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疫情坏消息频传,华侨华人如何自处?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新冠疫情在全球仍未有降温之势,截至7月22日,全球确诊人数已突破1500万。美国、巴西确诊人数合计超过600万,印度确诊病例突破百万,南非疫情失控。更多华侨华人及留学生群体正受到疫情影响,面临的压力和煎熬也持续升级。 疫情蔓延到海外初期,华侨华人的危机感主要来自防疫物资不足和担心病毒感染。随着全球疫情曲线持续上升,更多国家或城市进入“重灾区”名单,华侨华人又面临着新的压力。 其一,经济和经营压力。由于病毒攻城拔寨,各国经济普遍承压,很多行业业务萎缩,不少企业裁员自救,一些华侨华人不幸丢了饭碗,但再就业并不容易。尽管近年华商业务不断拓展,已呈现科技化、资本密集型等趋势,但整体来看大部分从事的依旧是资产规模小、竞争力弱、技术程度低的行业。疫情连续冲击下,很多从事中餐、住宿、零售、服装、贸易等行业的华商生意一落千丈。 其二,心理和精神压力。由于失业停课、远离家人、长期宅家、担心感染等原因,不少侨胞、留学生产生了焦虑、抑郁、悲观等心理情绪。伴随海外疫情加速蔓延以及受灾程度加剧,排华和煽动种族歧视之风也愈演愈烈。误解、疏远、辱骂、殴打等言语和肢体暴力频现报端,进一步增加了华侨华人的心理恐惧压力。近期,加拿大一份调查报告显示,43%的华人表示疫情期间受到歧视。 在疫苗研发出来前,疫情还会持续蔓延。煎熬和冲击将常态化,华侨华人须变被动为主动,在危机中寻找机遇,提升自己与疫情(以及次生危害)博弈的心理能力和生存能力。 首先,要注重心理疏导,及时给精神解压。这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自救。华侨华人可通过适当的、科学的运动等方式探索适合自己的心理调节方式,增强自身抗压能力。其二,他救。华人华侨要积极参与华人社区活动,通过增进与社区沟通交流,为自己找到倾诉空间,缓解紧绷的心理情绪。此外,疫情在海外暴发后,中国高校及一些医疗机构推出了许多针对华侨华人的心理咨询、心理安抚、心理辅导、危机干预等措施,华侨华人也可借助这种“云问诊”解压释负。 其次,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目前,海外疫情国的峰值大多尚未到来,病毒还将与所在国民众共存下去。华侨华人要避免陷入心理疲惫,时刻须对疫情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充分自我保护。此外,华侨华人也要转变思路,以更好地适应疫情常态化。对华商而言,他们可通过线下转线上、拓展新业务等转型方式对冲疫情影响。疫情虽打乱了生活工作节奏,但华侨华人可利用“慢下来”的时间,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通过充电学习提升自我,为疫情烟消云散后再出发做好充分准备。此外,华人社团也要积极行动,为陷入生活困难的华侨华人再就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后,要抱团对种族歧视说“不”。病毒伤害的是人的身体,种族歧视侵害的是人的心灵。面对一些国家的种族歧视浪潮,逃避退缩、隐忍不发绝非良策,甚至会助长言语暴力煽动者的气焰。表达不满是最有力的阻击方式,团结一致是最好的反击武器。华侨华人要通过线上社交媒体以及线下各种社会活动共同发声,抗议各种污名化言论,推动住在国其他族裔关心、理解、更积极地回应诉求。  

中国外贸半年报何以“超预期”?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再遭刺骨寒意。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13%至32%,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全球贸易将下降20%。然而,中国外贸半年考却逆势上扬,好于外界预期。 整体来看,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都在向正常值回摆,比如前6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2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虽同比依旧下降3.2%,但降幅则较前5个月收窄1.7个百分点,较第一季度收窄了3.3个百分点;出口势头持续回暖,目前已有三个月保持正增长;6月份进出口增速实现2020年首次双双“由负转正”。中国外贸半年考有惊无险,且能斩获意外惊喜,主要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中国外贸凭借灵活性一定程度对冲了疫情冲击。防疫物资、“宅经济”产品出口填补了其他产品出口的萎缩。受疫情拖累,全球产业链一度大面积停滞,全球市场需求锐减,中国进出口双向承压。中国很快抓住了新的机遇,通过向海外出口防疫物资、“宅经济”产品,在出口上交出亮眼成绩。数据显示,2020年前半年中国口罩等纺织品出口增加了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医疗器械分别增加了23.6%和46.4%,“宅经济”的重点代表笔记本、手机出口分别增加了9.1%和0.2%。 另外,中国调整传统外贸格局稀释了进出口压力。多年来,欧盟、美国分别是中国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伴随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以及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战,全球原有贸易秩序受到冲击,中国在外贸上开始谋布新局,走多元化路线,希望与更多国家建立广泛深度贸易往来。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成为了中国外贸主阵地之一——连续贡献了进出口总额的三成。疫情蔓延全球后,亚洲国家整体防控较好,中国又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内循环,与东盟等邻居持续做大经贸蛋糕。半年考显示,东盟已超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消彼长间,中国稀释了部分贸易压力,外贸韧性也进一步增强。 其二,中国官方发力,外贸企业给力。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增加外贸信贷投放、加快出口退税、鼓励转战线上、支持跨境电商、增开中欧班列、与更多国家开辟“快捷通道”等一系措施,一定程度缓解了外贸企业资金、订单等方面的压力。跨境电商依靠非接触式交货等优势成为疫情下中国外贸的一支“致胜奇兵”。半年报显示,中国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长26.2%,其中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24.4%。 中国政府近年引导鼓励中国外贸企业加大创新、提质升级的效果初显。一方面,中国外贸正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前半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8.55万亿元,占外贸总值60.1%,同比增加0.4%。相较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更能代表中国外贸行业自主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稳外贸”的坚固屏障。半年考显示,民企进出口6.42万亿,增长4.9%,占中国外贸总值45.1%。2019年、2018年这一比例分别为42.7%、39.6%。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和竞争力提升,既为中国拓展了进出口市场,也为自身赢得了更多回旋余地。 其三,各国陆续重启,为中国外贸带来新订单。经过一段时间的“封国”“封城”策略后,各国经济压力山大,5月底以来,宣布“解封”的国家名单越来越长,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也迎来不同程度的重启,对中国外贸形成了有力支撑。 6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由负转正,便与各国陆续重启密不可分。 半年考好于预期,彰显了中国外贸的强大韧性。不过也必须认识到,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贸易秩序还在调整,美中贸易摩擦尚未彻底熄火,中国外贸还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中国要做的是,一方面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危机应对准备;一方面继续通过扩大对外开放、释放政策举措红利等方式,不断为“稳外贸”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一个士兵 一位勇士 一名摄影记者——Oka危机30年,解不开的原住民与白人冲突

七天记者 梓丰 30年前的7月11日,魁省宁静的小镇Oka突然传出枪声,由此拉开了持续78天、对魁北克乃至加拿大都影响巨大的Oka危机(Crise d’Oka)事件。30年过去了,这场危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引发危机的诉求依然摆在那里,却没人敢再碰,就如同一个装满了火药的桶,就等着在某一个合适的时间和环境再次被引爆。今年春天发生的原住民堵路行动溯本求源的话也是这一危机的延续,不过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到来而没有来得及扩大化而已。 30年过去,Oka危机已经定格为题图那样的画面,这场由一名当时的自由摄影记者、一名年轻的士兵和一名千里迢迢从外省赶往魁省支援原住民的大学生生动诠释的历史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原住民,包括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欧洲人和原住民的混血)是加拿大这片辽阔土地上最早的居民,随着欧洲人来到北美,白人殖民者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欧洲人携带的细菌导致的传染病,北美98%的印第安人口都消亡了,许多部落不复存在。现在还生活在魁省的原住民主要包括三大族群,分别是因纽特人,说爱斯基摩语;属于第一民族的阿冈昆人(Algonquien),分为9个部落,包括去年因迷路、低温而不幸去世的华裔护士George He所帮助的克里族(les Cris)、西部的Anishinabegs、北部的Atikamekw,、Innus、Naskapis 以及东部的Abénakis、Malécites、Micmacs等部落; 同属第一民族的易洛魁人(Iroquois),分为莫霍克(Mohawk)和休伦(Huron)部落。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魁省现有的原住民人口分布在55个部落,有182 890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美大陆的发展史其实就是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驱逐、屠戮和强制同化的血泪史。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原住民被分成614个族群(band),必须居住在政府规定的2250个“保留地”上,从此原住民社区与政府之间针对“保留地”内土地所有权和管辖权问题的纷争从未停止过,而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些土地上涉及各种矿产、能源、旅游、娱乐等项目建设引发的纷争也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而1990年发生的Oka危机就是这些历史积攒问题的总爆发。 事件回放 1961年,属易洛魁人的莫霍克部落居住的Oka小镇政府决定建设一个9洞的高尔夫球场,而球场用地就是莫霍克族人宣称的主权领地,但当时的政府没有理会莫霍克族人的反对,因为这块地早在1940年就被联邦政府卖给了Oka政府,球场如期完工并投入使用,让原本就紧张的莫霍克族人和魁省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1989年,Oka镇政府又决定扩建这个高尔夫球场到18洞,并建设60套豪华公寓。项目地点pinède对莫霍克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还有原住民的墓地,这个计划遭到原住民的强烈反对。1990年3月11日,为了阻止建设人员进入,莫霍克族社区的抗议者在通往pinède的路上设立路障。Oka政府则申请了法院的强制令,要求莫霍克族人拆除路障,而莫霍克族人不服从,双方你来我往地一直僵持到6月29日,法院再次颁布拆除令,魁省当时的安全厅长Sam Elkas也对莫霍克族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7月9日之前撤离。 到了7月9日,莫霍克族依然拒绝离开,当时魁省负责原住民事物的厅长John Ciaccia给Oka镇长写信,担心长期对峙引发更严重的危机,要求镇长无限期停止这一房地产开发项目,但镇长则在第二天拒绝放弃这一项目,并要求魁省安全厅SQ(Sûreté du Québec)派警察介入。莫霍克族也做了最坏的准备,组织了敢死队(Warriors)。 7月11日凌晨5点45分,一个警察小组试图去除莫霍克人设立的路障点,投放催泪弹、瓦斯、声光弹等企图驱散原住民,但没有成功,莫霍克族的妇女和孩子挡在敢死队前面组织警方前进。8点50分,另一个警察战术小组前来增援,紧张中不知道是谁开了第一枪,双方开始激烈枪战。31岁的警察Marcel Lemay被打死,至今无法确定他是被哪一方的子弹击中。同时,得知消息的临近Kahnawake镇的莫霍克人为了声援Oka的族人,堵塞了进出蒙特利尔的大通道之一的Honoré-Mercier大桥,以转移警方的注意力,这座大桥每天都有7万辆汽车进出,给附近居民带来极大的不便。 枪击结束后,警方撤离了Oka,那些原住民敢死队则利用警方丢弃的车辆在344号公路上设立了一个新的路障,警方则在Kanesatake和Oka地区设置路障,只允许当地居民进出,而原住民也在警察路障的对面同样设立路障。尽管在枪战后的两天时间里,魁省政府与部分莫霍克族组织达成协议,但这一协议被莫霍克族的敢死队拒绝,气得John Ciaccia厅长质问到底谁能代表莫霍克族?而封桥、堵路造成的不便也让当地的白人不满,纷纷起来抗议,暴力、冲突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上演。 7月26日,为了缓解矛盾,联邦政府提出用530万元的价格向莫霍克族购买这片土地,并计划在8月初支付。 7月2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不同原住民部落的代表齐聚Oka,显示对莫霍克族的支持,联邦政府反对党的代表也到场。 8月1日,受到严重影响的Châteauguay居民1万多人示威,又在几天后在前警察Yvon Poitras的带领下堵住15号公路,冲突进一步扩大,还发生警察逮捕示威民众、民众冲击警察局,救出被捕人员的暴力抗法事件。 8月5日,当时的魁省省长Robert Bourassa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原住民在48小时内遵守之前谈成的协议,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原住民不为所动。8月8日,魁省政府正式请求联邦军队介入。这期间,联邦派出协调员Alan B. Gold法官试图和平解决双方的矛盾,并和部分原住民首领达成新的协议,魁省的John Ciaccia厅长甚至就等在路障的后面,期望能够签署刚刚达成的协议,国际人权联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homme)也派出代表作为国际观察员,但由于原住民内部分歧严重,无法达成共识,各方代表只能继续协商。 8月14日,驻扎在Valcartier的联邦军队开始向冲突地区集结;8月19日到达距离原住民设置路障1.5公里处,原住民们则利用报废的汽车、沙袋等在路上继续设置路障,阻止部队前进。 1990年8月20日,士兵拆除位于344号公路上一个路障 因为莫霍克族的敢死队坚持赦免所有被捕人员、并保持拥有武器的权利,魁省政府在8月27日中断了谈判,并给出24小时的最后通牒。 8月29日,最后通牒到期,军队开始拆除设立在132号公路和Mercier桥上的路障,一些不同意激进勇士们做法的莫霍克族人也来帮忙。最终被封闭了57天的Mercier大桥于9月5日重新开放。 到了9月1日,经过一夜冲突,军队包围了40多名坚守路障的勇士,并强制他们呆在原地,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则被限制在当地一个戒毒中心附近范围600米宽和800米长的地方。 9月3日,被包围的勇士们趁夜色计划从湖上突围,但接应他们的船被军队拦截。接下来的几天里,军队一方面劝降,一方面安装大型探照灯,切断所有的电话线,只允许原住民与谈判人员联系。 一直对峙到9月18日,魁省省警利用8架直升飞机登上保留地的Tekakwitha小岛,受到100多名原住民石块雨的迎接,警察则以催泪弹回敬。 经过78天的对峙与谈判,随着原住民与军队达成和解协议,最后一批50多名原住民勇士、妇女和儿童,在加上10多名记者于9月26日从戒毒中心撤出,但他们撤出时企图分散逃走,与阻拦的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他们被送入了Farnham的一所监狱,后有40多人被起诉。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1993年7月3日,陪审团最终判定他们无罪。 Oka危机期间,政府共调动了3500名现役和预备役部队进入事发地区,是魁省1970年10月危机之后又一严重的冲突。 OKA危机中的经典照片《面对面》。左:19岁的年轻士兵Patrick Cloutier,右边的蒙面人则是萨斯喀彻温大学经济系学生Brad Larocque,他专程赶来支援莫霍克人,摄影/Shaney Komulainen 无解难题 Oka危机虽然结束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之后的30年里,虽然加拿大各级政府都开始重视解决与原住民相关的土地争议、自治以及原住民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但原住民并不满意,政府也很委屈,非原住民群体更是怒怼不公平。而针对这场危机的纪念和反思也没有带来切实的解决办法,类似的纷争一再在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安省等地上演,包括今年1月全国范围内为声援BC省维特苏维特恩族(Wet’suwet’en)原住民社区封堵铁路行动,给加拿大的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 尽管震动世界的Oka危机已经过去了30年,但人们发现引发危机的根源根本无解。因为这既牵涉到加拿大原住民政策的变迁,原住民内部领导权、原住民土地所有权遗留问题等历史问题,也牵涉到联邦政府、省级政府以及市镇三级政府的权利执行和分配等诸多棘手问题。更为难的是加拿大社会已经组成各种各样的利益小团体,每个团体都只强调自己的利益,只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而不去管别人的死活,根本无法达成社会共识。涉及原住民土地纷争的解决办法不仅在政府内部、原住民社区之间,甚至在普通民众之间都有很大分歧,根本找不到最大公约数。被赶到加拿大边边角角的原住民保留地就如同星星点点的危机种子,不知道在哪里、哪个时间、因为何种原因再次引爆。

利益勾连 慈善变味 自由党政府又陷丑闻

七天记者 颜宏 自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以来一直受到民众欢迎的加拿大联邦总理特鲁多最近被反对党抓住了小辫子,陷入了与公益组织WE Charity(法语名称Mouvement UNIS)有关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丑闻,不仅受到联邦政府道德专员的调查,还对着摄像机向全体国民多次道歉,对自己的失误进行深刻检讨。而随着这一丑闻的发酵,联邦财政部长Bill Morneau、自然资源部长Seamus O’Regan以及特鲁多总理的幕僚长(chief of staff)Katie Telford也被牵涉其中,接连道歉,公益组织WE也在加拿大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和《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购买了整版版面发布道歉广告。但反对党不满意、不买账,他们在这个天下掉下来的机会面前团结一致,保守党坚持要求召开道德方面的议会特别紧急会议,要求特鲁多本人亲自作证;这不但得到了新民主党的支持,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走得更远,除了同意保守党的要求外,还认为特鲁多应该在道德专员调查期间停职。 这不是特鲁多第一次被道德专员调查,而是自2015年上任以来第三次因《利益冲突法》被调查,成为历史上因利益冲突被调查最多的总理。一次是2016年因为受富豪Aga Khan IV之邀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带领全家去其私人小岛度假,而且去过好几次而被当时的道德专员调查;另一次是2019因涉嫌司法干预兰万灵(SNC-Lavalin)案而被调查。两次调查的结论都认为特鲁多的行为违反了《利益冲突法》,特鲁多为第一次调查道歉并补交了度假的费用,但坚决否认第二次调查的结论,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兰万灵公司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那这第三次是怎么回事呢? 源起 这次事情起源于6月25日,特鲁多宣布启动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Canada Student Service Grant)项目,为自愿到社区服务应对COVID-19疫情的专上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提供支持,同时获得工作经验。CSSG将为这些志愿者提供一次性的补助金,根据他们服务的小时数从100小时到最多500个小时,支付1,000至5,000元。 随后总理办公室宣布这一总值为9.12亿元的补助金项目将由私营慈善机构WE管理,接受申请,培训申请人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分发补助。多元化与包容和青年部长Bardish Chagger还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个机构,是因为它在年轻人之中的影响力和专业性,让它来管理这笔资金最好,因为它是唯一能快速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这一项目的机构。WE则获得管理这个项目的佣金1950万元。 但这项让青年学生欢呼雀跃的政策却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首先是学生做志愿者政府为什么要付钱?因为在加拿大人的意识里,做志愿者帮助别人不仅要花时间和精力来献爱心,有时候还需要花费自己的金钱来做慈善,没听说做志愿者还能领钱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一家私营慈善机构管理政府的9亿多元而不是政府直接管理,疫情爆发以来,联邦政府推出的紧急救助项目都是政府部门执行的,并没有委托第三方。同时,特鲁多也没有就这一项目走招投标流程,就算因为疫情下时间紧迫,也应该同时交给至少两家慈善机构来操作比较好。这让早就看不惯特鲁多在疫情中大出风头的保守党抓住了机会,一方面大肆宣扬这个机构与特鲁多一家渊源颇深;另一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警方对特鲁多展开刑事调查。 迫于舆论的压力,联邦政府于7月3日宣布双方协商后撤回委托,转由政府管理这一援助项目。WE机构创始人格雷格(Craig Kielburger)和马克(Marc Kielburger)也表示因为产生的各种争议,担心继续下去会影响这一计划的初衷,给学生的申请和领取补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非常“不情愿”地决定撤出这一计划的管理,并把已经收到的3.5个申请和来自政府的资金转回给政府。 勾连 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不仅特鲁多一家和这个慈善组织关系密切,财政部长Bill Morneau、自然资源部长Seamus O’Regan、总理的幕僚长Katie Telford也都和这个组织有些渊源。 特鲁多的母亲Margaret Trudeau曾任这一组织的形象大使,特鲁多的夫人Sophie Trudeau 自2012年开始担任这个组织的“大使和盟友”,并为该组织主持一个心理健康播客,这个组织还为她报销作为志愿者的所有差旅费,而特鲁多本人也自2007年开始参加这一组织举办的活动,就在他被提名为自由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之后,而在他2015年首次当选总理后出席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这个组织的WE Day 庆典。 特鲁多的母亲作为专注于心理健康问题的专业演讲人在2016-2020年期间参加过28场这个机构举办的活动并发表演讲,收取了250,000加元“出场费”;特鲁多弟弟Alexandre则作为一名关注地理政治及人权的电影人在2017-2018年期间参加了8场这一机构举办的活动并发表演讲,获得了32,000加元的酬劳。特鲁多在道歉时坦承知道自己的母亲和弟弟一直参与各种组织的活动,在不同的场合演讲,有些是有酬劳的,但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更不知道他们从WE获得酬劳,对自己没有深入去了解深表歉意,WE机构也为支付他们费用而道歉。 财政部长Bill Morneau的两个女儿也同WE有关联,但似乎没有收钱的证据。其中一个曾在这个机构举办的活动上发表演讲,还写了一本有关肯尼亚难民女孩的书,这本书她没有收取稿费,售书所得也全部捐赠给了多伦多大学卡库马难民奖学金项目。另一个从乌干达收养的女儿则在WE做过实习生,随后自2019年起开始在WE旅行部门工作。 媒体还爆出Bill Morneau一家曾在2017年曾跟随WE机构一起去厄瓜多尔参加这个机构在当地举办的一个的活动,但他们一家自行负担了差旅费,Morneau本人也曾在WE的活动上做过演讲,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特鲁多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长Seamus O’Regan和特鲁多总理的幕僚长Katie Telford也被爆出在自由党执政前曾帮助这家机构筹集了400,000元的善款。 而这家机构首次获得独家政府合同也是在特鲁多的任期内,联邦政府在2017年拨款150万加元委托WE筹备38项建国15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 起底 根据公开资料,WE Charity于1995年由克雷格创立,那年他12岁。当时的他在翻阅《多伦多星报》寻找漫画,结果看到一篇让他深受触动的文章,讲述同为12岁的巴基斯坦儿童奴隶Iqbal Masih被谋杀的故事。Iqbal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4岁时被父母以16美元的价钱卖给了地毯厂的人贩子,和一群和他一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工作,在他10岁的时候找机会逃了出来。他大胆地到不同的社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导父母不要将孩子卖给陌生人。12岁时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被人贩子杀害。格雷格对这个与他同龄孩子的遭遇感到愤怒,希望同学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于是他把报纸带到学校,又找了更多关于亚洲非法童工的资料,得到老师的允许向同学们讲述,并问有谁愿意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加上格雷格共有十二人举起了手,他们就随便地称之为“12个12岁的孩子”(Twelve-Twelve-Year-Olds)小组,立志使儿童摆脱贫困和剥削,把他们从困难的环境里解救出来。 … Read more

病毒星火 快速燎原 第二波疫情提前到来?

七天记者 梓丰 自3月份新冠病毒疫情在魁省爆发以来,蒙特利尔一直是疫情的震中。随着天气变暖以及防疫措施效果的显现,魁省的疫情开始放缓,近日来曾经的疫情中心蒙特利尔的每日确诊病例降至2位数时,人们开始放松警惕。但南岸Montérégie地区的确诊案例却突然逆势增长。其中的一个小细节是在Brossard市购物中心DIX30的Mile Public House酒吧爆发的疫情中,坐在一张桌子的5个人检测结果无一例外全部为阳性。而7月5日一天魁省共有79例新增感染案例,其中55名都在这一地区,成为新的疫情爆发中心,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也在7月7日要求所有在6月30日去过该酒吧的人都去进行病毒检测,而这一切的源头只是一场家庭聚会。 十人变百人 南岸Saint-Chrysostome地区一名15岁的女孩跟妈妈商量想请几个朋友来家里聚会,开个小party。妈妈表示只能是最多有10人参加的小聚会,女孩同意了。到了聚会这天,也就是6月28日,女孩的妈妈去了朋友家,女孩的几个朋友也陆续到来,打算开一场围着篝火的chillin。这是一个美式俚语,意思是什么都不做但仍觉得很开心,相当于relax。这期间她的一个朋友表示,魁省政府的防疫规定聚会最多可以有50个人,所以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到来。实际上,最多50人聚会的规定是指电影院、教堂等公共场所,私人举办的聚会最多只能有10人,参加的人最多只能来自3个家庭。 于是参加这场聚会的少男少女们开始呼朋唤友,邀请更多的人前来。随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女孩的掌控,一些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开始在社交平台Instagram和Snapchat发布女孩家的地址,声称正在举行一场好玩的露天party,要求大家都来玩。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挤到女孩家里狂欢,有认识的,更有根本不知道是谁的,屋里、屋外、后院都是人,没人佩戴口罩,更没有人在意社交距离,最多时有差不多60人同时在场。 随着到来宾客数量的增加,女孩变得越来越紧张,一方面担心参加聚会的人太多,导致邻居报警,招来警察;另一方面也担心新冠病毒,这么多人密集地聚在一起,万一其中有人感染了病毒,后果不堪设想。她试着跟一些人说要保持社交距离,也尝试着表示聚会结束,大家各自回家,但玩Hi起来的年轻人根本没人听。 明知故去 在女孩的紧张、忧心中,这场失去控制的party终于结束了,没有警察上门,也没有出什么意外。但第三天开始,女孩开始感到不舒服,当晚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人表示感染了病毒。而她的一个朋友告诉她当晚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个女孩在前几天参加的另一场聚会中感染,检测结果为阳性,但她隐瞒了这一事实,依然和众人狂欢。 一个参加聚会的17岁男孩妈妈对媒体说,当天允许自己的儿子去参加聚会是因为那是一个小规模的、室外围着篝火的聚会,但是没想到party会失控。聚会后的第三天,男孩开始感到特别疲惫,特别不舒服。五天后,一起参加聚会的朋友通知男孩说他们都去了做了病毒检测,有18人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男孩这才跟妈妈描述了当晚的真实情况,其实他当晚只停留了一个小时就出来了,因为太热,人又太多,自己不喜欢,但一个小时足以被感染。 连锁反应 6月28日这场聚会后,毫无察觉的年轻人有的照常逛街,有的照常聚会,打暑期工的则照常上班,这些年轻人的流动致使Montérégie地区爆发多处聚集性疫情,并导致多个场所关闭或彻底消杀: 7月4日,Mercier小镇的一家快餐店Grégoire et fils因一名参加那场聚会的员工被确诊而不得不关闭,什么时候重开不得而知。这名确诊员工还参加了6月30日在Mile Public House酒吧举办的聚会   快餐店Grégoire的老板Jean-François 和Emmanuel Grégoire   7月6日,Mercier 小镇的面包店boulangerie Fantaisie du blé因一名参加那场聚会的员工被确诊而不得不关闭,30多名工作人员回家隔离,给店主带来巨大的损失。同一天,该地区的青少年中心La Maison des jeunes de Mercier因有员工在那场party中被感染而宣布暂时关闭。 7月7日,Mercier 小镇的Resto-Bar Lachapelle因同样的原因宣布暂时关闭。 该地区的IGA Extra Famille Reid-Boursier和IGA Extra de Châteauguay超市都有员工因参加了女孩家的聚会而被确诊,虽然没有关闭商店,却也让几名与确诊员工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回家隔离,还不得不花费人力、物力对整个商店进行彻底消杀,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该地的一家麦当劳店…… 附近市镇Sainte-Clotilde的一名消防员在6月30日的聚会中被感染后,导致10名与他一同出警的同事不得不隔离,占了当地全体消防员的三分之二,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如果那里发生火灾,这个消防站将不得不请求邻近市镇消防人员的援助。 附近的MRC du Roussillon和Jardins-de-Napierville也未能幸免,已经有两家商店因员工被感染而临时关闭。 同时感染还在继续,不得不关闭的商业名单还在延长。 女孩家以及Mile Public House酒吧聚会引爆的疫情也给Montérégie地区的公共卫生部门带来巨大的工作量,特别是负责流行病调查的部门。现在不同于前一阶段宅家、封锁的阶段,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比较固定,与其他人没什么交集。现在已经是解封、重启阶段,这些少男少女的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几乎每个人都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密切接触者,而且他们在一起时似乎并不把社交距离当回事,见面时照旧握手、拥抱、吻颊。比如Grégoire快餐店确诊的员工并没有和参加party确诊的一名女孩有密切接触,但他的朋友们则和那个女孩行吻颊礼、拥抱等密切接触,这名员工则和这些朋友们挨个握过手,从而感染了病毒。 网络发酵 随着参加party的年轻人陆续出现症状,party的组织女孩一直配合当地公共部门的工作,先后在自己的Facebook上5次发布信息,要那些参加自己家party的人如果出现症状的话留下姓名、电话号码、邮箱地址等个人信息,她也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收到各式各样的谴责。 7月5日,这名女孩在Facebook发布了道歉信,承认自己组织这样一个party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向所有受到影响的同龄人、他们的家长以及家庭表示深深的歉意。她写道:“我非常理解你们的愤怒,但也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确实,主要错误在我,但那些到来的人并不比我好。另外那个明知自己的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依然来参加我的party的人也很不好。” … Read more

资本巨兽绑架政府 贪婪逐利草菅人命——Lac-Mégantic小镇火车出轨爆炸事故7周年祭

Une voie ferrée traverse un passage à niveau asphalté. Au bout du passage à niveau, on voit le rail de gauche qui dévie par rapport au rail de droite.

七天记者 颜宏 2013年7月6日凌晨1时15分左右,一列由73节车厢组成、载有770万升原油的火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在距离蒙特利尔约250公里的Estrie地区的Lac-Mégantic小镇中心出轨,车上载有的原油随之起火继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47人死亡,镇中心30多座建筑被爆炸和大火吞噬。这起事故是加拿大历史上伤亡第四惨重的铁路事故,是自1864年以来加拿大伤亡最惨重的铁路安全事故,但是7年过去了,似乎什么都没改变,住在那里的人们依然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安全。 7月6日,Lac-Mégantic.小镇为事故纪念馆揭幕 事故回放 七年前的7月5日晚,由美国铁路公司铁路世界(Rail World)旗下的蒙特利尔、缅因及大西洋铁路公司(Montreal, Maine and Atlantic Railway,简称MM&A)运营的一列装满了来自美国北达科他州原油的火车通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穿过安大略省的密西沙加、多伦多来到魁北克蒙特利尔岛上的Côte Saint-Luc站。在这里,这辆始发时带有78节油罐车的列车卸下了其中6节出现机械故障的车箱,带着剩下的72节、外加5个车头和2个棚车继续向东行驶,在Saint-Jean-sur-Richelieu转入MM&A所属的铁轨——一条连接蒙特利尔和美国缅因州的二级铁路线,这辆列车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圣约翰(Saint John)的一所炼油厂。 当天夜里11点,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火车司机Tom Harding到达距离Lac-Mégantic小镇13公里的南特(Nantes),按照惯例把火车停在调度场,第二天接班的司机会接着把车开走。离开前,他先使用了车头机组上的独立空气刹车,再使用了5个车头和2 个棚车上的7个手动刹车,并关停了4个车头的发动机,为了维持空气刹车的作用,他保留了一个车头发动机继续运行。最后跟负责该路段的交通指挥员联系,通报第一节车头持续在行驶期间出现机械故障,排烟管内出现过量黑白混合的烟雾。双方商定先把车停靠一晚,第二天早上再来查看并解决问题。Tom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Lac-Mégantic小镇他常去的旅馆休息。 但到了夜里11点40分左右,有居民报警说停靠的火车车头起火,15分钟之后,消防员赶到现场灭火,警察也通知了MM&A下一个路段Farnham的交通指挥员,要求该公司协助灭火,但到场的只是一名铁路养护工,根本不懂列车的制动原理,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至关重要的隐患。 消防员在灭火的过程中关闭了一直运转的车头发动机,扑灭火势后于零点13分左右离开,而养路工进行全面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于零点45分离开现场。当时列车停靠的调度场有着0.9‰的坡度,随着车头引擎的熄火,空气刹车系统失去作用,而超过1万吨的列车重量也让手刹制动失效。零点56分,油罐车脱离车头,开始溜车,向13公里外的Lac-Mégantic小镇滑去,在重力的作用下,无人的列车速度越来越快,在距离Lac-Mégantic小镇2公里处时,时速达到每小时95公里。最终在小镇中心的一个转弯处,时速达到101公里的火车出轨,其中的四节油罐车因剧烈的碰撞使得高压的石油起火、爆炸,瞬间把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变成了人间炼狱,类似“核爆炸”现场。 事故后的第二天,当时的加拿大联邦总理哈珀前往灾难现场视察,感慨“如同战场,惨况超出想象”。当时因为担心油罐温度过高,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爆炸,小镇2千名居民被迫疏散。 当时正在旅馆里睡觉的Tom Harding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很快意识到是自己驾驶的列车出了问题,他冒着风险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最重要的就是去找消防员借了一身消防服,同时借用当地工厂Tafisa院内停放的一个小火车头。按理这个小型车头无法拖动大型油罐车的,但他成功地用这个火车头把未爆炸的9节油罐车拖离现场。 事故后,经过长达4个多月的审理,陪审团最终裁定Tom Harding等三名MM&A员工过失犯罪指控不成立,认为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酿成了这一悲剧。 并非偶然 实际上这场悲剧并非偶然,出事的铁路公司MM&A在业内名声出奇地差。在2013年之前的10年中事故频出,仅在缅因州就发生了32次火车出轨事故,远远高于美国全国的火车货运公司的平均事故率;且平均每年都会发生一起涉及危险品运输的重大事故。就在Lac-Mégantic火车出轨事故前一个月,该公司还在美国发生一起运载柴油的火车出轨事故,导致1.3万升柴油泄漏。就是这样一家劣迹斑斑的公司曾被政府称为“拥有良好的安全纪录和训练有素的职员”,并在2019年12月被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收购,成为其子公司。 而事故后媒体的调查显示加拿大的铁路安全问题远比人们印象中的严重得多,不仅事故的发生数量远远高于民众的认知,更远远高于官方的报告。比如2000年到2012年之间,加拿大运输安全局(TSB)的年度报告显示加拿大共发生了158起铁路安全事故,但媒体调查显示火车失控而造成的铁路安全事故,包括出轨、起火、爆炸等总共有459起,是TSB报告数字的近三倍。这些事故既发生在运送危险易燃物品,比如汽油、柴油、硫酸等的货运火车上,也发生在载有乘客的客运列车上。 而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是因为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认定的铁路安全事故仅限于“没有造成爆炸或人员伤亡”的事故。而一旦出现爆炸或人员伤亡的情况,就会归于“列车出轨”或是“列车相撞”等更严重的类别。而只有这类严重的、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才会通报给公众。这种统计和报告方法直接导致大量的安全事故不为人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事故中只有少数几起接受了加拿大运输安全局的独立事故调查,还不到总量的2%。比如,在加美边境曾发生过两起火车失控事故,失去控制的火车从美国境内直接滑到了加拿大,而其中的一起就发生在2010年,事故地点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令人吃惊的是当地市政府和消防部门对此却毫不知情。 利益至上 铁路事故是明显的公共安全部门失职失察责任事故,为什么政府对如此频繁的火车事故视而不见?为什么允许事故频出的铁路公司继续运营?其实这是一个政府被资本绑架、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典型案例。 曾为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统一奠定关键基础,横贯加拿大东西部、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二战后随着航空、公路运输的发展开始不断衰落,直接导致设备更新缓慢、年久失修,安全系数降低。匪夷所思的是,政府的应对措施不是更新和维修,却是减少铁路监管,允许私营铁路公司采取措施压低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并让投资的资本家赚钱。1996年,加拿大政府修订《加拿大运输条例》推动铁路私有化,允许铁路公司在无需证明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做出减少路线、减员等决定。这些为了保证铁路公司提高利润而拼命压低运营成本的所谓改革措施让加拿大的铁路安全状况严重下降。比如驾驶上万吨重量列车的Tom Harding就要一个人连续驾驶12个小时。加拿大政府原本规定,需要获得批准才可以从平时的两个火车司机减为一个人,但很多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违规只安排一个司机。 火车司机工会也表示,司机们的工作常态是24小时待命,公司可以随时打电话叫司机去上班,而司机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报到。一次任务可以长达4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下班没几个小时,又会被分派新的任务。 为了减少火车司机的数量、减少人工成本,加拿大国铁CN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P都申请使用火车遥控驾驶仪,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得到政府交通部门的批准。但仅在调度编组站使用遥控驾驶仪就导致火车事故频出,并发生多起危险品泄漏事故,其中呢包括2007年Prince George调度编组站发生的17万升汽油外泄以及2015年在Scotford Yard调度编组站发生的10万立升的苯乙烯泄漏事件。仅在2015年,上报的与使用火车遥控驾驶仪有关的不严重货运列车出轨事故中,CN有12起,CP有5起。 为了迎合资本的利益,加拿大政府又在1999年修改了《铁路安全条例》,基本上允许铁路公司不受公共监管,仅仅依靠自查来检视铁路状况。一个非政府安全组织曾对此警告说政府“允许铁路公司自己管理自己”是定时炸弹。2016年,为了平息公众的愤怒,MM&A公司总裁Ryan Rathledge宣布将在未来5年投资2200万元改善旗下近2000公里的铁轨状况,但这一数额被痛批远远不够。实际上,该公司的铁路问题非常严重,仅在Lac-Mégantic附近的200公里铁轨范围内,每年被联邦交通部发现损坏并被要求修缮的铁轨问题就呈逐年上升趋势。公愤逼出的监管措施并不能制止铁路企业做表面文章,甚至偷工减料,为了利润而牺牲公众安全的行为。 最有代表性是2019年8月24日,在南特再次出现了列车出轨事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这个出轨地点的铁轨曾被交通部明令修缮,并在事故发生的前四天进行了维修,但还是因铁轨问题导致火车出轨。同年9月6日,联邦交通部宣布该公司已经修缮了所有出问题的铁轨,符合安全标准。打脸的是,仅一个月后,事故再发,这回是在距离南特不远的Bolton-Ouest,一列火车10节车厢中的5节出轨。 状态恶劣的铁轨 在资本的游说和绑架下,联邦政府在制定“所谓世界上最严格的交通运输安全法规”中设置了许多例外条款、存在许多漏洞,比如准许一些陈旧的油罐车继续服役,允许已经不再适应现在车辆重量的车厢连接装置、制动系统继续上岗等。 放眼全球,大多数国家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民生等领域,一般采用国家拥有或者控股的方式来运作,如能源、电力、供水、交通运输、邮电、军工等。但在贪婪的资本利益驱使下,Lac-Mégantic火车出轨事故的悲剧将不会是最后一个。  

加拿大获国际人才青睐,与美国“助攻”不无关系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年,加拿大正受到越来越多高科技人才的青睐。2018年一份全球吸引人才国家排行榜显示,加拿大位居第六,是前十名中唯一的非欧洲国家。科技从业者社交网络Blind近期对1000多名持有美国H-1B签证者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39%愿意来加拿大工作。 加拿大受到国际人才追捧,既与加拿大本身是个多元包容的移民国家有关,也与联邦政府近年的努力密不可分。联邦政府一边推出"百万新移民"计划,希望三年内吸引一百万移民,一边又强化“抢夺国际人才”力度,出台了专门针对国际科技人才的“全球人才计划”“快速通道计划”。“快速通道”可让科技人才最快几周拿到签证。加拿大还对科技人才拿绿卡开了绿灯,比如专业技术人才在美国需要一二十年才能获绿卡,但他们在加拿大一年或更短时间便能获得永久居留权。 当然,大量国际科技人才来到加拿大,也跟美国的“助攻”大有关系。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持续收紧移民政策。首先,美国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比如特朗普酝酿要在美墨边境筑高墙、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等。其次,美国收紧了H-1B签证、绿卡申请。本届美国政府一直认为高科技人才抢走了本地人就业机会,所以连续对外籍人才赴美工作、居留设置障碍。近期,白宫又宣布暂停签发H-1B和绿卡直至2020年底,且有可能到时继续延长。最后,对华科技战加速华人人才流失。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口号,一边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专业设限,一边加强了对在美华人学者、科学家的审查力度,一些人甚至被解雇或逮捕。 尽管美国商界、科技界一致认为,收紧移民政策将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就业机会减少,但白宫坚定认为这一政策符合“美国优先”。近日,白宫官员表示,暂停发放“绿卡”和签证将为美国“创造”50多万个工作岗位。 当特朗普政府将外籍科技人才视为“偷走工作岗位者”或“安全威胁者”时,加拿大则继续对各国人才倒履相迎。近期,特鲁多公开表示,无论美国发生什么,加拿大将继续保持开放态度,并对来加的人们表示欢迎和兴奋。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加拿大与美国在语言、生活方式、社会风貌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当美国收紧移民大门时,这些高科技人才很容易选择转战加拿大。面对科技人才不断流向加拿大,越来越多美国科技企业选择在加拿大设立公司或办事处,以满足专业科技人才的需求。 不过,也要看到“美国助攻”具有不确定性。其一,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是要兑现竞选承诺,为的是能继续留在白宫。大选进入倒计时,他在移民政策上表现得更加强硬。一旦进入第二任期,不排除特朗普会转变对高科技人才的态度,放宽对他们赴美工作的限制。其二,如果特朗普谋求连任失败,民主党政府的移民政策极大可能会出现较大扭转。 独步全球的科技、广阔的科研平台、充足的科研经费、鼓励创新的环境等优势,一直是美国吸引国际人才的金字招牌。倘使未来美国画风突变,其送给加拿大的“助攻”也将逐渐消失。因此,要保持对全球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加拿大还须调整思维、修炼内功。一方面,要不断优化自身科技产业的软硬环境,持续增强自身招揽全球人才的魅力;一方面,加拿大还应与更多国家建立更广泛、更深度的经贸、科技合作关系,以此吸引更多国际人才。  

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华盛顿就赢了吗?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随着香港国安法立法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华盛顿打出制裁牌。美国时间6月29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防卫产品,并将对出口香港的军民两用科技产品实施新的贸易限制,与出口至中国大陆的相关产品同等对待。几乎同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停止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包括出口许可证豁免等在内的经贸特殊待遇,意味着华盛顿取消了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和国民根本利益,出台国安法是国际通用惯例。美国建国后,出台了《煽动叛乱法》《间谍法》《1947年国家安全法》《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外国使团法》等一系列安全法。“9·11”恐袭事件后,美国又颁布了《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法》《保护美国法》。为限制外国企业对美投资,近年华盛顿接连推出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美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国安法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其中的个别法律或条款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其实侵犯了公民人权,甚至行的是贸易保护和监视全球之实。纵然面临国内和国际社会指摘,但华盛顿在国家安全立法上从未打算踩刹车。 由于香港法律此前存在漏洞,给了一些暴乱分子可乘之机。2019年修例风波中的一系列暴力乱港事件,严重冲击了香港社会稳定和营商环境,不仅零售、旅游、酒店等行业如同遭遇“十级地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也同样遭遇严重威胁。香港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央政府有责任维护其安全稳定。北京出台香港国安法,就是要补上法律漏洞。 面对香港国安法,华盛顿给其贴上压制自由等标签,竭力阻挠。事实上,相较美国权力膨胀的国安法体系,香港国安法在立法上拿捏有度、分寸有术,旨在对暴力分子精准打击。香港政务司长近日表示,香港99.99%的人不会受到国安法影响,只有恐怖分子及暴力分子才是被惩治对象。怡和集团、太古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欧美企业也公开为国安法背书。香港近日一份民调显示,67.8%受访者认同香港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59.6%受访者认同国安法立法禁止四种罪行,55.7%受访者认为国安法不会影响香港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5月底,300万港民签名力撑香港国安法,也充分反映了大多数港人的立场和态度。 对自己出台国安法理直气壮,对中国出台香港国安法却挥舞制裁大棒。这是典型的美式双重标准。近日,美国《国家利益》刊文称,美国对盟友、竞争者、对手、国际机构采取越来越强制性的态度,让其全球形象进一步衰落。这次华盛顿在香港问题上打出“双标牌”,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让其国际形象再度减分。 自打响对华贸易战后,特朗普很快打出了香港牌,其目的是希望借香港问题施压中国。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华盛顿却在新冠疫情大考上得了差评,特朗普政府需要转移国内矛盾,香港问题再被端上白宫案桌。 目前来看,对于香港问题美国一直踩油门,但华盛顿在香港问题上用力越猛,对其造成的内伤也越重。如今,华盛顿宣布取消对香港特殊相关待遇,这对美国来说就是一记“七伤拳”。首先,华盛顿在香港问题上不停手必然会招致北京对等报复。《香港自治法案》近日在参议院闯关成功后,中国外交部便决定要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华盛顿步步施压,北京不得不回击,中美关系波折不断,对中美都没好处。 其次,特朗普政府将制裁板子打到香港身上,最终也会疼在美国企业身上。2009至2018年美国累计对港顺差2970亿美元,位列美国全球贸易伙伴首位,对港贸易也为美国创造了数十万就业岗位。2018年香港已是美国第三大酒类出口市场、第四大牛肉出口市场、第七大农产品出口市场。相反,香港对美出口只占出口总额很小比例。此外,香港还有约1300多家美国企业、280多个地区总部、440多个地区办公室,数目为全球各国或地区中最多。取消对港特殊相关待遇,香港的确会受损,但华盛顿承受的代价显然不可低估。 取消对香港特殊待遇,其实也取消了香港对美的“特殊待遇”。这也难怪美国香港商会会长早泰娜近期发表声明称,如果华盛顿宣布取消对香港特殊待遇,对在香港的美国人来说是悲伤的一天。  

深度绑定 自由何在

USMCA: Trump's new NAFTA deal, explained in 600 words - Vox

深度绑定 自由何在 七天记者 颜宏 2020年的7月1日不仅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也是取代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正式生效的日子。这项在特朗普的逼迫下,美墨加三国经过一年多艰难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完全有可能给疫情后的北美地区经济恢复带来福音,但美国却威胁说如果加拿大不对铝制品的出口施加限制,将对加拿大的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这给北美地区经济复苏的曙光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特鲁多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隔空喊话特朗普说加拿大铝制品不会对美国本土铝业造成伤害,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是如此紧密相连,美国政府的惩罚性措施伤害了加拿大,最终也会损害自己。 由来 说到北美贸易协定就不能不说到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亲美总理马尔罗尼(Brain Mulroney)。马尔罗尼出生在魁北克省Baie-Comeau的一个爱尔兰裔家庭,父亲在当地一家纸浆厂做电工。他小的时候,芝加哥的传媒大亨Robert McCormick每次来到工厂视察,都会要求嗓音很好的马尔罗尼唱歌给他听,之后给他50元奖励,这在上个世纪40年代时可是数额不菲的一笔“小费”。马尔罗尼长大后在很多场合都跟人骄傲地提到过这些童年往事,当然也有很多加拿大人对自己的总理给美国人献唱感到不快。 采用各种阴损及幕后操纵挤掉当时的保守党党领Joe Clark,并在1984年赢得联邦大选成为加拿大第十八任总理的马尔罗尼对同是爱尔兰后裔的里根总统非常敬仰,也非常赞同他提出的自由经济理念。他邀请里跟在1985年爱尔兰传统节日Saint-Patrick节庆祝期间在魁北克城会面,史称“三叶草峰会”(Shamrock Summit)。三叶草是爱尔兰的国草。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当时还合唱了一曲《当爱尔兰的眼睛在笑》(When Irish Eyes Are Smiling)。在马尔罗尼的领导下,加拿大比以往更加紧密地同美国团结在一起。根据《美国自由信息法案》(U.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解密的白宫文件显示,白宫得到马尔罗尼获选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认为马尔罗尼跟里根政府意气相投,加拿大会有一个“亲美”的政府。 马尔罗尼果然没有让白宫失望,他一上任就取消了前任老特鲁多搞的“国家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Program),并把原本为了限制外国资本收购加拿大产业的“外国投资审核局”,改为“外国投资局”。一字之差下理念大不相同,外国投资局的宗旨不再是评估风险、限制外资而是大力引进外资,特别是美国的资本。 毫无执政经验的马尔罗尼在经过最初两年的混乱后,从1987年开始筹划重大的政治变革:对内推行米奇湖法案(l’accord du lac Meech);对外推动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与他竞选时的承诺完全相反。反对加美自由贸易的人士认为当时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已经占到加拿大全部出口额的将近80%,完全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太高,应当留出份额扩展其他国家的市场;还有人担心自由贸易会伤害加拿大的独立自主,危及加拿大的公共事业和文化产业,因为一旦进行“自由贸易”,就不能使用政府资源进行行业补贴。但马尔罗尼坚持认为与美国签署贸易协定对加拿大经济有好处,可让加拿大商品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不再受美国关税保护的困扰。1987年10月4日,《加美自由贸易协定》(Canad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CUSFTA)达成,两国领导人于1988年1月2日签署,其目标是到1998年的时候,消除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税,实现贸易的自由往来,但这一协议能否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案还需要两国议会的批准。 在1988年举行的联邦大选中,这一协议成为各个政党争论的焦点。当时的自由党和新民主党都反对这一协议,自由党党魁John Turner讽刺地说“(马尔罗尼)用一支笔把加拿大卖给了美国。”但由于自由党的内斗让马尔罗尼再次赢得了大选,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从语言到行动上都“亲美”的人获得了选举胜利,这份加美自由贸易协定也随即于1989年生效。这个协议消除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把当时2,700万人口的加拿大和2亿5千万人口的美国整合在一起。据后来解密的白宫文件披露签订跟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的一大“胜利”。美国谈判代表还说:“加拿大人根本不明白他们签了一个什么东东,二十年后他们得围着美国经济的指挥棒转。” 搞定了加拿大,致力于打造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诸国在内的“北美共同市场”的里根政府再接再厉,把墨西哥也拉了进来,《加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并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同时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正式成立。墨西哥的加入让很多加拿大人本来想得到的贸易好处又跑到墨西哥去了,因为那里的生产成本更低。不过这个协议确实让北美跨境贸易繁荣起来,但也把加拿大的经济绑到了美国的战车上,再也无法独立自主。 无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来说都意义重大。依据美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区自1994年成立后,不但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三国间的贸易总额也大幅增长,只是美国输往加拿大的贸易增长,在前四年呈大幅增加,自1998年开始呈递减的趋势。 执行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特朗普喷得一无是处,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卖身契”。而上台后坚决执行竞选承诺的特朗普也不断地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重新谈判。最终三国自2017年8月中旬启动新版本的贸易协定谈判,但三方在汽车工业、农产品准入、争端解决机制等重要议题上分歧巨大,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在两次中断谈判后,墨西哥首先妥协,于2018年8月与美国达成共识,随后加拿大也不得不重返谈判桌,并派出特鲁多的高参、时任加拿大外长的方慧兰主亲自主持,最终在2019年10月三方就新的协议达成一致,并将其更名为美墨加协定USMCA(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但直至2019年12月才正式敲定该协定细则并递交至各国议会审批。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因为即使是协定意向达成后,三方仍对协定里面的各项条款细节存在严重分歧,而在强势的美国压力下,基本上都是以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妥协而收尾。 这场美国主导并在谈判中大获全胜的新版贸易协定已经不再那么“自由”,在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原产地原则、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的标准与实施进行了更细致的规定。这种“不自由贸易”在汽车产业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原贸易协定框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汽车厂商纷纷在墨西哥设厂组装,以便进入美国市场。但USMCA生效后,汽车产业布局将发生重要变化。因为协定将原先的原产地规则进一步提升,即汽车零部件的75%必须在三国生产,才能享受零关税,高于此前62.5%的标准;到2023年,零关税汽车40%-45%的零部件必须由时薪最低16美元的工人所生产。 根据这个新的协议,加拿大将向美国开放价值160亿美元的加拿大农产品市场,同时大幅增加对美国玉米等农产品的进口。协议要求北美生产汽车使用的70%的钢材要在这三个国家生产,关闭了使用其他国家半成品钢材的大门,并提出更严格的钢铁标准。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用7年时间逐步采用新的钢铁标准。美国则取消了对类似标准铝的需求,但同时警告称,10年后将重新考虑这一要求。 特朗普非常痛恨现有的WTO主导的多边贸易秩序,喜欢两个国家之间制定双边贸易机制,这样谈判参与的人少,更加灵活和直接,也可与时俱进,方便调整,最终的意图是重塑世界贸易格局,建立新的朋友圈,并将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尽管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希望继续留在多边贸易机制中,但也不得不接受新版协定中增加的 “毒丸”条款:如果三国中任一国家要与“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达成自贸协定,需要提前3个月通知其他两国,并在签署协定前至少30天将拟签文本提交给其他两国审阅。同时,其他两国拥有在6个月内退出USMCA、达成双边协定的权利,把三国多边贸易变为另外两家的双边协议。 这份新的贸易协定根本意图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符合“美国第一”的政策主张。现在因美国的原铝冶炼厂主要集中的10个州中,有8个都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州,为取悦选民,特朗普又计划不惜损害加拿大的利益而挥舞关税大棒也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目前新的USMCA是否比原来的北美贸易协定更对加拿大有利还需要几年时间的验证,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这一协定的前景随着美国选情的变化而充满了不确定性,也让正在努力重启的加拿大商业企业无法做出规划,并采取行动。  

节日中思量国家的身份与地位 ——2020年加拿大国庆社论

本报评论员 步虚 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加拿大人民迎来了自己国家的节日——加拿大日。与全体加拿大国民一道,我们高兴地庆祝这个节日,思量它的意义及它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一切。   疫情期间,加拿大依靠自身良好的公共财政能力和较完备的公共应急管理体系,根据疫情变化而不断升级、完善防控措施,以尽可能地减少疫情对民众生命健康和生活秩序造成的不良影响。此外,加拿大还以积极的态度,向率先报出疫情的中国及其他国家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疾控中心、欧洲药品管理局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等机构协调合作,共同研发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加拿大采取的多边化、国际化合作方针与举措,为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作出了切实的贡献,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加拿大多次被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民调机构评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国家”、“最佳国家”之一,有着较富有的生活水准、较友好的社会氛围、发达的经济体制、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稳定的地方治理,且在教育、安全、公共卫生、妇女地位、儿童抚养、绿色生活、政府透明度、社会自由度、整体生活品质等多个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加拿大人以拥有加拿大身份而自豪。 国庆——“加拿大日”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加拿大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情感,承载着加拿大国家身份的选择和实现过程。   国家在自我理解和自我期望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身份,把握自身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以及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国家身份的选择与实现,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掌控、对外方针实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和制约。而外部环境、内部国情、国家决策者的意志与能力是决定国家身份选择和实现的三个主要因素。   作为国家存在,加拿大的历史不算太长。而基于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的缘由,加拿大国家身份及地位的确立,同英国和美国有着直接的关系。 1867年7月1日,由今天的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共同组成“加拿大自治领”,成为不列颠帝国的第一个自治领,因而也成为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一个既分立又从属,或者说自治但不完全自主的半独立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加拿大国家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言人是英国政府而不是加拿大自治领本身。这样的国家身份及其半独立地位影响了加拿大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及经济模式,也长久地影响着加拿大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诉求。从殖民地到国家、从帝国统治下分立政体到联邦的演进,加拿大人企盼和努力实现着的,是自治领第一任总理J.A.麦克唐纳所憧憬的“一个独立的加拿大”。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矛盾甚多,恩怨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加美两国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也让加拿大得到了摆脱英国、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机会。随着战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霸主地位的确立,加拿大在事实上与情感上越来越脱离英国,同时也越来越开始身不由己地依附于在地缘关系上无法别离的美国。从那时开始,加拿大抛弃历史恩怨,与美国结盟,追随美国,拓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签署“北美防空一体化”等防卫协议以由美国来保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加美特殊关系”由此建立。这种特殊关系的出现,是加拿大争取有效协调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现实选择,也是加拿大积极融入美国霸权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的主动选择。加美特殊关系促进了加拿大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的加美关系也把加拿大的国家存在及其身份地位置放于美国阴影的笼罩之下。 基于上述现实状况,加美特殊关系下的“加拿大身份”成为了加拿大知识界思考和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许多研究者的著作(如史密斯的《加拿大:一个美洲国家?》,奥查德的《战斗的加拿大:四个世纪对美国扩张的抵御》)中,一些略带自嘲性质的、集酸甜苦辣于一体的词汇,如“保护国”、“卫星国”、“连体婴”、“文化殖民地”、“巨人的伙伴”、“老板使唤的勤杂工”等反复出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展现着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连缀关系,同时也表达着加拿大人对自己国家身份及地位的复杂情感和内心诉求:加拿大在美国旁边,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加拿大不是美国,加拿大就是加拿大,能真正独立自主的加拿大。 自2015年自由党重新执政以来,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多边化”和“国际化”倾向。坚持“多边主义”,强调“国际合作”,成为了近年来加拿大用以确证自身身份——一个有全球影响的“主要国家”或“中等型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然而,从现实过程及其构成性条件来看,这里所谓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归根结底是一种立足于“加美特殊关系”的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这种性质的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加拿大试图通过多边化、国际化来改变国家身份现状的主动追求,同时也暴露了因缺乏切实独立自主能力而形成的身份定位模糊的尴尬处境。 “身份尴尬”的一个例证,是前不久被美国《时代》杂志评论称作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失败之一”的外交事件——加拿大在争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遭遇的败落。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热情参与国际事务,努力为全球治理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投票结果显示,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成员国并未接受加拿大的热情与努力。因为,人们担心如果享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加拿大可能会沦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橡皮图章’”。 “华为孟晚舟事件”是加拿大因加美特殊关系而面临身份尴尬处境的另一例证,它直接导致了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全方位下滑,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加拿大国家身份,特别是对其独立自主地位的广泛质疑:加拿大之为加拿大,它到底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还是美国联邦中的一个行政州或美国霸权秩序中的一个名义上叫作国家的附属政治实体。这种质疑在中国各地、各界、各阶层均表现得尤为强烈、深沉而普遍,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在那些长期对美国霸权心怀不满和憎恶的国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亦非常明显。   6月23日,19位曾在加拿大联邦内阁、国会、法务部门、驻外使馆及国际组织担任要职的著名人物联名上书总理特鲁多,要求终止孟晚舟引渡案程序并将其释放。联名信指出:“美国的引渡请求令加拿大陷入困境”,国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联名上书者希望政府能“解开束缚”,能“完全自由地重塑对华战略方针”,能“采取艰难的但必需的措施以保护和促进我们自身的利益”,其所喻指和凸显的:是加美特殊关系下加拿大独立自主的国家身份及地位问题;是国家身份实现的关键时刻,国家决策者的决断意志、魄力与能力问题。   国家的身份及地位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今天,真正“独立的加拿大”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实然”指的是,加拿大是一个拥有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独立主权国家,并藉由这一主权形式,管理国家内部事务,参与全球治理,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肯定和赞誉。而“应然”提醒我们的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独立的加拿大,一个在世界舞台上能自主发挥作用的加拿大,还需要全体加拿大人民共同努力去发展、捍卫和强化。 加拿大国庆期间,思量国家的身份和地位,令人自豪,引人深省,催人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