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洪田 美国病了？是的，美国病了！病得挺厉害！ 一个国家，数月之内已经有二十三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这个国家的人们还在为是否要佩戴口罩这样简单有效的预防措施争论不休；宁肯要我行我素的自由，也不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和安全做出些许忍耐，这样的国家，你说，是否已经病了？ 一个国家，每天有约十万人感染新冠病毒，而他的总统和政府要员，却毫无愧疚之心，更无怜悯之情，依旧罔顾疫情，自吹自擂；而这样的总统，这样的政府，依旧有众多的追随者和铁杆粉丝；与此同时，那些陈述实情，苦口婆心劝诫国民的科学家却遭到耻笑甚至死亡威胁，这样的国家，你说，是否已经病了？ 一个国家，政党之间明争暗斗，种族之间矛盾重重，疫情泛滥，犯罪不断，民众抗议此起彼伏，它的政府要员，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依旧在世界各地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制裁，暗杀，威胁，利诱，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一国之霸权，丑招百出，这样的国家，你说，是否已经病了？ 是的，美国病了，病得很厉害！2020年初开始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让“美国病”赫然暴露于世人眼前；2020年末的总统大选，让病情更加严重！ 要治病，需要找出病因。那么引发“美国病”的病因是什么呢？说来话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病”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只不过在商人特朗普任总统期间爆发了而已。 特朗普不是职业政客，他常常以此为荣，在这次竞选期间也常常以此为招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政客是最善于说谎的，特朗普摆明自己不是职业政客，是在告诉选民，他不会说谎。他的女儿在为父亲竞选站台时很自豪地说，人们通过特朗普的嘴，就会知道特朗普的心。 果真如此吗？没有那么简单。特朗普的作风和职业政客不同，给人一种直来直去，实话实说的印象。然而，作过脱口秀主持人，六次申请过公司破产，数年之间个人交纳所得税不足一千元的亿万富豪特朗普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不擅长于使用“政治圈儿”语言，但擅长使用“演艺圈儿”语言来抓住听众的心，让他们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粉丝。他沉湎于自己的世界，用一种谎言代替了另一种谎言，所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第一次辩论中就直言不讳地称他是“撒谎者”。但特朗普喜欢用有个性的，引起人们兴趣的语言来说谎，而且显得风趣真诚，所以，他的粉丝往往明知他在说谎，也喜欢把谎言当作真话；或者，宁肯相信特朗普本人并不知道真相，也不肯认为他在有意撒谎。为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批评特朗普没有认真对待总统这份工作，只是把它当作了另一种脱口秀表演。但对于特朗普的粉丝们来说，“总统脱口秀”又有何妨？这是特朗普的高明之处，也是美国有病的另一个表现。 因为是商人出身，所以特朗普很看重实际的“经济利益”，更关注美国在和别国交往时是否亏本儿了，美国股市是否上涨了，可惜不明白看似“亏本儿”的生意后面美国所获得的巨大实力和利益。因为不是职业政客，所以他对“政治套路”不熟悉，也不大感冒。对于习惯于在政治游戏中吹吹打打的华盛顿政坛而言，特朗普仿佛是《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儿，口无遮拦，把很多华盛顿的政治秘密都抖露了出来。然而，因为政治表演不到位，让原本已经很严重的美国国内各种矛盾火上浇油，从“暗争”演变成“明斗”。从这个角度而言，商人总统特朗普是让“美国病”骤然发作的直接原因。 但是，特朗普不是造成“美国病”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美国病”是其思想文化、政治架构、经济结构造成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些让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唯一霸权的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社会现实前，却让美国生病了。 催生“美国病”的第一要素是贫富不均，钱权勾结。美国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追求利益的野心和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如果财富逐渐汇聚在少数人的口袋里，机会逐渐被少数人所垄断，这种“自由经济”就成为另一种“专横经济”了。财富一旦和政治权力结盟，政坛成为财富支配下的角斗场，这个国家必定走向混乱。今日的美国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后，正进入这样一个阶段。 种族矛盾是催生“美国病”的第二要素。在美国本土的原居民被“合法”地种族灭绝后，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大量非洲居民被作为奴隶贩运到了美国。长久以来，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国内属于二等公民，生活贫穷，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犯罪率较高，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当黑人的力量逐渐壮大，政治上逐渐觉醒并日渐成熟的时候，必定会要求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但是，对于奉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依旧停留在十七世纪。这些种族主义者，既有美国本土出产，也有外来移民。被压迫的黑人民众和这些“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当今美国最尖锐的种族矛盾。脑袋里依旧是顽固的种族主义的特朗普，是这些“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旧梦重温的希望，因此得到这些人的无条件支持。 美国文化中的“牛仔作风”是催生“美国病”的第三要素。美国文化是“强者文化”，崇尚个人自由，崇尚强者生存。其优点是可以激励人们拼搏奋斗，个性张扬，缺点是让人们少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美国疫情泛滥，死亡惨重，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难以接受的。政府对此严重失职，早就该引咎以辞了。然而，美国的很多民众对此却少有关心，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特朗普不但没有被他的粉丝们责备和抛弃，却依旧享受着很高的支持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是年弱多病的老人和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社团，在特朗普的粉丝们看来，在众多“沉默”的种族主义者看来，这些社会弱者染病身亡，是不值得怜惜的。特朗普在戏剧性地染病，又戏剧性地痊愈后，一方面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强者形象，另一方面又强化了他的支持者原本就有的偏见。 上述三大因素，是造成“美国病”的主要原因。“美国病”的病因还有更多、更深层的原因，囿于文章的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无论将来谁主政美国，只要这些病因不除，“美国病”就会一直存在并周期性地发作。但要完全消除这些病因，美国不经历一次浸透骨髓的彻底革命是不可能的。对于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来说，如何减轻病因，避免不同病因同时发力，是预防“美国病”恶化的关键。这需要高超的管理技巧，需要各大利益集团的配合。 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而言，在我们寄予深深的同情，期盼所有的美国民众能有一个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时刻面临的危险。当一头公牛疯狂的时候，最好把它关在笼子里，不要让它伤及无辜。当“美国病”发作的时候，最好把病毒限制在美国本土，不要祸及其他国家。美国的“敌对国”、“竞争对手”尤其要注意不要让“美国病”祸害了自己：通过战争转嫁国内矛盾、国内危机到他国，是美国政要和精英集团惯用的手段。 作为美国的邻居，在中国已经被美国各方认定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甚至“敌对国”的时候，我们这些加拿大华人尤其要保护好自己，避免受到伤害！（2020年11月3日）  

步虚 2020年美国大选已经闹腾纷扰好长一段时间了。这次大选将选举总统、改选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众议院的全部席位。11月3日，选举投票日，数以千万计的美国民众在当天参加了投票。此前，约有一亿美国公民已经分别以邮寄选票或在投票站现场投票的方式提前投票。今天，选举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最终结果却还有待确定。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选举过程显露的整体态势——民意的高度分裂和极化。这样的整体态势让一众美国主流学者和民调专家无地自容，也必定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自今年夏季以来，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包括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都一直看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主流媒体控制的大多数民调数据也一直显示拜登无论在全国还是在大多数“摇摆州”都稳定处于领先地位。今天看来，选举的基本情势完全偏离了他们的预测或期待。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选民对主流媒体和民调高度不信任，因而常常拒绝选举投票前的调查或者拒绝表达真实态度，进而导致在被调查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度被低估。此外，主流民意调查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特朗普选民占优势的广大农村地区。 部分民众对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的高度不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强烈对立和抗拒情绪的深层民意。而这种深层民意所折射的，正是美国当下的政治现实：共和、民主两党政治前所未有的分裂、异化，民众意愿前所未有的极化、情绪化。 四年前(2016年)的美国大选，政治素人或者说“非主流选手”成功入主白宫，造成了令无数人目瞪口呆的“特朗普现象”。后来的分析一致认为，民主、共和两党政治制造的真空，底层民众的绝望、孤立、怨恨和愤怒，是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土壤。   较长时期以来，原本自称秉持大众立场的民主党严重脱离美国社会现实，抛弃了美国的中下层平民，而完全沦为某些资本势力的代理和推手，以至在国家的各类选举中，虽有两党更迭，但套路基本是一个，忽悠来忽悠去，最后得利是资本势力，倒霉的是中下层民众。许多民众，特别是那些以白人蓝领及小业主为主体的民众不再相信民主党的各类空头支票，认为民主党的一系列政策只是看着美好（环保议题、增加税收用于福利、同性恋平权等），却很不切实际。共和党虽然也是一丘之貉，但至少主张减少税收以及强调家庭、宗教等价值。更为深层却又常常因“政治不正确”而不能轻易表达的是，这些人常常感到自己在追求实现美国梦的路上被各类外来者们插队和排挤，明明自己受到了反向歧视却又被描述成极端分子，觉得自己才真正被边缘化了。而以右翼民粹主义面目和举止跳入美国政坛的特朗普，在情感上引起了这些人的共鸣，觉得他们自己重新获得了尊重，在政策主张上也较为契合他们的心愿。可以这么说，四年前出现的“特朗普现象”绝不仅仅是“特朗普的现象”，或者说，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而是美国政治异化自然产生的现象。 所谓“美国政治的异化”——政党政治分裂、阶级和族群矛盾加剧、民粹主义盛行等，其实质在于美国政治权力背后的资本势力的分化和博弈。 一段时间以来，以硅谷高科技资本家集团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集团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势力的主要部分，企图继续维持和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具体来说，就是维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分工体系，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利用和剥削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将大部分制造业活动外包，美国专门从事少数高科技领域并攫取相应的超额剩余价值；由此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一部分再分配给金融资本家，另一部分与金融业、科技业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享。 美国底层工薪大众其中包括许多小业主，相较于他们过去的经历，很容易自我认定为全球化时代最受损害的社会群体。但是，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条件下，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改良，或通过任何类型的政治力量来得到实现和满足。于是，他们的诉求只能通过右翼民粹主义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并且在特朗普那里得到了至少是形式上的回应。   当然，在本质上，特朗普决非美国底层大众利益的真实维护者，他本人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仍然是美国某些资本势力（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传统能源工业）的代表。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是通过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以及相对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实现经济和能源自给，同时打击和限制移民，并在国家关系上继承了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或者说“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优先考虑”的传统。对于美国底层工薪大众而言，这样的政策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从《华尔街日报》10月26日发表的美国企业对两位候选人的捐款数据来看，拜登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硅谷高科技资本和华尔街金融资本中意的候选人，而特朗普则主要代表传统能源工业以及与美国本土经济利益关系较为密切的一些中小资本家的利益。   政治权力背后的资本势力的分化和博弈，是造成本次美国大选中民意严重分化、极化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家发展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不管这次选举的最终结果如何，这样的分化与极化态势，这样的矛盾和不确定性特性，都难以轻易地改变。2020-11-04    

七天记者 颜宏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11月3日还有几天时间，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0月26日晚间经过投票，以52票对48票正式确认了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这意味着共和党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占据了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的6个， 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多数，这也是自1937年以来保守派第一次在最高法院法官中占据三分之二的稳定多数，意味着多年来与保守派平分秋色，有时甚至强势的“自由派”力量的减弱，为未来数十年的美国社会亮起“右转向灯”，这一变局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极为深远，也必将给世界带来影响，特别是美国的近邻——加拿大。 巴雷特宣誓就职 最高法院及左右之争 最高法院是是美国最高级别的联邦法院，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框架下继总统、国会后最为重要的一环。1789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通过的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却是一部不完备的宪法。偌大的国家治理只有7项条文，7500多字，之后陆续制定了27条修正案。但在27条修正案之外，美国宪法仍有广阔的解释空间。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这个解释权就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每一位大法官都以自己的理念对宪法进行解释，因此多数大法官的理念倾向将决定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律走向。近年来很多争议巨大、受人瞩目的裁定往往就是一票之差（五比四），某位法官背后的立场、倾向乃至一念之差都可能改变成百上千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发展方向。 根据联邦法规，最高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共9位组成。法官的人选需由美国总统提名，并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任命。一旦获参议院确认任命，法官享有终身任期，无需服从其原先的政党、总统、参议院的意志来审判。在当代语境中，最高法院的法官按照各自的意识形态通常被分为保守派（右派）、温和派（在左右派之间摇摆）和自由派（左派）。 意识形态上的左派和右派目前公认起源于1789年9月法国制宪议会会议。在会议上，等级较高的一二级议员坐在议长的右边，他们反对彻底的革命，主张建立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而等级较低的议员主张完全限制君权，建立一院制议会，为了和保皇议员有所区分，他们选择坐在议会的左边。这样的座位划分当时是个偶然事件， 但到1791年法国立法议会代替了国民议会，议会人员全部重组后，以坐席位置代表政治理念的划分方式却被保留了下来，并随着1794年的热月革命传遍欧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在数百年的发展中不断扩大内涵，成为今天政治光谱的代名词。一般来说，右派强调权威、秩序、传统、效率和发展，国家不应该干涉经济以提高效率；左派强调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福利，国家需要适当介入市场以维持公平。美国的右派和左派则主要由共和党代表的保守派和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组成，双方从执政理念的框架到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堕胎、死刑、种族优待（affirmative action）、枪支管制、健保、同性婚姻、移民政策、宗教自由等等都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也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Supreme Court Database统计了1946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保守判决或自由判决的统计分析显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早期偏自由，中期偏保守，近年来进入了两派不相上下的状态。而特朗普任期4年内成功任命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无疑会打破这种平衡。 特朗普的“幸运” 特朗普之所以可以提名如此多的法官，是受惠于前所未有的情势。最初是国会放宽了规则让法官的任命变得更加容易，随后是共和党人系统性地否决前任总统奥巴马的法官提名。因此，特朗普总统刚一上任时就有机会提名一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有下级法院数百个岗位空缺在等待他安排自己人。 从上任开始至今，特朗普已经提名了50名上诉法院法官，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接近奥巴马总统任期八年内的提名总数（55名）；提名了130多名地区法院和初审法院法官；还把三名法官送入了联邦最高法院，上一个做到这一点的总统还是40年前的里根。 现年48岁的巴雷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前联邦检察官丈夫杰西Jesse住在印第安纳州的South Bend市。其父母有七名子女，其中两名领养自海地，她自己则是七名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巴雷特以才思敏捷著称，曾就读于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法学院，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担任过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Antonin Scalia的助理，2017年被特朗普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巡回法官。巴雷特是一名原旨主义者（originalist），意思是在解释宪法中的词句时需要以原作者们创立宪法时的原意出发，这样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就有4人的司法哲学是原旨主义，尽管从判决看，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原旨主义并不纯粹。 巴雷特的提名之路可谓“闪电速度”：从自由派前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到她接任，仅过去不到40天；从特朗普9月27日正式提名巴雷特至宣誓就任，也只有一个月，打破美国历史上大法官提名的最短纪录。金斯伯格大法官一生对美国的平权与女权贡献良多，她最后却把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比例由5：4变成6：3的机会交给了总统特朗普，尽管这不是她的遗愿。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决并不是简单的各投一票，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包括各种说服、妥协、交易，等等。手段高强的大法官，往往能影响同僚的判决。比如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布什和戈尔投票结果之争中，就是保守派的法官预定了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的立场，并说服其他人，最终导致戈尔含恨放弃上诉。 巴雷特多年来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司法实践上都是坚定的保守派，坚决维护美国的立国传统，比如她的一个孩子在怀孕时被查出是唐氏儿，笃信天主教的她和丈夫坚持孕育并生下有先天疾病的婴儿，身体力行天主教禁止堕胎的教义。她还在一次毕业典礼中发表“法律职业只是实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一目的是建立上帝的王国”的言论而引发争议。 加拿大怎么办 不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意识形态在转向保守，美国民众也在对自由派民主党8年统治的极度失望后转向保守，在2016年选出了反对自由贸易、反移民、撑枪、建墙的特朗普。与美国地理和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加拿大也在2018年开始全面转向保守，原先皆由左派政党自由党、新民主党执政的魁省、安省、阿省、爱德华王子岛、新省（New Brunswick）等纷纷变天，选出右派的政党执政。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爱德华王子岛在2019年4月进行的省级选举。Dennis King率领的进步保守党（Progressistes-Conservateurs）战胜执政12年的自由党，赢得了12个席位，原先执政的自由党，选举中只获得了6个席位，沦落到第三的位置，党魁Wade MacLauchlan 甚至输掉了自己的选区。注重环境的绿党（Parti vert）拿下了8个席位，第一次成为官方反对党。 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面积最小的省份，人口只有15万，与三河市（Trois-Rivieres）人口相当，但小小的爱德华王子岛却是全国各类选举投票最踊跃的地方，比如2015年和2019年的省选投票率高达86％和82%。 该省进步保守党的胜出既在意料之中，也颇令人惊讶。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选前的民调都显示保守党领先，所以该党赢得大选一点也不意外；而说它令人惊讶，则是自由党落败的速度太快了。2007年到2019年的12年中，该省一直是自由党执政，而且是连续四届的多数政府。而该省的保守党则处于混乱状态，过去十年中换了六七届领袖，现任党魁Dennis King还是在大选前两个月才选上的。这样一个“坡脚鸭”似的进步保守党，竟一举击败了执政10多年、根深蒂固的自由党，是不是很令人惊讶？其实在很多民众眼里，从2015年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执政开始，其推动的移民、难民政策，大麻合法化，注重少数族裔权益，宽松的福利政策等左派做法就已经开始引发民众，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不满。 于是安省在2018年进行的省选中，以道格·福特 (Doug Ford) 为首的保守党大获全胜，一举赢得76个席位，组成多数政府，原来执政的自由党兵败如山倒，只获得7个席位，从曾连续15年执政的多数政府执政党沦落为议会配角，不仅议席数量比上届大选时缩水了33个，其党领Kathleen Wynne虽勉强保住了自己的议席，但也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很快宣布辞职。接着魁省在2018年10月进行的省选中，右翼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在大选中胜出，以37.4%的支持率赢得省议会125个议席中的74个，出人意料地组成多数政府，取代了原先多数席位执政的自由党。 魁省自建省以来，一直是由中左翼的联邦派政党魁省自由党（PLQ）和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PQ）轮流坐庄，尽管近年来魁人党声势日衰，但选前大多数观察家仍然认为魁省政坛的“红蓝之争”（PLQ标志色为大红，魁人党为天蓝）大格局不会动摇，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比其他省份的保守党还保守的CAQ获得如此大的支持，而老牌执政党魁省自由党会败得如此迅速，原来的68个席位被拦腰切一半，只获得34个席位，几乎丢掉了除蒙特利尔以外的所有选区，再次成为官方反对党；传统的独立派PQ更是遭遇“政治雪崩”，议席从30个锐减至9个，得票率更跌至17.1%的低谷，创下1973年省选（仅获得6个议席，1970年是7个）以来的最差纪录。 在2019年的联邦选举中，若不是以谢尔（Andrew Scheer）为首的保守党表现实在太差，让在全国选民中并不具备支持率优势的小特鲁多和自由党获得了一次通过“策略投票”（即有意阻止某政党上台而投票）获胜的机会，今天的联邦政府也许会由保守党领导。就在刚刚结束的安省多伦多中区选区和约克选区的补选中，这两个一直被认为是自由党堡垒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都是惊险过关，其中一个仅比对手多出700张选票，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率比上次大选分别下降了15%和4%，这进一步说明民心思“右”，只是在目前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希望政府运行保持稳定才投票给自由党。 在全球保守派都在抬头的情况下，加拿大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这场还看不到尽头的新冠病毒疫情更加快了保守主义的抬头，无论是民间还是执政党都在向右倾和保守发展。就连很多华裔都开始对保障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权益、包容性较强的移民政策、宽松的福利制度等自由派的政策表示不满，在微信群、微博、新闻评论等社交媒体上经常是右翼的声音压过左派的主张。随着疫情的持续、经济的恶化以及中美对抗加剧，普遍的右翼思维、排外、反中浪潮将是民众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每一个人都应做好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