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七天记者 梓丰 每年的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Canada Day），也是魁省的搬家日（Moving Day）。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日子能放在同一天，交织着历史、法律与社会文化的独特演变。 加拿大国庆俗称”加拿大日”，原本是为庆祝英国在加拿大的三块殖民地合并为一个联邦而设立的，这个联邦就是加拿大的前身。 1861年，主张工业化和西扩的美国北方各州与以蓄奴为主、实行种植园经济的美国南方各州之间爆发了残酷而血腥的内战，也让美国同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尽管作为加拿大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和加拿大都没有明确支持蓄奴的南方各州，但还是与美国北方各州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英国虽然声称保持中立，但显然更同情南方各州，并在暗中提供资金，甚至主张让当时的加拿大殖民地与南方联合，以达到削弱美国实力的目的。这既引发了加拿大国内的强烈不满，也引发了美国北方各州对加拿大的强烈愤慨，导致数场针对加拿大的战争爆发。 随着美国内战胜利的天平逐步向北方倾斜，这对期望南方战胜以防止自身被美国吞并的加拿大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不仅安全受到威胁，经济上也面临美国的制裁，再加上英国为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而打算从加拿大撤回大量军队，都迫使当时的加拿大殖民地不得不团结起来，考虑如何从英国手中夺回自治权，建立国人自治的自治领，从而能够从美国南北内战的浑水中抽身。于是在1864年至1867年间，来自不同殖民地区的代表们分别在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魁省的魁北克城和英国的伦敦市举行了三次讨论大会，确定了联邦的构架、联邦和省之间权利分配等各种细节问题，并向英国议会提交了《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1867年3月29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签署了这个法案，并于当年7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案将原有的三个英属殖民地——加拿大省（包括安大略和魁北克）、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合并为一个名为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的新领地。虽然《英属北美法案》并未给予加拿大完全独立的地位（加拿大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英国女王依然是加拿大的元首，英国仍管理着加拿大的外交和国防事务），但这一法案标志着加拿大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诞生，当时加拿大人口有350万。被誉为”加拿大国父”的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受命组成临时政府，很快他就召集并举行了第一次联邦选举。加拿大也因此成为英帝国的第一个自治领，成为大英帝国治下的一个既分离又从属，或者说自治但不完全自主的半独立国家。这样的国家身份及其半独立地位影响了加拿大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及经济模式，也长久地影响着加拿大人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诉求。 1868年，当时的加拿大总督蒙克（Lord Monck）签署公告，要求所有加拿大人在7月1日举行庆祝。此后，每年的7月1日被称为”自治领日”，并在1879年被正式确定为节日。从1958年开始，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组织官方庆祝活动。 直到1982年10月27日，随着《加拿大法案》（Canada Act）的通过，加拿大彻底从英国获得了宪法上的独立，并拥有了完整的宪法。同年，”自治领日”正式更名为”加拿大日”，以更好地反映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国民身份认同。 每到国庆日这一天，在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前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集会、文艺演出和焰火晚会，有时还会有飞行表演。全国各个城市也会用大蛋糕分享、焰火晚会、文艺演出、花车游行等多种方式来庆祝。各家各户会在门上、窗口甚至车辆上插上加拿大国旗来表达对国家认同。走在街上的民众或手持小国旗，或在脸上画上加拿大国旗，穿戴具有加拿大字样或枫叶旗图案的衣帽来表达爱国之情，呈现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许多新移民也会在这一天宣誓成为加拿大公民。 例外的魁省 在魁北克省，7月1日不仅是加拿大国庆日，更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搬家日”。每年的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魁北克居民会集中搬家，街道上挤满了搬家卡车和家具。由于魁省在联邦内的特殊地位，以及多年来独立运动形成的刻板印象，让很多新移民认为魁省选择这一天作为搬家日是为了削弱国庆影响力，以支持魁北克独立运动。但历史记录显示，当时推动搬家日改革的自由党省议员Jérôme Choquette本人属联邦主义阵营，改革初衷纯属实用考量。 法国殖民者最初为了保护佃农，禁止地主在寒冷的冬季驱逐他们。因此，租约的起始和结束日期通常定在每年的5月1日，因为这可以确保人们在天气较温和时搬家。1866年，《下加拿大民法典》（Civil Code of Lower Canada）正式将5月1日定为房屋租赁合同开始和结束的日期，从而使5月1日成为官方的”搬家日”。直到1973年，魁北克省政府通过立法，将房屋租赁合同的默认结束日期从4月30日改为6月30日，从而将搬家日推迟到了7月1日。 这项法案的通过纯粹是出于实用考虑。首先，这个日期可避免干扰学龄儿童的学业。5月1日搬家意味着孩子们可能需要在学年结束前转学，给很多家庭带来不便。将搬家日移至7月1日，与学校暑假开始的时间吻合，方便有孩子的家庭。其次，7月1日这天已是法定假日，大多数人不用上班，为搬家提供了便利。第三，夏季天气通常比春季更加稳定和温暖，更适合搬家。 虽然1973年通过的法案取消了强制租赁合同必须在特定日期结束的规定，允许房东和租客自由协商租约起始和结束日期，但7月1日的搬家日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每年6月30日，绝大多数租赁合同都会到期，导致7月1日成为魁北克省（特别是蒙特利尔）搬家公司最繁忙、价格最高的日子，甚至一车难求，许多人不得不依赖朋友、家人或租用卡车自助搬家。在7月1日当天及前后几天，蒙特利尔等城市的街道上会挤满搬家卡车、厢式货车和私家车，交通拥堵成为常态，驾车出行变得异常困难。搬家日还会导致大量家具、电器和杂物被丢弃在人行道或街边。许多物品因为无法带走或不愿带走而被遗弃，造成短期的垃圾堆积问题，对市政废物处理系统构成巨大压力。 可以说，搬家日已成为魁北克独特文化景观的一部分，甚至被拍成电影、写进歌曲，成为魁北克生活的一个标志。 蒙特利尔活动 通常蒙特利尔的国庆活动集中在老港和市中心两个地方：老港是官方活动场地，市中心则曾是民众参与度最广的国庆大游行举办地。由各个移民社区组成的方阵和花车一直是蒙特利尔国庆活动的重头戏，这一传统从1977年就开始举办，只在新冠疫情期间的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停办过三次。 但在去年距离国庆还有两周时，国庆大游行的组织者突然宣布取消，理由是蒙特利尔市政府不断出台的管制措施使其很难获得各种许可，再加上缺少足够的志愿者和安保人员。而今年的国庆大游行又取消了，主要原因包括市政工人罢工、活动规划中断以及与市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张关系。 国庆活动主要组织者Nicholas Cowen抱怨说，自新冠疫情之后，与蒙特利尔市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包括难以获得许可和资金，以及政府官员的批准。他举例说，在筹备2023年的国庆大游行时，他被迫多次重复文书工作，并要在最后一刻找到148名志愿者以满足市政府的规定。 而市政府则对组织者的说法提出异议，称Nicholas Cowen没有向蒙特利尔市提交项目申请，尽管市政府曾多次邀请他提交。双方各执一词，使得这一取消的原因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不管双方如何争论，连续两年取消国庆大游行对蒙特利尔来说无疑是一个损失。每年的这个游行能吸引约12万名观众，是蒙特利尔重要的旅游亮点之一。游行的取消不仅让城市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旅游吸引力，也让加拿大文化在最重要的国庆假日受到冲击，因为这个大游行充分展现了蒙特利尔的多元性、韧性和社区精神。 尽管大游行被取消，但蒙特利尔市民还可以参加其他庆祝活动，包括老港的官方庆祝活动。从上午11点开始，活动场地即开放，并有多辆街头餐车迎客。 从下午13点开始，现场有军队的野战车、卡车展示，还有皇家骑警以及加拿大军队士兵与民众见面、合影留念，还有传统的21响礼炮。 14点，庆祝活动正式开始，举行新移民宣誓入籍仪式，升国旗，奏国歌。老港St. Pierre广场有各式各样的儿童游乐项目，如充气城堡、画枫叶或蝴蝶脸谱、各种游戏等，还会分发纹身贴和加拿大国旗。 15点半，广场上开始分发传统的国庆大蛋糕。 晚上18点，国庆音乐晚会正式开始。今年没有邀请歌手，DJ分别是Hools和Noche，而且也没有传统的烟火表演。到晚上20点，庆祝活动就结束了。

七天记者 颜宏 6月23日清晨，前一天抵达欧洲的联邦总理卡尼（Mark Carney）来到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Schoonselhof军人公墓，向长眠在这里的348名在二战中阵亡的加拿大士兵献花悼念。陪同者包括卡尼的夫人戴安娜·卡尼（Diana Fox Carney）、比利时首相巴特·德维弗（Bart De Wever）、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Anita Anand）、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蒂（David McGuinty）以及加拿大驻欧盟特别代表迪翁（Stéphane Dion）等人。这些加拿大士兵的牺牲曾是欧洲自由之战的象征。80年后，卡尼的献花仪式却成为一场全新战略博弈的起点——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阴影下，加拿大正试图通过拥抱欧洲重构自己的国家安全支柱。 卡尼的这次欧洲之行正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风云变幻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仍在继续，中东战火骤然升级又戏剧性收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也因特朗普再次上台强加的关税和“美国优先”政策而充满变数。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卡尼的欧洲之行远不止是一次例行的外交活动，它更像是加拿大在寻求战略自主、多元化盟友关系和重塑其全球角色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 国防开支大增 在比利时的两天时间里，卡尼先后与比利时首相德维弗协调低地国家（指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部部分地区）在北极航道的安全合作；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António Costa）、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等高官就全球安全挑战、经济合作、气候变化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此同时，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蒂与欧盟防务局连夜敲定协议技术条款。在欧盟-加拿大峰会（UE-Canada Sommet）上签署的《欧加安全与防务协议》，被认为是欧洲与第三国签署的最雄心勃勃的协议之一。 这份协议为加拿大公司参与欧盟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ReArm Europe Initiative）打开了大门。欧盟推出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拟在未来五年内投入1.25万亿加元（约8000亿欧元），其中包括1500亿欧元（约2370亿加元）的“欧洲安全行动”（SAFE）贷款项目，用于联合采购和军工发展。加拿大通过签署这份协议，获得了参与SAFE计划的机会，并为其军工企业提供了进入欧洲市场的渠道。 布鲁塞尔的行程结束后，卡尼转往荷兰海牙，参加备受瞩目的北约峰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催讨、西班牙等国讨价还价后，北约32国最终同意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目标增加一倍以上，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提高到5%。这5%的目标由两部分组成：GDP的3.5%用于传统军事系统，1.5%用于道路和桥梁等国防相关基础设施。 北约估计，去年各成员国在核心国防上的支出总计约占北约总GDP的2.6%，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其中最大份额来自美国，其支出接近8180亿美元。将国防开支比例增加到5%，意味着各国未来10年在国防上的投入将增加数千亿美元，政府或不得不大幅削减社会支出或提高税收以弥补这一缺口。 自1950年代以来，加拿大的国防开支从未达到GDP的5%，自1990年以来甚至从未超过2%。北约估计，2024年加拿大的国防开支为410亿加元，占GDP的1.37%。尽管加拿大在2014年就承诺要达到2%，但直到今年6月初，联邦政府才承诺在本财年额外投入93亿加元用于国防开支，以实现北约先前设定的2%目标。而在军费开支方面长期落后于其他北约国家的加拿大，需要在国防上投入近1500亿加元才能达到5%的目标。 面对资金来源的质疑，卡尼极力淡化了加拿大为实现新国防开支目标而必须做出的牺牲，强调新的投资也将创造就业机会。根据卡尼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政府将增加在军事方面的投资，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5%用于核心军事能力，包括对加拿大武装部队进行新的投资，使军事装备和技术现代化；加强国防工业，并使国防伙伴关系多样化；另外1.5%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用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新机场、港口、电信基础设施、应急准备系统和其他服务于国防和应急准备的双重用途投资。而对关键的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如新港口和机场的投资，也会被计算在国防开支范围内。 卡尼承认，达到5%的目标需要“一大笔钱”，但加拿大将通过联邦政府已经采取或即将采取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开发关键矿产。卡尼表示：“坦率地说，其中略低于三分之一的资金用于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以增强经济的韧性，这些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铁路和其他用于运输矿产的方式。因此，这些开支既保卫重要地区，同时也支持关键矿产的开发。” 不过，卡尼也坦言，联邦政府可能会在现在这个十年晚些时候或下个十年面临财政上的权衡，以保障更高的国防支出。 军工企业的机遇 今年4月进行的联邦大选中，“政治素人”卡尼以“反特朗普”的竞选纲领赢得大选，并承诺减少对美国的经济和防务依赖，同时加强与欧洲的联系。在卡尼看来，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欧洲气质的国家”，一直强调与欧盟共享民主价值观和贸易合作。这次签署的《欧加安全与防务协议》算是他兑现竞选承诺的一部分，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也算是补上了过去多年联邦政府忽视国防安全造成的短板。 由于加拿大和美国特殊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渊源，加美关系一直是“老大哥”和“小兄弟”般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国防上，加拿大几乎完全仰仗美国。即使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加美关系曾遭遇波折，但在被特朗普逼迫下签署新的《加美墨贸易协定》后趋于稳定。然而，“二进宫”的特朗普却第一个拿“小兄弟”开刀：不仅对加拿大的钢铝、汽车等征收高达25%的关税，还多次威胁“让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这种“霸凌式外交”使耽于安逸的加拿大意识到单一依赖美国的战略风险，促使加拿大寻求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 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加拿大70%的国防开支用于采购美制装备，半数武器出口也依赖美国市场。一旦美国政策出现波动，如限制出口或附加政治条件，加拿大国防自主性将严重受限。同时，欧盟作为与加拿大一样“受特朗普政策冲击”的一方，双方无论是在价值观（如民主、多边主义）还是战略需求（如减少对美依赖）上都高度一致，直接催生了加拿大和欧洲的快速靠拢，互惠互利。 签署《欧加安全与防务协议》对加拿大和欧洲来说都意义重大，尤其是对加拿大。 首先，在防务资金上，这项协议赋予加拿大企业竞标“欧洲安全行动”（SAFE）贷款项目的资格，可以帮助加拿大突破美国对加拿大防务采购的垄断。SAFE贷款可用于采购非美制装备，如法国的“阵风”战机、德国潜艇系统等，为加拿大建立“去美化”的国防供应链打开突破口。 其次，在产业绑定上，欧盟承诺在防务采购中实施65%“本地化”规则，即至少65%的装备须在欧盟或伙伴国生产，而加拿大通过签署这项协议可获得替代美制装备的优先通道。例如：加拿大可联合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Fincantieri S.p.A.）建造北极巡逻舰，取代美国通用动力设计的老旧舰艇；再比如，加拿大CAE公司的飞行模拟器可接入欧盟“未来空战系统”，抢占价值200亿欧元的训练市场；魁省的电池企业还可将锂矿原料直供给德国军工企业，绕开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贸易壁垒等，帮助加拿大从“资源出口国”升级为“防务产业链参与者”。 第三，建立跨大西洋安全网络。协议参照英欧防务协议中有关信息安全的框架，探索建立欧盟-加拿大机密情报交换机制，未来可能形成“五眼联盟+欧盟”的混合情报网。这意味着加拿大情报部门（CSIS）可直接获取欧盟卫星监视数据，强化北极航道监控；欧盟国家可共享加拿大在乌克兰战场获取的电子战情报；双方共建混合威胁（虚假信息、网络攻击）预警中心，对冲美国单方面退出情报共享的风险。 加拿大的军工产业虽然规模较小，但具备生产坦克、飞机、舰艇、弹药和先进技术系统的能力。加拿大在无人机、卫星通信、机器人、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关键矿产（如镍、钴、锂）供应链整合方面也都具有巨大潜力。随着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开始大规模投资国防建设，加拿大的军工企业将有机会获得更多合同、更多资金，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从而带动技术创新、投资和就业的增长。以下是加拿大在军工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部分企业简要介绍： 航空航天与航空电子 庞巴迪（Bombardier）：虽然其主要业务是公务机和支线飞机，但在军事运输和特种任务飞机领域也有涉及。该公司提供军用版本的Global系列飞机（如Global 6500），用于情报、监视与侦察（ISR），曾参与加拿大空军的CP-140 Aurora巡逻机升级。 利昂纳多直升机加拿大公司（Leonardo Helicopters Canada）：虽然是意大利公司的子公司，但在加拿大为军事和民用客户提供直升机服务和支持。 L3Harris Technologies Canada：主要提供卫星通信、航空电子设备、无人机传感器和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Magellan Aerospace：为军用和民用飞机（如F-35、A400M）生产复杂部件，供应链整合能力强，可支持战斗机和运输机项目。 CMC Electronics：专注于航空电子系统和集成解决方案。 陆地系统与弹药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下周的6月24日就是魁北克人为之骄傲的省庆（La Fête nationale du Québec），当地人也称之为Saint-Jean-Baptiste节。实际上这一节日与通常意义上的建国或建省无关，是一个源自法国、为纪念圣经中记载的施洗约翰而设立的具有宗教色彩的节日，被法国移民漂洋过海带到了北美，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变迁 1534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率领2艘船和61个水手离开法国港口圣马洛(St. Malo)向西航行，寻找传说中的东方以及香料和金银财宝。他们先是抵达了纽芬兰，绕行后发现这只是一个岛。继续航行到达了今天的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和当地的原住民做起了生意，法国人用携带的铁器交换原住民的毛皮。接下来，卡蒂埃来到今天魁省的加斯佩(Gaspé)半岛，遇见了一群打鱼的易洛魁人(Iroquois)。卡蒂埃当着易洛魁人斯塔达科纳(Stadaconé)部落酋长唐纳科纳(Donnacona)的面儿，竖起来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着“Vive Le Roi de France”(法兰西国王万岁)，又花言巧语地让酋长的两个儿子（也有记载说是绑架）跟他们一起回了法国。1535年，卡蒂埃带着3艘船、110个水手和那两个酋长的儿子再一次出发前往北美，这回他一路顺着圣劳伦斯河深入内地，到达了今天的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等卡蒂埃巡视完整个蒙特利尔岛回到港口时已经临近冬天，无非航行了，只好在斯塔达科纳部落的领地上过冬。船员们染上了严重的坏血病（主要因为缺乏维生素），死了25个水手。还是原住民用煮熟了的树木汁水治好了他们的病，但作为回报，卡蒂埃和他的船员们把欧洲的传染病（主要有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等）传给了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在前一年，圣马洛港口曾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卡蒂埃临走时还恩将仇报地绑架了唐纳科纳酋长和其他四个人做人质，要带回法国。部落的人为了赎回酋长，提议用另外五个人换那五个人回来。卡蒂埃表示同意，但等5个人到达后却并没有如约放回酋长等人，最终被绑架的唐纳卡纳酋长再也没能回到北美，死在了法国。 Jacques Cartier和他的船队第一次航行的路线 (图片来自 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s – J.M. Bumsted – 2007) Jacques Cartier和他的船队第二次航行的路线 (图片来自 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s – J.M. Bumsted – 2007) 卡蒂埃的一系列航行以及被称为“新法兰西之父”的萨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成功地建立起法国人在北美大陆上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奠定了“新法兰西”这个殖民地的基础，也把法国文化和传统带到了魁北克，包括法国人过的“施洗圣约翰节”（La fête Saint-Jean-Baptiste），而随着“新法兰西”的扩张和发展，这个节日逐渐成为北美地区所有法裔人的节日。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说法，“圣约翰”生下来便能张口讲话，而且句句洗脑，成人之后专门负责在约旦河边为他人施洗，他最著名的施洗对象就是耶稣。“圣约翰”给他人施洗，劝人悔改，直言他们的罪过，包括国王的不是，最终得罪了当时的王——犹太王安提帕斯（Hérode Antipas），将其逮捕并处死，后人为纪念他而设立了这一节日。 但直到1834年，这个节日才开始具有政治意味。当时一位印刷厂老板、报社编辑Ludger Duvernay是一个激进的法裔主权保护者，曾为了反抗英裔的统治四次被捕。他在这一年和他人一起成立了Société Saint-Jean-Baptiste 协会的前身Société Saint-Jean-Baptiste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第一次主持G7峰会的联邦总理卡尼 刚刚于6月17日在阿尔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Kananaskis）闭幕的第50届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对加拿大新任联邦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来说，无疑是一场关键的国际首秀。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以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微妙互动，卡尼总理的表现备受关注。而卡尼的首次国际外交大考却遭遇“高空乱流”——原定的经济与安全议程被以色列以“先发制人”策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而引发的以伊冲突全盘打乱。卡尼本想借此峰会实现的“三大宏愿”：让加拿大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成为G7中最强经济体、摆脱对美依赖全部被边缘化。而以伊冲突的突然发生，也迫使这位前央行行长紧急切换至“危机协调模式”，而其中最棘手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因素。 卡尼的“避雷术” 本来，今年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国，邀请世界上几个最富有国家的领导人齐聚落基山脉中的一座豪华山间度假别墅开会就是在面临多重危机之下，试图找到共识和解决办法的尝试。但不同于过去几十年G7各国之间的“一团和气”，如今的G7，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非常6+1”格局，美国和其他六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实质上的对立。特别是二进宫的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与会的其他国家征收巨额“对等关税”，公开表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使得G7无论是在经贸问题上还是乌克兰冲突及以伊争端等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甚至针锋相对，这对主办国的加拿大来说可谓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不得不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冲突准备“预案”。 为了避免了重蹈2018年G7峰会上加拿大时任总理特鲁多被第一任期的特朗普辱骂、联合公报也不签的覆辙，卡尼预防式地取消了每年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或公报的做法，改用六份精简声明，涵盖山火联防、关键矿产、AI合作等“低争议高共识”的领域，既避开贸易战火药桶，又确保峰会不会崩盘。 卡尼本人还放下身段频频向特朗普示好：不仅补上了迟到了2天的生日祝福，还大拍马屁称“没有美国的领导，G7什么都不是”。为了博特朗普欢心，加拿大还安排了酷爱高尔夫的特朗普前往雪山环抱的卡纳纳斯基斯高尔夫球场的行程。而之前卡尼已经提前布局：上月访美时赠送特朗普带有G7峰会举办地标识的高尔夫球具，被戏称“曲线救国”。 虽然试图讨好特朗普，但卡尼也保持了自己的原则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尊严，“从迎宾开始就展现出与特朗普的平等姿态”，两人的会面既有外交礼貌，也不乏微妙的较劲。特朗普总统以其毫不掩饰的自我夸耀而闻名，在G7峰会的新闻发布会和公开场合也不例外。当他谈到自己的政绩、贸易谈判的“伟大成就”或他认为的“无人能比”的领导力时，在场的其他领导人的表情往往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 在几次特朗普发表“夸耀式”言论的场合，卡尼都被观察到保持了相当克制且专业的“扑克脸”。他通常会选择直视前方，或者轻微点头以示聆听，但脸上极少流露出明显的赞同、不耐烦或惊讶的表情。这种“情绪稳定”的反应，被认为是卡尼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前央行行长，在应对高压、不可预测情境时所展现出的冷静和外交手腕。这表明他更倾向于保持官方礼节，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公开不尊重的姿态，从而保护加拿大的外交利益。 更有意思的是峰会前的一个小插曲，当记者们对特朗普提出关于ICE暴力抓移民、俄罗斯以及以色列-伊朗冲突等敏感问题时，卡尼直接”切断”了提问环节。这一举动既体现了他作为G7轮值主席的权威，也展现了他在处理棘手外交场面时的果断。 特朗普“搅局” 特朗普抵达加拿大后，在出席卡尼举办的欢迎仪式时，在其西装左侧的翻领上佩戴了两枚胸针：第一枚的图案印有美国国旗，而位于其下方的第二枚胸针则同时印有美国和加拿大国旗的图案。此外，一同出席峰会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佩戴了一枚象征着加拿大国旗的枫叶徽章。 G7峰会上，特朗普佩戴加拿大国旗胸针 加拿大方面确认这些胸针并不是加方赠送给美国代表团的礼物，也就是说这是特朗普主动作为，有人解读为这是向加拿大示好的动作，因为特朗普一到就称赞加拿大与美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也有人解读为特朗普还念念不忘“吞并加拿大的野心，”因为在特朗普离开加拿大的飞机上，有记者再次问到“第51个州”的问题时，特朗普居然还是再次强调如果加拿大愿意，它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在G7正式会议开始前，美加举行了70分钟的双边会议，其中包括两国领导人30分钟的单独会谈。随后，卡尼宣布已与特朗普达成共识，双方将在30天内完成一项新的经济与安全协议，这被视为美加两国首次在贸易谈判中设定明确的时间表，防止特朗普一拖再拖。然而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是可行的，尽管他和卡尼对这种协议可能有”不同的概念”。这种外交辞令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贸易问题上依然存在巨大分歧。 与其他6国领导人没什么可说的特朗普参加完第一天晚上的欢迎晚宴，并照了“全家福”合影后就连夜赶回了华盛顿，并取消了部分预定行程，巧妙避开了原本预定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同样被放鸽子的还有韩国新当选的总统李在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日本首相石破茂等。 对于特朗普的匆匆离开，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解释称，是由于“中东局势的恶化”。于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记者表示，特朗普之所以提前离开，是为了斡旋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没想到“拍马屁”拍错了地方，让特朗普勃然大怒。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严辞否认了马克龙的说法，称自己提前离开G7峰会与要促成伊朗和以色列停火“无关”，还批评马克龙一心“追求曝光”，总是“搞错状况”（gets it wrong）。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痛批法国总统马克龙 从后续特朗普的发言看，他这番怒批马克龙是后者关于“停火”的表述不合他的心意。在离开加拿大的“空军一号”飞机上，特朗普告诉随行的白宫记者，他寻求的不是“停火”，而是伊朗核问题“真正结束”，即伊朗“彻底放弃”核武器。 针对特朗普因”中东局势”提前一天离开峰会的突发状况，卡尼展现了老练的外交手腕：总理办公室迅速表态称”完全理解”特朗普的决定；卡尼还在闭幕上强调特朗普的提前离场是由于中东的“非同寻常”的局势，而非峰会内部出现了任何问题。 务实外交 作为新手国家领导人，卡尼在G7峰会的上表现被一些世界领导人和外交政策专家评价为出色，并称赞他的务实和精明。下届G7峰会主办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给予了加拿大极高的评价，赞扬卡尼圆满地完成了东道主使命，维护了七国集团的团结。称“我们不应该要求加拿大主席国解决当今地球上的所有问题，那样不公平，但他确实让这个联盟团结起来。”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Fen Osler Hampson也表示，卡尼带领七国集团“走出了外交困境”，应对了全球形势的“多变天气”，避开了“雪崩和危险的悬崖”。 外交专家普们遍认为卡尼展现了“务实和精明”的特质，这有助于提升加拿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处理与特朗普的复杂关系上，卡尼展现出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对的外交智慧。 在与其他领导人的互动上，卡尼因为曾长期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与欧洲央行行长、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财政金融部门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工作关系。这种背景使得他在与这些欧洲领导人交流时，显得更为从容和熟悉。其实，这次G7 峰会不仅是卡尼的个人首秀，新当选的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都是首次参加G7峰会。 在印度问题上，尽管国内的锡克教社区群强烈抗议，但卡尼坚持“印度需参与关键讨论”，并主动给印度总理莫迪打电话，邀请他参加会议。这次互动被视为卡尼在复杂外交局势中展现其“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缩影。而卡尼在与莫迪的会谈中讨论了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潜力，并提及了希望恢复之前暂停的贸易谈判。卡尼表示加印合作很重要，两国将共同努力解决许多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未来以及打击跨国镇压和恐怖主义。莫迪则表示，印度和加拿大因“对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坚定信念”而联系在一起，他本人期待和卡尼密切合作，为“印度和加拿大的友谊增添动力”，而两国在“贸易、能源、太空、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和化肥等领域具有巨大合作潜力”。另外，两国领导人同意指定新的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s），并恢复两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常外交服务。此前，由于关系紧张，两国曾互相驱逐外交官，并限制了签证服务。重新任命高级专员是恢复全面外交往来的关键一步。 在乌克兰问题上，卡尼也展现了加拿大的国际责任感和战略眼光。他在峰会期间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3亿加元的新支持，其中包括20亿加元用于购买无人机、弹药和装甲车等武器装备，另外23亿加元作为贷款帮助乌克兰重建基础设施。 当然，一次成功的峰会主办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卡尼仍需面对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国内经济挑战以及即将到来的世界格局巨变。这次G7峰会为卡尼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其务实的外交风格可能成为应对复杂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