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精选

七天记者 颜宏 北京时间3月21日13时16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的一架编号为MU5735的飞机从昆明机场起飞，14时17分保持巡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管制区。14:19分，飞机突然从巡航高度下降，同时飞行速度从约每小时845公里开始下降。14:20分管制员发现飞机高度急剧下降，随即多次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14:23分飞机雷达信号消失，后经核实，这架波音飞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坠毁。机上旅客123名（无外籍旅客），机组人员9名（飞行员3名，乘务员5名，安全员1名），合计132人，全部遇难。 各方反应 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惊悉东航MU5735航班失事，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国务院委派领导同志靠前协调处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狠抓责任落实，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22日凌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抵达广西梧州，指导东航客机坠毁事故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中国民用航空局也下发通知，要求航空业“切实加强民航领域安全隐患排查，举一反三，从飞机保养维修情况、飞行天气情况、人员资质、操作技能、空防安全等方面，立即、全面排查隐患”。总部位于上海的东航为了安全考虑，决定将该公司所有737-800执飞航班的飞机全部控制在地面，空中的航班落地后不再执行航班。同时启动应急机制并开通家属应急援助专线4008495530，成立航空器处置、事故调查、家属援助、后勤保障、法律支持、公共关系、安全保卫、财务保险、客货处置9个专项工作小组，于事故当晚赶赴事发地点。 事故发生后，广西应急管理厅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梧州当地的应急管理、公安、交通、民航、消防救援、森林消防、卫生健康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起来，参加搜救工作。事发当地的武警官兵以及南部战区的官兵也迅速到位，对飞机失事地点周边进行搜救和现场保护。 广西交通厅立即启动响应机制，及时报送信息，并组织供电、通讯等救援现场支持，安排3辆应急电源车，调运6台应急发电机到现场，架设应急通信设备，确保救援现场电力保障和基站通信畅通。梧州市交通运输局则一方面调配中大巴29辆、出租车50辆抵达梧州西江机场接送飞机失事事件乘客家属及专家；另一方面召集100多名工作人员，确保手电筒、食物、雨衣、雨鞋等紧缺物资第一时间运送事故现场，支援现场的救援工作。 广西还组织12名重症、烧伤、骨外科、创伤等专家赶赴藤县开展医学救援工作。同时，梧州市卫健委派出80多名医护人员、36部救护车赶到现场，并设立救护点，安排好一、二线救治医院，设立快速通道，并准备血液以及各类抢救物资和设备。在现场设立应急医疗救护点的基础上，梧州市确定1家定点医院，腾空两层楼3个病区手术室，组建各专科队伍200多人做好应急救治准备，可惜奇迹没有出现。 坠机点位于一个山窝处，三面环山，林木茂密，只有一条小路进入，大型设备无法及时到达现场，要等待挖掘机开路才能进入，所以只能依靠人力和无人机进行搜救，还要保证残骸处在原始位置。同时飞机残骸的抛撒面积非常大，山的另一边甚至也发现飞机残骸，使得搜寻工作非常艰难。事故地发生后的第二天又开始下雨，使得搜救工作一度暂停。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为止，搜救人员只找到了部分飞机残骸和人体组织碎片，还发现了两部飞行记录器（黑匣子）中的一部，记录器外观破损严重，但存储单元外观相对较为完好，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CVR）。这个黑匣子已被连夜送往北京的民航专业机构进行译码。记录器数据的下载和译码需要一定时间，如果内部存储单元出现损坏，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接下来，调查人员将继续全力搜寻另一部飞行数据记录器（FDR），为还原整个事件经过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支持。不过空难的调查过程一般都比较长，最终的事故原因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定。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有航空专家表示应该可以排除天气和飞鸟撞击造成坠毁的可能性。 波音空难简史 坠毁的飞机为2015年6月22日引进，截至事故发生时共飞行8986架次，总计18239小时，属于波音737“新一代”（Next Generation）系列之一的800型。东航云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世英介绍说这架飞机维修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技术状况稳定正常。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正常放行。执飞该航班的3位飞行员飞行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历完备，符合局方要求。其中机长飞行总经历时间6709小时，第一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31769小时，第二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556小时。这3位飞行员平时的表现也都是很好的，家庭情况也都比较和睦。 实际上在东航空难事故传出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又是波音737！”确实，2018年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和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37MAX空难还未远去，并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停飞潮，中国至今还没允许它复飞。波音公司也从最初的矢口否认是飞机的问题，到最后不得不承认波音737MAX飞机的MCAS系统存在致命性缺陷，导致了这两次空难和多达346人罹难。而这只是波音第四代飞机的黑暗历史，之前的第三代，也就是这次东航失事的飞机自投入运行以来，也已经发生了17次严重的事故（不包含MU5735）。 737 NG飞机是波音737飞机面世以来最重大的升级项目，和第二代波音737相比，它的翼面积增加了25%，翼展增加了4.88米，载油量也增加30%，并换装了更安静、更省油的CFM56-7B发动机。NG系列包含有600、700、800和900四个子型号，其中以800为主力机型。波音737-800飞机长39.5米，高12.5米，翼展35.79米，可选高度为2.60米的翼尖小翼，最大可搭载189名乘客。在共生产交付的6779架波音737NG里，有4989架都是波音737-800这个子型号，占到了73.59%。而在全球总共约2.5万架的民航客机中，波音737-800客机就占了约18%，它也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飞机型号之一，甚至有些航空公司旗下的全部飞机就只有波音737-800这一个型号。 这款被认为总体来说是一个很成熟、可靠的飞机却接连发生致命事故，仅在过去6年，这款飞机就出现过5次严重事故。 2016年3月19日，迪拜航空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俄罗斯罗斯托夫的波音737-800客机在俄罗斯境内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有55名乘客，7名机组成员，共62人，全部遇难； 2018年9月27日，新几内亚航空从东京飞往莫尔兹比港的波音737-800，在降落时坠入海中。幸亏搜救及时，但依然造成了一名乘客死亡； 2020年1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从德黑兰飞往基辅的波音737-800在起飞两分钟后坠毁，机上180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是伊朗革命卫队发射了导弹，客机被导弹击中； 2020年2月5日，飞马航空从伊兹密尔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波音737-800，在降落时冲出跑道，并断成三截。机上183人中，有3人遇难，179人受伤； 2020年8月7日，印度快运航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飞往印度的波音737-800，降落后冲出跑道，机身断裂，造成21人丧生，75人重伤。 在737NG这一代发生的17起严重事故中，绝大多数问题是由于飞行员操作不当造成的，只有2007年的“中华航空”、2009年土耳其航空和2018年西南航空这3次是由于飞机本身的故障导致的。但已经导致了公众对波音飞机安全性的担忧，也因此东航飞机坠毁的消息一出，波音的股票立刻下跌，一天之内蒸发40亿美元。 而这起空难发生的时间点对波音来说也很敏感，去年12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曾宣布在经过两年多的适航审定与后续的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后，波音737 MAX有望于去年年底或今年初恢复商业运行。但这次的空难让737 MAX在中国复飞成为未知数，也再次引发波音飞机安全性的大讨论。 尽管目前坠机的原因还在调查中，但已经有多名航空专家表示这架飞机既没有挂紧急代码，也没有回答地面呼叫，在事故率并不高的巡航阶段以近乎“垂直落体”的方式坠毁非常奇怪。如果在后续的事故调查中，一旦发现波音737-800飞机续存有严重安全隐患，那么波音737飞机，很可能会失去乘客、航空公司和中国监管部门的信任，面对空客的新一代A320neo和中国的C919的竞争，在未来的十数年间，波音公司都将很难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谋取新的份额。  

七天记者 颜宏 从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周。俄罗斯虽然没有表现出先前普遍期望的那样让战事速战速决，但稳步推进是显而易见的。截止发稿时，俄军在基辅、哈尔科夫、苏梅、切尔尼戈夫、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敖德萨地区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控制的区域面积已超过 13万平方公里，比保加利亚的国土面积还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争一开始时信心满满，坚信会得到他心心念念要加入并已经被考查了10多年的北约乃至美国的帮助而战胜俄罗斯。不论是自拍视频还是接受采访，都穿着绿色作战服，反复强调“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家园。”他还利用其演员的专业素养仅用一场感情充沛的演讲就有效激发了欧洲大陆的反应，他慷慨而悲情的宣示“我们正在为了权利和自由献出生命”不仅让欧洲议会的议员长时间为他起立鼓掌，连翻译都数度哽咽。但欧洲议会并没有批准他提出的“火线加入欧盟”的要求，而是呼吁欧盟各机构应给予乌克兰欧盟成员国“候选国”地位，也只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敦促一些成员国出台更严厉的对俄制裁措施，包括制裁与普京亲近的高级官员、限制俄罗斯油气出口、将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全面排除在SWIFT体系之外等等。 随着战事的推移，处于下风的乌克兰受到不断的打击，不仅大量的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被摧毁，多个城市和地区被围困或被控制。为了扭转态势，泽连斯基多次呼吁北约和盟友提供援助，在乌克兰领空设立禁飞区或者提供给乌克兰飞行员可操作的俄式战斗机，但除了让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越来越深的武器、装备外，其他有可能让其他国家卷入战争风险的要求一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就连美国原本部署在德国东部军事基地的部分装备和军事人员都在向西面转移，离战场越远越好。 激动人心的演讲 泽连斯基也在连续10几天喊话中从原来的充满期望，转向失望，甚至愤怒。他不止一次称对北约感到失望，痛批西方国家领导人一言不发，缺少领导者气势；谴责西方对俄罗斯摧毁乌军工企业的行动“集体沉默”，指责北约峰会是个“软弱的峰会”……3月14日，本应在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发表讲话的泽连斯基放了欧洲理事会的鸽子，称由于‘非常紧急、不可预见的情况’而无法发言。但却在3月15日通过视频向加拿大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了15分钟的演讲。他在演讲前不仅得到加拿大国会铺设红地毯的高规格待遇，演讲后还得到全体议员起立鼓掌好几分钟的回应。 演讲中，泽连斯基依旧穿着绿色的军用毛衣，站在乌克兰国旗面前，声情并茂地让加拿大人设身处地设想一下，如果渥太华的机场遭到类似乌克兰一样的轰炸会怎样，如果温哥华这样的城市像马里乌波尔一样被围困会怎么样。他恳求总理特鲁多和加拿大人进一步帮忙支持设立禁飞区，因为这对抵抗无端入侵的俄罗斯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一直是朋友，我希望你(指特鲁多)能理解，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每天的感受。我们想要生活，我们想要取得胜利。”“请关闭天空，关闭空域，让轰炸停止。但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还会有多少巡航导弹将落在我们的城市上？”但实际上特鲁多和北约其他国家领导人早就否决了这一要求，理由是恐怕引发俄罗斯对北约开战，从而引发全面战争。 3月16日，泽连斯基再次通过视频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神情和语调激动地感谢美国总统、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民众对深受俄军入侵之苦的乌克兰人民提供的各种帮助，并把美国遭遇的“珍珠港”和“9·11”事件与乌克兰的遭遇相提并论，以唤起议员们的同理心。他还模仿起马丁·路德·金，称你们都知道“我有一个梦想”，今天他可以说“我有一个请求”（I have a need），即保护乌克兰的天空——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泽连斯基还在演讲中间播放了一个2个分钟的宣传视频，把开战前宁静、美好、人们幸福生活的场景与开战后一地瓦砾、遭到轰炸的居民楼、匆忙逃命的人群、吓得大哭的孩子以及鲜血、死亡的场景做对比，再配上动人心魄的背景音乐， 触动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视频播放时，座无虚席的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而泽连斯基重新出现在荧幕上时眼睛里也含着泪水。他在演讲最后特意直接用英文给美国戴“高帽”，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不仅要为美国而战，也要为世界人民而战。而拜登总统不仅是美国的领导人，更是世界的领导人，希望拜登成为和平的领导人。他还强调乌克兰人民现在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战，也是为欧洲而战，而美国帮助乌克兰，也是在帮助欧洲，帮助全世界。 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前，已经分别向欧洲议会和英国议会发表演讲，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强调不畏强暴，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精于计算的国家 可以说泽连斯基的每一次演讲都是成功的，让听到演讲的人情绪激动，为他热烈鼓掌，但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帮助，各个国家都在精心计算、左右权衡后以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着眼点做出决定，乌克兰遭受的困难、乌克兰人民的死伤在利益的天平上并没有什么砝码。 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讲中，参会的大部分参众两院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嘉宾们虽然认同泽连斯基的说法，“如果乌克兰输了这场战争，不仅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剧，也是对国际秩序和民主的严重威胁。”但也知道实际上加拿大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泽连斯基要对抗的是军事强大的俄罗斯，需要的是先机的反坦克武器、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而加拿大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军备。加拿大军方早在2015年特鲁多自由党上台时，就一直敦促联邦政府提升军备，加大新型战机、新型潜艇、地对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采购，但自由党已经犹豫了7年都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哪里有力量帮助乌克兰。 明知道加拿大什么都做不了，特鲁多为何还要执意邀请泽连斯基到国会演讲？这和特鲁多的国际政治野心和国内的压力有关。一方面特鲁多子承父业担任加拿大总理以来，一直有获得如其父亲般国际影响力的执念，非常在意在国际事务中体现出加拿大的角色，这从他一直心心念念要重返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就可窥斑见豹，他在2015年和2019年的大选中都把重获安理会席位作为重要的竞选承诺，还花费巨资和人力资源拉票，可惜两次都失败。一些国际政治研究学者认为加拿大之所以再次失败是因为特鲁多的外交政策重风格轻实质，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相应说服力，说白了就是口惠而实不至。这与1998年加拿大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时的情景完全不一样：那时加拿大积极支持国际维和行动，领导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帮助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等等。 除了在国际事务上的野心，特鲁多在国内事务的处理上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转移民众的视线。去年大选中再次以少数政府执政的特鲁多一方面要面对疫情后经济重启进展缓慢，高通货膨胀下物价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因前一阶段的“自由卡车”大围城的处理以及针对疫情防控的决策而饱受批评，在对待疫情的问题上，加拿大民众的两级分化现象愈演愈烈，特鲁多却无力弥合分歧。就拿联邦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来说，支持保守党的民众对特鲁多的政策是压倒性不满，而支持自由党的民众则是压倒性赞同，让特鲁多左右为难。再比如，为对冲高通货膨胀，加拿大央行升息，而持续疯狂上涨的房价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选前信誓旦旦承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压房价的自由党政府至今还什么都没做，面对反对党的诘问也只会顾左右而言他，都让民众产生越来越大的不满。 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即使获得了议长佩洛西亲自主持暖场，参众两院议员集体起立鼓掌的待遇，却依然难掩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就乌克兰问题疯狂“互喷”，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他演讲的前一天，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1.5万亿美元的巨额支出法案，在9月底财政年度结束前为美国政府提供日常运转资金，其中包含为乌克兰提供136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及人道主义和安全援助，这一消息看着很好，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在他演讲之后，拜登签署文件授权向乌克兰额外提供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800套“毒刺”防空系统、9000套反坦克系统、约7000件轻武器（步枪、自动武器、手枪等）、2000万发弹药和10架无人机，但依然没有同意设立禁飞区的要求。不过这次拜登承诺允许乌克兰军队为自己配备更高效的装备，特别是为防范来自天空的威胁，美国将帮助乌克兰装备可进行更远距离拦截的防空系统，不过如何把这些武器装备送到被俄罗斯军队包围分割的乌克兰军队手中是个大问题。有国际评论员指出，如果美国和北约不下场参战，乌克兰将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东西两个国家，美国和西方目前的做法似乎已经放弃了乌克兰东部地区，这些武器装备只是为了日后的“西乌克兰国”成立做准备。 这场俄乌军事冲突为标志的事件意味着美、欧、俄正以激烈的方式重构欧洲的军事、政治，地缘战略格局，进而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塑。战争虽然惨烈，但真正的长期政治博弈还没有开始，最终的结果还很难预料。  

七天记者 颜宏 2018年的魁省选举中，右翼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在大选中胜出，以37.4%的支持率赢得省议会125个议席中的74个，出人意料地组成多数政府，取代了原先多数席位执政的自由党。魁省自建省以来，每次选举都在围绕主权独立和宗教进行，也一直是由中左翼的联邦派政党魁省自由党（PLQ）和主张魁北克独立的左翼政党魁北克人党（PQ）轮流坐庄，尽管近年来魁人党声势日衰，选前大多数观察家仍然认为魁省政坛的“红蓝之争”（PLQ标志色为大红，魁人党为天蓝）大格局不会动摇，但没想到在主权上主张搁置独立议题、在宗教上倡导世俗化的CAQ政党异军突起，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魁人党则遭遇“政治雪崩”，议席从30个锐减至9个，得票率更跌至17.1%的低谷，创下1973年省选（仅获得6个议席，1970年是7个）以来的最差纪录，直落第三反对党。由于魁省议会构成正式党团的资格线为至少12名当选议员和至少20%得票率，因此魁人党实际上丧失了省议会党团的资格。这之后，越来越找不到方向的魁人党在魁省政坛日益被边缘化。到2019年，南岸Marie-Victorin选区的当选议员Catherine Fournier宣布退出魁人党，成为独立议员履行职责，这位史上最年轻的魁北克国民议会女议员的离去不仅让魁人党在省议会中的地位再降到第四位，更预示着这个政党的分崩离析。 Catherine Fournier 1992年4月7日出生于魁省的Sainte-Julie，毕业于蒙特利尔大学经济学专业，副修政治学，在进入政界之前，她就是一名社区活跃人物，同时是一名政治博主和本地媒体的时事评论员。2016年，年仅24岁的她首次参选就在该选区魁人党议员Bernard Drainville辞职后的补选中获胜，成为国民议会中最年轻的女性议员；2018年，她代表魁人党以705票的微弱优势击败CAQ候选人Martyne Prévost再次当选。但仅仅3年后，她就决定离开魁人党，因为坚信这个政党永远不会实现魁北克独立为国家的目标。2021年，她又宣布辞去独立议员职务，转为竞选Longueuil市市长，并于去年11月的市政选举中成功当选，她所在选区的议员席位也就空了出来。由于距离今年10月的魁省选举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否在这个自1985年以来就一直是魁人党地盘的选区进行补选一度成为各党角力的着力点之一。魁省自由党党领Dominique Anglade曾建议其他政党不要劳民伤财地举行补选，而是让还不是议员的魁人党党领Paul St-Pierre Plamondon进入议会履职直至魁省选举，但没想到魁人党看到这个党领并没有带来新的支持率，已经决定不在他身上投资，转而推举前新民主党国会议员Pierre Nantel作为该区补选的候选人，这样其他几个政党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魁省政府则在3月8日正式宣布了补选日期为4月11日，省长François Legault则陪同CAQ政党的候选人Shirley Dorismond开启了竞选征程。 两党对决or三雄争霸？ Marie-Victorin选区一直是魁省独立运动的坚定支持地区，自1980年选区创建以来除了魁省自由党候选人Guy Pratt在1984年进行的一次补选中获胜，短暂履职外，其余时间都由魁人党的候选人赢得选举。在1995年举行的最后一次魁省独立公投中，这个选区的选民投票率高达93.14%，其中60,54%都投独立的“Oui”。在2018年的魁省选举中，该选区的魁人党候选人Catherine Fournier、CAQ党候选人Martyne Prévost以及魁北克团结党的候选人Carl Lévesque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最终Catherine Fournier以微弱优势获胜，这显示出这个魁人党的堡垒选区民意正在发生动摇，让各个政党都看到了机会。在这次补选中，魁省现有的6个政党都派出了各自的明星候选人，全部是女性，希望能在这个选区有所斩获，而最终的选举结果可以说是未来魁省选举的风向标。其实从历史上看，补选并不是很受重视，但在2017年10月，现在的副省长Geneviève Guilbault在补选中从传统的魁人党地盘中胜出，揭开了CAQ政府在第二年省选中大胜的序幕，从此，根据补选的结果来确定选情，调整竞选政策就成为各个政党重要的工作之一。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此次补选可能还和2018年一样，最终是魁人党候选人和CAQ候选人的对决，双方的民意支持率都是33%。 魁人党的候选人Pierre Nantel在该选区生活了24年，这位前音响师2008年加入新民主党，2011年首次决定参选，恰好赶上已经去世的新民主党党领杰克·林顿（Jack Layton）掀起的“橙色浪潮”席卷魁北克，于是毫不费力地当选国会议员；接着在2015年的联邦大选中再次获胜，但2019年联邦大选前夕，新民主党得悉他私下与绿党当时的党领梅（Elizabeth May）会面，讨论代表该党参选的问题，于是先下手为强立刻宣布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Nantel后来承认确实与梅会面，但辩解说是出于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关注，期望找到跨党派的解决办法，因为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已经非常紧迫。后来他果然代表绿党参选，但只获得了13.1%的支持率，排名第三。 CAQ政党的候选人Shirley Dorismond也在该选区长大，是一名老年病学的护士，曾在家庭护理、上门护理和街头护理一线工作，并为住房不稳定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提供服务。作为魁省最大的护士工会FIQ（Fédération interprofessionnelle de la santé du Québec）的前副主席，她曾多次批评魁省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特别是在长期护理中心CHSLD的疫情管控问题上，造成了大量死亡人数。她也不同意CAQ政党的种族主义立场，认为魁省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但现在她表示争论“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反对种族主义，CAQ政党无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CAQ政府愿意倾听来自卫生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这是20年来的首次。 如果说此次补选的竞争在魁人党和CAQ政党候选人之间进行的话，还有另一个变量也不容忽视，那就是魁省保守党推出的候选人——女演员Anne Casabonne。去年9月，为零售巨头沃尔玛药店做广告代言人的Anne Casabonne因一则推文引发轩然大波。她在这则引发争论的长推文中，把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和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比作“小丑”，还把疫苗称之为“大坨的屎”，逼得沃尔玛立刻发声明，表示已经与她结束合同以求与之切割，她自己也决定退出演艺圈一年。她从2014年就开始担任沃尔玛Accès Pharma广告代言人，拍了多段与之相关的电视广告，还在2020年10月拍了一则推广新冠疫苗的广告。结果退出演艺圈仅几个月后，就被魁省保守党党领Éric Duhaime盯上了，并最终说服她作为魁省保守党的候选人参加Marie-Victorin选区省级议员的补选。 魁省保守党成立于2009年，但一直是边缘小党，从未有人当选过，最高的支持率是2018年的1.5%。但自从右翼电台主持人Éric Duhaime于2021年4月成为党领后，因为反对政府推出的各种疫情防控措施而声名鹊起，特别是在“自由卡车”的示威活动中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一度排名第三，在法语人口中更是排名第二。Anne Casabonne的竞选策略也是利用选民对抗疫措施的厌烦心理，各种批评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强调曾实施的疫苗护照是“歧视性的”，现在是时候“采取民主行动，学会与病毒共存”了。 除她们三人之外，曾担任魁人党马华（Pauline Marois）政府的自然资源厅长、在2017年3月担任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党领一年多就被投票选下的Martine Ouellet也卷土重来，创建了一个名为Climat Québec的新政党，并以党领的身份参选。 魁省自由党自认在该区没有什么竞争力，推出了居住在该区的渥太华圣保罗大学（Université Saint-Paul）研究员 Émilie Nollet。她还是 Heptagone公司的董事和联合创始人，竞选策略将集中在打“法语牌”上。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举世震惊，中美迅速和解，携手对付苏联，冷战格局彻底改写，这也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整整50年后，再次出现了“改变世界的一周”。2022年1月21日，从2014年开始持续至今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先是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大会，俄罗斯各高层表态支持乌克兰东部宣布自治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普京随后在晚上签署总统令正式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并签署俄罗斯与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双方将就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维护和平等方面密切协作，为期至少10年。接着他还命令俄武装力量进入顿巴斯地区维护当地和平。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打破了持续8年的乌克兰危机僵局，也是继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秩序演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意味着欧洲地缘政治重新洗牌。 剪不断理还乱 从千年的历史来看，乌克兰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乌克兰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乌克兰近4500万人口中占比超过70%。乌克兰族的母语是乌克兰语，是东斯拉夫人的分支，从民族和语言而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差异是显著的。然而，历史却又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7世纪下半叶，乌克兰被俄罗斯帝国控制，乌克兰人被官方称为“小俄罗斯人”，由此也展开了乌克兰长期的“俄罗斯化”和“去俄罗斯化”的反复拉扯。苏联成立之后，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旗下的加盟共和国。 在斯大林时期，乌克兰曾经出现因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济改革失败而导致的大饥荒，导致315-718万人饿死（不同材料的统计不同），也因为在二战初期苏军溃败而大面积沦陷，累积起乌克兰民众对苏共中央的不满。但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力挺苏联最高权力，乌克兰又从苏共中央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比如说1953年，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苏联最高苏维埃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拨给乌克兰。这样一次带有政治利益的分割，为后来的克里米亚危机埋下了伏笔，也加深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隔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了两个独立国家，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一开始，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寻求与西方国家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俄罗斯甚至寻求过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北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并成为了西方国家眼中的主要威胁之一，而乌克兰则大体保持着与西方国家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在乌克兰发生多起“颜色革命”后，几乎所有的乌克兰精英阶层都彻底地倒向了西方，成为西方打压俄罗斯的桥头堡，这一方面阻碍了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俄罗斯腹背受敌的风险，悲催的乌克兰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的角力场。 纵观数百年的历史进程，无论是乌克兰国家的形成、乌克兰民族的成长，还是乌克兰社会的运转，其不变的命运便是：地处“边界之地”，千丝万缕的国家状况；身陷“强权掌控”，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大国争夺、强权运作、宗教纷争、利益瓜分、社会动荡、民心摇摆、徘徊不前、发展观望，似乎都是乌克兰逃脱不了的宿命。 北约东扩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长期的龃龉不仅包括两国在苏联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以及苏共解体之后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也包含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吸收前华约国家加入北约，拉拢乌克兰，并以此牵制俄罗斯，可以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但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破坏北约不东扩的承诺，三次大规模扩张，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把俄罗斯逼到墙角。虽然西方一直否认曾给俄罗斯做出这样的承诺，但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一份已经解密的、在1991年3月6日召开的会晤纪要中，英、美、法、德外交官曾在德国统一谈判期间明确向当时的苏联承诺过北约不会延展到东德以东的区域。实际上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遗物的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趁着“群龙无首”的中东欧地区出现安全真空的时机，积极启动扩展势力范围的行动。先是在1999年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接着在2004年一口气接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7个国家；然后在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式加入北约，同时把乌克兰列为“北约候选国”。20多年来，北约向东推进了1000多公里，直接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其实俄罗斯同北约之间最后的缓冲地带是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这几个国家，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实力太弱、地方又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2020年大选后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中挺过来后彻底倒向俄罗斯，所以冲突就集中在了乌克兰。俄罗斯与北约分别在乌克兰支持亲俄和亲西方的代理人进行较量由来已久，双方斗得你死我活，互有胜负。到2014年，亲俄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标志着北约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争夺分出胜负。普京惟恐“多米诺骨牌”危及黑海出海口——克里米亚这一俄罗斯根本战略利益，不得不采取以攻为守的措施。2014年2月，普京趁乌克兰内乱，以军事演习为掩护，空降突击旅到克里米亚，实际控制该地，接着在3月16日举行公投，97%的民众投票支持加入俄罗斯，俄罗斯迅速立法同意，仅仅5天时间就彻底吞下了克里米亚。还在当年4月6日，主导了顿巴斯地区亲俄的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后被镇压）、卢甘斯克州的独立，意图利用这一地区来制约乌克兰，阻止其加入北约。顿巴斯地区民兵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独立和反独立战争就此打响。 虽然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是前苏共领导人把它划拨给乌克兰的，但普京如此公然介入邻国事物，并把邻国的一部分攫为己有的大胆作为还是震惊了世界。俄罗斯也为此付出了经济上的惨重代价，不断地被西方变着花样制裁了100多次，之后的6年内GDP损失了4万亿美元，但也正是因为欧美对俄罗斯的敌对和制裁，再加上俄罗斯对中国轻工业品的急切需求以及中国对俄罗斯能源的反向依赖，使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越走越近，结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经过这么多年的制裁，俄罗斯摸索出一套严厉制裁下的生存之道。俄罗斯的经济确实不行，比不上中国的一个江苏省，但足够自保，卖能源得到的外汇储备够用，能源自给自足，生活用品从中国购买，粮食够自己吃，甚至小麦出口连续几年全球第一。所以当俄罗斯感到自己的底线被挑战时，根本就不会惧怕所谓的经济制裁。 俄美的默契 2014年乌东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州宣布独立后，在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通过诺曼底模式进行的积极外交斡旋下，经过多次谈判，乌克兰当时的总统波罗申科和普京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就涉及乌克兰的一系列问题艰难地达成一揽子协议。协议内容涉及顿巴斯冲突地区停火、撤军、停火后政治经济社会一系列安排，包括乌克兰宪法改革和顿巴斯地方选举和自治等大量法律和政治指导性意见，还规定了俄国、乌克兰和欧安会三方联络小组落实该协议。但这个协议在签订之初就被评价为“高度复杂”而又“极为脆弱”，环环相扣的结构暗示着其中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将使之全面崩溃。2015年2月15日，新明斯克协议中的停火协议生效，激战一年多、损失惨重的双方不得不接受僵持态势。顾虑国际压力的俄罗斯无法公开向当地民兵提供支援，仅凭亲俄武装分子的能力不可能从乌克兰军队手中夺取更多地盘，而在另一边，乌克兰国力也不足以将旨在剿灭武装分子的“反恐行动”进行到底。但双方的停火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是无休无止政治上的扯皮和烈度较小的武装冲突。2018年底，乌克兰的媒体曾在一份报告中称《明斯克协议》中没有任何一项条款得到过全面执行。而根据欧安组织数据，从2014年开始这一地区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至少1.3万名平民死亡。 2019年，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成为新一任乌克兰总统，他不仅没有想办法缓和与搬不走的邻居——俄罗斯的矛盾，反而一再高调宣布准备加入北约，并亲自到前线慰问官兵，意图把美国和北约绑架进来帮助自己实现收复克里米亚的理想，但这样“作死”的行为可能正好是美国所期望的。 从去年10月俄乌再一次爆发激烈的博弈以来，美国的表现就很奇怪，不断通过官员和媒体放风说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无论俄罗斯方面怎么否认都没用。美国总统拜登甚至官宣1月16日凌晨，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可以说美国方面已经笃定俄罗斯一定会出兵，如果俄罗斯不愿意出兵，美国也一定有办法逼俄罗斯出兵。而在俄罗斯采取行动，承认乌东两个地区独立，并派驻军队后，美国的反应也如前所说不会派军队对抗俄罗斯，只会给俄罗斯十分严厉的经济制裁，就目前已经公布的制裁措施来看，甚至不如德国暂停“北溪2号”输气管道审批来的力度大。 很多政治观察员都表示美国一边想尽办法叫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一边又事先声明最多只搞经济制裁，充分说明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在东欧地区，发动一场可控的、小规模的战争。是上个世纪末美国为打击初生的欧元、阻止欧洲一体化而挑动南联盟战争的翻版。究其本质，还是由于美国国内面临极为严峻的经济危机，急于让乌克兰与俄罗斯矛盾升级引发战争进而波及欧洲，如此一来，惧怕风险的国际游资就会撤出欧洲金融市场，回流到美国，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还能让华尔街的巨头们狠狠洗劫欧洲一把，并且严重打击欧元地位。 多个学者指出俄乌冲突的最后得益者很可能是美国和俄罗斯：美国获得对欧元的打压、美联储在加息后回流的资本，而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更大的安全缓冲区域。最大的输家是“用完即弃”的棋子乌克兰，整个国家将长期陷入战乱中，经济停滞，生灵涂炭，连带的输家还有欧盟以及还在疫情恢复、高通货膨胀中挣扎的世界。  

七天记者 梓丰 1991年2月5日，联邦政府与魁北克省签署“加拿大与魁北克关于移民和临时入境外国人协议”（Canada–Québec Accord relating to Immigration and Temporary Admission of Aliens，以下简称加拿大-魁北克协议），是首个赋予某省独立挑选自己所需移民权利的法律协议。同一年，联邦政府还和包括卑诗省、曼尼托巴省等在内的其他省份签订了类似协议，允许各省设立各自的移民计划，如最为人知的省提名计划PNP。但由于魁省独立运动造就的特殊地位，加拿大-魁北克协议赋予魁省政府更大的权利，也是其他省份没有的不受干涉挑选移民的权利。简单来说，联邦政府不能质疑或者重新审核已经获得魁省移民证书CSQ（Certificat de sélection du Québec）的移民申请人资格，只能对移民申请人的健康和安全（是否有犯罪记录、是否有恐怖主义倾向等）方面进行审查。换句话说只要申请人拿到了CSQ，在通过健康和安全检查后，联邦政府必定会发放永久居民签证（PR VISA），以使其登陆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原本联邦移民部与魁省移民厅之间各安其职，衔接顺畅，但最近几年来，不断有已经获得CSQ证书的魁省移民申请人抱怨等待签证时间过长，不断有人呼吁联邦移民部加快处理魁省移民申请人的签证申请文件。但这一拖延的情况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2019年时，获得CSQ的移民申请人平均需要等待19个月才能拿到签证；到2021年年中，这一期限延长到27个月，而其他省份的移民申请人在健康和安全程序等待的平均时间只有6个月，这让很多已经在魁省生活的移民申请人在长期等待的焦虑和绝望下为了尽快拿到移民签证而转去其他省份，给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针对这一不合常理的拖延问题，联邦政府和魁省政府相互踢皮球，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特别是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各行各业面临严重的人手紧张问题，急需从海外获得移民来缓解压力，魁省政府加大了对联邦移民部的压力，通过各种方式要求移民部加快对魁省申请人的文件审理，但至今没什么效果。 根据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的数据，截止到今年2月1日，还有88 859名魁省移民申请人在等待其移民签证，有的已经等了好几年。其中近一半都是经济类移民，包括技术移民、企业家移民等魁省政府最希望增加的移民申请人。但魁省移民厅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比如只是技术移民这一类别，到今年年初魁省就已经发出了49000份CSQ，这意味着至少有49000份移民申请进入联邦程序，但联邦移民部的数据显示只有25263份技术移民进入签证申请程序，业内人士表示双方数据上的差别可能是源于联邦移民部只统计已经开封处理的申请人文件，那些已经寄到移民部但还没开封的申请不被计算在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联邦移民部严重的积压问题。 等待签证的移民申请人类别   擅自暂停来自魁省的申请 其实不仅是魁省的移民申请人在积压，全国各地的移民申请处理都存在拖延的情况。移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移民部已经积压了约180万份签证申请等待处理。尽管如此，去年联邦政府引进各类移民超过40.5万人，创造加拿大历史上年度移民引进人数最高的纪录。接收的新移民填补了医护行业、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的严重劳动力短缺口，全国的劳动力增长几乎100%由移民构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去年联邦选举后上任的移民部长弗雷泽（Sean Fraser）在介绍未来的移民计划中强调，疫情后经济重启还有成百上千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来填充，未来10年全国将有500万退休人口，因此急需大量引进移民，以填补劳动力短缺和助推经济的长久发展。在未来3年中，加拿大将继续按照全国人口1.14%的比例接收移民，2022年计划引进431,645人；2023年447,055人；2024年45.1万人。他还强调未来接收的移民将以经济类移民为主，到2024年经济类移民要占到总数的60%；加大支持难民引进的力度，特别是加快处理那些疫情期间从事医疗护理行业的难民申请。 但在现实操作层面的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CILA）则呼吁联邦政府不要好高骛远，制定不合实际雄心勃勃的目标前，先把积压的180万份申请处理完再说。甚至建议移民部暂停接收新的移民申请，以腾出人手来处理那些积压的申请文件。担任联邦新民主党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评论员的华裔国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表示，按照目前的处理速度，移民部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把积压待审的申请文件数量降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她认为提高处理速度和减少积压的最好方法一方面是增加人力资源来处理文件；另一方面是简化流程并更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包括自动更新因疫情而过期的文件等。 在移民申请全部拖延的大背景下，魁省移民申请人自CAQ政府上台以来需要等待格外长时间的问题虽然不那么显著，但也慢得不合乎惯例。在媒体的不断追问下，当时的移民部长Marco Mendicino最终承认曾于2019年暂停审理来自魁北克申请人的文件处理。他给出的理由是应魁省政府的要求，为了配合魁省新政府减少接收移民数量和甄选移民改革计划，联邦移民部优先清点已经收到的签证申请文件，所以暂停接收来自魁省的新申请文件，这个暂停时间到底持续多长时间，移民部没有明确说明，但巧合的是自那以后魁省移民申请人的等候时间一下子大幅延长，有业内人士估计这个暂停持续了至少一年时间。联邦移民部的解释立刻遭到当时的魁省移民厅长Simon Jolin-Barrette打脸，直言从来没有要求过联邦移民部施行这样一个暂停。经过反复查询以及议员关慧贞的介入，Marco部长最后不得不厚着脸皮承认魁省没有提出类似的要求，是法语翻译的问题导致了这个误会。被反对党批评移民部工作人员官僚作风，不仅在工作上疏忽大意，还无视申请人的切身利益，无缘无故让他们陷入漫长的等待。除了精神上的无助，申请人还面临着诸多实际的困难：续签工作许可，医疗保险，儿童福利，孩子入托入学等，都直接影响到每一个申请人和其背后家庭在魁省的稳定性。 面对来自各方针对移民申请处理缓慢的指责，Marco部长解释说时间上的拖延是疫情和远程办公的影响，多次表示已经增加额外资源，以加快处理申请，包括增加66%的人手处理家庭团聚移民的申请，引入数字化运作，增加通过互联网及视频办理手续等。为减少给申请人带来的影响，在疫情允许的情况下重启加拿大及海外的办事处，延长受疫情影响者的申请截止日期等。原部长都已经下台，新的部长弗雷泽（Sean Fraser）上任也近半年了，魁省移民申请人等待时间长的问题还看不到一点缓解的迹象，等待时间还在延长，现在平均达到28个月，比去年中又高出一个月。 弗雷泽部长在上任后曾宣布会雇用更多专门来处理魁省移民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减少魁省移民申请人的等候时间，同时加快数字化、网络化的办公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强调疫情给移民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从因疫情对全球各地合作伙伴的旅行限制到本地员工的远程工作都拖慢了工作进程，对移民部的工作影响深远，而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看来魁省的移民申请人还得继续耐心等下去。  

社会分裂 政治极化 –加拿大首次启用紧急状态法的背后 七天记者 颜宏 在“为自由护航”（Freedom Convoy）名义下反疫情防控措施的示威者们各地封锁边境通道、桥梁，并围困首都渥太华市中心的国会山长达17天之后，总理特鲁多在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David Lametti、公共安全部长Marco Mendicino、应急准备部长Bill Blair等人的陪同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援引《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且扰民、扰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示威。这是《紧急状态法》在1988年通过以来首次被使用，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国家在危急关头所能采用的最后手段。 1990年不得不调动3500名现役和预备役部队清场、持续对峙78天的魁省原住民“OKA危机”中，主持重修《紧急状态法》的保守党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政府都没敢动用；在2001年“9·11”袭击发生后，加拿大跟随美国关闭领空，并接纳数百架飞行半途但燃油不足以返航的民航客机的忙乱时刻，当时的自由党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政府也没敢动用。而现在仅仅是总体上平和的抗议示威活动，各地的警察乃至皇家骑警居然对示威者的“非法占领”、堵路、堵桥、扰民等过激行为束手无策，渥太华市政府以及安省、阿省政府更是对长时间瘫痪多个地点的交通和货物运输，给当地居民带来困扰的示威者除了口头呼吁再呼吁外，似乎并不想解决问题。 无法平息的抗议、长时间瘫痪的城市和贸易通道让加拿大的国际名誉严重受损，经济贸易损失无法统计，让原本就问题重重的供应链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备受骚扰已经失去耐心民众的怒火都让平时习惯于采用拖延手段等待对手，而不愿冒政治风险的特鲁多在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下不得不站出来，冒险采用这“最后手段”（last resort）。为了让如此严重的措施显得温和一些，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再强调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也不包括召集军队，或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还苦口婆心地解释采用紧急措施的范围将是有时间限制的，有地理针对性的，具有与要应对的威胁相称的合理性，还将在未来几天内组建一个议会监督委员会，监督该法案授予权力的执行情况。 从《战时措施法》到《紧急状态法》 《紧急状态法》的前身是《战时措施法》（War Measures Act），是联邦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后，1914年8月4日，作为英国殖民地前身的加拿大在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到期日宣布参战，当时的保守党Robert Borden政府于当年8月22日主导通过了《战时措施法》。这个法案授予总理及内阁有权不征询议会行事，避免冗长的议会程序以便更快地处理危机。法案可允许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部署军队、监禁和驱逐民众；在发生战争、入侵或叛乱时可私下进行审查和干预；允许暂停加拿大公民的公民自由，这样就有可能在没有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逮捕和监禁一个人，甚至有权将人驱逐出境；政府还可审查和删除被认为有害的材料；政府还有权控制交通、工业、商业和工业制造活动，即使是在私人层面。也就是说这部法案允许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力超越宪法赋予的司法、立法权，并超越省、市两级行政机构行事。这项法案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启动，用来对付罢工、强制企业生产战时必需品、逮捕以及拘禁德裔或日裔人士等；第三次被使用则是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在1970年魁省“十月危机”期间，通过这项法案让加拿大进入军管状态，12,000名士兵来到魁北克维持秩序，结束了激进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LQ）持续近10年的以武装暴动、恐怖活动争取魁北克独立的运动。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把《战时措施法》用于和平时期，却获得了高达90%的支持率。 鉴于加拿大处于长期和平状态下，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在1987年开始推动通过取代《战时措施法》的Bill C-77法案，就是现在援引的《紧急状态法》。相比《战时措施法》，《紧急状态法》不再允许政府征召和动用军队，政府不能中止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不能让行政权力凌驾于宪法之上，也不能限制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自由。《紧急状态法》的适用性被严格限制在以下四种情况范围内：自然或人为灾难（basically natural or man-made disasters like floods or a massivechemical spill）；威胁加拿大安全的公共秩序骚乱（public order disturbances that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Canada.）；需要加拿大在多国联盟中有效行动的国际紧急情况（internationalemergencies that require Canada act effectively in a multinational alliance）；战争（war itself）。另外，动用《紧急状态法》必须得到联邦总理授权，并需要在7天内向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理由，获得多数票通过才能施行。多数政治评论家都认为特鲁多为结束“自由卡车”抗议示威而援引这一法案的依据应该是第二条，威胁加拿大安全的公共秩序骚乱，特鲁多也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援引这项法案的领导人。 各省态度 不过，特鲁多政府的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不少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的争论，也让联邦议会各反对党以及各省省长的态度不一。官方反对党——联邦保守党的临时党领Candice Bergen明确反对动用该法，并指责特鲁多此举是在“分裂加拿大人，并试图在政治上牟利”；新民主党的党领驵勉诚（Jagmeet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