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七天记者 颜宏 庚子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之后，又蔓延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从目前的感染确诊数据以及发展趋势看，情势已经出现了大逆转：中国走完了上半场，基本走完了疫情曲线的一大半，进入收尾阶段，而其他国家则正处于曲线的开始或上升阶段。中国用封锁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全国停摆、死亡超过3千人的巨大代价控制住这场百年不遇的超级瘟疫，阻止了其在除湖北以外省份的蔓延，除了中国政府强大的行动力、动员力和组织力外，也和全体中国人民的负责担当、守望相助分不开，这其中，海外华人更是在疫情的初始阶段积极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支持国内的抗疫行动，在得知武汉前线缺乏抗疫必须的防护用品时，更是几乎买空了世界各地库存的口罩、防护服、手套等防护用品，利用各种方法紧急运送回国，为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魁北克大学三河分校（UQTR）中国学生会的同学们向《七天》编辑部推荐的、居住在魁省Yamachiche的Yvon Bourassa和马云莲夫妇就是这批最早行动起来的、千千万万海外华人中的一员。 马云莲、Yvon全家和魁北克大学三河分校中国学生会的同学们 / 图片由三河分校学生会提供 闻风而动 马云莲夫妇在三河市（Trois-Rivières）从事加中贸易生意，本身有些防护用品的业务，主要是一次性口罩和手套。以往主要从中国进口这类产品，在北美地区销售。今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牵动着所有华人的心。腊月二十九，也就是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马云莲因为自己就是做防护用品的，知道在传染的情况下，有效隔断病毒的防护用品有多么重要，就和在国内的妹妹——一名党校的教授聊起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要尽自己所能为防控疫情做点儿什么。 接着武汉医护人员所需的防护物资告急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流传，马云莲夫妇立刻行动起来投入战斗。因为正值春节，国内的供应商都在放假，他们只好先把自己仓库的防护用品存货打包，同时联系网上的美、加供应商下单，跑遍所在的三河地区商店购买防护服、口罩、手套等物品。马云莲的妹妹也在国内联络起一批人，建立起一个集捐助者和受捐医疗机构人员在内的志愿者群组，根据医疗机构的需求，募集资金，购买防护用品，再送到所需机构。 大年三十那天，马云莲夫妇把两个孩子交给朋友帮忙照看，忙碌了整整一天。接下来的两天就是周六、周日，当地的大部分专业商店、物流机构都关门休息，让本来已经很适应本地这种不管外面如何，周末铁定要休息的马云莲感到非常焦虑：国内的疫情防控紧急，手里的防护物资却运不出去。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加拿大。好不容易等到1月27日，为了让物资尽快抵达中国，夫妇两人一大早就开车带着物资来到蒙特利尔市中心的联邦快递（FedEx）发送货物。该收货点位于Place Ville Marie里面，要从停车场穿过商场才能到达，夫妇二人推着装满箱子的推车、穿过长长的商场运送了好几次，才把车上的防护物资送到联邦快递的办公室，价值接近2万加元的物资花了7千多加元运费。当时两人还觉得快递费用好贵，今后要找更便宜的运送渠道。但实际上，当时的运费还算是低的，仅仅几天后，不仅运费要成倍地增加，随着美加相继停飞部分往返中国的航班，运送防疫物资一下子成了突出问题。比如空运费用从1月底的每公斤2加元涨到了2月初的4、5加元，而且还排不到航班。当他们发送第三批防护物资的时候，价值13万多加元防护用品的快递费用已经涨到近4万加元，为了尽可能省下运费，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还可运载货物，但蒙特利尔没有东航的航班，他们又紧急雇佣货运公司把这批物品运到多伦多，搭上东航的飞机回国，节省了近一半的费用。 守望相助 很快，由于供不应求，防护用品价格开始飞速上涨，货源变得越来越紧张。蒙特利尔、三河等地市场上的防护用品几乎被抢购一空，他们开始把搜寻的范围继续扩大，Joliette、Shawnigan、甚至偏僻的核电小镇Gentilly。接着他们又找到当地的媒体《Le Nouvelliste》呼吁任何有口罩、防护衣、护目镜以及红外体温计货源的人联系他们，为武汉的疫情提供帮助。他们的善举2月5日经当地媒报道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多家本地媒体进行了转载，Quebecor旗下的法语电视台TVA也进行了专题报道。报道发出后，很多热心人联络他们，为他们提供货源或者货物信息，甚至有人把自己囤的防护用品出让给他们，当然也遇到过囤货居奇的贪婪商人以及幻想空手套白狼的骗子。 在短短不到两个星期时间里，他们夫妇二人购买、发送了价值近20万加元的防护用品，其中有20万元人民币的用品是捐赠的。鉴于武汉封城，货品都发到他们在国内位于昆山的办事处，再由其中国团队的人员清点、打包、运送给最急需的地方。本来已经春节放假的团队从大年三十开始不分昼夜地义务工作，去机场取货、分货、以最快的速度送货。 团队里的Rose每天一睁开眼睛，顾不上洗脸，顾不上吃饭，先坐在电脑前，一坐下就再也挪不开位置；Candy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后半夜，以至于一坐到电脑前腰就开始痛，同时还为留在武汉家乡的年迈父母担心；在全公司人员都可以在家办公的情况下，财务Cathy却需要在交通管制的情形下经常跑到公司处理业务……这一切都让马云莲感动，也激励着她继续奋斗。这期间，马云莲的家人更是给了她巨大的支持：妹妹在最忙碌时三天只睡8个小时，联系捐赠者，落实捐赠金额，一遍遍地寻找最急需物资的医院，和医院沟通确定所需防护用品的种类、规格等等；哥哥则负责仓库收货、发货；马云莲说这个春节是自己三十年来工作最繁重的时刻，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特别多的信息需要回复，连两个孩子都顾不上管，让马云莲感到非常歉疚，同时也为两个懂事的孩子感到骄傲，感谢他们在这期间给与的支持。在大家都在为帮助国内抗击新冠疫情争分夺秒、尽其所能的特殊时刻，马云莲的先生Yvon Bourassa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异国情缘 Yvon是土生土长的魁北克人，生命的前一半和中国没有任何交集。上世纪90年代，浙江海盐秦山核电站三期工程作为中国和加拿大两国合作建设的最大项目，采用了加拿大提供的重水反应堆技术，建设两台装机容量728兆瓦的核电发电机组。1998年，工程正式开工，加拿大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了250多名核电方面的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而当年在魁北克水电局（Hydro-Québec）下属核电站Gentilly-2工作的Yvon就是这批专家中的一员。 马云莲则出生、成长在江苏昆山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经历过70年代初期的贫困、农村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力、整个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可以说完整见证了中国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40年。家庭经济情况的好转让马云莲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自己喜爱的声乐，梦想成为歌星。毕业后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担任音乐老师。工作6年后，因为长期的教学，过度用嗓，她患上了声带小结，不得不辞职。在一个小姐妹的撺掇下，1998年，俩人合伙到海盐开设了一家美容美发店。 冥冥之中的缘分就这样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放在了同一个时空。当时的海盐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只有近6万居民，镇上只有一个酒吧可供这些外国专家消费、放松，于是这里就成了当地年轻人练习口语的英语角。辞职后曾去进修过英语的马云莲也到这里来练习口语，一来二去的就和Yvon熟识了起来。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加拿大人，魁北克人比较热情、开放、好奇心强，喜欢了解不同的文化，这让Yvon显得与其他的外国专家不太一样。在练习英语的过程中，两个人逐渐熟识起来，对彼此产生了好感。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马云莲至今还记得那个晚上，两人坐在当时还未开发的海盐广场上，Yvon一直都在谈论自己的孩子，讲孩子们小时候的趣事，自己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自己带孩子们做的游戏等等，让马云莲觉得这是个完全对自己敞开心扉的男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马云莲则禁不住自嘲说自己当时是自作多情了，因为魁北克人就是这种不设防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因为对面那个人有什么特别。 经过了几年的交往，两人于2003年在中国结婚，2005年创建了信倍国际贸易公司，主营加拿大和美国市场的卫浴、厨具和防护用品等业务。 文化碰撞 很多异族婚姻都会遇到因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以及个人成长经历不同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Yvon和马云莲夫妇也不例外，用Yvon的话来讲，两个人每天都会因各种事情而意见不同，而马云莲则表示两个人都是个性很强的，日常生活可谓针尖对麦芒。比如两人商定的结婚日子是西方的情人节，马云莲的家人坚决反对，因为这一天是14号，认为有4的日子不吉利；再比如针对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Yvon认为孩子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没必要给孩子压力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马云莲则和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对孩子比较严厉，希望孩子上进，要好上加好等。这样的纷争在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小到什么时候起床，大到给孩子选择哪所学校等等。但共同生活17年来，他们依旧和谐、默契、相亲相爱，这其中的秘诀就是包容和尊重对方。 正如Yvon说的，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很多时候是无解的，就是说都是两个人的原则问题，找不到妥协的余地，这是不同文化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来适应自己，要给对方留下空间，同时想办法适应两个人的生活。比如，在过去的20年里，Yvon就认为自己牺牲的多一些，远离自己家人、朋友和熟悉的魁北克，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中国；现在孩子大了，为了孩子的教育，他们决定未来十年呆在魁北克，就轮到马云莲做出牺牲了。无论发生什么，每个人都不要太钻牛角尖，要学会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如果碰到解不开的难题，不妨冷处理一下，或者干脆放在一边，没必要事事都要达成一致。而马云莲的经验则是面对婚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一定要坚持，不轻言放弃。 马云莲和Yvon夫妇只是这场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疫情里涌现出来的普通人，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事情，但他们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却是所有海外华人的缩影。当祖国有难之时，那种真切的爱就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记得疫情之初，几乎所有的蒙特利尔华人都行动起来，捐钱、捐物，买光本地的防护用品送回国内；蒙特利尔的华人还自发地成立各种互助群，为从国内归来的自愿隔离同胞提供各种支持，尽管政府并没有建议隔离。现在疫情发展出现了反转，中国不光控制住疫情，随着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防护用品的产能和产量也日益上升，马云莲夫妇又开始利用自己的供货商渠道从国内进口防护用品，来支持美、加两地防控疫情。用他们朴实的话讲就是当下艰难时期，我们要响应政府的需求，做好自己，管理好自己，这是对防控疫情最大的贡献，疫情总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迎接春暖花开！ （致谢：感谢赵曼秋女士和魁北克大学三河分校中国学生会林蜜等同学提供新闻线索、前期采访、图片等）

七天记者 颜宏 右起：IRCM荣誉教授Michel Chrétien、研究助手Annie Roy、合作研究员Majambu Mbikay /七天传媒图片 摄影 / 德昊   上期《七天》报发表了蒙特利尔临床研究所IRCM（Institut de Recherche Clinique de Montreal）前所长克雷蒂安医生（Michel Chrétien）及其团队把他们研制的一种抗病毒新药试用在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报道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读者希望对这位医生、这个研究所以及这种新药有更多的了解，为此，七天传媒记者特地在3月3日前往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临床研究所，在克雷蒂安医生的办公室兼实验室对他及其团队进行了走访。 中国情缘 克雷蒂安医生是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的弟弟，采访一开始，他就表示他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情感，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时，指导老师就是著名的华裔生物学家李卓皓（Choh Hao Li）。 李卓皓1913年出生在中国广东一个拥有10个孩子的成功企业家家中，1933年毕业于由美国教会卫斯理宗于1888年在南京创建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该校1952年被并入南京大学）。毕业后的李卓皓在金陵大学教了二年书，1935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1938年，李卓皓取得了化学动力学博士学位，研究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和反应机理。但当时伯克利分校的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却打算招募一位研究激素的化学家。为了生存，李卓皓不得不做出妥协，放弃观察化学物质之间的互动，转而向化学物质本身进军，到生理学家Herbert Evans教授主持的实验生理学研究所从事脑垂体的研究，历史上第一次用化学方法把脑垂体激素逐一分离纯化。他长期从事人体生长激素的研究、合成及医学运用，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并合成人体生长激素的人，被誉为“荷尔蒙之父”，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克雷蒂安医生表示正是在跟随导师李卓皓学习和工作的三年中，让自己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也对华裔产生了特殊的情感。1980年左右他第一次去中国交流有关多肽激素的发现和研究情况，是第一批与中国在医学科技领域展开交流的加拿大人，从此经常到中国交流和访问。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要大量派遣留学生，启动新中国第一次出国潮后，克雷蒂安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人脉，牵线搭桥让自己所在的IRCM研究所接纳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是他担任所长的1984-1994年之间，该所培养了5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相比之前每年约5人的培养规模，克雷蒂安医生表示现在在该研究所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子数量增加了很多，差不多每年都有15人左右分散在不同的实验室，开展不同医学领域的研究。 IRCM研究所 说到培养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就不能不先说一说IRCM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由加拿大著名医学家格内斯特（Jacques Genest）在1967年创立的，是魁北克第一个将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聚集在一起的研究中心。 上世纪50年代初，格内斯特医生结束在纽约洛克菲勒医院研究院（Rockefeller Hospital for Medical Research）的工作回到魁北克后，受魁北克政府的委托研究魁省的医学研究状况。他走访了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大学和研究中心后得出结论，魁北克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严重落后，亟待成立一种将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结合起来的医学研究模式，于是开始多方奔走在魁省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在这里医生既可以不受临床业务干扰、全身心投入研究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介入临床治疗，从而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药品。 1952年，当时蒙特利尔l’Hôtel-Dieu de Montréal医院的院长Marie-Louise Allard修女为格内斯特医生在医院内部设立了第一个临床研究部门，主攻高血压研究，因为当时高血压是不治之症。刚开始，这个部门并不受欢迎，因为好多人觉得那些领取医生工资的人不去看病人，而把时间放在所谓的研究上是劳民伤财。好在顶着压力的格内斯特医生及其团队很快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发现食盐是造成高血压的主要因素，如果能通过减少食盐的摄入量或者通过利尿药物让食盐排出体外就可以控制高血压，而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在临床上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外界的认可。有了这次的成功，格内斯特医生又开始邀请其他领域的医生加入进来。1955年，这个研究部门被加拿大皇家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学院（Collège royal des médecins et chirurgiens du Canada）认可为“基础科学培训”点，成为加拿大法裔唯一一个为医生提供临床培训和研究培训的地方。 1958年，格内斯特医生当选l’Hôtel-Dieu de Montréal医院的医学委员会主席，继续为临床研究部门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1964年，他被任命为蒙特利尔大学医学系主任，同一年，魁北克政府同意提供120万元资金建设新的临床研究中心，购买相关医学研究设备，并在未来的8年里每年拨出10万元维持研究中心的日常运作。 1967年，位于Avenue des Pins大街的研究中心正式开工建设，成为蒙特利尔大学的直属单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配合蒙特利尔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并指导、培训蒙特利尔大学硕士和博士层级的学生，还与麦吉尔大学保持长期的合作。通过1975年和1992年的两次扩建，今天的IRCM已经发展成为加拿大领先的研究中心之一，设立有5个研究领域，33个研究单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研究人员，每年有超过100名硕士和博士生以及约50名博士后在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指导下进行各种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 中医带来的灵感 结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卓皓实验室的研究后，克雷蒂安医生已经以他的激素原（prohormone）理论在科学界脱颖而出，并在后续的人类生物学研究中发挥了诸多作用。1967年加入IRCM之后，他组建了魁北克第一个蛋白质化学实验室。 在他众多的中国学生里面，最著名的两人一位是前中国卫生部部长、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另一位则是在90年代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内分泌大家陆兆麟医生，这层关系也让克雷蒂安医生自1986年至今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而这次以槲皮素为主要成分的抗病毒药物的试用也是由协和医学院承担的。 以自然成分槲皮素作为抗病毒成分的灵感来自陈竺的研究。克雷蒂安医生回忆说，80年代陈竺在IRCM做访问学者时，就和自己谈论过中药里某些自然成分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其后的十几年中，双方在禽流感、艾滋病等病毒感染研究领域共同工作，不仅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还让自己对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全加各地爆发的声援BC省维特苏维特恩族（Wet’suwet’en，以下简称维特族）原住民社区封堵铁路行为已经持续了20多天，加拿大的铁路运输大动脉被切断，严重影响了加拿大的经济活动和交通运输，上千依靠火车定期运送饲料和煤气的魁省农场主叫苦连天，承担货运的CN和客运的VIA Rail分别裁员450人和1000人，10万多名旅客的行程被取消，魁省制造和出口商协会MEQ（Manufacturiers et exportateurs du Québec）表示魁省原本每天要发送价值1.2亿元的产品，现在道路不通已经堆积了超过10亿元的商品。本来为加拿大今年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在非洲寻求支持的特鲁多不得不中断原定的行程安排，提前赶回国处理危机，但自从他17日回来至今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依然没有和原住民社区达成协议，他提议的对话根本就没得到原住民的回应，而铁路运行也依然没有恢复正常。 事发 引起这次争端的滨海天然气管道（Coastal GasLink）项目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能源项目——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LNG Canada Project）的一部分，为把卑诗北部蒙特尼（Montney）盆地产区的天然气输往Kitimat港口而修建的、一条长达67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 加拿大是能源资源大国，除了阿省的石油，加拿大还是世界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伊朗）和第五大天然气出口国。以前，加拿大的天然气主要出口美国，但由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油气产量激增，美国从能源进口国逐渐转变为能源出口国，让北美的天然气市场自2008年就开始发生骤变，加拿大的天然气出口急剧减少，不得不寻求新的市场，而亚洲，特别是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在大幅上升，双方一拍即合，围绕卑诗能源出口的商议和筹办工作渐次展开。 2016年，加拿大壳牌(Shell Canada)牵头的LNG Canada合资公司成立，壳牌为第一大股东，持股40%，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持股25%，日本三菱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各持股15%，韩国天然气公司持股5%。计划投资400亿加元开展加拿大LNG项目，建设包括天然气液化设施、输送管道、海运码头、一座有4条生产线、年产2800万吨的大型液化天然气工厂等。鉴于卑诗省的天然气储量丰富、开采成本低，天然气运输船可以绕开巴拿马运河，通往北亚的海运距离比从美国墨西哥湾出发的航程减少约50%等有利因素，该项目受到投资者的热烈响应。但因种种原因，这一项目直到2018年才终于做出最终投资决策（FID）。 因该输气管道穿越原住民社区的领地，在过去的6年里，滨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承建商TC能源（TC Energy）与沿线的二十个原住民民选委员会谈判并分别签署了协议，也包括这次站出来反对的五个维特族民选委员会。TC能源在取得了各个原住民社区的许可后，于2018年开工建设，但没有想到维特族五位世袭酋长站了出来表示反对，不承认TC能源与该社区民选委员会签订的协议，并要求卑诗省政府取消TC能源修建该管道的许可证，还组织族人设立路障，阻止工人前往工地，让正常的施工无法进行。TC能源也很委屈，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达成的协议，怎么说不算就不算了呢？ 2018年12月，TC能源获得了第一份法院强制令，要求维特族的原住民及支持者停止阻挠该公司的施工，清除路障，皇家骑警曾到场干预；2019年3月，维特族的代表和卑诗省政府就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展开谈判；2019年12月31日TC能源又一次获得法院强制令，除了要求维特族撤离施工区域外，还授权加拿大皇家骑警逮捕违反强制令的人。 2020年2月4日，维特族这五位酋长和卑诗省政府的谈判破裂；2月6日，皇家骑警根据这个强制令在维特族的保留地拘捕了6个人，维特族人则开始在铁路设置路障，扰乱卑诗的铁路运输；2月7日，一些示威者占据了联邦北方事务部长Daniel Vandal在温尼伯市的选区办公室，声援维特族，阻止铁路运输的抗议声援行为也蔓延到其他省份，使得加拿大东西部之间的铁路运输基本上被切断。 溯源 在维特族世袭酋长站出来反对滨海天然气管道项目之前，许多人并不知道加拿大的原住民“保留地”有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按照现代民主理念设定的民选委员会，另一套是原住民社区古老的世袭酋长。 众所周知，原住民，包括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是加拿大这片辽阔土地上最早的居民，随着欧洲人来到北美，白人殖民者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欧洲人携带的细菌导致的传染病，北美98%的印第安人口都消亡了，许多部落不复存在。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原住民被分成614个族群（band），必须居住在政府规定的2250个“保留地”上，每个族群选出一个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联邦政府视委员会为原住民的官方行政机构，但世袭酋长制仍然被保留下来。平常的时候，委员会和世袭酋长相安无事，有些酋长还被选入委员会，参与管理与联邦政府有关的“保留地”事务，例如教育和医疗服务。但在这起因天然气管道修建引起的争端中，维特族的世袭酋长就认为民选委员会只负责管理“保留地”事务，而天然气管道将要经过的“祖传领地”，委员会无权定夺。 实际上，原住民社区与政府之间针对“保留地”内土地所有权和管辖权问题的交涉从来没停止过。1984年，维特族和另一个原住民部族的35名世袭酋长向卑诗省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承认他们对“祖传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这场官司一直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而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原住民在欧洲人建立殖民地时是否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1997年，加拿大最高法院下达判决，承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但是没有对这项权利和经济开发项目产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做出详细说明，这为后来缕缕发生的原住民对抗政府项目埋下了伏笔。 多年来，加拿大各地的原住民通过与政府签订协议的方式放弃了大片“祖传领地”。但是卑诗省至今仍有大片没有被原住民放弃的“祖传领地”，这也成为该省建设项目和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产生纠纷的主要缘故。 特鲁多进退维谷 面对这次危机，还在外访期间，特鲁多就要求负责土著人事务的联邦内阁部长Carolyn Bennett随时准备好参加与原住民部落领袖的谈判，以化解瘫痪许多地区铁路运输的示威活动，并亲笔写信给挑头示威的Gitxsan部落酋长Stephens Thursday，希望他能与Bennett部长好好谈;原住民服务部长Marc Miller也到安省原住民的堵路点和Mohawk原住民进行了一天的会晤；特鲁多中断行程回国后，也一直在着手解决这次危机，先是在第一时间和几个相关的部长开会，商讨解决办法；接着在国会呼吁加拿大人要耐心，说政府正在寻求用对话和谈判的方式结束原住民抗议，并隔空向原住民领袖喊话，希望见面会谈，但未得到原住民社区的回应。 而深受堵路危机影响的各省政府和民众已经越来越失去耐心，萨斯喀彻温省长Scott Moe和魁省长François Legault，都公开指责特鲁多政府行动迟缓、迟迟拿不出解决非法示威者阻断铁路运输的办法。忍无可忍的Legault省长直接建议特鲁多动用警察力量，强制拆除示威者在铁路线上设置的路障、驱散示威者、恢复铁路运输。 阿尔伯塔省省长Jason Kenney不仅旗帜鲜明地批评原住民的堵路行为给全国民众造成了毁灭性影响，让外界认为加拿大不能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来运作而吓跑投资者，还计划推出一项惩罚堵路示威者的法律。 曼尼托巴省的省长Brian Pallister多次公开表示不赞成堵路抗议，不赞成违反法律的抗议行为，并表示该省政府准备申请法庭强制令来拆除路障，驱散示威者。 安省省长Doug Ford也表示“已经够了。非法堵路必须消除。这是国家紧急状态，各地无辜人民受到了伤害。联邦政府必须协调行动，取缔这些非法堵塞和封锁。” 希望联邦政府强硬的不仅有受影响的省长们，已经宣布辞职的前保守党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早在示威行动开始不久就表示应该派加拿大皇家骑警强力驱逐示威者，清除路障，恢复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并批评正是特鲁多的软弱助长了“激进活动人士”的气焰。还嘲讽他是“史上最弱总理”，认为是特鲁多领导的联邦政府行动迟缓，导致加拿大能源巨头Teck Resources撤回了其在阿尔伯塔省价值206亿元Frontier油砂矿项目的申请，使一个能带来近万个就业职位的商业投资打了水漂。 加拿大前驻美国大使、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Derek Burney在媒体上撰文表示封锁铁路行为已经令人忍无可忍，联邦政府应该动用所有执法力量，必要时甚至动用军队来维护加拿大的法治。 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希望两面讨好的特鲁多一方面呼吁通过对话解决这次危机，另一方面也从不明确表明自己反对原住民非法堵路的立场，只肯使用“示威应该遵守法律”之类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面对民众越来越大的不满，才在2月21日说了点“狠话”，认为堵路的行为该停止了，但随即表示铁路运输被阻断的问题应该由各省解决，把球踢了回来。 撕裂的加拿大 这场严重损害加拿大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危机既牵涉到加拿大原住民政策的变迁，原住民内部领导权、卑诗省原住民土地所有权遗留问题等历史问题，也牵涉到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权利执行和分配等诸多棘手问题，确实很难解决。对这件事的解决办法不仅在政府内部、原住民社区之间，甚至在普通民众之间都造成很大分歧。 更重要的是，现在非法封锁铁路的并非只有原住民，各种激进的环保人士、人权人士、反资本人士甚至社会主义人士都在利用这场危机表达各式各样的诉求，完全无法达成一致。 最新的民调显示，60%的加拿大人反对原住民的抗议行动，比上个星期增加了11%；而有高达63%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警察干预来结束这场危机，比上周增加了10%；同时又有多达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同情原住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以改善原住民的生活质量。 普通民众对原住民持有的这种复杂的态度，在政府的施政措施上表现出来就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唯恐30年前魁省OKA危机重演。而原住民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已经有不少原住民首领站出来或者批评堵路的民众，或者呼吁回归理性，放弃扰乱经济活动的行为，也许联邦政府要做的就是拖，鼓励原住民内部发出更多的理智声音，毕竟天然气输送管道的建设将给原住民社区带来巨大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但是加拿大的经济等的起吗？民众等的起吗？  

七天记者 颜宏 在以60年为一轮回的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中，庚子年历来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具有不平凡的历史记忆。1840年庚子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大门，中国开始了受尽欺压和屈辱的近代百年史；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京城，清王朝的实际掌门人慈禧西逃，皇城惨遭列强屠杀、蹂躏和劫掠；1960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迎来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上千万人被饿死；2020年庚子年才刚刚开年2个月，全世界范围内的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 人祸主要有1月3日美国悍然暗杀伊朗高官苏莱曼尼，由此引发死亡56人的踩踏事件、死亡176的乌克兰航班被击落事件；美国特朗普总统推出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中东和平计划不仅没给中东“火药桶”带来和平，反而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天灾则包括席卷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森林大火，肆虐非洲、西亚的蝗虫，日本、印尼等地的火山喷发，以及在中国爆发，蔓延多国的新冠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 在中国付出封闭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全国按下暂停键的巨大经济、政治、文化代价下，新冠疫情快速蔓延趋势得到遏制，形势开始向好，死亡人数从三位数下降到两位数，确诊感染人数从四位数下降到三位数，湖北省之外地区的确诊数量已经下降到个位数，同时确诊病例治愈的人数也在持续上升，最近接连两天达到每天治愈出院超过2000人。与之相反的却是其他国家的情况正在恶化，世卫组织在2月26日宣布中国境外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中国境内，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出现无法确定传染源的感染案例，使得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爆发”（pandemic）的风险正在提高。中国抗“疫”过程中的行动力、创造力和动员力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而在中国抗疫过程中，加拿大的力量也在多个方面有所展现。 世卫专家高度评价中国抗“疫”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用了两周时间，分别在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进行实地调研、考察。2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调研结束新闻发布会上，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表示“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抗击疫情，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他还真诚地说“在全球也要不得不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这样的偏见，就是对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没有药，现在没有任何的疫苗，所以我们只能拍拍手表示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是，既然没有药，没有疫苗，那么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调整就怎样调整，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 这位通过亲身体验而摒弃偏见，并能实事求是向全世界宣告的世卫专家就是加拿大人。他于1962年出生于纽芬兰省的圣约翰市（St. John’s），毕业于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医学系。1984年，为了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到非洲乌干达的一所医院实习六个月。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传染病，接触到疫苗，由此把自己的发展方向转到公共卫生和疫苗方面。后来又到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和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完成医学培训，并于1992年加入世卫组织，多年来在埃及、中东多个国家、柬埔寨、印度、缅甸、几个斯坦国家等地从事免疫、传染病控制和消灭小儿麻痺症等方面的工作。 2014年到2016年，艾尔沃德协助制定了世卫组织的突发卫生事件规划，并指导了2,000多人参与世卫组织对西非埃博拉（Ebola）疫情的实地应对；2016年，他领导世卫组织对201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兹卡（Zika）病毒暴发的应对，并调查了该病毒与婴儿小头畸形之间的联系；2015年12月到2016年7月，他领导了世卫组织紧急情况工作改革的设计和实施，最终启动了新的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这是该组织成立68年来最具有实质性的改革。 这次，他带队来到抗击疫情第一线的中国考察可谓好钢用在刀刃上。他带领13名国际专家走访多个地方，评估中国抗疫采取的措施、对受感染者的治疗和预防新冠病毒进一步传播的影响；考察队还访问了中国数百名医疗工作者、政府官员、志愿者和居民。在回日内瓦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艾尔沃德再次高度评价中国对疫情的应对得当，改变了疫情的发展方向，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目前中国政府的积极应对而没有被感染。他还强调世界其他地区能够而且应该学习中国应对病毒暴发的经验，而且中国也很愿意帮忙。 这位和传染疾病抗争了30多年的专家表示，目前来说对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切勿沾沾自喜，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病毒，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未获全胜，不轻言胜利。而对中国之外的国家来说，当中国举国动员，全民对抗新冠病毒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为疫情蔓延乃至全球爆发做好准备，错过了难得的时间窗口。所以各国要紧急行动起来未雨绸缪，增加病床容量，储备呼吸机和氧气供应，制定隔离计划，评估实验室能力等，还要在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上继续努力。 教授助力特效药测试 83岁的医学研究员、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前蒙特利尔临床研究所IRCM（Institut de Recherche Clinique de Montreal）所长Michel Chrétien，也是前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的弟弟，则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帮助中国抗“疫”，即通过自己的学生、原中国卫生部长陈竺来帮助1000名新冠肺炎患者尝试一种特效药。 2012年5月，应加拿大卫生部和蒙特利尔大学的共同邀请，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陈竺率团来到蒙特利尔访问，并接受蒙特利尔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他访蒙期间，七天专门对他进行了专访（详见2012年5月31日第295期《七天》报头版）。根据他当时的介绍，他和Chrétien医生的交往始于1990年，自己也是在他的邀请下来到IRCM做访问学者的，之后的10多年间与Michel Chrétien教授在禽流感、艾滋病等病毒感染研究领域共同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友谊。作为国际抗病毒联盟（ICAV）的共同创始人，Chrétien医生与中国同道们一起建立了成功的合作，对中国艾滋病研究融入世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自1980年代就开始接纳、培养中国学者的研究所再次行动起来，经过四个星期的沟通、联络、商讨，把Chrétien医生以及他的团队研发的一种抗病毒特效药尽快送到中国。据悉，这款药物是他们针对埃博拉和兹卡病毒而研发的，既可以有效杀死病毒，也能同时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力，所以说既具有治疗的作用也具有预防的功能，目前已经获得了美国药监局FDA的批准。这个药物在加拿大唯一的P4实验室——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也是加拿大唯一能够检测新冠病毒的实验室进行的试验中表明杀灭埃博拉和兹卡病毒的效果明显。这款药物的主要成分是槲皮素（Quercetin），也称作五羟黄酮，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水果、蔬菜和谷物等植物中的植源性黄酮类化合物，在茶叶、红洋葱、红葡萄、西红柿、西蓝花及其他绿叶蔬菜、覆盆子、蔓越莓等浆果中的含量都很高。 该研究所研制的这种抗病毒特效药品目前由瑞士的一家小制药厂生产，有几百万片的存量。Chrétien医生已经紧急协调了120万片药物发往中国，将在武汉地区确诊的1000个新冠患者身上试用。如果这个药物被验证有效，不仅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还将大大节省治疗费用，每天只需要1.5加元，而目前采用的抗病毒药物每天的费用高达1000加元。另外，这种药物的成分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普通人都可以多吃富含槲皮素的蔬菜、水果，在自家的菜园里种植富含槲皮素的植物。 Chrétien医生对这次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印象非常深刻，采访中连用了好几次“难以置信”（unbelievable）来形容，说中国人的效率和行动力是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中国方面仅用不到四周的时间就确定了该药的临床试验流程、规则及效果验证标准，还与他通过视频每天沟通，让加拿大方面追踪试用的情况。 科学家加速研发疫苗 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加拿大联邦政府不仅没有像美国期待的那样禁止中国人入境，在中国防护物资最紧缺的时期给中国送去了16吨防护用品，还拨出650万加元的研究资金，帮助研究人员加快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加拿大在预防和应对大规模疫情领域拥有独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协助应对西非和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疫苗研发经验，二是依托加拿大居世界前列的生物制药研制实力，在药品临床试验方面具有超前实力。 早在一月份，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疫苗和传染病组织-国际疫苗中心（VIDO-InterVac）就获得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授权，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公共卫生机构合作，共同研发一款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这个实验室是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成立的，专注于研究类似的冠状病毒的病源体，已经成功研制出针对牛及猪的冠状病毒疫苗。该研究所行政主管Volker Gerdts表示，中国科学家在新冠病毒出现的两周后就确定了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并提供给全球的研究人员，使得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利用这些基因组序列找到对抗的疫苗，这个研究所力求在6至8周时间内，研发出可在动物体内试验的第一个疫苗，但人体试验至少要等一年。 以设计埃博拉病毒疫苗而闻名的加拿大免疫治疗和创新疫苗平台（Canada en immunothérapie et plateformes vaccinales innovantes）研究主席、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教授Gary … Read more

  拉瓦尔大学国际商业和企业战略教授苏展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经济学院教授Florian Mayneris 七天记者 颜宏 本来应该喜气洋洋展开新一轮12生肖的庚子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彻底毁了：年不过了，聚餐取消了，亲戚不串了，人人都呆在家里度过了一个有史以来的超长假期；同时也带来消费减少、工厂停工、供应链中断……疫情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也让全球市场阴云密布，那么这场给全世界都带来恐慌情绪的疫情将对我们生活的加拿大乃至魁北克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七天记者特地采访了在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任教30年、来自中国的国际商业和企业战略教授苏展及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经济学院专注产业链和国际贸易研究、来自法国的Florian Mayneris（以下简称FM）教授，请他们来谈一谈这场在武汉爆发，蔓延至中国乃至世界数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对本地经济的影响。尽管两位教授的研究方向存在差异，但对本次疫情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点，下面就来分头阐述。 暂时的影响 在谈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两位教授都不约而同地表示，现在谈这场疫情到底将会对本地经济、世界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点早，但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给经济带来的冲击首先体现在消费市场上，接近14亿人口的经济活动因疫情而几乎冻结不仅对中国的消费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也延伸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重灾区包括餐饮、旅游、交通运输、电影娱乐、教育培训、奢侈品等等。包括加航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取消往返中国的航班，来自中国的旅游者减少，病毒带来的恐慌让本地人也减少外出等都对本地的餐饮、旅游、零售、住宿等行业造成影响。 尽管疫情对消费市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但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来说还不算大，中国经济放缓带来的能源和资源需求下降才是给加拿大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联邦财政部长Bill Morneau 2月11日在卡尔加里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Calgary）发表讲话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将对加拿大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石油业、天然气行业将是受打击最大的行业之一，自疫情爆发以来，油价已经下跌了15％。另外，由于中国处于世界制造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工厂停止生产或者不能及时出货将会让全球的产业链发生混乱，对那些依赖中国工厂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或依赖中国消费者提高销量的跨国公司来说极其不利。 两位教授都表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体量上，中国一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GDP的18%，接近五分之一，还表现在中国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仅中国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就占据全球增速的三分之一，比美国、欧洲和日本加起来贡献的全球经济增长份额还多。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基于病毒迄今为止造成的影响做出的保守预测也说明了这一点。该研究所估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下滑至5.6%，低于去年的6.1%。这将进而导致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减少0.2%，年增长率跌至2.3%，这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 尽管如此，两位教授都表示，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措施给力，已经有效控制了疫情在除湖北省以外地区的蔓延，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会比较大，但应该是暂时的，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中国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其他地区经济上受到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慢慢抵消。 价值链（Value Chain）地区化 FM教授表示，这次疫情很可能扰乱全球的供应链，从而加速已经开始的产业资本撤出中国，转而在其他地区布局的趋势。众所周知，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产业资本逐利的变本加厉，产业供应链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即使是一台家庭常用的平板电视，一个部件可能由几十个更小的部件组成，而每个更小的部件又由其他部件组装而成，而这些部件可能会在世界上任意一个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而一个公司本身往往不知道供应链中处于第三及以后级的供应商是谁或者在哪里，这样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分工带来的风险就让整个产业链变得非常脆弱，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链条的瘫痪。同时，一个产品往往由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相互组合形成的新生产方式，也带来了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研究设计在内的服务贸易等的价值链条。 根据FM教授的观察，这种重新产业布局的趋势将是在地理上让产品的生产尽可能靠近消费者市场。原因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提高，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比之前大幅提高，比如目前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60%，而在30年前，中国的生产成本只有平均水平的30%，从而让逐利的资本选择去往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是生态环境的压力。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对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共识，会进一步采取各种降低碳排放、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会对以能源为支柱的运输、物流等行业带来极大的成本，比如已经在加拿大开始征收的碳税。一些工厂企业开始提前应对，具体方法就是在靠近消费市场的地方布局，让生产、运输和消费尽可能的靠近。其实美国特朗普总统力主签订的新北美自贸协定（USMCA）就是保证这种地区性整合、布局的措施之一。 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也显示，大的国家开始越来越注重国家内部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往来在地理上靠近的国家之间产生，而不是舍近求远。 加拿大地位尴尬 FM教授谈到，由于地理上的原因靠近美国，而美国的市场又足够大，加拿大历来都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要在经济上和美国绑在一起。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方，但离加拿大太远，够不上。苏教授也表示，加拿大的经济结构就决定，虽然它很想和中国增加贸易，很想开拓新的市场，但影响力始终有限。从数据上也能看得出来，加拿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双边贸易占加拿大对外贸易的75%，而对外贸易对加拿大经济来说举足轻重，占经济总量的约60%。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加拿大对美国的要挟和步步紧逼没有选择的余地。同时，加拿大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形成了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很高，短期内无法在经济上独立。 苏教授还指出加拿大的许多出口产品，比如能源产品、矿产、农牧产品等都与很多资源出口国同质，很容易被产业化水平更高的美国产品所取代，也有可能被价格更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的产品所取代。 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发展多元外交。但从结果来看，实施力度非常有限，效果也很不理想。 有危就有机 尽管疫情会对目前的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两位教授都对今年的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认为一旦疫情结束，中国的经济可能产生补偿性的爆发，把前面放缓的部分补上，从而对世界经济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苏教授更表示危机从来都是并存的，有危的地方就有机会。对中国来说，就是甩掉包袱、深化改革的好契机。以前那种只注重量不考虑质的野蛮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改变经济模式。在这次疫情的大背景下，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遭遇困难，这时候中国要一方面放松银根，减免税费，扶持一部分企业度过难关，也应该充分利用这次疫情来一场大浪淘沙，把一些生产效率低、环境破坏大、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社会的企业淘汰掉。诚然，中国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还不够强，效率还不够高，亟待进行更深度、更广度、更有力度的改革，这次疫情也许会提供一个比之前的供给侧改革更迅速、更深化的改革机会。 另外，这次疫情也会催生新的经济模式和经济领域，比如远程办公方式，消费领域的到家服务，医疗、生产领域的机器人应用，清洁、医疗物资的研发和生产等等。 为了帮助加拿大或者魁北克企业抵抗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并抓住机遇，苏教授表示根据自己多年帮助本地政府和企业与中国做生意的经验，要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要注重经营多元化，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比如魁北克的养猪行业就非常依赖中国市场。前一阶段，由于中加关系紧张，让魁北克的猪肉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就给本地的养猪业带来严重的影响。当然，后来由于非洲猪瘟造成的中国猪肉供应紧张，魁北克猪肉又被允许出口到中国，就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本地养殖户除了继续开发、深耕中国市场外，还应该注重开发其他国家的市场。 其次，本地的企业也不要对中国的疫情过度反应，做好随时恢复经贸往来的准备。一方面，中国除湖北以外地区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另一方面中国也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加快复工复产，刺激经济，中国经济的恢复可能比预期要快，本地的商家不应该消极观望，而应该做好准备，随时出击。要知道，对做生意来说，timing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虽然中国是个需求大国，但因为本地的很多产品容易被竞争者所取代，本地商业、企业应该有意识地在提升产品质量外，想办法提升围绕贸易周边活动的质量，包括与贸易伙伴的人际关系质量、贸易服务的质量、物流服务的质量等，本地企业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