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围城敲警钟 如何应对成难题

L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ne raffolent pas de l’idée de consentir des prêts pour des propriétés dans les zones d’inondation 0-20 ans.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的春季洪水来势汹汹,不仅比2017年那次来得早,还来得大,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为止,在魁省就已经有7,053座房屋被淹,3,458座房屋被洪水围困,10,437人被疏散。其中,仅在Sainte-Marthe-sur-le-Lac小镇,因一座已经具有40年历史的堤坝垮塌就导致了6,000多人被紧急疏散,2,500座房屋被淹。 蒙特利尔的情况较好,虽然市长Valérie Plante宣布把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4日,但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岛的L’Île-Bizard和Pierrefonds-Roxboro,截止到4月29日,这里有107座房屋里的人被疏散, 而且是自愿撤离,并不是政府强制命令的结果。而上周六,东北部的Ahuntsic-Cartierville区曾发生一处临时堤坝泄漏事故,经过消防员、士兵以及防洪志愿者的及时补救,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目前这个临时堤坝已经被加高和加固,保护临近居民不受洪水之苦。 好在近期的降雨比预期要少,整个魁省的水位除了Outaouais地区外都在下降或保持稳定。Sainte-Marthe-sur-le-Lac小镇被紧急疏散的民众中有大约一半的人被允许回家拿个人物品,有的人需要在消防人员的护送下、乘坐橡皮舟回到家中,而回到家的人发现受灾情况非常严重,不少房子需要完全扒掉重建。 随着洪水水位的下降,抗洪救灾的紧急状况有所缓解后,关于此次洪灾的后果、影响、善后以及未来如何避免等话题也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省长François Legault本周一在Mauricie和Centre-du-Québec的受灾地区视察时指出,需要各地尽快制定政策以解决洪水过后的市政发展、灾民搬迁以及洪水过后的免疫问题。但具体执行的难题也很快被摆上桌面,比如Maskinongé的市长Roger Michaud就提出他所在的市镇里可用的住宅用地储量有限,根本无法重新安置所有的受灾住户,除非省政府能够批准把部分农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让灾民放弃现有住房造成的市政税收减少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省长Legault承认住户减少的话对市镇财政将产生严重影响,说省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在财政上帮助受灾市政府。不过他也强调政府提供的解决办法应“尽量减少对民众的长期损害,并防止魁北克纳税人多次为受灾民众支付维修费用”, 他同时表示,魁北克必须重新绘制“洪泛地图”,这样才能禁止人们在有洪水风险的地区搭建房屋。 魁省公共安全部长Geneviève Guilbault也表示现在应该“更广泛地思考如何预防可能到来的洪水灾害,无论是筑坝还是其他的预防措施,而不仅仅是洪水过后的家园重建。” 不给力的房屋保险 按理说,民众的房屋、财产因洪灾受到损害,承保房屋的保险公司应该承担主要的赔付责任,但很不幸的是,大部分的房屋保险都不包括洪水险。 魁省传统的房屋保险对水灾造成的损害一般包括室内水险和室外水险。室内水险指室内水管、下水道、暖气、热水器(有年限要求)等设施突然破裂造成的损失;室外水险指包括雨水或雪水从屋顶、门窗、墙体裂纹等渗入造成的损失。为什么不包含自然灾害的洪水呢?流传的说法是根据各级政府的调查和警示,一些地区的水位上升是一种“可预见的”的现象,不是单纯的“意外”。而且联邦和省级政府会给受灾民众提供紧急的财务援助,所以保险公司就把洪灾排除在外了。但现在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不断被刷新,“可预见性”的气候灾害已经变成不可预见:以前曾经是可以居住的地方,现在变得洪水频发;昨天还是宜居的地方,今天就可能变成龙卷风的通道,不再宜居了。 在2017年的加东洪水后,加拿大保险局BAC(Bureau d’assurance du Canada)曾建议各大保险公司修改现有的保险条款。到目前为止魁省只有Desjardins, La Personnelle, Intact, Bélair Direct, Aviva, Co-operators 以及La Capitale保险公司提供洪水险(inondations terrestres),但他们并不宣传这类保险,所以知道存在这种保险的住户并不多,保险公司还会根据自己划定的风险级别来决定是否承担洪水险。即使推出洪水险的保险公司,也不提供房屋的全额保险,只保一定的数额,比如保5万或10万,理赔的过程也很漫长。 根据BAC的统计,全国只有10%到15%的房主购买了洪水保险。没有购买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房主不知道,有的是因为房主嫌贵,还有很多是因为保险公司拒绝那些住宅位于洪泛区的房主购买洪水险。 联邦政府的角色 那些没有商业保险的房主们受到的损失,就只能靠政府提供的减灾援助项目了。联邦级政府一般是通过自然灾害财政援助项目Accords d’aide financière en cas de catastrophe (AAFCC)拨出资金,由受灾地区的省政府负责提供救助。根据2019年的财政预算,与此对应的减灾和适应基金(Fonds d’atténuation et d’adaptation en matière de catastrophes)可对全国提供20亿元的抗灾援助,针对今年加拿大多地爆发洪灾,联邦表示有增加该项基金数额的可能性。但联邦的资金将不会支付给具体的受灾人员,而是拨付给省一级机构,再由省级机构负责具体的发放工作。 不过一些相关机构表示近期以来从联邦政府手中拿到自然灾害救援资金比以前困难多了;这一方面是联邦政府财政紧张已经是常态;另一方面是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恶性灾害也成了常态,联邦政府在努力减少自己卷入自然灾害后重建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对这一困局,加拿大研究减少灾害损失的专家Glenn McGillivray认为,就像保险公司会在二级保险市场为自己的保单购买再保险一样,政府也应该让市场来承担灾害风险;或者是在二级保险市场购买自然灾害保险,或者是干脆把自然灾害赔偿项目交给市场经营。 面对今年大范围的洪灾,联邦基础设施部长(Ministre fédéral de … Read more

17号法案动了谁的奶酪

Consultation sur la réforme: des chauffeurs de taxi manifesteront demain à Québec

七天记者 颜宏 关于魁省出租车行业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话题由来已久,但因出租车司机们坚守既得利益不肯做出让步而大多停留在讨论阶段中。但事实是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运营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社会需求,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特别是2014年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进入市场以来,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更关系到民众的便捷、安全出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魁省CAQ政府的交通部长(Ministre des Transports)François Bonnardel在3月20日提交旨在改革出租车行业的第17号法案。 根据这个法案,魁省政府将解除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取消原有的出租车运营许可证(permis de taxi)制度,取消原出租车服务地区的限制,设立统一的出租车司机入行条件、上岗培训、背景调查等执行标准。如果这个法案付诸实施,魁省的出租车行业将呈现传统的出租车和现代的各种网约车自由竞争的格局,打破原来出租车一统天下,联合起来打击更便捷、更便宜的网约车局面,无疑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但这项可提高民众便利出行的改革法案动了出租车行业的蛋糕,很自然的引起了司机们的强烈不满。自法案提交以来,各种声讨、堵路、罢工、免费搭乘等或抗议示威或拉拢民众的活动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在电视采访镜头前不惜自伤,当众割腕来博眼球。面对出租车司机们因取消运营许可而面临的损失,魁省政府也表示理解,并计划把补偿金额从原来的5亿增加到7.7亿元,使得他们可收回曾经支付的许可证费用,但省政府的补偿计划一提出就遭到拒绝。 高价运营许可的由来 据说世界上最早的出租车可以追溯到1588年的欧洲,那时候的一些酒吧老板出租马车把喝醉的客人送回家。出租马车采用在酒馆门口排队轮组的方式运营,可说是出租车最早的运营模式。到了1625年,伦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出租马车队,有大约20辆四轮马车,车夫统一着装。由于这个行业入行容易,赚钱又多,一时间大量出租马车涌入市场,互相压价,造成混乱。1635年,伦敦对出租马车市场进行了整顿,对马车夫实施运营许可证管理,后又在1662年开始管控一个运营许可下准许运营的出租马车数量,这奠定了后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模式,即利用运营许可证制度形成一个特许行业,同时来控制一个地区的出租车从业人员和运营车辆的数量 说到魁省的出租车行业发展就不能不以蒙特利尔为例,因为目前魁省60%的出租车司机、80%的网约车司机都集中在蒙特利尔,60年代“寂静革命”以前的比例更高。蒙特利尔在1909年给Cie Bernu Motors 和Taxi Auto Ltd两家公司颁布了第一份出租车运营许可;1922年,名为Diamond Taxi Association的出租车协会成立,当时只有7名会员;接着出租车运营许可的颁发呈井喷态势,到1929年,已经达到3,000份。不幸的是,30年代爆发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这个新兴行业,仅两年时间,维持运营的许可只剩下800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魁省的出租车行业才迎来另一个高速发展期,1941年的时候整个蒙特利尔共有840份运营许可,1944年的时候,一份运营许可只需要16.2元,但仅仅一年后,一份许可的价格飙涨10倍,达到162元,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人群近半年的工资。 尽管出租车运营许可价格昂贵,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入行的热情。相对北美的大城市,蒙特利尔的出租车供大于求,竞争激烈。比如1952年,350万人口的芝加哥市有3,000辆出租车,而只有120万人口的蒙特利尔却有4,295辆出租车在街上跑,蒙特利尔不得不于1950年冻结颁发出租车运营许可,但还解决不了市场过剩的问题,到了1952年,当时的市长Jean Drapeau决定限制一个运营许可下允许运行的车辆数量,在没有限制前,一份运营许可甚至用于运营500辆出租车。 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由于市场上运营的出租车过多,魁省政府回购了1287份运营许可,最终留在市场的有效运营许可只有4445份,而且不再发布新的许可,尽管魁省政府在2000年11 月曾增发约200份新的出租车运营许可,但这些许可只有5年期限且不可转让。到今天,根据魁省交通部的不完全统计,在整个魁北克范围内有6720份运营许可,8240多名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作为特许行业,生意有保证,又不需要特殊的技能,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希望进入出租车行业,可运营许可的数量有限,自然催生了出租车运营许可转让市场。运营许可成为房屋一样的高价商品,且因数量有限,价格只涨不落,10年时间翻了好几倍(见下图)。先入场的人不仅没花多少钱获得,还可以高价转让,后进市场的人则需要花很高的价钱购买,在加上入行需要进行的培训、购置车辆以及购买保险等,形成极大的经济负担,有一些人甚至从早忙到晚却两头顾不上。 1996年-2009年魁省主要城市出租车运营许可价格。(来源: Données fournies sur demande par la Commission des transports du Québec) 这样的许可证体系不仅对后来的出租车司机不公平,也给消费者带来损害。首先,由于出租车行业一家独大,缺少竞争,出租车司机并不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叫车等待时间长、拒载、服务态度恶劣等情形时有发生,反正你不打车,自然有别人需要用车;其次,由于高昂的运营许可成本也使魁省的出租车车费居高不下,使得本该便宜、便利的打车出行成为一种高消费。 改革是唯一出路 针对魁省出租车行业的各种弊端,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随着网约车的到来,改革已是箭在弦上。魁省前自由党政府曾有四任交通部长试图进行改革,包括顶着出租车行业的压力允许Uber进入魁省。随着Uber在蒙特利尔越来越有市场,出租车行业的抗议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魁省又于2016年出台了一系列限制Uber的措施,包括要求Uber司机购买运营许可,与出租车司机一样进行上岗培训和背景调查。限制Uber的结果是2017年Uber宣布退出魁省市场,之后魁省政府对Uber的态度开始软化,于是Uber又重新回到魁北克。自2014年以来,出租车行业、各级政府以及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就这样一直在各种吵闹、抗议、软化和妥协中度过,直到CAQ政府以多数政府上台执政,决心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改革。 CAQ政府去年就宣布了一个针对出租车司机的补偿项目,以补偿网约车平台对出租车许可证造成的价值损失。在 2018 年的省级预算中,魁省为出租车行业拨款近 2.5 亿加元,平均每个出租车许可约能得到 30,000 加元的补偿;今年在提出17号法案时,又为此增加了2.5亿元;面对这几天出租车司机们的强烈抗议,魁省交通部长又表示将再增加2.7亿元用于补偿出租车司机的损失,但这笔钱要从消费者身上出,今后每次打车都要多交90分,无论是乘坐出租车还是网约车。Bonnardel部长说这笔费用是暂时性征收,预计用5、6年时间来筹集2.7亿元,以使政府可原额回购出租车运营许可。如果一个司机曾花了5万元购买运营许可,政府将给予他5万元的补偿;而另一个司机当时花了20万元购买,政府也将补偿他20万元。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使用出租车运营许可制度国家中最为慷慨的补偿计划,但这一补偿计划刚一提出,就被魁省出租车行业拒绝,司机们认为他们的运营许可已经升值,政府不应该以原价补偿,而应该按照市场价格补偿。 人心不足何时了 蒙特利尔HEC商学院企业创新专业(Département d’entrepreneuriat et innovation)教授Jean-François Ouellet在采访中表示,出租车司机们对魁省原价补偿的计划不满,希望获得现在市场价格的补偿并不合理,因为他们认为的增值部分并没有实际发生,无法用实际的价值衡量。一旦魁省出租车市场放开,这个运营许可就是有价无市。 其实,世界各地的传统出租车行业都受到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平台的冲击,但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城市的应对措施也不尽相同。比如在日本的东京和美国的纽约,乘坐出租车不仅是为了出行,而是旅游项目之一,因此不会受到网约车的冲击;温哥华决定全面禁止网约车进入市场;在伊斯坦布尔,乘坐网约车比传统出租车要贵;而大部分城市目前允许两种出租车系统共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则让市场做出选择,像魁省政府这样为出租车司机生计考虑,提供巨额补偿的还是第一个。 对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来说,开出租车相当于自我创业,购买运营许可和购买车辆一样,是入行的必要投资。任何生意投资都有风险,有可能赚,也有可能赔钱。而现在出租车司机们的诉求不仅是要收回全部投资成本,还要获得理想经营状态下的增值部分,这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发生。面对如此利好局面,魁省的出租车司机行业依然表示不会接受新的补偿提议,该行业新闻发言人Abdallah … Read more

“推定同意”器官捐献法落户新省 引发各界争议

七天记者 梦溪 去年6月,经过6年漫长讨论之后,冰岛通过了一项关于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器官捐献的法案,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冰岛人都将成为默认的器官捐献者,只有两种情况例外:逝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希望器官被移除,或者最亲近的家属拒绝捐赠。这项法案于2019年1月1日在冰岛正式实施。 就在冰岛的这项法律正式实施4个月后,加拿大海洋三省之一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于4月2日也提交了类似法案,今后不愿意捐献器官的新斯科舍省人需要进行专门登记,否则将被设为自动同意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和组织。在整个北美,新斯科舍省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做法的省份。这不仅在该省,也在全加拿大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器官捐献率低 原因复杂 加拿大人死后捐献器官的比例并不高,每百万人口中只有14.6个死亡器官捐献者,这个数字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垫底,仅比荷兰的12.8人略高。加拿大全国每年有大约两千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与此同时每年也有大约三百人在等待手术时去世。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不足由来已久,排队等候的患者全国各地有四千多人。以2012年为例,全年加拿大共有4,612人在排队等候器官捐献,大部分人是等待换肾。这一年有230人在等待中因器官衰竭死亡。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数量仅处于中游水平。 加拿大目前大部分供移植的器官仍然来自脑死亡患者,由于恶性车祸减少等原因,死于脑部创伤的人数下降。自2006年起,一些省份开始接受来自心脏死亡患者的器官捐献(DCD)。这一类器官捐献者数量在过去几年来有所上升,但是仍低于其他国家。造成加拿大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滞后的原因除了医院资源和医学专家的不足以外,对“死亡”定义的界定模糊也让很多有意愿捐献器官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产生顾虑。尽管早在2005年,加拿大卫生部就制定了关于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全国标准,即在心脏停跳至少5分钟后开始摘取器官。但到目前为止,曼尼托巴、新不伦瑞克和萨斯喀彻温等省份并不实行这个标准。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医院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多伦多总医院按规定等候5分钟,但在该市的圣迈克尔医院,医生会在心脏停跳后至少等候10分钟才开始摘取器官。 埃德蒙顿的重症监护专家阿里·乔夫(Ali Geoff)是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反对者之一。他认为现代医疗手段很先进,心脏停跳5分钟不见得就意味着心脏死亡不可逆转。因此从挽救患者生命的角度来说,至少应该等待20到30分钟再确认患者死亡。但是从器官捐献的角度来说,等候这么长时间则会影响到器官质量。虽然此类专业性很强的争论基本上在医学界内部进行,但很显然,相当一部分加拿大人对死后捐献器官的排斥来自被过早宣布死亡的担心。 研究也显示,人们对医务人士的信任程度越低,就越不可能去捐献器官。这种不信任可能来自个人经历,例如,根据一项针对病人家属的调查问卷,亲属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得不到良好护理是不太可能同意器官捐献的。这种不信任还源于对医疗机构如何对待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的误解。有很多人相信,如果医生知道你是一名登记的器官捐赠者,他们就不会尽其所能来挽救你的生命。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来自宗教的影响。虽然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将器官捐献视为一种爱的行为,总体持支持观点,但某些研究表明,与其他宗教相比,天主教徒不太可能捐献器官,尽管梵蒂冈天主教皇的官方立场表示支持。天主教信徒捐献意愿小似乎是由于他们对来世的信仰以及对保持身体完整性的关注。 寻求解决方法 为缓解实际捐献率低的现实难题,加拿大相关部门与医学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法。卡尔加里大学的两名医生曾提出有偿捐献的构想。以肾脏移植为例,卡尔加里大学研究发现,向捐献者付款一万加币,有捐献意愿的人数会上升至少5%。这项研究还发现,70%接受调查的加拿大人支持向已经死亡的捐献者付费;不过,在是否支持向在世的捐献者付费这个问题上,支持率则急剧下降。但卡尔加里大学的报告中没有涉及伦理道德的话题,只专注于讨论这种方式带来的益处。总体来说,对有偿器官捐献,目前加拿大社会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 回到新斯科舍省提交的“推定同意”器官捐献法案,其实早在2010年,当时的新民主党省政府就已经提交过类似法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法并没有实施。而在欧洲,除了去年通过器官捐献“推定同意,退出自由”法案的冰岛、荷兰外,类似捐献法规已经在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国实行,一些地区器官捐献的数量在法案落实后增加了35%。器官移植领先全球的西班牙,自从推动“推定同意”法案后,捐献率从1990年的每百万人中有17人,上升到2012年每百万人中有35人死后捐献器官,是实行“推定同意”国家的成功典范。 新斯科舍省总理斯蒂芬·麦克尼尔(Stephen McNeil)表示,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希望将那些愿意捐献器官却没有明确表示出来的人包括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平时不关心器官捐献的事,也没有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直到遭遇了严重事故或疾病时,他们才想起来这件事。实行“推定同意”原则上会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并且逝世后能够真正的捐献器官,而他们生前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器官的可能性更大。新斯科舍省希望新法能够将该省的器官捐献率提高到20%以上,达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水平。 一些需要器官捐献的病人家属对这一改变非常支持,新省居民莉丝·勒孔特(Lise Lecomp)说:“我的女儿是器官接受者。我对这个决定很满意。按现在的规定,需要个人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才算同意器官捐赠,但很多人不会去主动注册,还有些人在想捐赠时,已为时过晚。新的法案在同意的基础上也留有自愿的空间,如果一个人不想捐赠器官也很容易拒绝。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等待捐赠器官救命,所以我觉得新法案很有意义”。 加拿大联邦政府卫生部长Ginette Petitpas-Taylor看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童。 新法引发争议 加拿大目前有约90%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器官和身体其它组织捐赠,但只有不到20%的人填写了器官捐献卡。新省的“推定同意”法案可有效解决这之间的差距,却引发了巨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该法案是否侵害了生命主体本身的自主决定权。 多伦多大学的生命伦理学家克里·鲍曼(Kerry Bowman)担心这种做法是否适合加拿大社会。鲍曼认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有些文化和宗教对器官捐赠、或器官捐赠前的步骤,甚至对死亡的定义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后面,也有很多跟贴和留言。其中一位叫维基·里瓦考斯基(Vicki Rewakoski)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虽然我是志愿的器官捐献者,但我不觉得新省的做法是正确的!它取消了一个人的选择权。政府不应该把这种情况强加给人们。” 另一位读者则写道:“自愿选择捐献应该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政府不应该在与我们身体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实行所谓的‘主动同意’,甚至包括我们死亡之后。如果选择不捐献的人因为文件丢失了,或被忽视了,而最终成了器官捐赠者,那会发生什么?可能之一就是受牵连的家庭发起集体诉讼。而最终的赔偿还是要由纳税者承担。” 另外,“推定同意”制度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技术监督和行政监督基础上。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一直在与加拿大和国际社会负责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专业部门合作,该中心负责死者器官捐献事务的医疗顾问萨姆·舍米(Sam Shemie)博士对新斯科舍省的行动表示赞赏。但舍米博士也表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并不直接提倡“推定同意”的做法,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各方面的基本条件成熟之后该法才会起作用。他提到的这些条件包括:建立起一个识别潜在捐赠者的系统,并将其转介给省级器官捐赠组织;让工作人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家庭提出咨询;管理复杂的后勤工作;确保器官移植的正常工作;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接受者,且有手术和技术能力的保障等。 加拿大其他省份都在观望该法案在新省的落实情况。魁省移植协会器官移植医学主任普罗桑托·乔杜里(Prosanto Chaudhury)博士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魁北克的有关器官移植立法问题。魁省采用“自愿同意”制,捐献率为每百万人口中15人,目前在全省有800多人在排队等待接受器官移植。乔杜里博士说,“假定同意”制度只是鼓励器官捐献的一个途径,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解决器官捐献者短缺的灵丹妙药。他说,虽然“假定同意”制在不少国家获得成功,但在南美、英格兰和威尔士反而导致了器官捐献的减少。他更希望在魁省原有立法中增加一些“强制性通知”的内容,即要求医院的医护人员将即将死亡的病例通知移植组织,以便对捐献者进行筛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捐献,再进行后续工作。 由于是北美“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新斯科舍省究竟能否消化好这项新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新斯科舍省卫生部长兰迪·德洛里(Randy Delorey)说,如果法案通过,在正式实施前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准备时间,以便向公众介绍新法和普及有关知识。他还鼓励省民和家人讨论自己身故后的捐献意愿。面对如何看待和解决器官捐献这一世界性的难题,要走的路还很远。  

特鲁多发飙 王州迪被开

七天记者 颜宏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 在3月爆出特鲁多总理对兰万灵(SNC-Lavalin)一案进行“司法干预”丑闻以来,各方围绕此事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一场堪称好莱坞大片的政治斗争,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在原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的步步紧逼之下,特鲁多展现了难以想象的好脾气和耐心,没有对她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但上周五爆出的王州迪偷偷录下和同僚、前加拿大枢密院秘书长Michael Wernick的谈话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犹豫、观望了四天后,一向瞻前顾后的特鲁多终于在4月2日宣布把原司法部长王州迪和原国库委员会主席Jane Philpott踢出党团(Caucus),王州迪还被禁止代表Vancouver Granville选区参加2019年大选。 在新闻发布上,特鲁多表示过去的自由党当中存在诸多内斗,而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但王州迪与Philpott两人破坏了这样的团结。不论是在未经同意下偷偷录音,还是反复强调对自由党与特鲁多失去信心都极大地损害了自由党的利益,所以她们不能再留在自由党内。同时,她们的做法显得更在意她们的个人形象,而非公众利益。 特鲁多还批评王州迪的行为,表示偷录电话交谈的事件极大地破坏了自由党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这样的事件只会让其他党派获利。特鲁多还指出,反对党们没有其他的政策性建议,他们只知道在兰万灵事件上做文章。他的讲话得到了在场自由党议员的支持。 各方反应 消息发布后,王州迪在自己的推特上回应说,“我刚刚接到加拿大总理的通知,我被从自由党党团会议中除名。”她还称,自己不后悔,“我能说的是,我昂首挺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我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也知道我需要去做的事情,是基于必须超越党派的原则和价值观。” Jane Philpott在宣布开除决定的内阁成员会议开始不到10分钟后就离开了会场,并表示其与其他党员的谈话已经有“很大的困难”。事后,她在Facebook上发文表示对该决定很失望,否认自己对自由党不忠诚,正相反,自己是在按照政府的要求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前进。她还进一步提到自己将继续代表Markham-Stouffville选区的选民直到任期结束。 官方反对党保守党党领Andrew Scheer表示,特鲁多开除这两名女部长的行为表明,自由党内容不下真话,自由党背叛了加拿大的法治精神,这已经是王州迪第二次因为捍卫法治精神而被自由党排挤。 新民主党党魁Jagmeet Singh则表示王州迪是一位将诚信与正义放在更优先位置上的议员。特鲁多与自由党政府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对诚信的漠视。王州迪才是对加拿大人忠诚的议员,她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在开除消息发布的第二天,特鲁多在议会大厅一个名为Héritières du suffrage的活动中发表讲话时,参会的十几名女性站起来背对着特鲁多以显示对特鲁多开除王州迪和Jane Philpott的抗议。 《国家邮报》在报道此事时更是用了“大屠杀”(Massacre)这个贬义词。 失败的危机处理 在这场源于一家工程公司行贿案的政治危机中,以特鲁多为代表的自由党政府处理得糟糕至极,有可能成为政治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或许是没有清晰的应对方案,从一开始,特鲁多就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而是处处被动挨打。每一次被逼到头上,也是就事论事,没有进一步采取主动扳回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没有一个连贯的逻辑性。一些政治评论人士甚至称从来没看到过一个政党首领如此地缺乏政治智慧,如此无能。从和美国开始新的北美自由贸易谈判到访问印度大秀服装,从和沙特交恶到华为孟晚舟事件,从力推争议不决的大麻合法化到广为诟病的难民接受政策,从兰万灵一案到预算案借贷收买选民,特鲁多政府可谓出遍昏招,不仅使加拿大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政府财政赤字大大增加,还给国内的政治氛围和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特鲁多本人带有强大的“网红属性”: 出身政治世家,外貌俊朗,时尚达人,还特别懂得“蹭热点”,所以才能在执政初期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网红就是网红,即使受到再多人的追捧也不能成为一个有远见卓识、有系统策略的政治家。缺少真正政治家领导的政府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政府对民众来说则是一大灾难。  

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停运 女子冰球将往哪里去?

七天记者 梦溪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3月31日,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在其官网上宣布,由于经济困难,董事会已决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停止运营。在这份声明中,CWHL方面表示目前的商业模式在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无法维持联盟的正常运作。消息一出即在冰球圈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加拿大女子冰球运动遭受的一个巨大打击。 经济困难 CWHL在声明中表示:“由杰娜·哈福德(Jayna Hefford)领导的新管理层和在2018年成立的新董事会,积极与我们的合同员工、球员、经理、行业合作伙伴和企业赞助商展开合作,建立了充足的收入基础、良好的管理模式和高质量的赛事。但不幸的是,目前作为联盟基础的商业模式,在财务上是不可持续的。” 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是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2007年,目前拥有6支球队,包括蒙特利尔队、多伦多队、马克汉姆队(位于多伦多郊区)、卡尔加里队、波士顿队和来自中国深圳的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联盟的使命是发展加拿大女子冰球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CWHL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它的目标。创办12年来,联盟的赛事关注度逐步上升,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克拉克森杯总决赛还吸引了17.5万名冰球粉丝观看,创下了收视率的历史新高。 冰球运动在加拿大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可以称得上是加拿大的国球。在加拿大,通常名气最大的不是演员、明星或政治人物,而是冰球运动员。男性职业冰球俱乐部的明星球员可以年薪过千万,广告和赞助收入也相当可观。但这份名利双收只限于男子冰球队员,同样喜欢玩冰球的女性队员即使参加了正式球队,不要说高薪,其收入也可能不过温饱而已,连中产工薪阶层都不如。许多女队员靠打球无法维持生计,出于无奈只好一边打工一边打球。根据CWHL的财务报表显示,联盟2018年收入344.9万元,支出324万元,支出中包括160万元的球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薪水,约80万元的差率费。而在2017-18赛季的收入中,还至少有170万元来自中国球队的支持,剩下的收入则来自赞助和捐赠,捐赠者中多数为联盟董事会成员。 各方反应 在解散声明中,CWHL感谢了一直以来支持她们的球迷、赞助商和队伍。“我们感谢我们的球迷为他们喜爱的球员和球队加油,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为女子冰球的发展提供资金,感谢我们与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球员协会、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多伦多枫叶队和卡尔加里火焰队的合作。我们要感谢昆仑鸿星团队的管理层和队员们对中国女子冰球运动和CWHL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安大略女子冰球协会、加拿大冰球协会和NHL的支持。” 对于CWHL的解散,许多网友表示了理解。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CWHL度过了最棒的一个赛季,但如果没有钱,无论如何它也无法再继续运营下去。”“这对于加拿大女子冰球的运动员、球队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消息,但你们仍然是球迷的骄傲。” 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的队员普林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了遗憾。“作为球员,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所以这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冰球赛季, 但我们还是很难保持乐观。” 而来自中国深圳昆仑鸿星的门将、芬兰“门神”诺拉莱蒂也在自己的INS上表示了惋惜。“这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赛季,球迷们还是能继续观看我们的比赛。我们需要相互挑战,把这作为一个机会,为我们的顶尖女子冰球运动员,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后辈,创造一条更加可持续和繁荣的道路。” 从2017年开始,深圳昆仑鸿星队和万科阳光队这两支中国俱乐部队伍开始征战CWHL,队员由中国国家女子冰球队队员与高水平外籍球员组成。2018年,两支俱乐部合并为目前的深圳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这两只新加盟的中国冰球队曾为CWHL注入了新的财务资源,使得联盟有财力为球员们支付一定的报酬。 深圳昆仑鸿星俱乐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关注到了CWHL的解散声明,昆仑鸿星的初心是为中国女子冰球队员提供高水平的赛训平台,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化。我们会和联盟其他球队保持沟通,希望可以尽快恢复正常。这是世界女子冰球职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希望大家给发展中的事物多一点信心和耐心。” 何去何从 北美冰球一共有两个女子冰球联盟,分别是美国女子冰球联盟(NWHL)和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这两支联盟共包含11支球队。随着CWHL的停摆,北美地区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联盟缩减到只有一个。 而就在CWHL宣布停止运营后的两天,NWHL迅速做出了响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其董事会已批准了一项向加拿大扩张的投资计划,表示将抓住一切机会,以确保加拿大的优秀女冰队员资源不会浪费。NWHL希望在新赛季开始前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拓展两只队伍,将联盟的特许经营队伍扩大到7支。同时,NWHL在周二表示,他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的承诺,将成为NWHL最大的金融赞助商之一。此前,NHL就已经捐助了5万美元来资助NWHL。 近几年女子冰球运动在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商业价值却与发展势头并不对等,面对这种困境,业内一直有让NHL介入,组织北美女子职业冰球联盟(WNHL)的呼声。背靠NHL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形成一个更强大更专业的女子冰球联盟,不再是两个联盟各自为营,竞争同一批赞助商和投资者。此次CWHL的解散,不知道是否会是北美女子冰球运动新发展的起点?  

禁宗教标识 CAQ最具争议法案提交

七天记者 颜宏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继引来大片嘘声的魁北克移民法改革草案提交后,魁省移民部长(Ministre de l’Immigration, de la Diversité et de l’Inclusion)Simon Jolin-Barrette在3月28日向省议会提交了引起更大争议的第21号法案。 这项名为 “国家世俗化法”(Loi sur la laïcité de l’État)的法案将禁止新受雇的公共服务部门员工佩戴任何宗教标识类服饰,不论是大物件如头巾、罩袍还是小饰物如耳环、项链,不论外面可见还是不可见都将禁止佩戴。涉及的公共服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威权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所有携带武器的公职人员(警察、保安、狱警、法警、自然保护区管理员等),司法人员(公诉人、法官、政府律师、调查专员等),公立学校正、副校长以及教师等。 按照该法案,政府世俗化的定义由四个方面组成,分别是政权和宗教分离(séparation de l’état et des religions),政权保持宗教中立(neutralité religieuse de l’état),所有公民平等(l’égalité de tous les citoyens et citoyennes),思想和宗教自由(liberté de conscience et la liberté de religion)。禁止威权机构从业人员穿戴特定含有宗教标识的服饰是保证政权世俗化的措施之一。 根据该法案,对含有宗教标识类服饰的定义是根据某类宗教标志的常识(c’est selon le sens commun d’un signe religieux),比如伊斯兰教的蒙面纱巾(Voile islamique)、锡克教的包头巾(Turban sikh)、犹太教的基巴帽盔(Kippa juive)等。刻有十字架的结婚戒指不应该被认为是宗教标识。这样含糊的、不严谨的定义预计将给未来的执行带来很多困难,因为人们无法明确界定到底什么样的服饰算是宗教标识,什么样的不算。在该法案提交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移民部长Jolin-Barrette,带有宗教图案的纹身算不算,移民部长只好推诿说“今天不谈纹身”而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由于该法案可能被人指责违反人权宪章的宗教自由原则,该法案还援引了宪法中极少引用的“但书条款”。加拿大《人权和自由宪章》第33条规定,联邦和省级政府可以修改或推翻宪章的某些内容,但有效期最多为5年。 另外该法案还保留了的祖父条款,即允许已经佩戴宗教服饰的在职人员在不换职位和机构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佩戴,只禁止新入职的员工。 … Read more

蒙特利尔的华裔电影人

文 / 梁彦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蒙特利尔作为著名的电影外景取景地,其电影工业也是加拿大最发达的,几乎所有获奖的加拿大电影都有来自蒙特利尔电影人的贡献。如今,这片电影热土里又陆续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对电影充满热忱的华裔独立电影人:张侨勇、范立欣、古涛、和晓丹、杨奥楠……他们的作品在加拿大和国际上展示了华语电影独特的一面,也斩获众多奖项。 对于华裔电影人整体受到瞩目,其实这不仅仅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还有在好莱坞,很多华裔电影人也开始崭露头角,比如这几年受到独立电影界关注的赵婷,目前应邀执导一部好莱坞超级英雄的大片,还有口碑票房都反应热烈的《疯狂亚裔富豪》。在今年,第91届奥斯卡公布的入围名单就有四位华裔电影人。分别是多伦多长大的女动画导演石之予 (Domee Shi) 的作品《Bao》获最佳动画短片提名;女性华裔音效剪辑师李爱玲 (Ai-Ling Lee) 入围奥斯卡最佳音效剪辑和混音两项奖;在纪录片单元,美国芝加哥29岁华裔青年导演刘冰的家暴主题纪录片《注意脚下》 (Minding the Gap) 和华裔登山大师兼摄影师金国威指导并制片的《徒手攀岩》(Free Solo) 都入围。 导演石之予(右)与制片人Becky Neiman-Cobb一起上台领奖。 最终加拿大华人二代移民石之予(Domee Shi)编剧和执导的、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电脑动画短片、以多伦多华人移民故事为剧本的《包宝宝》(Bao)拿下了最佳动画短片奖。 华裔金国威(Jimmy Chin)和妻子伊丽莎白·柴·(Elizabeth Chai Vasarhelyi)执导并摄影的作品《徒手攀岩》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在这部纪录片中,金国威作为“主角”尽显东方人的肌肉力量。他在旅行、攀岩、滑雪、探险以及摄影方面的激情与努力使其在全球探险活动中有着突破性的成就,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全能探险运动员以及摄影家之一,同时也是North Face的签约运动员。 华裔电影人破茧而出 10年前的秋天,我在蒙特利尔采访了华裔导演张侨勇。他当时只有二十出头,高个儿,很阳光,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时,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 2008) 正热映 —— 展现的是长江三峡正在经历中的著名大坝工程,以及这项工程如何彻底改变了两位当地年轻人的命运。 这部片子令他第一次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也在加拿大斩获电影最高奖吉尼奖的最佳长纪录片奖。 2012年,他的第二部作品《千锤百炼》(China Heavyweight,2012)再次征服了观众。它描述的是云南一位著名拳师齐漠祥重回赛场的曲折经历,以及他的一众学徒 —— 都是从贫苦人家走出来,希望靠拳击改变命运的年轻人。这部电影让张侨勇第二次摘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2009年,同样生活在蒙特利尔的华裔电影人范立欣推出了《归途列车》(Last Train Home)。这部片子横空出世,得到了多个奖项,包括新闻以及纪录片艾美奖的两项大奖,并且得到了吉尼奖最佳纪录片奖(2011)。 范立欣用了几年的时间跟踪一个农民工家庭。来自四川的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将一对年幼的子女留给自己的父母,来到广州打工。每年春节,他们也和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一样,乘火车回家过年。经过近一个星期的漫长跋涉,两人才能回到偏远的乡村,和父母孩子相处几天。而更令人心酸的是,他们的女儿张琴并不理解他们的做法,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她在镜头前从不掩饰对父母的敌意,终于,一场家庭冲突正式爆发了。 两位年轻导演都捕捉到了中国在社会急剧变化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并以真实的镜头纪录了下来。记得当时,范立欣曾经和我说,现在的中国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去讲述。 这三部纪录片出自同一个制片公司、蒙特利尔的EyeSteelFilm,也一下子把华语纪录片以及两位独立电影人推到了加拿大以及国际的舞台。当然,这并非巧合,Eyesteel电影公司成立于20年前,创办者是本地独立电影界的领军人物Daniel Cross和他的搭档,多年来以成功推出加拿大多元文化纪录片而著称。 绿地影画的崛起 正巧也是在10年前,杨奥楠和两位志同道合的康考迪亚电影系同学Andreas Mendritzki以及Nguyen-Anh Nguyen创立了绿地影画(GreenGround)。此后,还成立了后期制作公司CineGround Media。在过去的两年中,绿地影画推出了两部剧情片以及三部长纪录片。 2017年,在加拿大重要的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影展(RIDM)上,古涛的《驯马》得到了最佳加拿大长片;他们公司提交的另外两部作品:描述在阿根廷两位受到性侵女孩成长故事的《若秀与艾达娜》(Prima) 得到了评审团大奖,而《潮汐中的女人》(In The … Read more

一个脑袋两顶帽子:加拿大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是否应该由不同的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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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察长和司法部长这两个职务在加拿大是由一人兼任的。而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则是由两人分别担任。加拿大是否应该仿效这些国家呢?SNC-兰万灵案审理最近在加拿大联邦政坛引发的风暴让这个问题重回公众视野。 约克大学法学院助理院长特雷弗.法罗(Trevor Farrow)认为,现在正是一个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他在接受CBC记者Peter Zimonjic采访时表示,在我们知道了围绕SNC-兰万灵案审理所发生的事以后,目前的做法是否保持下去应该被打上一个问号。 支持把这两个职位分开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目前处于风暴中心的前加拿大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威尔森-雷布尔德(Jody Wilson-Raybould)。她上周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说,她在SNC-兰万灵一案上受到来自总理办公室和枢密院官员的“不适当的压力”。他们试图说服她行使总检察长职权,推翻此案检察官的决定,让SNC-兰万灵免于刑事起诉。 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担任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的欧文·考特勒(Irwin Cotler)早在卸任前就建议过分开两个职位。他在接受CBC采访时坦率承认自己也遇到过和威尔森-雷布尔德类似的事,也同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服努力构成了“不适当压力”。但是他也表示,他相信那些官员主观上并没有对总检察长的工作进行政治干预的意图。总理也好,其他部长及办公室人员也好,都把司法部长看作自己的内阁同僚。他们在对司法部长说话的时候,有时会意识不到对方还有一个司法身份。 加拿大枢密院秘书长韦尼克(Michael Wernick)是被威尔森-雷布尔德指控向她施压的重要官员之一。他和另一个卷入此事的关键人物,现已辞职的前总理高级顾问巴茨(Gerald Butts),都坚称他们的行为属于正常运作。事实上,枢密院秘书长的主要职责之一正是和部长们沟通,以确保他们在制定决策时了解全局。 枢密院秘书长韦尼克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CP/Justin Tang) 但是当部长同时又是总检察长时,事情就有些微妙。考特勒认为,这两个身份各自带来的职责有时会打架,分开它们有助于消除这种“双重职责之间的内在紧张”。 加拿大司法部自1868年成立起,部长和总检察长一直是由同一个人担任。但是渥太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前安省总检察长办公室主任亚当.杜德克(Adam Dodek)认为,把二者的责任集于一身的做法有悖于忠诚义务和利益冲突的现代理念,也不符合目前我们了解的关于大脑运作的科学知识。总检察长在思考和做决定的时候“不可能把负责党派利益的那一部分大脑关掉”,反之亦然。 不同意见:一个人戴两顶帽子的好处 但是另一位前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安妮.麦克莱伦(Anne McLellan)却认为,即使今后总检察长不再同时担任司法部长,他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他在做决定时应该了解党内外同僚和公众的想法。 麦克莱伦1997年到2002年期间在克雷蒂安手下担任司法部长。她并不否认在做某些决定时会受到压力,但是她说,她很享受这种辩论。她认为这可以帮助她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条件是每个人(总理办公室,枢密院秘书长,同事)都知道他们的角色是什么,都知道“那条红线”在哪里。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前内阁成员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由同一个人担任确实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但同时也有其优势。总检察长的职责之一是向政府提供司法建议,但是如果他不参加内阁讨论,怎么提建议呢? 这位消息来源说,一人兼二职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把二者分开,你肯定会失去一些东西。当然,一个人戴两顶帽子“会不会发生冲突?会。冲突是不是可以解决?完全可以。”   来自:RCI

总理特鲁多拒不致歉 承认这几周过得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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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8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渥太华的National Press Theatre举行新闻会,他先发表演讲,然后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承认,最近几周他过得很艰难(“difficult” few weeks)。 不过无论是他的演讲,还是针对记者所提问题的答复,特鲁多并没有像政治观察家们此前预期的那样作出正式致歉,只是有几次提到了“后悔”(regret)这个词。总结杜鲁多的讲话,主要有这么几点: 1)特鲁多承认,他在(去年)9月17日与前司法部长举行会议时提到了兰万灵一案,同时表示他是蒙特利尔选区的议员,担心如果该公司在刑事审判中被定罪,那么将导致工作大量流失。 2)由于兰万灵(SNC-Lavalin)事件,他的办公室和前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之间越来越不相互信任(”erosion of trust”),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说要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采取不同方式来对待和处理相关事情。他说他现在终于清楚了,她(指王州迪)对事情(兰万灵)有不同的看法。 3)特鲁多没有为他和其他高级官员与前司法部长王州迪兰万灵事件所进行的互动道歉。他坚持说,他和他的办公室并没有向王州迪施加不适当的压力,如何做出决定仍然取决于她自己。 4)特鲁多强调兰万灵公司对加拿大人就业的重要性。特鲁多表示,因为兰万灵曾经扬言要离开加拿大,这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因为成千上万的工作职位将会随之而去。 5)特鲁多在讲话中强调,政治家都有责任来“捍卫”选举他们的社区,他也是如此。他说,这个问题(指兰万灵)在国家层面都具有重要性,但强调说,是否进行干预仍然取决于“她自己”(指王州迪)。他说曾经要求总理办继续跟进,但他自己并没有(与王州迪本人)跟进,他为此后悔(regret)。 6)特鲁多说,在处理兰万灵事件上,他的办公室确实多次与王州迪接触。整个过程中,前司法部长都有很多机会直接找他,他自己也以为她会这样,但她一直都没有这样做(直接找他)。 7)特鲁多承认最近几周他过得很艰难,但也学习并吸取了很多教训,这有利于将来把工作做得更好。他说本来可以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比如说,政府本应该就政治干预指控所提出的问题寻求外部专家的意见。这其中就包括司法部长和检察总长双重角色的问题。 在总理讲话之后,有记者针对兰万灵事件,王州迪被调换职位及辞职,以及前总理办高级顾问Gerald Butts周三的作证提出问题,特鲁多逐个给予回答。 据CP24电视台报道,有政治分析家在新闻会之后表示,从头到尾,杜鲁多并没有作出正式道歉,多次出现的词语只是后悔。 专家评论说,特鲁多承认他过了很艰难的几周,显而易见是,他希望事情快点儿过去。但这场政治风波是否会如他所愿就这么平静地过去,并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取决于前司法部长王州迪,还有不肯放过他的反对党。   来自:加国无忧

难民申请者每个月从省政府拿生活费,反对党批特鲁多词不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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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鲁多与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在蒙特利尔 星期日(8月2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加了在蒙特利尔举办的同性恋大游行,特鲁多对记者谈及难民问题时表示,那些用非法越境的方式进入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不会在是否得到难民身份方面得到特殊的照顾;所有向加拿大申请难民的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加拿大的法规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来自美国的非法越境者成群结队进入魁北克 在7月份3千非法越境者从美国进入加拿大魁北克省要求政治避难之后,8月份头两个星期又有超过3800人非法越境进入魁北克境内,他们中大部分是已经在美国居住多年的海地人。 非法越境进入魁北克的难民申请者中主要是海地人 去年申请在加拿大政治避难的海地人中有差不多一半被拒。 加拿大联邦反对党保守党的移民事务发言人兰贝尔Michelle Rempel 批评特鲁多没有更清楚、更直截了当的讲明加拿大对待非法越境难民申请者的立场,应该说“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的难民申请者在冒会被加拿大遣送回原籍国的风险”。 此外,兰贝尔要求特鲁多政府增加拨款给加拿大难民委员会、加速对难民申请者的甄别审理过程,以防止大量难民申请者要等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其难民审批结果的局面。 难民申请者在等待审批期间每个月可以从省政府得到610加元到750加元的生活费,具体的生活费数量取决于所在的省份。 记者 文佳综合报道 编辑:董岩 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