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虚
10月1号，中国人民将迎来不一般的中秋与国庆“双节重逢”。不一般，首先在于中秋和国庆同一天，属于两种历法间比较罕见的“巧合”；不一般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依然十分严重的当下，同一天欢度两个重要的节日，无论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愿意关注或不得不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都会带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观感。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血缘亲属或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生死相依者之间的聚合团圆，不同生命在共同境域(寰宇月圆)之中的共同生活，是中秋佳节的重要寓意之一。
国庆是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自我确证、自我宣示和自我祝颂的主要仪式，也是共同体成员表达和欣庆自己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时刻。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政体。新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当家作主、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命运与共的民众意志和国家精神；新中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共同体不同阶级的成员在新的“共同性”——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政治理念、新的社会制度导引下的“人民大团结”；新中国的立国宗旨，不仅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还在于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力量，即一代又一代自觉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事业的主人翁。
全人类正在经历着的新冠大流行，病毒传播链在许多国家，其中特别是在西方一些主要大国得不到有效阻断，疫情在不侵犯、不损害个人权利的名义下持续恶性蔓延，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体的地位及权利，而不努力彰显人与人生命的内在关联性和整体依存性，不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卫生主体意识及相关的责任担当，是很难做到让人们牺牲部分个人权利而去遵守和维护公共卫生规定与指令的，因而也是很难让社会整体尽快从疫情困境中走出来的。而强调“个体”概念，强调个体存在的神圣性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现代型国家的典型特征。
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国家”，是完全依照现代西方政治模本建构起来的。根据福柯、奈格里、阿甘本、巴拉迪、齐泽克等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分析，现代西方政治模本的核心概念是“个体”。这里的个体不再依靠血缘庇护或神恩安济而生活。因此，笼统地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个体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稍微具体地就性质而言，这样的个体，“精于自利的算计”，是“精于算计的”、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这样的个体不再以群体的“共同生活”为个人存在的根本和重心，也不再以共同生活的维护与发展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耀。然而，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想象，但它已经被“现代政治生产”过程绝对化、神圣化。这种个体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代又一代“市民”，而现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绝对、神圣身份的“自由自利”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某种“契约”关系。
新冠疫情在许多西方国家引起的反应及其造成的结果似乎动摇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它让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们不能不承认，只注重个人自身权力和利益，以个人自由的神圣名义而不惜危及和损害他人和公共健康，这样的个体存在，对于公共卫生的维护，绝对不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动力，而只能是一种威胁和障碍。今天，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首先需要破除的，是现代西方政治虚构的自由自利的个体形象以及环绕这一形象的神圣光环；迫切需要普及和巩固的，是生命的关联性和依存性，是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属性，是自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主动承挡其责任的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是共同生活主体应有的自律、奉献和责任担当。
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各类瘟疫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需要经常面对的重大生存危机。曾几何时，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1951年召开的新中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对新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再次作出指示，明确表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把公共卫生建设视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建设工作(政治任务)；把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客观世界)与提升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素质(主观世界)联系起来；在公共卫生工作的动员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和激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共同生活的主体精神，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主席在得知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之后“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笔”之作。而诗句所彰显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所认同的，正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上述特色。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千百年来，这种病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流行极为广泛，造成的危害也极为严重。“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吸血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领袖随即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制订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具体实施机制。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个过程中，新中国领导者们除了开发、利用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手段之外，更注重向民众宣讲公共卫生知识，培养大家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争当公共卫生事业的参与者、奉献者、主导者和推动者。1958年6月，从江西余江县开始，千百年来猖獗、危害一方的血吸虫病终于被神州大地的六亿尧舜——自觉积极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共同生活的亿万主人翁所消灭。
“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形象。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尧舜是共同生活的主体，即共同生活的自觉参与者、奉献者、维护者、主导者和推动者。尧舜的神圣，不是作为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君王的神圣，也不是作为具备超凡人格的道德楷模的神圣，更不是作为享有特殊地位和至上价值的个体的神圣。尧舜的神圣，是护卫和强健共同体生命的神圣，是共同生活主体——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和担当者的神圣。
本承尧舜神圣的中国人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在9月7日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成功抗疫过程中有三方面“特别突出”，其经验对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方面，就是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过程表现出的责任担当：人们在不同场合都保持社交距离，认为这是为了让世界安全、社区安全所应做的正确的事，这种共同体生活的责任感可能是最打动人的。当谈到为防控疫情所做的牺牲时，中国人民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和全球应尽的责任，这非常令人钦佩。
中国人民的表现清楚地告诉世人，与现代西方“精于自利计算而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体”相对应的，决不是所谓受集权或威权控制的个体，决不是所谓自身基本权利被强力攫夺、没有基本自由的个体，而是能自觉把个体生命融入生命整体存在、有共同生活担当而严于自律、甘于奉献的尧舜式主体(即国家主人翁、社会主人翁、共同体主人翁)。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类似尧舜这种共同生活主体的出现无异于一种弥赛亚事件。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正在来临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许多当代西方进步思想家对未来政治文化的憧憬，其核心内容正是这样的一种“事件”。
今天，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在中国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重逢”的特殊时刻，笔者情不自禁地怀向神州，心中尤生出一份特殊的期盼：愿悠悠寰宇能涌现出更多的“尧舜”。202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