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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风雨同舟砥砺前行 半世纪历经磨难曙光在前 –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人物志 大使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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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加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后期，数千名华工就参与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为贯通加拿大东西大动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献出了 宝贵生命。60年代，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打破对华贸易禁运，出口小麦为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雪中送炭。70年代，加拿大成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建设核电站、三峡大坝等过程中得到了加方的宝贵支持。1997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双方同意建立“中加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双方同意建立“中加战略伙伴关系”。此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不断上新台阶。2018年12月，中国民营企业华为高管孟晚舟遭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羁押事件，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今年10月13日是中加建交50周年的日子。值此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71周年，农历中秋节来临之际，《七天》报特推出三庆专刊，带领读者走进历史，一起去探访中加建交50年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以及那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和人物。 中国驻加拿大历任大使 黄　华　　（任期1971.07—1971.11） 首任大使。河北磁县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7月27日， 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向加拿大代理总督贾德森递交国书。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席位后，黄华肩负新的使命，担任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黄华曾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2010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黄华在驻加拿大大使任上任期较短，仅仅四个月时间，是中加建交以后的首任驻加拿大大使。1977年10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访问加拿大，参观了白求恩故居。 1971年8月13日，中国驻加拿大首任大使黄华拜会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 2 姚　广　　（任期1972.03—1973.09） 第2任大使。山西昔阳人，解放前参加抗日游击队，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3月至1973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历时一年半。姚广外交履历丰富，除加拿大外，他还曾担任过驻斯里兰卡、波兰、墨西哥、埃及、法国大使，1982年12月至1986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3年7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2003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1973年，姚广大使任职期间 迎来了中加建交后首批公派加拿大的留学生。 3 章文晋　　（任期1973.09—1976.12） 第3任大使。北京市人。少年时代曾于1927年赴德国留学，1931年回国参加抗日，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4年进入外交部， 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71年1月至1972年5月任欧美司司长，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工作。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78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3年3月至1985年4月任驻美大使。1986年后，章文晋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1年逝世。章文晋大使任职期间，亲历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首次访华。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特鲁多一行访问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左一是章文晋大使） 4 王　栋　　（任期1977.07—1983.02） 第四任大使。1969年至1971年王栋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王栋大使在驻瑞典大使任上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成为研究、追溯中加建交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的朋友圈还很小，主要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广泛承认新中国，加拿大顶着美国的压力，冲破美国的束缚，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决定与中国建交。经过15轮的秘密接触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选在瑞典，除了中加都与瑞典有外交关系之外，也许还考虑到瑞典比较友好中立的国际形象，这里又远离国际政治的漩涡，容易避开美国的耳目。1970年10月13日，在瑞典，中国方面由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栋，加拿大方面由加拿大驻瑞典大使玛格尔，代表各自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字。公报中，加方用“注意到”中国政府立场这一独创性表述，巧妙地化解了中加双方在表述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被称为“加拿大模式”，颇受国际社会赞赏。王栋大使在驻加拿大大使岗位上任职时间达5年半，是任职时长排第二的大使 （后来的第十任大使梅平任职时间最长），任职期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加外交各项交流活动日趋活跃。 5 余　湛　　（任期1983.09—1986.10） 第5任大使。湖北英山人。1983年接替王栋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86年离任。建国前，长期在军队工作。1950年入外交部。历任驻波兰使馆一秘、参赞、苏欧司副司长、司长。1964年11月，参加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资料显示，余湛曾于1964年以外交部东欧司司长和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1972年5月至1983年5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余湛大使在任期间，亲历了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这一时期，中加高层互访频繁。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加拿大，1986年5月，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访华。198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发展合作的协总协定》在渥太华签署。 6 张文朴　　（任期1986.11—1990.07） 第6任大使。陕西朝邑(今大荔)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教育部人事处科员，高等教育部部长办公室秘书，教育部政策研究室科员、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对外友协副处长，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86年接替余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据报道，2001年2月，在小布什政府上任伊始，中国政府派出三名资深外交官到华盛顿探路，与美国布什新政府中那些将会影响中美关系的老熟人重续联系，其中就包括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张文朴大使任职期间，亲历了1987年3月加拿大总督索维访华。 7 温业湛　　（任期1990.09—1992.11） 第7任大使。浙江湖州人。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任翻译组组长。1951年6月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西亚非洲司处长、驻尼日利亚使馆政务参赞、非洲司副司长、亚非司副司长、非洲司司长等职。1982年4月至1984年10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西亚北非事务并分管领事司。1985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及大使。1987年担任驻朝鲜大使。1989年10月任驻加拿大大使。1996年11月，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1997年1月被聘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顾问。今年（2020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1990年10月，温业湛大使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庆祝中加建交20周年纪念活动。 8 张毅君　　（任期1992.11—1997.01） 第8任大使。江西人。1951年参加工作，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起，先后在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西欧司、翻译室、欧美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985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参赞，1987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英国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89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2年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97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外交部一些离退休资深外交官组成外交笔会，张毅君是成员之一，重点撰写中国外交政策、美国和中美关系、东亚等问题。2004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由张毅君所著的《外交官退思录》，内容包括访美杂感、中国和平发展、美国战略部署之反恐与中东战略等。2010年1月2日病逝，享年75岁。张毅君大使任职期间，1994年4月亲历了加拿大总督纳蒂辛访华， 1995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加建交25周年之际访问加拿大。199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加拿大。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在北京签署。 9 查培新　　（任期1997.02—1998.06） 第9任大使。江苏人。1972年进入外交部，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员，驻美国联络处随员；1978至1990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大司科员、副处长、副司长；1990至1993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93至1996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司长、司长；1997至1998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98至2002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7月至2007年4月任驻英国大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查培新大使任职期间，199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海运协定》在温哥华签署。1997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双方同意建立“中加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领事协定》在渥太华签署。 10 梅　平　　（任期1998.07—2005.02） 第10任大使。上海市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年进入外交部，1982年至1989年先后任外交学院英语系主任、第一副院长。1989年9月至1992年8月曾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1992年至1996年先后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驻纽约总领事。1996年至1998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8-2005年任驻加拿大大使，任职长达近7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2003-2008年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会长，2008年10月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08年至今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梅平大使任职期间，1998年11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华，2000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加。2002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加。2003年7月，中加重要经贸合作项目秦山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2005年1月，加拿大总理马丁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文化协定》在北京签署。 中加建交30周年纪念明信片上大使们的签字 11 卢树民　 （任期2005.03—2008.05） 第11任大使。陕西西安人。1966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1972年至1976年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和多伦多大学。1976年进入外交部。先后任美大司科员，驻加拿大大使馆职员，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科员。1985年至1989年任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三秘、二秘，1989年至1993年任外交部美大司二秘、副处长、处长、参赞，1993年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长，199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98年担任美大司司长。2002年至2005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2004年至2008年接替梅平任驻加拿大大使。2008年6月担任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2011年8月，出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卢树民大使曾经在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留学，多年后又代表国家出使加拿大，重返故地，自是对驻在国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份感情。卢树民大使任职期间，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双方同意建立“中加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署。 12 兰立俊　 （任期2008.06—2010.11） 第12任大使。江苏大丰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皇后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研究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是最早的一批中国公派留学加拿大的留学生。1976年进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美大司三秘，拉美和加勒比司副处长、一秘，美大司一秘、处长、参赞、副司长。驻外经历包括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使馆随员，驻温哥华总领馆副领事、领事，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事、总领事，驻美国使馆公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驻瑞典大使。2008年6月至2010年11月任驻加拿大大使。与卢树民大使一样，兰立俊大使也曾经是留学加拿大的留学生。多年后又代表国家出使加拿大，重返故地。兰立俊大使任职期间，2009年12月，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中加双方发表《中加联合声明》。2010年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2010年7月，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访华。 13 章均赛　　（任期2010.11—2014.04） 第13任大使。上海市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7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89年获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学位。历任外交部美大司二秘，一秘、处长、副司长。驻外经历包括驻新西兰大使馆随员，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领事，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2000年11月至2004年1月任中国驻斐济群岛共和国大使。2007年3月至2010年10月任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2010年11月至2014年5月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均赛大使任职期间，2012年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2013年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访华，2012年9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加拿大总理哈珀共同出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中加投资保护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后这一协定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章均赛大使亲笔签名的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开馆纪念封 … Read more

连续9个头版：中加关系史上温馨而重要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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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Glavin: The Liberals are dangerously wrong on China. They always have been | National Post

文： 快马加鞭 47年前《人民日报》连续9天头版报道了一件大事—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华。 在庆祝中加建交3周年之际的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首次访华，这是中加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西方关系史上的大事。加拿大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观察中国政治的风向标，报纸版面的安排、位置、甚至字号都会被国内外政治观察家解读出政治意义。 1973年10月10日，特鲁多偕夫人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横幅上的标语：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1973年10月10日，星期三。《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今日到京”为标题报道了加拿大总理抵京的消息，还在文章的开篇、紧挨报头下面配发了总理特鲁多的个人肖像照片。不仅如此，还在头版右下专门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热烈欢迎加拿大贵宾”！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为欢迎一个外国政府首脑专发一篇社论，这待遇可以说给足了加拿大面子。那个年头，《人民日报》头版还有一个标配就是头版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当天的语录是：“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一看内容就是谈外交的，显而易见是为当天头版头条报道的内容专门挑选的。从数量上看，包括毛主席语录当天头版有6篇文章，与特鲁多总理访问相关的占了一半，加拿大总理的面子够大的。 1973年10月11日，中国多位领导人与特鲁多及夫人一行在北京合影 1973年10月11日，星期四。《人民日报》头版5篇文章有3篇与特鲁多总理访华有关。除了与前一天相同的毛主席语录，头版头条以贯通的大标题对加国总理的到来进行了报道，标题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京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邓小平副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吴德主任、韩念龙副部长和数千群众到机场欢迎加拿大贵宾 邓颖超同志在宾馆迎接。第二条新闻标题是“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报道分别配发了3张照片，一张是两位总理在机场亲切握手，另一张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被数名中方正国级、副国级的高层领导簇拥缓缓而行两边有众多群众夹道欢迎，第三张是双方在会议室会谈的照片。自从1978年中国外交部礼宾改革后，这种高级别的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这次特鲁多以总理身份是携带着结婚不久的年轻夫人玛格丽特来访问中国的。当特鲁多夫妇被主人引进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时，周恩来说：“去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就住在这栋楼里。”特鲁多打趣道：“承认中国我比他早走了一步，但是访问北京他比我赶早了一步。”周恩来笑着说：“不能说他比你早，总理阁下已经是第三次访问中国了。”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29岁的青年特鲁多曾去中国考察，但因战事而中断旅行。当时，他到了兵荒马乱的上海，解放军正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他看到了街头老百姓的脸上、眼里流露出的对新政权的希望之光。十几年后的1962年，他又和好友、作家雅克·埃贝尔再次前往中国，他们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他们把这次游览中国的经历写成《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特鲁多早期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使他上任后能冲破美国的阻挠推动加拿大与新中国建交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特鲁多总理为这次访问带来的礼物是加方精心准备的白求恩大夫发明的外科手术肋骨剪，周恩来总理表示非常感谢特鲁多赠送的这些珍贵礼物。加拿大政府后来还将白求恩故居购买下来做为纪念馆。 1973年10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中，特鲁多学着使用筷子，并给周恩来夹菜 1973年10月12日，星期五。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是给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标题是：“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 热烈欢迎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李先念和林佳楣，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许寒冰，吴德等作陪 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话”，同时还配发了宾主合影的全家福。第二版6篇文章中的4篇分别报道了“在欢迎特鲁多总理的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继续举行会谈”，“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贵宾参观”的系列报道。 1973年10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陪同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加拿大贵宾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夫人参观北京幼儿园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总理夫妇参观北京颐和园 197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临近周末主人善意地安排了相对较轻松的活动。《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再次会谈”，“特鲁多总理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贵宾们由邓小平、吴德等陪同观看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消息，还配发了宾主在舞台上与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观看文艺演出的安排是宾主关系融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的一个标志。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接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3年10月14日，星期日。加拿大总理访问的消息占满了整个《人民日报》头版，最关键的是伟人出面在他的书房接见了特鲁多总理。报纸用通栏大标题报道，毛泽东主席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毛主席对特鲁多总理在中加建交三周年的时候前来中国举行正式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同他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参加会见。报道配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与特鲁多亲切握手，另一张是在主席宽大的书房里宾主交谈的照片。受到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接见意味着访问功德圆满，在京的活动接近尾声了。紧接着，版面右侧用竖栏标题报道了“特鲁多总理举行盛大答谢宴会，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吴德等出席，特鲁多总理周恩来总理讲话”，左下版面报道“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离京赴洛阳访问，周总理陪同前往，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吴德等和数千名群众到车站热烈欢送”，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后一次陪外宾到外地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的毛主席语录又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那段话。当天第二版7篇文章有5篇是有关特鲁多总理访问的，分别发表了“在答谢宴会上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在特鲁多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报道了“中加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在京签字，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特鲁多总理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介绍中加双方会谈的成果”，“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贵宾参观故宫博物院和出土文物，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陪同参观”。除了前文提到的两张伟人接见的照片，报纸头版和二版还配发了3张访问活动的照片。高规格的接待、高规格报道跃然纸上。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左四）与特鲁多（右四）一行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合影 1973年10月15日，星期一。当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访问洛阳后到郑州， 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贵宾参观访问，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耿起昌等设宴欢迎，贵宾们抵郑州时，专程前往陪同贵宾访问桂林的邓小平副总理等到车站迎接 ”。报道虽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配发的照片是周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夫妇等加拿大贵宾在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前的合影。照片中中方陪同人员除河南省洛阳市地方领导外，还有同年9月份刚刚履新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 1973年10月16日，星期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接近尾声，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到了收官的时候。报道虽还是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达桂林参观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前往， 韦国清主任等到机场欢迎并设宴招待加拿大贵宾”。报道配发了宴请的照片。 1973年10月15日下午，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及夫人游览参观七星岩、芦笛岩等 1973年10月17日，星期三。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游览漓江， 韦国清主任和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加拿大贵宾游览”。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特鲁多总理夫妇和邓小平、韦国清四人乘坐敞篷游船泛舟漓江，两岸是桂林山水中特有的秀丽山峦。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玛格丽特目光朝着同一个方向欣赏风景，面部表情轻松而惬意。 1973年10月18日，星期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圆满收官。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结束在我国的正式访问 特鲁多总理离桂林经广州回国 邓小平、韦国清和两千多群众在桂林机场热烈欢送， 丁盛等在广州机场欢送”，以及“特鲁多总理给周总理的感谢电”。 1973年特鲁多总理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距今已经47年了。访问期间，他受到中方的高规格接待，受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3次与他会晤，还陪同他访问洛阳，并在火车上与他彻夜长谈。邓小平副总理陪同他观看演出，并一起游览桂林。特鲁多以“不远万里”来形容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他说，妨碍两国间相互了解的不是高山、森林和大海，而是“头脑中的冥顽不灵”，“建设一个国家需要两种旅行者，一种是克服地理上距离的，另一种是克服思想上和精神上距离的，而我成了这两种旅行者。”通过《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读者仍能感受到中加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领袖风采，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来之不易的中加两国传统友谊。重温这些故事，希望能为当前步履维艰、跌入冰点的中加关系带来一丝暖意。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党史博览》）  

魁北克与中国：源远流长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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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中国是魁省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自2011年起成为魁省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魁北克和中国更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 人参开启魁华交往历史 说起中国和魁北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国殖民地时期。1711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从法国来到当时名为“新法兰西”的魁北克传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则出发去往中国传教。不过Jartaux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发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却因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数学和植物学）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几位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辽东、满洲一带为中国测绘当地的地图。这期间，杜德美在距离朝鲜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人参，他对这种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珍贵药材非常好奇，不但观看了采参过程，还亲自试用了一番，认为效果非常好，于是开始仔细研究人参的功效、生长环境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并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让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地方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地方恐怕是新法兰西。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传教士们绘制的东北地图 1711年4月，杜德美将人参的详细资料，包括药用价值、形态、生长环境和采集方法等信息发给了负责中国教区事物的耶稣会会长，然后通过信件的方式发回法国。后来这些信息刊登在几本科学杂志上，引起了一些欧洲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发送到新法兰西的资料引起了拉菲托的注意，因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于是他拿着绘有人参的图片去询问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医告诉他说，这种植物是他们部落常用的一种药材，用于治疗头疼、帮助消化、治疗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样的草”。经过一系列的仔细对比之后，植物学家认定这种植物与人参同属五加科，因而拉菲托判定的这就是杜德美所说的人参。 拉菲托发现人参后，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逢人便说它的功效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还在17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献给法兰西摄政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纪念品——在加拿大发现的珍贵植物人参》的文章，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人参的模样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美洲人参（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无人采挖的人参身价暴涨，一些法国商人开始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购这种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国皮毛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收到的美洲人参装进大货箱内和其他货物一起存放，然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魁北克运到中国广州销售，吸引了中国药材商人的巨大关注，从此开启了巨大的西洋参贸易，使之成为北美地区除黄金外最大的贸易发现。而魁北克也成为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在1752年向中国出口的人参价值就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天文数字。 史料记载，在1869年，还有来自中国，从广州湾出发的一船大米运抵魁北克。 新中国前的魁华关系 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及帮助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临近完工和西部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攻击的目标。当地的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这种行为的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加拿大的华人虽然远离故乡，在异国备受欺凌，但一直牵挂着祖国，盼望着祖籍国的强大。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振兴中华，曾前后3次访问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从欧洲出发乘船来到蒙特利尔，然后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华人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当他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筹款时，加拿大的洪门提出“抵押堂产，支持起义”，将温哥华洪门所属物业抵押3万元港币，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华裔也闻风而动，上至商贩，下至雇工都慷慨解囊，还有人向亲友借债捐献，整个加拿大筹得7万港币，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不仅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没闲着。由于来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国殖民者曾邀请欧洲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教化原住民盟友，这些传教士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让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还帮助本地社会建立起学校、医院、托儿服务、粮仓等，在魁北克的早期发展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天主教社会，一度是最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的地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就开始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基本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大批的魁北克传教士才去往中国的徐州，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传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间，魁北克向中国派出93名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个聚会点，360所学校，有的教会学校在建国后改成公立学校后存在至今，还有一批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起到了传播西方文化、提高当地儿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过这一阶段魁北克和中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强大帝国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魁北克传教士是除军队外组织最完善的团体，拥有大量的传播渠道，如杂志、学校以及出版社等，对民众形成了强势的游说力量，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进行了很多妖魔化宣传。 冷战背景下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肃清帝国势力的影响，在华的魁北克传教士陆续回国。但就在红色新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仇视的年代，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声音提议承认新中国政权。魁北克的媒体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一般不会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是采用比较务实的语言。在蒙特利尔创立的时政杂志Cité Libre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倡导与之建交；在精英阶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Le Devoir当时的主编Gérard Filion不仅去北京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和平会议；当时在Radio-Canada做记者的魁人党创始人、前魁省省长René Lévesque则在对朝鲜战争的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坚韧性；而著名的作家、记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坚持认为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魁北克只有承认红色中国政权，才能建立起对话的关系。总体来说，当时的魁北克法裔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主张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 到了19世纪60年，魁北克爆发了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天主教把持的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仇视新中国逐步向建立起对国家和政治运动有利的世俗关系转变，一些魁北克年轻人甚至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毛泽东的无神论说法恰好符合了“寂静革命”带来的社会转折。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仇人，而是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国家。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讨论也吸引了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富商、律师之子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兴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往中国游历了23天，后来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反响。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这对法裔魁北克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老特鲁多于1968年当选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执政长达16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带领加拿大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一个联系魁北克和中国的重要纽带是曾无私帮助过中国人民、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医生，他虽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利尔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时间。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完成了职业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医疗器械发明，接触到共产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52年中国和加拿大开展的缅怀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纪念活动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终止，但白求恩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请设立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电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开始拍摄白求恩的纪录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魁北克人通过毛主席语录和文章知道了这位高尚的医生，魁北克人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书店，还录制了一首歌颂他的法语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Expo 67。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国保持着经贸往来，但数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对华出口金额只有不到200万元，只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2%，主要产品是小麦。而魁北克制造业龙头企业庞巴迪（Bombardier）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庞巴迪后来收购的德国车辆制造厂获得了为中国铁道部生产近3000辆冷藏车、动力车、客车和餐车的订单。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Jean-Luc Pépin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正式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以及中国与魁北克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时，魁北克的媒体更是极度重视，不仅连篇累牍地报道特鲁多的中国之行以及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还在围绕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组织的各种讨论中采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进行，甚至编辑部的选题目录都采用中、英、法三语。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中加关系正常化之后，原本就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魁北克社会更加强了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当时担任魁省教育厅长的Jacques-Yvan Morin访华，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正式访问魁北克；1984年10月，当时的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访华，成为魁北克首位访华的省长。这些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极大地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后的四十多年间，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不断加深。 … Read more

愿悠悠寰宇多“尧舜” ——双节重逢之际的思考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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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虚 10月1号，中国人民将迎来不一般的中秋与国庆“双节重逢”。不一般，首先在于中秋和国庆同一天，属于两种历法间比较罕见的“巧合”；不一般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依然十分严重的当下，同一天欢度两个重要的节日，无论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愿意关注或不得不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都会带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观感。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血缘亲属或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生死相依者之间的聚合团圆，不同生命在共同境域(寰宇月圆)之中的共同生活，是中秋佳节的重要寓意之一。 国庆是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自我确证、自我宣示和自我祝颂的主要仪式，也是共同体成员表达和欣庆自己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时刻。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政体。新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当家作主、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命运与共的民众意志和国家精神；新中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共同体不同阶级的成员在新的“共同性”——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政治理念、新的社会制度导引下的“人民大团结”；新中国的立国宗旨，不仅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还在于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力量，即一代又一代自觉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事业的主人翁。 全人类正在经历着的新冠大流行，病毒传播链在许多国家，其中特别是在西方一些主要大国得不到有效阻断，疫情在不侵犯、不损害个人权利的名义下持续恶性蔓延，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体的地位及权利，而不努力彰显人与人生命的内在关联性和整体依存性，不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卫生主体意识及相关的责任担当，是很难做到让人们牺牲部分个人权利而去遵守和维护公共卫生规定与指令的，因而也是很难让社会整体尽快从疫情困境中走出来的。而强调“个体”概念，强调个体存在的神圣性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现代型国家的典型特征。 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国家”，是完全依照现代西方政治模本建构起来的。根据福柯、奈格里、阿甘本、巴拉迪、齐泽克等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分析，现代西方政治模本的核心概念是“个体”。这里的个体不再依靠血缘庇护或神恩安济而生活。因此，笼统地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个体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稍微具体地就性质而言，这样的个体，“精于自利的算计”，是“精于算计的”、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这样的个体不再以群体的“共同生活”为个人存在的根本和重心，也不再以共同生活的维护与发展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耀。然而，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想象，但它已经被“现代政治生产”过程绝对化、神圣化。这种个体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代又一代“市民”，而现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绝对、神圣身份的“自由自利”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某种“契约”关系。 新冠疫情在许多西方国家引起的反应及其造成的结果似乎动摇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它让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们不能不承认，只注重个人自身权力和利益，以个人自由的神圣名义而不惜危及和损害他人和公共健康，这样的个体存在，对于公共卫生的维护，绝对不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动力，而只能是一种威胁和障碍。今天，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首先需要破除的，是现代西方政治虚构的自由自利的个体形象以及环绕这一形象的神圣光环；迫切需要普及和巩固的，是生命的关联性和依存性，是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属性，是自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主动承挡其责任的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是共同生活主体应有的自律、奉献和责任担当。 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各类瘟疫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需要经常面对的重大生存危机。曾几何时，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1951年召开的新中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对新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再次作出指示，明确表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把公共卫生建设视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建设工作(政治任务)；把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客观世界)与提升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素质(主观世界)联系起来；在公共卫生工作的动员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和激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共同生活的主体精神，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主席在得知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之后“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笔”之作。而诗句所彰显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所认同的，正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上述特色。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千百年来，这种病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流行极为广泛，造成的危害也极为严重。“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吸血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领袖随即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制订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具体实施机制。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个过程中，新中国领导者们除了开发、利用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手段之外，更注重向民众宣讲公共卫生知识，培养大家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争当公共卫生事业的参与者、奉献者、主导者和推动者。1958年6月，从江西余江县开始，千百年来猖獗、危害一方的血吸虫病终于被神州大地的六亿尧舜——自觉积极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共同生活的亿万主人翁所消灭。 “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形象。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尧舜是共同生活的主体，即共同生活的自觉参与者、奉献者、维护者、主导者和推动者。尧舜的神圣，不是作为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君王的神圣，也不是作为具备超凡人格的道德楷模的神圣，更不是作为享有特殊地位和至上价值的个体的神圣。尧舜的神圣，是护卫和强健共同体生命的神圣，是共同生活主体——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和担当者的神圣。 本承尧舜神圣的中国人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在9月7日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成功抗疫过程中有三方面“特别突出”，其经验对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方面，就是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过程表现出的责任担当：人们在不同场合都保持社交距离，认为这是为了让世界安全、社区安全所应做的正确的事，这种共同体生活的责任感可能是最打动人的。当谈到为防控疫情所做的牺牲时，中国人民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和全球应尽的责任，这非常令人钦佩。 中国人民的表现清楚地告诉世人，与现代西方“精于自利计算而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体”相对应的，决不是所谓受集权或威权控制的个体，决不是所谓自身基本权利被强力攫夺、没有基本自由的个体，而是能自觉把个体生命融入生命整体存在、有共同生活担当而严于自律、甘于奉献的尧舜式主体(即国家主人翁、社会主人翁、共同体主人翁)。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类似尧舜这种共同生活主体的出现无异于一种弥赛亚事件。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正在来临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许多当代西方进步思想家对未来政治文化的憧憬，其核心内容正是这样的一种“事件”。 今天，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在中国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重逢”的特殊时刻，笔者情不自禁地怀向神州，心中尤生出一份特殊的期盼：愿悠悠寰宇能涌现出更多的“尧舜”。2020-09-28      

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线上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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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活动的部分人士屏幕截图 【七天讯】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活动9月27日上午通过在线形式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特利尔陈学明总领事出席活动致辞。蒙特利尔市议员Robert Beaudry代表蒙特利尔市长给活动发来视频，向华人社区祝贺71周年国庆、中秋佳节和加中建交50周年。蒙特利尔侨界50余人参加了线上直播。华总会主席邵礼平等30余位侨领发言，表达大家对祖籍国71周年华诞的深深祝福。大家回顾了祖籍国71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对今年新冠病毒肆虐下，上半场大家尽心尽力支援国内，下半场收到来自祖国的防疫物资等做了充分的发自肺腑的交流和总结，深深感到一个强大的祖籍国是我们骄傲和自豪的源泉。 本次活动由满地可华人联合总会组织。  

大笔花钱 全面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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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期而至曾让特鲁多获得了空前的支持，但7月中旬爆出自由党政府把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项目管理合同交给与特鲁多家人、当时的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等自由党人关系密切的慈善机构WE Charity的消息后，随着丑闻的发酵以及反对党的穷追猛打，少数党执政的特鲁多不仅更换了财政部长来“止损”，还以需要拿出新的施政纲领以应对疫情长期的冲击为由结束了本届联邦议会会期，停止议会立法程序和议会委员会的工作，让所有议案、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涉及WE丑闻的调查一切归零。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会，加拿大第43届政府议会第二会期在9月23日重新开放。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名义代表——总督Julie Payette宣读了特鲁多政府的新执政报告。这份长达18页的施政报告主要集中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支持加拿大人以及经济复苏上。一言以蔽之，这份施政报告也是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以疫情为借口全面转左的政治宣言：追求人人平等，关注弱势群体，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以公权力来调节贫富差距，扶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等等。 四个支柱 自由党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现在不是紧缩的时候，新冠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人的经济影响已经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糟糕，而负面影响不会是短暂的，将长期存在。现在加拿大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向前推进还是落后难进是摆在加拿大人面前的问题，而自由党选择这个时机主动出击，遏制这场全球危机并重建加拿大。 在这份野心勃勃的报告中，自由党以健康、经济、平等和环境四大支柱为中心列出了80多项新的援助项目和拨款，既没有提到平衡预算的目标，更没有给这些花费设定上限。这份更像选举承诺的报告要点如下： 健康 承诺满足各省激增的健康费用，为爆发疫情的社区提供有针对性的资金帮助； 帮助各省提高测试能力；强调加拿大人不必排队等待数小时才能进行测试； 与各省和地区合作，为老人长期护理制定新的国家标准； 解决长期护理设施不足问题，帮助老人们更长时间留在家里； 修改《刑事法》，以惩罚那些忽视照顾老人并使其处于危险之中的人； 提供个人防护用品； 增加残疾人福利，并为残疾人提供一项新的就业战略； 增加远程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等服务； 经济 承诺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使就业率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将工资补贴(CEWS)延长至明年夏天，为重灾区提供新的支持，同时维持其他的商业援助计划； 投巨资培训，让民众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并找到工作； 紧急救助金CREB将并入EI持续到明年夏天，如果不符合EI的申领条件，可申请临时的三项经济重启补贴； 改善商业信贷计划； 对疫情影响严重的领域提供特殊的帮助，如旅游业、演艺业、酒店业、文化产业等； 投资加拿大早期学习和托儿服务系统，在全国建立起类似魁省的托儿服务； 设立新的基金来吸引养老金的投资； 大力投资负担得起的社会住房，帮助首次购房者； 改善农村宽带网络以及投资公共交通； 对极富人士以及国际互联网巨头征税； 平等 – 解决针对少数族裔社区和原住民的系统种族主义，打击网上仇恨，加强数据收集，并为公共服务部门招募不同族裔的员工； – 对警察和执法人员进行现代化培训，包括有关使用武力的标准以减少暴力执法的情况； – 推出经济中的妇女行动计划，以帮助受生活贫困、受疫情打击严重的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帮助她们创业； – 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退休时增加养老金，并增加丧偶津贴数额； 环境 设立零排放目标，建立更具可持续发展的碳排放标准； 鼓励节能翻新房屋和建筑物； 削减家庭和企业的能源成本； 投资减少气候灾害影响的基础设施； 种植200万棵树； 新的施政报告公布后，特鲁多还将在东部晚上18点30分，向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并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实时直播，这是历史首次“王座演讲”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在同一天发生。一般来说，这类讲话只有在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2005年前自由党总理Paul-Martin和2008年前保守党哈珀总理都是在其领导的少数政府面对可能被推翻的严峻局面时向民众发表电视讲话。 小知识：王座演讲（Throne Speech） 按照加拿大君主立宪制的传统，就是大选结束或者国会重开时，执政政府撰写的“施政报告”、或“国情咨文”宣布仪式。仪式举行时，由英国女王的代表——加拿大总督坐在参议院的王座上宣读，联邦总理、大法官、参议员、当选的国会议员等都要参加。 这是新一期国会的开幕仪式，经历这个程序后，参议院和众议院才能讨论、辩论、修改和通过各种提案，行驶两院的职责。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票是否通过总督刚刚宣读的施政报告。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直到仪式开始，各个政党之间才就如何保持距离并远程工作的情况达成协议，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第一次。 另一个小插曲是，疫情下的这次王座演讲恰好赶上国会山正为9月18日去世的前加拿大总理John Turner降半旗。  

勿让春天的抗疫努力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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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春天爆发严重新冠病毒疫情的欧洲国家陆续进入第二波疫情后，魁省也开始步其后尘，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连超过二百、三百、四百，直到超过五百，达到今年5月底时的水平，魁省公共卫生官Horacio Arruda在9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魁省已经进入了第二波疫情，如果民众不注意防疫规定，不保持警惕的话，很可能会很快进入需要重新封闭的红色预警级别。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也确认自8月中旬以来加拿大的有效传染数RT（Taux de reproduction réel）再次超过了1，并保持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加拿大人如果不减少接触、控制病毒传播的话，将面临比春季更猛烈的疫情。 之所以会出现封闭近三个月的抗疫成果在短短几个星期就被消耗殆尽的严峻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民众普遍的放松和不以为意，毫无顾忌的聚会，不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也不佩戴口罩，甚至故意和政府的抗疫规定叫板。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普通民众这么想，就连一些医疗系统内部的人都会在全球死亡近100万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新冠病毒疫情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而这几天引发满城风雨的CIUSSS du Centre-Ouest-de-l’Île-de-Montréal总裁Lawrence Rosenberg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他在9月1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类似于季节性流感的呼吸道病毒，指出“据我们了解，它可能实际上没有季节性流感危险，它的传播能力可能不如季节性流感，但不同于季节性流感主要影响婴幼儿和老年人，它会影响各种年龄段的人，特别是那些年纪特别大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 他领导的这个CUISSS负责蒙特利尔西南部地区居民的卫生、医疗、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庞大机构，拥有12,000名员工和大约600名医生，下辖犹太医院（Hôpital général juif）和各种各样的辅助护理中心，包括三家专科医院、五家CLSC、两个康复中心、六个CHSLD、两个日间老人中心和几个附属研究中心，为34.5万人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犹太医院还是蒙特利尔第一个收治COVID-19患者的定点医院，在抗击疫情链条中如此重要部门的领导人都是这个态度，如何能形成有效的高层指挥和上下一致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与这个病毒斗争了8个多月后，医疗系统内部工作人员还对这个新病毒认识如此肤浅，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危险性。 神秘的病毒 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这就让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没那么重视，不愿意遵守社交隔离或佩戴口罩等防止病毒传播的措施。而这个没有那么致命的新冠病毒恰恰形成了全球疫情的“致命性”，除了中国有效控制住外，全世界都处于与病毒共存的状态。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感染人数超过3千万，死亡人数近百万，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加深，不过虽然对这种全新病毒的传播方式、如何影响人体以及它引起的各种症状有了一些认识，但仍然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未解之谜。 这个病毒会让人失去嗅觉或者味觉。根据科研人员的统计，大约5%的轻症COVID-19患者表示他们突然失去了嗅觉，之后在某个时间又突然恢复了。与感冒导致的鼻塞不同，COVID-19患者是在没有流鼻涕或鼻塞的情况下失去嗅觉的。引人关注的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党领Yves-François Blanchet的夫人Nancy Déziel就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嗅觉后才去做检测的，没有其他症状的她检测结果果然是阳性。 新冠病毒会引发儿童严重的炎症性疾病。自疫情开始以来，医学专家们一直表示这个病毒对儿童的影响很小，产生并发症的风险也很低，但自5月以来，美国、欧洲等国相继报告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罕见儿童炎症综合症（MIS-C）病例，加拿大也出现了至少46个类似病例。这些儿童的症状类似于中毒性休克（toxic shock syndrome）和川崎症（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表现为高烧、皮疹、红眼、肿胀和浑身疼痛等，已经造成4名美国儿童死亡。研究发现大多患有这种病的儿童已经感染或者正在感染新冠病毒，研究人员怀疑，引发MIS-C的不是这个病毒本身，而是儿童在感染后产生的对病毒免疫反应的一种形式。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刊发的一项新研究指出这种罕见炎症对儿童心脏的严重损害程度可能需要终生监测和干预。 新冠病毒会使人的血液凝结。而这些凝结的血块堵在冠状动脉中，可能会导致心脏病发作；堵在肺部中，会导致肺栓塞；堵在大脑中，有可能导致中风。尽管许多炎症性疾病都会增加血栓的形成，但COVID-19与血凝块的关系似乎比其他感染更为密切，特别是重症COVID-19患者特别容易发生血栓，有20-30%的比例，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立即使用血液稀释药物等标准性干预措施，COVID-19患者仍会出现血栓。 新冠病毒还可在人与动物之间来回穿梭。刚开始的时候，科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病毒来自于动物，穿山甲就为此背了黑锅。但随着疫情的大爆发，科研人员在家养或圈养动物，如猫、狗、水貂和老虎身上都检测到了这种病毒，怀疑是感染了病毒的人将病毒传给了动物。但荷兰几家水貂养殖场爆发的疫情，却显示病貂可以把病毒传染给人类。 这种病毒还会让人出现反复感染。最近，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名33岁的男子在今年3月患上COVID-19并被治愈后，却在8月中旬从西班牙返回香港时，又被已经变异的新冠病毒感染。研究人员在《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撰文指出“这表明我们对这种病毒可能没有终生免疫能力。”而在一个名为Sermo的医生信息共享网站上，4173名接受调查的一线医生中有13%的人表示曾治疗过至少一名再次感染者。这把一个终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倘若疫苗无效，我们如何与病毒共存？实际上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呼吸道病毒而言，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显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后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流感。魁省每年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数在400人左右，而3月中旬爆发疫情至今已经造成5800多人死亡，加拿大全国的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9200人。科研人员建立的疫情模型显示，加拿大的疫情曲线，特别是疫情严重的魁省和安省正处于生死悠关的“十字路口”，能否控制病毒的蔓延，取决于每一个加拿大人的行为。如果人们减少互相接触，不参加大型聚会，做好个人防护，仍有可能避免第二次封锁和全社会停摆。但如果民众不注意防疫，疫情曲线将急剧上升，日新增感染人数高达5000，远远超过春季时的疫情。 联邦公共卫生首席长官谭咏诗（Theresa Tam）在疫情通报会上指出自六月份以来，加拿大的感染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春天第一波疫情的感染者主要是老年人，住院和死亡的人数都比较多；现在大部分感染者的年龄在20岁到39岁之间，超过70%的感染者低于40岁，大部分是轻症甚至无症状，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也比第一波要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在一个社区内，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交集，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很快就会危及到老年或者其他弱势群体。另外在低温环境下，新冠肺炎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会延长，所以在秋冬季节更容易传播；再加上天冷，人们长期呆在室内、空气不流通、流感等季节病高发等因素，会使新冠病毒肺炎的诊断和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 不过黑暗中的曙光已经显现，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表示目前全球至少有200个新冠疫苗正在研发，约10个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今年年底前，可能会出现一到两个成功的候选疫苗。希望到2021年，可以生产出20亿剂疫苗。 虽然加拿大本国研发的疫苗还没影，但联邦政府已经花大笔资金去押宝外国疫苗，至今已先后投入10亿元与Moderna、Pfizer、Novavax、Johnson & Johnson等国际巨头签署了购买协议，订购的疫苗总数已达到1.54亿剂，从而希望不管哪一支疫苗面世加拿大人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可以接种。  

珍惜文化遗产 见证历史 加拿大前总理拉·方丹故居开启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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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年的精心修复，在被遗弃了30多年之后，蒙特利尔重要历史遗迹拉·方丹故居重现其历史原貌，重新迎来了历史新篇章。171年前，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加拿大联合省前总理拉·方丹曾在这里居住，是蒙特利尔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修复后的拉·芳丹故居 “修复拉·方丹故居意义非凡，这也是我和必雷亚集团对于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承诺。” 必雷亚集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国强Kheng Ly先生说。 “能让这颗蒙特利尔历史遗迹的明珠得以保存，我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感到骄傲。在项目过程中，蒙特利尔市政府、遗迹专家及建筑师们通力合作，每一个参与该项目的人都由衷地希望这座建筑能够重新焕发往日的荣光。对于这座19世纪的建筑，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充分尊重其遗产价值、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这座古宅将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社区里重新焕发新的光彩，迎接新的旅程。” 蒙特利尔市文化遗产体育委员会主席、市议员Anne-Marie Sigouin高度评价必雷亚集团和Tianco 集团在修复这座古建筑上所付出的努力，称赞他们为蒙特利尔保留了历史遗产，让蒙特利尔、加拿大人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有机会重温历史。 历史遗产 弥足珍贵 拉·方丹故居因其历史价值、象征价值和建筑价值，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座三层小楼面积共计约5,500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和第二帝国风格元素。2012年10月19日，这座建筑被加拿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案》认定为历史遗迹，以拉·方丹故居命名，并加以保护。 拉·方丹故居旧貌 “拉·芳丹故居是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历史的重要见证者，我们非常有幸参与这项修复工作。鉴于这座建筑几经改建（最初是一个别墅、之后是居民楼和出租公寓），我们第一步能做的是要先确定修复的年代。现在我们已经确认这座房子属于路易斯·希波吕特·拉·方丹时期，他是第一代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并最终成为加拿大联合省总理。” 首席建筑师Anik Shooner解释说。Shooner来自 Menkès Shooner Dagenais LeTourneux Architectes建筑事务所，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工作。 修复后的拉·方丹故居 “修复工作非常复杂、精细，需要拆除多余的部分，把原建筑石头进行编号，确保修旧如旧。那些损坏的石头可以利用行之有效的修复技术加固。暴乱分子放火焚毁这座房子时，留在墙壁上的弹道痕迹也都被保留了。正是这些精细的工作，才让我们得以保存那个时期豪宅的一点踪影。它在当时的蒙特利尔市区，绝对称得上一座配有大花园的豪宅。” 建筑师Anik Shooner说。 只有少数几块石头被替换了，砖和灰泥侧壁都按照当时的样子重修。为了致敬原先存在的果园，专家们还在周围15600平方米的土地上栽种了苹果树。 拉·方丹故居周围种上了苹果树苗 历史里程碑 永远铭记 拉·方丹故居的历史价值意义非凡。它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该事件最终导致蒙特利尔失去了加拿大省（当时是英国的海外省）首都的地位。 1849年，路易斯·希波吕特·拉·方丹要求英语区的上加拿大补偿在1837年至1838年“爱国者战争”中家园和财产被烧毁和遭破坏的下加拿大省法语区居民。这一提议导致了英裔加拿大人的不满，他们挑起多次暴动。游行示威者放火烧毁了加拿大省议会所在地Place D’Youville，并攻击了拉·方丹的住宅。所幸面对两次攻击，这位政治家都机智地逃脱了。而蒙特利尔从1844年开始作为上下加拿大联合省首都的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 加拿大联合省前总理拉·方丹 拉·方丹是加拿大民主进程的先驱，他与Robert Baldwin共同引导建立了加拿大首个责任政府，并确保议会中的议员在议会上使用法语。 关于必雷亚集团 必雷亚集团于2000年在蒙特利尔成立，是一家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公司，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市和多伦多等地区拥有多个地产项目。必雷亚集团汇集行业专家、丰富经验以及全面的商业布局，为客户提供超出预期的优质工程。集团旗下代表性住宅项目有YUL公寓，QuinzeCent公寓和菲利普广场壹号。

居家办公改变房地产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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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通常来说，到了8月份就进入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淡季，房屋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都会开始出现萎缩，但加拿大房地产协会（Association canadienne de l’immeuble）刚刚公布的8月份统计报告却显示全国平均房屋价格超过586,000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18.5％；房屋的销售数量更是创下了史上八月最高的纪录，在所有月销售记录中排名第六，比去年同期增加33%。 距离不再是问题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爆发，全国都曾处于按下“暂停键”，封闭隔离的状态让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在今年3月和4月之间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打乱了正常的房市淡、旺周期。加拿大房屋与贷款公司（Société canadienne d’hypothèque et de logement）曾在5月份发表报告称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经历了几年高速发展的蒙特利尔房地产市场将在未来的2年里遭遇寒冬，不仅销售数量减少，房屋价格也会退回到2017年左右的水平。一些房地产经纪也表示尽管目前的房屋贷款的利率非常低，但因疫情造成的经济不确定让很多人不敢购买房产这类资金数额较大、支付期较长远的投资。 就在人们为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担忧时，疫情下居家、远程办公却催生了加拿大房地产的另类繁荣。到5月底的时候，因为目前的低贷款利率和远程工作方式，越来越多的蒙特利尔人选择到远离大城市的加东地区生活，距离蒙特利尔几个小时车程的Rimouski-Neigette、La Mitis、La Matanie甚至十几个小时车程的Gaspésie地区都是他们买房的优选，有的人甚至不亲自看房就下offer。Rimouski的一名地产经纪Michel Michaud表示原本以为疫情下生意会比较冷清，但实际情况是业务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当地住房的上市量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很多原来计划卖房的人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宁愿等一等再说，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给人一种抢房的感觉。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魁省，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等其他大城市的周边房地产也表现出火热的局面。蒙特利尔一家分析公司Local Logic通过对加拿大主要房地产网站Royal LePage、Centris.ca、Realtor.ca 以及RE/MAX上的客户数据分析后发现，在今年2月到8月间，人们的办公室和家庭之间的距离在显著增加，比如渥太华居民的家庭到办公室的距离就从2月份的12.4公里上涨到8月份的16.9公里；蒙特利尔居民的家庭到办公室的距离也从2月份的13.7公里上涨到8月份的18.1公里。 同时，蒙特利尔市政府在7月份公布的人口分布报告显示，蒙特利尔人迁往周边郊区的趋势正在加快。在2018到2019年之间，共有60 605人搬离蒙特利尔，而同一时段来到蒙特利尔定居的民众只有32 715人， 缺口高达27 890，是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年。这些迁居到郊区的民众大部分是25岁到34岁新组建小家庭或者刚添人进口的白领小家庭，86%的人选择临近的Montérégie、Laval、Lanaudière以及Laurentides地区的小镇生活。 魁省房地产经纪人联合会（Associa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courtiers immobiliers du Québec）在今年6月到8月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蒙特利尔岛周边郊区的房屋交易量同比增长在27%到56 %之间。风景优美的Mont-Tremblant地区房屋的平均价格比去年更是大涨56%，而在其他地区，房屋价格的增长幅度都超过20%。比如在Saint-Jean-sur-Richelieu，房屋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24%。当地的房地产经纪表示，以往一般的房屋卖35万左右，今年一般要50万元左右。 多伦多房地产分析师Jason Mercer则认为尽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随着疫情下远程居家办公成为许多人的常态，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随之而来，在购买房屋方面上下班路上需要花费时间的考量就变得微不足道，面积大，能分隔成居住区和办公区且成本低廉就成为优先选项。 舒适才是王道 远程办公不仅催生了意料之外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火爆，还带火了装修市场。在民众迫近希望改善居家办公环境，以适应疫情下新生活方式的现实面前，加拿大的房屋装修市场实现了V型反弹。 从春天开始整理庭院所需的黑土、碎木、育苗等产品，到夏天户外的露台、烧烤、游泳池、儿童游乐设施等相关产品，再到后院扩建所需的各种预制建材、木材、家居装饰材料，美加两地的大型家居建材连锁店如Home Depot、Lowe’s、Rona、Canac、Réno-Dépôt、IKEA，甚至兼卖居家产品的Walmart、Costco等商店都忙得不可开交，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缺货、断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房地产咨询公司Altus Group在8月底公布的报告显示，加拿大人去年用于房屋装修的费用达到创纪录的801亿元，远远超过了加拿大整体经济的增长，也超过了国民购买新建房屋的花费。该行业的企业原本期望2020年会是又一个生意兴隆的年份，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民众在房屋装修方面的开支出现断崖式暴跌，不过几个月的封闭隔离和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居家办公趋势，让加拿大人再次敞开消费，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临时工作场所和居住环境。比如让家庭办公室有一个用于视频会议的漂亮背景、建一个家庭健身房、后院增加一个游泳池等等。 包括皇家银行RBC、蒙特利尔银行BMO等在内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也显示，疫情期间授权客户推迟支付超过1800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和房屋净值信贷额度（home equity lines of credit），其中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申请在每家银行中都有大幅增加，尽管这其中一部分钱可能被用来支付账单或还债，但大部分都被用于家居装修。 与此同时，鉴于健身房因疫情纷纷关门，许多人改为居家健身，居家健身器材也因此热销。不少家庭还添置了家用篮球架、活动曲棍球门、蹦床、秋千、滑梯、拆卸式儿童戏水池等体育、娱乐设施。 这次疫情对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产生的影响将是长远的，据加拿大统计局9月4日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在疫情爆发之初开始居家远程工作的340万加拿大人中，近四分三在8月份的时候仍在远程工作，而越来越多的雇主也开始认可、甚至鼓励远程办公或者弹性的工作方式。总之，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将会因疫情这个分水岭而被分割成疫情前和疫情后，疫情后工作模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催生房屋市场的转型。  

打蛇打七寸 报复当强硬 加美铝制品关税贸易战，加拿大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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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尽管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彼此看不顺眼，都不愿意被人当成相互的brothers，但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这两个文化接近、经济往来十分密切，或者说加拿大经济高度依附美国，与美国的贸易占据了加拿大对外贸易额四分之三的国家一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在经济上，加拿大为美国做工业配套，提供矿产和资源，美国同时是加拿大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安全上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大部分的时候，加拿大都是美国的“小跟班”，唯美国马首是瞻，两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长的不设防边境，还是彼此的后院：美国的游客是加拿大旅游业的最重要客源，而美国是加拿大人南下越冬的主要目的地。疫情前，每天有近40万人通过美加边境进行商务或休闲活动。但自2017年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担任美国第45届总统以来，原本唇齿相依、互惠互利的美国和加拿大就开始出现龌龊，摩擦不断，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非法征税以及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上，但由于美国的强势地位，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最终都不得不屈服特朗普的淫威，不过，原本胜券在握赢得选举连任的特朗普今年碰到了新冠病毒疫情这只黑天鹅，在选情接连告急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采用小智慧终于扳回来了一局。 一意孤行 自1976年以来，美国就再也没能摆脱贸易逆差的阴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那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达历史性高点7287亿美元，如果只算商品贸易逆差的话，则为8820亿美元。这成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心病，也是他能出人意料地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的王牌之一，因为他承诺要多购买美国产品、多雇佣美国工人，从而获得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时代淘汰的底层白人的支持。 特朗普在赢得总统选举前就对已经执行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批评态度，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卖身契”，上任后不断地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重新启动谈判，让美加两国的天然好友关系遭遇了巨大挑战。在上任后的第二年，特朗普就开始不断以关税为武器，在全球燃起贸易战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8年前三个月，美国就发起了至少20项贸易调查或制裁，地域范围涉及五大洲的25个国家，贸易产品范围包括钢铝、生物柴油等，理由则有全球保障措施、国家安全、“不公平”贸易等等。虽然在当年3月份签署的行政令中给予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临时豁免待遇，但豁免期仅截止到当年的6月1日。 不顾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盟友的反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2018年5月31日宣布特朗普的决定：不再延长对这些国家的关税豁免，并从当日午夜零时起对来自这些地方的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加拿大与墨西哥随即宣布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特鲁多表示美国的做法“不可接受”，“很荒谬”，加拿大将向价值16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条款向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美国的做法。 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恶化在当年举办的G7峰会上达到高峰。这场在魁省旅游胜地Charlevoix举办的史上分歧最严重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蔑视一切外交礼节和秉持“美国第一”思想的特朗普不仅是最后一个到达、最早一个离开的首脑，还翻脸拒签联合公报，引发世界哗然，并在他治国的推特上公开点名批评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时的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曾在华盛顿直言不讳地警告说威权主义正在上升，自由民主受到威胁，美国会走上哪条道路目前还不清楚。她还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说：“你可能觉得你今天的块头让你可以跟你的传统对手一争高下，而且稳赢，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优势地位是永恒的。” 尽管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再坚称，在面临关税威胁的情况下，不会就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在特朗普的主导下，没有就关税问题取得进展的这三个国家还是在2018年11月签署了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以取代自1994年起执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美双方就钢铝关税问题谈判近一年，双方的主要分歧是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对每年进入美国市场的加拿大钢铝材设立限额。最终美国放弃这一诉求，加拿大则承诺采取措施防止外国廉价钢铝材取道加拿大进入美国，并同意和美国一起建立一个两国钢铝材产品流通的监督机制后，美国同意在2019年5月停止对加拿大钢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让加美两国的贸易站暂时告一段落。 卷土重来 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打破了特朗普连任的美梦，不能稳操胜券的特朗普再次对加拿大挥舞起了关税大棒。今年8月6日，在俄亥俄州惠而浦公司的一个制造工厂发表竞选演时，特朗普借口加拿大出口的铝制品严重打击了美国铝业，损害了美国就业机会，对美国工人非常不公平，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宣布从8月16日起对加拿大的铝制品再次征收10%关税，他还指责加拿大的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向美国市场倾销铝制品。 美国的做法其实毫无道理可言，正如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所说的，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加拿大的铝产品征收关税的决定是“毫无根据并且不可接受的”。加拿大的铝制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仅没有构成威胁，相反通过两国之间无与伦比的合作，数十年来增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助选，因为美国的原铝冶炼厂主要集中地的10个州，其中有8个都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州。为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特朗普不惜损害加拿大的利益，破坏已经很脆弱的美加关系而挥舞关税大棒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而作为工业重地的俄亥俄州拥有数量最多的选举人票（18张），历来是美国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选举结果均显示，所有入主白宫者都得到了俄亥俄州的支持，但特朗普在该州的支持率在最近几次民调中均落后于拜登，不肯轻易认输的特朗普当然要奋力一搏。 强硬报复 已经见识过特朗普“极限施压”的交易艺术，并有中国正面硬刚的榜样在前，这次加拿大的反应非常迅速，强硬宣布将对美国实施“一元对一元的等价”反制措施。加拿大有理由愤怒，加拿大是美国进口非合金未锻造铝的最大来源国，2019年，加拿大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二；2020年的前五个月，占进口总额的约75%，；而7月1日，取代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刚刚正式生效，美国便如此过河拆桥确实让人齿冷。 这次联邦政府的反击可谓有礼、有利、有节，副总理方慧兰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一方面在宣布反制的同时，一直强调谈判的大门敞开，即使到最后一分钟，加拿大政府也会努力避免采取此类报复措施，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同意取消这些关税，加拿大就放弃征收报复性关税；另一方面留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公开咨询，就征税产品的清单征求企业和公众的意见，总理特鲁多、外交部长尚鹏飞等高官接连在媒体上发声，在舆论上造势，给特朗普施压。上个星期宣布的征收产品列表包括家用电器、饮料罐、办公家具、行车和高尔夫球杆等就很有策略地选择来自美国大选摇摆州的产品，力图打到特朗普的七寸。 就在大部分人都认为加拿大的反击不会取得什么效果时，加美之间的关税大战却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剧情反转”。9月15日上午，加拿大的各大媒体还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与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将在下午三点宣布加拿大对美报复性关税细节的消息。特鲁多也在一大早去参加内阁会议之前对媒体表示了联邦政府捍卫加拿大利益和加拿大铝制品行业的决心。美国贸易代表（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办公室却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宣布将取消对加拿大铝材实施的10%关税。 声明指出在咨询过加拿大政府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加拿大对美国铝材出口在过去四个月内已趋于正常，因此“美国将更改自八月份对加拿大非合金未加工铝材征收的10%关税。”但是如果未来的出口数量达到过去四个月的105%以上，关税可能会重新实施。 下午三点，方慧兰的新闻发布会照开，内容却全变了。看起来心情愉悦的方慧兰表示美国政府这个决定说明常识占了上风。“疫情当前，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贸易战。”不过她也承认，今天的结果并不是经过双方谈判达成的，而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加拿大并不接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提到的数额上限。如果美国重新开始对加拿大铝材征收关税，加拿大政府将征收完全对等、数额相同的报复性关税。另外，追诉期9月1日之前加拿大企业已经缴纳的多余关税无法追回。 伍凤仪则骄傲地说加拿大没有为美国今天的决定作出任何妥协，并把这一暂时性胜利归功于联邦政府、各省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努力。 虽然这是暂时的胜利，但对加拿大的铝制品行业、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也更让人看清了美国外强中干的面目，加拿大只有硬刚才能获得应得的尊重。 美国总统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5月17日在加拿大国会演讲中这样描绘加拿大： 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 历史使我们成为朋友。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 相互依赖使我们成为盟友。 大自然让我们连成一体，不要让任何人分离我们。 但在加拿大最伟大政治家之一的前总理特鲁多 (Pierre Trudeau)眼里：“跟你们美国做邻居就像在一头大象身边睡觉。不管这个庞然大物多么友善，多么平和，它哼一声或动一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也许就是加、美两国关系的真是写照，但现在美国这头大象变得不友善，也不平和，加美关系如同走到了一个没有标识、完全陌生的地方，加拿大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未来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