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蒙特利尔越来越严峻的治安形势，两大政党Projet Montréal和Ensemble Montréal都曾在竞选过程中承诺要增聘250名警察以增加蒙特利尔的执法力量。再次当选的市长Valérie Plante还在其执政头100天的优先事项中明确提出将在今年年底前增聘30名警察，明年增聘220名警察，以达到到2022年12月31日前新增250名警察的目标。但在媒体的查询中才发现这250名警察并不是额外增聘，而是补充退休离去人员的空缺。市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蒙特利尔今年计划招聘220名警察，已经完成的有180人，今年会有158人退休，已经离开的有112人；明年将招聘220人，但预计会有169人退休。在竞选过程中，Ensemble Montréal明确表示将增加250个警察岗位，并提出了四年内增加1.1亿元的财政预算；而Projet Montréal则只是提出了增聘250名警察的诺言，并没有具体的信息，现在看起来这个不起眼的细节区别可能对蒙特利尔的治安情况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面对蒙特利尔的冰球队“加拿大人队”（Canadiens de Montréal）自成立以来121个赛季中的最糟糕表现，自2012年开始担任蒙特利尔冰球队总经理的Marc Bergevin被解雇，同是解雇的还包括总经理助理Trevor Timmins 和公共事务和通讯高管Paul Wilson，前纽约游骑队（Rangers de New York）的副总经理Jeff Gorton将担任球队运营副总经理，新的总经理人选筛选正在进行中。在Marc Bergevin担任球队总经理的10年中带领球队达到高光时刻——去年赛季进入斯坦利杯总决赛，也带领球队进入史上最差赛季开端，在前22场比赛中只得了12分，排名北美冰球联赛（NHL）30个球队的第28名，在他合同到期的最后一年被解雇也就在预料之中，他在今年夏天就续签合同没有同俱乐部达成协议可被看作他离开的前奏。他最受人诟病的地方主要在选择运动员和运动员薪酬上面，多次引进的队员被批评不适合球队或者能力不足，再比如执意给受伤病困扰且无法创造成绩的Andrew Shaw 6年合同，薪酬高达2340万元。
在自由党第三次执政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曾指出加拿大需要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并扩大外交接触，所以一方面加拿大将继续与主要盟国和伙伴合作，另一方面努力深化印太地区和北极圈地区的伙伴关系，最新爆出的消息也证实加拿大正在努力拓展多元经贸关系，以减少对美国和中国的依赖。印度驻加拿大副高级专员Anshuman Gaur就表示，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去年通过视频举行了4次磋商会议，最近一次会谈发生在今年10月，双方交换了初步提案。早在2010年，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上首次宣布加拿大与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已经开始，但谈判一直不顺利，断断续续谈了10多年，双方还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因孟晚舟事件导致加拿大与中国关系趋冷后，加拿大需要努力进入亚洲新的市场，与印度重启谈判、启动与东盟（包括10个亚洲国家）的贸易谈判也就必须要加快进行。但从历史上看，加拿大与亚洲国家间的自由贸易一直困难重重。比如因为汽车问题和加拿大牛肉等不可调和的分歧，加拿大与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无疾而终；因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还没开始就被中国政府冷处理；加拿大与新加坡、印度等多年的谈判也没有任何结果。
奥密克戎的出现之所以会引发全球恐慌，因为其仅在其表面刺突蛋白（S蛋白）上的变异就有32处，是德尔塔变异毒株的2倍，而新冠病毒正是通过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感染人体的。大量突变意味着这一变异株可能会弱化现有新冠疫苗的效力，这让几乎所有的疫苗研发机构和药企都行动起来。莫德纳医疗总监Paul Burton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现有的疫苗能否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但公司已经开始研制针对这款病毒的改进版疫苗，找出最有效的配方，最早可能会在明年初就推出；辉瑞和BioNTech也表示正在研究新的变异株，已经制作了第一个DNA模型，在了解需要了解的基础知识上，可在95天内调整研发出针对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疫苗。这之前，辉瑞公司曾在100天内研发出针对德尔塔（Delta）和贝塔（Beta）变异毒株的疫苗版本，但最终没有使用。将在加拿大设厂生产疫苗的药企Novavax也指出，该公司已开始研制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新疫苗，未来数周内就会进行测试与生产。强生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也都表示，正在密切监测新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并且已经在测试现有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有效性。
11月29日早上，安省卫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加拿大发现的最初两例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感染者原本是在蒙特利尔特鲁多机场转机时所做的快速检测中被发现的。该省的卫生部门正在对另外四名疑似感染者进行确认。而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也在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当时检测发现的一名疑似感染者被确认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目前正在隔离中。根据联邦政府给出的旅客信息，魁省追溯到自11月25日从非洲中、南归来的115名旅客，要求他们在家隔离14天，并要求他们再次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以确认是否感染奥密克戎毒株。魁省表示目前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信息还比较少，可能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知道现有的疫苗是否对这种变异毒株有效。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民众采取防控措施，阻止病毒的传播，包括佩戴口罩、保持距离、圣诞节日期间不聚会等。
全世界都在为在南非最早发现的超级变异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感到恐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如临大敌”，紧急升级边境限制，暂停与非洲部分国家的航班等，但坏消息还是很快传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感染病例；加拿大也在11月28日确认了两例感染案例，他们都是渥太华居民，刚刚从尼日利亚旅行归来，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两人曾在蒙特利尔转机，接着魁省也确认一名感染者；而在英国苏格兰地区发现的多个感染案例中有些人没有非洲旅行史，这说明这种病毒应该已经在社区传播一段时间了。加拿大的传染病专家 Isaac Bogoch 也推测说“这种变种可能在数周甚至数月前就已经出现在了加拿大。当人们开始识别到它时，它通常已经在流行，特别是对于这种具有高传染性的呼吸道病毒来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发布给各成员国的最新“技术简报”，将“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全球总体风险评估为“非常高”（very high），这是因为该变异毒株存在免疫逃逸潜力和可能导致传染性增加，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很高。
七天记者 颜宏 2019年10月的联邦大选投票结果出来后，四年前大选时红极一时的小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风光不再，只获得了33.1%选民的支持，议会席位从2015年选举结果的184减少27，变为157个，以比保守党多出36个议席而获得组阁权利，不得不组建少数党政府。但这种以不过半（获得170以上席位）的席位执政是对执政党政治智慧的一种考验，日日如履薄冰，见招拆招，在不同的议题上找不同的政党结成暂时性联盟以期度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关。加拿大历史上的少数党政府平均寿命为两年。特鲁多的第二任期原本预计寿命不会超过一年，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给自由党政府提供了续命的机会。 众所周知，越是危机的情况下，民众越需要政府这个主心骨，疫情爆发初期，几乎各级政府的民众支持率都有所提升。具有“网红”特质，自带流量，同时又偏重平等、博爱等自由理念的特鲁多“亲民”地每天在自家门口召开新冠病毒疫情通报会，宣布政府推出的各种援助民众和商业企业的计划和项目，回答各种民众关注的问题，还不断敦促民众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让大部分民众对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表现感到满意，特鲁多的自由党的民众支持率一度超过50%。于是在疫情放缓后，希望借着抗疫积累起来的人气以及对手的脆弱达到谋求一个多数政府的目的，基于政治计算的自由党在根本没有倒台风险的情况下，不顾其他政党的反对和民众的不情愿，一意孤行地发动了一场没人希望看到的大选。最终选民用选票给自私而短视的政客们上了一课：在耗时36天、耗资6亿多加元后，特鲁多和他的自由党继续赢得少数执政地位，可以再组建一个任期4年的少数政府内阁，依然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多数党地位。 经过充分准备、选择对自己最有利时机发动且在选前民调中大幅领先的自由党不仅没有达成愿望，还在竞选过程中民意支持率一波三折，一度要做最终失去执政权、沦为在野党的准备，如果不是自由党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得还算中规中矩，死亡率和疫苗接种率等关键指标都过得去，同时对手保守党太弱以及保守党执政的阿尔伯塔省疫情“爆雷”，再加上意外发生在英语辩论期间针对魁北克省的歧视问题，这次选举的结果自由党未必能笑到最后。如果说这次花费巨资而毫无用处的选举还有一点点可取之处的话，就是选民对置国民利益不顾而捞取政治资本表现出来的愤怒会让一部分政客冷静下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尽管是少数政府执政，但加拿大政坛将会相对稳定，因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不敢轻易再发动一场新的大选。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加拿大第44届议会于11月22日复会。新一任加拿大总督马丽·西蒙(Mary Simon)于11月23日在新建成的参议院大楼宣读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第三任期的施政报告（Throne Speech），这个宣读仪式也被直译为“王座的讲话”。按照加拿大君主立宪制的传统，在大选结束或者国会重开时，宣布由执政政府撰写的“施政报告”或“国情咨文”等官方文件的一种仪式。仪式举行时，由英国女王的代表——加拿大总督坐在参议院的王座上宣读，联邦总理、大法官、参议员、当选的众议员等都要参加这种新一期国会开幕仪式。只有经历过这个程序后，参议院和众议院才能讨论、辩论、修改和通过各种提案，行使两院的职责。 和以往用英、法两种加拿大官方语言来宣读施政报告不同，来自魁省Kuujjuaq地区的因纽特原住民总督采用英语、不太熟练的法语和因纽特语（Inuktitut）来宣读。和以往一样，这份施政报告没有太多细节，主要是再一次重申自由党的竞选纲领，包括抗击疫情、重启疫情后经济、建设更多可负担住房、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全国性的低价托儿服务系统、与原住民和解和打击种族歧视等。更详细的新政府施政计划将体现在特鲁多发给各个内阁部长的信函中，信中还会对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出具体的任务目标。 老生常谈 这份由总理办公室起草的施政报告的内容几乎和自由党的竞选纲领没什么区别，被反对党魁北克政团党领Yves-Francois Blanchet讥讽为“高中生半天就能搞定的报告”。在报告中用口号式语言提出重建加拿大、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远景，表示将采取强有力的气候行动，让生活更易于负担，走民族和解的共同道路，让拥有住房重新可及，创造就业机会，并壮大中产阶层。 第三次执政的自由党政府认为经过与新冠病毒疫情抗争20个月后，是时候重建了。重建加拿大的前提是结束疫情，而“终结”疫情的办法就是广泛地接种疫苗，所以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包括刚刚开始的5-11岁儿童的疫苗接种行动，大力推广已经接种完两剂疫苗的民众接种第三针，向国际社会提供多余的疫苗等。同时，大力投资建设一个更健康的明天和更强劲的医疗护理系统，包括提高老人院的服务和标准，解决医疗等候问题，清除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手术积压，建立远程医疗体系，改善民众获得心理健康和成瘾治疗的机会，以及新药物、新疗法的研发等等。 报告中表示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正在进行中，同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不过自由党认为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加拿大独有的问题，而是一项全球性挑战，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与生活成本的增加作斗争”。政府在这方面的计划包括两个优先事项：住房和托儿服务。住房方面要提高民众的负担能力，采取更灵活的首次购房者鼓励措施、新的先租后买（rent-to-own）计划、以及降低首次购房者的过户费用等措施，让拥有住房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解决生活成本上涨的主要办法是降低托儿费用，力争明年将大多数地区的托儿费用减少一半，在全国各地建立数十万个新的托儿位置，最终建立一个每日10元的儿童早期教育和托儿服务体系。 在应对气候方面，将采取“进一步、更快”的行动，包括限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加速推动净零排放汽车的销售，对高污染征税，增加公共交通的投资、保护水资源等。联邦政府还将制定首个国家适应战略，以应对已经存在并愈来愈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灾难，如洪水、山火、高温、干旱、海岸侵蚀和其他极端气候现象导致的灾难。 施政报告中提到的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 履行枪支管控承诺，包括强制回购被禁止的攻击式武器； 打击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不当行为和虐待; 加快与原住民和解，将内疚转化为行动，尽快计划与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完成和解。政府计划通过响应众多仍未实现的行动来呼吁和执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为寄宿学校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提供公平的补偿； 实施承诺的立法：禁止LGBTQ2S+性倾向矫正疗法(conversion therapy)；对威胁医护工作者或医疗设施提出新的刑事制裁；修订和实施广播法，打击网络巨头，解决有害在线内容产生的担忧和网络伤害等； 作为少数地位执政的政府，特鲁多的施政报告发布后，众议院议员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票是否通过总督刚刚宣读的施政报告。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一如既往地批评称施政报告提出的优先解决事项并不足以帮助加拿大人应对“生活成本危机”，而是“专注于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还指出自由党政府花费巨资的疫情援助获得的经济增长不值一提，并无视能源、汽车和钢铁等行业工人的诉求。他认为，特鲁多的政府应该把关注焦点放在处理生活成本上涨、就业、控制财政赤字和团结国民等议题上。 新民主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也表示施政报告的内容充满了承诺，却给不出有效的措施，反映出自由党“毫无新意，缺乏动力”。他还对报告没有提及此前曾承诺推行的药物计划、对各省增加医疗转移支付款项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降低高昂房屋价格提出相应的措施表示不满。 魁北克政团的党领Yves-Francois Blanchet也对报告嗤之以鼻，认为其太多华丽的词藻，缺乏实质的内涵，不过他已经表示将不会投反对票。根据目前众议院议员席位的分布，自由党只要获得新民主党或者魁北克政团任何一个政党的支持，就能保证自己的提案过关，这意味着自由党将继续下一步的工作。
七天记者 颜宏 去年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爆发，给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老人院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疫情肆虐的重灾区。而魁省更是第一波疫情中抗疫成果最差的地方，从2020年3月疫情爆发到2020年6月28日，不仅因COVID-19而死亡的人数冠绝全国，而且69%的死者，近4000名老人都是在老人院感染和死亡的。几乎在一瞬间，本来应该安享幸福、颐养天年的老人们或被隔离、或患病乃至去世，而他们临终前后的惨状更是震惊了全社会。 疫情爆发至今已经20个月了，但魁省老人院爆发的悲剧、惨剧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老人的家属和民众释怀，反而随着越来越多人为因素的暴露而引发强烈的反思，启动独立公共调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早在2020年5月，魁省公民保护机构——公民监察员（Protecteur du citoyen）Marie Rinfret就决定对魁省长期护理中心CHSLD的疫情防控和治理进行特殊调查，最终的报告将在2021年秋季发布。 魁省公民监察员是根据1968年通过的《公民保护法》（Loi sur le Protecteur du citoyen）而设立的，由魁省国民议会任命并只向议会报告的独立监察人领导运行的一个机构，监察员任期5年，可连任。公民监察员的任务是接受投诉并干预魁北克政府管辖下的部门、公共机构以及卫生和社会服务网络中机构的不当行为，及时纠正对某一个公民或者一群公民不利的情况，确保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 11月23日，历时一年多，高达1355人参与调查、作证的调查报告出炉。这个万众瞩目的报告再一次证实了正在进行的验尸官Géhane Kamel调查中暴露的情况：尽管在2020年1月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紧接着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老人院受到严重冲击，发生各种防控、感染死亡以及护理上的悲剧，魁省政府却一直在看别人的热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也该做相应的准备，直到3月中旬，以CHSLD Herron为代表的多家CHSLD陆续出现感染病例，死亡人数如闪电般增加后，魁省政府才给老人院系统发出了一份粗略、概括性质的疫情防控指南，没有提及具体的防控、隔离办法，也没有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一直到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魁省政府接管了爆发人道和疫情双重悲剧的CHSLD Herron之后，当时的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和老年部长Marguerite Blais才正式发布了保护老人生活环境的具体防控措施，包括要求CHSLD中的住客和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等。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的2、3月份，魁省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上，清空了很多病床，把大量住院的老人在没有做任何新冠病毒检测的情况下送回了各自的老人之家CHSLD，并且没有要求接回老人的CHSLD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导致在医院感染的老人把新冠病毒带回老人院，继而感染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住客，造成新冠病毒的扩散传播。 公民监察员的这个报告与在验尸官Géhane Kamel调查听证中发言的前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和公共卫生负责人Horacio Arruda给出的证词相互矛盾。在听证中，前卫生厅长表示自己早在去年1月份就要求负责CHSLD的各个CISSS 或CIUSSS的总裁制定下辖机构应对传染病的计划，其中就包括CHSLD；公共卫生负责人也表示早在1月份就与各地的CISSS 或CIUSSS的总裁沟通，说明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商讨防控办法。但监察员报告则显示，CHSLD在当时处于魁省政府关注的“盲区”，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安排和进行病毒检测，如何获得手套、口罩、防护衣等个人用品，增加医院的接诊能力的同时如何不损害其他医疗服务等事物上。即使到2月底、3月初在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的卑诗省老人院爆发疫情后，魁省还没有意识到应该转移注意力。 公民监察员的报告还指出为解决疫情冲击下医护系统人手紧张的问题，魁省政府推出的Je contribue义工招聘平台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招募增援老人院工作人员和分配上存在各种混乱，有很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报名，却没有相应的机构处理；CHSLD内部的信息沟通和指令发布更是荒腔走板，导致领导与下属之间，普通护工与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之间，工作人员和住客以及住客的家属之间沟通不畅，各行其是，乱上加乱。而就在CHSLD遭遇危机时刻，魁省政府又出台访客禁令，让原本熟悉老人情况、可提供人手帮助的老人家属、照顾者因无法进入而让CHSLD的情况雪上加霜。 其实监察员报告的结论并不新鲜，所有人都知道，但就算了解所有的问题，魁省似乎也无法纠错。早在去年12月10日发布中期调查结果时，Marie Rinfret就表示魁省并没有吸取第一波疫情的教训，在第二波疫情爆发后，魁省的CHSLD正在重蹈覆辙，需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她认为政府再一次低估了新冠病毒对CHSLD的影响，依然存在护理设施和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遇到问题时无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工作人员在不同的CHSLD之间流动，照顾老人的家人被禁止进入，给老人带来严重的健康和心理影响等问题。 对于监察员报告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在内的相关负责人都在为去年的政策辩护。省长指出魁省发生的老人院疫情悲剧并不是唯一，多个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悲剧，因为初期所有人都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不知道怎么处理，出现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魁省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积极行动力求减少老人的感染和患病率等，如果魁省换种方法应对，最终死亡的人数可能会更多。面对反对党的批评，他还表示做事后诸葛亮很容易。 无解 针对魁省老人院爆发的疫情悲剧，不论民众如何愤怒，也不论各种调查报告给出何种改进意见还是魁省政府如何承诺下一次会做得更好，但本质上这是一个在目前的现实里无解的问题，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本应安享晚年的老人们，正面临着死亡和孤独的双重威胁，爆发类似的悲剧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西方国家的养老体系大多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当时饱受战火摧残、一片凋敝的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复苏和快速发展阶段，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左翼思潮的影响，有了余钱的欧美国家相继推出了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当时走在世界前沿的养老保障体系。当时福利国家的建设思路主要有两个，一是普救性模式，主张不区分职业或社会贡献，社会成员皆享有社会津贴；二是选择性模式，即把社会福利当作“补救”的措施，而不是“预防”，社会福利应发放给“真正的穷人”，而非全体社会成员。在这两种思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养老机构。充足的资金、相对完善的立法、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催生出民众多种养老方式。除传统的公立机构外，还有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可供选择，拉动了整条“养老”产业链，整个行业欣欣向荣。但很快随着石油危机爆发，美加的经济发展陷入负增长，失业率大增，再加上得益于医疗保健领域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而出生率却在下降，造成参与生产和纳税的人越来越少，享受福利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让各种福利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而养老金支出的上升必然挤占到其他社会群体的福利待遇，又引发关于分配公平的争议。 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各国纷纷走上养老体系改革之路：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国家养老金支出，并把养老引向市场，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养老福利领域。改革后，政府的财政负担虽然减轻了，但政府“甩锅”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以魁省为例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一是长期投资不足导致的设施破败和人手短缺。魁省的大部分公立养老机构都是在经济兴盛时期兴建的，几十年过去，有的已经破败不堪，各种配套设施急需更新换代。但由于资金匮乏，人工昂贵，根本无力适时改造翻新。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常年积压下来的大量安全问题就会突如其来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酿成严重的后果，就拿这次疫情来说，现有的CHSLD大多居住空间狭小、门窗紧闭、自然通风不畅，中央空调系统老损残破、故障丛生，极不利于消毒和隔离工作的开展。只要有一人感染，就会在院内飞速蔓延，极大地增加了防控工作的难度。另外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很多老人院人员配备不足，护理人员工作量过大，只能疲于应付，不可能给老人提供完善满意的服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消毒、隔离、检测以及救护等需求猛增，工作量陡然间翻倍，还有人感染隔离，让本已忙碌不堪的工作人员更加不堪重负，护理质量大打折扣，而在一些大面积感染的CHSLD里，很多员工因居家隔离无法工作，又无法雇到新人顶上，只能让老人自生自灭。 二是逐利的资本不关心民众的死活，政府监管失效。为了缓解政府的养老压力，魁省除了允许私立老人院的快速发展外，还提出了一种介于公立与私立之间的养老模式，即把养老服务外包给私人机构，政府给予补贴的半私立老人中心，但政府对私立和半私立老人院的监管却远远不够。比如CHSLD Herron在广告中的自我定位为“豪华型”CHSLD，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营养师私人定制餐饮、随叫随到的医护、打扫卫生、班车、洗衣等服务，费用也很“豪华”，在每月4千到7千加元之间，有些单元竟高达1万加元。但实际上老人们付出巨款，换来的却是与此极为不匹配的恶劣生活待遇。早在2017年5月，接到多个投诉后，公民保护监察员就曾对这家老人院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的结论非常严重：护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和护理知识严重不足，日常护理物资缺乏，日常服务不到位，医疗服务不及时，老人生活情况恶劣等，并提出了5项整改建议。2019年，魁省社会和健康厅的工作人员回到这家机构来就前面提出的整改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基本问题都没有改善，又提出了长达13页的整改报告。但到疫情爆发后，在政府接管前死亡的47人中，有一部分人不是死于COVID-19，而是死于疏于照顾：吃不饱，穿不暖，营养极度不良，吃药不及时，无人照顾，无法自理的老人长期呆在屎尿里……而经营这家老人院的公司总裁Samir Chowieri曾涉嫌参与贩毒、洗钱、欺诈和逃税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并和意大利黑手党有牵连，而且这家公司在魁省经营多处老人院，也都不止一次被投诉过，却这么多年相安无事，可见政府的监管多么徒有虚名。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发现医疗专家对疫情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但政府却无法采取有效遏制的措施，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必须要等到危机足够严重，民众中形成一定共识才能采取行动。而在行动中，又缺乏统一认识、统一布局和统一指挥，最终造成了目前的局面：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丰富、科技水平高的发达国家成为疫情的重灾区，而发生在CHSLD的悲剧再次为“发达国家是孩子的天堂，老人的坟墓”的说法增添了鲜活的佐证，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无能为力。
11月23日，新一任加拿大总督马丽·西蒙(Mary Simon)在参议院宣读加拿大第44届政府，即小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第三任期的施政报告。来自魁省Kuujjuaq地区的因纽特原住民总督采用英语、法语和原住民语言inuktitut宣读施政报告。和以往一样，这份施政报告没有太多细节，主要是再一次重申自由党的竞选纲领，包括抗击疫情、重启疫情后经济、建设更多可负担住房、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全国性的低价托儿服务系统、与原住民和解和打击种族歧视等。更详细的新政府施政计划将体现在特鲁多发给各个内阁部长的信函中，信中还会对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出具体的任务目标。
加拿大的国会由国家元首、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其中国家元首由英女王的加拿大代表总督担任，但并不具有实权，只负责签署上、下议院通过的法案、宣读政府的施政报告、宣布解散下议院等象征性权利。上议院的105名议员则由总理提名后由总督委任，权利比较弱，虽说加拿大的所有法案都需要上、下两院通过才能生效，但上议院通常不会驳回下议院通过的法案。下议院的议员才是由全国选举产生的，是国会真正权利的核心。下议院的议长则由议员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来自安省Nipissing-Timiskaming选区的自由党议员Anthony Rota再次当选议长，这样他从2019年12月以来一直担任议长一职。今年包括原绿党党领梅（Elizbeth May）、南岸自由党议员Alexandra Mendès等7名议员都对议长职位表示出兴趣，但最终没有获选。作为议长，其工资除了议员年薪18.57万外，还有每年额外8.87万元的津贴和1000元汽车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