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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半年多的竞选，联邦保守党的明星候选人Pierre Poilievre（《七天》报今年4月7日出版的第793期文章《拥抱比特币的候选人Pierre Poilievre》曾对其本人做过详述，本文不再赘述）赢得了党领竞选的胜利，但如此一骑绝尘、压倒性的胜利还是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保守党的党领竞选结果是在9月10日晚上出来的，但与上一次保守党党领竞选状况百出，选举结果过了凌晨12点还没有出来，等到胜选的欧图（Erin O’Toole）发表胜选演讲时已经凌晨两点，很多人都等不了去睡了的情况不同，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在晚上8点之前就公布了，因为只需经过一轮投票，就有候选人的得票数超过半数而当选党领，无需进入第二轮。 民调中一直领先的Pierre Poilievre以68.15%投票率绝对优势获胜，而排在第二多的前魁省省长Jean Charest得票率只有16,07 %。即使Pierre Poilievre在竞选期间曾对魁省前省长口出恶语，引发一些魁省保守党员的不满，但在78个魁省保守党投票区里，他还是在72选区都获得了胜利，而在全国的338个投票区里，他拿下了330个，仅有8个漏网，碾压所有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保守党党领选举过程中，保守党新增了近40万党员，是之前现有党员人数的两倍，大部分是因为Pierre Poilievre的个人因素而选择加入保守党的，这些人要么是喜欢他独具一格的主张，如他主张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家庭生活、教育、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不能延伸到个人生活中，为此他支持反疫苗的卡车司机示威；再比如他认为使用比特币可以摆脱通货膨胀等；要么是对两年多政府的各种疫情防控措施感到不满的人，而这些占多数的新党员的加入无疑会让原来的保守党改变面貌，而挟着新党员大比例支持优势的Pierre Poilievre如何与联邦保守党的老人相处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大多数 虽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级别的政治版图中有六党角逐，但实际上只有自由党和保守党有执政的可能性。新民主党太左，太注重福利，加拿大的经济承受不起；魁北克政团因致力于代表魁北克人的利益，追求魁北克独立，所以影响力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在其他省份也没有分支机构，相当于一个联邦层面的地方性政党；另外两个小党都处于边缘状态，注重环保的绿党内部纷争不断，还企图用环保绑架整个社会的发展；人民党则是极端主义者的大本营，不可能获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加拿大历史上也一直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个中偏左和右翼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由自由党把持政权。 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自2015年以绝对优势获得胜利以来，已经在2019年和2021年的两次选举中以少数政府当选，显示出选民对自由党的好感和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降，再加上民众对特鲁多的审美疲劳、对自由党的大撒币、太左政策不满以及自由党内各种丑闻不断等因素都让选民渴望换个领导人，只是苦于反对党无人可选。唯一能与自由党抗衡的保守党在最近几年中一直因为内部的定位问题而内斗不已，可以说毫无战斗力。 众所周知，现在联邦保守党是2003年12月，由加拿大联盟党（Alliance réformiste-conservatrice canadienne）和加拿大进步保守党（Parti progressiste-conservateur du Canada）合并而成的，主要代表银行保险业、铁路运输业、能源工业垄断资本和大农场主利益，历来就有“红色保守派”（tories rouges）和“蓝色保守派（Blue Tories）之争。“红色保守派”倾向于社会自由主义；小政府低税收；向罪恶采强硬的态度；军事化；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及卖淫的合法化；支持君主立宪制；和英联邦国家保持密切的来往等。“蓝色保守派”则比较温和，虽然在社会和经济上都比较保守，秉承传统，但不将这种个人选择强加于政治或社会，关注经济良性发展，不抵触增加社会福利，但也不愿意借债，代表人物就是在2006年到2015间担任联邦总理的哈珀（Stephen Harper）。 相比联邦自由党党内比较稳定和团结而言，保守党的内斗明显和不够团结可能是基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在西方社会整体左倾化的大背景中，各种极端思潮涌现，导致同在保守光谱下的主张日趋分化；二是在过去120年中，保守党仅执政40年，每次竞选失败都是一次大动荡、大洗牌；三是保守党等右派的根本理念就是提倡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也注定了不容易团结起来。联邦保守党也是如此，各色保守派之间存在纷争，红、蓝两色之间的保守派在很多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甚至针锋相对。 在2015年输掉大选的哈珀先后辞去党领和国会议员的职务后，新的党领选举中，38岁的谢尔（Andrew Scheer）经过7轮投票才最终以微弱优势击败对手Maxime Bernier赢得党领竞选，这一方面说明了保守党内部撕裂的严重，另一方面也把Maxime Bernier逼出了党，创立了人民党，保守派势力被再一次分流。在2019年大选中，谢尔领导的保守党虽然在选票上超过自由党，但最终的席位却没能突破，上任刚刚两年的谢尔在竞选中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只会对特鲁多进行人身攻击而被广泛诟病，又被爆出使用公款支付孩子的私立学校学费的丑闻，不得不以家庭原因辞职。之后的党领竞选中，处处效仿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红色保守派”身份自居的欧图同样经历了4轮投票才胜出，但这位力图“重塑”加拿大的极右翼政客上台后却因试图走中间路线以获得加拿大大多数选民的认可而最终在今年的“自由卡车”示威中被保守派扫地出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动荡后，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大比例胜出的Pierre Poilievre，被认为拥有足够的道德权威，可以去改变过去保守党内部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他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胜选之后就试图改变自己极端、右翼、具有特朗普影子的原有形象。 新策略 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他和妻子一同走上讲台，但却不是他本人开始讲话，而是微笑着看着他在蒙特利尔长大的妻子Anaida Poilievre Galindo拿起话筒。Anaida用流利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先是介绍了自己以及自己成长的家庭。他的父亲本是委内瑞拉的一名银行高管，上个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爆发经济危机，物价飞涨，大量工商业、银行破产，于是在1995年携妻带子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东部的Pointe-aux-Trembles安家，当时她只有八岁。刚到加拿大时为了养家糊口，他的父亲夏天到各处的农场打工，冬天则到处打零工，生活十分拮据，如果有一个地方的工资没有及时发放，全家就面临断顿的风险；给汽车加油并不是奢侈，而是能够去工作的必要条件。“我的父亲，他从穿着西装和管理一家银行到跳上农田车去收集蔬菜和水果，因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来养活全家。”Anaida动情地总结说：“没有比养家糊口更大的尊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的情况才开始好转，目前她的父亲自己做小生意。而她自己则按部就班地读书、上学，但她只在渥太华大学传播学专业读了一年，就碰到一名参议员招聘能说多种语言的助理，于是在2008年，她连书都没读完就来到国会山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她在2013年被时任参议院院长的Claude Carignan聘为外联事物负责人，后来又担任保守党议员Michael Cooper的顾问，也就是在国会山工作期间，她与Pierre Poilievre相识、相恋，并于2017年在葡萄牙结婚。Anaida在讲话中强调她们夫妇二人都成长于普通家庭，很理解普通人生活的艰难，还巧妙地把以往生活的艰难和现在的高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誓言要帮助加拿大人渡过难关。Pierre Poilievre则在后面的讲话中强调他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称“我们会让你重新掌控自己的金钱和生活。” 据保守党内部人士表示，这一幕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向公众表明这位新党领与魁北克有着特殊的感情，自己的妻子是蒙特利尔人，岳父一家也生活在魁省。继马尔罗尼 (Brian Mulroney)之后，还没有哪一任保守党党领与魁省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而在第二天Pierre Poilievre以新党领身份与保守党的党团核心小组（caucus）成员会面时，不仅夫人全程陪同还带着当天正好满一岁的儿子，并在媒体面前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小仪式：端来一个小蛋糕，点亮蜡烛，再帮他吹灭并切蛋糕。在这一套程序之后，Pierre Poilievre才把手里的孩子交给夫人，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讲，称将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加拿大民众的财政困境，还向特鲁多发出首个挑战：不要加税，减少加拿大民众的生活成本，而这一切也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展示一个体谅民众疾苦、与民众共情同时家有幼儿、夫妻和睦的个人形象，而不是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右翼形象。 新主张 无论是从年龄、从政经历、个人生活以及政治主张，Pierre Poilievre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政客。他自认为比欧图“更蓝更右”，每当前保守党党领在某个问题上模棱两可或表现出中间派倾向时，他就会咆哮出“深蓝”（红色保守派）保守党员们想听的话。也正因为经常发表尖锐、极端甚至导致民众分裂的言论而被誉为是保守党的“攻击狗”（attack dog）。同时他的英法语流利，且思维敏捷，反应迅速，逻辑清晰，特别善于用数据说话，在国会辩论环节经常能把对手逼得语无伦次，有时甚至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可以说是特鲁多自2015年当选以来最厉害的对手。他不仅颜值和特鲁多相当，也是国会议员中为数不多的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的政客，不仅有自己的Facebook，twitter账号，还建立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目前已超过21万订阅者。 正如Anaida在胜选之夜介绍那样，“我的丈夫是一个有原则、有信念的人，一个伟大的斗士，随时准备为我们而战。”Pierre Poilievre也自称为“反觉醒者”（antiwoke），誓言让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为此在议会中四处发动攻击，尖刻的语言直击人心，比如为了批评特鲁多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做得不够时，创造了广为流传的“Justinflation”这个词。而他为之“战斗”的主张却和目前的很多共识不同： 应对气候方面，他要取消已经实行的碳税，赞成使用化石燃料，重启魁省已经放弃的Quebec-GNL计划； 金融方面，他推崇虚拟货币和比特币，认为使用比特币是对抗高通货膨胀的方法，承诺一旦当选就把比特币合法化，并把“加拿大变成世界区块链之都”；严厉批评加拿大中央银行，宣称如果成为总理，将通过取消其印制加元的权力来砍掉这家机构； 媒体方面，他讨厌媒体和记者，表示一旦当选联邦总理，将砍掉CBC和Radio-Canada公共媒体的资金； 在价值观方面，他不反对堕胎或同性婚姻，也不像他的前任欧图那样支持枪支，但支持民众表达对权威的不满，要让加拿大民众“自由地用你的价值观抚养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健康和疫苗；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就如同他高调支持扰乱社会秩序的反疫苗卡车司机那样。 在他当选为保守党党领后，魁省保守党议员Alain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4日凌晨开始，位于加拿大西部的萨省（Saskatchewan）发生一起恶性随机行凶案，31岁的Damien Sanderson和30岁的Myles Sanderson兄弟二人在原住民社区Première Nation crie James Smith和临近的Weldon村大开杀戒，在13个地点或蓄意或随机持刀杀死11人，刺伤18人。行凶后，两人乘坐一台Nissan旅行车逃逸。经过一天多的搜寻，Damien的尸体于9月5日在James Smith原住民社区内的一处草丛中被发现，身上有明显的伤痕，但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因此警方推断还在逃的Myles应该也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受伤，但提醒民众即使他受了伤，此人依然非常危险，并把警告范围扩大到了草原三省，并呼吁民众尽可能呆在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如果有人寻求医疗援助，要立刻报警。有媒体推断两名嫌犯曾发生激烈冲突，Damien可能是被弟弟杀死的。警方也表示存在这种可能，但还不能确定。 截止到发稿时，这名危险的犯罪嫌疑人还没找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信息显示，这两名嫌疑人都有很长的犯罪记录，涉及人身伤害和财产犯罪，特别是Myles具有长达20年的暴力历史，被判59项刑事犯罪成立，相当于每年都被判定三项严重刑事指控，而就是这样被认为非常危险的人却在服满三分之二刑期时因“法定释放”（Libération d’office）规定而被自动释放。 罪行累累 发生在萨省的这起持刀杀人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三起凶杀案之一，前面两起在一次犯罪行动中杀死超过10人以上的案子分别是1989年12月发生在蒙特利尔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éal）的大屠杀，造成14名女性死亡，14人受伤；2020年4月发生在新斯科舍省的枪击案，导致22人死亡，包括接警赶到现场、具有23年警龄的皇家骑警Heidi Stevenson。不过前两起案件的凶手都是使用枪支犯罪，而这起案件中凶手使用却是随处可得的刀具，让人细思极恐。受害人的年龄在23岁到78岁之间，有的是凶手确定的目标，但大部分的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随机杀害。 根据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文件，Sanderson兄弟都是原住民，从小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在一个不稳定并饱受家庭成员虐待的环境下长大。父母在他9岁时便分居，他们兄弟姐妹被父母“踢来踢去”，经常要在有酗酒、吸毒、暴力等问题的父母家和亲戚家轮流居住。受到家人的忽视、虐待、暴力和滥用药物的影响，Myles在12岁开始喝酒和吸食大麻，14岁开始吸食可卡因，20多岁时开始吸食冰毒，并有与“街头黑帮成员、毒贩、皮条客和出入各种派对的混混”交往的历史，还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注意力缺失症，曾服用精神类药物。虽然他一直暴力行为不断，家暴和他一起生育了5个孩子的前女友更是家常便饭，但让他真正入狱的罪行发生在2017年夏天，当时他愤怒地闯入前女友家中，前女友反应迅速，把两个在家的孩子和自己反锁在卫生间并报警，Myles在卫生间的门上弄出了一个洞试图打开门，但没有成功，后在警察赶到现场前逃离了现场，还向其女友的车上砸了一块大石头。几天后，Myles与第一民族原住民乐队商店的一名员工发生争执，两人互殴，他威胁要杀死这名员工并放火烧毁他父母的房子。同年秋天，他又卷入了一起持枪抢劫和另一起涉嫌袭击事件。当时他用枪托击打一名同伙的头部，用脚踩跺，强迫他去抢劫一家快餐店，而Myles则从外面目睹了抢劫过程。 2018年4月，Myles在家里喝酒时对家人发火，用餐具叉子袭击、刺伤了两名男子，打不过瘾后又到外面殴打了一名路人，并将不省人事的受害者丢在沟里。2018年6月，他在再次试图闯入前女友家中时与接警赶到现场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并多次踢一名警察的脸和头。最终他数罪并罚被判处4年4个月监禁，到2018年8月，因为已经服满三分之二刑期，被“法定释放”。但4个月后他的释放令就被取消，因为他不再向假释官报到。而从今年春天开始，他就因为违反假释条件而一直被萨斯喀彻温省警方通缉。 法定释放 以前，加拿大的许多罪犯因表现良好而被减刑一定天数后可以被提前释放。但1992年生效的《惩戒和有条件释放法》取消了这种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提前释放的司法规定，改为“法定假释”，即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联邦罪犯在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后予以监督释放，而且这项释放不需要经过加拿大假释委员会评估，而是到期后自动执行。这项司法规定的本意是在特定条件下提前让犯人回归社会，并希望通过此举帮助获释犯人重新融入社区。不过这项司法规定自生效那天起就引发很多人的忧虑，担心这项制度让不知悔改的危险分子重新进入社区，增加社会治安的风险，而这起恶性案件发生后更让不少加拿大人对这样的惯犯仍能获准“法定释放”表示极大的不解和不安。 其实不仅“法定假释”这种不需要进行危险评估的规定给社区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素，就是经过评估的假释也可能会做出错误决定。今年8月初发生在蒙特利尔随机杀人案就是个例子。患有精神疾病并有暴力史的26岁男子Abdulla Shaikh在不到24小时里，在蒙特利尔和Laval街头随机枪杀三名无辜路人，后因拘捕而被警方击毙。在过去四年里，他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需要警方干预，多次被警方送入不同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入院治疗，还因为于2016年在Laval的一所公园里殴打、威胁、暴力逼迫前女友为其口交而犯下的指控而在等待庭审程序。2018年6月，他因为精神病发作第一次入院治疗。一个月后，因为想回到自己的祖籍国（其籍贯不明），不想再当加拿大公民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后，为了显示自己放弃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决定，他在6天内3次前往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捣乱，每次都被安保人员驱离，最后一次携带蜡烛等点火用具当众烧毁自己的护照而被逮捕，遭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恶作剧等指控，但在当年11月份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被免于承担责任。他本人从不承认自己患病，更不肯服药和治疗，但相关机构获得了法官的社会治疗强制令，他于是被强行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如此反复发病、入院、评估；再发病，再入院、再评估的循环贯穿他这几年的生活。直到2022年3月，精神问题审查委员会（CETM）在对他进行第五次精神状态评估时，在判定其病情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风险的情况下，CETM还是裁定对他有条件释放。这个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干预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虽然有风险，但如果按时吃药、配合治疗并戒掉服用毒品，可把风险降到很小，再加上整个医疗系统都缺人手，精神科也不例外，最终做出了有条件释放的决定。在他获得自由的3个月后，制造了这一系列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案。 原住民之殇 萨斯喀彻温省这次凶杀案还需要值得注意的问题是，Sanderson兄弟的经历也再一次折射出原住民社区的悲惨场景。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政府通过制定《印第安人法》、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原住民施行有组织、有预谋的“全方位种族灭绝”，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全方位边缘化原住民族群。虽然加拿大政府已经就过去的错误行径道歉，并承诺赔偿，但长期以来对原住民进行的结构性、系统性、代际性的集体压迫和歧视已经让原住民社区无法再恢复生机。原住民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尤其是生存状况方面全面落后于当地人，也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安全保障等方面面临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本来代表社区未来希望的青少年更常因外界的歧视、自身的自卑情结沉溺于酒精和毒品，而原住民社区的酒精、毒品泛滥，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以主要案发地的James Smith社区来说，这个原住民社区位于Saskatoon东北方200公里处，只有1900人，分散居住在1.5万公顷的土地上。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这里50%的人口年龄在 24岁以下，收入中位数约为17500元。25%的劳动人口自2016以来就没有工作，而当地64%的住房情况非常差，急需进行维修；42%的家庭住房被评为过于拥挤，也就是说没有做到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这个社区还在2012年和2013年两次遭遇洪灾而被疏散，灾后重建进展缓慢；2016年遭遇石油泄露污染，因为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后不作为，居民愤而起诉萨省政府。虽然这个社区既有肥沃的农业用地，也有适合狩猎、捕鱼、诱捕和采集的森林区，但在21世纪网络社会的今天还有谁会过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的原始生活呢？  

七天记者 颜宏 四年一度的魁省选举进行了三分之一，各个政党都在卖力地表现自己才是最值得魁省选民信赖的政党，能给魁省的未来带来光明的前途，每天都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承诺，但在同一个问题上的看法却千差万别，不知道让人该信哪个，就拿魁省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来说，5个政党都有各自的主张，数量最低的每年3.5万人，最高的8万，相差了整整一倍以上。 人口和经济 众所周知，加拿大由于人口生育率低以及人口老龄化严重，每年都需要大量引进外国移民才能保持人口和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占加拿大人口比例最大的900万婴儿潮世代到2031年时，将达到65岁的退休年龄，而到2050年时，婴儿潮一代最年轻的也将年满85岁，从而让加拿大85岁及以上的总人口数量超过270万。这些人离开职场，日渐变老，不仅让劳动力市场人手紧张的问题日趋严重，其养老、医疗、健保等支出也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加拿大政府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引进移民增加造血机能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 自1988年以来，加拿大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超过20万人；2018年以后超过30万人，2020年的移民接收目标原本为34.1万，但因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最终只有18.4万新移民登陆，不过转过年来就报复性地接收了40.5万移民，打破了新增永久居民人数的历史纪录。要知道，上一次，也是这之前唯一的一次加拿大一年接收超过40万移民的纪录还是一个世纪前的1913年。去年接收的新移民填补了医护、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的严重劳动力缺口，全国的劳动力增长几乎100%由移民构成，移民人口已经成为加拿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去年联邦选举后上任的移民部长弗雷泽（Sean Fraser）在介绍未来的移民计划中强调，疫情后经济重启还有成百上千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来填充，同时未来10年全国将有500万人退休，因此急需大量引进移民，以填补劳动力短缺和助推经济的长久发展。在未来3年中，加拿大将继续按照全国人口1.14%的比例接收移民，2022年计划引进431,645人；2023年447,055人；2024年45.1万人。 而截止到今年6月的数据显示，今年头5个月，加拿大总共接收了187490位新移民，比2021年同期多78370人，增幅惊人。按照这个趋势，今年全年将会迎来44万新移民。 相对于联邦政府对移民的热烈欢迎态度，魁省因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对移民问题总是有点疙疙瘩瘩。既需要移民来提振人口和经济，又担心大量移民的到来冲击魁省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既想到世界各地抢人才，又要给移民申请者提出法语能力、魁省文化价值观等限制条件；既希望新移民能快速融入本地社会，提供各种资源让其学习法语，又为了保住北美这块“莫里哀语”地盘，限制甚至惩罚没有完全遵守《法语宪章》的工商企业，影响移民的融入。 正是因为魁省民众在移民问题上的微妙心理，使得为了讨好各自基本盘的各个政党在移民问题上表现不一。最保守的是魁北克人党（PQ），他们认为因为陪伴新移民学法语、融入本地社会的资源有限，为了保护魁省的语言和文化，每年接收的新移民不应过多，再考虑到新移民的到来给本地医疗、教育、托儿服务等领域带来的压力，应该退回到2000年左右的每年3.5万人水平。最激进是魁北克团结党（QS），他们认为为了缓解魁省各地，特别是中心城市以外边远地区的劳动力人手不足的问题，魁省应该每年接收8万新移民，还指责魁北克人党对移民的态度与现实脱节，完全不了解魁省各地区的需要，不过团结党的这个数字不约而同地与魁省企业老板协会一直呼吁的魁省应接收新移民数量一致。其他两个政党的移民上限介于这两者之间，CAQ政党重申其制定的每年5万人的目标，魁省自由党（PLQ）则主张2023年接收7万新移民，随后每年按各地区的实际需要再进行人数调整。借着一些人对疫情防控不满而风头正劲的魁北克保守党则没有提出具体的人数，含糊地表示目前的移民规模可以满足魁省职场的需求。 选择与妥协 其实魁省面临的人口和劳动力压力与加拿大其他省份一样严峻。30年前，魁省每年的出生人口还有10万人，现在已经降到了8.5万人；而每年的死亡人口数量则从5万人上升到7万多人，可以说没有移民到来的话，魁省未来的人口增长将是负数。其实移民的到来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也意味着经济领域的活跃。加拿大商业协会总裁Goldy Hyder就曾多次在本地媒体撰文指出不要低估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贡献。首先，新移民基本上是高学历、高能力的各国家精英，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从祖籍国连根拔起到加拿大最先面对就是买房安家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不仅移民拥有房屋的比例远超本地人，新移民所购房屋的平均价格也是本地人的两倍以上，可以说40万新移民买房，就相当于近百万加拿大人买房；其次，新移民初来乍到除了要买房，还要买车、买家具、购物、给孩子找学校甚至去上私立学校、旅行……在加拿大各个领域消费。而在创新和创业方面，移民的表现远远超过其在全国人口当中的比重。根据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的数据，移民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同龄人的两倍多；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移民创立或拥有的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创新的商业实践。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很多移民的骨子里都具有冒险主义情怀，否则也不会离开熟悉的、没有语言障碍的祖籍国来到加拿大寻找机会。 在当前全球经济都已经进入较低增速和较高通胀的状态，再加上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疫情又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以及各种极端天气灾害层出不穷等不利因素的晦暗前景下，魁省迫切需要大量学识高、能力强且财力雄厚的新移民来提振经济，弥补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因此魁省必须要在一个能获得大多数人共识的情况下做出选择。要么如魁省自由党或魁北克团结党主张的那样像加拿大其他地区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新移民，相应承担魁省无法完成如此多数量新移民的法语化，导致法语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下降的后果；要么如魁北克人党或者CAQ主张的那样限制新移民的人数，以保证能完成新移民的法语化过程，保持魁省的法语文化地位，后果则是在加拿大其他省份的人口和经济活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魁省停步不前，从而导致在加拿大各省份中的份量和地位下降。 实际上，即使最激进的魁北克团结党给出的8万移民数量上限也没有达到整个加拿大移民数量增长的节奏，如要跟上加拿大的节奏，魁省每年至少需要迎接10万新移民。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魁省的人口数量占全国的22.5%，但仅接收了全国 17.8% 的新移民。魁省不仅缺乏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人员，就连总体的人口增长也比其他大省要少。自2011年以来，阿尔伯塔省的人口增长了 21.9%，卑诗省的人口增长了 18.5%，安大略省的人口增长了 15.4%，而在魁北克，人口增长率仅为 8.9%。更糟糕的是，在过去10年中，作为劳动力核心的25至54岁人口在魁北克下降了 2.2%，而在安省则增长了 4.9% ，在阿省和卑诗省都增加了9.9%。与此同时，55岁以上到退休年龄的人在职场的活跃率也属魁省最低。以2021年9月的统计数据为例，55岁以上依然在工作的魁北克人只有34.3%，而卑诗省为 38%，安省38.1%，阿省42.1%。 从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到魁省目前已经在和其他省份的竞争中处于落后的态势，如果魁省为了保住所谓的法语文化地位而不改变保守的移民政策的话，情况只会越来越遭。这意味在未来几年，因为魁省的人口增长落后于加拿大的整体水平，其他主要省份的劳动力增长也是魁省的2到3倍，不仅无法缩小CAQ政党念兹在兹的安魁两省财富差距，也让魁省在加拿大的版图中日渐被边缘化。今年联邦计划接收40万新移民，如果魁省按照今年特殊计划的7万新移民目标来算，只接纳了全国新移民人口的15%，远远没有匹配魁省在加拿大经济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如果将移民目标降到CAQ政党主张的5万人，占比下降到11%；而如果将移民数量下调到魁北克人党主张的3.5万，那么占比继续下降到8%，长此以往，魁省民众引以为傲的魁北克可能就会落到大西洋省份一样没有存在感的地位，这恐怕也是魁省民众无法接受的。  

七天记者 梓丰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前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ïl Gorbatchev）因病去世，终年91岁。而他曾执掌的苏联，早已在31年前分崩离析，当年的两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处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每天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过这位苏联“掘墓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去世却得到了西方国家政要的高度评价，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一众西方领导人和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表示哀悼和“致敬”，称其在“和平结束冷战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俄罗斯人开辟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还评价他为“一位杰出的全球领袖、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和不知疲倦的和平倡导者。”与西方的高调相比，无论是克林姆林宫还是俄罗斯的媒体都以克制、低调的方式报道了戈尔巴乔夫的死讯。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的评价如此天差地别——在华盛顿、巴黎和伦敦，戈尔巴乔夫受到喜爱；但在俄罗斯国内，戈尔巴乔夫遭到大量俄罗斯人的唾弃，骂他是千古罪人。 戈尔巴乔其人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在前苏联南部边远、贫穷的边疆地区，父母都是集体农庄里的成员，出生后不久就遇到了那场世人瞩目、斯大林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引发的大饥荒，所在的村子有一半人饿死，包括他的家人。戈尔巴乔夫的爷爷也因为不愿加入集体农庄，在193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伐木，因为态度较好，呆了两年就被提前释放。戈尔巴乔夫的外公也是一名党员，在1937年的大清洗时被打成“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未经审判坐了14年的牢，后被释放，官复原职，可以说他的童年过得非常艰难，家庭先后遭到了饥荒、苏联“肃反”运动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生活动荡不安。 戈尔巴乔夫在13岁时就开始到农庄劳动，14岁时成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助手，兼拖拉机维修员的助手，17岁时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勋章——“苏联劳动红旗勋章”，这个勋章授予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特殊的忘我精神和主动精神、热爱劳动和组织性强的个人和劳动者班组，相当于中国的“五一劳动奖章”。因为热爱学习，戈尔巴乔夫在既没有学校，也没有辅导老师的情况下靠自学于19那年考入苏联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成为全村唯一一个能考进苏联最高学府的人。在大学五年里他学习了苏联的法律和马列理论，甚至学习了西方政治学，积极参加各种辩论会，因为成绩好，又擅长结交朋友，在大学里很是吃得开，成为法律系共青团领导人。毕业后，只有24岁的戈尔巴乔夫回到家乡从政，担任共青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名校毕业，工作能力又强，从此一路官运亨通。 但就在他作为苏联的精英准备大展宏图时，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第20届党代会会上突然作了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达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这是一份全面批判、否定斯大林的报告，陈述了斯大林大量触目惊心的1934年后对党内干部迫害镇压的事实，一共分八个部分，揭露了斯大林独断专行导致卫国战争损失惨重、践踏列宁民族政策、骇人听闻的个人崇拜、粉饰现实、破坏党内民主等问题。后来经过许多历史学家考证，赫鲁晓夫描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有事实依据，只有极少部分没有证实，但却足以震撼整整一国、一代人，让很多的青年政治精英的信仰彻底崩塌，因那个时候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跟苏联的国家形象是紧密绑定的，否定斯大林，意味着彻底否定苏联的合法性。等到这一代“信仰崩塌”的一代掌权时，再加上苏联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苏共的特权阶层膨胀，让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无药可救，最终全面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和制度优越论，可以说苏联的解体在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就已经注定了。 不管他的思想受到如何巨大的冲击，理念如何转变，他在仕途上的进步却是顺风顺水的。19岁入党，30岁时升任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33岁担任组织部长，35岁成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他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不骄不躁，颇得大家赞许；也善于和同事相处，很受领导的赏识。他管辖的市有许多高加索矿泉区疗养院，中央领导常来这里度假，这样37岁的戈尔巴乔夫认识了安德罗波夫——执掌苏共1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爱将，并得到后者的认可和赏识，发自内心地把他当国家精英来培养。但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是个朴实而又有活力的实干家，不坐专车，每天步行上班，不去内部供应商店购物，孩子不上特别学校，于当时人浮于事、享受特权的官场格格不入，一直受到其他人的排挤，好在安德罗波夫真心觉得国家需要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实干型的年轻人，处处保举他，推荐他。他在197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正式进入权力核心，随后不断晋升，至1980年10月成为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到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任苏联国家领导人接连在任上去世，大家都希望再上来的人年轻一些，于是在地方上政绩出色，教育程度高、为人还亲民的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正式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年仅54岁，是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 在随后的六年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进一系列急躁的改革，具体内容包括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苏联共产党领导，政治上推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上推行私有化；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是真心接受了西方制度优越的那套理论，掉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他发起改革的初衷是要完善社会主义，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葬送了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戈尔巴乔夫还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尤其是武力干涉。这一政策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发生了一系列剧烈“政治地震”，史称“东欧剧变”。他的“glasnost（言论自由）”政策允许对党和国家进行批评，给苏联民族主义者壮胆，他们开始在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其他地方要求独立。 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他主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销毁美国和苏联持有的所有远程导弹，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开始，由此美苏签订了《中导条约》，但30年后，美国撕毁了《中导条约》，俄罗斯虽然愤怒，但已无力回天。其实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感到受骗上当了，他在2009年一次联合国演讲中主动提及此事，说：“我们认为核武器时代，没有赢家，所以我们和美国里根总统达成共识，双方裁军、和解，接受德国的统一。但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他们赢了，他们没有了对手，他们开始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帝国，他们的外交也日益军事化，北约扩张就开始了，他们要取得绝对安全，他们背弃了当时里根和我达成的共识。回头看他们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戈尔巴乔夫还曾在接受德媒采访时宣称，“德国统一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杰作之一”。但当年也正是在两德统一时的协商谈判中，苏联没有留下北约不东扩承诺的白纸黑字文件，导致俄罗斯至今仍在承受西方战略压制。 评价两极 长期以来，世界对于戈尔巴乔夫及他所推动的改革，及其导致的苏联解体，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人称他是“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罪人”。许多俄罗斯人把他视为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使莫斯科的威望和全球影响力遭受重大损失，也从未原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引发的动荡，甚至认为他们之后的生活水平暴跌都是拜他所累。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痛批，“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一个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 但西方却很感激他，把他描述成“结束冷战的英雄”。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年年底，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80年代的十大人物之一。在他去世后，大量的赞美也来自西方。美国总统拜登直接称赞其为“一位具有非凡远见的人”。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赞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和平的人，他的选择为俄罗斯人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德国总理朔尔茨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拆除铁幕和统一德国成为可能。 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被叶利钦胁迫辞职后的退休生活也主要靠西方的提携，给他出书，让他演电影，拍广告，从事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作为一个曾经的国家元首和后来的政治观察员，戈尔巴乔夫至少已出版了10多本回忆录形式的书籍。他的书以大胆新锐的观点而著称，有些内容直指当今俄罗斯政府的弊端和不足。因此，每本新书的面世，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畅销的是《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仅版权费就有数百万美元收入。他到各个大学演讲的出场费也很可观，初期已达每场2万至10万美元。他还参加了20多部电影的拍摄，虽然有的担任主角，有的演配角，但永远演他自己。还曾因为在为儿童音乐剧《彼得和狼》中负责开场、中场和结尾的旁白，从而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奥斯卡影后索菲亚·罗兰获得了当年的格莱美奖。 戈尔巴乔夫签名售书 除了拍戏、写书、演讲外，戈尔巴乔夫还为路易・威登的皮包、美国快餐品牌“必胜客”等拍过广告。在路易・威登的广告中，他坐在一辆赫鲁晓夫时代的高级轿车后座上经过柏林墙，左手边放着一个昂贵的LV手提包，包里还放着一本关于原克格勃间谍之死的杂志，画面的一角还写着“一场让我们与自己面对面的旅程。”据说这个创意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出来的，不过广告播出后在俄罗斯引起巨大反响。 更有趣的是，在西方政客和媒体悼念他的同时，纷纷将戈尔巴乔夫和普京进行了比较，一边突出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功绩”，一边给他打上了诸如“历史的巨人”、“坚强的领袖”、“给欧洲带来自由与和平”等标签，“一捧一踩”的政治宣传套路明显，意图将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责任都推给普京，并在俄罗斯内部制造分裂，吃“人血馒头”的嘴脸暴露无疑。 根据塔斯社的最新消息，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妻子的墓地旁。无论他的生前引发多大的争论，最终还是尘归尘，土归土，他的去世也让冷战结束前后的这一段历史彻底翻篇。  

七天记者 颜宏 8月24日即是乌克兰的第31个独立日，也是今年2月24日爆发俄乌军事冲突整整半年的时间节点，各路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纷纷解读这一彻底改变世界的事件，不约而同地指出这只是个序幕，未来还将有更大烈度的战争，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非常大，给“站在刀刃上”的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演进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举世震惊，中美迅速和解，携手对付苏联，冷战格局彻底改写，这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整整50年后，再次出现了“改变世界的一周”。2022年1月21日，从2014年开始持续至今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先是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大会，俄罗斯各高层表态支持乌克兰东部宣布自治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普京随后在晚上签署总统令正式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并签署俄罗斯与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双方将就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维护和平等方面密切协作，为期至少10年。2月24日，普京命令俄武装力量进入顿巴斯地区维护当地和平，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拉开了持续至今的二战以来欧洲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据说普京在决定进行这场军事行动之前，设想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特别军事行动”，甚至有传言普京希望复制50多年的“布拉格之春”军事行动：特种部队空降，迅速控制乌克兰的机场和政府部门，抓住总统泽连斯基，让他自己宣布自己犯了错误，不应该要求加入北约，并对全世界承认俄军越过国境，并不是侵略，而是自己请求他们过来镇压国内的“新纳粹”势力，这样两个国家都有台阶下，也解决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但没想到俄罗斯的计划提前被美国获知，不仅提前告知了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总统拜登还通过媒体公开了俄军行动时间，迫使俄罗斯不得不提前行动，让俄罗斯的“偷袭”以及之后的大范围穿插计划既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反而暴露出自身的弱点，被很多军事爱好者嘲笑“不过如此”。不过，俄罗斯虽然开局难看，但很快换将并调整策略，集中精力在顿巴斯地区稳扎稳打。时至今天，俄乌双方战事的焦灼状态及其影响的范围都远远超出了各方预期，而这种超预期的演变也在直接影响着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主导的北约三方各自的得失评估以及下阶段的战略规划。 有不少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指出战事持续到今天，俄乌双方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都希望在这场消耗战中，对方是先被拖垮的那一方。俄罗斯方面希望在战场上稳步推进的同时，也能够利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这一契机，增加欧洲在这场消耗战中的压力，消耗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消磨欧洲的耐心，从而使法、德等国可以对乌克兰施压，迫使乌方尽快重回谈判桌，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而乌克兰方面则利用无人机和潜伏的特工对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占领地区甚至平民发动袭击，一方面巩固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这场冲突所构建的强人、反抗威权的形象，进一步团结民众，让战争持续下去，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制造混乱来增加美国对乌克兰持续援助的信心。而对美国来说，乌克兰无论如何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在美国精英阶层的认知里，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联盟，其中最有价值的联盟是北约。如果乌克兰被击败，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地位会遭到严重削弱，而且随之而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使北约的架构松垮下去，这是美国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当美国发现乌克兰在战争中没有后续力时，他们对乌克兰的援助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目前俄罗斯推动的“攻坚战”以及乌克兰主导的“游击战”都取得了相应成效， 但完全改变战局走势的拐点性事件并未出现。双方激烈的斗争和博弈都有所增加，并有向着手段更暗黑方向发展的趋势。从双方近期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攻击的相互指责、后方的克里米亚频遭爆炸破坏以及发生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外对俄罗斯学者杜金女儿的暗杀行动都在进一步改变着两国内部对于这场军事冲突的认知以及对结果的预期。 陪绑 进入21世纪后，改变世界的四件大事普遍认为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开始持续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以及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而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以及长期后果远比其他事件更严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大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甚至是欧盟内部国家之间都因这场战争产生严重的撕裂，整个世界地缘政治局势正在重新洗牌，而这一变化将对整个世界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 作为交战的双方，俄罗斯和乌克兰自然会蒙受难以计数的损失，这是任何战争的爆发都不可避免的，但这场军事冲突对全球经济、能源和金融市场格局的深远影响却远非战前能预估的，让我们有幸却又不幸地见证着一个又一个历史，各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旱情危机、社会危机……而“风暴眼”就处在俄乌所在欧洲大陆上。 在新冠病毒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全球性的“居家封闭”措施导致大部分生产、生活活动停摆，造成石油价格暴跌，甚至有石油期货跌倒了负数，当时很多专家都估计油价可能再也涨不起来了。但短短两年后，世界，特别是欧洲却陷入了能源危机，石油的价格一度攀升到超过150美元一桶、令人咋舌的程度，现在虽然有所回落，但也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的高位。而盲目追随美国对俄罗斯采取强力制裁措施的欧洲不仅没有获得预期中的效果，反而加剧了自身的能源短缺。遭遇酷暑、干旱的欧洲正在饱尝能源危机的恶果，而未来还将面对更难对付的严寒凛冬。 其实早在2021年，推行激进环保政策的欧洲多国就把天然气作为能源转型中煤炭的替代能源，导致全球的天热气供应紧张，到了下半年，世界能源市场受需求反弹、供给能力不足等多因素的叠加影响，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价格出现大幅上升，随后在今年年初爆发的俄乌战争再次推升了化石能源的价格。而俄罗斯的化石能源是部分欧洲国家的能源命脉，2021年欧盟进口的化石能源中40%的天然气、27%的石油和46%的煤炭都来自俄罗斯。更雪上加霜的是乌克兰是俄罗斯油气流向欧洲的关键通道，俄罗斯通向欧洲的7条天然气管道中，“兄弟”、“北极光”、“联盟”三条均途径乌克兰。而作为对一些国家制裁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俄罗斯已停止对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对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天然气供应也大幅削减，让欧盟深陷能源危机，近半数天然气面临供应短缺问题，石油供给也面临较大压力。 虽然欧洲不同国家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程度存在差异，但如果天然气供应短缺情况继续恶化，欧洲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几乎是一种必然”。这将不仅限于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全球天然气价格的波动以及天然气储气能力不足也将令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面临冲击。能源短缺导致欧洲消费者价格指数进一步增长，通胀压力增加，也将导致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虽然为解决能源危机，欧洲国家，特别是受天然气短缺拖累严重的德国四处寻找替代能源供应，但无论是愿意帮忙、借机分得能源市场蛋糕的美国还是加拿大都面临天然气基础设施缺乏的窘境，远水不救近火。 回顾历史上全球所出现过的能源危机，几乎都影响了全球通胀水平以及国家的经济运行，对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其连锁反应产生的影响正在民生领域越来越肉眼可见地显现，最终埋单的还是广大民众。 更可悲的是，俄乌冲突是一场影响国际格局转变的结构性冲突，结构性冲突的一个特点是任何一方都不会选择妥协，因为失败方的结局将异常悲惨。所以双方都得硬着头皮让冲突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化。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3日，魁省将进行四年一度的选举。CAQ为了利用模糊窗口期扩大自己作为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将一直拖到最后一刻，8月28日才宣布大选正式启动，这是选举法规定的截止日期的前一天。选举一旦正式启动，就意味着现有的政府内阁和国民议会被解散，不再行使权利。在这段竞选的权利真空期，让我们来回顾下四年来CAQ的作为，看看当时的选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80%承诺实现或部分实现 在过去的四年里，第一次执政的CAQ政党可谓流年不利，一大批首次获得管理角色、充满理想主义和野心的政治新人刚刚度过了新岗位的适应期，正准备挽起袖子大干的时候迎头碰到了新冠病毒疫情，完全打乱了原来的节奏，也让上届政府留下的未完成的医疗系统改革造成的混乱尽显，使得魁省成为疫情重灾区，至今都是全国因COVID-19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新冠病毒疫情还未结束，经济还处在艰难的恢复期，而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混乱乃至中断，各国为抗击疫情而进行的金融大放水恶果也开始显现，通货膨胀高企，生活和经济成本急剧上升，再加上突然爆发的俄乌军事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地缘政治危机等都给各执政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CAQ政府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通过梳理4年前CAQ政党做出的251项竞选承诺，竟然有80%得到了实现或部分实现，其中完全实现的竞选承诺有140项，部分实现的有61项，只有50项竞选承诺打了嘴炮，占全部承诺的19.9%。如果与前四届政府相比，属于政绩相当不错的。CAQ政党实现的承诺与前一任完成四年执政的Philippe Couillard自由党政府相当，但比同样多数党执政的Jean Charest政府强多了，当年Jean Charest最后一届政府的53%竞选承诺都没有实现。魁北克人党的马华（Pauline Marois）政府因为是少数党执政，只有短命的不到两年执政期，而且在这不到两年的执政过程中，还遭遇到反对党的各种掣肘，因此实现的竞选承诺只有23%，还有27%的竞选承诺部分实现或者在实现的过程中，另有50%的承诺放了空炮，与完成四年执政的政党不具有可比性。不过因为马华政府知道自己是少数政府，随时可能倒台，所以几乎在执政的第一天就抓紧推行自己的政策，算是比较有效率的政府。 在CAQ政党四年以一贯之的执政纲领中，重头戏分别是经济、教育、卫生健康等。但从相关领域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来看，CAQ政党在教育、艺术、国际关系、家庭和劳工方面表现良好，实现了大部分的竞选承诺，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不顾反对党的反对和批评，大手笔在学校的硬件、环境、师资等方面投资，而好多的投入都是放在费力不讨好地把现有的教学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上，以补上前几十年政府的欠账。另一个亮点是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方面。CAQ政党在竞选中并没有怎么打环境牌，执政初期也没有什么大动作，但四年后来看总成绩，居然还是不错的，除了一项达到国际社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没有实现外，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承诺都得到了实现或部分实现，比如提高向加拿大其他地区和美国输送魁省生产的清洁水电；统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出台的各种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对魁省的回收垃圾分拣中心进行现代化改造；设立2亿元基金帮助市政府去除土地污染；禁止在人口稠密地区进行页岩油、页岩气的勘探和开采；促进环境科学、绿色技术、能源效率和替代能源的研究和使用等。 明星承诺 在2018年竞选中堪称CAQ特色的15项明星竞选承诺中，只有两项没有实现，包括上面提到的没有达成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另一项则是缩短托儿排队等候名单。尽管CAQ政府曾发布过多种增加CPE （Centre de la petite enfance）位置的措施，但效果却似乎不佳，不仅没能减少等待的儿童数量，还在去年有所增加。 而实现的竞选承诺则主要包括： 禁止公职人员，包括教师佩戴宗教符号。这个承诺通过备受争议的魁省世俗化第21号法案得以实现。21号法案全名为“国家世俗化法”(Loi sur la laïcité de l’État)法案，这个法案禁止新受雇的魁省公共服务部门员工佩戴任何宗教标识类服饰，不论是大物件如头巾、罩袍还是小饰物如耳环、项链，不论外面可见还是不可见都禁止佩戴。涉及的公共服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威权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所有携带武器的公职人员（警察、保安、狱警、法警、自然保护区管理员等），司法人员（公诉人、法官、政府律师、调查专员等），公立学校正、副校长以及教师等。这个法案从一开始提交就备受争议，在通过不到24个小时之内就已经被个人和几个组织告上了法庭。至今仍在经历司法大战，联邦政府也表示不排除司法挑战这项法案的可能性。 减少魁省债务，到2026年把债务总额降低到占GDP总额的45%以内。其实这不完全是CAQ政党的功劳，而是主要源自它的超好运气。前一任Philippe Couillard自由党政府花了三年时间紧缩财政，砍掉了很多财政拨款项目，花大力气削减债务，并大力提倡发展经济，终于让魁省政府的财务状况不再恶化，连续达到预算平衡，并在下台的那一年开始出现盈余，但由于其“勒紧裤带”的负责任政策惹怒了那些受影响者，最终在2018年被选民抛弃。运气爆棚的CAQ政党上台就接手了一个财政状况良好、拥有大量盈余的摊子，尽管遭遇新冠病毒疫情，让政府开支增加，收入减少，导致魁省债务金额再次上升，但根据经济预测，魁省将在2026年3月31日前把债务降低到GDP的41.9%，超额完成目标。 提高魁省水电外送。不仅魁省政府在2021年10月通过5年内总值高达67亿元的绿色经济计划，提出了一系列鼓励交通、建筑和制造行业电气化措施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政策，还鼓励并支持魁省水电局（Hydro‑Québec）把魁省用不完的清洁水电输送到加拿大其他地区和美国，过去几年里，魁省水电局原来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的输电项目得到巩固和扩大，又和纽约州达成新的输电计划，不过向马塞诸塞州供电的项目计划受到当地既得利益者以及环保分子的阻挠进展缓慢。 在新北美自由贸易谈判中争取魁省农场主的利益。靠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上台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造势时就把自1989年开始执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喷得一无是处，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卖身契”，上台后则坚决执行竞选承诺不断地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重新谈判。最终三国自2017年8月中旬启动新版本的贸易协定谈判，但三方在汽车工业、农产品准入、争端解决机制等重要议题上分歧巨大，谈判过程一波三折。魁省政府则坚决维护加拿大的农产品配额制度，以保护本地的农产品，并和联邦政府相关官员一起参加了每一轮的谈判，可谓在保护魁省农业生产者方面出力不少。 重新定位魁北克投资局（Investissement Québec）的角色。重新修订魁北克投资局的宗旨和任务，要求投资局注重创新和私人投资，帮助魁省经济发展，并支持企业创造财富和增加出口。 投资8亿元提高针对老年人的上门护理服务。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下，CAQ政党不仅信守承诺，还大大提高了投入资金，在过去四年里，在支持家庭护理服务上的投入达到15亿元，几乎倍增。 支持魁省艺术家扩大影响力。CAQ政党在历次财政预算中都预留了大笔资金支持魁省电视台（Télé-Québec）、魁省的音乐人、艺术家、文学创作者、演艺从业人员等，以扩大魁省的艺术、音乐、图书或娱乐行业的影响，并帮助他们数字化转型。 禁止在人口密集或社会不接受的地方对页岩油、气进行勘探和开采。2022年2月，魁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颁布此类活动的禁令。 过去四年里正在进行中，部分实现的承诺有： 新移民价值观证书。CAQ政党在移民问题上最著名的标签就是一旦当选将推出针对新移民价值观的测试，只有获得证书才能获得移民资格，这个曾引发很大争议的承诺执行起来却马马虎虎。从2020年1月开始，所有申请移民魁北克的主申请人及其配偶和18岁以上的子女，都必须获得由移民局颁发的价值观测验通过证书，一次通不过可以隔两个星期后再考，不过移民局既提供在线课程，网站上也有英文、中文和西班牙语的复习资料，只要用心准备通过很容易。 设立4岁学前班。CAQ政党竞选时雄心勃勃地表示为全省的4岁孩子提供学前课程，到2023年创建2.6万个4岁班位置，但这一计划自提出之日起就遭到很多幼儿园从业人员、教育工作者、教育领域的学者以及民众的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应该确保孩子拥有“五岁时成功入学的基本技能”，优化现有的幼儿园系统，而不是专注于四岁儿童的学前班教育，因此该计划后续的进展比较缓慢。而创建或放出5万个CPE位置的进展也很缓慢，没有达成竞选目标。 和专科医生达成合理的薪资协定。CAQ政府在2019年和全省的专科医生协会达成协议，迫使他们同意将自己的薪酬降低到比加拿大的同行低9%的水平，但期望借此节省10亿元开支的意图没有实现，估计新的薪资协议只实现了大约一半，即5亿元的公共开支。 到2028年，把5000个政府雇员转换到地区，以增加地区的经济活力。尽管这个转换计划在CAQ任期的开始阶段进展缓慢，但新冠病毒疫情加速了进程，到今年9月底，已经有2000个政府雇员职位不再位于蒙特利尔或魁北克城这样的大城市，主要是通过办公室搬迁和远程办公实现，而到2028年前，剩下的3000个职位的迁移工作也将完成。 如今，四年过去，CAQ政党又将追求连任，开始新的征程，在新的形势下，CAQ政党又会做出什么新的承诺，又将怎样带领380万魁北克人度过未来的艰难时刻，让我们拭目以待。  

七天记者 颜宏 四年一度的魁省选举即将于10月3日举行，虽然还处在暑期休假中，魁省各个政党都没有闲着，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不断有各党的选区候选人公开亮相，各种竞选承诺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目不暇接。理论上，现在普遍施行的选举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正是通过各级政府的选举来表明其对民主政治的承认和公民权利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承认和尊重似乎只在一般四年一次的选举前才能得到体现，所以无论是民众个人、机构或者组织乃至各地市都要充分利用大选前有机会表达其诉求的窗口期，纷纷上演“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把戏，向政党和候选人提出自己的要求。 8月15日，蒙特利尔女市长Valérie Plant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系列蒙特利尔市对魁省未来执政党的需求清单。这份名为在《在魁北克中心建设一个仁爱、绿色和繁荣的大都市》（Pour une métropole bienveillante, verte et prospère au cœur du Québec）的文件将发给魁省参加大选的各个政党，希望各个政党能据此提供明确的计划支持蒙特利尔市的未来愿景：建设一个绿色、安全、负担得起和繁荣的现代大都市。 考题 蒙特利尔市有2百万人口，而以蒙特利尔市为中心的大蒙特利尔地区则有430万人口，超过全省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这一地区，是魁省经济、教育、文化的核心和发展引擎。据最新统计，大蒙特利尔地区的GDP产值占全省的32%，接近三分之一；文化产出则占全省60%，包括影视、艺术、文学、音乐等各个领域。拥有8所世界知名的大学，数量众多的产业集群、研究中心以及致力于解决当今面临的新挑战、未来解决方案的创新公司。但蒙特利尔也面临着多重迫在眉急、亟待解决的危机，如住房危机、气候危机、枪击问题、通货膨胀等。蒙特利尔要求各个政党对如下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并提出具体措施： 你将如何提高蒙特利尔的经济活力、文化活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如何提高蒙特利尔在美洲地区的法语地位； 如何让蒙特利尔人获得可负担的住房，并轻松获得各项市政服务； 如何克服蒙特利尔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包括教育、贫富、种族、文化等各个方面。 蒙特利尔市政府还希望各个参选政党能够提出明确的针对蒙特利尔未来的城市规划；同意向蒙特利尔市支付各种应付款项；承诺支持蒙特利尔的市政税收制度改革；承诺至少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改革 蒙特利尔认为未来发展的关键是对现有的税收和财政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只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才能让蒙特利尔确保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应对日益频繁的枪击事件；弥补其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维护不足的问题；解决民众住房负担不起的问题以及向新能源转型、开发绿色空间等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以便到2050年达到零排放的气候目标。 在去年市政选举结束后，七天记者曾总结了女市长第二任期面临的10大挑战，核心是钱。因着蒙特利尔在魁省中的特殊地位，近几年来，蒙特利尔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但其收入还主要是传统的地税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如果不在财政方面进行改革，将难以为继。 虽然蒙特利尔无法量化责权利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涉及的具体金额，但还是希望魁省能改正以往的错误做法，承担起省级政府管辖权下的事物经费支出，主要有： • 补偿大蒙特利尔地区警察调查和干预服务（5级警务服务）的费用，估计每年约5100 万元； • 补偿蒙特利尔消防局提供的第一响应服务（premiers répondants）费用，估计每年为 1200 万元； • 承担在大蒙特利尔地区范围内为建设和扩建公立中小学而购买土地的成本； • 补偿蒙特利尔市因魁省市政事物厅（MAMH）单方面作出的减税决定而带来的损失，至少2300万元； • 资助在社会心理干预以及健康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所有费用。 近渴 鉴于魁省的市镇要到2年后才能与魁省就新的税收协定进行谈判，蒙特利尔建议立即达成一项过渡性的财务协议，实现在市政府与省政府之间更好的财政平衡，让蒙特利尔市政府获得新的收入，能够履行其承诺并为其计划的许多项目提供资金。短期内，蒙特利尔希望魁省政府做到： 100%退回征收的TVQ税收，如同已经执行的TPS税收一样； 为蒙特利尔的基础设施升级提供必要的资金，以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包括基础设施日常保养和维护，建筑物节能脱碳，水处理系统升级、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绿色空间的开发和保护等； 支持蒙特利尔公共交通的建设，包括现有地铁系统的无障碍通行升级、Pie-IX快速线延长工程、东部轻轨（REM de l’est ）建设计划、蓝线地铁和西部的有轨电车项目等； 获得联邦政府拨给魁省的4200万元打击枪支暴力预算的一部分，并继续迫使联邦政府彻底禁止手枪； 提供资金继续支持针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计划，流动调解以及社会干预项目，以缓解蒙特利尔的治安压力；继续推进警察系统的改革； 魁省能信守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每年建造 6,000 套经济适用房和 2,000 套社会性住房，以缓解蒙特利尔的住房危机，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差的问题；补足已经宣布的、通过AccèsLogis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8月16日，经过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由拜登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这个法案是拜登去年推动的1.75万亿美元”重建美好未来法案”（Build Back Better Plan，以下简称BBB法案）的一个“缩略版”。虽然大大缩水，但它能在参众两院通过，被认为是民主党的重大胜利，特别是距离中期选举只有几个月的关键时刻。 这项长达755 页的法案涵盖气候、医保、税改等多个领域，总计约投入7400亿美元。其中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投资近3690亿美元用于税收抵免，以便引导消费者转向电动汽车，并推动传统电力生产转向风能或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这也是美国联邦政府有史以来针对气候能源投资领域的最大支出。法案还对某些处方药让联邦医疗保险首次获得议价权；对年收入超10亿的大公司征收最低15%的税，对股票回购征收新的1%的税等，这都将对全美乃至邻国产生波及数十年的影响。有媒体评论说，该法案虽然远未达到其前身——“BBB法案”的规模，但却实现了多项民主党的长期主张和主要目标。 一波三折 2021年3月31日，好不容易赶走了前总统特朗普，刚刚登上总统宝座的拜登雄心勃勃，在推出总额高达1.9万亿的抗击疫情、刺激经济的纾困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后，又宣布了一项为期8年，总预算达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复苏计划，而这两项计划只是拜登-哈里斯政府推动的“BBB法案”的一部分。拜登当时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提出另一项名为“美国家庭计划”的经济提案，重点投资医疗、育儿和教育，使刺激计划的总规模再增加2万亿美元。然而这么一项关乎未来经济和基建的一揽子计划在党争严重的美国，提出容易通过难。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辩论、听证和修改，金额从3.5万亿美元腰斩至1.75万亿美元，条款内容大幅缩水，即便是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仍迟迟无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导致法案通不过的不仅有对手——共和党人的阻挠，更有民主党自己人的“背后捅刀”。 由于美国参议院如今的100个席位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各占50席。因此，在极具争议的重要议题上，所谓的“摇摆票”就显得极为重要。作为深红色的共和党基本盘州，西弗吉尼亚州唯一的蓝色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就凭借自己手中的这一票，将“BBB法案”拖了长达半年之久。更令拜登及一众民主党人无奈的是，即便对曼钦非常不满，若想要通过“BBB法案”仍不得不指望曼钦。 尽管白宫一再淡化双方之间的不满，竭力把掌握着该法案命运的曼钦拉回谈判桌前，但他还是在去年圣诞节前突然倒戈，在福克斯电视节目中公开表达自己不会支持“BBB法案”。其实这不是曼钦第一次做出“不和潮流”的举动，而是他走所谓中间派路线的具体体现。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站在民主党一边，但也会做出一些“出格举动”。比如，他反对堕胎，Pro-life；特朗普在任时，他曾两次给共和党推举的保守派大法官投赞成票；2021年2月，他还曾否决了拜登提名尼拉·坦登（Neera Tanden）为管理预算办公室负责人。 曼钦的反对，不仅扼杀了这份法案在2021年通过的可能性。更因为“BBB法案”包含了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5550亿美元投资，没有通过被认为是拜登的一次政治挫折，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议程中的一个挫折，促使高盛下调了2022年对美国的经济预测。 曼钦撤回支持的理由是开销太大，会导致严重的赤字和通胀。他希望能把投入降到5、6千亿美元的水平，并把计划延长到10年。无可奈何的民主党人不得不低头，拜登在今年年初表示必须得考虑一个规模缩小的支出法案，把标志性的“BBB法案”分解开来分批通过。 更名为《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的缩水新提案再次摆上桌面，再次经历了包括民主党内部撕裂的一波三折、起死回生的戏剧性之后，终于在今年8月8日获众议院通过，8月12日在参议院惊险通过。投票时，50名民主党阵营的参议员全票支持，50名共和党参议员则全票反对，命悬一线之际，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投出关键一票，让民主党在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投票中胜出，8月16日由拜登签署正式落地成为法律。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拜登将前往美国各地造势宣传，阐明这项法案将如何帮助美国人，并出席9月6日为庆祝法案颁布而举办的活动。 主要内容 这部法案虽然名为《通胀削减法案》，但对抑制美国高企的通胀“在短期内几乎不会产生影响”，更像是一个大杂烩。用白宫的话说，“这项历史性的立法将降低美国家庭的能源、处方药和其他医疗保健成本，应对气候危机，减少赤字，并使大型公司支付公平份额的税款。” 为了让民主党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取得较好的立法议程推进效果，给选民一个交待，拜登政府做了比较大的妥协。具体来看，《通胀削减法案》包括收入项和支出项，收入项包括对年收入10亿美元以上企业设定最低15%的税率、处方药价改革、强化国税局税收执法以及引入股票回购税，其中，仅征收企业税一项就有望增收3130亿美元；支出项则包括创纪录的3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将美国203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640亿美元用于降低处方药的价格，同时降低约300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 具体的关键措施包括： – 征收甲烷税和碳税，2024年超过联邦限制的甲烷排放量后，每吨收费900美元，2026年增至每吨1500美元；碳税从每吨50美元上涨到每吨85美元； – 投资300亿美元用于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储能电池、地热发电厂和先进核反应堆等清洁能源设施的制造和使用，包括10年的税收抵免，为风能和太阳能企业提供信贷等； – 投入270亿美元用于设立“绿色银行”，以支持减少排放的清洁能源项目，特别是在贫困社区； – 投入200亿美元用于农业部门的减排项目； – 投入100亿美元用于制造电动汽车和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制造企业的税务减免； – 投入600亿美元用于支持低收入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减排目标，包括清洁能源技术和车辆、公路污染缓解、建设公交网络和附近的其他绿色基础设施； – 投入90亿美元补贴民众进行房屋和家用电器节能升级，重点关注低收入家庭； – 鼓励用电动汽车更换燃油汽车，购买新的电动汽车可获得7500美元税收抵免，并首次为年收入最高为15万美元的家庭提供了4000美元的二手电动汽车税务抵免； -拨款8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国税局的执法力度，确保高收入公司和人群不会逃税等； 加拿大机会 这项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大的气候法案”，虽然主要内容只涵盖5个方面，但颇受市场和舆论重视的是法案的第二部分，重点覆盖清洁能源制造业，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电动汽车、氢气生产以及关键矿物在内的众多细分领域，而这也是加拿大的机会所在。 法案要求符合税务抵免优惠的电动车或新能源，至少要有40%的“关键矿物”，例如钴和锂等，必须在北美或是由美国盟国“提取和加工”。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加拿大恰恰是不少“关键矿产”的重要蕴藏国、开采国和生产国，目前可生产60多种矿产和金属，是世界上重要的“关键矿产”生产商之一，特别是在镍、钾、铝和铀的储藏和开采上具有重要地位。 加拿大的采矿、冶炼业也很发达，是世界第三矿业大国。其中碳酸钾、钴、铀、镍、铜、锌、铝、石棉、钻石、镉、钛精矿、盐、铂族金属、钼、石膏等金属和矿物产量均居世界前列。魁北克省开采和加工15种金属和13种非金属矿产，是加拿大国内最具多样化的矿产品生产地，矿物产量占加拿大总产量的五分之一。魁省还是全球少数几个铌、二氧化钛、钴和铂金的生产地之一。魁北克的基岩中还储藏着诸如石墨、锂矿、金刚石、稀土和钽等矿产品，具有巨大的开采潜力。 这个法案也终结了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就电动车补贴方面长达几个月的争执，让两国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去年11月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但在参议院胎死腹中的“BBB法案”中曾规定虽然所有在美国销售的电动汽车都将享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由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工人制造的电动汽车还可获得额外4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如果车辆的电池在美国制造，则可以再获得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些规定不仅对加拿大制造的电动车不公平还相当于对在加拿大组装的电动汽车征收了34%的关税，严重违背了美、加、墨三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当时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Christian Freeland）和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曾提出强烈不满，并威胁说如果美国执意施行区别对待的补贴政策，损害加拿大的汽车行业，加拿大将对美国商品征收全面关税，并暂停执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墨加协定的部分内容。 而新的法案不仅去除了这些对加拿大具有歧视性的条款，还为了对抗在可再生清洁能源需要的大量“关键矿产”，如钴、镍、锰、锂等具有优势地位的中国而提供了大约1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建立锂、镍、钴、石墨和锰等“关键矿产”的新供应链。而在白宫的计划里，其中的部分资金将用于在加拿大开发新的电池组件生产项目以及与矿产部门合作的项目。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里也没有拿加拿大当外人，根据《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加拿大被描述为国内材料来源地。 根据这项法案列出的时间表，能获得补贴的电动车关键部件——电池生产的本地化率要从目前的40%到2024年上升到50%，到2028年上升到100%。但目前的问题是北美只生产很少的电池组件，大部分进口自中国。在这场能源转型的硬件制造竞赛中，中国遥遥领先。中国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离子电池，以及约一半的风力涡轮机。因此这项法案被认为是美国继《芯片和科学法案》后在高科技及未来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上对中国进行的又一次围堵，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并以美国为中心重组全球供应链。不管美国是否会达到排除中国，重建新能源供应链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美国小弟的加拿大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矿物蕴藏以及双方经济活动的高度依存无疑将获得重要的发展机遇。  

七天记者 梓丰 蒙特利尔一直被认为是个安全的国际大都市，但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除了疫情外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一起又一起的枪击案：无论是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报道的枪击案，还是引发社会震动的15岁无辜少女Meriem Boundaoui上个街就能被枪杀，16岁的无辜少年Thomas Trudel走在大街上也被枪杀等不断刷新案件烈度的新闻，都让人对蒙特利尔的治安情况感到忧虑，而今年8月2日和3日发生在蒙特利尔和Laval的连环随机杀人案更是让人感到后怕，担心说不定哪一天子弹会打在自己身上。 连环凶杀案 8月2日晚上9点45分左右，Saint-Laurent地区的Jules-Poitras大街的一处公交候车亭，64岁的André Fernand Lemieux——魁省拳击手David Lemieux的父亲正在等车，一名年轻人当着路上行人的面向他头部开枪后逃离现场；同一天晚上的10点50分左右，在Ahuntsic-Cartierville区的Saint—Benoît公园附近，Hôpital en santé mentale Albert-Prévost 精神病院的护工、48岁的Mohamed Salah Belhaj正走在去上班的路上，也被一名男子靠近开枪，击中头部而死亡，他被枪杀的地点位于第一名死者的3公里处。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接连发生在蒙特利尔警察局（SPVM）管辖领域内的今年第16起和第17起凶杀案，不仅时间间隔近，出事地点距离也近，一下子上了本地媒体的头条。刚开始爆出来的信息是混乱的，SPVM先是排除了两起谋杀案之间的关联，但接着又改口称这两起枪击案有关联，正在寻找一名或多名与之有关的嫌疑人。尽管SPVM守口如瓶，拒绝透露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但神通广大的媒体人还是援引警方内部人士的消息称制造这两起谋杀案的嫌疑人是随机杀人，这两名路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随机杀人的说法一出，整个蒙特利尔哗然，民众人人自危，警察压力山大，抽调了大量警力投入到这两起凶杀案的侦破工作，很快发现了一辆白色的Dodge Challenger汽车有重大作案嫌疑，就在全城的警察都在寻找这辆汽车时，距离第一起命案发生接近24小时左右，凶手又作案了，这回不是在蒙特利尔，而是在Laval-des-Rapides 地区的Clermont大街与1号大街的交口处，正踩着滑板去姐姐家的22岁青年Alex Lévis-Crevier，倒在了凶手的枪口下。也正是在这起枪杀案中，警察才发现在现场出现的是另一辆白色Dodge Challenger车，而不是原来寻找的那辆，于是发布新的作案车辆搜寻信息到各个部门，并加大了紧急搜索的力度。 三名无辜受害人 8月4日零点40分左右，一名SPVM警察在查找被盗车辆时偶然发现了这辆大家都在寻找的Dodge车停在Saint-Laurent区的一间汽车旅馆Motel Pierre的停车场上，马上呼叫支援。通过调看监控视频，警方发现开车的男子只有一个人，是大约夜里零点30分左右来到停车场的。男子下车后，先是观察了四周两分钟左右，然后又回到车里，吸了一只烟后才再次下车走向汽车旅馆，手里似乎并没有武器，也再也没有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有30多名警察先后来到现场，围绕着这座汽车旅馆设置了很大范围的警戒线，而就在这座旅馆旁边有一个Services Canada的护照办公室，当时还有15、6个人在彻夜排队等待护照办公室开门，这些人很快被疏散。到了凌晨5点半左右，特种警察小组抵达现场，开始准备抓捕行动。早上7点，警方在第一次强力冲破凶手所住房间大门时没有成功，却惊醒了凶手，他使用一把类似TEC-9的半自动手枪向着警察射击，最终被警方当场击毙。 连环杀人案以及凶手被击毙的地点 无法堵住的漏洞 被击毙的凶手是26岁Abdulla Shaikh，他是警方的熟人，在过去四年里，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需要警方干预，被送入不同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入院治疗，还因为于2016年在Laval的一所公园里殴打、威胁、暴力逼迫前女友为其口交而犯下指控，等待庭审。 2018年6月，他因为精神病发作第一次入院治疗。一个月后，因为想回到自己的祖籍国（籍贯不明），不想再当加拿大公民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后，为了显示自己放弃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决定，他在6天内3次前往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捣乱，每次都被安保人员驱离，最后一次携带蜡烛等点火用具当众烧毁自己的护照而被逮捕，遭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恶作剧等指控，但在当年11月份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被免于承担责任。在魁省，有犯罪记录却因为精神问题被免于起诉的人都由一个名为精神问题审查委员会CETM（Commission d’examen des troubles mentaux）跟踪。这个委员会在2019年4月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评估听证，通过血检和尿检，发现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服用治疗其精神疾病的药物；同年6月，CETM的评估结果才出来，虽然认为他对社会安全造成风险的几率很高，但还是决定让他有条件获释，条件包括按时服药，不吸食毒品，保持和平等。 一年之后的2020年，他再次发病，一个人自言自语，对着空气说话，对其他人恶语相向，如果有人反驳他就打人。虽然他本人不承认自己患病，也拒绝服药和治疗，但相关机构获得了法官的社会治疗强制令，他被强行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如此反复发病、入院、评估；再发病，再入院、再评估的循环贯穿他这几年的生活。他在Institut national de psychiatrie légale Philippe-Pinel、Laval的Cité-de-la-Santé等多家医疗机构都住过院，而住院期间的表现也非常暴力，不肯好好吃药，不配合治疗，对照顾、劝说自己的医护人员恶语相向，还经常威胁医护人员“我会找到你的名字，你的地址，等我出去就杀了你”等等，医护人员向院方管理层、工会等多次投诉，但毫无用处，护理人员一度报警，但警察的回应是他本来就是在治疗的病人，对此无能为力。 直到2022年3月，CETM在对他进行第五次精神状态评估时，在判定他的病情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风险的情况下，还是裁定对他有条件释放。这个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干预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虽然有风险，但如果按时吃药、配合治疗并戒掉服用毒品，可把风险降到很小，再加上整个医疗系统都缺人手，精神科也不例外，最终做出了有条件释放的决定。在他获得自由的3月后，制造了这一系列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案。 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Abdulla Shaikh还被认为具有反社会、自恋型的人格特征，这为后面的血案埋下了伏笔。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会导致患者以异常的方式解读现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每300人中就有1人患上此病，最常见于青春期晚期和20多岁时发病，且男性的发病往往早于女性。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出现幻听、幻觉、妄想以及某种极端混乱的思维和行为。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Abdulla Shaikh的精神分裂症虽然严重，但还不足以让他做出如此冷血的举动。随着信息的披露，人们发现他在最近几个月里，花大量的时间浏览网上的种族歧视、极右翼、阴谋论等不良信息内容，加入多个倡导暴力的社交媒体群组，甚至到暗网（Dark Web）上去看杀人、斩首等血腥的视频。他被击毙时手里拿的枪是一把自制的仿制半自动手枪，这种自制枪支也被称为鬼枪（ghost gun），意思是不在市场上销售和流通，没有任何追踪的信息。而在现实中，自己组装枪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枪支的大部分金属部件如枪管、滑轨、弹匣等都是标准件，且不受管制地自由销售。罪犯可以很轻易地在互联网上、枪支销售店里买到这些组件和子弹。自己组装枪支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组件买不到，但如果有人教或者有信息指导也不难自制，虽然看起来粗糙，但完全不妨碍发挥枪支的功能。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凶手根据网上获得的信息只组装了一把枪，但枪支的性能却不输于市场上的销售产品，毫无障碍地连杀了三人，警方也在凶手的住所发现了多个高性能的弹匣以及大量的子弹，如果不是被及时击毙，这个丧心病狂又被洗脑的精神病还不知道要杀多少人，想想都后怕。现在凶手已经死了，他随机杀人的动机彻底成了谜。 还有多少“炸弹”没有引爆？ 根据加拿大的法律，无法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精神病人同样享受人权，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治疗，控制病情，无论是其家人还是社会都无权强制。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要求警方介入，到法院申请强制治疗令后才能被送去治疗，程序复杂且拖延时间长，等到病人终于能够被送去治疗时，其病情通常已经稳定下来。只有那些留有案底的精神病患者才会受到相关法庭的管辖和CETM的跟进，但这些部门人力有限，特别是随时跟进一个患者的生活轨迹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进人员只能在一定时间内过问一下病人的情况，完全无法掌握病人的实际情况，更不知道病人是否按时服药，是否按时接受治疗，是否还吸食毒品。就拿Abdulla Shaikh为例，在他如此严重、反复的病情下，今年只在评估听证前由一名护士对他进行了例行检查，并没有医生对他进行深入的检查和诊断，而他没有表现出发病的状态，从而被认为其精神状态处于稳定期，可以让他回归社会，结果造成三名路人无辜惨死，三个家庭饱受丧亲之痛的悲剧。 这次发生的随机连环杀人案显示出目前施行的针对精神病患者的监控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应当进行重大的改革，但身在这个系统的工作人员却对堵住种种漏洞表示悲观。Philippe-Pinel 精神病院的医生Gilles Chamberland表示，在随机杀人案发生的这一周内，他的5名患者都经过了CETM的评估听证这一过程，尽管他对这些患者的诊断都是风险高，不适合释放，但最终因为人权问题，人手和资源不足的问题等，2名患者被无条件释放，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社会上流动，很有可能在未来造成某种社会问题。实际上社会上还有很多类似的“未爆炸弹”：严重精神问题，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等。但如果病人自己不愿意接受治疗，控制病情，无论是其家人、朋友还是社区都无权强制他，除非申请到法庭命令。针对这类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他们关在精神病院或者其他限制行动自由的机构，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社会上自由流动，类似的恶性案件还可能再次发生。2年前在万圣节之夜发生在魁北克老港的精神病人Carl Girouard用武士刀随机杀人案还历历在目，各种反思承诺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等，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  

七天记者 颜宏 8月9日，刚刚新冠病毒检测转阴的美国总统拜登在阵阵咳嗽中发表讲话，并签署《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以下简称《芯片法案》），标志着一项罕见的针对单一产业的高额补贴法案落地生效，这一法案的目的是要在半导体行业与中国竞争中占上风。 由来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把中国当成最大的威胁和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斗争开始在各个层面展开，刚刚发生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及中国的反制演习只是在军事层面上的一个表现，更多类似的斗争其实在各个领域都在上演，而在关乎未来科技发展上限的国本之争——半导体领域的争夺显得更为激烈。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以芯片行业为代表的半导体行业一直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连续革命性发展的核心。反过来，ICT的突破也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使美国自1988年以来在生产率增长和实际GDP增长方面都大大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美国的芯片技术进步影响了全球经济，塑造了新的业界形态。芯片虽然小，但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大到汽车，小到手机、电脑、电视、家用电器等会用到，保障一个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斗机、导弹、卫星定位系统等也会用到，可以说芯片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和基石，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 以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工业起源于美国的国防工业。特朗普政府2018年发动的，以中兴被重罚和华为被禁为标志性事件的科技战第一次让人深切感到芯片的重要性，以及芯片受制于人带来的痛楚，中美两国都在加紧大力投资、全力布局半导体产业。接任特朗普上任的拜登政府也不示弱，2021年5月向参议院提交了长达1420页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进行审理。该法案进入参议院程序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又为其增加了600页的修正案，计划向美国技术、科学及研究领域投资逾2500亿美元，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个庞大的法案被称之“为美国未来100年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胆、最全面的反中立法”，包罗了芯片、5G、航空航天、网络安全及人工智能、医学研究、美国制造等多项议题，并在2021年6月8日在参议院以64票赞成、33票反对获得通过，之后进入美国众议院的审判程序。但却因为各方的利益冲突而难产，经历了多次的删改后，最终被命名为《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7月29日在众议院以243票对187票获得通过。 内容 这项历经多次修改调整，终获落地的法案整体预算额达2800亿美元，分5年执行。包括对芯片行业的补贴、对半导体和设备制造25%的投资税收抵免、以及对多项新兴科技的研发投入等扶持政策。正如拜登在签署这项法案时发表演讲指出的，“美国发明了半导体。三十多年前，美国占全球芯片产量的 40%。后来，我们的经济支柱——制造业被掏空，半导体制造走向海外。 如今，这项法律将半导体制造带回了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将再次引领世界。”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力图降低半导体行业的制造成本、创造就业、加强供应链以及对抗中国，帮助美国重新获得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项法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规划，一是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精准”资金补贴，扶持美国的半导体研发、制造以及劳动力发展，其中390亿美元将用于半导体制造业的激励计划，20亿美元用于汽车和国防系统使用的传统芯片。同时还为企业提供价值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抵免，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也就是说美国建立芯片工厂的企业将获得25%的减税。二是在未来几年“大水漫灌式”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而这2000亿美元的投入有着详细的规划与时间表，将分配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商务部和能源部等机构。这些都是前景远大的技术，极大可能会改变产业格局和人们的生活，此举显然是为了保持其在科技领域的霸权，使美国可以依靠科技产品的高附加值剪全球其他国家的羊毛。 根据法案，美国将成立四大基金，分享政府为半导体行业提供的527亿美元，其中500亿美元被拨给“美国芯片基金”，独占总金额的约95%。而“美国芯片基金”在2022至2026财年的重中之重就是推行半导体企业激励计划，在2022年拨款190亿美元，之后每年拨款50亿美元。这些鼓励和支持措施为了本国、本行业的发展本无可厚非，但这项法案中却增加了剥夺和损害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条款。最值得关注的一项就是，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期限为10年。违反禁令或未能修正违规状况的公司或将需要全额退还联邦补助款，这意味着美国通过行政力量逼迫欧美日韩半导体公司与中国市场划清界限。 目前在中美都设有半导体厂的企业包括台积电、三星、海力士等，这些企业如果接受《芯片法案》的补助，可能会被限制在中国建造或扩大先进制程工程。芯片业内人士表示，其实之前美国已经采取各种措施围堵、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相关企业对中国禁售高端光刻机、向华为施加“芯片禁令”、警告企业不要向中国供应用于14纳米或以下芯片制造的设备，拉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等。这次落地的《芯片法案》则开启了美国“几十年来少有的产业政策支持”，在寻求重夺行业主导权的同时，限制和阻止半导体国际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既有制造能力和计划中的先进制造能力，进而将这些制造能力虹吸到美国，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 《芯片法案》实际上已经开始产生实际影响。比如，美光科技就宣布，计划从现在至2030年末前投资400亿美元，并创造多达4万个就业机会，在2025至2030年期间启动生产，预计将把美国国内的内存芯片产能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从当前的不到2%提高到10%，它还称这是美国内存芯片制造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高通也已同意向格芯纽约工厂采购42亿美元芯片，并在2028年前承诺采购总额达到74亿美元。为美国军方和其他客户生产芯片的格罗方德（GlobalFoundries ）CEO汤姆·考尔菲尔德（Tom Caulfield）也曾经表示，如果能拿到美国政府的补贴，计划将在其位于纽约州的总部附近建造第二家工厂。 效果 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芯片设计公司都在美国，英特尔、英伟达、苹果、AMD、高通、赛灵思、德州仪器、ADI、Skyworks、Qorvo、镁光、西部数据等公司在CPU、GPU、DSP、FPGA、NAND、射频，以及各类模拟芯片领域均占据统治性市场地位或优势地位。但这些芯片公司的生产链几乎都放在亚洲的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等地，占全球芯片制造的近95%。其中台积电的制造工艺已经超越了美国老牌公司英特尔，在制造工艺方面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这对美国来说压力山大，整个芯片供应依赖东亚经济带，如果发生动荡，整个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芯片法案》更希望将芯片制造业回流美国。业内人士表示在美国这一系列组合拳影响下，半导体传统市场化竞争模式将发生改变。半导体产业将从全球化、合作化、分工化向多区域化、多生态化、竞争化发展。半导体行业的国际企业扩张和发展逻辑将更多考虑政治因素，其次才是市场、效率和成本。 《芯片法案》一方面扶持美国本土现有的芯片制造龙头，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加大在美投资，这无疑会分散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影响资金、人才等诸多方面，进而影响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能力。此前，国际企业在中国布局是产业链布局，现在可能仅把中国作为终端市场，限制性地销售某些特定产品。当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企业布局中由研发和制造转向售后和服务，中国半导体产业所发挥的价值将下降，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话语权也将降低。另外，在通过《芯片法案》后，美国可能还将加速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以产业补贴和市场准入为筹码拉拢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相关方，形成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后院”，进一步挤压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空间。 不过中国行业人士表示，这项法案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是否能真正改变全球半导体格局还有待观察。首先，它低估了芯片产业转移、再造的难度。比如法案中所提供的500多亿美元资金仅能基本满足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的工厂建设需要，无法支持从上游至下游的整体产业链。其中一些关键的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芯片法案》的资金支持，所以也不会转移其布局。曾有研究指出，美国建立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地半导体供应链需要至少1万亿美元的前期投资，而这项法案中的500多亿美元预算对整个行业而言可谓杯水车薪。除了资金外，半导体产业链转移所需的人才、劳动力、物流、能源等必要支撑因素也会影响芯片制造业的回流，而美国在上述几个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比如，美国制造业中常见的法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障碍可能会进一步延缓本土生产芯片的过程和时间表。 其次，美国低估了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与利益绑定的基本事实。当今全球半导体产业已与20世纪90年代的美日争霸有显著不同。由于芯片制造工艺更加复杂，半导体企业普遍采用跨国合作的方式发挥比较优势，降低生产成本，相互之间深深嵌套。美国和中国的半导体企业也早已深度融合，要使供应链完全本土化，将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估计，如果美国执意采取对华“技术硬脱钩”政策，可能会损害一些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利益，这或将使它们丧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并减少1.5万至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无法弥补半导体企业将工厂从中国迁往美国的成本。 《芯片法案》落地后，中国商务部批评称，部分条款限制有关企业在华正常经贸与投资活动，将会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中国外交部也曾表示美国如何发展自己是美国自己的事，但不应为中美正常的科技人文交流合作设置障碍，更不应该剥夺和损害中方正当的发展权益。中美科技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进步，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