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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有一群人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之前是四川省各机关单位的工作骨干，到了贫困地区，翻山越岭，访贫问苦，他们是无惧苦累的综合帮扶干部。几年时间里，他们走村入户，用绣花功夫推进精准扶贫。虽然暂时远离了亲友，但他们却在贫困山区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对于综合帮扶干部林代忠来说，在海拔超4000米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挂职的两年，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理塘县位于甘孜州西南部，距离州府康定市285公里，距成都市600公里左右。县政府驻地为高城镇，平均海拔4014米。高城镇是全县最大的一个镇，也是人口最多的一个镇，总共有12个行政村，4个社区，其中有6个贫困村。辖区总人口6458户、3181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91户、1829人。 工作中的林代忠（右一）。 “这6个村境内自然条件恶劣，村民文化程度不高，科技扶贫难度大；特色产业多以畜牧业为主，已脱贫的村有集体经济，但运营起来还较难，生产水平低下，民众生活困难，扶贫底子薄弱。”林代忠说，高城镇贫困村的经济来源主要以虫草、中藏药材采挖及简单的务工为主。 可以想象，作为综合帮扶干部，林代忠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他说，结合高城镇实际情况，理塘县制定了相应的扶贫计划：即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生态扶贫和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灾后重建帮扶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同时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一名县以上领导干部联系、一个帮扶部门、一个驻村工作组、一名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和一名驻村农业科技人员。” 林代忠说，高城镇对教育扶贫非常重视，“我们认为教育扶贫既是手段也是目标，通过转变贫困人口的文化观念，可以提升其文化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为此，高城镇全力推进三个“精准”——精准识别，全力推进“控辍保学”各项工作；精准发力，全面落实教育扶贫各项责任；精准落实，确保辍学学生“劝得来，有学上、留得住”。 林代忠（右一）与当地孩子玩耍。 在距离理塘县几百公里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一群帮扶干部同样意识到教育扶贫的重要性。2018年9月，黄波涛成为成都市郫都区第五批援藏队教育工作组的成员，来到道孚县开始为期两年的帮扶工作。 黄波涛在道孚中学承担了初一年级7个班的体育教学工作，并负责训练校男子足球队。“起初，这里的学生对于足球技术的掌握基本为零，我心里也没底。但看到在我的努力下，学生们一点一点在进步，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黄波涛说。 目前，与黄波涛一同从郫都来道孚支教的老师有20名，他们不仅任教学校里所有紧缺学科，有的甚至担任了3个学科或者4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课时量最多的每周有30节，同时向全县年轻教师“传、帮、带”，逐步培养出本地师资。课余，老师们经常走访学生家庭，“一对一”解决学生学业困难。 在四川民族地区，近年来当地政府一直推进“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作为综合帮扶干部，林代忠也见证着这项政策给当地带来的改变。 林代忠说，高城镇青年扎西多吉完成学业后，返乡自己创业，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农产品，为当地村民带来更多收入。 201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所有贫困县和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其中就有林代忠所在的高城镇。如今，年过不惑的林代忠已回到原单位工作，但他仍惦记着高城镇的乡亲们。他说：“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常回去看看。”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被称为“脱贫硬骨头”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综合帮扶干部们仍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8月，凉山州金阳县的“明星产品”青花椒已经成熟，微风拂过枝丫，颗粒饱满的花椒微微颤动。红联乡沙马村的村民们戴着防晒帽在田间采摘花椒，该村综合帮扶队队员、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刑警支队民警何宇拍下这一幕，并将照片发给四川省火锅协会和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花椒不仅是火锅、川菜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更是大凉山深处民众的致富“法宝”。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寻找更多有效销路也愈发重要。2019年，何宇发挥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系到四川省火锅协会，并促成协会与金阳县签订收购花椒的意向协议。不久后，金阳青花椒将为麻辣鲜香的四川火锅增味。 工作中的何宇。 自2018年7月到沙马村帮扶至今，两年多来，何宇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足3周。“虽然有些对不起我自己的小家，但这里是我的‘大家’，1138位村民都是我的家人。”何宇说，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自己肩头的责任更重，“通过我的力量帮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综合帮扶干部的队伍中，不乏“90后”年轻人的身影。今年29岁的曾松是宜宾市翠屏区人。2018年，该区包括曾松在内的28人到凉山州雷波县进行对口帮扶。 在曾松看来，大凉山有许多质量优良的特色农产品，但此前由于鲜为人知所以销量不高。到雷波帮扶后，曾松一直在摸索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电商平台、短视频推广，多方尝试后，雷波脐橙、马湖莼菜、圆根萝卜等特色产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曾松（左一）入户看望贫困户。 在雷波县的两年多时间里，曾松经历过种种困难，因为泥石流堵车一整夜、往返于各村镇的私家车底盘被挂坏、不能经常陪伴家人……但曾松说：“看到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什么付出都值得。相信所有的综合帮扶干部都和我一样，对能够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感到非常荣幸。”（完）  

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城北上，草原风光逐渐“褪去”，行至四川省与甘肃省交界处，群山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映入眼帘。若尔盖县铁布镇腊子沟村就坐落在这里。临近傍晚，村里的生态护林员俄尖泽里巡山归来，脚上的鞋子沾满泥巴。腊子沟村有2.48万亩森林，由俄尖泽里等16名生态护林员悉心呵护。 生态护林员是阿坝州专门为州内建档立卡贫困户设置的生态公益岗位之一。设置生态公益岗位，连同各项扶贫政策，让阿坝州贫困家庭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2018年以来，阿坝州开发生态公益岗位2.6万个，其中2.4万名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当上生态管护员。 “生态公益岗位的工资每年都在涨，2018年有6000余元（人民币，下同），今年能达到1万元。”贫困户扎西措是若尔盖县红星镇塔洼村村民。作为当地生态管护员之一，她负责近200亩草地的环卫、防火与生态保护。有了稳定工资后，扎西措与朋友在村里合开了一家藏式服装店，加上店面营收，扎西措每年有约2.3万元收入。 （若尔盖县红星镇塔洼村村民扎西措是当地生态管护员之一，负责近200亩草地的环卫、防火与生态保护。） 在阿坝州红原县达邛溪镇达格龙村，村党支部书记瓦布登说，自2018年达格龙村开设88个生态公益岗位后，村里贫困家庭过上了好日子。 除了收入提高，生态公益岗位还带动了阿坝州生态建设，保护生态环境逐渐成为民众的共识。“在以前，经常有人潜入森林偷偷砍伐树木。”瓦布登说，如今，这种情况已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有生态护林员的巡逻和监督，另一方面，护林员本身就是最好的传播者，他们以身作则，带动身边的村民培养起生态环保意识。 近年来，四川持续发力生态文明建设，为乡镇居民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绿色。与此同时，生态扶贫正加快脱贫步伐。不少地区探索出极具本地特色的“绿色”脱贫之路，让贫困民众走向小康的同时，更加深刻地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夏日里，在遂宁市面积1.52平方公里的圣莲岛，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种荷花次第开放。而多年前，这里却是“晴天风沙扑面，雨天积水成洼”。圣莲岛岛民过去以种地为生。每遇汛期，江水漫岛而过，农作物和自然植被受损严重。“完全‘靠天吃饭’，只要发大水，一年的活路都白做了。”50岁的林建国是土生土长的圣莲岛岛民，他对过往的苦日子唏嘘不已。 （今年6月，四川省遂宁市圣莲岛上的居民在搬运摆放莲花。） 2009年遂宁市启动圣莲岛生态修复工程，建防洪堤，修连通市区的隧道，开展生态治理和保护性开发，圣莲岛因之逐渐“重生”：绿地率37.9%，绿化覆盖率60%以上。发展生态旅游为当地人创造出新工作机会。如今，林建国在岛上当保安，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工资，一家人搬进了新楼房。“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一放假就往屋头跑，说回家比度假还安逸。”林建国喜笑颜开。 在广安市华蓥市天池镇，天池湖畔是当地人锻炼身体、欣赏美景的地方，天池镇居民罗仕银每天都要到天池湖畔走一走。“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池湖很美，后来湖边的工厂和畜禽养殖场越来越多，湖水及周边变得又脏又臭。”罗仕银回忆说，这几年政府搞生态修复，工厂搬走了，记忆中的天池湖又回来了。 2018年，华蓥市启动天池湖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修复、污水管网建设、石漠化整治等措施，天池湖水质得到极大改善，成为周边15万人饮用水的来源。依托修复后的生态景观，当地发展起生态旅游。“以前我没事就到处旅游，现在觉得哪里都没有家乡好。”罗仕银爽朗地笑称。 华蓥市高顶山矿区则经历了从废弃矿区到矿山公园的“变身”。常年大规模、粗放式的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的地质环境和生态功能造成巨大破坏。2017年底，该矿区12座矿山已全部关停。经规划，华蓥市投资逾1.6亿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植被复绿、河道整治、民房改造等项目，以矿山文化为依托打造高顶山矿山公园，让这片荒山重焕生机。 望着正在建设的矿山公园，村民余安馨眼神里充满期待。等景区开放，他打算在附近做点小生意赚钱。他说：“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能看到这些变化，觉得值了。”（完）  

一粒粒饱满的青稞进入生产线，在浓郁的炒青稞香味中，五种不同口味的青稞饼干出炉。“现在青稞值钱了，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巴适得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呷拉乡自贡村，56岁的村民昂伍向巴算了一笔账：家里10亩地全部种上青稞，一年下来就可以卖4万余元（人民币，下同）。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青稞文化产业园现代化生产设备。） 以往，这种川西高原传统作物“卖不起价”，青稞丰收后的唯一出路就是囤在村民家里慢慢“消化”，但当地青稞产业园的建设改变了这一状况。随着青稞饼干、青稞面包、青稞饮料陆续走下生产线，并打入海外市场，当地民众靠青稞产业走出了一条脱贫之路。 近年来，四川在产业扶贫领域重点发力，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地域和文化优势等方式，让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帮助民众在脱贫路上跑出“加速度”。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谷堆乡，山葵承载着当地脱贫致富的希望。平均海拔2050米的谷堆乡地处偏远，以前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土豆等作物，每亩产值仅约600元。相比之下，每亩山葵产值近10000元，足足提升了15倍之多。 “山葵能挣钱？”起初，种惯了玉米、土豆的村民见到山葵这个“新物种”时，心里犯起嘀咕。“老百姓对它没得信心。”最早“吃螃蟹”的凉山绿野山葵有限公司负责人丁力证实，五年前刚引进种植山葵时，村民们都不相信它能挣钱。而且，由于种植、施肥技术不科学，病虫害防治措施不当等问题，山葵生长状况不佳，更加重了当地民众的怀疑。 后来，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郑阳霞及其团队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高山峡谷之间。经过20多次考察，郑阳霞规范了谷堆乡山葵种植方案，并为其量身定做科学的施肥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山葵产量显著提高。如今的谷堆乡，人人都是种植山葵的好手。除了畅销中国国内市场，这种售价不菲的蔬菜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 （今年1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谷堆乡种植的山葵生机盎然，连绵成一片“绿海”。）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山葵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但国内市场情况良好，目前新采摘的山葵已售出九成。”凉山绿野山葵有限公司负责人丁力表示，目前公司正扩大生产规模，将投资600万元修建一个占地9亩的山葵加工基地。 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查理乡，被誉为“世外桃源”的神座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旅游集体经济带动当地“脱贫奔小康”的步伐。2014年，神座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户、55人。通过发展旅游“集体经济”，2019年，这12户贫困家庭已彻底告别贫困。 “‘神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黄金库’‘聚宝盆’。”年逾古稀的昂堂在村里经营着一家民宿，他表示，当神座村“遇上”旅游业时，才是真的找到了“聚宝盆”。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20年5月，神座村共接待游客41.7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4亿元。旅游集体经济效益好，每年村民的分红水涨船高。阿坝县查理乡党委书记严伯孝表示，近年来神座村村民每人每年都会分到1000元的“红包”，昔日贫困家庭如今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6万元。 在凉山州甘洛县普昌镇哈木觉村，当地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寻到脱贫致富的“密码”。该村通过发展彝绣产业，当地民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4月，四川甘洛县普昌镇哈木觉村，省级非遗项目彝族传统刺绣技艺传承人阿西巫之莫（右五）指导彝族绣娘。） “绣的时候线不要留长了，如果跑纱会影响美观和质量。”10余位彝族妇女围坐在村道边刺绣，阿西巫之莫则在一旁耐心指导。年近六旬的阿西巫之莫从10岁起就开始学习彝族传统刺绣技艺，现在她已是四川省级非遗项目彝族传统刺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精湛的手艺以及对配色和花纹的独特见解让阿西巫之莫的绣品在邻里间很受欢迎。 “年轻时，邻居们会找我帮忙绣衣服，绣好了他们就给我一些报酬，当时我就想到，我们绣的东西是能卖来赚钱的。”阿西巫之莫于1993年创办彝族刺绣品专营店，成为甘洛县第一批将彝绣带向市场的人之一。 据甘洛县文广旅局公共服务股股长赵健敏介绍，目前甘洛县有上百家彝绣服饰店，从2015年至今，该县彝绣产业总产值已超过2000万元。为了让彝绣走出大山闯市场，甘洛县不仅每年为县里的彝族刺绣工坊提供资金扶持，还定期举行培训，帮助绣娘们提升技艺，绣出更多精美绣品。 “传统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要走向社会，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赵健敏说，在甘洛县的支持下，阿西巫之莫等绣娘的作品多次亮相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展会和手工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彝族传统刺绣。目前，该县还在打造电商平台，设计抱枕、挂件等产品，不断扩大彝绣市场，助彝族妇女们用针线绣出“致富经”。（完）  

作者 | 孙云 视频摄制 | 周慧婕 张剑 编辑 | 包雍尔   气温35℃，太阳烤在身上火辣辣的。昨天下午3时许，27岁的快递小哥许升良骑在轮胎加粗的电动自行车上，稳稳地行驶到水电路1130弄门口，向门卫师傅点头打了一个招呼，师傅知道他听不见声音，热情地招了招手。许升良把车停在14号楼下面，掏出手机，对着防盗门的对讲机播放了一句同事事先帮他录好的语音：“你好，我是聋人快递员，请开门。”门开了，他一路奔上6楼，把跟在后面的记者甩得远远的，而这，已经是他昨天下午第5次爬上6楼送件。满身大汗地奔下楼，他跨上电动自行车，几大瓶水放在车篮里都顾不上喝，他用手语说：“客户等快递都很着急，我们聋人送件沟通不方便，尽量快点送到客户手里”…… 从平面设计转行到快递，许升良的工位变了，用汗水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没变。孙云 摄  这个曾经坐办公室的平面设计师，在待业一年多后，与其他39名聋人兄弟一样，有了新的身份——全国首个聋人快递团队的一名聋人快递员。“辛苦，但值得”，刚刚晋升为组长的许升良用手语说，他会一直干下去，“这是一个肯拼就有回报的工作，我喜欢这个公平的环境。” 门卫师傅知道许升良是聋人很关照他。 朴素梦想从慈善超市启航 团队发起人顾忠是东方卫视手语新闻主持人，因为父母是聋人，他从小就会打原汁原味的“上海话”手语，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做手语翻译的同时，他创办了心工坊社工师事务所，做过不少助残公益项目。 今年初，心工坊承接江湾镇街道慈善超市运营项目，不巧的是，刚启动就遇到疫情，顾客锐减，而与此同时，网络购物需求旺盛，物流力量十分缺乏。这时，他想到了利用自己的手语特长，招募就业困难的聋人来做上门配送。 聋人快递员在分拣快递。张剑 摄 他在朋友圈里发布的“吾声快递”招募启事在聋人圈里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来了30多个聋人。跨省市运输恢复后，还有些人互相介绍从外地慕名而来，前前后后总共来过上百个聋人。其中，不少人吃不了苦走了，最短的只干了一天，但是，也有40人熬过了最吃力的第一个月，一直干到现在。 最初，这些聋人为慈善超市配送商品，后来，顾忠又找到附近的圆通、中通、顺丰等快递站点，把聋人输送到人手紧缺的快递站里，与健全人一起送快递。就拿许升良所在的凉城路圆通站点来说，60个快递小哥中，聋人已经有了9个。工作中，他们同工同酬，不分你我，唯一的区别就是遇到难以打电话沟通导致无法及时派件的客户时，聋人们会把包裹集中送回慈善超市，由担任电话客服的超市同事帮助他们电话联系客户，再重新上门派件。 聋人快递员会佩戴说明吊牌，并在按门铃时播放录音说明身份。孙云 摄 现在，穿着“吾声快递 聋哑人配送”醒目红马甲的快递员已有40人，分布在虹口和普陀的四个快递站。快递市场需求很大，许多人找到顾忠主动提出要请聋人小哥去帮忙，他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我们的快递员日均派件约200件，像许升良这样的组长有五险一金、基本工资，还有计件工资，8月净收入能有7000元，比过去做平面设计师高一倍。到双十一时，‘吾声’预计可达300名聋人规模，其中，有不少会是来自云南、宁夏等上海对口帮扶地区的贫困聋人。”   克服困难用汗水创造美好生活 受制于身体原因，聋人受教育和找工作都不容易，即使是大学生，往往也会遭遇不少困难。所以，除了2016年从徐汇区开放大学平面设计专业专科毕业的许升良，在“吾声”，还有好几个聋人大学生。 站点工作场景。孙云 摄 送快递是个辛苦活，第一天就把没干过体力活的许升良累瘫了。最让他痛苦的是，他负责的片区几乎都是老公房，每天要送两三百件包裹，一天至少有几十次要爬上5楼、6楼。所以，尽管都是骑电动自行车点对点送上门，每天手机计步器上显示的步数仍有两万多。干了一个星期，许升良适应了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可前不久又碰上了台风。那几天特别苦，雨篷被大风吹走了，许升良的眼镜片上全是水，偏偏快递还特别多，每晚都要送到八九时，他还因为淋雨发了一次烧。 对聋人来说，送快递还常受委屈。凉城路站点负责人说，这9个聋人最初几乎人人吃过投诉罚过钱，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按门铃却听不见声音，导致按的时间太长，被业主或邻居投诉“扰民”。甚至还有人欺负他们不能说话，故意投诉没收到快递或没放在指定位置，即使他们当面去“对质”，仍然咬死不承认，直到手语翻译表示要报警调查，才悻悻承认自己冤枉了聋人小哥。 站点工作场景。孙云 摄 不过，大多数市民知道他们是聋人后，都会特别感动。水电路1130弄的门卫师傅就说，他们知道聋人沟通不便，有时候会帮聋人把无法当场派发的快递在事后送到居民家中。还有些客户则会主动给他们递水递茶，时间久了，也习惯了和他们通过短信沟通快递时间和投放地址。聋人们渐渐获得了信任，揽件的业务量也不断上升，还有客户相信他们，几千元的代收货款业务也愿意交给他们经手。 有了这些善意，小哥们也觉得更容易坚持下去。 他们“告诉”记者，干快递学会了很多东西：以前，不少人不知道怎么找门牌号码的单双号，外地小哥还不知道“弄”是什么意思，现在，他们走街串巷不在话下；起初，他们送货常走冤枉路，送件量只有熟手的1/3-1/2，电动自行车的电却消耗得比熟手快两三倍，“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也能把快递理得井井有条了…… 快递员在分拣快递。张剑 摄 更重要的是，送快递是一个只要肯吃苦就会有收获的岗位，而这种平等的工作环境正是聋人们所渴望得到的，也正因此，他们更加珍惜这个用汗水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