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去年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爆发，给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老人院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疫情肆虐的重灾区。而魁省更是第一波疫情中抗疫成果最差的地方，从2020年3月疫情爆发到2020年6月28日，不仅因COVID-19而死亡的人数冠绝全国，而且69%的死者，近4000名老人都是在老人院感染和死亡的。几乎在一瞬间，本来应该安享幸福、颐养天年的老人们或被隔离、或患病乃至去世，而他们临终前后的惨状更是震惊了全社会。
疫情爆发至今已经20个月了，但魁省老人院爆发的悲剧、惨剧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老人的家属和民众释怀，反而随着越来越多人为因素的暴露而引发强烈的反思，启动独立公共调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早在2020年5月，魁省公民保护机构——公民监察员（Protecteur du citoyen）Marie Rinfret就决定对魁省长期护理中心CHSLD的疫情防控和治理进行特殊调查，最终的报告将在2021年秋季发布。
魁省公民监察员是根据1968年通过的《公民保护法》（Loi sur le Protecteur du citoyen）而设立的，由魁省国民议会任命并只向议会报告的独立监察人领导运行的一个机构，监察员任期5年，可连任。公民监察员的任务是接受投诉并干预魁北克政府管辖下的部门、公共机构以及卫生和社会服务网络中机构的不当行为，及时纠正对某一个公民或者一群公民不利的情况，确保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
11月23日，历时一年多，高达1355人参与调查、作证的调查报告出炉。这个万众瞩目的报告再一次证实了正在进行的验尸官Géhane Kamel调查中暴露的情况：尽管在2020年1月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紧接着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老人院受到严重冲击，发生各种防控、感染死亡以及护理上的悲剧，魁省政府却一直在看别人的热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也该做相应的准备，直到3月中旬，以CHSLD Herron为代表的多家CHSLD陆续出现感染病例，死亡人数如闪电般增加后，魁省政府才给老人院系统发出了一份粗略、概括性质的疫情防控指南，没有提及具体的防控、隔离办法，也没有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一直到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魁省政府接管了爆发人道和疫情双重悲剧的CHSLD Herron之后，当时的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和老年部长Marguerite Blais才正式发布了保护老人生活环境的具体防控措施，包括要求CHSLD中的住客和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等。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的2、3月份，魁省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上，清空了很多病床，把大量住院的老人在没有做任何新冠病毒检测的情况下送回了各自的老人之家CHSLD，并且没有要求接回老人的CHSLD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导致在医院感染的老人把新冠病毒带回老人院，继而感染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住客，造成新冠病毒的扩散传播。
公民监察员的这个报告与在验尸官Géhane Kamel调查听证中发言的前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和公共卫生负责人Horacio Arruda给出的证词相互矛盾。在听证中，前卫生厅长表示自己早在去年1月份就要求负责CHSLD的各个CISSS 或CIUSSS的总裁制定下辖机构应对传染病的计划，其中就包括CHSLD；公共卫生负责人也表示早在1月份就与各地的CISSS 或CIUSSS的总裁沟通，说明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商讨防控办法。但监察员报告则显示，CHSLD在当时处于魁省政府关注的“盲区”，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安排和进行病毒检测，如何获得手套、口罩、防护衣等个人用品，增加医院的接诊能力的同时如何不损害其他医疗服务等事物上。即使到2月底、3月初在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的卑诗省老人院爆发疫情后，魁省还没有意识到应该转移注意力。
公民监察员的报告还指出为解决疫情冲击下医护系统人手紧张的问题，魁省政府推出的Je contribue义工招聘平台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招募增援老人院工作人员和分配上存在各种混乱，有很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报名，却没有相应的机构处理；CHSLD内部的信息沟通和指令发布更是荒腔走板，导致领导与下属之间，普通护工与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之间，工作人员和住客以及住客的家属之间沟通不畅，各行其是，乱上加乱。而就在CHSLD遭遇危机时刻，魁省政府又出台访客禁令，让原本熟悉老人情况、可提供人手帮助的老人家属、照顾者因无法进入而让CHSLD的情况雪上加霜。
其实监察员报告的结论并不新鲜，所有人都知道，但就算了解所有的问题，魁省似乎也无法纠错。早在去年12月10日发布中期调查结果时，Marie Rinfret就表示魁省并没有吸取第一波疫情的教训，在第二波疫情爆发后，魁省的CHSLD正在重蹈覆辙，需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她认为政府再一次低估了新冠病毒对CHSLD的影响，依然存在护理设施和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遇到问题时无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工作人员在不同的CHSLD之间流动，照顾老人的家人被禁止进入，给老人带来严重的健康和心理影响等问题。
对于监察员报告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在内的相关负责人都在为去年的政策辩护。省长指出魁省发生的老人院疫情悲剧并不是唯一，多个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悲剧，因为初期所有人都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不知道怎么处理，出现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魁省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积极行动力求减少老人的感染和患病率等，如果魁省换种方法应对，最终死亡的人数可能会更多。面对反对党的批评，他还表示做事后诸葛亮很容易。
无解
针对魁省老人院爆发的疫情悲剧，不论民众如何愤怒，也不论各种调查报告给出何种改进意见还是魁省政府如何承诺下一次会做得更好，但本质上这是一个在目前的现实里无解的问题，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本应安享晚年的老人们，正面临着死亡和孤独的双重威胁，爆发类似的悲剧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西方国家的养老体系大多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当时饱受战火摧残、一片凋敝的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复苏和快速发展阶段，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左翼思潮的影响，有了余钱的欧美国家相继推出了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当时走在世界前沿的养老保障体系。当时福利国家的建设思路主要有两个，一是普救性模式，主张不区分职业或社会贡献，社会成员皆享有社会津贴；二是选择性模式，即把社会福利当作“补救”的措施，而不是“预防”，社会福利应发放给“真正的穷人”，而非全体社会成员。在这两种思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养老机构。充足的资金、相对完善的立法、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催生出民众多种养老方式。除传统的公立机构外，还有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可供选择，拉动了整条“养老”产业链，整个行业欣欣向荣。但很快随着石油危机爆发，美加的经济发展陷入负增长，失业率大增，再加上得益于医疗保健领域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而出生率却在下降，造成参与生产和纳税的人越来越少，享受福利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让各种福利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而养老金支出的上升必然挤占到其他社会群体的福利待遇，又引发关于分配公平的争议。
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各国纷纷走上养老体系改革之路：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国家养老金支出，并把养老引向市场，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养老福利领域。改革后，政府的财政负担虽然减轻了，但政府“甩锅”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以魁省为例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一是长期投资不足导致的设施破败和人手短缺。魁省的大部分公立养老机构都是在经济兴盛时期兴建的，几十年过去，有的已经破败不堪，各种配套设施急需更新换代。但由于资金匮乏，人工昂贵，根本无力适时改造翻新。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常年积压下来的大量安全问题就会突如其来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酿成严重的后果，就拿这次疫情来说，现有的CHSLD大多居住空间狭小、门窗紧闭、自然通风不畅，中央空调系统老损残破、故障丛生，极不利于消毒和隔离工作的开展。只要有一人感染，就会在院内飞速蔓延，极大地增加了防控工作的难度。另外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很多老人院人员配备不足，护理人员工作量过大，只能疲于应付，不可能给老人提供完善满意的服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消毒、隔离、检测以及救护等需求猛增，工作量陡然间翻倍，还有人感染隔离，让本已忙碌不堪的工作人员更加不堪重负，护理质量大打折扣，而在一些大面积感染的CHSLD里，很多员工因居家隔离无法工作，又无法雇到新人顶上，只能让老人自生自灭。
二是逐利的资本不关心民众的死活，政府监管失效。为了缓解政府的养老压力，魁省除了允许私立老人院的快速发展外，还提出了一种介于公立与私立之间的养老模式，即把养老服务外包给私人机构，政府给予补贴的半私立老人中心，但政府对私立和半私立老人院的监管却远远不够。比如CHSLD Herron在广告中的自我定位为“豪华型”CHSLD，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营养师私人定制餐饮、随叫随到的医护、打扫卫生、班车、洗衣等服务，费用也很“豪华”，在每月4千到7千加元之间，有些单元竟高达1万加元。但实际上老人们付出巨款，换来的却是与此极为不匹配的恶劣生活待遇。早在2017年5月，接到多个投诉后，公民保护监察员就曾对这家老人院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的结论非常严重：护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和护理知识严重不足，日常护理物资缺乏，日常服务不到位，医疗服务不及时，老人生活情况恶劣等，并提出了5项整改建议。2019年，魁省社会和健康厅的工作人员回到这家机构来就前面提出的整改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基本问题都没有改善，又提出了长达13页的整改报告。但到疫情爆发后，在政府接管前死亡的47人中，有一部分人不是死于COVID-19，而是死于疏于照顾：吃不饱，穿不暖，营养极度不良，吃药不及时，无人照顾，无法自理的老人长期呆在屎尿里……而经营这家老人院的公司总裁Samir Chowieri曾涉嫌参与贩毒、洗钱、欺诈和逃税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并和意大利黑手党有牵连，而且这家公司在魁省经营多处老人院，也都不止一次被投诉过，却这么多年相安无事，可见政府的监管多么徒有虚名。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发现医疗专家对疫情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但政府却无法采取有效遏制的措施，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必须要等到危机足够严重，民众中形成一定共识才能采取行动。而在行动中，又缺乏统一认识、统一布局和统一指挥，最终造成了目前的局面：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丰富、科技水平高的发达国家成为疫情的重灾区，而发生在CHSLD的悲剧再次为“发达国家是孩子的天堂，老人的坟墓”的说法增添了鲜活的佐证，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