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天记者 颜宏
5月3日，美国知名政治媒体——政治新闻网（Politico）刊发的一篇文章声称，根据一份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草稿，最高法院将彻底推翻1973年的“罗伊案”（Roe v. Wade），全面否认美国宪法保护妇女的堕胎权。这意味着经过多代女性的抗争、已经被承认49年之久的女性合法堕胎权正面临被取缔的危险，美国女性人权或将倒退回一个世纪之前。这份最高法“多数派意见初稿”的披露立刻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成千上万的人当天就来到最高法大楼、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等具有标志性的机构门前抗议示威，整整持续了一天，全国各地更是涌现出各种形式的以堕胎权支持人士为主的抗议活动。
不仅民间反应强烈，大批政治人物、两党议员、社会精英也纷纷表态，但明显分为两个阵营：以民主党为代表的支持派（pro-choice）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反对派（pro-life），进一步显示出美国从上到下的撕裂。
堕胎权演进
实际上，堕胎问题在西方并非从古至今都像现在这样充满争议。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并不认为堕胎是什么严重的罪行，当时的法律和宗教都没有明确地禁止堕胎。相比胎儿未成形的“生命”，当时的人们更注重孕妇的安危和孩子父亲的继承问题。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早期护教士、“西方神学奠基人”特土良（Tertullian）认为从受孕的瞬间开始，新生命就已经出现了（immediate animation）。受精卵里就有“灵魂”存在，所以任何阶段的堕胎都相当于谋杀一条无辜的生命。尽管其他的基督教神学家曾提出过在胚胎形成早期实施堕胎应该被谴责但不应算谋杀的温和建议，但可惜的是教会最终采取了最严格的态度。1869年，罗马天主教皇庇护九世（Pie IX）颁布“诏书”正式废除了早期和晚期胚胎的区分，规定在受孕之后的任何时间内堕胎都是犯罪，都会受到惩罚。自那以后至今，天主教不再区分怀孕的各个阶段，而是禁止一切堕胎行为。其他非天主教的基督教教徒（比如新教福音主义）通常直接援引《圣经》的内容反对堕胎。在很多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教会法”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律。例如在巴西，除非是强奸所致或孕妇生命受到威胁，妊娠任何阶段的堕胎行为皆属刑事罪行，堕胎者及执行手术的医生皆有可能被判入狱。
而在美国建国早期，堕胎只是个道德问题，当时的13个殖民地都普遍采用英国的习惯法，直到19世纪初都允许胎动（即怀孕18周）之前的堕胎，只是禁止胎动后的堕胎。但到1803年，英格兰及威尔士首席法官、虔诚的基督徒艾伦伯勒提出并通过了《艾伦伯勒法》(Lord Ellenborough’s Act)，开始对堕胎视为非法，实施更多限制，受此影响，美国殖民地各州纷纷效仿。到了1849年，美国有20个州将胎动前的堕胎定为轻罪，将胎动后的堕胎，定为二级谋杀。当时，只有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治疗性堕胎才被允许。1859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敦促各州立法限制堕胎，到了1910年，除了肯塔基州以外，美国所有的州都对堕胎进行了限制。同时，即使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堕胎权也是掌握在医院的审查委员会中，由医生，而不是怀孕的女性说了算。当时限制堕胎除了宗教和社会思潮的因素外，也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不能保证堕胎安全。
但二战结束后的世界风气变了，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殖民地独立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西方也出现了黑人民权运动、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新思潮，各种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人们更加看中现实中人的权益，而不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中的条条框框，人人平等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更认为，如果一名女性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遑论获得其它的自由，更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争取堕胎自由的言论和行动日益增多。
1969年8月，美国德州的餐馆服务员Norma McCorvey意外怀孕，21岁的她刚刚离婚，又失去了工作所以决定堕胎。但因为堕胎非法，她找不到可以做手术的医生，她的朋友建议她谎称遭到强奸，以便合法堕胎，但因没有警方的报告而失败。后在两名女权主义者的鼓舞下，她决定起诉。1970年，在律师Linda Coffee和Sarah Weddington的帮助下，她化名简·罗伊（Jane Roe）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经过各级司法大战，最终在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2的比数，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就是著名的“罗伊案”的由来。
化名“简·罗伊”的Norma McCorvey（左）和她的律师（右）在美国最高法院前举着“让堕胎合法”牌子
同时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妊娠三段论”：在怀孕前三个月（first trimester）政府不得禁止堕胎，孕妇可以参考主治医师的意见自行决定；在怀孕三个月到六个月（second trimester），政府可以从保护孕妇健康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规定；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third trimester），出于保护潜在生命的目的，除非母亲的生命受到重大威胁，否则禁止堕胎，这也成为近50年来有关堕胎争论的司法判例。
争论再起
随着堕胎的合法化，美国妇女堕胎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繁，这引发了很多传统美国人的不安，反对堕胎的观念随着保守主义的复兴重新崛起。而随着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一批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反堕胎运动再次兴起。其实在“罗伊案”以前，堕胎问题并不是社会讨论的主流问题，不会引起政客和选民的过多关注。但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极化的竞争中反复炒作这一话题使之成为“核心价值”之一，使得双方在堕胎的问题上渐渐丧失了良性对话的基础，走向各自的极端，剩下的只有相互攻讦。
“罗伊案”裁定出台后，在法学界也引发很大的争议。耶鲁大学教授、美国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约翰·埃利（John Hart Ely），现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等很多司法大牛都曾批评过这条裁决“非常糟糕”，因为宪法根本没有提过堕胎的问题，当时判决的7位大法官脑洞大开，“无中生有”把堕胎归类为宪法保护的“隐私权”之列，无论是在司法届还是民间要求推翻这一判例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且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而日益强大。
共和党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高法院拿到多数席位之后，推翻这个判例，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近几年来共和党把持的州一个接一个地推出更严格的堕胎法案，其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遏制本州的堕胎行为，而是让支持堕胎权的自由派对手以违宪为理由将这些州告到最高法院，然后等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支持堕胎权的判决。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一天会来到，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的9个现任大法官中有3名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6名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其中一半是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共和党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占绝对多数。
美国最高法的9名大法官 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例为6:3
这份被泄露的判决书草稿的执笔人为小布什在2006年任命的塞缪尔·阿利托法官，草稿上已经有托马斯、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等四位法官的签名同意，唯一态度不明朗的是同是共和党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但5比4已经意味着这份判决完全可能生效。这个判决的起因是密西西比州出台了一部非常严苛的禁止堕胎法案（怀孕15周以后不许堕胎），然后被第五巡回区上诉法院判定违反了“罗伊案”确立的先例；然后这个判决被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最高法院庭审理了这个案子，最终的判决结果将在今年6月底、7月初正式公布。而这次意外泄露将陷法官们两难：按原计划判决，必然导致抗议不断，社会动荡；而如果他们改变主意，看起来就像是屈服于公众压力，而不是按照最高法律标准的指导来做出决定，留下职业上的污点。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承认这份被泄露的文件是“真实的”，但强调“它不代表法院的决定或任何成员对案件问题的最终立场。”
殃及池鱼
近年来随着美国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层萎缩、平权运动的兴起、选区划分制度的变迁以及互联网的出现，社会矛盾变得愈发难以调和，多元的社会矛盾逐渐凝结并转变为两极的矛盾：保守派更保守，自由派更自由。为了获得选票，两党的政客还有意无意地为选民的政治极化火上浇油，不断地贩卖焦虑和制造仇恨。选民和政客的政治极化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美国最高法院运作的两百多年历史中，第一次有判决书草稿被泄露出来引发的动荡中，美国政治的这种极化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自由派表示要全力阻止最高法的判决草案成为事实，或帮助女性获得堕胎权。美国总统拜登强烈谴责保守派大法官试图推翻“罗伊案”的举动是“激进的”，认为这不仅影响女性的堕胎权利，还会连带影响到同性婚姻等其他公民自由。拜登还借此为自己的政党拉票，指出如果最高法院真的推翻了罗伊案，希望民主党支持者们能投票让更多支持女性堕胎权利的官员入选参众两院。他们将在国会当中提案把“罗伊案”编入法典，拜登总统则将尽力助其通过，并签署使之成为法律。国会地位最高的两名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如果报导准确，最高法院准备对过去五十年来最大的权利施加限制——这不仅是对女性，而是对所有美国人（的限制）。”纽约州首位女州长霍赫尔（Kathleen Hochul）和纽约市曼哈顿区长莱文（Mark Levine）在一场数千人参与的抗议集会上大声疾呼“我的身体我做主”，“堕胎是一项人权，要战斗！”，并表示纽约应在这场运动中成为全美领导者。
而共和党人则把焦点集中在了泄密上，多名议员言辞激烈的谴责“草案泄露”行为是为了恐吓法官，攻击最高法院，誓言彻查以找到泄密者。还有议员担心此事将助力民主党，影响11月份的中期选举。
而美国围绕堕胎权的斗争让加拿大以及欧洲都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担心自己国家女性的堕胎权受到影响，更看到极右翼回归的苗头。很多政治观察员都指出这事件表明特朗普及其数千万支持者仍然是美国强大的政治力量，他很有可能会在2025年重返白宫。
在1988年把堕胎合法化的加拿大算是在堕胎权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加拿大最高法院历年来审理过的四起与堕胎权利有关的上诉案中，都给出了女性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中断妊娠的明晰裁定。针对美国堕胎权可能发生的变故，总理特鲁多也表态要坚决捍卫女性的堕胎权，联邦妇幼与社会服务部长Karina Gould甚至还邀请受到堕胎限制的美国女性到加拿大来做手术，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右翼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是联动的，比如过去两年多来的反疫苗运动，再比如在今年2月“占领渥太华”的“自由卡车”示威活动，都能看到双方互嵌的影子。目前正在进行的联邦保守党党领竞选中，6名候选人中除了Jean Charest和Patrick Brown明确表示支持有条件的堕胎权外， Leslyn Lewis明确反对堕胎，而热门候选人Pierre Poilievre以及其他两名候选人则拒绝就此问题表态。保守党临时党领Candice Bergen则要求党员不要就堕胎问题发表意见，以免引发争论。
总之，围绕堕胎权的争论将像2020年5月的“弗洛伊德案”一样引发美国新一轮的社会动荡，作为邻国的加拿大将不得不跟着承受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