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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上任三周来，每天都有出人意料的大政策发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2月10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从3月12日开始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加征25%关税。此次征税范围虽说是针对全世界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但美国的钢铝产品主要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所以打击的依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还不算推移一个月执行，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将于3月4日生效的对所有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的25%关税，也就是说如果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真的付诸于行动的话，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将被征收高达50%的关税。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特朗普还借口“国家安全”“不公平贸易”等借口取消了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临时关税豁免待遇，从2018年的6月1日起，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加拿大与墨西哥随即宣布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这次是什么借口都不找了，直接硬抢。上次特朗普对钢铝产品发起首当其冲的关税战时，当时的联邦总理特鲁多就表示美国的做法“不可接受”，“很荒谬”，随即向价值16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作为报复。这次也一样，已经成为看守总理的特鲁多再次猛烈批评了特朗普的新关税政策，称是“完全不合理”及“不可接受的”，而若美方坚持征税，加方将作出“坚定而明确”的回应。 为什么又是钢铝？ 自1976年以来，美国就再也没能摆脱贸易逆差的阴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那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达历史性高点7287亿美元，如果只算商品贸易逆差的话，则为8820亿美元。这成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心病，也是他能出人意料的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的王牌之一，因为他承诺要多购买美国产品、多雇佣美国工人，从而获得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时代淘汰的底层白人的支持。创造历史地赢得第二个任期后，特朗普的关税战再次从钢铝入手，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美国在钢铝贸易方面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钢铝产品作为大宗商品，其进口量巨大，加征关税被视为一种矫正贸易不平衡的工具，通过提高进口成本，迫使贸易伙伴重新审视双方的贸易结构，从而缩小逆差。而且钢铁等相关制造业也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宾夕法尼亚州等铁锈带地区的传统支柱产业，这些州的选民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其次是特朗普认为，美国钢铝产品的对外依赖度太高，国外廉价钢铁和铝产品冲击了本土产业，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通过对这些产品加征关税，既能获得一笔额外的政府收入，还能促使部分生产环节回流到美国，保障其国防和其他关键领域的原材料供应，强化供应链安全。第三则是因为两个邻国都是美国钢铝进口主要来源地，精于极限施压策略的特朗普虽然刚刚宣布延期一个月对两个邻国加征关税，却又抛出钢铝关税这个议题，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来进一步施压。 根据美国政府和美国钢铁协会的数据，美国钢铁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依次是加拿大、巴西和墨西哥、韩国和越南。加拿大目前占美国企业进口钢铁重量的近四分之一，墨西哥约占12%。安省是加拿大主要钢铁生产省份，全国13家钢厂中有6家位于安省。加拿大还是美国最大的原铝金属供应国，占2024年前11个月总进口量的79%。去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了320万吨铝，是排名其后的九个国家的总和的两倍，而魁省则是原铝金属的主要生产地。 钢铝产品去年向美国出口排名前三的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首当其冲的“最大输家”就是加拿大。不要说50%的关税，就是25%的关税都会导致加拿大的钢铝产品出口断崖式下跌，预计钢铁行业年损失超70亿加元，铝产业损失或达50亿加元。 加拿大的粗钢年产量约为1200万至1400万吨，在全球范围内看虽不算巨大，但足以满足本国需求，并出口至美国和其他国家。根据加拿大钢铁协会（Canadian Steel Producers Association）的数据，加拿大80%的钢铁出口至美国，其余部分出口至墨西哥、欧盟及其他市场。加拿大的铝年产量超过3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铝生产国之一，仅次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而且加拿大铝业生产主要集中在魁省，使用魁省清洁的水力发电，这使其铝冶炼行业比其他国家更具环境优势——加拿大生产的铝具有较低的碳足迹，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吸引力。加拿大的铝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建筑和包装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实际上，加拿大的钢铝产业虽然不弱，但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若出口受阻，可能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为应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加拿大政府和业界人士已表示将采取包括报复性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其他对等措施在内的反制手段，以维护本国利益和主权。 国难当头了吗？ 这次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加拿大似乎成了其“北美战略”的核心靶标：从扬言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挑战加拿大的主权，到计划对全部产品征收25%，对钢铝产品叠加征收高达50%的关税，再到利用经济杠杆施压政治让步，加拿大的经济与主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对美出口，因此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使得加拿大在贸易战中缺少回旋余地。在2023 年，美国占加拿大出口额的 77%，占其进口额的 63%。相比之下的同一年，加拿大占美国出口额的 17%，仅占其进口额的13.5%。这种依赖正让加拿大自1867年独立以来，首次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那加拿大有破解之道吗？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是否能度过难关既取决于加拿大本身的应对，更取决于美国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一方面加拿大要积极行动，争取短期止损和长期破局；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特朗普借助马斯克进行的重大改革是否能成功，是否如“百日维新”那样昙花一下。 在加拿大可以采取的对抗措施包括短期反制、中期调整和长期战略。具体来说在短期内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进行精准反制，并与盟友联动。如同上次反击钢铝关税那样，精准瞄准特朗普的铁锈带”票仓，如对威斯康星州的乳制品、对密歇根州的汽车零部件、肯塔基州的威士忌征收报复性关税，迫使特朗普妥协。再比如，使用能源武器的“威慑性使用”：限制对美国电力出口或提高原油价格，直接冲击美国居民生活和工业成本。另外，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扰乱了全球的供应链，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加拿大应联合欧盟、墨西哥等受特朗普关税影响的伙伴，构建“抗美联盟”，在世贸组织（WTO）发起联合诉讼，并推动《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扩大覆盖范围。 中期来看，加拿大的产业界应开始“去美国化”进程，鼓励企业在东南亚、欧盟设厂，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降低对美依赖。同时注重新兴市场的开拓，如加速与印度、东盟的贸易谈判，扩大农产品和清洁技术出口。 长期来看，加拿大应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投资绿色钢铁、再生铝技术，打造低碳产业链等，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例如，魁省可以充分利用水电优势发展电解铝，可将单位碳排放降低至传统工艺的10%。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今天，加拿大还应注重数字主权的构建，如限制美国科技巨头的数据垄断，扶持本土企业（如Shopify）成为数字经济支柱，减少对美国平台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加拿大需要强化文化认同，通过媒体、教育强调加拿大价值观（如多元文化、社会福利），对冲特朗普的“合并”叙事，巩固主权意识。 在特朗普方面，他上任的时间虽然才短短3周，但“特朗普2.0冲击波”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对外，特朗普开始实施更加赤裸裸的扩张主义、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策略：宣扬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的第51个州，强行购买格陵兰岛，接管加沙，将墨西哥的毒品集团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以实施越境打击，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 对内，设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政府效率部”（DOGE）来整顿政府机构。几天时间内就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预计该部门14000名员工中仅有294名会被保留；还整顿了CIA和FBI等特务部门，下一步则计划划整顿教育部、农业部和国防部等。更重要的是，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的工作效率确实颇高，其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了许多不合理的支出。以往要核查这类账目，难度极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特朗普“用行政命令治国”，叠加马斯克的大刀阔斧，让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混乱，不仅严重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履职和治理的能力，还引发了大量的抗议。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人不得不想起清末的“百日维新”。当年意气风发的光绪皇帝为让病体缠身的大清帝国焕发青春，在103天内先后发布的诏令和谕旨多达184条，平均每天颁发1.7条，涉及裁撤冗员、废除科举、改革财政、军事国防、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但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目前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改革同样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力手段快速重塑体制，却可能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制度惯性与社会阻力而失败。首先，改革必定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系统性抵抗。由长期盘踞于官僚体系、军工复合体、金融财阀等领域的利益集团构成的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将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甚至让人担忧特朗普以及马斯克的人身安全。其次，DOGE本身就是特朗普设立的“编外机构”，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其行动常被质疑合法性，已经有19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起诉DOGE访问政府数据的行为违反联邦法律。第三，马斯克以企业家的“效率优先”逻辑推动改革，在政府管理层面也行不通。目前DOGE核心团队仅由6名年轻人组成，包括19岁的实习生，缺乏政治经验。而他们的工作办法主要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快速识别浪费，却忽略了政府运作的复杂性。第四，特朗普的改革正引发两党及民众的激烈对立，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甚至不排除发生流血冲突。第五，美国的宪政体制决定了，“特朗普新政”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特朗普虽掌握行政权，但国会与司法系统的制衡仍在。不到两年，美国就将举行2026年中期选举。一旦共和党失去参众两院中一院或者两院的多数，民主党将会立即动用立法权对特朗普进行遏制。 可以说特朗普和马斯克目前正在进行的激进改革本质是一场“体制外科手术”，试图用企业逻辑解决政治问题。然而，美国的制度设计（如三权分立、游说政治）和利益集团网络，构成了一个“自我修复”的系统：任何激进变革都可能触发制衡机制，最终回归原有平衡。 或许，这次美国给加拿大带来的痛苦能唤醒一向温和的加拿大人，将特朗普的“威胁”转化为转型的“推力”，在风暴中锻造出真正的经济主权。因此加拿大需在维护主权与深化合作之间找到平衡——既要以“硬反制”捍卫利益，也要以“软实力”重塑国际角色。正如特鲁多说的：“我们不会成为第51个州，但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第51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