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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刚刚结束的魁省选举以66.14%的选民去投票而告终，是自2008年历史低点（57.43%）以来最低的，也就是说三名选民中就有一人没有去投票。而在去投票的人中有40.97%的人投给了魁北克未来联盟CAQ（Coalition avenir Québec），使其获得了全部125个议会议席中的90个，这是自1989年魁省自由党在Robert Bourassa的领导下获得92个席位以来的最高记录。CAQ政府获得如此强大民众支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众普遍认为CAQ说是执政四年，但因为受到两年多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真正推行自己政策的时间不到2年，应该给他们机会把没来得及制定的计划或没来得及完成的项目、规划、政策等推行下去，再加上民众普遍认为CAQ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还不错，应该让他们继续，恰好符合了CAQ竞选口号宣传的“让我们继续”(Continuons)。 选民既然给了CAQ继续下去的强大支持，那么对CAQ的期望值也随之提高，但实际上现在的CAQ比2018年当选时的处境困难多了。一方面，CAQ面对过去四年乃至之前十几年堆积下来的各种问题，有些问题在疫情下彻底暴露，比如卫生系统的种种弊端；有些则是迫在眉睫，比如频繁自然灾害所凸显的降低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紧迫性，想蒙混过关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在疫情、通货膨胀、地缘冲突升级、全球局势不稳的新环境下，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也会受到更多限制。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大背景下，CAQ至少要解决或部分解决以下8个棘手的问题。而最终4年后他们将交出什么样的答卷，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通货膨胀 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减轻民众生活压力，CAQ在竞选初期提出了一系列名为“抗通胀盾牌”（bouclier anti-inflation）的措施，主要包括四项基本内容：减税、发钱、给70岁以上老人发补贴和限制政府服务费增长幅度。 减税是指从2023年起，前两个个人所得税阶的税率将减少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全省460万年收入低于5万的魁北克人，每年可少交329元所得税；而年收入低于8万的魁北克人，每年可少交629元。此后，魁北克人的所得税将每年减少0.25%，直到2032年，以便确保魁省不再是世界上税率最高的地方之一。而10年后，第一级税率将从15%降至12.5%，第二级税率将从20%降至17.5%。CAQ预测这项减税计划总计减少74亿元税收，寄希望于民众用省下来钱带动消费，起到经济振兴发动机的作用。 发钱是指CAQ承诺在今年12月再次给魁省民众发布一次性补贴以对抗生活成本的提高。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的人可获得600元，年收入在5万-10万元之间的人将获得400元。 提高老人福利金是指把给7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的补贴金额从411元提高到2000元。这意味着一对收入不高的老年夫妇每年最多可获得4000元补助，可让全省110万老人受益。 限制政府服务费增长幅度，是指政府将从2023年开始控制大部分政府服务费用的增长率低于3%，如果通货膨胀率低于3%，那么增涨幅度随着通货膨胀率波动；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3%，那么涨价幅度将维持在3%。政府服务费用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包括电费、汽车登记和驾驶执照相关费用、结婚证费用、大学学费、托儿费用、学校课后看管费用等。 在大笔花钱抗击通货膨胀的同时，CAQ还希望创造更多财富，缩小魁省民众与安省民众之间的财富差距，并在5年内恢复预算平衡，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人手短缺 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都面临招不到人的严峻问题。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加拿大招不到人的空缺职位超过1百万，比去年增加了30多万个，增长幅度高达42.5%，空缺职位招不到人的数量首次超过失业人数，特别是在健康保健、教育、餐饮服务等既需要大量人手，又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经济学家警告说随着数以千计的婴儿潮一代将在未来几年内退休，加拿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才刚刚开始，可能会持续数十年，并可能会影响一些需要熟练工人的行业。在这些行业里，取代那些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退休工人的年轻人数量很少，如全国都面临的卫生保健领域缺人问题，再比如，居家生活中出现问题，很难找到电工、水管工或木工等。 对此CAQ提出的解决办法包括提高工资和奖金；返聘退休人员；聘用外国劳工；加大新移民数量；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更多人进入职场等等，但这些都需要时间。特别是CAQ原定的4年内增加5万个托儿位置的计划没有如期完成，也阻碍了一些幼儿家长重返职场。而对情况最严重的卫生健康领域，CAQ预测预算资金将以年度4.5%的幅度增长，还将额外投入4亿元来培训和招聘660名医生和5000名医疗从业人员。 三、基础设施 CAQ也面临前几十年政府对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欠账：大量的老化、破败的基础设施亟待维护和翻修，这次省选中引发巨大争论的“第三条通道”（指连接魁北克市中心和Lévis市的河底隧道，估计造价至少65亿元）就是一个例子。而魁省计划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还包括未完工的蒙特利尔轻轨（REM）和还在计划中的蒙特利尔东部轻轨（REM de l’Est）；蒙特利尔的蓝线地铁延长计划；魁北克城的有轨电车计划；到2026年实现所有地区的手机网络覆盖等。除了新项目，CAQ面对的更大挑战是原有设施的维护更新，如蒙特利尔的多个立交桥项目，魁北克城的大桥以及全省的公路网。 四、能源转型 虽然魁省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魁省水电局（Hydro-Québec）不仅向魁省全境供电，还给安省以及美国的纽约州和缅因州输送多余的电力，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到2030年发生改变，因为要达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再加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魁省需要的电力可能要比现在的用量增加一倍以上。预计从2019年到2029年这10年间，魁省的电力需求将增长到20 TWh（Tera Watt Hour），比现在要多出12%。所以要未雨绸缪。CAQ重拾2018年竞选时提出的建议，研究在魁北克的土地上修建新发电大坝的可能性，并把修建的时间表缩短到15年，因为这类的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得到原住民社区以及因纽特社区的合作才能完成，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协调。但这一修建新水电大坝的建议既没有得到反对党的支持，也与Hydro-Québec的计划不符，这家垄断电力企业更愿意通过提高现有水坝的发电效率来提高能源产量。另外CAQ还承诺修建大量的风力发电厂，也涉及到与土地主人、原住民社区的协商问题。而根据联邦政府的计划，从2035年起新的燃油汽车将被禁止销售，魁省需在未来四年内增加建设三倍于现在数量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才能满足需求。 五、教育 自2018年当选以来，省长François Legault就多次表示，自己原本出生于小地方的普通家庭，完全是因为教育才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一直把教育列为执政的优先事项，推动4岁学前班和降低魁省中学生辍学率的初衷都源于此。但现在他必须解决教育领域人手短缺和校舍年久失修的问题，才能继续推进其他的教育优化项目。数据显示，多达53%的魁省学校建筑评级为D或者E。根据政府分类系统的定义，D级和E级是指具有高和非常高的退化和缺陷水平的建筑物，通常指超过其使用寿命，或者服务中断的基础设施。这意味着约1913所学校的设施状况非常糟糕，急需修缮。在全省范围内，又以蒙特利尔校舍的情况最为糟糕，被评为D级和E级的学校数量名列前茅，分别有166所和113所。CAQ曾在竞选中承诺在未来四年投入90亿元以维修、翻新情况最严重的600所学校。 而在现有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投身教育也是个难题。雪上加霜的是，从10月份开始，魁省政府将与教职员工工会就新的集体合同进行谈判，难度可想而知。 六、与联邦的关系 在CAQ执政期间，魁省已经与联邦政府就禁止公职人员佩戴宗教配饰的21号法案和增强法语地位的法语宪章改革96号法案发生争执；疫情爆发后，魁省一直要求联邦政府无条件提高健康转移支付力度；在劳动力短缺和保护法语的的双重诉求下，魁省还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大的移民选择权。到目前为止，魁省提出的增加健康转移和移民权利都已经被联邦政府明确拒绝，但CAQ不会善罢甘休，会与同为保守派的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一起继续向联邦施压。而针对魁省的移民权利，CAQ在选举的第二天就表示将继续和联邦政府协商。其实双方的立场很难调和，因为魁省和联邦政府的移民分歧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之争，联邦政府希望的是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根基的移民融合，而魁省因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希望的是以法语和魁省价值为根基的移民融合，存在某种歧视的意味。而魁省对移民问题同时存在各种悖论：既需要移民来提振人口和经济，又担心大量移民的到来冲击魁省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既想到世界各地抢人才，又给移民申请者提出法语能力、魁省文化价值观等限制条件；既希望新移民能快速融入本地社会，提供各种资源让其学习法语，又为了保住北美这块“莫里哀语”地盘限制甚至惩罚没有完全遵守《法语宪章》的工商企业，影响移民的融入。 七、治安问题 最近几年来，魁省大城市，特别是蒙特利尔的治安每况愈下。疫情爆发以来，因着各种防控措施的限制，经济活动放缓，让街头黑帮、贩毒团伙以及其他犯罪份子的收入锐减，为了抢地盘、抢生意，各个团伙之间不断火并，导致枪击案频发，使得这类被称为“pandémie”的犯罪活动大有上升的势头。精神病人发动的随机杀人案也有增长的趋势。蒙特利尔市政府和魁省政府在每一起严重枪击案后都会宣布拨款、成立各种预防机构来应对，但如果美加边境的枪支走私问题不解决，枪击案还会经常发生。除了枪击案造成的治安问题，另一个目前看起来无解的家庭暴力问题也呈现增长的势头，使得“Féminicides”这个词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这个词由fémini(女性的)和cides(杀害)两个词组合而成，专指男性亲友杀害女性的案件。去年全省有26名女性被杀，创2008年以来的纪录，其中17人死于Féminicides，而今年至今已经发生了9起Féminicides，蒙特利尔在最近两个星期之内就发生了3起，还有2名幼儿同时被杀。 八、Horne冶炼厂 今年7月，为魁省公共卫生部门提供政策科学依据的魁省公共卫生研究所INSPQ（Institut national de santé publique du Québec）公布了魁省北部Rouyn-Noranda市空气中砷和镉浓度导致致癌风险的评估报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魁省引发巨大的反响。该报告显示2021年在该市的Fonderie Horne冶炼厂空气中捕获的砷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87钠克，比魁北克环境部认为对人类安全的每立方米3钠克的水平高出33倍，而这个排放浓度获得了魁省政府的许可，目前这个许可即将到期，该厂正在和魁省谈判续签豁免许可。这个冶炼厂既带来严重的污染，给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风险，又是Rouyn-Noranda地区的经济支柱，这里的400多个工作岗位支持了400多个家庭的生活，围绕其关闭还是整改的辩论持续至今。8月份时，魁省公共卫生负责人曾建议这家冶炼厂在未来5年内把砷的排放量控制在每立方米不超过15钠克，虽然比去年的排放超标33倍要低，但还是比魁北克环境部认为对人类安全的每立方米3钠克的水平高出5倍，冶炼厂的母公司也同意投入巨资进行环境改造。对于这个问题，CAQ建议在当地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彻底关闭这家工厂还是让当地居民忍受5年的污染以完成其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环境改造。围绕这间工厂的污染问题变成魁省政府的烫手山芋，到底该如何收场仍是未知之数。  

四年一度的魁省选举已经进行到尾声，下周一全省600多万选民的投票结果将选出新一届的魁省政府和议会，而最新的民调显示自选战开打以来一直领先的CAQ政党继续保持绝对优势，获胜并以多数政府连任几乎毫无悬念，剩下的问题就是谁将获胜成为官方反对党，就连民意调查公司总裁Jean-Marc Léger都表示今年选民投票选出的不是魁省省长，而是魁省第一反对党领袖。因为除了CAQ一骑绝尘外，其他四个政党的支持率非常接近，几乎在统计误差之内，似乎无论其他政党如何努力攻击CAQ都不起作用，既没有让选民反对CAQ，也没有让选民支持自己。无论是民调的数据还是选举预测网站Q125的预测都显示今年省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个选区选战胶着，竞争十分激烈，不到最后一张票计完，很难说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比如在华人居住集中的南岸La Pinière选区，在自由党议员、前魁省卫生厅长Gaétan Barrette决定退休后，接手的自由党候选人Linda Caron虽然在Brossard住了三十多年，但却没有如Gaétan Barrette进入政坛前担任魁省专科医生协会总裁那样的影响力，面对异军突起的CAQ政党候选人Samuel Garnie只有4%的差距，再加上魁北克保守党候选人Tzarevna Bratkova以12%的支持率来分流选票，让这个自1988年设立以来一直被自由党把持的选区选举结果出现了不确定性，各个候选人都在尽最后的努力拉票。 对于没有全程追踪选举过程的选民的来说，每天各种各样的说法层出不穷，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本文就将魁省5大政党针对一些社会关注问题的政策和立场梳理一下，以方便读者能够清楚、明白地行使民主权力，做出利弊权衡的正确选择。 医疗保健 CAQ /未来联盟 未来四年投资4亿元培训和招聘660名医生和5000名医疗从业人员 设立一个新的名为Santé Québec的机构，专门负责医疗事物，现有的卫生和社会服务厅（MSSS）将主要负责规划、定位、绩效衡量和医疗健保预算方面的工作 把现在施行的一线医疗服务平台（Guichet d’accès à la première ligne）进一步整合成“您的健康”Votre santé）平台，除了可以像以前一样让民众通过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或访问网站就能够与一名医疗专业人士交流，快速获得健康相关方面的建议、预约检查或医生，以及更新他们的处方外，还将建立个人病历数据库供患者本人以及医疗工作人员查看，并接入Rendez-vous santé Québec 或 Clic santé 在蒙特利尔东部和魁北克城设立私人医疗中心，病人的治疗费用再由魁省医疗保险（RAMQ）报销 在2026年前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提供在家住院服务，在2023年前完成蒙特利尔和Capitale-Nationale地区的5个试点 为远离大都市的边远地区提供紧急直升机医疗服务 PLQ /自由党 投资4.5亿元，培训额外的1000名医生，让每个魁北克人都有家庭医生 降低医患比，至少给每一个医疗小组增加一名护士 在全省设立400个无障碍医疗小组，其中100个为超级小组，每周七天，每天12小时的接待患者，以缓解现有各个医院急诊人满为患的压力，并投资60亿元增加4000张病床；普及公共心理卫生服务，让普通公民可以轻松获得心理咨询或干预服务；设立一个医疗应用程序，方便患者和医疗工作人员沟通 改革现有的家庭医生薪酬方式，以确保医生只有给患者看病才能得到报酬，而不是只是登记患者个人信息 为方便器官移植，拟推出死亡同意推定，即如果不做出特别说明，死亡后被认为自动同意捐献器官 与家庭医学小组GMF（Groupe de médecine de famille）合作消除家庭医生等候名单 QS /团结党 建立811医疗热线2.0版，增加大量护士接线员，不仅提供医疗咨询，还提供各种医疗服务预约 计划现有的CLSC诊所如医院一般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开放，让民众可随时获得医疗服务 让公共医疗保险覆盖心理和牙科服务，并设立药物保险，以减轻民众在药物上的负担 投资2.8亿元雇佣900名新的心理医生和1000名相关护理人员以增加公共医疗系统里面的心理健康方面服务 提供免费的避孕服务，给女性提供免费的月经卫生用品 设立Pharma-Québec来统筹并在各地区建立疫苗、仿制药和医疗设备生产中心 PQ /魁人党 增加转院补助，把住院一夜和交通运输的补贴费用上调到与魁省公务员相齐的水平 给现有的CLSC网络相应的资源，帮助其更好的为公众服务，并吸引和留住工作人员 PCQ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还记得在2019年发生在Laval市与15号高速公路交叉的440号高速公路上的惨烈车祸吗？一辆大货车全速追尾前车，导致两部大型货柜车和7部轿车连环相撞，造成4人丧生，19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经过近一年多的调查，魁省安全局（Sûreté du Québec）才在2020年的7月9日逮捕了导致这场伤亡严重车祸的肇事者、追尾的大货车司机Jagmeet Grewal，指控他犯有危险驾驶、危险行为导致4人死亡等多项罪名。其实早在车祸发生之后，到场的消防员和目击者就曾指出这名司机的肇事嫌疑。多名目击者的说法以及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仪都显示车祸发生之前的时间里，Jagmeet Grewal的双手并没有放在方向盘上，也没有看着前方。在前方的车辆都开始踩刹车降低速度时，他依然一无所知，没采取任何动作。记录仪清晰显示他至少有4.8秒的时间踩刹车，如果他踩了刹车，降低车速，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丧命或者受伤。尽管这场悲剧已经过去了3年，但缓慢的魁省司法程序还没有开始对这名肇事司机的指控进行审理，不过法庭获得的文件显示他根本就不应该获得卡车驾照，是魁省汽车安全局（SAAQ）内部沟通不畅和疏忽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肇事司机Jagmeet Grewal在Saint-Jérôme法院出庭 事件回放 2019年8月5日下午，位于蒙特利尔以北约27公里处，在440号高速公路转向15号高速公路的减速路段，一辆大型货柜车因为司机没有及时刹车，全速撞到了前面一辆轿车，连续推进又撞到其他车辆，最终有9辆汽车发生连环相撞，包括另一辆大型货柜车和两辆大型货车，其中一辆装着蔬菜，另一辆装着一家大型商场的日常用品以及十余个丙烷气罐，好在这些气罐都是空的，没有进一步发生爆炸。事故中有两辆汽车被卡在大货车的底部。车祸发生几秒钟后，汽油泄露导致装载日用品的大货车起火，浓重的黑烟遮天蔽日，老远就看得见，接到报警的警察、消防人员以及救护人员在几分钟内就赶到现场，但火势已经无法挽救，大货车最终被烧成了架子。 目睹了事故发生的一名司机Patrick Plamondon对媒体表示，当时追尾大火货车在右车道，自己在左边，快接近15号公路时所有车辆都缓速行驶，但那辆大货车却没有减速而是从旁边直冲过去，直接撞到前面的车辆，撞击的力量非常大，车辆碰撞产生的碎片飞到自己驾驶的车上，后来发现损坏了挡风玻璃和发动机罩。接着一辆被撞的汽车就冒出了浓烟，开始起火，现场仿佛置身于飞机失事现场。他下车后想去救援，但温度太高了，无法靠近，过了不到5分钟，消防员和警察就赶到了。当时现场一片混乱，热心的司机和赶到的警察试图帮助被困在被撞车辆里的人逃离，消防人员则试图控制火势，就如同好莱坞的灾难大片。 尽管车祸后警方初步的调查结果就显示，追尾大货车的司机Jagmeet Grewal可能被什么东西分心，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辆突然并线，没有及时刹车，才导致车祸的发生，并向公众征集目击线索。但还是过了11个月的调查才正式逮捕、指控他。 车祸中的四名死者 错误发证 这起惨烈车祸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以及常在这条路上行驶的人纷纷表示车祸发生路段设计不合理，减速距离过短，让原本以每小时100公里速度在路上行驶的车辆来到这里得立刻减速，稍有分心就可能发生车祸。而在车祸发生的第二天，当时的魁省交通厅长François Bonnardel就来到事故现场视察，表示政府将在短期内采取措施增加该路段的安全性：增加警察巡逻的力度；把路上的单车道标识向前延伸，以阻止司机在最后一刻才并到辅路上，并要求交通部门评估魁省所有交叉高速公路辅路的安全情况。但随着庭审准备文件的曝光，在这起重大车祸中，除了道路设计不合理、肇事司机本人危险驾驶外，负责魁省车辆管理事务的SAAQ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年9月20日肇事司机的辩护律师提交给法庭的排除证据文件显示，肇事司机Jagmeet Grewal早在2014年就被SAAQ判定为“无能力”驾驶卡车人员，但由于SAAQ内部之间的沟通不畅，信息没有共享以及具体办事人员的疏忽，让他在2018年申请后再次获得了可驾驶重型卡车的Class1卡车驾照，从而再一次上路，直到2019年8月发生致命车祸。即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安全事件，肇事司机居然还请求法庭允许他继续驾驶重型卡车。 根据提交给法庭的文件，Jagmeet Grewal从1998年开始一直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还和他的儿子一起购买了一辆大型货运卡车。但在2012年，他驾驶卡车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境内发生车祸而严重受伤，伤愈后依然存在的各种后遗症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包括站立困难，认知上出现问题，晚上做噩梦，情绪低落等，每天都需要服用好几种药物，这让他无法再工作，而由SAAQ的保险支付他每月的生活费用。2012年，由于严重的精神问题，一名精神科医生做出诊断称他“无能力”再驾驶卡车。2014年，一直给他补助的SAAQ也认为他虽然不能再成为卡车司机，但可以从事其他“要求不高的职业”，从而决定停止给他的补助。但SAAQ的这个决定让Jagmeet Grewal很生气，他希望SAAQ负责他以后的生活而不用去工作，于是不断找到SAAQ申诉，大吵大闹，甚至发起对SAAQ的司法诉讼，最终在2018年3月，双方达成了一项庭外和解协议，SAAQ延长一年对他的补助，而他必须在一年内找到一份非卡车司机的工作。 但仅仅几个月后，Jagmeet Grewal就违背了当初与SAAQ达成的协议，向SAAQ重新申请已经被吊销的Class1卡车驾照。由于SAAQ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签发驾照的部门对他的健康状况以及不能驾驶卡车的决定毫不知情，更没有人想到去查一下，所以很痛快地给他颁发了Class1卡车驾照，从而让他可以继续上路。 而直到发生严重车祸后，SAAQ都没有意识到自身也在这起悲剧中负有连带责任。而是在2020年7月，Jagmeet Grewal被捕、保释几个星期后，他要求更改保释条件准备重操旧业后才被魁省安全部SQ（Sûreté du Québec）的调查人员注意到。他当时的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开魁省境域，不得驾驶除家用小汽车之外的重型汽车等。他在更改保释条件的申请中说自己从来没有从事过卡车司机以外的职业，而为了养家糊口，希望能够更改“不得驾驶除家用小汽车之外重型汽车”的条件，以便重拾自己的职业。面对他提出的更改保释条件申请，负责刑事指控调查的SQ探员Simon Lebel-Chartrand为了确保他没有违背这一保释条件而和SAAQ联系，SAAQ内部的调查人员才发现他的情况很奇怪，明明已经因为精神疾病撤销了他的Class1卡车驾照，怎么又再次发给了他。最终他的更改保释条件申请被驳回，SAAQ也再次吊销了错误发给他的Class1卡车驾照。 而这些内幕信息能被公众所知，还是因为Jagmeet Grewal辩护律师提交文件，要求他的当事人与SAAQ的这段公案不能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官，理由是相关的文件会泄露其当事人的隐私。如果不是Jagmeet Grewal和他的辩护律师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地试图减轻罪名，公众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涉及千千万万人道路安全的SAAQ居然会犯下如此低级错误，而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甚至一个机构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各自为政，彼此不知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已经在多起事件中得到过体现，虽然每次都会引发一波反思潮，但每次之后依然故我。  

七天记者 颜宏 位于加美边境、魁省Saint-Bernard-de-Lacolle地区的Chemin Roxham一直是无法在美国停留的非法入境者进入加拿大的通道，一度每月有1000多人经此进入魁省，一度让魁省，特别是主要负责接待难民申请的蒙特利尔不堪重负。自2020年3月底起，这条通道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被关闭，让蒙特利尔喘了口气，但在2021年11月，联邦政府修改了行政命令让这条通道重新开放，允许难民在遵守公共卫生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入境。于是这条原本不知名却在2017年由于特朗普收紧移民政策和特鲁多张开手臂欢迎难民的大背景下而声名远扬的小道再次人来人往，很快就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在今年1、2月份的寒冷季节，就有4500人非法越境申请难民，而到了夏天，更是达到每天200人通过的程度。 美国梦破碎 今年6月27日，距离美墨边境250公里的得克萨斯州San Antonio市郊区，一名市政工人听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货柜卡车内发出呼救声，随即报警。赶到现场的警察在车外发现一具尸体，随后在车内发现了更多的尸体，这些人都是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偷渡客，其中有22名墨西哥人，7名危地马拉人，2名洪都拉斯人。最终死亡人数从最初的46人上升到50人，还有至少16名幸存者被送到当地医院，他们都有中暑和明显的脱水症状。而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显示，2022财年（始于2021年10月1日）至今，已有748名偷渡者在跨越美墨边境时丧生，超过了2021财年创下的557人死亡的纪录。而过去11个月来，美国边境巡逻队在2022财年已经逮捕了超过二百万非法入境者，仅在今年8月，美国警察就拘留了逾20.3万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偷渡客，远远超过了此前创下的非法入境者逮捕纪录。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一直对非法入境的移民持强硬态度，不仅推行建边境墙和“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政策，还曾一度推出对非法入境移民的零容忍政策，即发现非法入境者一律抓捕，将他们与其子女强制分离，成年人将被美国政府起诉并被关押在联邦监狱或被驱逐出境，而非法入境者的子女则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负责看护。后来由于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恶劣、根本没有得到照顾且与父母失散等各种负面新闻而受到广泛的批评，这一政策在2018年6月被废止。而标榜人权、民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在2021年1月上任后，终止或放松了前政府的很多关键边境政策，让聚集在墨西哥境内的上百万“美国梦追逐者”以及正通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这条南美移民通道让源源不断涌来的移民看到新的希望，导致大量人涌入，从而让美国边境人员逮捕的非法入境者人数也跟着大增。 虽然美国这边时时刻刻严防死守，但挡不住想偷渡的人为数众多。每年希望从美墨边境越境到美国的有数百万来自非洲、南美洲各国追求美好生活的人。虽然由危险重重的热带从林、沙漠、河流等构成的移民之路千难万险，以及整个过程中昂贵的交通和过路费用，不是所有出发的人都能到达墨西哥境内，即使冒险进入美国也还有相当一部分被逮捕，然后被遣返，但是还是会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偷渡客成功入进入美国并留下来。 在漫长的美墨边境上，有各种各样收钱帮忙偷渡的人或组织，帮助他们跨过国境线上的种种障碍，躲过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公路上的检查站，所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非法进入美国，而一旦通过了边境关卡对他们来说就安全了，因为美国的城市并没有非法入境者的管理部门，只要非法入境者不犯罪，一般就可以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还可能等到某一天的大赦获得合法身份。 但最近几年来，由于美国的右翼势力抬头，不欢迎移民、难民，更别说是非法入境者。再加上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悬殊、枪支毒品泛滥、警察滥用暴力、监狱人满为患、抗疫完全失败……还有以退伍军人为主组成的各种右翼组织，坚决反对非法入境者，他们会自发携带枪支和各种装备在边境附近抓捕偷渡的非法移民，平均每月能抓上千人，战斗力不亚于移民局。 种种严酷的现实让很多怀揣“美国梦”的非法入境者改变主意，把同样安宁富足但治安更好的加拿大当作他们的圆梦之地，用“加拿大梦”来取代“美国梦”。而美国政府乐见这些非法入境者北上进入加拿大，于是在美国政府的默许，甚至是鼓励和帮助下，一条获利丰厚、混杂了毒贩和犯罪组织的人口走私偷渡产业链已经从美墨边境延伸到美加边境，正源源不断地向加拿大输送着偷渡客，而由于魁省相对卑诗省、阿省等其他省份在住房、日常生活上的低廉成本，更是让很多追求“加拿大梦”偷渡客趋之若鹜，而经过他们的口耳相传，Roxham小道的名声日隆，越来越成为非法移民的首选目的地。 暴利产业链 根据美国和加拿大在2004年签订的《第三国安全协定》（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难民应该向第一个进入的国家提交难民申请，所以那些来自中美洲、墨西哥等地的难民在进入美国国境后就应该向美国提出难民申请，无权再向其他国家申请难民。但这个协定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即只对合法入境者有效，对非法越境者反而不适用，他们可以随意跨越边境线，加拿大这边就得无条件接纳，虽然他们会因非法穿越边境受到指控，但他们可以提出难民申请，被批准的话就可以获得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因此有很多移民在从自己的国家出发之时就已经确定了以加拿大为目的地，特别是同样说法语的海地人以及曾为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非法移民。加拿大政府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修订这一协议，以堵塞这个漏洞，但美国乐得一分钱不花、一分心不操就能摆脱这些非法入境者，正求之不得，根本无意和加拿大谈，所以至今都没有任何进展。魁省省长在今年5月曾要求联邦政府关闭这条通道，并抱怨联邦政府在处理难民申请上用时过长。目前从难民提出申请到第一次听证需要等待14个月以上，而这期间政府需负担难民申请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医疗费用等，让本地政府难以负担。但联邦总理特鲁多直接拒绝，理由是美加两国有着世界最长的8000多公里边境线，关闭了这条小道，这些可怜的难民就会从其他的地方入境，与其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丛林，还不如让他们在政府的规管下入境，得到基本的照顾。 而这些人能来到美加边境则得益于美国庞大且高效的人口走私网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蛇头组织。各路蛇头们构成了一个个完善的组织，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可有效躲开政府的各种围追堵截。 蛇头组织一般包含招揽生意的业务员、监测员、负责开车的司机、领队、负责策略安排的规划师、把风等各个角色。业务人员一般负责在边境区向移民们兜售服务，跟火车站门口天天招揽乘客的出租车司机差不多。确认购买服务后，业务人员会将移民们安置在经常合作的特定边境旅馆，等待组织的命令。监测员一般负责监视边境情况、巡防动向、注意乘车班次时程等等，在确认完情况后，由领队的蛇头带队穿越边境。领队的蛇头一般是说西班牙语的美国人，要么无业专门做这个，要么是做些“兼职”挣外快。他们具有丰富的穿越经验，知道哪条路可通过，哪条路可以最快到达，还会在偷渡客体力透支到极限的时候给客户注射能量，至少可以保证其不会劳累和脱水致死。一般这个团队中还会有人负责侦查，随时传递讯号，以确保路径安全，不会遇到边境巡逻人员。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钱，一个人想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至少需要8000到1万美元，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庭文件显示，在2015年把一个人成功带过美墨的边检站可获得840美元酬劳，把入境者带到一个安全的黑旅馆隐藏起来可获得500美元酬劳。 成功进入美国后，如果非法入境者还想北上进入加拿大，蛇头会根据他们的支付能力，或者告诉他们去哪里乘坐长途大巴北上，或者给他们运送非法移民的司机或公司的电话，甚至帮他们联系，而从美墨边境到美加边境横穿美国的费用根据采用的交通工具的不同，在200到2000美元之间。这些运送非法入境者的车一般是能乘坐10人左右的面包车，从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出发，一路北上，行程5000多公里把他们送到美加边境。非法移民最终在蛇头的指点下通过Roxham小道进入加拿大。比如从佛罗里达出发的面包车，一般周五早上发车，连续行驶一天一夜，在周六晚上左右抵达美加边境，每人收费500到800美元，而这些车辆一路顺利，几乎不会受到美国警方的盘查。 乘坐大巴车的非法入境者则首先来到距离魁省最近的较大市镇Plattsburgh，这里有出租车、私家车甚至由校车改装成的客车在等他们，把他们带到40公里之外的的Roxham小道附近。以前通过这条小道的主要以说法语的海地人、尼日利亚人为主，现在日日夜夜、川流不息来到这里的有土耳其人、哥伦比亚人、委内瑞拉人、哥伦比亚人、也门人、苏丹人……让只有2000名居民Plattsburgh小镇变得异常忙碌，有的拉人赚钱，30分钟的车程，有良心的出租车司机按收费规定收取70到90美元之间，其他人则和入境者讲价，每人的运费从100美元到3、4百美元不等，甚至还有人被收取过700美元；还有的人做志愿者，给非法入境者提供指路服务、给他们准备咖啡和零食、以及衣物和玩具等。很多当地居民表示这些非法入境者去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政府欢迎新移民，民众也友好，而美国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接纳新移民系统，所以只能祝他们好运。 面对源源不断的Roxham小道穿越者，联邦总理特鲁多承认，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应当尽快改进。他表示正在与美国合作解决这个非法过境的问题，希望能在2022年修订《第三国安全协议》，但今年还有三个月就过完了，双方的谈判进展还没有任何消息。正焦头烂额忙于中期选举的拜登有更多内外问题要解决，估计还顾不上这条路上的非法移民问题，魁省还得继续负责远远超出接待能力的非法越境难民。  

七天记者 颜宏 当地时间2022年9月8日下午13点20，96岁的英国女王、加拿大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让英国，也让所有尊她为国家元首的英联邦国家失去了精神支柱。虽然她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在位70年的经历让她经历了15位英国首相、14位美国总统、12位加拿大联邦总理（要知道加拿大自成立以来一共才有23位联邦总理），早已让她超越了一个象征性的国家领导人。用英国的新首相特拉斯（Liz Truss）的话说，她是“现代英国赖以建立的基石”和“大不列颠精神的象征”。 当年2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继位时，英国的首相还是丘吉尔、美国的总统还是杜鲁门、苏联的领导人还是斯大林这些历史课本上的人物。在位70年，让她不仅仅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年龄最高的国家元首，也是维系整个英国和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团结的关键所在。对内，女王是永恒、稳定、中立的基石，是普通民众的主心骨和各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女王是努力维持曾经“日不落帝国”海外势力的工具人，现在女王没了，不仅英国的“伦敦桥”（London Bridge）倒了，54个国家组成的松散英联邦的“伦敦桥”也倒了，不管是英伦三岛还是英联邦都面临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 英联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头号的大英帝国势力遭到削弱，其海外领土的各殖民地人民纷纷要求独立，兴起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殖民体系濒临瓦解。为了挽救颓势，英国帝国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在1926年不得不通过《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宣称英国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海外自治领地位平等，内外事务互不隶属，但仍效忠英国君主，并作为“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成员保持自由联系。五年后，英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签署国会通过的《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令》，正式将这一机制写入法律。当时只有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爱尔兰被授予自治领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战争中同盟国和轴心国两面通吃，大赚特赚，直到战争快结束才加入同盟国，摘取胜利果实，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英国国力进一步衰落，去殖民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此时“英联邦”便成为英国笼络其前殖民地的最好工具。1949年，英联邦的英文官方名称从最初的“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更改为“Commonwealth of Nations”，以示减少殖民色彩，这一国际组织也更倾向于发展成员国之间的经贸、旅游等合作事宜。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英国殖民地在独立后都留在了英联邦内，例如缅甸；再比如，爱尔兰在成立共和国之后，因为不满足于效忠英国君主的条件，退出了英联邦。目前，英联邦共有54个成员国，其中15个是英联邦王国，也就是其国家元首、英联邦元首均和英国本土统一，奉原来的伊丽莎白二世、现在的查尔斯三世为国家元首，英国王会依据该国总理的提名，任命一位总督，作为自己在该国的全权代表，这15个英联邦王国中除了宗主国——英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其余13个都是原来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哈马、牙买加等，总面积约有188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4亿。另外5个英联邦国家虽然也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有自己独立的君主；其余36个国家则是共和国，其实最开始英国要求所有英联邦成员都必须奉英国国王为国家元首，但形势比人强，爱尔兰宁愿退出英联邦也要成立共和国，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独立后更不愿意共主，最终英国不得不妥协，在1949年发布《伦敦宣言》，允许共和国加入英联邦。 其实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仅英联邦这个组织遭人漠视，就连英国王室本身的存在也开始遭受民众的质疑。刚刚继位的新女王决心重振公众对王室的信心，不顾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反对，通过电视实况转播了自己的加冕典礼，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目睹了女王的真容和风采，其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看电视，大受震撼。为了巩固和壮大英联邦，加冕典礼5个月过后，女王就踏上了漫漫英联邦国家巡访之旅，让这些独立的前殖民地与宗主国重新建立起联系。比如伊丽莎白二世是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第一个在位君主，当她抵达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倾巢出动，估计有四分之三的民众亲眼见到了女王，并为女王的风采所折服。 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历史上外访最多的国君，一生出访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加拿大，她就来过22次之多。而她在二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出访不仅稳定了英国的地位，强化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遭到严重弱化的英国与英联邦成员国家的关系，她还经常出席英联邦首脑会议，积极参与英联邦事务。可以说在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型过渡过程中，伊丽莎白二世发挥了关键的、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她的努力和领导下，英联邦从最开始的8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54个成员国。 女王之后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全球哀悼如潮，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每天都在直播她的后事安排，关注着她灵柩的一举一动。目前已经确定的有，加拿大联邦总理特鲁多、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德仁天皇、欧洲的众多王室成员以及几十个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等将前往伦敦参加9月19日举行的国葬，向女王表达最后的敬意，就连八杆子打不着的中国都表示派出高级代表团出席葬礼，而英国安全部门表示正在准备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安和保护行动”，女王身后事可谓极尽哀荣。 女王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机遇和个人魅力。首先，伊丽莎白二世是从帝国到现代英国的一个象征。大英帝国衰落了100多年，特别是二战后其全球主导权已经让位于美国。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还能保持一定的影响力，这与英国的王室，尤其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巨大魅力分不开。其次，伊丽莎白二世完成了从一般意义上的英国王室君主，到人民君主的过渡，与普通民众建立起感情联系。在她还是公主时本想在1944年一成年就入伍参战，但王室不愿让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处于危险之中。但她从未放弃努力，并于1945年被允许加入女子辅助服务团（ATS），学会了如何驾驶军用卡车和修理机器故障，还在战争中定期进行无线电广播，向民众讲话，给他们带去欢乐和勇气。她经常出访，与当地民众见面，联络感情。更难能可贵的是，70年如一日，她能做到无论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政府高官还是国家元首，都能让对方感到舒适和受到重视。她热衷于慈善事业，是600多个慈善组织的赞助人，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之一，她的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世界的贫困状况。她还在重要的节日发表精心准备的讲话，举办各种登基庆祝活动，所以于民众而言，她的形象浓缩了人们对于英国文化、帝国历史的记忆。伊丽莎白二世对于自己的言论非常谨慎，从不干涉现实政治。她一方面恪尽职守，履行宪政责任，另一方面努力维持英国王室的神秘、尊严和威仪，努力维持王室家庭的模范形象，成功地承担起一个象征意义上君主的作用，保持了英国上上下下乃至英联邦对她的普遍爱戴与拥护。 与女王相比，继任的查尔斯三世无论是在影响力、个人魅力还是在社会接受度方面都差得太远，尤其是婚内出轨、戴安娜王妃英年早逝等事件曾广泛传播，更是削弱了查尔斯的权威形象。伊丽莎白二世继位时年仅26岁，那种朝气、风度，让国民对她抱以极高的期望；查尔斯三世继位时是73岁的老人，却是一位新国王。提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人们想到的是大英帝国的荣光，而与查尔斯捆绑在一起的则是丑闻缠身的英国王室。一直呆在女王阴影中的查尔斯三世要用孱弱、衰落的身体面对巨大的挑战，无论是重振英联邦，继续赢得民众对王室的信任以及对本国文化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在内忧外患的当今英国可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时代发展到今天，君主制这种旧时代产物受到民众的普遍抵制。 英国王室虽然是“虚君”，没有实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英国政权的合法性。为什么要女王任命首相、首相要觐见女王？看着是形式，却符合英国历史上“君权神授”的叙事。如果女王离世之后，没有人有这样的威望，那对整个英国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会进一步加剧民粹主义和独立倾向。内有闹独立的苏格兰、北爱尔兰，废除君主制的呼声甚高；外有一些英联邦成员国着手启动脱离英联邦程序，一些国家加速重新评估与英国王室的关系。 其实在伊丽莎白二世还在世时，仅凭王室的威望就已经很难维系其自身在英联邦的地位了。2021年太平洋岛国巴巴多斯正式脱离英联邦，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不再尊奉女王为元首。加勒比岛国牙买加也透露，已启动脱离英联邦的程序，改为共和制国家。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也曾表示，要开始讨论澳大利亚成为共和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退出，英联邦可能离分崩离析不远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过对加拿大来说，虽说废除君主制的呼声一直有，特别是英女王在加拿大的代表——前总督帕耶特（Julie Payette）爆出霸凌丑闻时，废除君主制的呼声一度很高。但皇家历史学家卡罗琳·哈里斯(Carolyn Harris)和宪法专家Emmett Macfarlane都对短期内在加拿大废除君主制前景不乐观，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成本太高，过程也太麻烦。首先，89%的加拿大土地名义上是属于女王的，与各地原住民社区的协议也是以王室名义达成的，废除的话意味着全部要重新谈判；而且要所有10个省都同意，即使有大量的民众支持，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其次，这是涉及到加拿大立国之本的宪政改革谈判，几乎肯定会使国家陷入政治动荡，因为不同的省份、利益团体都会借机重新谈判自己在联邦中的地位和角色。1987年的宪法修订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和1992年的夏洛特敦协议(Charlottetown Accord)都曾引发动荡，直接导致了1995年的魁北克独立公投。同时，加拿大民众对是否废除君主制还存在着分歧。总之，无论是从民众意愿还是目前加拿大的可负担能力来看，废除君主制都不会短期内实行，只会作为一种运动而长期存在，在一段时间内加拿大仍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君主制国家。  

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半年多的竞选，联邦保守党的明星候选人Pierre Poilievre（《七天》报今年4月7日出版的第793期文章《拥抱比特币的候选人Pierre Poilievre》曾对其本人做过详述，本文不再赘述）赢得了党领竞选的胜利，但如此一骑绝尘、压倒性的胜利还是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保守党的党领竞选结果是在9月10日晚上出来的，但与上一次保守党党领竞选状况百出，选举结果过了凌晨12点还没有出来，等到胜选的欧图（Erin O’Toole）发表胜选演讲时已经凌晨两点，很多人都等不了去睡了的情况不同，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在晚上8点之前就公布了，因为只需经过一轮投票，就有候选人的得票数超过半数而当选党领，无需进入第二轮。 民调中一直领先的Pierre Poilievre以68.15%投票率绝对优势获胜，而排在第二多的前魁省省长Jean Charest得票率只有16,07 %。即使Pierre Poilievre在竞选期间曾对魁省前省长口出恶语，引发一些魁省保守党员的不满，但在78个魁省保守党投票区里，他还是在72选区都获得了胜利，而在全国的338个投票区里，他拿下了330个，仅有8个漏网，碾压所有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保守党党领选举过程中，保守党新增了近40万党员，是之前现有党员人数的两倍，大部分是因为Pierre Poilievre的个人因素而选择加入保守党的，这些人要么是喜欢他独具一格的主张，如他主张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家庭生活、教育、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不能延伸到个人生活中，为此他支持反疫苗的卡车司机示威；再比如他认为使用比特币可以摆脱通货膨胀等；要么是对两年多政府的各种疫情防控措施感到不满的人，而这些占多数的新党员的加入无疑会让原来的保守党改变面貌，而挟着新党员大比例支持优势的Pierre Poilievre如何与联邦保守党的老人相处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大多数 虽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级别的政治版图中有六党角逐，但实际上只有自由党和保守党有执政的可能性。新民主党太左，太注重福利，加拿大的经济承受不起；魁北克政团因致力于代表魁北克人的利益，追求魁北克独立，所以影响力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在其他省份也没有分支机构，相当于一个联邦层面的地方性政党；另外两个小党都处于边缘状态，注重环保的绿党内部纷争不断，还企图用环保绑架整个社会的发展；人民党则是极端主义者的大本营，不可能获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加拿大历史上也一直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个中偏左和右翼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由自由党把持政权。 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自2015年以绝对优势获得胜利以来，已经在2019年和2021年的两次选举中以少数政府当选，显示出选民对自由党的好感和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降，再加上民众对特鲁多的审美疲劳、对自由党的大撒币、太左政策不满以及自由党内各种丑闻不断等因素都让选民渴望换个领导人，只是苦于反对党无人可选。唯一能与自由党抗衡的保守党在最近几年中一直因为内部的定位问题而内斗不已，可以说毫无战斗力。 众所周知，现在联邦保守党是2003年12月，由加拿大联盟党（Alliance réformiste-conservatrice canadienne）和加拿大进步保守党（Parti progressiste-conservateur du Canada）合并而成的，主要代表银行保险业、铁路运输业、能源工业垄断资本和大农场主利益，历来就有“红色保守派”（tories rouges）和“蓝色保守派（Blue Tories）之争。“红色保守派”倾向于社会自由主义；小政府低税收；向罪恶采强硬的态度；军事化；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及卖淫的合法化；支持君主立宪制；和英联邦国家保持密切的来往等。“蓝色保守派”则比较温和，虽然在社会和经济上都比较保守，秉承传统，但不将这种个人选择强加于政治或社会，关注经济良性发展，不抵触增加社会福利，但也不愿意借债，代表人物就是在2006年到2015间担任联邦总理的哈珀（Stephen Harper）。 相比联邦自由党党内比较稳定和团结而言，保守党的内斗明显和不够团结可能是基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在西方社会整体左倾化的大背景中，各种极端思潮涌现，导致同在保守光谱下的主张日趋分化；二是在过去120年中，保守党仅执政40年，每次竞选失败都是一次大动荡、大洗牌；三是保守党等右派的根本理念就是提倡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也注定了不容易团结起来。联邦保守党也是如此，各色保守派之间存在纷争，红、蓝两色之间的保守派在很多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甚至针锋相对。 在2015年输掉大选的哈珀先后辞去党领和国会议员的职务后，新的党领选举中，38岁的谢尔（Andrew Scheer）经过7轮投票才最终以微弱优势击败对手Maxime Bernier赢得党领竞选，这一方面说明了保守党内部撕裂的严重，另一方面也把Maxime Bernier逼出了党，创立了人民党，保守派势力被再一次分流。在2019年大选中，谢尔领导的保守党虽然在选票上超过自由党，但最终的席位却没能突破，上任刚刚两年的谢尔在竞选中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只会对特鲁多进行人身攻击而被广泛诟病，又被爆出使用公款支付孩子的私立学校学费的丑闻，不得不以家庭原因辞职。之后的党领竞选中，处处效仿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红色保守派”身份自居的欧图同样经历了4轮投票才胜出，但这位力图“重塑”加拿大的极右翼政客上台后却因试图走中间路线以获得加拿大大多数选民的认可而最终在今年的“自由卡车”示威中被保守派扫地出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动荡后，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大比例胜出的Pierre Poilievre，被认为拥有足够的道德权威，可以去改变过去保守党内部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他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胜选之后就试图改变自己极端、右翼、具有特朗普影子的原有形象。 新策略 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他和妻子一同走上讲台，但却不是他本人开始讲话，而是微笑着看着他在蒙特利尔长大的妻子Anaida Poilievre Galindo拿起话筒。Anaida用流利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先是介绍了自己以及自己成长的家庭。他的父亲本是委内瑞拉的一名银行高管，上个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爆发经济危机，物价飞涨，大量工商业、银行破产，于是在1995年携妻带子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东部的Pointe-aux-Trembles安家，当时她只有八岁。刚到加拿大时为了养家糊口，他的父亲夏天到各处的农场打工，冬天则到处打零工，生活十分拮据，如果有一个地方的工资没有及时发放，全家就面临断顿的风险；给汽车加油并不是奢侈，而是能够去工作的必要条件。“我的父亲，他从穿着西装和管理一家银行到跳上农田车去收集蔬菜和水果，因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来养活全家。”Anaida动情地总结说：“没有比养家糊口更大的尊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的情况才开始好转，目前她的父亲自己做小生意。而她自己则按部就班地读书、上学，但她只在渥太华大学传播学专业读了一年，就碰到一名参议员招聘能说多种语言的助理，于是在2008年，她连书都没读完就来到国会山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她在2013年被时任参议院院长的Claude Carignan聘为外联事物负责人，后来又担任保守党议员Michael Cooper的顾问，也就是在国会山工作期间，她与Pierre Poilievre相识、相恋，并于2017年在葡萄牙结婚。Anaida在讲话中强调她们夫妇二人都成长于普通家庭，很理解普通人生活的艰难，还巧妙地把以往生活的艰难和现在的高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誓言要帮助加拿大人渡过难关。Pierre Poilievre则在后面的讲话中强调他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称“我们会让你重新掌控自己的金钱和生活。” 据保守党内部人士表示，这一幕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向公众表明这位新党领与魁北克有着特殊的感情，自己的妻子是蒙特利尔人，岳父一家也生活在魁省。继马尔罗尼 (Brian Mulroney)之后，还没有哪一任保守党党领与魁省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而在第二天Pierre Poilievre以新党领身份与保守党的党团核心小组（caucus）成员会面时，不仅夫人全程陪同还带着当天正好满一岁的儿子，并在媒体面前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小仪式：端来一个小蛋糕，点亮蜡烛，再帮他吹灭并切蛋糕。在这一套程序之后，Pierre Poilievre才把手里的孩子交给夫人，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讲，称将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加拿大民众的财政困境，还向特鲁多发出首个挑战：不要加税，减少加拿大民众的生活成本，而这一切也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展示一个体谅民众疾苦、与民众共情同时家有幼儿、夫妻和睦的个人形象，而不是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右翼形象。 新主张 无论是从年龄、从政经历、个人生活以及政治主张，Pierre Poilievre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政客。他自认为比欧图“更蓝更右”，每当前保守党党领在某个问题上模棱两可或表现出中间派倾向时，他就会咆哮出“深蓝”（红色保守派）保守党员们想听的话。也正因为经常发表尖锐、极端甚至导致民众分裂的言论而被誉为是保守党的“攻击狗”（attack dog）。同时他的英法语流利，且思维敏捷，反应迅速，逻辑清晰，特别善于用数据说话，在国会辩论环节经常能把对手逼得语无伦次，有时甚至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可以说是特鲁多自2015年当选以来最厉害的对手。他不仅颜值和特鲁多相当，也是国会议员中为数不多的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的政客，不仅有自己的Facebook，twitter账号，还建立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目前已超过21万订阅者。 正如Anaida在胜选之夜介绍那样，“我的丈夫是一个有原则、有信念的人，一个伟大的斗士，随时准备为我们而战。”Pierre Poilievre也自称为“反觉醒者”（antiwoke），誓言让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为此在议会中四处发动攻击，尖刻的语言直击人心，比如为了批评特鲁多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做得不够时，创造了广为流传的“Justinflation”这个词。而他为之“战斗”的主张却和目前的很多共识不同： 应对气候方面，他要取消已经实行的碳税，赞成使用化石燃料，重启魁省已经放弃的Quebec-GNL计划； 金融方面，他推崇虚拟货币和比特币，认为使用比特币是对抗高通货膨胀的方法，承诺一旦当选就把比特币合法化，并把“加拿大变成世界区块链之都”；严厉批评加拿大中央银行，宣称如果成为总理，将通过取消其印制加元的权力来砍掉这家机构； 媒体方面，他讨厌媒体和记者，表示一旦当选联邦总理，将砍掉CBC和Radio-Canada公共媒体的资金； 在价值观方面，他不反对堕胎或同性婚姻，也不像他的前任欧图那样支持枪支，但支持民众表达对权威的不满，要让加拿大民众“自由地用你的价值观抚养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健康和疫苗；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就如同他高调支持扰乱社会秩序的反疫苗卡车司机那样。 在他当选为保守党党领后，魁省保守党议员Alain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4日凌晨开始，位于加拿大西部的萨省（Saskatchewan）发生一起恶性随机行凶案，31岁的Damien Sanderson和30岁的Myles Sanderson兄弟二人在原住民社区Première Nation crie James Smith和临近的Weldon村大开杀戒，在13个地点或蓄意或随机持刀杀死11人，刺伤18人。行凶后，两人乘坐一台Nissan旅行车逃逸。经过一天多的搜寻，Damien的尸体于9月5日在James Smith原住民社区内的一处草丛中被发现，身上有明显的伤痕，但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因此警方推断还在逃的Myles应该也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受伤，但提醒民众即使他受了伤，此人依然非常危险，并把警告范围扩大到了草原三省，并呼吁民众尽可能呆在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如果有人寻求医疗援助，要立刻报警。有媒体推断两名嫌犯曾发生激烈冲突，Damien可能是被弟弟杀死的。警方也表示存在这种可能，但还不能确定。 截止到发稿时，这名危险的犯罪嫌疑人还没找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信息显示，这两名嫌疑人都有很长的犯罪记录，涉及人身伤害和财产犯罪，特别是Myles具有长达20年的暴力历史，被判59项刑事犯罪成立，相当于每年都被判定三项严重刑事指控，而就是这样被认为非常危险的人却在服满三分之二刑期时因“法定释放”（Libération d’office）规定而被自动释放。 罪行累累 发生在萨省的这起持刀杀人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三起凶杀案之一，前面两起在一次犯罪行动中杀死超过10人以上的案子分别是1989年12月发生在蒙特利尔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éal）的大屠杀，造成14名女性死亡，14人受伤；2020年4月发生在新斯科舍省的枪击案，导致22人死亡，包括接警赶到现场、具有23年警龄的皇家骑警Heidi Stevenson。不过前两起案件的凶手都是使用枪支犯罪，而这起案件中凶手使用却是随处可得的刀具，让人细思极恐。受害人的年龄在23岁到78岁之间，有的是凶手确定的目标，但大部分的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随机杀害。 根据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文件，Sanderson兄弟都是原住民，从小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在一个不稳定并饱受家庭成员虐待的环境下长大。父母在他9岁时便分居，他们兄弟姐妹被父母“踢来踢去”，经常要在有酗酒、吸毒、暴力等问题的父母家和亲戚家轮流居住。受到家人的忽视、虐待、暴力和滥用药物的影响，Myles在12岁开始喝酒和吸食大麻，14岁开始吸食可卡因，20多岁时开始吸食冰毒，并有与“街头黑帮成员、毒贩、皮条客和出入各种派对的混混”交往的历史，还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注意力缺失症，曾服用精神类药物。虽然他一直暴力行为不断，家暴和他一起生育了5个孩子的前女友更是家常便饭，但让他真正入狱的罪行发生在2017年夏天，当时他愤怒地闯入前女友家中，前女友反应迅速，把两个在家的孩子和自己反锁在卫生间并报警，Myles在卫生间的门上弄出了一个洞试图打开门，但没有成功，后在警察赶到现场前逃离了现场，还向其女友的车上砸了一块大石头。几天后，Myles与第一民族原住民乐队商店的一名员工发生争执，两人互殴，他威胁要杀死这名员工并放火烧毁他父母的房子。同年秋天，他又卷入了一起持枪抢劫和另一起涉嫌袭击事件。当时他用枪托击打一名同伙的头部，用脚踩跺，强迫他去抢劫一家快餐店，而Myles则从外面目睹了抢劫过程。 2018年4月，Myles在家里喝酒时对家人发火，用餐具叉子袭击、刺伤了两名男子，打不过瘾后又到外面殴打了一名路人，并将不省人事的受害者丢在沟里。2018年6月，他在再次试图闯入前女友家中时与接警赶到现场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并多次踢一名警察的脸和头。最终他数罪并罚被判处4年4个月监禁，到2018年8月，因为已经服满三分之二刑期，被“法定释放”。但4个月后他的释放令就被取消，因为他不再向假释官报到。而从今年春天开始，他就因为违反假释条件而一直被萨斯喀彻温省警方通缉。 法定释放 以前，加拿大的许多罪犯因表现良好而被减刑一定天数后可以被提前释放。但1992年生效的《惩戒和有条件释放法》取消了这种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提前释放的司法规定，改为“法定假释”，即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联邦罪犯在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后予以监督释放，而且这项释放不需要经过加拿大假释委员会评估，而是到期后自动执行。这项司法规定的本意是在特定条件下提前让犯人回归社会，并希望通过此举帮助获释犯人重新融入社区。不过这项司法规定自生效那天起就引发很多人的忧虑，担心这项制度让不知悔改的危险分子重新进入社区，增加社会治安的风险，而这起恶性案件发生后更让不少加拿大人对这样的惯犯仍能获准“法定释放”表示极大的不解和不安。 其实不仅“法定假释”这种不需要进行危险评估的规定给社区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素，就是经过评估的假释也可能会做出错误决定。今年8月初发生在蒙特利尔随机杀人案就是个例子。患有精神疾病并有暴力史的26岁男子Abdulla Shaikh在不到24小时里，在蒙特利尔和Laval街头随机枪杀三名无辜路人，后因拘捕而被警方击毙。在过去四年里，他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需要警方干预，多次被警方送入不同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入院治疗，还因为于2016年在Laval的一所公园里殴打、威胁、暴力逼迫前女友为其口交而犯下的指控而在等待庭审程序。2018年6月，他因为精神病发作第一次入院治疗。一个月后，因为想回到自己的祖籍国（其籍贯不明），不想再当加拿大公民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后，为了显示自己放弃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决定，他在6天内3次前往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捣乱，每次都被安保人员驱离，最后一次携带蜡烛等点火用具当众烧毁自己的护照而被逮捕，遭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恶作剧等指控，但在当年11月份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被免于承担责任。他本人从不承认自己患病，更不肯服药和治疗，但相关机构获得了法官的社会治疗强制令，他于是被强行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如此反复发病、入院、评估；再发病，再入院、再评估的循环贯穿他这几年的生活。直到2022年3月，精神问题审查委员会（CETM）在对他进行第五次精神状态评估时，在判定其病情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风险的情况下，CETM还是裁定对他有条件释放。这个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干预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虽然有风险，但如果按时吃药、配合治疗并戒掉服用毒品，可把风险降到很小，再加上整个医疗系统都缺人手，精神科也不例外，最终做出了有条件释放的决定。在他获得自由的3个月后，制造了这一系列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案。 原住民之殇 萨斯喀彻温省这次凶杀案还需要值得注意的问题是，Sanderson兄弟的经历也再一次折射出原住民社区的悲惨场景。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政府通过制定《印第安人法》、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原住民施行有组织、有预谋的“全方位种族灭绝”，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全方位边缘化原住民族群。虽然加拿大政府已经就过去的错误行径道歉，并承诺赔偿，但长期以来对原住民进行的结构性、系统性、代际性的集体压迫和歧视已经让原住民社区无法再恢复生机。原住民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尤其是生存状况方面全面落后于当地人，也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安全保障等方面面临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本来代表社区未来希望的青少年更常因外界的歧视、自身的自卑情结沉溺于酒精和毒品，而原住民社区的酒精、毒品泛滥，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以主要案发地的James Smith社区来说，这个原住民社区位于Saskatoon东北方200公里处，只有1900人，分散居住在1.5万公顷的土地上。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这里50%的人口年龄在 24岁以下，收入中位数约为17500元。25%的劳动人口自2016以来就没有工作，而当地64%的住房情况非常差，急需进行维修；42%的家庭住房被评为过于拥挤，也就是说没有做到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这个社区还在2012年和2013年两次遭遇洪灾而被疏散，灾后重建进展缓慢；2016年遭遇石油泄露污染，因为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后不作为，居民愤而起诉萨省政府。虽然这个社区既有肥沃的农业用地，也有适合狩猎、捕鱼、诱捕和采集的森林区，但在21世纪网络社会的今天还有谁会过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的原始生活呢？  

七天记者 颜宏 四年一度的魁省选举进行了三分之一，各个政党都在卖力地表现自己才是最值得魁省选民信赖的政党，能给魁省的未来带来光明的前途，每天都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承诺，但在同一个问题上的看法却千差万别，不知道让人该信哪个，就拿魁省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来说，5个政党都有各自的主张，数量最低的每年3.5万人，最高的8万，相差了整整一倍以上。 人口和经济 众所周知，加拿大由于人口生育率低以及人口老龄化严重，每年都需要大量引进外国移民才能保持人口和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占加拿大人口比例最大的900万婴儿潮世代到2031年时，将达到65岁的退休年龄，而到2050年时，婴儿潮一代最年轻的也将年满85岁，从而让加拿大85岁及以上的总人口数量超过270万。这些人离开职场，日渐变老，不仅让劳动力市场人手紧张的问题日趋严重，其养老、医疗、健保等支出也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加拿大政府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引进移民增加造血机能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 自1988年以来，加拿大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超过20万人；2018年以后超过30万人，2020年的移民接收目标原本为34.1万，但因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最终只有18.4万新移民登陆，不过转过年来就报复性地接收了40.5万移民，打破了新增永久居民人数的历史纪录。要知道，上一次，也是这之前唯一的一次加拿大一年接收超过40万移民的纪录还是一个世纪前的1913年。去年接收的新移民填补了医护、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的严重劳动力缺口，全国的劳动力增长几乎100%由移民构成，移民人口已经成为加拿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去年联邦选举后上任的移民部长弗雷泽（Sean Fraser）在介绍未来的移民计划中强调，疫情后经济重启还有成百上千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来填充，同时未来10年全国将有500万人退休，因此急需大量引进移民，以填补劳动力短缺和助推经济的长久发展。在未来3年中，加拿大将继续按照全国人口1.14%的比例接收移民，2022年计划引进431,645人；2023年447,055人；2024年45.1万人。 而截止到今年6月的数据显示，今年头5个月，加拿大总共接收了187490位新移民，比2021年同期多78370人，增幅惊人。按照这个趋势，今年全年将会迎来44万新移民。 相对于联邦政府对移民的热烈欢迎态度，魁省因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对移民问题总是有点疙疙瘩瘩。既需要移民来提振人口和经济，又担心大量移民的到来冲击魁省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既想到世界各地抢人才，又要给移民申请者提出法语能力、魁省文化价值观等限制条件；既希望新移民能快速融入本地社会，提供各种资源让其学习法语，又为了保住北美这块“莫里哀语”地盘，限制甚至惩罚没有完全遵守《法语宪章》的工商企业，影响移民的融入。 正是因为魁省民众在移民问题上的微妙心理，使得为了讨好各自基本盘的各个政党在移民问题上表现不一。最保守的是魁北克人党（PQ），他们认为因为陪伴新移民学法语、融入本地社会的资源有限，为了保护魁省的语言和文化，每年接收的新移民不应过多，再考虑到新移民的到来给本地医疗、教育、托儿服务等领域带来的压力，应该退回到2000年左右的每年3.5万人水平。最激进是魁北克团结党（QS），他们认为为了缓解魁省各地，特别是中心城市以外边远地区的劳动力人手不足的问题，魁省应该每年接收8万新移民，还指责魁北克人党对移民的态度与现实脱节，完全不了解魁省各地区的需要，不过团结党的这个数字不约而同地与魁省企业老板协会一直呼吁的魁省应接收新移民数量一致。其他两个政党的移民上限介于这两者之间，CAQ政党重申其制定的每年5万人的目标，魁省自由党（PLQ）则主张2023年接收7万新移民，随后每年按各地区的实际需要再进行人数调整。借着一些人对疫情防控不满而风头正劲的魁北克保守党则没有提出具体的人数，含糊地表示目前的移民规模可以满足魁省职场的需求。 选择与妥协 其实魁省面临的人口和劳动力压力与加拿大其他省份一样严峻。30年前，魁省每年的出生人口还有10万人，现在已经降到了8.5万人；而每年的死亡人口数量则从5万人上升到7万多人，可以说没有移民到来的话，魁省未来的人口增长将是负数。其实移民的到来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也意味着经济领域的活跃。加拿大商业协会总裁Goldy Hyder就曾多次在本地媒体撰文指出不要低估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贡献。首先，新移民基本上是高学历、高能力的各国家精英，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从祖籍国连根拔起到加拿大最先面对就是买房安家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不仅移民拥有房屋的比例远超本地人，新移民所购房屋的平均价格也是本地人的两倍以上，可以说40万新移民买房，就相当于近百万加拿大人买房；其次，新移民初来乍到除了要买房，还要买车、买家具、购物、给孩子找学校甚至去上私立学校、旅行……在加拿大各个领域消费。而在创新和创业方面，移民的表现远远超过其在全国人口当中的比重。根据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的数据，移民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同龄人的两倍多；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移民创立或拥有的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创新的商业实践。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很多移民的骨子里都具有冒险主义情怀，否则也不会离开熟悉的、没有语言障碍的祖籍国来到加拿大寻找机会。 在当前全球经济都已经进入较低增速和较高通胀的状态，再加上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疫情又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以及各种极端天气灾害层出不穷等不利因素的晦暗前景下，魁省迫切需要大量学识高、能力强且财力雄厚的新移民来提振经济，弥补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因此魁省必须要在一个能获得大多数人共识的情况下做出选择。要么如魁省自由党或魁北克团结党主张的那样像加拿大其他地区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新移民，相应承担魁省无法完成如此多数量新移民的法语化，导致法语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下降的后果；要么如魁北克人党或者CAQ主张的那样限制新移民的人数，以保证能完成新移民的法语化过程，保持魁省的法语文化地位，后果则是在加拿大其他省份的人口和经济活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魁省停步不前，从而导致在加拿大各省份中的份量和地位下降。 实际上，即使最激进的魁北克团结党给出的8万移民数量上限也没有达到整个加拿大移民数量增长的节奏，如要跟上加拿大的节奏，魁省每年至少需要迎接10万新移民。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魁省的人口数量占全国的22.5%，但仅接收了全国 17.8% 的新移民。魁省不仅缺乏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人员，就连总体的人口增长也比其他大省要少。自2011年以来，阿尔伯塔省的人口增长了 21.9%，卑诗省的人口增长了 18.5%，安大略省的人口增长了 15.4%，而在魁北克，人口增长率仅为 8.9%。更糟糕的是，在过去10年中，作为劳动力核心的25至54岁人口在魁北克下降了 2.2%，而在安省则增长了 4.9% ，在阿省和卑诗省都增加了9.9%。与此同时，55岁以上到退休年龄的人在职场的活跃率也属魁省最低。以2021年9月的统计数据为例，55岁以上依然在工作的魁北克人只有34.3%，而卑诗省为 38%，安省38.1%，阿省42.1%。 从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到魁省目前已经在和其他省份的竞争中处于落后的态势，如果魁省为了保住所谓的法语文化地位而不改变保守的移民政策的话，情况只会越来越遭。这意味在未来几年，因为魁省的人口增长落后于加拿大的整体水平，其他主要省份的劳动力增长也是魁省的2到3倍，不仅无法缩小CAQ政党念兹在兹的安魁两省财富差距，也让魁省在加拿大的版图中日渐被边缘化。今年联邦计划接收40万新移民，如果魁省按照今年特殊计划的7万新移民目标来算，只接纳了全国新移民人口的15%，远远没有匹配魁省在加拿大经济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如果将移民目标降到CAQ政党主张的5万人，占比下降到11%；而如果将移民数量下调到魁北克人党主张的3.5万，那么占比继续下降到8%，长此以往，魁省民众引以为傲的魁北克可能就会落到大西洋省份一样没有存在感的地位，这恐怕也是魁省民众无法接受的。  

七天记者 梓丰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前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ïl Gorbatchev）因病去世，终年91岁。而他曾执掌的苏联，早已在31年前分崩离析，当年的两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处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每天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过这位苏联“掘墓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去世却得到了西方国家政要的高度评价，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一众西方领导人和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表示哀悼和“致敬”，称其在“和平结束冷战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俄罗斯人开辟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还评价他为“一位杰出的全球领袖、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和不知疲倦的和平倡导者。”与西方的高调相比，无论是克林姆林宫还是俄罗斯的媒体都以克制、低调的方式报道了戈尔巴乔夫的死讯。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的评价如此天差地别——在华盛顿、巴黎和伦敦，戈尔巴乔夫受到喜爱；但在俄罗斯国内，戈尔巴乔夫遭到大量俄罗斯人的唾弃，骂他是千古罪人。 戈尔巴乔其人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在前苏联南部边远、贫穷的边疆地区，父母都是集体农庄里的成员，出生后不久就遇到了那场世人瞩目、斯大林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引发的大饥荒，所在的村子有一半人饿死，包括他的家人。戈尔巴乔夫的爷爷也因为不愿加入集体农庄，在193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伐木，因为态度较好，呆了两年就被提前释放。戈尔巴乔夫的外公也是一名党员，在1937年的大清洗时被打成“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未经审判坐了14年的牢，后被释放，官复原职，可以说他的童年过得非常艰难，家庭先后遭到了饥荒、苏联“肃反”运动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生活动荡不安。 戈尔巴乔夫在13岁时就开始到农庄劳动，14岁时成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助手，兼拖拉机维修员的助手，17岁时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勋章——“苏联劳动红旗勋章”，这个勋章授予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特殊的忘我精神和主动精神、热爱劳动和组织性强的个人和劳动者班组，相当于中国的“五一劳动奖章”。因为热爱学习，戈尔巴乔夫在既没有学校，也没有辅导老师的情况下靠自学于19那年考入苏联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成为全村唯一一个能考进苏联最高学府的人。在大学五年里他学习了苏联的法律和马列理论，甚至学习了西方政治学，积极参加各种辩论会，因为成绩好，又擅长结交朋友，在大学里很是吃得开，成为法律系共青团领导人。毕业后，只有24岁的戈尔巴乔夫回到家乡从政，担任共青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名校毕业，工作能力又强，从此一路官运亨通。 但就在他作为苏联的精英准备大展宏图时，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第20届党代会会上突然作了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达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这是一份全面批判、否定斯大林的报告，陈述了斯大林大量触目惊心的1934年后对党内干部迫害镇压的事实，一共分八个部分，揭露了斯大林独断专行导致卫国战争损失惨重、践踏列宁民族政策、骇人听闻的个人崇拜、粉饰现实、破坏党内民主等问题。后来经过许多历史学家考证，赫鲁晓夫描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有事实依据，只有极少部分没有证实，但却足以震撼整整一国、一代人，让很多的青年政治精英的信仰彻底崩塌，因那个时候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跟苏联的国家形象是紧密绑定的，否定斯大林，意味着彻底否定苏联的合法性。等到这一代“信仰崩塌”的一代掌权时，再加上苏联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苏共的特权阶层膨胀，让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无药可救，最终全面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和制度优越论，可以说苏联的解体在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就已经注定了。 不管他的思想受到如何巨大的冲击，理念如何转变，他在仕途上的进步却是顺风顺水的。19岁入党，30岁时升任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33岁担任组织部长，35岁成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他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不骄不躁，颇得大家赞许；也善于和同事相处，很受领导的赏识。他管辖的市有许多高加索矿泉区疗养院，中央领导常来这里度假，这样37岁的戈尔巴乔夫认识了安德罗波夫——执掌苏共1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爱将，并得到后者的认可和赏识，发自内心地把他当国家精英来培养。但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是个朴实而又有活力的实干家，不坐专车，每天步行上班，不去内部供应商店购物，孩子不上特别学校，于当时人浮于事、享受特权的官场格格不入，一直受到其他人的排挤，好在安德罗波夫真心觉得国家需要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实干型的年轻人，处处保举他，推荐他。他在197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正式进入权力核心，随后不断晋升，至1980年10月成为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到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任苏联国家领导人接连在任上去世，大家都希望再上来的人年轻一些，于是在地方上政绩出色，教育程度高、为人还亲民的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正式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年仅54岁，是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 在随后的六年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进一系列急躁的改革，具体内容包括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苏联共产党领导，政治上推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上推行私有化；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是真心接受了西方制度优越的那套理论，掉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他发起改革的初衷是要完善社会主义，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葬送了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戈尔巴乔夫还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尤其是武力干涉。这一政策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发生了一系列剧烈“政治地震”，史称“东欧剧变”。他的“glasnost（言论自由）”政策允许对党和国家进行批评，给苏联民族主义者壮胆，他们开始在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其他地方要求独立。 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他主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销毁美国和苏联持有的所有远程导弹，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开始，由此美苏签订了《中导条约》，但30年后，美国撕毁了《中导条约》，俄罗斯虽然愤怒，但已无力回天。其实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感到受骗上当了，他在2009年一次联合国演讲中主动提及此事，说：“我们认为核武器时代，没有赢家，所以我们和美国里根总统达成共识，双方裁军、和解，接受德国的统一。但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他们赢了，他们没有了对手，他们开始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帝国，他们的外交也日益军事化，北约扩张就开始了，他们要取得绝对安全，他们背弃了当时里根和我达成的共识。回头看他们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戈尔巴乔夫还曾在接受德媒采访时宣称，“德国统一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杰作之一”。但当年也正是在两德统一时的协商谈判中，苏联没有留下北约不东扩承诺的白纸黑字文件，导致俄罗斯至今仍在承受西方战略压制。 评价两极 长期以来，世界对于戈尔巴乔夫及他所推动的改革，及其导致的苏联解体，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人称他是“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罪人”。许多俄罗斯人把他视为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使莫斯科的威望和全球影响力遭受重大损失，也从未原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引发的动荡，甚至认为他们之后的生活水平暴跌都是拜他所累。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痛批，“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一个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 但西方却很感激他，把他描述成“结束冷战的英雄”。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年年底，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80年代的十大人物之一。在他去世后，大量的赞美也来自西方。美国总统拜登直接称赞其为“一位具有非凡远见的人”。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赞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和平的人，他的选择为俄罗斯人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德国总理朔尔茨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拆除铁幕和统一德国成为可能。 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被叶利钦胁迫辞职后的退休生活也主要靠西方的提携，给他出书，让他演电影，拍广告，从事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作为一个曾经的国家元首和后来的政治观察员，戈尔巴乔夫至少已出版了10多本回忆录形式的书籍。他的书以大胆新锐的观点而著称，有些内容直指当今俄罗斯政府的弊端和不足。因此，每本新书的面世，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畅销的是《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仅版权费就有数百万美元收入。他到各个大学演讲的出场费也很可观，初期已达每场2万至10万美元。他还参加了20多部电影的拍摄，虽然有的担任主角，有的演配角，但永远演他自己。还曾因为在为儿童音乐剧《彼得和狼》中负责开场、中场和结尾的旁白，从而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奥斯卡影后索菲亚·罗兰获得了当年的格莱美奖。 戈尔巴乔夫签名售书 除了拍戏、写书、演讲外，戈尔巴乔夫还为路易・威登的皮包、美国快餐品牌“必胜客”等拍过广告。在路易・威登的广告中，他坐在一辆赫鲁晓夫时代的高级轿车后座上经过柏林墙，左手边放着一个昂贵的LV手提包，包里还放着一本关于原克格勃间谍之死的杂志，画面的一角还写着“一场让我们与自己面对面的旅程。”据说这个创意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出来的，不过广告播出后在俄罗斯引起巨大反响。 更有趣的是，在西方政客和媒体悼念他的同时，纷纷将戈尔巴乔夫和普京进行了比较，一边突出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功绩”，一边给他打上了诸如“历史的巨人”、“坚强的领袖”、“给欧洲带来自由与和平”等标签，“一捧一踩”的政治宣传套路明显，意图将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责任都推给普京，并在俄罗斯内部制造分裂，吃“人血馒头”的嘴脸暴露无疑。 根据塔斯社的最新消息，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妻子的墓地旁。无论他的生前引发多大的争论，最终还是尘归尘，土归土，他的去世也让冷战结束前后的这一段历史彻底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