除了和平竞争、局部合作与在G20架构下谋求共治外，别无坦途。
更何况，如果立足于社会公正与进步(或社会文明)、环境保护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或生态文明)、全球治理与发展(或全球整体文明)的立场，我们一定能看到，加中两国实际上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两国之间有着且还可以发展形成许多利益共同点。在这方面，加中两国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曾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应对和管控新冠疫情中的不同表现及其所造成的实际效果差异，既是世界多维度、多层面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具体展开，又反过来使这种力量格局变化来得更迅速、更深入、更有机会显示其普遍性的意义。
今天，世界力量格局超常变化正伴随着人类社会多方面的改变，其趋势已然形成且难以扭转，其过程本身对于所有的国家或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有待发现和把握的机遇和希望。
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2021年。
新年新气象，我们相信，我们把握，我们努力。我们一起，在世界的常超变化中拥抱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