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撕裂何时了

七天记者 颜宏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一年多来,相比南方的邻居,加拿大的政府、医疗专家和民众确实很想控制住疫情,并为此做出了极大努力。联邦政府、各省级、市级政府以及各个党派之间也都互相配合或妥协,没有出现类似美国那种联邦政府与民主党州政府之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相信阴谋论的民众与防疫专家之间尖锐的对立。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围绕新冠病毒的各类科学研究,听取专家的意见制定防控措施,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合作,这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违背科学防疫的做法形成较大反差。因此,从数据上看,加拿大的抗疫成效好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口密度、政府付出的财力、社会付出的代价等因素,加拿大的抗疫成效并不突出。无论是初期的反应迟钝,错过了有效遏制病毒的关键窗口期,之后又因医疗系统人手严重不足,无法做到快速检测和快速流调,还是现在长时间疫情给民众带来的松懈与倦怠,再加上压力和抑郁情绪增加带来的挑战,都预示着加拿大的抗疫之路将会非常漫长,抗疫过程中的各种撕裂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疫苗护照”之争 面对无法控制的病毒,加拿大整个社会都把希望寄托在疫苗上,联邦政府花巨资订购了远远超过民众需要数量的疫苗,各地政府也积极推动民众接种。截止到目前,加拿大全国已经有78.48%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比例也已经达到50.06%。虽然在世界上名列前矛,但依然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的比例,有不少人没有接种第一剂疫苗,包括年轻人、一些边缘化人群以及某些因文化、宗教原因而不愿意接种的社区,特别是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年轻人接种意愿较低,至今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这意味着仅这个年龄组就有至少450万人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当中,没有受到任何保护。 联邦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Officer of Canada)最新的疫情模型预测显示,虽然在疫苗的加持下,全国范围内的感染者、住院者以及死亡人数都在持续下降,但传染性更高的变异病毒仍然构成很大的风险,疫情随时可能会卷土重来,就如同现在的英国和美国。 英国在今年春天时大力接种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使得疫情急速下降,于是英国人乐观地宣布解封,民众不必再遵守防控措施,但由于其国内接种人数没有达到75%的群体免疫目标,再加上传播性更高的Delta变异病毒日渐成为传播的主流,同时英国人主要接种的阿斯利康疫苗被证明两剂有效率只有60%(辉瑞和莫德纳的两剂疫苗有效率可达到85%),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英国的疫情正在急剧反弹,连日来日新增都超过了2万,恢复到去年秋初的情形,英国卫生部门估计照此下去夏天时日增新感染者可达到现在的4倍,即超过10万人。而美国疫情在连续数月好转后正在步英国的后尘,由于Delta变异毒株蔓延、各州疫苗接种率不同,以及独立日前后大型集会等原因,疫情开始恶化,单日平均确诊病例数从6月末的约11000例,升至7月12日后每日超过23000例,同时由于Delta变异毒株所具备的耐药性和更强传播能力,其蔓延趋势在感染病例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住院以及ICU监护的患者也以年轻人居多,很多是30、40岁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甚至一些青少年和幼儿,这些患者中99%都没有接种过任何疫苗。 为了督促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尽快接种,魁省宣布在今年9月1日开始施行完成两剂疫苗的“疫苗护照”政策以避免万一疫情恶化而不得不再次封闭的境况。持有这种二维码式样的两剂疫苗接种完成证明才能被允许进入一些非生活必须场所,如健身房、酒吧、餐馆、剧院、有身体接触的体育活动等。通俗的说就是接不接种疫苗是你的权利,但不接种疫苗的人会被隔离或检测,并且不能使用某些非必要服务,在生活上将会遇到很多限制和不便。 法国7月12日宣布了一个包括两剂疫苗接种证明或COVID-19检测阴性的“卫生通行证”计划,即从8月初开始,法国公民需要持有这一通行证才能进入餐馆、酒吧、咖啡馆、电影院或乘坐火车、飞机,此言一出,法国民众纷纷预约接种疫苗,不到4小时就有近百万人预约,还有人连夜去疫苗接种中心排队接种,可见“疫苗护照”或“通行证”这一变相的强制疫苗接种措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加拿大多数省份对是否实施“疫苗护照”仍持观望态度,包括魁省的邻省——安省,另一个人口大省和疫情严重的省份。阿尔伯塔省以及萨斯喀彻温省直接表示没有实施“疫苗护照”的计划,阿省省长康尼(Jason Kenney)甚至明确表示,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引入的话,该省将断然拒绝,他认为“‘疫苗护照’原则上会违反《健康信息法》,也有可能违反《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法》”。联邦总理特鲁多也很有自知之明,回应称各地是否实施“疫苗护照”政策将由各地政府自己决定,联邦的工作重点将集中于“国际疫苗护照”,为国际旅行提供疫苗认证。 对“疫苗护照”政策持观望或反对态度的省份主要纠结于隐私、安全和歧视问题。一些人认为“疫苗护照”会显示接种者的姓名、出生日期、接种的疫苗品牌、接种时间、甚至是哪只手臂注射疫苗等信息,涉及到个人隐私,因而反对;还有人担忧这些个人隐私信息在使用“疫苗护照”的过程中缺乏保护,很容易被不法份子收集,进而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身份欺诈等犯罪活动;还有人认为施行“疫苗护照”是对没有接种疫苗人士的歧视而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某些场合或某些活动之外。 帮助加拿大人在秋冬季能够安全地回到学校、办公室以及恢复相对正常生活的“黄金”接种时间——7、8月份就在各种争执中流逝,积极性不高或者根本不想接种的人继续拖全民接种的后腿,给秋季的疫情防控带来重大挑战和不确定性。 “混打”之争 加拿大由于本土缺乏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只能受制于疫苗供应商,在今年年初曾遭遇到疫苗供应的短缺问题。为了适应和帮助各级政府推进疫苗接种行动,负责给全国疫苗接种提供专业意见的加拿大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 (NACI)变得非常不专业,疫苗接种指导意见一改再改,让人无所适从。 5月初,NACI明确表示不建议第一剂已经接种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的人在接种第二剂时使用辉瑞(Pfizer-BioNTech)或者莫德纳(Moderna)mRNA技术的疫苗,6月初,NACI又宣布允许常规技术生产的疫苗可以与使用mRNA技术的疫苗混打,也就是说第一针打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士,在打第二针时可以使用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同时还允许辉瑞和莫德纳之间混打,即第一针打了辉瑞的,第二针可以打莫德纳,反之亦然。这个意见一出,当时正处于辉瑞疫苗短缺期的安大略省率先开始进行混打,倡导第一剂接种辉瑞疫苗的省民在第二剂时接种莫德纳疫苗。之后,加拿大其他省份纷纷跟进,在同种疫苗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了类似做法。于是,疫苗混打就成为加拿大疫苗接种的常态,特别是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之间的混打更是常见,连总理特鲁多都混打了阿斯利康和莫德纳疫苗。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首席科学家Soumya Swaminathan 却在7月12日警告称,人们不应接种来自不同生产厂商的新冠疫苗,混打疫苗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影响。她认为混打疫苗是“一个没有数据、没有证据的领域,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其安全性和免疫有效率仍需评估。”WHO反对疫苗混打的新闻一经爆出,立刻引发无数加拿大人的恐慌和愤怒,一方面担心混打疫苗给自己的健康造成风险,另一方面愤怒政府在疫苗供应出现问题时忽悠民众做“小白鼠”。而一些原本在排队接种疫苗的民众在得知当天提供的疫苗与已经接种的第一剂不一致时,断然离开。同时,WHO和加拿大NACI之间不一致的信息也给很多人造成了困惑,不知道该听谁的。 加拿大各地的卫生官员、防疫专家,乃至总理特鲁多都迅速站出来为加拿大的做法辩护。公共卫生署(PHAC)特意发表声明支持NACI的立场,指出“疫苗混打不是一个新概念。当疫苗供应或公共卫生项目发生变化时,会使用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类似疫苗。不同的疫苗产品在流感、甲型肝炎和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中时有类似情况。” 特鲁多则作为混打疫苗的实践者坚定表示疫苗混打是安全的,是基于目前已有数据做出的正确决定,还指出加拿大的疫苗接种战略正在“发挥作用”,接种疫苗的人数在增加,新感染病例数量稳步下降。负责疫苗采购的联邦部长Anita Anand也混打了疫苗,她说:“新冠疫苗的接种,最终是由各个省和地区作出的决定。依据宪法,各省和地区政府负责其居民的健康管理。作为联邦政府,我们会继续遵循科学,继续提供疫苗。不管科学家们的建议是什么,我们都会确保有充足的疫苗,协助各省和地区的疫苗接种工作。” 不管这些官员、专家现在说什么,加拿大在做出混打疫苗决定的时候确实有赌博的成分,因为当时欧洲所做的混打测试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好在最后结果与预期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西班牙Carlos III Health Institute研究所的一项测试结果表明混打是安全和有效的;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将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混合使用,虽然可能会增加轻度至中度副作用的发生频率,但症状都是短暂的,却可以显著提高人体的免疫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Swaminathan后来在推特上澄清了自己的言论,称公共卫生机构可以根据现有的数据做出建议,民众应该遵循公共卫生建议,不要自己决定混打疫苗,也不要自己决定去接种额外的剂量。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2020年,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距离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结束正好100年。1918年暴发的大流感持续两年有余,感染人数超过5亿,死亡人数接近5000万。 100年前的世界正处于一战末期,整个世界百废待兴,科学水平、医疗水平都非常落后。100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人类的卫生条件、医疗水平、科学研究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持续一年多的新冠病毒疫情还看不到“拐点”,无论是人为控制还是借助疫苗,短期内都看不到新冠病毒疫情结束或被消灭,这意味着未来全球将会长期“带病”运行。  

关注:家庭暴力受害案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开始以来,魁省家庭暴力造成死亡的事件频发,远远超过了往年的水平。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为止,已经有13人被杀,除了一起女性被害案没有告破外,无一例外都是男性同居伴侣对女性的暴力杀害,也就是常说的家暴。数据统计,魁省平均每年有12名家暴死亡案例,但今年半年还没过完,被害者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使得Féminicides这个词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这个词由fémini(女性的)和cides(杀害)两个词组合而成,专指被男性杀害的女性,而这个加害的男性还通常曾经是女性的爱人或亲人,原本温馨的家对一部分妇女来说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今年3月指出全球大约三分之一(30%)的妇女在一生中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或者非伴侣的性暴力。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亲密伴侣暴力是指亲密伴侣或前伴侣的行为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包括身体侵犯、强迫性行为、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或其它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害人的关系如何。 魁省公共安全厅长Geneviève Guilbault也曾指出,今年魁省的家庭暴力事件同比增长了45%,而魁省各地警察部门接报的家庭暴力事件也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达到暴力事件总数的12%,这些都是令人担心的信号。为此,魁省政府承诺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打击家庭暴力事件,包括对犯罪分子采取更多、更强硬的管制措施,如强制他们佩戴电子定位装置,一旦他们靠近受害人就会报警。魁省政府还将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家庭暴力受害者,如增加收容家暴受害者的救助中心的床位、工作人员等。全省范围内针对家庭暴力的广告宣传攻势也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媒介持续发布。 其实,近年来魁省已经发生多起家庭悲剧,著名的如2009年震惊整个魁省的心脏专科医生Guy Turcotte因婚姻破裂,为向前妻报复而用刀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年幼孩子的家庭悲剧,以及今年频发的Féminicides案件,都已经显示即使政府一再宣传,即使有警察、法院、社区、医院、妇女救助机构等相关部门介入,依然无法阻止悲剧的一再发生,目前的妇女保护体系和儿童保护系统一样存在空转和效率低下的严重问题。 世界性难题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尔克(Lenore Walker)在对400名家庭暴力的受害女性进行跟踪研究后提出了“受暴妇女综合征”的概念, 用来定义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它的核心概念是“暴力循环” (Cycle of Violence) 和“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暴力循环指的是暴力会周期性发生,遵循紧张关系形成阶段、恶性暴力阶段和温馨甜蜜阶段的循环且逐步升级的周期。一般经过81次以上的暴力周期后,受暴女性就会逐渐接受暴力事实,产生无助的信念,不再寻求帮助,即“习得性无助”。另一位瑞典社会学家提出的“暴力正常化”理论与“受暴妇女综合征”理论非常类似:男性通过持续的暴力逐渐让女性接受被虐待是正常的,女性也会在长期的暴力中逐渐丧失自信,丧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她甚至会反思男性伴侣施暴确实是因为自己有错,逐步将家庭暴力看作正常的、合理的行为。因此,贯穿于周期性暴力中的自我反思、接受现实、抱有希望、原谅对方都成为遭遇家暴女性选择待在暴力关系中的原因。同时,社会学家高道夫 (Edward W.Gondolf)在1988年提出的“幸存者理论”则为上述理论作出了很好的补充,他的理论认为遭受家暴的女性实际上是积极向外界求助的暴力幸存者,并不是前面所描述的心理上或行动上的失能者,有很多家暴受害者都在努力抗争,最终从暴力中生存成长。根据这个理论,家暴受害女性在遭遇暴力过程中一直积极寻求帮助,暴力的周期性促使她们采取应对措施,不断寻求有效资源的支持,“想方设法”减少受暴,如跑到别的房间或公共场所等地方躲避伤害,但她们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缺失离开暴力的资本,也难以支付摆脱暴力的“成本”, 这些严重阻碍了她们离开暴力的步伐。最后,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系统求助过程中,她们常常面对低效的官僚机构、支持资源缺失和公众的冷漠,所获得的帮助非常有限且支离破碎,难以得到外界的帮助最终摆脱暴力。这一“内外受阻”的现状最终导致她们不得不停留在暴力关系中。即使整个社会都对家庭暴力持“零容忍”的态度,但由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一直以来都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家庭暴力不仅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种族和文化中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问题,有些还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复杂性指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个人层面的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因素;有物质层面的因素,也有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因素,常常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隐蔽性则指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也就是家庭内部,暴力发生时通常没有目击证人,不易被外界知晓,也很难取证,“家丑不外扬”的观念也使部分受害者羞于向外界诉说或寻求帮助。同时,注重于尊重私人权利和个人隐私权利保护的社会氛围也让公权力很难介入家庭暴力事件,即使介入也很难有效管控诸如不得接触、不得继续骚扰等违法约定的行为。 无人求助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家庭暴力是由心理问题、情感问题、工作压力或滥用药物等引起的。但事实上,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施暴者通过行使暴力向受害者宣示自己的权力,使受害者屈服,由此实现和维持对受害者的支配和控制。表现形式上可分为5种,非常普遍的就是对受害者身体上的摧残,如殴打、捆绑、关禁闭等;第二种是精神迫害,也比较普遍,比如恐吓、辱骂、猜疑、恶意贬低、故意刁难等,尤其是不许与异性来往,甚至与异性说一句话都会遭到毒打;还有怠慢对方的感受和需要,或者捏造事实等。第三种是性虐待,比如违背女性意愿的强迫性行为,或者是难以接受的性行为方式、损害性器官等;第四个方面是虐待体罚型,强迫受害者过度劳动,包括罚跪、强迫自我反省、限制行动自由等;第五种是经济虐待式,比如剥夺女性的生活必需品、限制花钱或者禁止外出工作、求医等等。 应该说家暴虽然没有被列入精神疾病的行列,但施暴者意欲维持对受害者的支配和控制权或多或少与一些极端人格或精神疾病有高度相关性,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人格障碍症(特别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和边缘性人格障碍)、毒品上瘾、间歇性暴怒障碍等。但在魁省今年发生的13起Féminicides案件中,12名施暴男性居然没有一个人寻求过帮助,他们的家人或朋友也曾试图向他们提出咨询心理医生或者寻求帮助的建议,但几乎毫无例外的被强硬否认,这些施暴者都认为自己没有问题,而他们中一些人的暴力行为已经被至少一种预防暴力发生的组织或机构所知,这些机构包括警方、社区服务、CLSC、青少年保护机构等。Laval大学社会工作与犯罪学学院教授、家庭暴力干预专家Valérie Roy就坦言很难接近有暴力倾向的男性,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无法认识到自己有问题,当然就不会去寻找解决方法或者向外界求助。 魁省妇女庇护所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maisons d’hébergement pour femmes)主任Manon Monastesse也表示社会各界应倡导男性积极求助,并设立与女性庇护所类似的机构来帮助他们。2019年至2020年,这些庇护所接待了大约3000名需要帮助的女性以及1500名儿童,但很少有她们的伴侣前来咨询或求助。 在加拿大,平均每六个人里就有一人有心理问题,每年因抑郁或焦虑等心理问题给加拿大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近500亿加元,每年仅魁省就有800人自杀。数据显示,很多人即使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也不愿意去寻求帮助,有的人担心会危及他们的工作,更多的人则认为寻求心理救助是自己软弱的表现而不愿让人知道。而华人更是“好面子”不愿意求助他人,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更对情绪或家庭问题产生羞耻感,很多心理疾病患者因此错过接受治疗的最佳时机。 其实对于大部分产生心理问题的人来说,如果能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危机反应无论在程度上或者是时间方面都不会给生活带来永久或极端的影响,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去恢复对现状和生活的信心,再加上科学的疏导,亲友间的体谅和支持,就能逐步恢复心理健康,走出阴霾。 当家庭出现问题时,可拨打帮助热线811,这是一条全天候热线,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有人值守,不仅可咨询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孩子异常行为等问题,还可咨询不需要去急诊的健康问题,只需要在电话接通后选择是社会问题还是健康问题即可。 当伴侣出现暴力倾向时,可向SOS violence conjugale咨询 ,电话 1-800-363-9010,这也是一个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咨询热线,既可以为自己求助,也可以为他人求助。  

特鲁多开启造势模式 加拿大或于今秋大选

(De gauche à droite) Le premier ministre du Canada, Justin Trudeau, le chef de la Première Nation Cowessess, Cadmus Delorme, et le premier ministre de la Saskatchewan, Scott Moe, lors d'une rencontre sur la Première Nation le 6 juillet 2021.

七天记者 颜宏 2019年10月的联邦大选投票结果出来后,前一次大选时红极一时的小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风光不再,只获得了33.1%选民的支持,议会席位从2015年选举结果的184减少27个,变为157;时任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领导下的保守党在全国获得了33.4%的支持率,121个席位,比之前多出22个。体现在选票上,保守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比自由党多出25万多张,但基于152年前的选区设定和选举原则,保守党仍然在多个选区落败,最终以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以比保守党多出36个议席而获得组阁权利,组建少数党政府。保守党获得选票多但依然败选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执政党和总理乏善可陈,但反对党也半斤八两”。党领谢尔在竞选过程中错误地把重点放在对特鲁多以及自由党的谩骂、攻击上,而没有为国家发展和调和东西部矛盾提出让选民信得过的愿景,可以说是缺乏有建设性政治辩论而注重于幼稚的“相互谩骂”的竞选过程让在全国选民中并不具备支持率优势的特鲁多和自由党获得了一次通过“策略投票”(即有意阻止某政党上台而投票)获胜的机会,负有领导责任的谢尔也在选举后黯然辞职。 但这种以不过半的席位执政是对执政党政治智慧的一种考验,是选民用选票告诉自由党,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能信马由缰。这样执政党的日子天天如履薄冰,要见招拆招,在不同的议题上找不同的政党结成暂时性联盟以期度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关。加拿大历史上的少数党政府平均寿命为两年,原本预计寿命不会超过一年的自由党政府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情况下的民众需要政府这个主心骨,同时偏重平等、博爱等自由理念的特鲁多“亲民”地每天在自家门口召开新冠病毒疫情通报会,宣布政府推出的各种援助民众和商业企业的计划和项目,回答各种民众关注的问题,还不断敦促民众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让大部分民众对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表现感到满意,特鲁多的民众支持率也一度超过50%。 尽管在疫情肆虐、需要遵守各种防控措施的2020年,很多人不希望进行选举,加拿大还是有三个省份相继举行了省选,而且都是执政党利用抗击疫情中积累的民意提前发动大选豪赌,结果均获成功,发动大选的执政党获胜。在联邦政坛上,主导抗击疫情的自由党也曾蠢蠢欲动,但碍于民众希望政府集中力量抗疫,反对发动大选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加上新民主党几次支持自由党度过难关,以避免政府倒台。 随着疫苗接种行动的进展顺利,全国各地的疫情都得到缓解,大部分地区取消了原来的各种限制措施,原来被搁置的选举再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评论人士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今年秋天联邦选举将会再一次触发,最早会在8月份宣布,加拿大人由此进入选举模式。还有接触到特鲁多的自由党匿名人士说,特鲁多倾向于在8月启动为期5周的竞选活动,但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计划随时可能更改。 大选势在必行 给世界带来重大变化的新冠病毒疫情虽然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种种困难,也让各级政府有了各种各样的表现机会,几乎全国各级政府的执政党支持率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得到提高。从疫情一开始,特鲁多政府能想到的抗疫救灾措施就只有发钱,发钱,再发钱,相继推出了紧急救助金、工资补助、房租补贴、低息贷款、延迟收税、经济重启补助等一系列救市、救人措施,并一再延长,设定的资金预算也一超再超,于是加拿大央行开动印钞机,给全国各行各业和民众发钱,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南面的邻居,使得加拿大央行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印钞冠军。 自加拿大建国以来一直到2020年2月底,200年时间里,加拿大央行总共发行了约1200亿加元的货币,但仅仅在2020年1月到2020年6月间,加拿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飙升到4700亿元,扩张了291.7%,通俗地说就是加拿大基础货币存量在6个月内增加了近3倍,直接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赤字。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巨大的财政窟窿怎么填?如何能做到赤字平衡以及需要多少时间?应该加多少税以及如何加税等问题是摆在任何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首要问题,无论哪个党执政,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问题。在大撒币的自由党人认知中,只要GDP的增长超过利率,且偿债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的话,这种激进的债务扩张就是可持续性的。这个理念没错,不管是债务规模扩大也好,赤字不断增加也罢都不是问题,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快,债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对经济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的比重,这也是二战后加拿大摆脱巨额战争债务的成功方式,但问题是那时有个全球性的战后经济大爆发的背景,保证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后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这才是加拿大经济的最大难题,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加拿大正面临的重大风险就在于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滞后,这场豪赌最终可能会拖累几代人付出代价 除了巨额财政赤字外,如何刺激并引导加拿大的经济重启和恢复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首要任务,两年来积累的不满也在各个政党以及各阶层民众之间持续发酵。 随着疫情放缓,各政党的政治操作也从原来的“维稳”转向到“积极进取”,曾经帮助自由党几次度过倒台风险的新民主党如果再继续支持特鲁多,将有可能危及自己基本盘的支持度。因此无论是出于政党利益还是党领地位考虑,新民主党都有可能改变策略,选择某个有利时机,与其他反对党联手倒阁。对特鲁多的自由党而言,既要充分利用抗疫积累的上升支持率,又要尽力赢得比原来更多的议席,也不可能再像去年那样对新民主党百般迁就、予取予求,双方出现裂痕在所难免。而对另外两个反对党——保守党和魁北克政团来说,一个对特鲁多各种羡慕嫉妒恨,一心要把他拉下台,也做好准备随时在选举中击败自由党;另一个只考虑最大化魁北克省的利益,根本不接受从全国一盘棋或均衡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谁承诺照顾魁北克就支持谁,没有既定立场,所以说今秋再一次发动大选已经成为各党的共识,除了少数政府平均两年垮台的宿命论之外,经济因素、外部局势、原住民问题、内部党争等因素也都产生了影响。 今秋大选在夏季国会即将休会时就有所体现,特鲁多批评国会当中存在着“毒性”和“阻碍”,让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法案无法顺利通过,还暗示议会并没有恰如其分地运转;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则对会议流程表示不满,指责自由党政府阻止议会成员获取关键的资料,有碍民主的原则。多名宣布不再追求下一个任期的国会议员还在议会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了道别仪式,而这个仪式一般用来明确知道下一届议会成员会有所变动时才会使用。 特鲁多在行动 根据加拿大选举法的规定,在2019年大选过后,下一次大选最晚将于2023年10月16日进行,当然,大选也可以在这之前的任何一天举行。少数党执政时提前进行选举的情况只有两种,要么执政党主动,随时会见加拿大总督,解散议会并开始新一轮选举;要么反对党主动,投出不信任票或反对某项重大议案而让现任政府倒台,开始新的大选。鉴于现在国会已经进入休会期,理论上只有执政党才能触发大选,需要考虑的只是触发大选是否对己有利。 而近几天特鲁多以及自由党的行动也表明,他们已经提前进入了大选模式。 特鲁多从上周开始就展开了竞选式宣传访问。先是前往渥太华郊区的Kanata镇,面对媒体高调接种了第二剂新冠疫苗,和民众碰肘交谈,嘘寒问暖,还谈论了民众关注的住房问题。本周一开始,特鲁多前往哈密尔顿的苏圣玛丽(Sault Ste. Marie),宣布为当地的一家钢铁厂提供最多4.2亿元的资金,以逐步淘汰燃煤炼钢。他还特意修剪了头发和胡须,显得年轻了不少,恢复了2015年英俊小生的造型。 他的交通部长Omar Alghabra也加入造势队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自己登上一列从多伦多至魁北克市的VIA列车的照片,卖关子称第二天会有一个有关铁路运输的大消息宣布。果然,联邦社会发展部长Jean-Yves Duclos 和创新部长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在7月6日宣布联邦政府愿意投资建设一条高频铁路(High Frequency Rail),用于连接安省与魁省主要城市之间的铁路通勤,目前正在为采购流程做准备,目标是在2021年秋季之前提出建设建议。根据目前的设想,新列车的时速将达到177至200公里,使得多伦多到魁北克城之间的乘车时间缩短90分钟,计划在2030前完成,耗资在60亿到120亿元之间。这一段旅程是VIA火车网络中最繁忙的路段,占所有旅客的72%,占该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二。虽然联邦部长强调这一计划与大选无关,只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其中一个项目,但这一计划受到魁省以及沿途各大城市的热烈欢迎具有明显的选举意义,魁北克城市长直言“这是魁省的胜利。” 同一天上午,特鲁多宣布任命因纽特人领袖、前加拿大外交官玛丽·西蒙(Mary Simon)为加拿大的新一任总督。此前,加拿大总督职位已经空缺了近半年,特鲁多选择在这个时候任命一名原住民总督不仅可以缓解目前倍受关注的原住民问题,也是在为大选铺路。根据加拿大的议会程序,触动大选需要由总督批准解散联邦议会,确定选举投票日期。 为了缓解在加拿大连续发现数量巨大的原住民儿童骸骨所受到的批评,特鲁多上午宣布任命首位原住民总督后,下午就马不停蹄地前往萨斯喀彻温省发现751座无名坟墓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所在地Cowessess,与萨省省长Scott Moe出席历史性的签字仪式,将照顾儿童的控制权移交给第一民族社区,这也是原住民自1951年以来首次将照顾儿童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联邦政府则承诺提供3.87亿元资金帮助Cowessess地区的第一民族建立一套托儿和家庭服务体系。 同一天,联邦政府还与曼尼托巴省的梅蒂人联合会(Manitoba Métis Federation)签署了《马尼托巴梅蒂人自治政府认可与建立协议》(Manitoba Métis Self-Government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这个协议同意该省的梅蒂人实行自治,并认这个联合会作为曼省梅蒂民族的政府,将拥有认定公民权、领导人的选择和选举权、以及自治政府代表梅蒂人民实行治理的权力,这被认为是曼省梅蒂人政府获得加拿大正式承认的努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不过政府只与梅蒂人达成协议被其他原住民社区批评“有意在原住民内部制造分化”。 7月7日,特鲁多前往保守党的大本营——阿尔伯塔省,与省长Jason Kenney和卡尔加里市长Naheed Nenshi见面,这是特鲁多自2019年以来首次踏上阿省的土地。在2019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在阿省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自由党候选人赢得选举。 评论人士认为特鲁多的连续动作显示出明显的竞选意图,一是改善因寄宿学校发现大量原住民儿童遗骸而恶化的政府与原住民社区的关系,同时为今后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的谈判做准备。因为总督是英国女王的代表,是原住民在土地等问题上谈判的对象;二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选作准备,争取获得魁省和原住民社区的更多支持;三是到保守党的堡垒试水,试图重建阿省民众对自由党的信心。  

西部高温敲响气候变化警钟

七天记者 颜宏 最近几天美加西部都在承受着热浪的袭击,卑诗省的小城利顿(Lytton)连续打破加拿大历史最高温度纪录,部分地区的温度甚至逼近摄氏50度。至今不到4天时间里,仅仅卑诗省就有233人疑因高温而死亡。 从6月26日开始,一股热浪席卷美加西部,各地开启“烧烤模式”。气象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加拿大和美国上空来自阿拉斯加和哈得逊湾的两个气压系统导致该地区出现了“热穹顶现象”,即热高气压停滞在一个区域上空,像盖子一样罩住试图逃逸的热量,使得天气更热。形象地说,就仿佛给沸腾的热水壶盖上盖子,热气弥漫弥漫,无法释放。世界气象组织的发言人努利斯解释说“通常人们会看到一条巨大的高速运动的风带形成的‘急流’推动天气变化,但这次不是这样…… 大气阻塞模式导致两侧的低压形成“热穹”,几乎就像一种高压锅效应,使得气温达到非常非常高的程度。”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除了美加地区外,俄罗斯和里海周边地区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原因是持续存在大面积的高压。莫斯科6月26日录得35度的高温,创120年来的记录;6月20日,北极圈内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小镇Verkhoyansk测得38度的高温,打破北极圈内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纪录。 在这之前,加拿大的历史最高温纪录,是1937年7月5日中部的萨斯喀彻温省创下的45摄氏度高温记录。但在6月26日,卑诗省弗雷泽峡谷(Fraser)地区的小城利顿的最高温度达到46.6度;不到24小时,利顿录得的最高温度又达到惊人的47.9度,打破了自己刚刚保持了不到一天的记录;但这还没完,到了29日,利顿的最高温度一度达到49.5度,再次打破记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卑诗省沿海地区的气温会先达到峰值,然后东移至内陆地区,随后,烘烤式的热浪会继续向东移动,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部分地区、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都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市民做好准备。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教授Simon Donner表示加拿大遭遇如此漫长而强烈的热浪,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警告,因为人类还在不断地排放温室效应。如果我们继续忽视气候变化,无动于衷,人们习惯了的凉爽夏天将会逐渐远离我们。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Armel Castellan也指出这种极端的气候现象正在告诫我们,这种高温事件将会变得更频繁、更高温、更持久。 美国宇航局(NASA)以及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今年1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之后的10年中,有8年位列有记录以来地球温度最高的前十名,全球温度最高的10年全部在2005年之后。联合国气象组织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布的《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也指出2015-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而2010-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的十年都比1850年以来的前一个十年更热。 科学家表示持续不断创纪录的高温不仅仅是一组数据,而是对人类生存、生活方式以及脆弱的生态系统的严重警告和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令城市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改变人口分布、人口不得不迁徙等;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政府必须采取办法应对,导致生产成本提高,消费者在食物方面花费增加;极端气候灾难也在增加,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等。 严重后果 卑诗省地处北纬48°-60°,纬度较高,而且沿海,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季温和,夏天也不会太热,在20岁左右,但猝不及防地遇到30度、40度乃至近50度的高温,使得该省因高温而猝死的人数陡然上升。该省首席验尸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自6月25日至28日,已经有233人死亡,怀疑极端高温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之一,其中已经有75人被认为是高温猝死。 高温猝死是指在高温环境下,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体温调节、水盐代谢、血液循环等功能都会出现异常改变,如大量出汗、心血管负担加重等。轻则可能降低工作效率,重则引起中暑,更严重者会出现猝死。一般情况下,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到了晚上温度降低后,人体就可以慢慢恢复。如果人体长期无法散热的话,会导致器官衰竭,即使身体最强壮的人在大约6小时左右也会死亡。卑诗省这次热浪袭击的时间长,昼夜温差也不明显,导致家里没有空调的人们无法让身体冷却下来,一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下,最终让一些健康情况比较脆弱的老人、肥胖者或者有基础病的人死亡。 由于卑诗省平时并不热,全省只有40%的家庭装有空调。这一次的极端高温天气直接导致当地的空调被抢购一空,空调价格更是疯涨。据温哥华当地媒体“Daily Hive”的报道,以前的窗式空调通常在200到300美元之间,现在直接涨到了2000美元。而没有抢到空调的民众,只能去有空调的酒店开房躲避炎热,也直接导致了卑诗省各市配有空调的酒店全部爆满……政府机构以及皇家骑警都在呼吁民众关注独居老人的情况,打电话了解情况,多喝水,避免在中午12点到16点之间外出,尽可能到有空调的环境下呆着,比如商场、图书馆、社区中心等地。 高温带来的不仅有死亡,还使落基山脉的冰川加速融化,利顿小城的下游河谷地区已经拉响了洪水警报,有可能出现在没有降雨的晴朗天空下,房屋被洪水淹没的诡异场景。比洪水更可怕的则是火灾风险陡升,高温下的草地、林地、树木干燥而高温,极易产生燃烧风险。 极端高温下,人们可以躲进室内或有空调的房间,但暴露在室外高温下的基础设施却无处可躲,有的地方出现电缆融化的现象,导致有轨电车不得不停运;有的地方也因为部分道路路面隆起变形而被迫关闭。 行动起来 今年6月,发表在美国《科学进步》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高温和高湿结合的危险天气已经在全球显现,虽然有时它只持续几小时,但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已经越来越高。或许再过50年后,地球将出现“近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高温天气。 2018年10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一份名为《全球暖化摄氏1.5度特别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将在11年后面临失控,极有可能在2030年前升温1.5 ℃,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极端的干旱、森林大火、洪水以及足以影响上亿人的饥荒。根据这份报告,人类仅有12年时间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又两年过去了,只剩下10年,时间可谓非常紧急。 IPCC联合主席Debra Roberts说,个人也许无法决定土地怎么用,种什么,却完全可以决定自己餐桌上要什么不要什么。餐桌上可以少一点肉类和乳制品,多一点蔬菜水果;尽量买本地的农产品和应季果蔬。 个人可以决定步行、骑自行车还是开车,如果开车也可以选择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汽油还是柴油车,或者搭乘公交车。 节约用电、用煤气也是个人力所能及的:可以用晾衣绳,不用烘干机、空调温度设高一点,暖气温度降低一点、有可能的话选择太阳能热水器等等。 节约用水、用纸,循环利用等。 针对政府的部分,IPCC为各国决策者列出了5个步骤: 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45%; 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球发电量85%; 煤炭使用减少到接近零; 能源作物种植面积达到700万平方公里; 到2050年全球实现碳净排放为零; 但现在两年过去了,全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好像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行动。已经有多个学者指出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持续时间与破坏力可能将远远超过去年以来的疫情。而对疫情的应对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在全球市场正逐渐从供需双重冲击中恢复的特殊时期,各国应在经济重启的同时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向低碳型转化。  

耻辱永存要反思 和谐共处有未来——写在加拿大国庆日

七天记者 颜宏 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俗称“加拿大日”(Canada Day),全国都会放假一天,各地也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这一天原本是为庆祝英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合并为一个联邦,也就是现在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前身。 1861年,主张工业化和西扩的美国北方各州和以蓄奴、种植园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各州之间爆发了残酷而血腥的内战,也让美国同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关系紧绷到了极点。尽管英国和加拿大并没有明确支持蓄奴的南方各州,但还是跟美国北方各州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英国虽然声称保持中立,但显然更同情南方,并在暗中提供资金,甚至主张让当时的殖民地加拿大与南方联合,以达到削弱美国实力的目的。这既引发了加拿大国内的强烈不满,也引爆了美国北方上上下下对加拿大的强烈愤慨,以至于发动了数场针对加拿大的战争。随着战争胜利的天平逐步向美国北方倾斜,对期望南方战胜而防止自身被美国吞并的加拿大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是安全受到威胁,经济上也面临美国的制裁,再加上英国为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而打算从加拿大撤回大量军队,这些因素都迫使当时的加拿大分散的各块殖民地之间不得不团结起来,考虑从英国手中夺回自治权,建立自治领,从而能够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浑水中撤出。于是在1864年至1867年之间,来自各省的代表们分别在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魁省的魁北克城和英国的伦敦市举行了三次讨论大会,确定了联邦的构架、联邦和省之间权利分配等各种细节问题,并向英国议会提交了《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1867年3月29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签署了这个法案,并从当年的7月1日开始实施。即使《英属北美法案》并没有给予加拿大完全独立的地位,加拿大仍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英国女王依然是加拿大的元首,英国依然管理着加拿大的外交和国防事务,但一个被称为加拿大主权(Dominion of Canada)的新的联邦制国家自此诞生了,联邦拥有四个省份,分别是今天的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当时人口350万。被誉为“加拿大国父”的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受命组成临时政府,很快他就召集、举行了第一次联邦选举。 加拿大因此成为英帝国的第一个自治领,因而也成为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一个既分立又从属,或者说自治但不完全自主的半独立国家。这样的国家身份及其半独立地位影响了加拿大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及经济模式,也长久地影响着加拿大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诉求。 永远的耻辱 这之后,每年的7月1日被称为“自治领日”,并在1879年被正式确定为节日。1982年10月27日根据《加拿大法案》改名为“加拿大日”,俗称国庆日。每到这一天,在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前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集会、文艺演出和焰火晚会,有时候还会有飞行表演,全国各个城市也会用诸如大蛋糕分享、焰火晚会、文艺演出、花车游行等多种方式来庆祝,一些移民较多的城市还会举行新公民入籍仪式。各家各户的门上、窗口上甚至车辆上也会插上国旗来表达庆祝。走在街上的民众或是手上拿着小国旗,或是在脸上画上国旗,穿戴着具有加拿大字样或枫叶旗图案的衣服或帽子等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全国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去年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国庆日庆祝活动被取消或者改为线上进行。今年随着疫苗接种行动的进展以及疫情的放缓,人们原本期望着来场“报复性庆祝”的国庆日,但是,一个以“取消加拿大日(#CancelCanadaDay)”为统一标签、呼吁抵制甚至扰乱各地国庆活动的运动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蓬勃开展起来,并得到广泛的响应,已经有多个城市表态将取消今年的国庆庆典活动。 抵制“加拿大日”实际上等于象征性地抵制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而这一象征性群体行动的导火索,就是今年5月份发生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事件”。5月27日,卑诗省的原住民部落Tk’emlups te Secwépemc First Nation宣布在该省Kamloops市一所已经被关闭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里发现了从未被纪录的215具儿童骸骨,最小的不到4岁,最大的也未成年,且都没有“任何死亡记录”,这个发现不仅震惊了加拿大乃至全世界,也再一次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原住民歧视、虐待乃至种族灭绝的耻辱历史增加了新的证据。这座发现儿童骸骨的Kamloops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在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下于1890年成立的,到了1978年才关闭,而这只是当时加拿大设立的136所类似学校中的一所,最后一所这样的学校直到1996年才关闭。其实在原住民社区,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都有传言说印第安原住民寄宿学校中存在很多未被标记也不被人知的大型“乱葬坑”,因为几乎所有的原住民社区都发生过原本在寄宿学校的孩子“神秘失踪”的事件,政府除了说孩子逃跑了,一直给不出证据或其他合理的解释。原住民社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今天借助高科技的探地雷达终于有所发现,使得这一传言首次得到印证。 事隔不到一个月的6月24日,萨斯喀彻温省的原住民Cowessess First Nation部落,也宣布在当地寄宿学校Marieval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旧址附近发现751个被移除标记的原住民墓葬。Marieval 寄宿学校距离萨省省会里贾纳市(Regina)以东大约 140 公里,从1899年开始运行直到1997年,萨省东南部和曼尼托巴省西南部的原住民儿童都曾被送往这所学校。 6月28日,卑诗省的原住民社区Lower Kootenay也宣布在寄宿学校St Eugene Mission的旧址上发现了182座被移除标记的原住民墓葬,一些遗骸被埋在只有三到四英尺深的浅坟中。这所寄宿学校在1910年至1970年之间运作了60年,有数以千计的儿童在该学校上学,该校经常爆发流感、腮腺炎、麻疹、水痘和肺结核等传染病。2000年,该校遗址作为Eugene度假村重新开放。 原住民儿童骸骨的接连被发现揭示了加拿大“黑暗和可耻的一段历史”,联邦政府曾在5月30日宣布所有联邦建筑上的国旗降半旗,以纪念215名儿童的亡魂。不过各级政府包括总理特鲁多本人都承认这一发现不会是例外或孤立事件,联邦政府会为其他地方寻找原住民寄宿学校失踪儿童提供援助。 成立于2008年,独立于政府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专门负责调查、记录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分析、评估这段历史对原住民儿童和家庭造成的伤害和影响。该委员会共花了6年时间在加拿大各地听取了6500多名证人的证词,于2015年12月公布的最终报告中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定性为“文化种族灭绝”,并为推动和解提出了94项行动呼吁,但如今6年过去了,大部分行动呼吁都没有得到施行。有相关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称,截止几周前真正算得上落实的,不过区区其中10项而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调查中只查到4100名亡故寄宿生的名字,他们估计由于学校销毁了记录,采取各种措施隐瞒真相,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10倍。 而就在5月份发现原住民儿童骸骨的Kamloops市附近,最近一段时间接连有4所建造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天主教堂被焚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与事炒作所谓“原住民的怒火之焚”。对此许多观察家和当地原住民知名人士都指出,不论是传统、风俗或感情寄托,原住民都几乎不可能焚烧宗教建筑。 反思的国庆 就在加拿大自治领成立的那一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区区16条内容全部是针对原住民的排挤、清洗和歧视性政策。其实不仅加拿大的原住民受到迫害和歧视,华人也不例外地在加拿大遭受过长期被侮辱、被歧视、受损害的黑暗历史。1885年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忘恩负义的加拿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华人入境的法律,引入了俗称为“人头税”的政策。自1886年起华人入境需支付50加元,这笔费用在1900年提高到100元,到1903年提高到500元,相当于当时华工两年的工资。1923年7月1日,加拿大开始实行后来被称为“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中国移民法”,直到1947年因为华人在二战中的勇敢和牺牲才被废除,但加拿大政府却到1967年才对华人开放移民政策,让华人用“独立移民”身份移民到加拿大。当时的“排华法案”规定只允许商人、外交官和学生入境,并且不仅局限于中国公民,即使是有英籍的华人也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在长达几十年里造成华人群体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多年。因此也有很多华人称7月1日为“耻辱日”而拒绝庆祝加拿大国庆。 今年随着原住民儿童遗骸的陆续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团体纷纷要求取消国庆活动或者以另类的方式庆祝。比如里贾纳的社区活跃人士Prairie Crowe就表示在国庆当天不是通过传统的庆祝活动,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哀悼和反思。她计划收集751个背包,每个背包都装饰一个橙色的手工剪裁图样,然后把这些背包放在省议会大楼前展出,以纪念Marieval原住民寄宿学校发现的751座无名墓。 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市是今年首个取消国庆庆祝活动的城市,接着多个城市跟进取消原定的国庆庆祝活动,最大城市多伦多也取消了原定的国庆焰火,转为历史回顾、教育和反思之类的活动。更多的民众则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支持取消国庆日庆祝活动的做法,认为在如何对待本国针对原住民群体的黑历史、现在如何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以及如何消灭至今存在的针对原住民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上,在国庆日进行深刻反思和反省是第一步。还有人表示现在只要看见加拿大国旗就会想起原住民曾遭受的压迫和种族灭绝,作为加拿大人的自豪感立刻就没了,建议今年不要庆祝国庆,而应该与原住民一起悲伤。联邦总理特鲁多也在6月30日通过推特宣布,从5月30日起就降半旗的活动将持续到7月1日,并呼吁全国人民继续纪念那些过早被夺走生命的原住民儿童,同时反思寄宿学校的悲剧。 其实仅有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切实的行动来真正消除过去暗黑历史给一些族裔带来的伤害,但在所谓“民选”的体制下,只有4甚至不到4年任期的政客又会有哪一个能制定出并能长期执行的政策呢?或许只能做些“沉痛道歉”,降半旗,在学校旧址上摆放鞋子、点起烛火之类的惺惺之态。  

魁省租房危机愈演愈烈

Crise du logement: blocage de la rue Sherbrooke pour revendiquer des actions concrètes

七天记者 梓丰 马上到来的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也是魁省传统的搬家日。从今年年初开始,有些人就在头疼搬家问题。除了临近搬家日的搬家服务、搬家货车租赁甚至打包用的纸箱买卖都变得炙手可热,不仅价格上涨,还供不应求,需要提前好久预定外。更让人烦恼的是最近几年来从蒙特利尔等大城市蔓延到地区,甚至偏远的Rimouski、加斯佩(Gaspé)等地的租房危机还在持续蔓延,各地的房屋空置率都非常低,导致租房市场非常紧俏,一旦有经济实惠的房子上市,立刻就会被抢走。再加上从去年开始还看不到放缓迹象的房地产市场火爆局面更是直接催生了房租的直接上涨和房主对租客的挑剔,一批支付较低租金的住客被以各种理由赶出了住宅,导致一轮又一轮抗议示威活动。 超低的房屋空置率 房屋空置率是指在某一时刻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一般来说健康房地产市场的房屋空置率应该控制在10%以内。空置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达和住房富裕的表现,说明住房不紧缺,人们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调到其他城市可以很容易地租到房子或者买房,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反之,空置率越低,说明可供出租的空房数量越少,就越难找到合适的房子出租,一般来说低于3%的空置率对一个城市或地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可能导致租房荒。 蒙特利尔曾因较低的房租价格和在相同租金下可获得较大的租住空间被誉为加拿大的“租房天堂”,可目前因为空置率下降,蒙特利尔地区已经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特别是适合于家庭居住的4个半和5个半。虽然相比于2019年,今年蒙特利尔的房屋空置率成倍地增加到了供需平衡极限的3.2%,但主要是因疫情的原因,比如移民到达数量较少、到校上课的学生数量少、旅游者数量少等暂时因素,并不代表上真的房屋供应数量充足。 蒙特利尔周边房屋空置率 与房屋空置率低相辅相成的是房屋租金的大幅提高。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协会SCHL(Société canadienne d’hypothèques et de logement)的数据显示2020年在蒙特利尔一个面积在300平尺左右的小studio或者2个半房屋的平均月租金是700元,而最常见、实用的4个半房屋的月租金已经涨到900元。今年大部分的租客都得到了房主的涨租通知书,房租的涨幅从10元到300元之间不等。如果有人希望找到与前两年住宿条件类似的房屋可能需要准备付双倍的房租,可让人负担的低房租住房市场正在消失。 今年4月份底,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在议会辩论中提及蒙特利尔的房屋租金只有5、6百元,结果被各反对党、致力于推动反贫困和社会住房的公益组织——城市建设公众行动阵线FRAPRU(Front d’action populaire en réaménagement urbain)以及普通民众骂惨了,批评他对正愈演愈烈的住房危机不赶兴趣且无知,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相脱节。另外,省长也不认为蒙特利尔存在现实的住房危机也受到的广泛的诟病。省长认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蒙特利尔确实发生了租房危机,那个时候的住房空置率已经低于1%,但现在蒙特利尔的房屋空置率为3.2%,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是新冠病毒病毒大流行,而不是住房危机。他的这一看法与魁省业主委员会CORPIQ(Corporation des propriétaires immobiliers du Québec)的观点不约而同,这个组织提供的数据指出目前蒙特利尔岛上的房屋空置率达到4.7%,不存在住房危机。或许这两种说法都对,蒙特利尔的低房租住房确实存在危机,但如果有能力负担较高的房租,找房并不是难事。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协会SCHL 的统计就显示,蒙特利尔的有人居住出租房的平均月房租为891元,但无人租住的空置房月租金为1202元,足足相差了36%。SHCL的数据还表明,蒙特利尔的房租涨幅并非省长宣扬的2%,相当于通货膨胀率,而是在2020到2021年上涨了6%,是自2003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此起彼伏的抗议 随着搬家季的临近,从今年4月份以来,蒙特利尔的Lasalle、La Chine、Villeray-Saint-Michel-Parc-Extension、Mont-Royal、Hochelaga-Maisonneuve等多个区都爆发过抗议房价上涨、抗议房主驱赶租客、要求政府解决可负担住房问题的各种示威游行。就在6月23日,还有上百人堵塞了Sherbrooke大街,来到省长François Legault的办公室门前抗议,提出了两项主要诉求。第一,要求政府大规模建造社会住房,尽快将将数千套经济适用房投放市场以缓解租房市场供不应求的压力;第二,设立公共房租控制机制,禁止房主随意上涨房租或驱赶租客的行为。 省长办公室门前的抗议人群 除了这两点外,抗议人群还要求修改法律,堵住房客可被驱逐的法律漏洞。比如魁北克民法典(Code civil du Québec)第 1959 条规定房东可以扩大或细分住房为由要求住客搬离,很多房客认为这一条目前已经被滥用,房主驱逐原来的房客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租金。一名叫Stephen Woods的抗议者就表示,他的房东正在迫使他离开从1972年就一直在住的公寓。他也承认他付的房租要比市面上要低,但他认为这才是合理的房租价格,而不是市场上不切实际的房租。幸运的是,因为他属于低收入人群,且已经在该地点居住了10年以上,所以受到法律的住房保护,不能被随意驱离。目前他正在和新房东谈判新的房租价格,但一直谈不拢,他认为自己已经出价很高了,但新房东依然认为太低,不过因为他持有从Régie du logement开出的住房保护证明,房东不能赶他走,目前双方还在僵持中,因此他提醒那些被要求离开的房客,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租房危机中,房客方面认为政府在提供廉租房方面做的不够,目前的法律对他们保护得还不够;而对房东群体来说则恰恰相反,目前的法律过分保护租客利益,严重打击了房主的积极性。 魁省业主协会CORPIQ就多次表示政府偏向于租客的各种限制政策是导致住房出现短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是这些政策打消了房主的地产投资积极性,阻碍了房主对出租单位的持有和投资,比如,政府限定房租的增长幅度就让很多房主担心投入的装修资金无法收回而避免修缮房屋;再比如,遇到租房纠纷时,以现有的法律程序房主很难赶走老赖房客也迫使很多房东卖掉原来提供出租单位的房产,转而购买独立屋或去住公寓,所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应该是允许房地产租赁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然而,有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房地产资本市场运作导致住房成本上升和可负担得起的出租房屋库存受到侵蚀。 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仅在蒙特利尔就有87,000个家庭不得不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来支付房租,11%的人住在不合标准的房屋中,而全省有20万低收入家庭不得不把收入的至少一半用来支付房租。目前席卷全省的低房租住房短缺将会让局势更加恶化,最终让很多人不得不迁离蒙特利尔或者接受条件恶劣的住房,让本来就处于贫困线上的他们变得更加贫困和孤立。 从蒙特利尔市政府、到魁省政府再到联邦政府都把大力建设房租低廉的社会房作为竞选承诺,甚至施政方针之一,列入每年的预算案中,但无一例外的雷声大,雨点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即使是大刀阔斧的CAQ政府上任三年也只完成了3000套社会住房的建设,与其承诺的1.5万套还有巨大的差距,目前在魁省申请一套廉价社会房的等待时间在10年左右。  

加中联大激烈交锋

七天记者 颜宏   刚刚在G7峰会和北约峰会上充当反华先锋的加拿大政府以及特鲁多总理不仅没有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再一次牵头抹黑中国。6月2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加拿大驻联合国公使诺顿(Leslie Norton)宣读了一份包括包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德国等四十一个国签署的谴责中国严重违反人权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再次老调重弹,表示一些报告显示在中国新疆存在着针对少数民族的酷刑和虐待,非人道和野蛮的方式,以及强迫节育,强奸和性歧视等问题;声明还要求中国立即毫无保留地向国际独立观察员以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提供进入新疆调查的通道,从而终结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的任意拘禁和迫害。而就在前一天,这位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时,也对中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指手画脚,声称一年前在香港开始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社会的民主空间和媒体都产生了”寒蝉效应”,还希望能就今年访问中国的条件同中国政府达成共识,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以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重侵害的报道。她前脚要求中国给出确定的时间表,后脚加拿大代表就发声,彼此配合得十分默契。 交锋 其实就在诺顿宣读联合声明前,加、中两国在人权理事会上的交锋就已经拉开序幕。先是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蒋端公使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等一组国家共同发言,要求国际社会彻查加拿大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原住民被残害案件,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共同发言中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原住民人权深表关切,指出加拿大在历史上掠夺原住民土地,杀害原住民,消除原住民文化。上个月加拿大一所寄宿学校(Kamloops)旧址上发现的200多具原住民儿童遗骸,令世界震惊。蒋端公使还指出加拿大的种族歧视延续至今日,仅从2006年到2014年,加拿大任意拘留数万名移民。“我们对加拿大海外军人非法杀戮平民、加拿大国内系统性种族歧视深表关切,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呼吁人权理事会、人权高专办和有关特别机制持续关注加拿大人权问题。” 中方代表做完共同发言后,诺顿(Leslie Norton)随后进行了两次视频发言。第一次发言就是宣读上述41国联合声明。接着,她又再次发言,对人权委员会承认发生在Kamloops印第安寄宿学校的事情“不是例外,也不是孤立的事件”,承认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原住民儿童遭受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与虐待,也承认原住民至今仍需面对系统性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过她辩解说,加拿大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采取了各种政策帮助原住民社区。 接着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立场,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支持中方立场,还有20多个国家准备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至此这次联大会议上共有超过9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按理说,炒作新疆、香港人权问题一直是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华政策之一,这次为什么是加拿大冲在最前面?原来这是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任意退群造成的后果。早在2018年,美国就已经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直到今年2月份,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时,才宣布美国要重返这一机构,并将竞争2022至2024年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还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不是正式会员,既没有投票资格也没有发表意见的资格,于是加拿大就被美国推到了前台。当然,光有美国推也不行,还需要加拿大的主动配合才行。 从美国新总统拜登上台以来,一直强调盟友地位和作用的新一届政府让加拿大政府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软弱的特鲁多找到了主心骨,从此坚定地与美国绑在了反华的战车上。在新冠病毒溯源、香港国安法、新疆人权问题、呼吁借北京冬奥会施压中国等等各种议题说三道四,颠倒黑白。 反击 面对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围殴,一向采取温和外交方针的中国罕见地郑重呼吁对两个国家开展彻底调查,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加拿大。 在6月22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在溯源问题上,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进行讹诈和胁迫,也没有权利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中方郑重呼吁,应对美方开展三个彻底调查: 一是彻底调查美国疫情源头; 二是彻底调查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和责任者; 三是彻底调查德特里克堡及200多个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基地存在的问题。 赵立坚说:“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敦促美国配合调查,提供透明的数据和渠道。” 而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理事会上,中方也代表一组国家呼吁加拿大对所有针对原住民,特别是儿童的犯罪,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让该为其负责的人接受法律审判,并为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 面对中国反击,刚从欧洲“表演”回来的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先是为自己辩解,称加拿大就迫害原住民问题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从2008年到2015年期间一直在努力解决虐待原住民问题。接着“倒打一耙”,继续炒作涉疆谣言,污蔑中国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他指责中国没有类似机构,为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可怕过错”承担“责任”。 “中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呢?他们的真相呢?”特鲁多反问,“加拿大一直展现的开放性(中国怎么没有)呢?”可问题是中国根本没有类似迫害某个民族的黑历史,要跟谁和解?又要挖什么真相呢? 特鲁多的表态毫无意外地招来中国的反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第二天明确表示加拿大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他们最应该干的是反省自身的人权劣迹。他还说“我们注意到,尽管加政府表示“心碎”“可耻”,却宣称相关调查受到教会抵制,期待教会承担应尽责任,将自身应尽之责抛到脑后。这种“鳄鱼的眼泪”暴露了加拿大政府的虚伪,反映出其缺乏面对自身人权劣迹的诚意和勇气,也让人不禁为加原住民境况能否真正得到改善捏了把汗。” 赵立坚还列举了一系例数据指出加拿大的人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加拿大社会针对亚裔群体的歧视、污名化和暴力事件明显增多。报告显示,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加拿大国内发生超过1000起针对亚裔的语言谩骂和暴力袭击案件,按人口平均比例超过美国。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等地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分别增长了717%、600%和400%。 他表示,近年来,加拿大多名非洲裔公民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非洲裔多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安大略省每15名年轻黑人中就有近1人曾入狱,而每70名年轻白人中仅1人有入狱经历。加拿大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和仇恨犯罪猖獗。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加拿大全国针对穆斯林仇恨犯罪案件同比增长了151%。对于这样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人权侵犯行为,加拿大政府基本上是“说多做少”,缺乏保障少数族裔合法权益的实质性举措。 赵立坚强调,在215名原住民儿童的遗骸被发现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真相权特别报告员、土著人权利特别报告员等特别机制专家曾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加方对此进行全面调查,表示受害者有权获得正义和补偿。现在我们也想问问加方,调查何时开展?补偿何时落实?何时出台针对种族歧视的系统性措施? 恶化 从2010年开始,无法接受中国崛起的美国就一直在想尽办法对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围追堵截:奥巴马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挑动南海仲裁闹剧、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等都无疾而终。美国的国力和公信力不断下降,中国在各种打压下不断前进。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把两国之间影响的此消彼长和实际国力摆在世界面前,扒掉了美国刻意营造几十年的自由、民主、平等、富裕的华丽外衣,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实情况。 十多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围堵、打压的失败让美国越来越无奈,越无奈就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抓狂,这种力不从心的无力感让原本被认为是理性、温和的建制派拜登政府摆出难看的吃相,拉起少数几个追随者对中国进行诬陷、抹黑,可悲的是,加拿大就是这少数几个被人当枪使的角色之一。 先是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前CFO孟晚舟,导致加、中关系急剧下降。而今年以来加拿大政府的各种“骚操作”更是让加、中关系雪上加霜。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投票通过了不具约束性议案,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还是在G7峰会发表联合声明以及这次在人权理事会上的交锋都是加中关系继续恶化的标志,而随着中美交锋的更为激烈,生活在夹缝中的华人可能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不面对这种恶劣的双边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一百万只肉鸡变炉灰 谁之过?

七天记者 颜宏 魁省重要的鸡肉供应商Exceldor在Saint-Anselme的屠宰场有600多名员工,他们的雇佣合同在去年6 月份就到期了,但直到今天劳资双方就新的雇佣合同还没有谈拢,最终为了给资方施加压力,代表该场工人的工会——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1991-P分部(Travailleurs et Travailleuses unis de l’alimentation et du commerce, section locale 1991-P)5月23日宣布开始无期限罢工,至今已经持续了3周。 这个屠宰场是Exceldor的重要工厂,每周可处理100万只肉鸡,如果停产将会对鸡肉的上下游供应链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养殖场送去的肉鸡无法及时处理,民众的餐桌上则缺少了鸡肉的供应。这次纠纷中,劳资双方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工资上,经过近一年来的多轮谈判以及魁省政府派出的调解员的积极协调,双方却都“钉”在各自的立场不肯再让一步。工会提出每小时25元的薪金要求,相当于工资涨幅40%,但资方最多可以提供18%的涨幅,即时薪从现在的每小时20,71元增加到22,51元,外加全勤奖1500元。工会表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薪金要求,是因为屠宰场的工作繁重,条件恶劣,大部分时候是在冷库内工作,潮湿、阴冷、嘈杂还要忍受杀戮的刺激,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很少有魁北克本地人愿意到那里工作,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资方则认为自己给出的条件足够有诚意,是工人们人心不足,并表示鉴于鸡肉供应商是保持食品市场供需正常的环节之一,应该算作基本民生领域,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结束罢工,比如推出特别法案强迫工人复工等。 自罢工以来,虽然Exceldor积极联系其他地区甚至美国的屠宰场分流待宰的肉鸡,但收效甚微,截止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万只待宰肉鸡被安乐死,或被投入工业焚烧炉销毁,或被深埋处理。这100万只肉鸡意味着至少400万份晚餐,巨大的浪费震惊了所有人,各界人士纷纷表态要求劳资双方拿出诚意协商,尽快解决分歧,避免进一步的浪费,连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都看不下去了,公开向劳资双方喊话,呼吁他们尽快协商,达成一致好恢复工作。这个屠宰场的工人们更是悲愤不已,纷纷表示资本家们宁肯承受每天安乐死上千上万只肉鸡的损失,也不肯给他们繁重的劳动多付出2.5元。不过这些罢工工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提高的工资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一些低收入家庭吃不起鸡肉了。 相比于牛肉、猪肉等红肉,鸡肉物美价廉,有时候的价格甚至不到一元钱一磅,成为普通民众重要的蛋白质来源。魁省著名的连锁餐馆St-Hubert、Scores、Rôtisseries Au Coq等都是以料理鸡肉为主的,而这场劳资纠纷必然会造成鸡肉供应的紊乱,并提高鸡肉的价格,最终受害的还是普通消费者。记得去年为了减少Longueuil市一个公园里数量过多的鹿,该市市民以及全省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谓群情激愤,最终迫使Longueuil市政府让步,把过多的30头鹿搬到其他地方,现在100万只鸡就因为这每小时2.5元的分歧而被扔掉,将影响到多么巨大数量民众家的餐桌?这时候那些动物保护者、人权斗士都在哪里呢? 畸形的保护 Exceldor是一家合作社(coopérative)性质的企业,是加拿大最常见的农业生产形式。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纬度非常靠北,全国全年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平均天数只有100天左右。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贯穿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的开通,移民大量涌入,太平洋铁路沿线曾出现了短暂的农业繁荣,但其他地区农业依然十分落后。到了19世纪末,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及严寒的气候条件,导致农业耕作十分困难,大量人口向美国迁移,到1894年加拿大的人口比1880年减少了30万。为了遏制农业人口的减少,加拿大联邦政府修改了1872年颁布的《自治领土地法案》,规定只要每个新移民缴纳10加元的土地登记费便可获得中西部省份的160英亩土地,连续耕作3年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还赋予他们对邻近地块享有优先购买权,便于其就近扩大经营规模。在这样几乎免费土地政策的吸引下,加拿大在1895—1914年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有近300万人口涌入到加拿大的中西部农业区。这些农户在严寒的自然条件下要耕种如此广阔的土地,迫切需要农户之间的联合和合作。于是,农业领域内的各类专业合作社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加拿大的农业合作社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农业养殖、农民生活及农村社区建设的各个领域。而其中以禽畜养殖业的组织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种植业、林业和渔业,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禽畜产品属于鲜活产品,货架期很短,要提高销售效率就需要把生产者组织起来,进行有组织的销售,因此需要建立起各种产业组织,其中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最为常见。合作社是公司的所有者,农户是合作社的股东,因此,农户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经营的好坏与农户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公司和农户之间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方面也存在着一种互动力。Exceldor就是一家这样的合作社,共有400多家肉鸡养殖农场股东,其中260家在魁省。 按理说这次罢工导致上百万只肉鸡被安乐死,最肉疼的应该是这些肉鸡养殖场主们,他们应该是最迫切解决劳资纠纷的人才对,为什么劳资纠纷拖了一年多他们还是无动于衷呢?这就要说到加拿大的农业产品配额制度了,这是一套农产品生产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供需管理系统,魁省主要涉及的部分包括牛奶和奶制品、牛肉、鸡肉、食用鸡蛋以及孵化鸡蛋等。 这套配额制度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首先根据加拿大的国内需求制定生产总量,然后再根据生产历史或各省的人口等标准,把总量的生产分配给各省和地区;最后,再由各个省把生产数量分配给持有生产配额的农户,政府保证收购,农户则承诺尊重分配给他们的生产量,按期完成。这一套系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保护了加拿大的农业不受到外国物美价廉农产品的冲击,保护了本地农户的利益,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保护措施。上次美、加、墨就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USMCA(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谈判时,最大的分歧点之一就是加拿大是否能取消针对农业保护的配额制度,最终双方各让一步,加拿大向美国放开一部分农产品的市场份额。 有了这套配额制度,无论Exceldor劳资双方的纠纷持续多久,有多少万、百万甚至上亿的肉鸡被安乐死,生产肉鸡的农户都会得到相应的损失赔偿:我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分配给我养殖的肉鸡,屠宰场罢工导致这些鸡无法被处理与我没有关系,但养鸡的钱还得照付给我,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动力解决问题,甚至还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公众的压力,那些罢工工人可以让步,这样他们就不用每小时多付2.5元了。 其实这次Exceldor罢工引发的连锁反应只是肉类行业的冰山一角。今年3月份,牛肉生产商Olymel 公司位于Vallée-Jonction工厂的250多名工人同样因为劳资纠纷而罢工,好在在最后的关头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来不及被屠宰的活牛被安乐死的局面,没有引发公众的关注。随着工人对工作条件改善、工资待遇提高的不断需求,类似的纠纷还会再次出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自动化水平,让机器代替人类,但那需要很大一笔投资。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平均每个肉鸡养殖场的净资产有近1000万元,如果他们集资提高肉鸡处理工厂的自动化水平将是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不过仅仅为了每小时2.5元的工资差距,他们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上百万只肉鸡被处死,还能指望他们拿出钱来改善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吗?或许只有通过取消或者修订现有的配额制,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承受一部分损失,才有可能触动一点他们的自私自利。  

G7对华发难 加中关系雪上加霜

七天记者 颜宏 6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抵达英国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这是自去年疫情发生后特鲁多首次参加的线下重要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从2005年开始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将在今年9月份卸任,2015年就开始执政的特鲁多就成为了G7成员国中资格最老的政府首脑,单纯按此论资排辈的话,特鲁多有望接替默克尔在七国集团首脑中的角色,特鲁多自己也很希望上位,为此不惜余力地表现,充当拜登希望的反华先锋,不仅再次炒作两个迈克尔(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在中国犯罪被审判案,诬陷中方搞“任意拘押”“胁迫外交”,还就中国新疆、香港的人权等问题大放厥词,并再次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呼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国。今年G7的轮值主办国——英国也很给特鲁多面子,英国首相约翰逊特意邀请特鲁多在峰会召开的第二天主持了一场“关于中国以及如何应对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实力的高风险”讨论,这种殊荣更是让他得意忘形。 G7还是G7吗? G7这个组织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时,当时的英、美、法、日、西德五国财政部长为讨论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的非正式聚会。再加上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一系列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大事件,慢慢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1975年,意大利加入进来成为G6;1976年,加拿大加入进来成为G7,自此,每年一次的7国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1991年起,俄罗斯加入进来参与部分会议,至1997年被正式接纳成为第八个成员国,G7变成了G8;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后,将其并入俄罗斯,于是又被踢出了该群,G8重回G7直到今天。 G7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的综合体代表了当时全球的先进生产力,曾享有说一不二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都是工业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七国的GDP一直在全球占有重要分量,最高时可占到80%,涉及全球事务的如石油禁运、贸易自由化、减少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毒品贸易、全球洗钱、武器协定等等基本上他们几家达成一致就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7的经济体量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全球GDP总量的不到40%,而且超过一半都是美国贡献的,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GDP总量17.39%的大块头中国并没有加入进来,让G7的代表性和权威性都在下降。特别是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7束手无策,从而催生出包含了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G20机制,世界主要国家利用这一国际合作新平台,进行有效的宏观政策协调,成功地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这之后,国际力量格局中“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变得十分明显,世界多极化趋势也成历史潮流。G7峰会虽然每年照常召开,但影响力却大不如从前。 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位退群成性的、不把盟友放在眼里的“霸道总裁”更让G7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特别是2018年在加拿大主办的第44届G7峰会上,他本人不仅迟到早退,还把主办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非常不诚实且软弱”,让世界见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分裂”和“灾难”峰会。 2019年的G7峰会在法国举行,特朗普在朝核问题、贸易战、是否重新接纳俄罗斯、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分歧不断,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发表了仅有264字的一般性联合声明,成为G7历史上首次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的峰会。2019年的G7峰会时,为了能够让俄罗斯参加2020年由美国主办的G7 峰会,让特朗普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和“心仪”已久的普京会面,特朗普想出了一个G7+N的主意,虽然美国众议院否决了邀请普京参会的提议,但跃跃欲试的特朗普还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好好收拾下这些“小兄弟”,可惜天不遂人愿,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给了特朗普迎头痛击,线下的峰会黄了,G7+N的设计方案却在英国主办的这次峰会上得到了落实。作为东道主的英国邀请了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四国参加领导人峰会,包括之前的G7外长峰会,但由于印度代表团在G7+N外长峰会时出现集体感染,遭到各国嫌弃,印度只好主动宣布总理莫迪放弃6月份的峰会行程,算是避免了一场尴尬。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G7这一机制已经很难代表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新冠疫情则进一步暴露出G7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捉襟见肘,每个成员国都深陷疫情当中,自身都难保如何能协调政策救助其他国家。今年G7峰会协商后承诺的向全球提供疫苗,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救助力度。 同时,G7日益沦为美国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小圈子”,并且不顾部分盟友的现实利益,极力推动G7的意识形态化,将G7打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冷战“小分队”,但其内部成员之间无论是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在科技经贸、网络安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矛盾。 螳臂当车 从G7的历史就看的出来,其实加拿大一直都是美国的小跟班,相当于打酱油的,也是G7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国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力。特朗普这个“直男宝宝”敢于在2018年G7峰会期间肆无忌惮地辱骂东道主特鲁多虽然有违外交礼仪,让人很没有面子,恰恰暴露出美国政客对加拿大的真实想法。在那次峰会之前,为了缓和特朗朗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导致的加、美关系紧张,加拿大政府曾展开一项为期18个月的主动出击行动,采取诸如与美国决策官员及企业领袖建立广泛的关系,加大力度游说同情加拿大的美国国会议员等等措施,期望可以维护加拿大的利益,但最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根本不在乎加拿大的感受和利益是否受损。 2015年特鲁多刚刚当选时,曾因其英俊的外表备受媒体追捧,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摄影师团团围住,还有粉丝对着他尖叫,激动到落泪,如今却风光不在,媒体发表的G7峰会报道里很少有他的高颜值照片,只有他的御用摄影师守在G7领导人峰会大门对面的阳台上,等候特鲁多出门仰头的瞬间,以拍摄他高大的身形和出众的面容,很享受出风头的特鲁多也愿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三天会期中每天早晨都高调地去晨跑。 除了高调亮相,频频抢镜,特鲁多在这次峰会中为了取悦G7的实际主人——美国,也真是拼,不惜用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为筹码换取拜登的认可,不仅主动冲锋在前担当反华马前卒,继续破坏加、中关系,还积极响应拜登的号召承诺分享1亿剂疫苗给其他国家。 在出席G7会议前,特鲁多就表示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会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机会,自己会在G7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在G7峰会上猛烈抨击中国,直言在某些领域七国需要直接挑战中国,例如在人权方面,因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尊重国际权利的做法不仅对七国有利,而且对整个地球有利。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发生在两个加拿大人身上的事情,会发生在任何国家人民身上,中国这种任意拘捕和强制外交做法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虽然都是老调重弹,还是惹得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不得不发声澄清说:加方指责中方搞“任意拘”、“胁迫外交”完全是一派胡言。中方已多次就加公民康明凯、迈克尔案阐明立场。二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起诉,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加方甘心充当美方打压中国的帮凶,在中国公民孟晚舟未违反任何加法律的情况下,将其拘押已超过两年半,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加拿大自己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加拿大政府曾利用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不久前在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215名原住民儿童遗骸是又一明证。而且原住民等少数族裔至今仍在加遭受着种种不公正待遇,反穆斯林、反亚裔等言论和恶性事件屡有发生。这样的加拿大却不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何等的虚伪、无耻和双标。 特鲁多在G7峰会闭幕后转战到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和加拿大与欧盟的双边会谈依然将中国问题列为重点项目。他在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会谈时直接点名中国是威权国家。他表示地缘政治发生了转变,现在世界上的威权主义普遍抬头,包括中国。针对北约在2030年之前发展方向的思考时,除了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还要向世界各地的伙伴和朋友以及不结盟国家证明,在专制主义的崛起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正在采取的强硬手段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而加拿大一直是北约的捍卫者。 在这次拜登参加的首次北约峰会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认为“中国表现出来的野心和相应的强硬行为,给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北约同盟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将推出一套“雄心勃勃”的策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则迅速驳斥说“我们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但如果谁要对我们进行系统性挑战,我们不会无动于衷。” 无论北约峰会公报还是之前的G7峰会联合公报,都公开点名中国,提及涉疆、涉港、涉台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是西方国家最系统指责中国以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一次外交行动,特鲁多在其中也算是功不可没。但结果会对中国有影响吗?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加拿大将为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巨大代价。  

一年一度毕业季,毕业舞会不能少

七天记者 梓丰 在魁省疫情放缓和逐步解封的过程中,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 6月1日说因疫情的影响,今年毕业的中学毕业生不会像以往那样可以举办毕业舞会,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一片怨声载道,受影响的学生、学校、学生家长公开提出质疑:允许家庭聚会,为什么不允许毕业舞会举行?只要每个部分不超过250人,最多可容纳2500的大型活动可以举行,只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的毕业舞会为什么不能举行?……希望举行毕业舞会的学生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一天时间内就有6000人签名;省议会的反对党则指责禁止毕业舞会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反而会鼓励各种没有防控措施的“地下舞会”举办,毕竟毕业生们有真实的需求,堵是堵不住的;多个学校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也表示毕业舞会对学生们的重要性值得政府在疫情防控和满足民众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 面对如潮水般的批评声,Arruda在48小时后表示听到了民众的心声,承诺会重新评估这一政策;接着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又出来安慰民众说最终做决定的是他,他会认真考虑毕业生的需求,因为他们值得拥有这一人生中的特殊时刻。 近几日,媒体上、电视上以及社交网络上到处都是各种有关是否允许毕业舞会举行的争论,毕业生们能否有个舞会近乎成了魁省疫苗接种行动之外最重大的民生问题,最终在6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魁省省长以及公共卫生长官宣布将允许毕业舞会举行,但条件是12岁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都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的两周后,也就是7月8日之后才可以办毕业舞会,且需要在室外大帐篷下举行,最多不能超过250人,不过因为大家都接种了一剂疫苗,卫生部门取消了保持距离或戴口罩的规定,这样参加舞会的人可以像以往那样不受限制,可随便拥抱、跳舞、吃东西等。 魁省的这一决定虽然让今年毕业的很多学生舒了一口气,很高兴魁省政府体贴民意,纷纷表示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舞会,但这项政策却让很多学校叫苦不迭。比如蒙特利尔教育机构管理协会(Association montréalaise des directions d’établissement scolaire)表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学校竟然是在电视新闻上得知将要在1个月后组织没有任何限制的毕业舞会,这会涉及很多具体的操作问题,而魁省政府做出这个涉及学校的决定前居然没有和任何学校商量,却把巨大的筹办压力推给了学校。另外,毕业舞会一般在5、6月举行,现在规定要7月8日以后举行,时间上太迟,很多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已经放假或开始暑期打工,组织工作会变得更困难;政府规定毕业舞会最多不能超过250人,毕业学生、邀请的嘉宾以及他们的父母家人很容易就超过这个人数,可能有的学校需要组织几场毕业舞会,无疑会加大组织和协调工作。 成人礼 去年因疫情的原因,魁省的毕业舞会被取消也曾引发了一段时间的舆情,今年经过这一波三折后终于可以举行了,却将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估计从现在起直到7月份都会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让我们这些没经历过毕业舞会传统的移民感到不解,毕业舞会为什么这么重要? 毕业舞会在美、加两地的名称为Prom,是promenade的缩写,在说法语的魁省被称为bal des finissants、bal de fin d’études、 bal de fin d’année 或者Bal de promo。根据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博士Pierre Lavoie的研究,最早的毕业舞会中世纪时就在欧洲出现,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则开始在全欧各国流行开来,但却是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前40年里,美国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开始实施公共教育重组,大范围推广义务中学教育,使其国民的中学毕业率从1909年的9%达到1940年的50%,极大地催生了毕业舞会的流行。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科技进步带来的大众传播渠道使毕业舞会成为流行文化的内容之一,并通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受到全世界年轻人的追捧。上个世纪6、70年代开始,毕业舞会已经成为北美地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成人礼,是青年人告别少年走向社会的转折性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少年们青春岁月的完美高潮,成为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疯狂、浪漫、富有表演性质的毕业舞会给无数的少男少女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与时俱进的毕业舞会也变得越来越奢侈和精致,少男少女们争先恐后地想拥有最好的社交服装、最好的交通工具和最漂亮的约会对象。舞会上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最终赢得“舞会皇后”称号的姑娘,会成为这场竞争中最闪亮的明星。 传统流程 魁省的毕业舞会主要指完成中学5年级课程的毕业班,学生年龄在17岁左右,通常会安排在毕业典礼的当晚或者前夕,此时学生们已经完成全部学业,正准备一身轻松地好好玩闹一下。毕业舞会一般包含5个部分: 找舞伴。每年4,5月开始,毕业班的男生们要开始满世界地寻找舞伴,竞争堪称激烈。这也成为女生魅力大比拼的舞台,通常人气高的女生会收到多份邀请,人气低的女生可能会为没有收到邀请而感到苦恼。找舞伴对这些大男孩来说就像求婚一样,需要精心准备、秘密筹划,还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对女孩来说同样压力巨大,从服装、服饰到舞伴都需要操心。 准备服装、配饰。一般来说毕业舞会的男生需要穿上正规的西装,配马甲、衬衫,搭配颜色协调的领带或者领结,穿皮鞋;女生则需要着晚礼服,佩戴首饰,佩戴腕花,有条件的女生还会到专业发廊做发型。一般来说男生的西服及领带色调要与女生的礼服配套,男生佩戴的胸花也要和女生戴的腕环花一致。 舞会前。舞会开始前,男女舞伴们会在某一方的家里集结,拍照留念,一起出发。有驾照的男生可开着汽车去接舞伴,或者由男孩或女孩的父母负责开车送他们到舞会地点,还有的家庭会合资租一个长的礼宾车(limousine)送子女们去舞会。 舞会。毕业舞会一般会在精心装饰的宴会厅或大礼堂举行,舞会前会有包含全套服务的正式晚餐,之后才到舞会时间,只有一小部分是正式的社交舞曲,大部分时间则是party风格的群嗨,一般会持续到午夜。 后party。毕业舞会结束后,少男少女们会换下正式的礼服,穿上休闲服去参加一个毕业舞会后party,继续嗨到天亮,后party的形式可以是集体出去大餐,或者包下附近的游乐场或去某个带泳池的豪宅狂欢,也可以是请乐队来表演。 随着时代的发展,毕业舞会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服装费、首饰费、美容美发费、交通费、入场券(包括晚餐费)、毕业照收费等不一而足。根据本地媒体的报道,平均每个毕业生的毕业舞会花费在510元到820元之间,这对很多靠打零工赚点零花钱的17岁少年来说是天文数字,只能依靠来自父母、祖父母的资助。 更让人担忧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往简单的礼服、妆容、首饰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青少年们在社交媒体晒图的攀比心。毕业舞会成了毕业生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的“修罗场”,家长们则被逼着一掷千金,给孩子置办昂贵的礼服,提供豪车,甚至英国还出现了毕业舞会直升机租赁业务,完全违背了毕业舞会的初衷,进一步增加了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有教育学者指出全社会都应该警惕毕业舞会正在社交媒体催化下走向极化、浮夸、奢靡的风潮,学校和家长应该做好指导工作,帮助少年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和学生交流毕业舞会的重要性来自哪里,哪些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家长们还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制定预算,限制支出,鼓励他们开发创造力而不是用钱搞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