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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魁省财政厅长Eric Girard / 网络图片 11月7日，魁省财政厅长Eric Girard向省议会提交了2023年年度预算的更新报告，相当于一个微型预算补充案，这个报告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关注，就是人们希望知道今年魁省会不会像去年一样给年收入10万以下的民众发钱以对冲高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幸的是，今年魁省的财政捉襟见肘，没有余钱给大家再发几百块钱的圣诞礼物。实际上，在高通胀和缺人手的双重负面影响下，很多人已经切身感受到经济的不景气，而掌握了更多经济数据的财政厅长果然在报告中将明年的经济增长下调到之前预期的一半，最终，魁省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仅为0.7%，而不是年初预测的1.4%，2023年的增长将如预期的那样稳定在0.6%。其实这是相对乐观的预测，魁省本地金融机构加鼎银行（Desjardins）预测的2023年的经济增长仅为0.3%，2024年则为0%。尽管财政厅长拒绝使用“经济衰退”这个字眼，但承认对于魁北克来说，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处于停滞状态，“接下来的六个月将非常困难。” 魁省所有经济指标的下滑将会给魁省带来10亿元的财政缺口。具体来说，魁省政府在当前财政年度的收入约为1443亿加元，比3月颁布预算案时预测的少了约8亿加元；支出则约为1474亿加元，比当时预测的多出6亿加元。为了弥补这一缺口，魁省政府将动用今年3月份预算中纳入 2023-24 年度预算的15亿元应急基金，以保证今年的财政赤字维持在40亿元的目标，并按照原计划在 2027-2028 年恢复预算平衡。 CAQ政府之所以要竭力保证其5年财政计划的完整性，就是因为魁省的重大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吵嚷许久的住房和食品危机自不用提，仅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带来的消费紧缩就会严重阻碍经济的活力，必须在信守诺言、给民众预期的情况下，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但现实是一方面，魁省经济实际上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经济放缓无疑会限制政府的政治选择，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勉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CAQ政党在民意调查开始出现下滑趋势，又不得不想办法撒币收买选民。面对艰难的选择，魁省的做法是尽可能减少未来几年的财政支出，同时帮助一些特定人群。 住房和食品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受自由市场思潮的影响，联邦政府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地参与各地的住房建设，而是交由市场和省政府接管。30多年来政府层面的忽视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加拿大的住房建设严重不足，特别是社会住房、廉价公寓、老人院、原住民住房等具有社会福利属性的房屋数量严重不足，累计到今天的住房危机全面大爆发，已经成为危及政党执政和社会稳定的火药桶，随时有可能被点燃。无论是联邦层面的自由党还是魁省的CAQ政党都必须拿出具体的措施，而且越快越好。 这次的更新报告中，魁省计划在未来六年内投资18亿加元，其中9亿资金来自联邦，来建造8,000套社会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以帮助低收入家庭，具体来说，这其中有7,500套为经济适用房，为无家可归者保留 500套的福利房。 与住房问题连带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已经成为魁省主要城市的顽疾，严重影响各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成为民众日渐对政府不满的原因之一，因此也是要解决的紧迫问题。除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杯水车薪的500套住房外，魁省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拨款3.382亿加元来支持无家可归者，并指定其中的1.237亿专门用于与无家可归者有关的紧急援助，包括修建冬季收容所，为无家可归的原住民提供社会服务和重新融入提供支持。其实早在10月份，财政厅长Eric Girard就在他设定的优先事项通报会上，宣布在未来五年内追加投资总额约43亿元用于应对住房危机、无家可归者和气候变化等，这次针对无家可归者的资金也是追加投资的一部分。 在经济不景气、生活成本高昂的今天，求助于食品银行的民众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加拿大的挨饿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国有近200万人造访了食品银行，比去年同期增长32%，相较于2019年更是增长超过78%。其中近70%需要食品银行来满足食物需求的人是租房者，还有很多有工作但需要额外帮助的打工族，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魁省的情况也不乐观，平均每月到食品银行求助的人数达到87万多人，比2022年增加30%，比 2019 年增加 73%。由于申请人数太多，食品银行工作人员在竭尽全力保证供应。尽管多次获得来自政府的援助，但在2023年，依然有71% 的食品银行缺乏日常食品，几乎接近崩溃。尽管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魁省政府一直在向魁省的食品银行机构提供援助，但依然无法满足强劲的需求。从夏天开始，不断有货架上空空如也的食品银行机构向魁省政府申请补贴，这次魁省政府决定向五个食品银行组织（Banques alimentaires du Québec、Club des petits-jeuttes、La Tablée des Chefs、Fondation OLO 和 La Cantine pour all）发放一次性定向援助2,080万元，其中最大的魁省食品银行网络将获得其中的1,000万元，该机构总裁Martin Munger表示这笔钱来得很及时，但只会维持到圣诞假期结束，届时还需要再启动与政府的对话，因为民众对食品银行的需求很强劲，这笔杯水车薪的资金很快就会用罄。 有限的帮助 在魁省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政府已经没有余钱像去年那样给中低收入家庭寄出支票以帮助他们缓解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转而通过调整税收援助指数以及提供更多的个人税收抵免政策。魁省政府计划将税收援助的涨幅定在5.08%（aides fiscales, 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福利），几乎是 2024 年预计通货膨胀率（2.71%）的两倍。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这个做法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现行法律要求政府自动将涨幅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对此，Eric Girard厅长表示政府很了解魁北克人的艰难处境，贴心地不惜破例来保护民众的购买力，以此来帮助遭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普通民众。 魁省的新政对多项个人税收减免以及财务补贴都有影响。具体来说，依靠社会救济金（BS）生活的单身人士的基本金额将从8,700元增加到9,144美元，每年增加444元。目前，全省有355,689户领取社会救济金的家庭，比去年同期增加28,000户。 与家庭收入挂钩的儿童牛奶金最高将从原来的2,782 元增至 2,923 元，每年增加 141元；魁省团结税最高也从每年的1,162元增加到1,221元。 在税收方面，民众缴纳所得税的最高起征点也提高了，比如第三阶税率是24%，起征点从原来的119,000 元改为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11月1日，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移民厅长Christine Fréchette和魁省法语厅长Jean-François Roberge介绍2024、2025移民指导计划 11月1日上午，抢在联邦政府公布2024-2026 年移民计划之前，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联合移民厅长Christine Fréchette和魁省法语厅长Jean-François Roberge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提交到省议会审议的2024、2025年移民指导计划。鉴于目前省议会中CAQ政党议员占优势性多数，这个计划将毫无悬念地被通过，甚至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与之前提交的移民计划一般是针对4年期限不同，这次提交的移民计划只针对明、后年两年。按照魁省移民厅长的说法，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移民计划的灵活性，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及时的调整。众所周知，2018年当选的CAQ政党本身是一个右翼的偏保守政党，一直倡导限制移民数量，要求外来移民、难民说法语，融入本地生活，接受主流社会价值观。其政策中禁止公务员佩戴含有宗教标识的服饰，推出加强法语的96号法案等都曾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论。CAQ政府为了加强魁省的法语文化，更希望能用法语交流的移民进入。然而面对疫情后劳动力人手严重短缺的现实，再加上为了填补劳动力短缺和助推经济的长久发展，联邦政府张开手臂迎接新移民，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按照全国人口1.14%的比例接收移民的计划，魁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目前魁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如果跟随联邦的脚步，接收新移民总数也应该至少占到全国新移民人口的23%，即11.5万人左右。而魁省目前的移民计划仅为5万，若不跟随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而魁省将因为人口比例降低而失去现有的地位。 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如果魁省未来依然按照全国新移民数量的10%接收新移民，到2040年，魁北克将从现在的人口第二大省降到第五或第六的位置。而人口的减少意味着魁北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在联邦体系中分量降低，将给魁北克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面对现实，曾在2022年魁省选举中称“如果每年接收新移民超过5万将是一场灾难”的CAQ政党也不得不妥协，明确表示不应该把移民视为问题，而应视为魁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会。 这次提交的为期两年的移民计划，就是CAQ政府面对现实不得不妥协的结果，与9月份开始移民公共咨询时设立的场景1中2024、2025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未来两年魁省的新移民构成如下表所示。 2024 2025 经济移民 31950 31950 技术移民 30650 31500 企业家移民 1250 450 其他经济类移民 50 – 团聚移民 10400 10400 难民 7200 7200 在外国挑选的难民 3650 3650 本地被认可的难民（包括其不在本地的家人） 3550 3550 其他移民（指其他各类别的移民，包括人道主义） 450 450 移民总数 50000 50000 魁省挑选移民占比（包括人道主义移民） 72% 72% 经济移民占比 64% 64% 懂法语移民占比 67%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建筑行业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领域之一。它不仅为人们提供居住、工作和娱乐的场所，也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重要引擎。一方面，建筑行业产业链上下游所涉及的产业众多，产业链较为复杂，可带动上游的钢铁、水泥、玻璃等各种建筑材料到下游的房屋建筑、装修等相关部门的生产；另一方面，建筑行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既需要高学历的建筑师、工程师、设计师，更需要教育程度不高、劳动技术含量不高的大量普通施工人员，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重要部门，而魁省正面临的劳动人手短缺同样影响到建筑部门，今年全省建筑领域的岗位空缺高达1.1万人，导致不少建筑开发项目推迟开工，或者不能如期完工，甚至不得不取消一些建设项目，让建筑领域的中小企业苦不堪言。 为了应对魁省建筑领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借鉴疫情期间政府付费快速培养万名老人院护工的成功经验，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在劳工厅长Jean Boulet、就业厅长Kateri Champagne Jourdain 和教育厅长 Bernard Drainville 的陪同下于10月3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政府付费的建筑领域5个最缺人手工种的速成培训计划。该项目计划从明年一月开学的冬季学期开始，对报名者进行为期4到6个月（500到700个小时）的培训，以便到建筑高峰季节的夏季时能帮助4000-5000人拥有进入职场的基本技能。 根据政府的计划，感兴趣的民众可在12月15日前注册相关工种的职业证书课程（Attestations d’études professionnelles）学习，明年一月课程开始后，每周可获得750元的培训奖金，每两周发一次，根据专业的不同完成学业获得证书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可获得9000元到15000元的培训奖金。 魁省创造的有补助建筑专业培训计划 这次魁省政府提供补助的工种有5种，实际上是4种，其中的机械铲操作和重型机械操作都可以归入工程机械驾驶和操作，下面分别介绍。 钣金工（ferblanterier），指所有与钢、铁、铝等金属打交道的切割、成型、组装、焊接等工作，主要的工作场景包括通风系统、空调系统、金属墙面、金属屋顶以及其他金属物品的制作和安装。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一般需有良好的手工灵活性和良好的身体耐力，并能执行高空作业，会看机械制图，使用测量和追踪仪器来绘制零件图案等。根据工作经验和能力，一般的小时工资在25到43元之间，在加上加班工资、保险、假期等社会福利。 培训期间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有： – 阅读并理解要进行工作的图纸、图表和规范，并根据图纸或模板布置、测量和标记金属板； – 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绘图软件准备模板； – 使用轻型金属加工机械（如剪床、冲压机、压力机和冲床以及数控设备）切割、弯曲、冲孔、钻孔、仿形或矫直金属板材； – 使用计算机辅助激光或等离子切割设备切割金属板； – 安装和操作放置和起重设备； – 使用铆接、焊接设备以及其他设备调整和组装钣金零件，以形成通风管道、排气盖、排水沟、墙框架、空气管道和加热装置、物料搬运装置、屋顶、金属结构等； – 按照规格和现行建筑规范安装钣金产品； – 打磨和抛光接头、配件和粗糙表面； 报名条件要求持有高中或或公认的同等学历（例如：教育水平同等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例如大学文凭或学士学位，且在最近的12个月里没有在校学习即可，在蒙特利尔周边开设此课程的学校主要有： 其中状态栏中，如果显示绿色圆圈表示还有位置，如果出现红色方块则表示位置已满，需要寻找其他有位置的学校去学习。 二、木工（Charpentiers-menuisiers）。如果说钣金工是和金属打交道的工作，那么木工就是所有和木头打交道的工作，包括制造和安装家具、建筑骨架、脚手架、墙板、天花板、地板、楼梯等等。要求能看懂图纸，计算材料用量，能完成测量、切割、成型和组装木板、金属板以及其他建筑材料。一般的小时工资在22到42元之间，根据经验和工作年限而不同。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 研究计划、图纸和草图以确定技术规格并计算材料需求； – 使用便携式手动工具和电动工具进行木料组装； – 制造和安装家具和装饰配件； – 架设地基、地板梁、房梁、地板支撑、组装预制件的框架和屋顶元件； – 调整和安装木工零部件，如门、楼梯、装饰线条和五金件等； – 室内外装修的相关工作等； – 进行隔热、隔音和通风等的施工； 申请条件与钣金工相似，在蒙特利尔周边开设此课程的学校主要有： 三、工程车辆驾驶（Conduite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24日，魁省助理死因裁判官Luc Malouin公布2020年7月Martin Carpentier父女三人死亡事件的公共调查报告，这份长达85页的报告在听取了众多证人的证词、分析了700多份文件并阅读了250多页回忆录后，得出的结论果然是魁省安全局SQ（Sûreté du Québec）内部问题重重，特别是在等级制度下，各个部门之间信息隔绝、计划不周的问题相当严重，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更是缺乏有经验，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并统筹安排的工作人员。比如在该事件紧急性处理上，SQ在发现发生车祸被遗弃的汽车后，对车上人员失踪一事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是普通的肇事逃逸。即使在确认失踪人员，得到两个孩子的母亲以及Martin的两名同事证实他患有抑郁症，并为他担忧后，依然没有按照紧急干预模式处理。在搜索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其中两字孩子的鞋印和脚印，指示了他们父女三人的行进方向，却没有集中有限的人力向正确的方向搜索，后又在晚上8点20分左右因为人员短缺而暂停搜索，而那时两个孩子还活着。到了7月10日上午9点搜索工作才又重新开始，却又被错误的信息诱导转移了搜索范围，更没有召集更多其他警察和志愿搜寻者，并且拒绝其他警察机构提出的援助要求，好像这事一点不急似的。死因裁判官还批评SQ在2019年撤销了地面搜索紧急小组，使得150名经过地面搜索训练、负有经验的警察被转去做其他工作，而到了有紧急事件发生时，不得不呼叫毫无经验的高速公路警察来协助搜救工作。 事件回顾 2020年7月8日晚上，魁省Saint-Apollinaire附近的20号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2008年灰色大众帕萨特车突然冲出路基，撞到一个标示牌后，在空中翻转了几次穿过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进入对向车道，差点和对面驶来的一辆汽车相撞。该车的驾驶员Lyne Provencher急忙狠踩刹车避险。她停车后返回查看肇事车辆，发现那辆汽车已经严重损坏，车门大开，后座上有儿童座椅，座椅上有个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冰淇淋，一只孩子的拖鞋，钱包，手机散落车内，却没有人。这名热心的司机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录了一段空车的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这却是一起家庭悲剧的开始。 发生车祸后，Martin Carpentier驾驶的受损汽车就这样横在路上，他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消失在黑暗的森林里。 赶到现场的警察使用聚光灯在现场附近搜寻后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警察的眼里，发生车祸后没有等在现场的人大多数都有别的问题，比如酒驾或毒驾。这辆车里明显有儿童的存在，警方必须抓紧时间确认驾车者的身份才行。匆忙离开的驾驶员把手机留在了车里，所幸孩子妈妈打来询问电话，才让现场的警察了解到失踪人员的大致情况。当晚，Martin Carpentier在孩子母亲和她的男友家里呆了几个小时，然后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去吃冰淇淋。他与孩子的母亲已经分开5年，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Martin有了新的女友，孩子母亲也有了新的男友，双方平时相处愉快，两个家庭甚至经常聚会，一起吃饭。所以当接听电话的警察询问孩子的母亲孩子是否有危险时，孩子的母亲和男友都多次表示，Martin对两个孩子很好，很爱两个孩子，尽管大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但他一直当作亲生的一样对待，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两个女儿的事情。 不过孩子母亲和Martin的两个同事也同时向警察表示，Martin长期受抑郁症的困扰，他们很为他担心，但做记录的警察没有把这一敏感内容当回事。这一重要信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三人的遗体都被发现，SQ开始进行调查时，才有负责档案文件的警官发现了这一原本可能改变两个孩子命运的信息。就在警察慢条斯理地浪费着宝贵的搜救黄金时间时，Martin的心理却正经历煎熬。根据后续的调查和死因裁判官报告，Matin Carpentier事发当时状况非常不好，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他自己蓄意制造了车祸，本意是和两个女儿一起死，可惜车祸发生后，车子神奇地停在路上，他们并没有死。受到极大刺激的Martin带着两个受伤的女儿躲进漆黑的森林以避开到场人员的搜索，其中一个女儿受伤严重，需要他抱在怀里。据悉，Martin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从2015年开始分居，但一直没有离婚。尽管Martin和孩子的母亲以及新男友的关系很好，但分居后他一直担心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因为一旦孩子的母亲提出剥夺他的监护权，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孩子的母亲有较好的学历，毕业于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de Laval），有稳定的工作。而Martin自己的工作是抹腻子、刷漆之类的零工。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孩子母亲都有更大可能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另外，虽然大女儿的生身父亲不是Matin，不过她一出生就被夫妇二人收养，被当作亲生女儿看待，自从他们分居后，前妻开始让大女儿与亲生父亲建立联系，这让Matin的危机感更加严重。就在车祸发生前，Matin已经和律师两次商谈离婚文件，而收到正式的离婚申请文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发当天，他在孩子母亲家与所有人一起吃了晚饭。饭后，他执意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女儿去吃冰淇淋。当时他已经做好去死的准备，还给自己的同居女友发出了诀别短信。 车祸之后，Martin带着两个孩子在密林中步行到距离车祸现场1.7公里的地方，在一辆露营车里躲了一夜，然后离开露营车继续步行。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心理作用下，他在车祸发生后约24个小时，用树枝打死了两个女孩。他自己之后继续穿过森林，来到距车祸现场5.5公里左右的地方，偷走附近住户的梯子，在密林中上吊自杀。 两个孩子的遗体7月11日被发现，陈尸地点相距大约50米。Martin的尸体直到7月20日才被发现。 一个接一个错误 这起大范围、长时间的搜救工作曾引发全省的关注，SQ在整个过程中的决策和行动一直受到质疑。在2022年3月Radio-Canada播出的一档调查节目中，参加搜寻工作的警察指责SQ在协调和组织行动犯下一系列严重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而Carpentier姐妹的死亡完全可以避免。节目播出后引发极大的社会反响，魁省死因裁判官办公室也决定对这宗案件进行死因公共调查。这份刚刚出炉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的很多说法。 首先是SQ行动迟缓。在车祸发生，并在确认两个孩子失踪后，SQ居然没有按照儿童失踪案的紧急情况来处理，而是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处理。SQ不是立刻开始召集人手搜寻，而是期望Martin会带着孩子天亮时自己走出森林。而有关Martin心理状况不稳定的信息更是没有传达到相关人员手里。死因裁判官批评说在《警察工作指南》里有明文规定，遇到儿童失踪的情况要按照最坏情况来紧急处理，尤其是当时各种信息都令人担心两名孩子的情况不容乐观：车祸可能导致受伤，失血；天气炎热，森林里蚊虫叮咬，还可能脱水；Martin心理状况堪忧，可能做出极端举措……这种情况下制定行动计划、召唤人员、紧急部署可能需要3、4个小时，应该在当晚12点前就开始展开搜索工作，而不是等到第二天上午9点半才开始。这说明在某个工作环节中有人忽视了警察工作的基本准则，低估了事件的紧迫性。而Martin在车祸刚发生时惊慌逃逸，20多个小时候后才杀死女儿并自杀，如果SQ的行动够快，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其次是各部门之间沟通不畅。不仅SQ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分明，一个部门不知道另一个部门的事，SQ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更是困难重重。当车祸发生后，SQ最初认为是肇事逃逸，因为911的报警电话中，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步行离开现场。在确认了车内人员身份后，SQ又开始联系最近的医院，即 Hôtel-Dieu de Lévis 和拉瓦尔大学中心医院（Centre hospitalier de l’Université Laval)，以确认Martin是否带孩子就医，但都被医院的工作人员以“信息保密”原则拒绝。接着警方又联系了Martin的家庭医生想知道他的精神状况，但他的家庭医生也以“病人隐私”为由拒绝合作。而从孩子母亲和男友那里得来的信息显示，他很爱孩子，给孩子带来伤害的风险为零。Martin在吃冰淇淋的路上给孩子母亲发了两条有点奇怪的问候短信（事后才被认定这是“诀别”短信），警方据此排除了孩子们生命有危险的选项。这也是为什么死因裁判官在报告中建议卫生部门、公共安全部门和司法部门联合制定一项指令，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各机构之间共享所谓的“个人隐私”信息。 第三是SQ的决策和组织失误。SQ在第二天凌晨才向消防、警察等部门以及附近居民发布了紧急寻人通知，却没有发给媒体，忽略了更广泛传播的渠道。在7月9日早上的搜索行动开始后，SQ从Mascouche分局抽调来3名具有地面搜索经验的警察——André Bernard和他的同事，搜索约15公顷树木从生的区域，形同儿戏。而到了现场才知道要找什么的André Bernard提出人手不够时，与他一样具有地面搜索经验的警察那天却被派到Lac-Saint-Jean保护省长François Legault的安全。SQ之后让毫无搜救经验的高速路警察过来帮忙，好不容易凑齐两个小组，每组7个人。这说明SQ在9日凌晨5点确定情况紧急，要展开搜索时居然没有制定任何行动计划，也没有确定人员安排，白白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使得最早的搜寻行动在车祸发生12个小时后才开始。刚开始，搜素小组拉横排向20号公路以北搜索，一无所获。到了下午，搜索小组向20号公路以南行进，傍晚时分发现了一个与Norah留在车上凉鞋一样的鞋印，这说明他们父女三人曾经过过这里。很快，警察又在距离这个脚印的800米左右发现了另一个小女孩的脚印。 两个孩子所穿的鞋子和发现的足迹。 André Bernard他们带着警犬在足迹周围嗅来嗅去，警犬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到晚上8点，因为已经劳累了一天，天又黑了，他们这14个人的搜寻工作就此停止。而在延迟了几个小时后，针对两个孩子的安珀警报终于发出，一时间收到了无数人的信息。而第二天的搜索行动开始后，SQ却因为收到信息说在一个住宅区听到来自树林里呼救声，不顾前一天搜索人员的反对，而决定离开发现脚印之地，前往几公里之外的一个住宅区搜索，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到了7月11日，才终于有足够数量的警察和志愿者参与到搜索行动中，效率自然提高了不少，在当天晚饭时分发现了两个孩子的遗体，距离发现她们脚印的地方非常近，距离车祸现场也不到2公里。 回响 在这份严厉的报告出台后，SQ表示对死因裁判官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持欢迎态度，并称自2020年夏天Carpentier姐妹死亡事件以来，他们不仅吸取了教训，还改进了对离家出走、失踪或绑架案件的行动程序。SQ强调每年要处理2000起人口失踪案，其中约有10%需要部署地面搜索资源，每次行动后都会有反思，以便在下次行动中处理得更完美。至于死因裁判官批评出于“组织的傲娇”而不肯求助其他机构，SQ承认因为要承担全省的安全工作，以前是有些松散，不太和其他机构合作，但此次事情后已经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普查，以了解可用的搜救合作伙伴以及他们擅长的技能，如魁北克志愿搜救协会、各地消防部门、森林警察等。 遭到取消的地面搜索任务组不仅已经恢复，还增加了经过培训的人员，总数达到了125人，在魁省的东西南北四个地区进行了重新部署，有61人可随时投入到地面搜索任务中。 Carpentier姐妹的母亲Amélie Lemieux原本就在准备起诉SQ在搜救两个孩子的问题上行动太迟缓、投入的资源太少，这个报告无疑给她增加了一份胜算。她和她的律师表示正在和SQ协商赔偿金额，如果能庭外和解最好，否则就将法庭上见。  

七天记者 颜宏 2023年10月17日，加拿大非医疗目的消费、生产和销售大麻合法化满五年。这项立法的通过使得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把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的G7国家。这项充满争议的法律实施5年后，给加拿大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根据一篇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的论文，评估大麻合法化给国家带来影响的研究人员对过去的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结果喜忧参半。 这5年来，加拿大全国的大麻店从之前的200家左右增加到2023年的3332家，增长了16倍。与大麻相关的产业在合法化之初曾飞速发展，一度成为风口，在健康饮料中添加不刺激中枢神经的大麻二酚（cannabidiol）成份成为趋势，就连世界级品牌和跨国大公司如可口可乐、嘉士伯啤酒都盯上了这块市场肥肉，但很快就发现一窝蜂进入的人太多，整个行业难以盈利，在2022年达到顶峰后开始掉头向下，许多大型的大麻公司都缩减了业务，规模较小的公司则关闭、出售或宣布破产。经过一连串的充分竞争后，目前似乎进入了稳定期。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神经科学助理教授Michael DeVillae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产量超过需求，加拿大最大的大麻公司从未实现获利，同时也让投资人损失了数十亿元。 相应的，在大麻合法化的初期，吸食大麻的人数也曾出现过增长，随后出现回落，但还是比合法前要高出很多。在1985年至2017年30多年时间里，全国成年人口吸食大麻的比例增加了近三倍，从原来的5.6%增加到14.8%。合法化后在2021年达到22%，2022年达到27%。其中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安省、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的吸食人数超过全国平均值，全国吸食大麻最少的地方是魁北克，不过魁省本地的媒体曾报道说魁省青少年吸食大麻数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很多没有达到法定21岁年龄的青少年也会吸食大麻，他们一般通过电子烟的形式来消费大麻，但在被问到时则否认里面装的是大麻。 全国各省15岁以上者吸食大麻的人口比例 当时自由党政府推动大麻合法化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个是提高大麻产品的质量，避免因大麻质量问题导致的健康问题；二是通过设立最低年龄限制以减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数；三是使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不会因此而获利。如今5年过去，现有证据表明即使大麻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改善，但与之相关的健康问题并没有跟着获得很大改善。大麻合法化大幅减少了与大麻有关的逮捕人数，但也导致因吸食大麻而被送往医院急救的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消费大麻人数排名前二的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因大麻相关疾病和中毒入院的年轻人增加了20%；因吸食大麻导致精神疾病发作而被送入急诊的人数也增加了两倍；而0至9岁儿童因误食含有大麻成分的食品而中毒住院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安大略省的其他研究指出，全省因“大麻素剧吐综合征”而到急诊就医的数量增加了13倍，孕期护理次数增加近一倍。 数据还显示，大麻合法后，因“麻驾”（在大麻或任何其他药物的影响下驾车）而被捕的人数明显增加，但由此导致的道路安全事故并没有相应增加。这有可能是一部分执法资源和注意力转移到了“麻驾”相关问题上，执法力度加强，而非民众驾驶模式的变化。同时，民众对于“麻驾”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认识到使用大麻后驾车会导致危险的人从2018年的61%增加到2022年的78%；而愿意乘坐大麻使用者驾驶车辆的人，从2018年的13%下降到了7%。 至于第二个目标和第三个目标，减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数和减少大麻相关犯罪，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成功。虽然加拿大全国使用大麻的总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影响表现是不同的。年龄在16-19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37%的人自述吸食大麻，与合法前后并无太大变化，在魁省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人的吸食率增加后曾一度回落到18.5%，但之后又增加到了22.3%。实际上魁省的法定年龄限定在21周岁，也就是说合法化并没有挡住未成年人使用大麻的脚步。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年轻人吸食大麻的烈度比过去高了很多，特别是类似电子烟的WAX Pens的流行，是导致大麻中毒问题的主要原因。而正是由于这部分未到法定年龄消费者的存在，也成了黑市、大麻贩子、犯罪组织等维持生存的基础。大麻合法化给18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带来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吸食大麻的比例由之前的31%增加到2021年时峰值的44%。 然而，由于很多研究的数据都是通过在一些省份进行的孤立研究整理而出，缺乏全国趋势的数据，不同省份的不同限制性政策也会影响到健康和社会的相关指标。只能说现有数据表明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似乎并没有像一些反对者预期的那样给公共健康带来灾难，但也不能说它在公共健康方面取得了全面或明确的成功。 回顾：大麻合法化历程 2015年，含着“金钥匙”出生，本人长得英俊有型，具有“网红”“万人迷”体质的特鲁多打破了大多数时事观察家的预期，意外地以较大优势战胜前执政党——保守党，赢得联邦选举，组成可“完全执政”的多数政府。在竞选期间，特鲁多就承诺一旦当选后，将推动大麻合法化。特鲁多为什么要执意推动如此富有争议的议题呢？一方面是加拿大自有国情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选票的考量，毕竟加拿大是世界上大麻吸食率最高的国家，吸食大麻又多以年轻人为主，这些人的投票率通常是很低的，如果能把他们鼓动出来投票，一定会提高自由党的选举胜算几率；另一方面也和特鲁多家族的自身经历有关，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因雪崩去世的弟弟Michel Trudeau曾在15岁那年因持有大麻被警察拦截，留下刑事案底，让他自己和家里人都受到影响，最终通过他父亲的影响力得以摆平。他那时就想，还有很多遇到同样问题的加拿大人没有他父亲那般的影响力，所以希望有一天能取消这条不符合人性的法律。 其实，加拿大在建国之初并未对大麻的使用究竟合法或还是非法加以严格规定。直到1923年，联邦政府才立法规定禁止大麻种植、销售和使用，并将“和大麻有关的犯罪行为”入刑。加拿大对毒品的态度一度和美国一样严厉，不仅把与毒品相关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还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使得毒品消费只停留在少数特定人群中。但在二次大战后十几年，美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之间矛盾的不断扩大和总爆发，在6、70年代催生了政治上的新左派和文化上的嬉皮士运动。年轻人通过公社式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批评政府对公民权益的限制，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大公司的贪婪，传统道德的狭隘和战争的无人道等等，而为了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与现有社会价值区别开来）；听摇滚乐（表达内心世界的集体宗教）；吸食毒品（厌恶现实、幻想在毒品给予片刻的幻觉中得到安慰）；过集体生活（用类似“原始部落”的生活来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他们经常参加民权运动、非暴力政治示威活动及大型户外音乐节等，形成一场影响至今的“文化革命”。而因为吸食大麻和其他毒品是犯法的，充满叛逆心理的嬉皮士们偏偏要吸给人看，导致美加两地大麻的消费量剧增，各级政府都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但由于多种方面的原因，禁毒运动屡战屡败，民众的反对情绪却愈来愈烈。1971年8月7日，2000多名吸毒者在温哥华的Gastown举行smoke-in抗议活动，反对“钓鱼”毒品执法，支持大麻合法化，成为加拿大第一次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大型集会。而发生在1987年的Terry Parke案则大大改变了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进程。这名患有癫痫疾病的多伦多居民首次因持有大麻而被捕，后因为“医疗需要”而无罪释放，但在9年后的1996年再次因持有、种植和贩卖大麻而被捕，并受到指控，4年后安省上诉法院判决禁大麻法侵犯了这名男子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享有的“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警方的做法违宪。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出来一年后，加拿大通过了制定了《大麻医疗准入条例》(MMAR)，允许获得许可的人在家中种植大麻或通过加拿大卫生部来获得大麻，后被医疗用途大麻条例(MMPR)取代，但只能使用干制大麻。除吸食干制大麻(花、叶)以外的其它任何形式的使用则可能导致贩卖及私藏毒品的刑事起诉。早在2003年，当时的自由党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大麻合法化的C-38提案，但没有闯关成功。2009年，警方在卑诗省一名大麻活动家和生产商Owen Smith家中找到了200多个含有大麻提取物的饼干、茶、橄榄油、润唇膏和药品等物品，指控他贩卖及非法私藏大麻的罪名，但这一罪名被卑诗省一名法官驳回，嫌犯被当庭释放。官司一直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最终在2015裁定限制允许使用大麻者的使用方法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自由，并要求联邦政府在一年内需对围绕大麻提取物的法规进行修改，这同样是个意义重大的判决，为大麻食用打开了大门。同年6月25日，在温哥华市长Gregor Robertson的推动下，温哥华市议会以8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规管非法药用大麻店的城市法规，让温哥华市成为全加拿大首例通过涉及大麻规定的城市。而当年进行联邦选举的自由党承诺“一旦当选将立刻推动大麻合法化立法”，并于当选后宣布“正式开始相关立法研究”；2016年12月13日，“大麻立法研究小组”发布首份报告，列出了大麻合法化的种种好处，重申将推动大麻合法化；2017年4月13日，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王周迪（Jody Wilson-Raybould）亲自向众议院提交了大麻合法化的C-45立法草案；同年11月27日，由于自由党的多数席位，这项被多个反对党批评的法案以200票赞成、8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毫无悬念地得到通过；2018年6月19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经总督签字后正式于10月17日生效；一年后又宣布含大麻的食品以及其他一些大麻产品也可以合法销售和购买。 “大麻合法化”让瘾君子欢呼雀跃的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包括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芬太尼等的合成毒品也合法化。而耐人寻味的是，加拿大国内正经历滥用阿片类药物的死亡大潮，且呈愈演愈烈、年年增长的态势。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17日、18日，两年一次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北京举行，来自全球151个国家、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参会嘉宾注册人数超过4000人，成为除联合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全球性论坛之一。两天的会议结束后，推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计划，达成的务实合作成果高达458项，既有合作文件类、合作倡议类、合作机制类成果，又有项目类、资金类、举措类成果，远超第一、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总和。 在俄乌冲突延宕不决，巴以冲突再起，中东人道悲剧遍地的大背景下，一个又一个国家领导人却从世界各地飞抵北京，畅谈合作，展望未来，如此强烈的对比让很多人感慨中国以及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地球的希望之光。 “一带一路”的由来 2008、09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了全世界，经过各国的积极努力补救，包括中国投入的4万亿救市资金后，世界经济在2010年出现较大复苏，但很快就又下滑，重现萎缩局面。而中国由于多年经济高达2位数的增长，也开始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比如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融资难题，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为了让中国经济能继续均衡、平稳地运行下去，把高速增长的态势继续延长，彼时刚上任不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访问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并在10月于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号召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强劲的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回升向好。当年11月，“一带一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确立为中国国家战略，成为“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柱。2014年，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后增资1000亿人民币，成立丝路基金以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5年2月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领导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首任组长为张高丽，副组长为王沪宁、汪洋、杨晶、杨洁篪。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个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到今年9月，成员国的数量已经达到109个，这些制度安排为之后“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并没有引发多大的关注，毕竟每天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点子出来，产生的发展中国家或区域性组织多如牛毛，但中国的认真态度和强大执行力很快就让人们看到了不同。而十年“一带一路”及今后更长时间的实践将证明，世界由此获得了新发展机遇，世界经济被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随“一带一路”而来的各种交流、合作让共建国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搭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 今年10月10日，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政府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这份文件系统阐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理念愿景、实现路径、实践成就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的丰硕成果，阐明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引领构建了全球互联互通新模式，引领开辟了共同繁荣发展新道路，引领探索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方案，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目前已经有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与他们的贸易额从2013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2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1月，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社会、海洋、电子商务、科技、民生、人文等领域，形成了3000多个项目，一大批互利共赢的港口、铁路、桥梁、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成功落地。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的工程合同额累计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加拿大全国的名义GDP。 “一带一路”缘何成功 在“一带一路”倡议刚刚问世时，遭到西方媒体的冷嘲热讽，被描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国家觉得这个倡议不可思议，不可能成功。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和“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建立在自愿参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不强加于人，目标是要实现合作共赢，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践与探索，是中国从实现自身发展的朴素需求出发，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己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对当今世界的深刻体会，在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互动合作中，逐渐生长完善的独特实践。 “一带一路”成功的最核心因素就是平等互利，合作双赢，始终坚持在尊重彼此主权，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原则等基础上，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平等对待，共商共建共享，从而使得“一带一路”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合作中，表现出个性化的独特属性，能让参与方以极为舒适的方式推进。用大白话说就是中国只看谁有需要，不论其他，穷国行，富国也行；有钱行，没钱也行。与发达国家的类似项目不同，中国谈的是“生意”，而不是“钱”，致力于找到双方可以合作双赢的“生意”，不拘内容和模式，搞基建、挖矿可以，建厂房、搞服务也行。同时中国又具有开展双赢“生意”的本钱。首先，开展生意最缺的是本钱，中国已经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其他渠道进行了准备，随时可取用；其次，做生意特别注重成本，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控制生意成本上有独家秘诀，可以保证低成本和快速推进项目，满足盈利的需求；第三，做生意还需要有市场才行，而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已经注定了是个大市场；第四,做生意要有稳定性，中国不是西方的选票民主国家，不会出现几年后领导人更换，相关政策推倒重来的现象。这些看似最基本的条件，能同时满足的国家其实并不多。 经过10年的实践，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出来一个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外的国家级经贸合作框架，成果丰硕。根据白皮书的介绍，“一带一路”在“硬联通”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运，中欧班列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遍及全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在“软联通”方面：与共建国家持续深化规则标准等领域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中国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份自贸协定，与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协议，与1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心联通”方面：教育、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已与45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与144个共建国家签署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设立了“丝绸之路”政府奖学金，打造了“鲁班工坊”、“光明行”、”“菌草”等一批“小而美”合作品牌；在经贸投资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规模达到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增速既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也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增速，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多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11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首次超越了传统欧美市场，意味着穷国购买的东西超过了富国，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面对实实在在的改变，西方媒体诋毁“一带一路”炒作的所谓“债务陷阱”“破坏环境”“中国项目抢当地人饭碗”等内容越来越难以取信于人。相反，发展中国家民众近两年对中国的好感度呈明显上升态势。 面对现实的打脸，发达国家从刚开始的各种不看好开始模仿中国的“一带一路”，比如在2021年G7国家峰期间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但一年过去，却没什么进展；又在2022年的G7峰会宣布要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设立“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项目”（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之后也是无人再谈起，还有诸如印度-中东走廊计划等等，目前也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说实话，欧美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自己的基础设施还都是二战后集中修建的，如今几十年过去，都存在严重的年久失修问题，亟待维护、修善和更新，哪里有余钱和余力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总之，“一带一路”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从“硬实力”上来说，中国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全产业链优势，可以为许多国家的许多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生产制造业到互联网、大数据、AI智能都是如此。而从“软实力”上来说，中国传统上与西方奉行的“分而治之”完全不同的“和而不同”“合则兴”“天下为公”等思维逻辑指导下的“共商共建共享”迎合了人间正道，让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形成未来的大趋势。 尽管现在的世界一片混乱，困难重重：国家撕裂、经济乏力、通货膨胀、地缘冲突……但在这个充满动乱的世界上，“一带一路”一直在追求和平与发展，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没有中国，那情况肯定会比现在更糟。

  七天记者 颜宏 2023年2月7日，联邦总理特鲁多向各位省长介绍新的医疗支付转移计划 10月10日，新任联邦卫生部长Mark Holland在温哥华综合医院（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联邦政府与卑诗省达成双边医疗转移支付CHT（Canada Health Transfer）协议，未来三年将给该省提供12亿元的医疗拨款。卑诗省是自今年2月份联邦政府提出针对未来十年的全新医疗拨款计划后，第一个与之正式签约的省份，也成为第一个确定CHT金额的省份。在加拿大的联邦框架下，医疗、健康、卫生、健保等服务项目都属于各省的管辖范围，但为了弥补其中的缺口，联邦政府每年会从联邦税收中拿出一笔资金转给各省政府用于支付医疗卫生服务成本，因此被称为医疗转移支付CHT，是联邦转移到各省和地区政府的最大资金项目。通常来说，CHT支付资金是在人均医疗成本的基础上计算的，并根据最近三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值增长幅度而增长。 自联邦政府提出新的医疗转移支付计划至今,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和地区都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一医疗拨款框架计划，只有魁省因不满联邦政府对拨款附加的条件而没有接受，目前仍在谈判。尽管联邦政府对这一新CHT计划没有设定最后的签署期限，但同样需要联邦医疗拨款支付民众医疗账单的魁省还能坚持多久？ 豪赌1961亿 虽然加拿大自诩拥有全球最好的全民医疗系统之一，但在3年多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却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效率低下、反应迟钝、资源严重不足、人手严重紧张、官僚化严重……最终导致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金钱后，只有3千多万人口的加拿大在疫情爆发的三年（2020-2022）中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只有8百万人口的魁省死亡近1.8万人，是所有省份和地区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新冠病毒疫情如同一双巨手，撕开了加拿大医疗系统看似光鲜的外衣，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急需在各个方面增加投资。在疫情期间，不断有省长喊话联邦政府增加医疗方面的转移支付，呼吁联邦政府将其用于医疗卫生健保拨款中的份额，从当时占支出总额的22%增加至35%，这意味着每年增加的CHT要达到280亿元，且不能附带任何条件。其中声音最高的就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两个人口大省的首脑：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和安省省长Doug Ford。 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野心更大，不想只是拨款了事，更希望借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对加拿大低效且沉重的医疗系统进行改革。因此在今年2月7日举行的疫情后首个线下面对面的联邦总理和13个省长就卫生系统资金问题协商的工作会议上，特鲁多在多位部长陪同下花费了两个小时详细介绍了联邦政府的健康资金新计划。这个庞大的计划用一句话可概括为：在未来10年向各省和地区提供1961亿元的医疗资金，其中有462亿元是新资金，旨在解救加拿大摇摇欲坠的公立医疗体系，但其中最大头的资金将由联邦政府与各个省份签署双边合同确定，而不会全国采用统一标准来分发。而为了获得新的联邦医疗资金，各省和地区政府必须承诺资金去向的透明度和绩效考核指标。 这项庞大的医疗健康资金计划内容主要包括： 联邦政府立即“无任何附加条件”向加拿大卫生转移支付(CHT)补充 20亿元资金，以帮助各省缓解儿童医院和急诊室的压力，减少手术和诊断积压，这笔钱已经在今年6月底前分发到各省； 在未来五年内保证CHT资金的年度增幅保持在5%，五年后回落到每年增加3%，仅这个增幅可让10年内额外的拨款达到173 亿元； 十年内拨款 250 亿元，通过与各个省量身定制的双边协议推进共同的卫生优先事项，包括家庭医生服务，支持医护人员并减少诊断和治疗积压，提供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服务，医疗系统的信息现代化建设； 五年内拨款 17 亿元用于支持个人护理人员和相关职业的小时工资增长，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将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留住、招聘医护人员和认可医护人员的资历； 五年内为领土健康投资基金提供 1.5 亿元，以帮助支付北方的医疗旅行和医疗保健费用； 十年内投入 20 亿元，用于应对原住民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获得高质量、安全的医疗护理服务面临的独特挑战。 根据这个新计划，省长们没有获得要求的每年280亿元，10年2800亿元的额外资金。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漫天要价，能获得一部分增加就是赢，而获得了可预测和稳定的长期资金投入承诺，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既然联邦政府将提议摆到了桌面上，各省省长们就必须做出回应。之前一直信誓旦旦与魁省同进退和联邦政府做斗争的安省省长福特第一个做出回应，他在新方案公布后48小时，就和安省卫生厅长一起与当时的联邦卫生部长Jean-Yves Duclos和内政部长Dominic LeBlanc会面，希望安省能成为第一个与联邦就医疗拨款达成协议的省份，没想到第一个与联邦政府正式签约的却是卑诗省。 魁省在坚持什么 卑诗省与联邦政府签署新协议的时机，正是卑诗省医疗系统遭遇严重困难之时。卑诗省卫生厅长Adrian Dix曾表示，因医疗系统人手严重不足、患者人数大增和医院容量不够而让该省的医疗服务体系遭遇艰难的时刻。比如在淡季的7、8月份，该省的急诊室接待人数依然高于9千人，9月份的急诊病人甚至超过万人，比正常情况下多出700多人；再比如，卑诗省的药物和毒品滥用和过量问题并没有随着联邦政府批准的毒品非罪化试点而得到缓解，反而愈发加重，今年1月到8月因药物和毒品过量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是自2016年4月该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因此联邦政府的这笔资金可谓来得正是时候，除了维护医疗系统的正常运作，还能增加额外的医疗服务。比如这个新双边协议的一个行动计划就是要求卑诗省在未来3年内，在省内83个急诊中心探索出“一种创新的护理模式”，减少护士的各种行政工作，以便让护士用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 这笔资金还将帮助卑诗省将致力于保障年轻人心理和身体健康的Foundry健康中心数量从16个增加到35个。该省的医疗系统可以招募更多医护人员，增加现有医疗专业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将他们挽留在公共医疗系统内，预防他们跳槽到私营机构或干脆转行。 魁省也同样面对着与卑诗省相似的医疗系统困境，在某些方面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也急需获得联邦的医疗资金。 今年3月初，在其他省份陆续表态将支持联邦政府新的健康资金计划后，包括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在内的魁省政府三名厅长曾在一封被媒体获得摘录的信中表示，魁省尽管对新计划的资金数量不足感到不满，但仍然会和联邦政府签署协议。至今半年多时间已经过去，相关谈判却毫无进展。联邦卫生厅长Mark Holland表示魁省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原则上同意这一计划的省份，魁省认为新计划只应当为加拿大医疗系统所面临的危机找到答案，而非让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就管辖权的问题产生分歧，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和各省和地区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困境。 魁省之所以至今不同意联邦政府的新计划，主要基于两点。 一方面，魁省认为支付转移的资金太少，远低于期望值。魁省政府在疫情中才真正感同身受地意识到，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医疗系统很多年来一直面临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处处捉襟见肘，问题盘根错节，医疗系统急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恢复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魁省不能接受联邦的医疗转移支付附带了透明度和绩效考核的条件。对联邦政府来说，既然拨钱给你，我总得知道这钱是否真的用在了医疗服务上，又是怎么用的，用了之后的效果如何吧。而在魁省看来，医疗服务是省政府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只管拨款就好，至于用在哪里，怎么的用的，用了之后的效果如何就不劳联邦政府过问了。 在有关医疗转移支付协商的游戏中，联邦政府表面看起来姿态放得很低，实际上却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毕竟钱袋子在他们手上，尽管魁省政府可以任性撒娇，但最终也不得不答应联邦政府的要求，特别是在其他省份都同意的情况下，魁省孤掌难鸣。而如果魁省和联邦政府签署新的协议，不光能得到更多的CHT资金，还将从未来10年内联邦政府增加的额外462亿元拨款中分得90亿元。根据承诺，这些钱将切实用于魁省的医疗系统，而不能被魁省政府用在推广法语等其自认为优先的项目上。而与联邦政府分享信息、完成绩效考核目标等要求，就如同给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的魁省医疗系统注入一针强心剂，有望帮助魁省正在大刀阔斧进行的医疗系统改革顺利进行。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7日，1973年发生的“赎罪日战争”（Ramadan War）50周年之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突然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一时间5000枚火箭弹倾泻而下，数百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炸破以色列修筑的、高达5米的隔离墙，从海（快艇）、路（摩托车、皮卡车）、空（动力滑翔伞）潜入以色列南部多达22个城镇或集体农庄，造成超过700人丧生，包括多名以军高级军官，还俘获了100多人带回加沙，包括以军的一名少将。特别是在距离加沙隔离墙只有5公里处的一处被以色列控制而原本属于巴勒斯坦的农田里举行的NOVA音乐节遭到哈马斯武装的袭击，当时有3500人正通宵庆祝犹太人的住棚节。袭击导致至少260人死亡，包括多名外国公民，其中就有加拿大目前确认死亡的两名公民。醒过神来的以色列随后开始报复，无差别轰炸加沙地带，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48小时内征兆30万预备役人员。如今这次十几年未见高烈度的冲突进入第5天，局势不断升级，截至目前，双方已有超过3600多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26万多加沙难民无家可归，还有数十名外国在以公民伤亡、失联和被扣为人质。面对如此惨重的后果，很多人都在问被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到底什么来头，又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之后又被别人屠杀的事情来。 精神领袖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正式成立于1987年，至今不过36年而已。而能形成如今的气候就不得不提哈马斯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e）。他出生于当时英属巴勒斯坦殖民地，今天特拉维夫以南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自称出生于1937年1月1日(但他的巴勒斯坦护照显示他的生日是1929年1月1日)，他本人以及他的祖辈都生活在巴勒斯坦，但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人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亚辛亲眼目睹自家的住房被夷为平地，而不得不逃难，因此他很了解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状况，从小就埋下了抗击以色列占领的思想。 亚辛和家人作为难民逃到加沙地带的Chatti难民营生活，但在12岁那年因和小伙伴摔跤导致脊椎严重受伤而下肢瘫痪，终生需要坐轮椅。1959年，亚辛申请并前往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就读，但很快就由于没钱和健康情况恶化，被迫在家接受教育。他阅读广泛，尤其关注哲学、宗教、政治、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内容。回到加沙后，亚辛成为了一名阿拉伯语小学老师。教学之余，他四处演讲，是加沙有名的伊斯兰学者。在埃及求学期间，亚辛加入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是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和分支遍布世界各地，在阿拉伯国家有着巨大影响。基地组织首领拉登、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都与“穆兄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亚辛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就注定他不会教一辈子书。 艾哈迈德·亚辛 巴以之间长期而血腥的战争制造的难民不断地涌进加沙地带，这片比蒙特利尔岛还小的地方挤满了难民，在困苦和迷茫中，清真寺就成了他们诉苦和寻求解脱的地方。而时常在清真寺讲解伊斯兰经的亚辛，凭借深厚的伊斯兰文化知识和对伊斯兰教义的独特理解，让他在当地的威望日益增加。1973年，亚辛在加沙成立了伊斯兰慈善组织穆加马（Mujama al-Islamiya），名义上是讲经和做慈善，实际上是在培养同道中人，积蓄力量，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以色列政府的警觉，还批准这个组织为非盈利组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教士集团掌控了该国政权，这激发了亚辛的雄心，于1982年成立名为“巴勒斯坦圣战者”（Majd al-Moudjahidin）的秘密组织，并在穆加马组织的掩护下秘密购买武器，训练军事人员。不料被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发现，以色列以藏匿武器的罪名判处他13年监禁。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交换战俘，作为埃及重点培养的亚辛，被列入了交换名单。释放回到加沙后，亚辛收获了更高的人气。1987年12月14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第一次大起义”（First Palestinian Intifada），亚辛提议成立哈马斯，并宣读早就定稿的《哈马斯宪章》，标志着这个极端组织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亚辛起草的《哈马斯宪章》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把《古兰经》经作为哈马斯的核心指导思想；二，哈马斯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以色列，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三，为实现最终目标拒绝一切形式的和谈。这与采取温和路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哈马斯的极端思想对以色列不利，但以色利期望利用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初期不仅放任不管，还给予了大笔资金支持，让哈马斯逐渐做大。 在这一宪章的指导下，亚辛将哈马斯分为三个独立运行的部分——“公开”“秘密”“军事”。“公开”部分负责经营慈善机构：“秘密”部分负责组织、动员和游行；“军事”部分负责训练武装人员等。哈马斯下属武装部队卡桑旅，则负责建立地下组织，搜集以色列国防军活动情报，举办自杀式爆炸者的培训课程以及实施包括自杀性爆炸袭击在内的军事行动。名为“旅”，实际上是对哈马斯一个个战斗小组的统一称谓，其前身是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除了建立军事组织外，哈马斯还提供一整套社会福利，俨然肩负起政府的责任。 哈马斯成立后不久，卡桑旅就发起了多起针对以色列军民的自杀式袭击，每次“人体炸弹”袭击后，亚辛都会召开表彰大会，死者被他认定为可以进入“天堂”的烈士。为报复哈马斯，1989年，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非法组织，并将其精神领袖亚辛逮捕入狱。亚辛的入狱不仅没有摧毁哈马斯，反而让亚辛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精神领袖入狱、多年的抗争无果后，哈马斯曾于1996年3月宣布放弃暴力活动，但这一年的5月，强硬右派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在巴以和谈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致使巴以最后阶段谈判停滞，哈马斯随之宣布恢复武装斗争。对亚辛杀不得，也关不得的以色列在1997年9月，以其“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为由释放亚辛。8年的牢狱生活让亚辛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视力、听觉严重受损，但亚辛出狱后继续领导哈马斯武装反抗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004年3月14日，两名接受过亚辛思想洗脑的巴勒斯坦少年，在以色列南部港口阿什杜德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背心，造成10名以色列平民死亡，20人受伤。亚辛随后发表讲话称“两名发动袭击少年是烈士，他们可以进入天堂”。这让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从肉体上消灭亚辛”，一个星期后的3月22日早晨，亚辛在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遭遇以色列军队的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袭击，当场身亡。亚辛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继任者的继任者相继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但哈马斯并没有衰落，反而因着极端的思想吸引越来越多绝望的巴勒斯坦人。 绝望的反抗 随着哈马斯的暴力活动增多以及来自以色列的反制措施极端化，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另一大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之间也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经过多年斗争发现打不过以色列的巴解组织致力于巴以和平，还在1993年与以色列在华盛顿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指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的和平协议），允许巴勒斯坦人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先行自治，但协议签署两年后，拉宾遭以色列右翼激进分子刺杀，巴以街头的日常冲突也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对抗，奥斯陆协议的执行被无限期搁置。这一协议的失败，以及2000年由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主持的巴以戴维营峰会失败以及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不再相信协商能带来和平，并在以色利的不断蚕食和欺侮下转向武装斗争，哈马斯的权力和影响力随之扩大。 与此同时，在法塔赫派系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因为腐败和效率低下而让巴勒斯坦人感到失望之际，哈马斯却为巴勒斯坦人安排了诊所，建起了学校，为他们提供服务。2006年，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赢得选举胜利。2007年2月，哈马斯与法塔赫就组建联合政府签署“麦加协议”，并于3月宣誓就职。但由于双方在是否解散卡桑旅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于2007年6月14日，双方再次爆发冲突，造成双方113人死亡，哈马斯把效忠法塔赫的军事力量彻底赶出了加沙地带，夺取了加沙控制权。以色列随之加强了对加沙的封锁，而巴勒斯坦的火箭弹和以色列的空袭继续。其中死伤人数比较多的冲突包括2008年12月，以色列军队发起“铸铅行动”拦截火箭弹袭击。在22天的冲突中，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人被杀。2014年7月初，以色列军方发起了“保边行动”，在50天的冲突中，至少有225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1462名平民。在以色列方面，67名士兵和6名平民死亡。 在以色列的严酷封锁下，被誉为“世界最大露天监狱”的加沙地带230万巴勒斯坦人面临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经济崩溃，水、电和药品都出现短缺。但不管以色列封锁多么严重，哈马斯仍牢牢掌握着加沙的权力，并继续改进其火箭弹。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多次尝试和解的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 10月7日开始的袭击是在以色列境内发动的持续时间最长、协同程度最高的袭击之一，包括海陆空多维度攻击，甚至出动了可躲避侦查的动力滑翔伞。对哈马斯来说，就是要在以军反应过来之前，尽量越境突击，制造最大混乱。在以军打进加沙之前，打光手头的火箭弹，制造最大的破坏和伤亡。在以军打进加沙之后，用持久的巷战拖死以军。只要能对以军制造足够大的伤亡，加沙平民和哈马斯战士的伤亡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而这个简单的军事策略目前来看是成功的，不仅让以军褪下了“不可战胜”的光环，还改变了未来一段时间内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项，也阻碍了美国总统拜登形成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三方联盟的计划。以色列的疯狂报复，造成加沙地区断水、断电、断燃料。大范围、无差别、无预警的空袭，让越来越多无辜的加沙平民、儿童、妇女死亡和受伤的画面流出，不断有地处加沙的新闻记者、联合国工作人员、急救人员等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死亡的消息传出，发达国家的舆论风向正在发生变化，从刚开始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变成既谴责哈马斯也谴责以色列。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都开始公开发声，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全面封锁”行为违反国际法。这场极度血腥的战事看来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让我们持续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