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精神疾病成为公共安全威胁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开年以来，蒙特利尔的凶杀案数量骤然上升，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有精神问题的人杀害家人的案例。1月26日，28岁的Emmanuel Gendron-Tardif杀死自己61岁的母亲，这名电影人在过去几年里都在受精神疾病的困扰；2月19日，26岁有精神病史的女子Amel Benali持刀威胁另一名女邻居，接警赶到的警察因为其精神状况而要找她的母亲问话时，才发现她54岁的母亲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被杀死了；然后就是3月17日，19岁的Arthur Galarneau杀死了他的母亲、父亲以及75岁的外婆。这三名嫌疑人都因为精神病史而被警察、医院、社区机构等相关单位所熟知，但因为资源不足等各种原因在社会中自由地游荡，他们不仅对自己危险，对别人，特别是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家人更危险，彷佛一颗颗“延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说不上什么原因就可能爆炸，造成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当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只给心理健康问题拨款2700万元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深受其害的蒙特利尔居民的不满。 24小时随机射杀三人 还记得去年8月在不到24小时内随机枪杀三人，最终被警察击毙的Abdulla Shaikh吗？他才只有26岁，却是多个警察局的常客，在过去四年里，他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需要警方干预，多次被警方送入不同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入院治疗，还因为于2016年在Laval的一所公园里殴打、威胁、暴力逼迫前女友为其口交而犯下的指控在等待庭审程序。 Abdulla Shaikh出生在蒙特利尔的一个移民家庭，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青少年之前一切正常，但到17、8岁开始吸毒后，就开始出现精神问题。2018年6月，他因为精神病发作第一次入院治疗。一个月后，他因为想回到自己的祖籍国（他的籍贯没有披露，应该是中东的某个国家），不想再当加拿大公民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后，为了显示自己放弃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决心，他在6天内3次前往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捣乱，每次都被安保人员驱离。最后一次他携带蜡烛等点火用具当众烧毁自己的护照而被逮捕，遭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恶作剧等指控，但在当年11月份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免于承担责任。在魁省，有犯罪记录却因为精神问题被免于起诉的人都由一个名为精神问题审查委员会CETM（Commission d’examen des troubles mentaux）跟踪。这个委员会在2019年4月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评估听证，通过血检和尿检，发现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服用治疗其精神疾病的药物；同年6月，CETM的评估结果才出来，虽然认为他对社会安全造成风险的几率很高，但还是决定让他有条件获释，条件包括按时服药，不吸食毒品，保持和平等。 一年之后的2020年，他再次发病，一个人自言自语，对着空气说话，对其他人恶语相向，如果有人反驳他就打人。虽然他本人不承认自己患病，也拒绝服药和治疗，但相关机构获得了法官的社会治疗强制令，他被强行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如此反复发病、入院、评估；再发病，再入院、再评估的循环贯穿他这几年的生活。他在Institut national de psychiatrie légale Philippe-Pinel、Laval的Cité-de-la-Santé等多家医疗机构都住过院，在住院期间的表现也非常暴力，不肯好好吃药，不肯配合治疗，对照顾、劝说自己的医护人员恶语相向，还经常威胁医护人员称“我会找到你的名字，你的地址，等我出去就杀了你”等等，医护人员向院方管理层、工会等多次投诉，但毫无用处，医护人员不得已报警，但警察的回应是他本来就是在治疗的病人，对此无能为力。 直到2022年3月，CETM对他进行第五次精神状态评估，在判定他的病情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风险的情况下，还是裁定对他有条件释放。这个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干预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虽然有风险，但如果按时吃药、配合治疗并戒掉服用毒品，可把风险降到很小，再加上整个医疗系统都缺人手，精神科也不例外，最终做出了有条件释放的决定。在他获得自由的3个月后，制造了一系列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案。 家庭与社会不要放弃 与Abdulla Shaik的成长经历很相似，今年25岁的Joshua Côté-Mashala因在2019年携带剪刀刺伤了他的心理医生而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在这之前，他的父母家人就已经多次就他的问题向各方求助，却一直得不到帮助，最终发展到这一步。 Joshua出生时是一个很安静、平和的孩子，家中5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喜欢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但到了中学的最后两年，他开始和朋友去酒吧，开始喝酒、吸毒后，精神状态就出了问题，表现出各种不可理喻，也不像他的怪异举动，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因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被学校的橄榄球队开除。他的父母发现了他的异样后，一直想帮助他，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是父母管的太多，双方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Joshua少年时的照片 2017年夏天，因为和妹妹口角，他打了妹妹，之后他的暴力行为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父母报了警，但警察也只是说了他几句而已。到了12月份，一次在吃晚餐时又和妹妹发生口角，他再次起身去打妹妹，被父亲拦住，扭打中父亲的肩膀受伤，不得不做手术。每次他精神病发作时，父母只能求助于警察，而每次警察的到来都让他感到受背叛，变得更愤怒，更加暴力，为了保护家里的5个女人，父亲多次在和他的打斗中受伤，还有一次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最终他被要求离家出去住。 期间，他的父母多次和儿子沟通，联系精神病医院，希望他能去住院治疗，但Joshua认为自己没有病，不需要住院，最终到2018年7月，面对越来越暴力的儿子，他的父母请求法庭强制他去进行精神状态评估，并获得了法官的支持。于是两名警察带他去做心理评估。但一个半小时后，他的父母惊讶地发现他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原来对他进行评估的两位精神病医生仅通过与他交谈就做出了他没有危险的判断，让他回家，既没有跟警察联系了解信息，也没有跟家长通报情况。等到Joshua父母打电话问到时居然说孩子没有问题，是父母的问题。 几天后，Joshua再次发病，破门闯入家中，殴打他的父亲，这次他的父亲报警后正式提出投诉，他受到非法闯入、偷盗、暴力伤人等多项刑事指控。在庭审中，法官再次要求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Philippe-Pinel医院的两位专家诊断他患有精神疾病，并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倾向，因此法官判定他不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留在精神病院治疗。在医院期间，尽管他自认为没病，也拒绝服药，但情况还是逐渐稳定下来，他的治疗医生建议他可以无条件释放，并得到了CETM的支持，于是他被无条件释放，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定期复查。 从医院出来一个月后，他再次在自己家附近发病，被警察再次送进医院，但他的主治医生还是建议他可以无条件释放，但这次CETM不同意，给他加了几个附加条件，包括如果不配合治疗，医院应该通知警察将他逮捕等。很快，他就没有如约去和医生见面，医生通知警察后发现他已经从所住公寓搬走了，不知所踪。 Joshua就这样在街头流浪了两个月之久，到处偷盗为生，犯病时随意恐吓他人，打人，还在公共汽车上打伤了一个年轻人，直到被警察抓住，当时他身上有偷来的信用卡、一把刀和一把铅弹枪。他被送入医院后依然不认为自己有病，依然拒绝服药，直到1个月后用刀刺伤了医生而登上媒体头条。而他刺伤医生的原因是医生正在向魁省高等法院提出强制他服药的申请。这次他不能再呆在医院里，因为谋杀未遂而被判入狱，尽管在他的档案里提出他需要药物治疗，但在监狱里没人执行。他的父母不得不多次找各个相关部门让他能够在监狱里得到治疗，而通过治疗，他的情况获得很大的改善，并在出狱后回到家跟父母一起生活。 目前病情稳定的Joshua表示，如果他能够及早介入治疗，大部分的暴力举动是可以避免的。他的父母则感叹现在的社会制度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不强制人治疗其实是在放任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病情恶化，直到有一天作出一件大事来再把他们投入监狱，其实他们是有病的人，是需要帮助的人。 蒙城的1000颗“炸弹” Joshua仅仅是被诊断具有精神分裂症的倾向，就已经出现了多次暴力伤人的行为。Abdulla Shaikh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还被认为具有反社会、自恋型的人格特征，这为后面的血案埋下了伏笔。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会导致患者以异常的方式解读现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每300人中就有1人患上此病，最常见于青春期晚期和20多岁时，男性的发病往往早于女性。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出现幻听、幻觉、妄想以及某种极端混乱的思维和行为。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Abdulla Shaikh的精神分裂症虽然严重，但还不足以让他做出如此冷血的举动。随着信息的披露，人们发现他在案发前的几个月里，花大量的时间浏览网上的种族歧视、极右翼、阴谋论等不良信息内容，加入多个倡导暴力的社交媒体群组，甚至到暗网（Dark Web）上去看杀人、斩首等血腥的视频。他被击毙时手里拿的枪是一把自制的仿制半自动手枪，这种自制枪支也被称为鬼枪（ghost gun），意思是不在市场上销售和流通，没有任何可追踪的信息。而在现实中，自己组装枪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枪支的大部分金属部件如枪管、滑轨、弹匣等都是标准件，且不受管制地自由销售，可以很轻易地在互联网上、枪支销售店里买到这些组件和子弹。自己组装枪支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组件买不到，但如果有人教或者有信息指导也不难自制，虽然看起来粗糙，但完全不妨碍发挥枪支的功能。没有接过正规训练的凶手根据网上获得的信息只组装了一把枪，但枪支的性能却不输于市场上的销售产品，毫无障碍地连杀了三人，警方也在凶手的住所发现了多个高性能的弹匣以及大量的子弹，如果不是被及时击毙，这个丧心病狂又被洗脑的精神病还不知道要杀多少人，想想都后怕。 负责治疗这类精神病患者的医生表示，社会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延时炸弹”：他们具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构成危险，但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治疗，控制病情，无论是其家人还是相关机构都无权强制。针对这类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或集中管理，但目前的社会体系中又没有相应的资源，更忧心的，社会上患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数不仅在连年增加，他们还能轻易获得药物、毒品乃至武器。 曾担任魁省精神健康部门主任15年的André Delorme表示，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题。人口中的1%患有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而在这些患者中有10%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有针对性的、强化的跟踪，理论上每10万居民中就需要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执法部门人员组成的干预小组，才能保证这些精神病患者不“捅出大篓子”，而蒙特利尔有2百万人口，需要至少20个这样的小组，而目前只有10个，也就是说还没有人对大约分散在各处的约1000名“延时炸弹”进行跟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