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arpentier姐妹搜救失败看SQ的无能低效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24日,魁省助理死因裁判官Luc Malouin公布2020年7月Martin Carpentier父女三人死亡事件的公共调查报告,这份长达85页的报告在听取了众多证人的证词、分析了700多份文件并阅读了250多页回忆录后,得出的结论果然是魁省安全局SQ(Sûreté du Québec)内部问题重重,特别是在等级制度下,各个部门之间信息隔绝、计划不周的问题相当严重,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更是缺乏有经验,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并统筹安排的工作人员。比如在该事件紧急性处理上,SQ在发现发生车祸被遗弃的汽车后,对车上人员失踪一事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是普通的肇事逃逸。即使在确认失踪人员,得到两个孩子的母亲以及Martin的两名同事证实他患有抑郁症,并为他担忧后,依然没有按照紧急干预模式处理。在搜索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其中两字孩子的鞋印和脚印,指示了他们父女三人的行进方向,却没有集中有限的人力向正确的方向搜索,后又在晚上8点20分左右因为人员短缺而暂停搜索,而那时两个孩子还活着。到了7月10日上午9点搜索工作才又重新开始,却又被错误的信息诱导转移了搜索范围,更没有召集更多其他警察和志愿搜寻者,并且拒绝其他警察机构提出的援助要求,好像这事一点不急似的。死因裁判官还批评SQ在2019年撤销了地面搜索紧急小组,使得150名经过地面搜索训练、负有经验的警察被转去做其他工作,而到了有紧急事件发生时,不得不呼叫毫无经验的高速公路警察来协助搜救工作。 事件回顾 2020年7月8日晚上,魁省Saint-Apollinaire附近的20号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2008年灰色大众帕萨特车突然冲出路基,撞到一个标示牌后,在空中翻转了几次穿过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进入对向车道,差点和对面驶来的一辆汽车相撞。该车的驾驶员Lyne Provencher急忙狠踩刹车避险。她停车后返回查看肇事车辆,发现那辆汽车已经严重损坏,车门大开,后座上有儿童座椅,座椅上有个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冰淇淋,一只孩子的拖鞋,钱包,手机散落车内,却没有人。这名热心的司机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录了一段空车的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这却是一起家庭悲剧的开始。 发生车祸后,Martin Carpentier驾驶的受损汽车就这样横在路上,他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消失在黑暗的森林里。 赶到现场的警察使用聚光灯在现场附近搜寻后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警察的眼里,发生车祸后没有等在现场的人大多数都有别的问题,比如酒驾或毒驾。这辆车里明显有儿童的存在,警方必须抓紧时间确认驾车者的身份才行。匆忙离开的驾驶员把手机留在了车里,所幸孩子妈妈打来询问电话,才让现场的警察了解到失踪人员的大致情况。当晚,Martin Carpentier在孩子母亲和她的男友家里呆了几个小时,然后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去吃冰淇淋。他与孩子的母亲已经分开5年,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Martin有了新的女友,孩子母亲也有了新的男友,双方平时相处愉快,两个家庭甚至经常聚会,一起吃饭。所以当接听电话的警察询问孩子的母亲孩子是否有危险时,孩子的母亲和男友都多次表示,Martin对两个孩子很好,很爱两个孩子,尽管大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但他一直当作亲生的一样对待,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两个女儿的事情。 不过孩子母亲和Martin的两个同事也同时向警察表示,Martin长期受抑郁症的困扰,他们很为他担心,但做记录的警察没有把这一敏感内容当回事。这一重要信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三人的遗体都被发现,SQ开始进行调查时,才有负责档案文件的警官发现了这一原本可能改变两个孩子命运的信息。就在警察慢条斯理地浪费着宝贵的搜救黄金时间时,Martin的心理却正经历煎熬。根据后续的调查和死因裁判官报告,Matin Carpentier事发当时状况非常不好,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他自己蓄意制造了车祸,本意是和两个女儿一起死,可惜车祸发生后,车子神奇地停在路上,他们并没有死。受到极大刺激的Martin带着两个受伤的女儿躲进漆黑的森林以避开到场人员的搜索,其中一个女儿受伤严重,需要他抱在怀里。据悉,Martin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从2015年开始分居,但一直没有离婚。尽管Martin和孩子的母亲以及新男友的关系很好,但分居后他一直担心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因为一旦孩子的母亲提出剥夺他的监护权,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孩子的母亲有较好的学历,毕业于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de Laval),有稳定的工作。而Martin自己的工作是抹腻子、刷漆之类的零工。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孩子母亲都有更大可能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另外,虽然大女儿的生身父亲不是Matin,不过她一出生就被夫妇二人收养,被当作亲生女儿看待,自从他们分居后,前妻开始让大女儿与亲生父亲建立联系,这让Matin的危机感更加严重。就在车祸发生前,Matin已经和律师两次商谈离婚文件,而收到正式的离婚申请文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发当天,他在孩子母亲家与所有人一起吃了晚饭。饭后,他执意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女儿去吃冰淇淋。当时他已经做好去死的准备,还给自己的同居女友发出了诀别短信。 车祸之后,Martin带着两个孩子在密林中步行到距离车祸现场1.7公里的地方,在一辆露营车里躲了一夜,然后离开露营车继续步行。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心理作用下,他在车祸发生后约24个小时,用树枝打死了两个女孩。他自己之后继续穿过森林,来到距车祸现场5.5公里左右的地方,偷走附近住户的梯子,在密林中上吊自杀。 两个孩子的遗体7月11日被发现,陈尸地点相距大约50米。Martin的尸体直到7月20日才被发现。 一个接一个错误 这起大范围、长时间的搜救工作曾引发全省的关注,SQ在整个过程中的决策和行动一直受到质疑。在2022年3月Radio-Canada播出的一档调查节目中,参加搜寻工作的警察指责SQ在协调和组织行动犯下一系列严重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而Carpentier姐妹的死亡完全可以避免。节目播出后引发极大的社会反响,魁省死因裁判官办公室也决定对这宗案件进行死因公共调查。这份刚刚出炉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的很多说法。 首先是SQ行动迟缓。在车祸发生,并在确认两个孩子失踪后,SQ居然没有按照儿童失踪案的紧急情况来处理,而是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处理。SQ不是立刻开始召集人手搜寻,而是期望Martin会带着孩子天亮时自己走出森林。而有关Martin心理状况不稳定的信息更是没有传达到相关人员手里。死因裁判官批评说在《警察工作指南》里有明文规定,遇到儿童失踪的情况要按照最坏情况来紧急处理,尤其是当时各种信息都令人担心两名孩子的情况不容乐观:车祸可能导致受伤,失血;天气炎热,森林里蚊虫叮咬,还可能脱水;Martin心理状况堪忧,可能做出极端举措……这种情况下制定行动计划、召唤人员、紧急部署可能需要3、4个小时,应该在当晚12点前就开始展开搜索工作,而不是等到第二天上午9点半才开始。这说明在某个工作环节中有人忽视了警察工作的基本准则,低估了事件的紧迫性。而Martin在车祸刚发生时惊慌逃逸,20多个小时候后才杀死女儿并自杀,如果SQ的行动够快,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其次是各部门之间沟通不畅。不仅SQ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分明,一个部门不知道另一个部门的事,SQ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更是困难重重。当车祸发生后,SQ最初认为是肇事逃逸,因为911的报警电话中,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步行离开现场。在确认了车内人员身份后,SQ又开始联系最近的医院,即 Hôtel-Dieu de Lévis 和拉瓦尔大学中心医院(Centre hospitalier de l’Université Laval),以确认Martin是否带孩子就医,但都被医院的工作人员以“信息保密”原则拒绝。接着警方又联系了Martin的家庭医生想知道他的精神状况,但他的家庭医生也以“病人隐私”为由拒绝合作。而从孩子母亲和男友那里得来的信息显示,他很爱孩子,给孩子带来伤害的风险为零。Martin在吃冰淇淋的路上给孩子母亲发了两条有点奇怪的问候短信(事后才被认定这是“诀别”短信),警方据此排除了孩子们生命有危险的选项。这也是为什么死因裁判官在报告中建议卫生部门、公共安全部门和司法部门联合制定一项指令,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各机构之间共享所谓的“个人隐私”信息。 第三是SQ的决策和组织失误。SQ在第二天凌晨才向消防、警察等部门以及附近居民发布了紧急寻人通知,却没有发给媒体,忽略了更广泛传播的渠道。在7月9日早上的搜索行动开始后,SQ从Mascouche分局抽调来3名具有地面搜索经验的警察——André Bernard和他的同事,搜索约15公顷树木从生的区域,形同儿戏。而到了现场才知道要找什么的André Bernard提出人手不够时,与他一样具有地面搜索经验的警察那天却被派到Lac-Saint-Jean保护省长François Legault的安全。SQ之后让毫无搜救经验的高速路警察过来帮忙,好不容易凑齐两个小组,每组7个人。这说明SQ在9日凌晨5点确定情况紧急,要展开搜索时居然没有制定任何行动计划,也没有确定人员安排,白白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使得最早的搜寻行动在车祸发生12个小时后才开始。刚开始,搜素小组拉横排向20号公路以北搜索,一无所获。到了下午,搜索小组向20号公路以南行进,傍晚时分发现了一个与Norah留在车上凉鞋一样的鞋印,这说明他们父女三人曾经过过这里。很快,警察又在距离这个脚印的800米左右发现了另一个小女孩的脚印。 两个孩子所穿的鞋子和发现的足迹。 André Bernard他们带着警犬在足迹周围嗅来嗅去,警犬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到晚上8点,因为已经劳累了一天,天又黑了,他们这14个人的搜寻工作就此停止。而在延迟了几个小时后,针对两个孩子的安珀警报终于发出,一时间收到了无数人的信息。而第二天的搜索行动开始后,SQ却因为收到信息说在一个住宅区听到来自树林里呼救声,不顾前一天搜索人员的反对,而决定离开发现脚印之地,前往几公里之外的一个住宅区搜索,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到了7月11日,才终于有足够数量的警察和志愿者参与到搜索行动中,效率自然提高了不少,在当天晚饭时分发现了两个孩子的遗体,距离发现她们脚印的地方非常近,距离车祸现场也不到2公里。 回响 在这份严厉的报告出台后,SQ表示对死因裁判官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持欢迎态度,并称自2020年夏天Carpentier姐妹死亡事件以来,他们不仅吸取了教训,还改进了对离家出走、失踪或绑架案件的行动程序。SQ强调每年要处理2000起人口失踪案,其中约有10%需要部署地面搜索资源,每次行动后都会有反思,以便在下次行动中处理得更完美。至于死因裁判官批评出于“组织的傲娇”而不肯求助其他机构,SQ承认因为要承担全省的安全工作,以前是有些松散,不太和其他机构合作,但此次事情后已经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普查,以了解可用的搜救合作伙伴以及他们擅长的技能,如魁北克志愿搜救协会、各地消防部门、森林警察等。 遭到取消的地面搜索任务组不仅已经恢复,还增加了经过培训的人员,总数达到了125人,在魁省的东西南北四个地区进行了重新部署,有61人可随时投入到地面搜索任务中。 Carpentier姐妹的母亲Amélie Lemieux原本就在准备起诉SQ在搜救两个孩子的问题上行动太迟缓、投入的资源太少,这个报告无疑给她增加了一份胜算。她和她的律师表示正在和SQ协商赔偿金额,如果能庭外和解最好,否则就将法庭上见。  

大麻合法化5年 好坏一言难尽

渥太华加拿大议会大厦前招展的大旗把国旗上的枫叶换成大麻叶图形

七天记者 颜宏 2023年10月17日,加拿大非医疗目的消费、生产和销售大麻合法化满五年。这项立法的通过使得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把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的G7国家。这项充满争议的法律实施5年后,给加拿大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根据一篇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的论文,评估大麻合法化给国家带来影响的研究人员对过去的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结果喜忧参半。 这5年来,加拿大全国的大麻店从之前的200家左右增加到2023年的3332家,增长了16倍。与大麻相关的产业在合法化之初曾飞速发展,一度成为风口,在健康饮料中添加不刺激中枢神经的大麻二酚(cannabidiol)成份成为趋势,就连世界级品牌和跨国大公司如可口可乐、嘉士伯啤酒都盯上了这块市场肥肉,但很快就发现一窝蜂进入的人太多,整个行业难以盈利,在2022年达到顶峰后开始掉头向下,许多大型的大麻公司都缩减了业务,规模较小的公司则关闭、出售或宣布破产。经过一连串的充分竞争后,目前似乎进入了稳定期。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神经科学助理教授Michael DeVillae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产量超过需求,加拿大最大的大麻公司从未实现获利,同时也让投资人损失了数十亿元。 相应的,在大麻合法化的初期,吸食大麻的人数也曾出现过增长,随后出现回落,但还是比合法前要高出很多。在1985年至2017年30多年时间里,全国成年人口吸食大麻的比例增加了近三倍,从原来的5.6%增加到14.8%。合法化后在2021年达到22%,2022年达到27%。其中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安省、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的吸食人数超过全国平均值,全国吸食大麻最少的地方是魁北克,不过魁省本地的媒体曾报道说魁省青少年吸食大麻数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很多没有达到法定21岁年龄的青少年也会吸食大麻,他们一般通过电子烟的形式来消费大麻,但在被问到时则否认里面装的是大麻。 全国各省15岁以上者吸食大麻的人口比例 当时自由党政府推动大麻合法化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个是提高大麻产品的质量,避免因大麻质量问题导致的健康问题;二是通过设立最低年龄限制以减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数;三是使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不会因此而获利。如今5年过去,现有证据表明即使大麻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改善,但与之相关的健康问题并没有跟着获得很大改善。大麻合法化大幅减少了与大麻有关的逮捕人数,但也导致因吸食大麻而被送往医院急救的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消费大麻人数排名前二的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因大麻相关疾病和中毒入院的年轻人增加了20%;因吸食大麻导致精神疾病发作而被送入急诊的人数也增加了两倍;而0至9岁儿童因误食含有大麻成分的食品而中毒住院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安大略省的其他研究指出,全省因“大麻素剧吐综合征”而到急诊就医的数量增加了13倍,孕期护理次数增加近一倍。 数据还显示,大麻合法后,因“麻驾”(在大麻或任何其他药物的影响下驾车)而被捕的人数明显增加,但由此导致的道路安全事故并没有相应增加。这有可能是一部分执法资源和注意力转移到了“麻驾”相关问题上,执法力度加强,而非民众驾驶模式的变化。同时,民众对于“麻驾”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认识到使用大麻后驾车会导致危险的人从2018年的61%增加到2022年的78%;而愿意乘坐大麻使用者驾驶车辆的人,从2018年的13%下降到了7%。 至于第二个目标和第三个目标,减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数和减少大麻相关犯罪,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成功。虽然加拿大全国使用大麻的总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影响表现是不同的。年龄在16-19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37%的人自述吸食大麻,与合法前后并无太大变化,在魁省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人的吸食率增加后曾一度回落到18.5%,但之后又增加到了22.3%。实际上魁省的法定年龄限定在21周岁,也就是说合法化并没有挡住未成年人使用大麻的脚步。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年轻人吸食大麻的烈度比过去高了很多,特别是类似电子烟的WAX Pens的流行,是导致大麻中毒问题的主要原因。而正是由于这部分未到法定年龄消费者的存在,也成了黑市、大麻贩子、犯罪组织等维持生存的基础。大麻合法化给18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带来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吸食大麻的比例由之前的31%增加到2021年时峰值的44%。 然而,由于很多研究的数据都是通过在一些省份进行的孤立研究整理而出,缺乏全国趋势的数据,不同省份的不同限制性政策也会影响到健康和社会的相关指标。只能说现有数据表明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似乎并没有像一些反对者预期的那样给公共健康带来灾难,但也不能说它在公共健康方面取得了全面或明确的成功。 回顾:大麻合法化历程 2015年,含着“金钥匙”出生,本人长得英俊有型,具有“网红”“万人迷”体质的特鲁多打破了大多数时事观察家的预期,意外地以较大优势战胜前执政党——保守党,赢得联邦选举,组成可“完全执政”的多数政府。在竞选期间,特鲁多就承诺一旦当选后,将推动大麻合法化。特鲁多为什么要执意推动如此富有争议的议题呢?一方面是加拿大自有国情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选票的考量,毕竟加拿大是世界上大麻吸食率最高的国家,吸食大麻又多以年轻人为主,这些人的投票率通常是很低的,如果能把他们鼓动出来投票,一定会提高自由党的选举胜算几率;另一方面也和特鲁多家族的自身经历有关,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因雪崩去世的弟弟Michel Trudeau曾在15岁那年因持有大麻被警察拦截,留下刑事案底,让他自己和家里人都受到影响,最终通过他父亲的影响力得以摆平。他那时就想,还有很多遇到同样问题的加拿大人没有他父亲那般的影响力,所以希望有一天能取消这条不符合人性的法律。 其实,加拿大在建国之初并未对大麻的使用究竟合法或还是非法加以严格规定。直到1923年,联邦政府才立法规定禁止大麻种植、销售和使用,并将“和大麻有关的犯罪行为”入刑。加拿大对毒品的态度一度和美国一样严厉,不仅把与毒品相关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还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使得毒品消费只停留在少数特定人群中。但在二次大战后十几年,美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之间矛盾的不断扩大和总爆发,在6、70年代催生了政治上的新左派和文化上的嬉皮士运动。年轻人通过公社式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批评政府对公民权益的限制,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大公司的贪婪,传统道德的狭隘和战争的无人道等等,而为了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与现有社会价值区别开来);听摇滚乐(表达内心世界的集体宗教);吸食毒品(厌恶现实、幻想在毒品给予片刻的幻觉中得到安慰);过集体生活(用类似“原始部落”的生活来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他们经常参加民权运动、非暴力政治示威活动及大型户外音乐节等,形成一场影响至今的“文化革命”。而因为吸食大麻和其他毒品是犯法的,充满叛逆心理的嬉皮士们偏偏要吸给人看,导致美加两地大麻的消费量剧增,各级政府都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但由于多种方面的原因,禁毒运动屡战屡败,民众的反对情绪却愈来愈烈。1971年8月7日,2000多名吸毒者在温哥华的Gastown举行smoke-in抗议活动,反对“钓鱼”毒品执法,支持大麻合法化,成为加拿大第一次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大型集会。而发生在1987年的Terry Parke案则大大改变了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进程。这名患有癫痫疾病的多伦多居民首次因持有大麻而被捕,后因为“医疗需要”而无罪释放,但在9年后的1996年再次因持有、种植和贩卖大麻而被捕,并受到指控,4年后安省上诉法院判决禁大麻法侵犯了这名男子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享有的“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警方的做法违宪。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出来一年后,加拿大通过了制定了《大麻医疗准入条例》(MMAR),允许获得许可的人在家中种植大麻或通过加拿大卫生部来获得大麻,后被医疗用途大麻条例(MMPR)取代,但只能使用干制大麻。除吸食干制大麻(花、叶)以外的其它任何形式的使用则可能导致贩卖及私藏毒品的刑事起诉。早在2003年,当时的自由党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大麻合法化的C-38提案,但没有闯关成功。2009年,警方在卑诗省一名大麻活动家和生产商Owen Smith家中找到了200多个含有大麻提取物的饼干、茶、橄榄油、润唇膏和药品等物品,指控他贩卖及非法私藏大麻的罪名,但这一罪名被卑诗省一名法官驳回,嫌犯被当庭释放。官司一直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最终在2015裁定限制允许使用大麻者的使用方法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自由,并要求联邦政府在一年内需对围绕大麻提取物的法规进行修改,这同样是个意义重大的判决,为大麻食用打开了大门。同年6月25日,在温哥华市长Gregor Robertson的推动下,温哥华市议会以8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规管非法药用大麻店的城市法规,让温哥华市成为全加拿大首例通过涉及大麻规定的城市。而当年进行联邦选举的自由党承诺“一旦当选将立刻推动大麻合法化立法”,并于当选后宣布“正式开始相关立法研究”;2016年12月13日,“大麻立法研究小组”发布首份报告,列出了大麻合法化的种种好处,重申将推动大麻合法化;2017年4月13日,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王周迪(Jody Wilson-Raybould)亲自向众议院提交了大麻合法化的C-45立法草案;同年11月27日,由于自由党的多数席位,这项被多个反对党批评的法案以200票赞成、8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毫无悬念地得到通过;2018年6月19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经总督签字后正式于10月17日生效;一年后又宣布含大麻的食品以及其他一些大麻产品也可以合法销售和购买。 “大麻合法化”让瘾君子欢呼雀跃的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包括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芬太尼等的合成毒品也合法化。而耐人寻味的是,加拿大国内正经历滥用阿片类药物的死亡大潮,且呈愈演愈烈、年年增长的态势。

“一带一路”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17日、18日,两年一次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北京举行,来自全球151个国家、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参会嘉宾注册人数超过4000人,成为除联合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全球性论坛之一。两天的会议结束后,推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计划,达成的务实合作成果高达458项,既有合作文件类、合作倡议类、合作机制类成果,又有项目类、资金类、举措类成果,远超第一、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总和。 在俄乌冲突延宕不决,巴以冲突再起,中东人道悲剧遍地的大背景下,一个又一个国家领导人却从世界各地飞抵北京,畅谈合作,展望未来,如此强烈的对比让很多人感慨中国以及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地球的希望之光。 “一带一路”的由来 2008、09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了全世界,经过各国的积极努力补救,包括中国投入的4万亿救市资金后,世界经济在2010年出现较大复苏,但很快就又下滑,重现萎缩局面。而中国由于多年经济高达2位数的增长,也开始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比如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融资难题,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为了让中国经济能继续均衡、平稳地运行下去,把高速增长的态势继续延长,彼时刚上任不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访问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并在10月于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号召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强劲的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回升向好。当年11月,“一带一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确立为中国国家战略,成为“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柱。2014年,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后增资1000亿人民币,成立丝路基金以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5年2月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领导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首任组长为张高丽,副组长为王沪宁、汪洋、杨晶、杨洁篪。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个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到今年9月,成员国的数量已经达到109个,这些制度安排为之后“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并没有引发多大的关注,毕竟每天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点子出来,产生的发展中国家或区域性组织多如牛毛,但中国的认真态度和强大执行力很快就让人们看到了不同。而十年“一带一路”及今后更长时间的实践将证明,世界由此获得了新发展机遇,世界经济被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随“一带一路”而来的各种交流、合作让共建国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搭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 今年10月10日,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政府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这份文件系统阐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理念愿景、实现路径、实践成就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的丰硕成果,阐明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引领构建了全球互联互通新模式,引领开辟了共同繁荣发展新道路,引领探索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方案,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目前已经有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与他们的贸易额从2013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2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1月,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社会、海洋、电子商务、科技、民生、人文等领域,形成了3000多个项目,一大批互利共赢的港口、铁路、桥梁、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成功落地。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的工程合同额累计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加拿大全国的名义GDP。 “一带一路”缘何成功 在“一带一路”倡议刚刚问世时,遭到西方媒体的冷嘲热讽,被描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国家觉得这个倡议不可思议,不可能成功。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和“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建立在自愿参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不强加于人,目标是要实现合作共赢,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践与探索,是中国从实现自身发展的朴素需求出发,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己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对当今世界的深刻体会,在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互动合作中,逐渐生长完善的独特实践。 “一带一路”成功的最核心因素就是平等互利,合作双赢,始终坚持在尊重彼此主权,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原则等基础上,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平等对待,共商共建共享,从而使得“一带一路”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合作中,表现出个性化的独特属性,能让参与方以极为舒适的方式推进。用大白话说就是中国只看谁有需要,不论其他,穷国行,富国也行;有钱行,没钱也行。与发达国家的类似项目不同,中国谈的是“生意”,而不是“钱”,致力于找到双方可以合作双赢的“生意”,不拘内容和模式,搞基建、挖矿可以,建厂房、搞服务也行。同时中国又具有开展双赢“生意”的本钱。首先,开展生意最缺的是本钱,中国已经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其他渠道进行了准备,随时可取用;其次,做生意特别注重成本,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控制生意成本上有独家秘诀,可以保证低成本和快速推进项目,满足盈利的需求;第三,做生意还需要有市场才行,而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已经注定了是个大市场;第四,做生意要有稳定性,中国不是西方的选票民主国家,不会出现几年后领导人更换,相关政策推倒重来的现象。这些看似最基本的条件,能同时满足的国家其实并不多。 经过10年的实践,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出来一个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外的国家级经贸合作框架,成果丰硕。根据白皮书的介绍,“一带一路”在“硬联通”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运,中欧班列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遍及全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在“软联通”方面:与共建国家持续深化规则标准等领域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中国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份自贸协定,与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协议,与1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心联通”方面:教育、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已与45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与144个共建国家签署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设立了“丝绸之路”政府奖学金,打造了“鲁班工坊”、“光明行”、”“菌草”等一批“小而美”合作品牌;在经贸投资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规模达到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增速既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也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增速,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多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11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首次超越了传统欧美市场,意味着穷国购买的东西超过了富国,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面对实实在在的改变,西方媒体诋毁“一带一路”炒作的所谓“债务陷阱”“破坏环境”“中国项目抢当地人饭碗”等内容越来越难以取信于人。相反,发展中国家民众近两年对中国的好感度呈明显上升态势。 面对现实的打脸,发达国家从刚开始的各种不看好开始模仿中国的“一带一路”,比如在2021年G7国家峰期间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但一年过去,却没什么进展;又在2022年的G7峰会宣布要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设立“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项目”(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之后也是无人再谈起,还有诸如印度-中东走廊计划等等,目前也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说实话,欧美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自己的基础设施还都是二战后集中修建的,如今几十年过去,都存在严重的年久失修问题,亟待维护、修善和更新,哪里有余钱和余力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总之,“一带一路”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从“硬实力”上来说,中国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全产业链优势,可以为许多国家的许多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生产制造业到互联网、大数据、AI智能都是如此。而从“软实力”上来说,中国传统上与西方奉行的“分而治之”完全不同的“和而不同”“合则兴”“天下为公”等思维逻辑指导下的“共商共建共享”迎合了人间正道,让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形成未来的大趋势。 尽管现在的世界一片混乱,困难重重:国家撕裂、经济乏力、通货膨胀、地缘冲突……但在这个充满动乱的世界上,“一带一路”一直在追求和平与发展,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没有中国,那情况肯定会比现在更糟。

卑诗省获12亿元医疗拨款 魁省还能头铁多久?

Le premier ministre Justin Trudeau ouvre un livre d'information intitulé « Réunion de travail des premiers ministres sur les soins de santé » alors qu'il rencontre les premiers ministres du Canada à Ottawa le mardi 7 février 2023. La première ministre du Manitoba, Heather Stefanson, est assise à sa droite, et le premier ministre du Québec, François Legault, à sa gauche.

  七天记者 颜宏 2023年2月7日,联邦总理特鲁多向各位省长介绍新的医疗支付转移计划 10月10日,新任联邦卫生部长Mark Holland在温哥华综合医院(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联邦政府与卑诗省达成双边医疗转移支付CHT(Canada Health Transfer)协议,未来三年将给该省提供12亿元的医疗拨款。卑诗省是自今年2月份联邦政府提出针对未来十年的全新医疗拨款计划后,第一个与之正式签约的省份,也成为第一个确定CHT金额的省份。在加拿大的联邦框架下,医疗、健康、卫生、健保等服务项目都属于各省的管辖范围,但为了弥补其中的缺口,联邦政府每年会从联邦税收中拿出一笔资金转给各省政府用于支付医疗卫生服务成本,因此被称为医疗转移支付CHT,是联邦转移到各省和地区政府的最大资金项目。通常来说,CHT支付资金是在人均医疗成本的基础上计算的,并根据最近三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值增长幅度而增长。 自联邦政府提出新的医疗转移支付计划至今,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和地区都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一医疗拨款框架计划,只有魁省因不满联邦政府对拨款附加的条件而没有接受,目前仍在谈判。尽管联邦政府对这一新CHT计划没有设定最后的签署期限,但同样需要联邦医疗拨款支付民众医疗账单的魁省还能坚持多久? 豪赌1961亿 虽然加拿大自诩拥有全球最好的全民医疗系统之一,但在3年多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却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效率低下、反应迟钝、资源严重不足、人手严重紧张、官僚化严重……最终导致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金钱后,只有3千多万人口的加拿大在疫情爆发的三年(2020-2022)中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只有8百万人口的魁省死亡近1.8万人,是所有省份和地区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新冠病毒疫情如同一双巨手,撕开了加拿大医疗系统看似光鲜的外衣,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急需在各个方面增加投资。在疫情期间,不断有省长喊话联邦政府增加医疗方面的转移支付,呼吁联邦政府将其用于医疗卫生健保拨款中的份额,从当时占支出总额的22%增加至35%,这意味着每年增加的CHT要达到280亿元,且不能附带任何条件。其中声音最高的就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两个人口大省的首脑: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和安省省长Doug Ford。 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野心更大,不想只是拨款了事,更希望借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对加拿大低效且沉重的医疗系统进行改革。因此在今年2月7日举行的疫情后首个线下面对面的联邦总理和13个省长就卫生系统资金问题协商的工作会议上,特鲁多在多位部长陪同下花费了两个小时详细介绍了联邦政府的健康资金新计划。这个庞大的计划用一句话可概括为:在未来10年向各省和地区提供1961亿元的医疗资金,其中有462亿元是新资金,旨在解救加拿大摇摇欲坠的公立医疗体系,但其中最大头的资金将由联邦政府与各个省份签署双边合同确定,而不会全国采用统一标准来分发。而为了获得新的联邦医疗资金,各省和地区政府必须承诺资金去向的透明度和绩效考核指标。 这项庞大的医疗健康资金计划内容主要包括: 联邦政府立即“无任何附加条件”向加拿大卫生转移支付(CHT)补充 20亿元资金,以帮助各省缓解儿童医院和急诊室的压力,减少手术和诊断积压,这笔钱已经在今年6月底前分发到各省; 在未来五年内保证CHT资金的年度增幅保持在5%,五年后回落到每年增加3%,仅这个增幅可让10年内额外的拨款达到173 亿元; 十年内拨款 250 亿元,通过与各个省量身定制的双边协议推进共同的卫生优先事项,包括家庭医生服务,支持医护人员并减少诊断和治疗积压,提供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服务,医疗系统的信息现代化建设; 五年内拨款 17 亿元用于支持个人护理人员和相关职业的小时工资增长,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将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留住、招聘医护人员和认可医护人员的资历; 五年内为领土健康投资基金提供 1.5 亿元,以帮助支付北方的医疗旅行和医疗保健费用; 十年内投入 20 亿元,用于应对原住民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获得高质量、安全的医疗护理服务面临的独特挑战。 根据这个新计划,省长们没有获得要求的每年280亿元,10年2800亿元的额外资金。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漫天要价,能获得一部分增加就是赢,而获得了可预测和稳定的长期资金投入承诺,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既然联邦政府将提议摆到了桌面上,各省省长们就必须做出回应。之前一直信誓旦旦与魁省同进退和联邦政府做斗争的安省省长福特第一个做出回应,他在新方案公布后48小时,就和安省卫生厅长一起与当时的联邦卫生部长Jean-Yves Duclos和内政部长Dominic LeBlanc会面,希望安省能成为第一个与联邦就医疗拨款达成协议的省份,没想到第一个与联邦政府正式签约的却是卑诗省。 魁省在坚持什么 卑诗省与联邦政府签署新协议的时机,正是卑诗省医疗系统遭遇严重困难之时。卑诗省卫生厅长Adrian Dix曾表示,因医疗系统人手严重不足、患者人数大增和医院容量不够而让该省的医疗服务体系遭遇艰难的时刻。比如在淡季的7、8月份,该省的急诊室接待人数依然高于9千人,9月份的急诊病人甚至超过万人,比正常情况下多出700多人;再比如,卑诗省的药物和毒品滥用和过量问题并没有随着联邦政府批准的毒品非罪化试点而得到缓解,反而愈发加重,今年1月到8月因药物和毒品过量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是自2016年4月该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因此联邦政府的这笔资金可谓来得正是时候,除了维护医疗系统的正常运作,还能增加额外的医疗服务。比如这个新双边协议的一个行动计划就是要求卑诗省在未来3年内,在省内83个急诊中心探索出“一种创新的护理模式”,减少护士的各种行政工作,以便让护士用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 这笔资金还将帮助卑诗省将致力于保障年轻人心理和身体健康的Foundry健康中心数量从16个增加到35个。该省的医疗系统可以招募更多医护人员,增加现有医疗专业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将他们挽留在公共医疗系统内,预防他们跳槽到私营机构或干脆转行。 魁省也同样面对着与卑诗省相似的医疗系统困境,在某些方面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也急需获得联邦的医疗资金。 今年3月初,在其他省份陆续表态将支持联邦政府新的健康资金计划后,包括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在内的魁省政府三名厅长曾在一封被媒体获得摘录的信中表示,魁省尽管对新计划的资金数量不足感到不满,但仍然会和联邦政府签署协议。至今半年多时间已经过去,相关谈判却毫无进展。联邦卫生厅长Mark Holland表示魁省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原则上同意这一计划的省份,魁省认为新计划只应当为加拿大医疗系统所面临的危机找到答案,而非让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就管辖权的问题产生分歧,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和各省和地区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困境。 魁省之所以至今不同意联邦政府的新计划,主要基于两点。 一方面,魁省认为支付转移的资金太少,远低于期望值。魁省政府在疫情中才真正感同身受地意识到,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医疗系统很多年来一直面临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处处捉襟见肘,问题盘根错节,医疗系统急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恢复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魁省不能接受联邦的医疗转移支付附带了透明度和绩效考核的条件。对联邦政府来说,既然拨钱给你,我总得知道这钱是否真的用在了医疗服务上,又是怎么用的,用了之后的效果如何吧。而在魁省看来,医疗服务是省政府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只管拨款就好,至于用在哪里,怎么的用的,用了之后的效果如何就不劳联邦政府过问了。 在有关医疗转移支付协商的游戏中,联邦政府表面看起来姿态放得很低,实际上却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毕竟钱袋子在他们手上,尽管魁省政府可以任性撒娇,但最终也不得不答应联邦政府的要求,特别是在其他省份都同意的情况下,魁省孤掌难鸣。而如果魁省和联邦政府签署新的协议,不光能得到更多的CHT资金,还将从未来10年内联邦政府增加的额外462亿元拨款中分得90亿元。根据承诺,这些钱将切实用于魁省的医疗系统,而不能被魁省政府用在推广法语等其自认为优先的项目上。而与联邦政府分享信息、完成绩效考核目标等要求,就如同给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的魁省医疗系统注入一针强心剂,有望帮助魁省正在大刀阔斧进行的医疗系统改革顺利进行。  

一文看懂哈马斯的前世今生

Hamas: trajectoire d'un mouvement radical - Le Soir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7日,1973年发生的“赎罪日战争”(Ramadan War)50周年之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突然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一时间5000枚火箭弹倾泻而下,数百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炸破以色列修筑的、高达5米的隔离墙,从海(快艇)、路(摩托车、皮卡车)、空(动力滑翔伞)潜入以色列南部多达22个城镇或集体农庄,造成超过700人丧生,包括多名以军高级军官,还俘获了100多人带回加沙,包括以军的一名少将。特别是在距离加沙隔离墙只有5公里处的一处被以色列控制而原本属于巴勒斯坦的农田里举行的NOVA音乐节遭到哈马斯武装的袭击,当时有3500人正通宵庆祝犹太人的住棚节。袭击导致至少260人死亡,包括多名外国公民,其中就有加拿大目前确认死亡的两名公民。醒过神来的以色列随后开始报复,无差别轰炸加沙地带,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48小时内征兆30万预备役人员。如今这次十几年未见高烈度的冲突进入第5天,局势不断升级,截至目前,双方已有超过3600多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26万多加沙难民无家可归,还有数十名外国在以公民伤亡、失联和被扣为人质。面对如此惨重的后果,很多人都在问被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到底什么来头,又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之后又被别人屠杀的事情来。 精神领袖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正式成立于1987年,至今不过36年而已。而能形成如今的气候就不得不提哈马斯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e)。他出生于当时英属巴勒斯坦殖民地,今天特拉维夫以南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自称出生于1937年1月1日(但他的巴勒斯坦护照显示他的生日是1929年1月1日),他本人以及他的祖辈都生活在巴勒斯坦,但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人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亚辛亲眼目睹自家的住房被夷为平地,而不得不逃难,因此他很了解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状况,从小就埋下了抗击以色列占领的思想。 亚辛和家人作为难民逃到加沙地带的Chatti难民营生活,但在12岁那年因和小伙伴摔跤导致脊椎严重受伤而下肢瘫痪,终生需要坐轮椅。1959年,亚辛申请并前往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就读,但很快就由于没钱和健康情况恶化,被迫在家接受教育。他阅读广泛,尤其关注哲学、宗教、政治、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内容。回到加沙后,亚辛成为了一名阿拉伯语小学老师。教学之余,他四处演讲,是加沙有名的伊斯兰学者。在埃及求学期间,亚辛加入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是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和分支遍布世界各地,在阿拉伯国家有着巨大影响。基地组织首领拉登、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都与“穆兄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亚辛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就注定他不会教一辈子书。 艾哈迈德·亚辛 巴以之间长期而血腥的战争制造的难民不断地涌进加沙地带,这片比蒙特利尔岛还小的地方挤满了难民,在困苦和迷茫中,清真寺就成了他们诉苦和寻求解脱的地方。而时常在清真寺讲解伊斯兰经的亚辛,凭借深厚的伊斯兰文化知识和对伊斯兰教义的独特理解,让他在当地的威望日益增加。1973年,亚辛在加沙成立了伊斯兰慈善组织穆加马(Mujama al-Islamiya),名义上是讲经和做慈善,实际上是在培养同道中人,积蓄力量,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以色列政府的警觉,还批准这个组织为非盈利组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教士集团掌控了该国政权,这激发了亚辛的雄心,于1982年成立名为“巴勒斯坦圣战者”(Majd al-Moudjahidin)的秘密组织,并在穆加马组织的掩护下秘密购买武器,训练军事人员。不料被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发现,以色列以藏匿武器的罪名判处他13年监禁。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交换战俘,作为埃及重点培养的亚辛,被列入了交换名单。释放回到加沙后,亚辛收获了更高的人气。1987年12月14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第一次大起义”(First Palestinian Intifada),亚辛提议成立哈马斯,并宣读早就定稿的《哈马斯宪章》,标志着这个极端组织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亚辛起草的《哈马斯宪章》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把《古兰经》经作为哈马斯的核心指导思想;二,哈马斯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以色列,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三,为实现最终目标拒绝一切形式的和谈。这与采取温和路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哈马斯的极端思想对以色列不利,但以色利期望利用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初期不仅放任不管,还给予了大笔资金支持,让哈马斯逐渐做大。 在这一宪章的指导下,亚辛将哈马斯分为三个独立运行的部分——“公开”“秘密”“军事”。“公开”部分负责经营慈善机构:“秘密”部分负责组织、动员和游行;“军事”部分负责训练武装人员等。哈马斯下属武装部队卡桑旅,则负责建立地下组织,搜集以色列国防军活动情报,举办自杀式爆炸者的培训课程以及实施包括自杀性爆炸袭击在内的军事行动。名为“旅”,实际上是对哈马斯一个个战斗小组的统一称谓,其前身是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除了建立军事组织外,哈马斯还提供一整套社会福利,俨然肩负起政府的责任。 哈马斯成立后不久,卡桑旅就发起了多起针对以色列军民的自杀式袭击,每次“人体炸弹”袭击后,亚辛都会召开表彰大会,死者被他认定为可以进入“天堂”的烈士。为报复哈马斯,1989年,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非法组织,并将其精神领袖亚辛逮捕入狱。亚辛的入狱不仅没有摧毁哈马斯,反而让亚辛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精神领袖入狱、多年的抗争无果后,哈马斯曾于1996年3月宣布放弃暴力活动,但这一年的5月,强硬右派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在巴以和谈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致使巴以最后阶段谈判停滞,哈马斯随之宣布恢复武装斗争。对亚辛杀不得,也关不得的以色列在1997年9月,以其“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为由释放亚辛。8年的牢狱生活让亚辛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视力、听觉严重受损,但亚辛出狱后继续领导哈马斯武装反抗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004年3月14日,两名接受过亚辛思想洗脑的巴勒斯坦少年,在以色列南部港口阿什杜德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背心,造成10名以色列平民死亡,20人受伤。亚辛随后发表讲话称“两名发动袭击少年是烈士,他们可以进入天堂”。这让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从肉体上消灭亚辛”,一个星期后的3月22日早晨,亚辛在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遭遇以色列军队的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袭击,当场身亡。亚辛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继任者的继任者相继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但哈马斯并没有衰落,反而因着极端的思想吸引越来越多绝望的巴勒斯坦人。 绝望的反抗 随着哈马斯的暴力活动增多以及来自以色列的反制措施极端化,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另一大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之间也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经过多年斗争发现打不过以色列的巴解组织致力于巴以和平,还在1993年与以色列在华盛顿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指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的和平协议),允许巴勒斯坦人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先行自治,但协议签署两年后,拉宾遭以色列右翼激进分子刺杀,巴以街头的日常冲突也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对抗,奥斯陆协议的执行被无限期搁置。这一协议的失败,以及2000年由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主持的巴以戴维营峰会失败以及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不再相信协商能带来和平,并在以色利的不断蚕食和欺侮下转向武装斗争,哈马斯的权力和影响力随之扩大。 与此同时,在法塔赫派系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因为腐败和效率低下而让巴勒斯坦人感到失望之际,哈马斯却为巴勒斯坦人安排了诊所,建起了学校,为他们提供服务。2006年,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赢得选举胜利。2007年2月,哈马斯与法塔赫就组建联合政府签署“麦加协议”,并于3月宣誓就职。但由于双方在是否解散卡桑旅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于2007年6月14日,双方再次爆发冲突,造成双方113人死亡,哈马斯把效忠法塔赫的军事力量彻底赶出了加沙地带,夺取了加沙控制权。以色列随之加强了对加沙的封锁,而巴勒斯坦的火箭弹和以色列的空袭继续。其中死伤人数比较多的冲突包括2008年12月,以色列军队发起“铸铅行动”拦截火箭弹袭击。在22天的冲突中,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人被杀。2014年7月初,以色列军方发起了“保边行动”,在50天的冲突中,至少有225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1462名平民。在以色列方面,67名士兵和6名平民死亡。 在以色列的严酷封锁下,被誉为“世界最大露天监狱”的加沙地带230万巴勒斯坦人面临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经济崩溃,水、电和药品都出现短缺。但不管以色列封锁多么严重,哈马斯仍牢牢掌握着加沙的权力,并继续改进其火箭弹。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多次尝试和解的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 10月7日开始的袭击是在以色列境内发动的持续时间最长、协同程度最高的袭击之一,包括海陆空多维度攻击,甚至出动了可躲避侦查的动力滑翔伞。对哈马斯来说,就是要在以军反应过来之前,尽量越境突击,制造最大混乱。在以军打进加沙之前,打光手头的火箭弹,制造最大的破坏和伤亡。在以军打进加沙之后,用持久的巷战拖死以军。只要能对以军制造足够大的伤亡,加沙平民和哈马斯战士的伤亡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而这个简单的军事策略目前来看是成功的,不仅让以军褪下了“不可战胜”的光环,还改变了未来一段时间内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项,也阻碍了美国总统拜登形成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三方联盟的计划。以色列的疯狂报复,造成加沙地区断水、断电、断燃料。大范围、无差别、无预警的空袭,让越来越多无辜的加沙平民、儿童、妇女死亡和受伤的画面流出,不断有地处加沙的新闻记者、联合国工作人员、急救人员等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死亡的消息传出,发达国家的舆论风向正在发生变化,从刚开始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变成既谴责哈马斯也谴责以色列。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都开始公开发声,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全面封锁”行为违反国际法。这场极度血腥的战事看来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让我们持续保持关注。

瑞典企业落户魁北克 加拿大动力电池产业起飞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28日,在联邦总理特鲁多,联邦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魁省经济发展和能源厅长Pierre Fitzgibbon等人的见证下,传闻多时的瑞典动力电池生产商Northvolt第一间北美海外工厂正式宣布落户魁省Montérégie地区的Saint-Basile-le-Grand和McMasterville两市。在这场70多个城市的竞争中,魁省和加拿大最终笑到了最后,这离不开魁北克和加拿大在新能源转型上的雄心。过去几个月来,加拿大的魁省和安省在不断地宣布新的工厂、新的项目,一系列如雷贯耳的名字:通用汽车、福特汽车、Stellantis、LG、大众汽车、Solus Advanced Materials……投资额也在不断刷新着记录:3亿、7.5亿、12亿、50亿、70亿、100亿……一个崭新的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动力电池之争 在全球碳中和大趋势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众多汽车制造商纷纷宣布将在2025年后推出数十款新的电动汽车,但前提需要有足够的动力电池供应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于是大型汽车厂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自己的电池工厂。一方面,汽车厂商在全球寻找资源丰富、能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计划投入海量的资金建厂;另一方面,由于新能源汽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各个地方都希望能获得这样的投资,既拉动本地的经济,创造就业,还能在未来的朝阳产业链中分一杯羹,不约而同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说服车企在本地设厂,纷纷给出无息贷款、税务优惠等措施。 2022年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为了扭转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新能源转型方面的落后,推出了名为《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史上最大气候法案,这个名为削减通胀,其实和通胀没啥关系的法案把宝押在了新能源汽车上,投资总金额的近一半,也就是3690亿美元将用于投资和补贴各种与之相关的新能源与减少碳排放产业,旨在通过税收优惠和补贴促进美国本土的电动车制造和供应链发展。这项政策性法案在给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的投资和补贴是如此广泛和慷慨,不仅挖了欧洲车企的墙角,还把政府补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在项目建设阶段有补贴、有可免除的贷款、有税务优惠,还在建成之后的生产阶段给予与产能相匹配的补贴,让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否则自己国内的车企在新能源方面的投资都将流向美国。 受影响最大的欧盟一直在表达不满,但都被无视,最终不得不在2023年3月宣布推出《净零工业法案》,以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给欧洲汽车以及相关工业带来的压力。在美国《通胀削减法》和《净零工业法案》的夹击下,加拿大若想加入竞争就不得不下血本。 今年4月,加拿大同意提供高达130亿加元的制造业税收抵免和7亿加元的赠款,以吸引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在加拿大建立其北美电池厂,是当时加拿大电动汽车供应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投资。当时联邦总理特鲁多、工业部长商鹏飞、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以及德国大众汽车的高层领导一脸喜色地联合宣布大众将投资70亿元在安省的St. Thomas建造全新大众“超级工厂”,创造多达3000个直接的就业岗位,以及3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建成后拥有6条生产线,并将生产足够100万辆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池,是大众在北美最大的工厂,并有望成为大众在全球最大的工厂。但这一喜讯却引发了去年在安省推出电池工厂计划的汽车制造商Stellantis(法国标致雪铁龙公司PSA和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FCA联合组建的公司,全球第四大车企,旗下拥有标致、雪铁龙、菲亚特、克莱斯勒、道奇等众多汽车品牌)和韩国电池制造商LG Energy solutions的不满,当他们与联邦和安省政府达成建厂协议时,补贴的力度还没那么高,感到吃亏的他们很快停止工厂的建设,威胁称如果不能从加拿大政府获得与大众汽车电池厂相同的补贴力度,将取消他们在加拿大建电池厂的计划。经过两个月的协商,最终该公司与安省和联邦两级政府达成新的融资协议,也就是说为了留住Stellantis与LG新能源这两大巨头,加拿大不得不在欧美各种优惠政策的夹击下多付50亿元。 这次在魁省落户的Northvolt公司在2015年由特斯拉分管供应链的前副总裁 Peter Carlsson和另一位前特斯拉供应链高管Paolo Cerruti共同创立。在2015年离职前,Carlsson曾负责特斯拉汽车工厂和超级电池工厂的电池供应链管理,一直做到离职前的特斯拉全球采购和供应链主管。Cerruti在特斯拉则负责供应链的运作规划,他在2016年2月从特斯拉离职后,以COO的身份加盟Northvolt。这家公司虽然新,但由于两位创始人的背景迅速获得了瑞典政府的认可和国家投资,接着获得了来自宝马汽车、沃尔沃汽车以及大众汽车等车企的550亿投资,在瑞典北部建起超级工厂(gigafactory),并于2021年年底生产出首块锂离子电池,实现了欧洲本土动力电池“零的突破”,成为第一款由欧洲本土电池公司完全自主设计、开发和组装的电池,并计划在德国建立工厂,但具体的财政支持尚未敲定。 在魁省电池行业三人组——省长François Legault、经济和能源厅长Pierre Fitzgibbon以及商鹏飞的共同努力下,作为欧洲人在动力电池领域“全村的希望”的Northvolt最终选择了魁北克作为欧洲之外的第一家工厂所在地,意义不亚于德国大众在安省设厂让加拿大在动力电池领域占据一定位置,而不再只是边缘角色,也确认了电池行业在魁省成为与铝业、航空、多媒体和人工智能等具有同等地位的经济引擎。负责Northvolt 北美业务的创始人Paolo Cerrut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魁省能击败包括加州在内的70家竞争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两级政府给予的丰厚资金支持外,还包括魁省能提供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清洁水电,让该工厂生产电池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加拿大以及魁北克具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可满足动力电池生产的需要;蒙特利尔的区位优势,位于北美大陆且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可被认定为北美制造;蒙特利尔的高素质人才储备和低廉的用人成本等等。 长远影响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不仅对在美销售的电动汽车提出要求,在动力电池方面也提出严格的限制,要求电动汽车生产企业所使用的动力电池原材料需满足一定比例产自美国或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是在北美境内回收的材料,以此制造的动力电池以及使用此类电池的电动车才能享受最高7500元的补贴,而且这个比例要求是逐年递增的,电池原材料产自北美的比例要在2024年1月1日前须超过40%,2024年超过50%,到2026年12月31日须超过80%;动力电池零部件在北美生产或组装比例要在2024年1月1日前须超过50%,2024到2025年间超过60%,到2028年12月31日后须达到100%,摆明了是要在北美建立一个“超级电池中心”,培育本土动力电池产业链,以减轻对外国电池供应商的依赖。政策一出,为了在北美市场上符合要求,包括大众、奔驰、丰田、本田、现代等知名车企、多家电池及材料厂商迅速在美国和加拿大布局,让北美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开始起飞。 拥有丰富矿产资源以及地理位置优势的加拿大也不甘示弱,迅速抓住机遇,真金白银地投入与美国同等的补贴措施,大力发展本土动力电池产业链。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大众、奔驰、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车制造商,以及日本松下、韩国LG新能源、德国巴斯夫化学、韩国EcoPro BM、Northvolt等多家电池及材料厂商纷纷在魁省和安省投资建厂,不仅将改变加拿大的工业格局和经济增长,也让加拿大成为亚洲之外少数几个具备电动车动力电池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还将带来未来持续数十年的长远影响。 魁省动力电池业三人组(左起)魁省经济发展和能源厅长Pierre Fitzgibbon,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联邦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 首先帮助加拿大防范未来的特朗普。正如商鹏飞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建立不仅是加拿大一代人和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更是保证美国没有办法关闭美加两国经贸往来水龙头的前提。遥想2017年,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上台后,曾以威胁中断加、美两国的贸易交往来迫使加拿大重新签订对自己更有利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让长期以来两国的友好经济关系陷入低谷,依赖对美国出口的 200 万个就业岗位也随之受到威胁,至今让加拿大人不寒而栗。因着动力电池产业链在加拿大的建立和完善,通用、福特、Stellantis、Northvolt等电池工厂将为美国的制造基地供货,每天跨越边境的所有零部件运输都将成为保持经济开放的理由,拥有强大动力电池产业及其供应链的加拿大将远比分享与美国一样的价值观或表达所谓的忠诚在美国政客的眼中更有分量。通俗点讲,加拿大通过海量的资金支持扶持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为了和美国汽车工业,特别是电动汽车行业深度绑定。而对相关企业来说,在加拿大低价获得锂、镍、钴等原料并生产的动力电池,既符合《削减通胀法案》的规定,又能在低成本下实现降本增效及市场利益最大化,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是帮助加拿大的新能源转型。动力电池不仅用于卡车、汽车、雪地摩托车等交通运输领域,更是家庭和城市能源转型的催化剂。动力电池的发展将会带来一场房屋能源自给自足的新革命,让每个家庭都通过可再生的太阳能、风能来获取能源。自2016年起,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为家庭供电的原魁北克水电公司(Hydro Quebec)客户数量已从 50 人增加到 800 人,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在美国的佛蒙特州,大部分人家白天使用太阳能电池板来收集太阳能量,将其存储在电池中,以便在晚上使用,甚至将剩余的能量转售给当地发电公司或分销公司,在这方面,魁省虽然落后,但随着动力电池产业的扩大和发展,其中的专业知识、人才和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不仅将为汽车行业提供动力,还将为家庭和企业电池提供动力,以加速向智能、双向电网的转变。 此外,电池回收业也将成为魁北克的专业领域之一。德国巴斯夫集团将于未来几个月落户Becancour,兴建一个正极活性材料回收基地,涵盖正极材料前驱体、回收及金属精炼生产;前身为 Recyclage Lithion的新兴公司 Lithion Technologies今年秋天在南岸的 Saint-Bruno-de-Montarville启动其第一家锂离子电池回收工厂;位于Granby 的Solus Advanced Materials公司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回收铜的地方之一,而铜是动力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电池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既构成了生态挑战,也带来了经济机遇,因为电池中所含材料如果完全回收再利用可以替代传统的矿山开采。 第三是维持社会稳定。这些新工厂的建立保证了优质工作岗位,可有效阻止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流向人力成本低廉国家的趋势。有了前面十几年美国去工业化带来的教训,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选民对其社会地位最为愤怒、幻灭和怀疑,对民主和维持社会运行的支柱机构,无论是政客、媒体还是司法系统都持怀疑态度,这从英国的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在渥太华的“自由卡车”抗议事件都能看出来,如果不改善他们在经济上的焦虑,就会产生阶级冲突的倾向,所以必须重建新的产业,打造共同繁荣的经济叙事,否则社会将进入动荡。新兴的电池产业虽然不能完全解决时代的弊病,但在未来几年将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这些薪酬丰厚的机械师、焊工、流水线工人、电工、水管工、仓库工人等岗位可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男性恢复对未来的信心,从而重塑社会风气。 … Read more

庆国庆 促交流 推合作——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侧记

庆国庆 促交流 推合作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侧记 戴玉明总领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上致辞 / 七天传媒图片 七天记者 颜宏 独玉 德昊 9月27日,经历了疫情期间的线上活动,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继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大庆后,第一次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办盛大的国庆74周年招待会,来自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代表和华人社区、中资企业以及留学生代表等700余人盛装出席活动。 盛装 热烈 欢快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今年魁省如同加拿大其他几个省份一样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山火,从春天起一直延续了整个夏天。虽然发生大火的地区多在人迹罕至的北部针叶林带,但大火产生的烟雾、颗粒污染等多次让蒙特利尔的空气质量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给人们的户外活动带来不小的影响,再加上今年夏天蒙特利尔一直多雨,难得有炎热、晴朗的天气,让习惯于享受夏日美好时光的蒙特利尔人感到不满足。可能是为了补偿夏季的缺陷,今年秋天的天气好得出奇,长时间高温又阳光灿烂仿若盛夏的7月,而不是阴雨连绵的9月。 招待会当天,晴空万里,温度适宜,傍晚十分,即便身着夏装,依然舒适无比。不到6点,市中心温莎宫门前便开始热闹起来,穿着优雅正装的俊男靓女纷纷到来,排着队缓缓进入大厅,形成一道奇特的靓丽风景,让路人纷纷猜测这里在举办什么高端活动。 戴玉明总领事与来宾握手,互致问候 戴玉明总领事和夫人盛装在门厅与来宾一一握手寒暄,互致问候。来宾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多是华人社区的活跃分子、各个社团负责人以及商业、企业界人士,还有很多本地的西人,他们大都是在各个领域和中国、和华人社区或有业务往来,或是好朋友、老朋友等,一些国家驻蒙特利尔使团的外交官也应邀前来出席,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和骄傲,争相和总领事夫妇握手、合影。 进入大厅的人们谈笑风生,喜气洋洋,有的在和好久不见的朋友聊天,有的在相互问好,还有的在专注观看同场举办的“一带一路”10周年图片展和“外交官眼中的蒙特利尔”摄影展,不时地交流几句。很快,偌大的大厅里就挤满了人,新朋旧友,欢聚一堂,好不热闹。 Suzanne Taffot(左)与Klara Martel- Laroche联袂演唱《我爱你,中国》/ 七天传媒图片 随着舞台上的琴声响起,来自喀麦隆的著名抒情女高音歌手Suzanne Taffot和蒙特利尔音乐学院毕业,因其精确而丰富的嗓音而闻名的中音歌手Klara Martel- Laroche走到台上,激情饱满地演唱起《我爱你,中国》。“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当这个熟悉的旋律从这两名西人艺术家的嘴里字正腔圆地发出来时,在场的不少人产生了共鸣,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她们二人深情而又富有激情的演唱使“我爱你,中国”的主题不断深化,再以结尾华丽婉转的咏叹,将歌曲推向高潮,也将现场气氛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引发了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招待会在力溶声乐工作室12位小朋友演唱的加拿大和中国国歌中正式拉开了帷幕。 观众们欣赏小朋友演唱加中两国国歌 / 七天传媒图片 发展 交流 合作 戴玉明总领事在致辞中再次向到场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致力于促进中加、中魁友好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长期支持中加关系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区友好人士表示崇高敬意,并祝大家中秋快乐。他用中英双语介绍了中国建国74周年以来的成就以及“一带一路”10年来的进展。戴总领事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国有逾14亿人的超大市场,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中国创新发展动能强,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完备,新能源汽车、5G、光伏等高科技产业优势明显、后劲充足。中国会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国共享中国市场和开放红利,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 戴玉明总领事致辞 / 七天传媒图片 在经贸合作方面,戴总领事指出,中国与领区两地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交流合作具有良好基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随着疫情后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双边互利共赢合作的步伐也开始恢复和加快。魁新两地很多企业纷纷重启对华交流合作,前往中国进行考察。今年在中国举办的各类展览会和经贸投资洽谈会也吸引了众多领区企业前往参展出席,如浙江首届国际科技开放合作大会、2023年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2023年中国演出交易会、2023年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第25届亚洲宠物展、上海和深圳国际食品展、第6届世界绿色发展投资贸易博览会以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中国企业还积极参加了2023年蒙特利尔木业大会和第八届蒙特利尔国际航空航天展洽会。 在教育、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双边交流合作充满活力。众多中国学生在魁北克、新不伦瑞克留学。今年,魁北克高等教育厅组团参与了中国国际教育展(北京站)的活动。一些当地著名电影人、漫画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歌手等赴中国访问演出。部分魁北克知名电影在中国主要城市放映。第六届蒙特利尔龙舟文化节和第八届中加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加强了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吉祥物——“雪人博纳”(Bonhomme Carnaval)亮相中国哈尔滨2023年国际冰雪节。 除了传统领域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戴总领事还特意介绍,他到任后的第三天,就参与了在蒙特利尔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中国、加拿大、公约秘书处和与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前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在致辞的最后,戴总领事语重心长地重申,人类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秉持同样精神,中加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开展合作。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加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双方应共同为之不懈努力。 对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戴总领事饱含深情地评价说:“侨学界一直秉承中华民族勤劳坚韧奉献的优良品质和爱国爱乡的传统,依靠自身勤劳智慧在加立足发展的同时,大家团结协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积极支持祖(籍)国的建设与发展,大力促进双边交流和中国的统一大业,为推进中加两国各领域发展合作、促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表示“总领馆始终是大家在海外的温暖港湾,工作人员将继续践行‘外交为民’的理念,为广大侨胞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领事服务,并切实维护好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Salvatore Sciacchitano致辞 / 七天传媒图片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代表Wadzanayi Mandivenyi 致辞 / 七天传媒图片 戴总领事致辞后,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夏基塔诺(Salvatore … Read more

加拿大议会乌龙 历史虚无主义反噬

Fascism and imperialist war—Why Canada's parliament saluted Ukrainian Nazi SS veteran -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22日,已经在俄乌战争的泥潭中挣扎了576天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借着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到访加拿大,并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这是泽连斯基第二次向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参议员们发表演讲,上次还是俄乌战争爆发20天时,他通过视频方式向加拿大议员发表讲话。无论是通过视频讲话还是亲身来到加拿大,泽连斯基的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要钱、要武器,支持他继续和俄罗斯打下去。 为了显示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支持,营造出热烈的气氛,加拿大议会的成员全部参加,还请了全国各地乌克兰裔社区的代表来到国会。身为众议院议长的Anthony Rota为了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还设计了一个向乌克兰裔二战老兵致敬的环节,以显示加拿大支持乌克兰抗争到底的决心,暗示最终的胜利将属于乌克兰,当时这一设计也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批准,邀请宾客名单也都提前交到了礼宾部门去审查,却没人想到这将导致一场堪称魔幻的世界级大笑话。 根据原始设计,在受邀的乌克兰社区代表中需要有一名参加过的“反俄作战”的“老兵”,以突出加拿大反对俄罗斯的立场,恰好在议长自己的选区内就住着一位98岁高龄的乌克兰裔二战“老兵”洪卡(Yaroslav Hunka),这让议长如获至宝,不仅盛情邀请,还特意到走廊里去迎接,并和众议院领袖Karina Gould一起与之合影留念,根本就没想到要搞搞清楚这位“老兵”到底是哪个阵营的“反俄战士”。 众议院领袖Karina Gould(左)、众议院议长Anthony Rota(右)与“老兵”洪卡在进入议会大厅前合影 到了致敬环节,Anthony Rota动情地介绍说,“这位老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乌克兰的独立而与俄国人作战,今天他仍然支持乌克兰军队,即使他已经98岁了。他是乌克兰的英雄,加拿大的英雄,我们感谢他所付岀的一切。”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鼓掌的同时为了表达敬意,议员们纷纷起身,还有人感动地眼含热泪。来访的泽连斯基夫妇也举手致意,站在他们身后的总理特鲁多、副总理方慧兰(Christina Freeland,)、外交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创新科学和发展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等一干重臣都在眼含敬意地鼓掌。没有人注意到这名“老兵”却表情尴尬,在起身回应前还疑似说了句“狗屎(bull shit)”。 这段现场视频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后,很快就有人认出这名“老兵”其实是纳粹党卫军“加利西亚师”(SS Galichina)成员,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网友谴责加拿大政客的无知和无耻。要知道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在官方活动中向纳粹分子表示敬意,因为支持纳粹无异于支持法西斯等反人类行为,是对人类社会最基本价值观的践踏,是各国不可碰触的底线。 在巨大的压力下,Anthony Rota议长晚些时候发布声明道歉说:“后来我了解到更多信息,让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首先要向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他还坚称邀请这名“老兵”是自己的主意,没有通过总理办公室,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在内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会向谁致敬,扛下了所有的责任。总理办公室也发声明称事前一无所知,但反对党要求特鲁多为此乌龙事件道歉,因为政府的礼宾部门没有尽到调查被邀嘉宾的责任。Rota本来想通过道歉获得谅解,一开始拒绝辞职,无奈不仅反对党不答应,连自己所在的政党都敦促他辞职,最终在坚持了4天后,于9月26日宣布引咎辞职,并于27日的国会会议结束时生效。他在辞职时再一次强调邀请这名“老兵”是一个错误,并为自己识人不清的错误深表遗憾。但他的辞职并没有平息这场乌龙事件给加拿大政坛带来的动荡,反对党认为他的辞职只是为了给自由党和特鲁多政府“顶锅”,并不买账,继续要求特鲁多为这起沦为全球笑柄的乌龙事件道歉。其实,在加拿大的联邦历史上,只有三位议长任期中途离开,一位是在任上去世,另一位是辞职去当总督,Anthony Rota成为第一位引咎辞职的议长,给众议院出了一道难题,如何通过投票选出继任者还没有先例,具体的方法还在研究中,议会的正常议程也将随之推迟。 谁在为纳粹张目 引发这场舆论风波的“老兵”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后加强了反犹太宣传。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被欧洲人认为是异族和异教徒,是谋杀耶稣的坏人,反犹传统由来已久,并非德国独有的意识形态,只不过德国走得最远。德国的反犹宣传得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加利西亚地区负责人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共鸣,他一直倡导通过暴力革命、暗杀等方式摆脱苏联,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包括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乌克兰人准备民族革命。1934年,他因为策划了刺杀当时的波兰内政部长行动而被关进波兰的监狱,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监禁。1939年9月13日,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的第13天,班得拉设法逃出了监狱,前往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但他很快意识到加利西亚东部将继续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于是前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克拉科夫。当时乌克兰西部正处于德国进攻波兰和苏联西进之间的混乱时期,OUN组织屠杀了大约3000名波兰人,以及数目不详的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还有800多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前往德国国防军情报局的训练营接受训练。后来OUN组织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革命派。班得拉领导的激进派主张与纳粹德国紧密合作,要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共同建立欧洲和世界的新秩序,同年组建并武装“加里西亚师”,后来还组织了大量的“机动队”,计划在德军进军东乌克兰后拿到当地的执政权,这些军事部队里面的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并充满激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后面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班德拉的建国梦最终不过是一枕黄粱,而幻想着摆脱德国控制实现自己梦想的班德拉也被德国囚禁,直到1994年被要求回到乌克兰配合反击苏联才获释。但班德拉的追随者以及“加里西亚师”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却罄竹难书:“加里西亚师”在最初阶段杀害了2100多名苏联红军,包括900多名伤病员,受到了德军的嘉奖;随着德国铁蹄的推进,他们屠杀波兰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行径也扩大到利沃夫州、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沃伦州、罗夫诺州……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沃伦大屠杀”,在150个城镇杀害了约10万平民,包括6万波兰人,这也是为什么这起乌龙事件发生后,波兰跳得最高,已经采取措施要求引渡洪卡回到波兰受审。 随着战争的进展,1944年乌克兰全境被苏联红军解放。1944年6月27日,德军将“加里西亚师”更名为“第14掷弹兵师”(又称乌克兰第一师),配备兵力14000人,调往波兰。在当年8月波兰人发动华沙起义时,“第14掷弹兵师”对波兰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到苏联红军解放华沙时,这个部队的9000多人逃入奥地利,并在那里向英军投降。这些纳粹帮凶之后的命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交给苏联处置,一般被枪决或流放;二是关在英国人的战俘营等待审判。为了减轻英国内政部的压力,英国要求英联邦国家帮助接收这些战俘,在1947年,大约2000多名乌克兰战俘被送到加拿大的战俘营,其中就包括这个洪卡。为了永久摆脱这些人,英国政府又施压加拿大给予他们难民身份。1950年5月31日,应英国政府的要求,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接纳曾在德国军队服役的战俘为难民。 由于二战期间及之后接收了大量战俘移居,一直被批准窝藏纳粹分子的加拿大政府还在1985成立了战犯审查机制(Deschenes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War Criminals) 并对883 可疑人员进行过调查,但由于无法获得相关材料等各种原因并没有完成全部人员的甄别,之后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沾满无辜人鲜血的刽子手继续安度他们的晚年。 包括洪卡在内的这些战俘多年来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唯恐别人知道自己的那段黑历史,但在200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开始公然为纳粹分子洗地,并把罪行累累的班德拉奉为乌克兰的民族英雄。2010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Yushchenko)颁发总统令,授予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还把基辅的“莫斯科大街”改名为“班德拉大街”。随着在乌克兰以及西方社会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苏联红军的二战功绩被抹杀,法西斯纳粹的罪行反而被淡化,甚至被美化,这些“纳粹老兵”也活跃起来,还建立起网站,用乌克兰语发布“加里西亚师”的历史信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定对屠杀犹太人有责任的洪卡也从2010年开始写博客,还将1941年至1943年描述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些原来的纳粹“老兵”也被包装成抗击苏联威权的民族英雄,受到欢迎,甚至还在多伦多郊区Oakville的乌克兰墓地树立起“加里西亚师”的纪念雕塑,虽然受到很大的争议,但这个雕像依然矗立在那里。 位于安省Oakville的“加里西亚师”纪念碑 可以说在目前无限度抹黑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政治正确思潮下,用今天的“价值观”去颠覆历史,玩弄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反噬正在日益显现,让人分不清什么是真的历史,什么是被美化或被污名化的历史,更无法判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也难怪加拿大的政客搞不清楚状况,闹出了全球网友围观的笑话。实际上这种乌龙事件在如今历史虚无主义、各种为历史翻案盛行的大环境下,迟早会发生,加拿大只是非常不幸地沦为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今后必定还会出现类似的闹剧。  

芳林新叶催陈叶——访第十一届九鼎奖学金获奖者

  第11届九鼎奖学金获得者(前排)与颁奖嘉宾合影 / Angela Liu摄影工作室 七天记者 颜宏 金秋时节,一年一度的九鼎奖学金揭晓,盛大的颁奖晚会在蒙特利尔隆重举行,让8位在全省范围内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的获奖者进入公众视线。遵循传统,每年的九鼎奖学金获奖者揭晓后(疫情期间没有举办颁奖晚会的例外),《七天》报都会对获奖者进行集体报道,今年也不例外。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拔得头筹的获奖者都有哪些过人之处,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笑到最后。 许宏浩:爱拳击、划船的未来整形医生 九鼎奖学金基金会理事长黄丹棻(左)为许宏浩颁奖 / Angela Liu摄影工作室 年轻阳光的许宏浩(Hong Hao Xu)只有23岁,目前正在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攻读医学(MD),之前已经在2019年获得了同所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MBA)。在众多的医学领域中,他对整形和重建手术具有特殊的兴趣,觉得这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转变性的变化。也因着兴趣,他不仅在学业上精益求精,在该领域的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深入到第一线,与世界知名的整形外科医生一起工作。他先后在魁北克医学中心(CHU de Québec)担任骨外科研究助理、麦吉尔大学医学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McGill)担任研究助理,从事整形外科人工智能与创新、乳房重建、黑色素瘤检测和管理、皮肤癌预防和知识普及等方面的研究。 在学业之余,他还是多个校园组织的领导者,除了担任过外科兴趣小组负责人、医学研究兴趣小组负责人、国际医学生联合会主席、医学生教学俱乐部主席等与学业相关的组织领导人外,还是多个运动和健身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参加过国际级击剑比赛并担任过社区龙舟队队长,还是一名充满激情的拳击手、网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同时也喜欢其他健身活动。他对艺术也充满兴趣,走台做过模特,做过DJ,还参与过音乐的制作,可谓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的邻家孩子。 周毓轩:不拖泥带水 周毓轩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七天传媒记者采访 / 尹灵 摄影 出生在广州,成长在新疆的周毓轩因为就读的中学与加拿大合作办学,可直接拿到中国和加拿大双重学历,因此在中学毕业后就顺理成章来到加拿大读大学,在父母的建议下选择了麦吉尔大学的材料工程专业。这是麦吉尔大学录取要求比较高的一个专业,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于是在一年后转到了自己更喜欢的数学与统计学和经济学专业,因着对专业的喜欢,他的学术表现非常出色,成绩位列本专业前15%,在2022年成为法国巴黎银行加拿大奖学金的15名获奖者之一。 在周毓轩看来,自己的性格外向,最快的学习方法就是跟更有经验和学识的人聊天。金融专业又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大学社团的活动,努力扩大自己的人脉圈子,结识更多相关领域的顶尖高手,比如新技术方面的区块链社团,再比如为麦吉尔大学写作财经方面文章的财经社团等。他在参与的同时,不满足只是其中的成员,还积极参与竞选,成功当选多个社团的主席。另一方面他还寻找机会参加财经类研讨会、公司面试等,以了解市场的实践情况,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沟通能力,多方面的积累令他在阿尔伯塔省投资管理公司(AIMCo)和PSP投资公司的实习工作获得了好评。 谈到自己申请九鼎奖学金的经历,周毓轩感到收获很大。以前他也申请过其他奖学金,但基本上是本专业领域的,这次是第一次参加全方位领域的评选。整个申请过程中无论是填表、写文章也好,参加面试也罢,实际上都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全面审视,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些方面有待提高,帮助自己更全面的思考,并在思考中更加明确什么才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学会取舍,一旦想明白就会立刻采取行动,绝不拖泥带水。 李开杨:因华裔身份而自豪 李开杨在颁奖典礼现场与七天传媒记者颜宏交谈 / 尹灵 摄影 来自广州的李开杨也是在高中毕业后年仅18岁时就来到蒙特利尔留学,拿到了麦吉尔大学营养学的本科学历,但因为想成为临床医生,又进入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目前是三年级的学生。按照她的职业规划,读完5年的营养学本科后,还需要再读4年的医学专业,毕业后还要完成5年的住院医培训才能最终成为一名理想中的外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之所以要成为一名医生,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她的童年是在一个小镇与祖父母一起度过的,从小就被祖父母灌输了善良、利他和正义的价值观,上的中学也是一个要求严格的寄宿学校,生活规律,正能量满满,使得她在高中时就产生了希望能更多地帮助他人的愿望。原来就读的营养学虽也能帮助人,但局限在饮食、营养等方面,不像医学可以通过饮食、药物、仪器、手术等多种方式帮助经受病痛折磨的人。 小小年纪就来到异国他乡的求学经历对原本内向的李开杨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只能通过刻苦的学习来排解不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门心思学习的李开杨决定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强迫自己参加校园社团的活动,竞选学生会的领导职务,让自己成为连接学生会和华裔留学生的桥梁,她还是亚洲青年健康专业协会 (YAHPA) 的活跃董事会成员,负责筹集资金并制定举措,以改善亚洲社区获得护理的机会。这个走出去的过程,不仅让李开杨性格变得开朗,成长了不少,还让她发现作为中国人是一件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首先是华裔里面有太多的优秀人才,同学、医院里的华裔医生、护士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通过对比才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华人身上常见的道德品质是多么难得,这让自己更加坚定了学好本专业,以便更有能力帮助亚裔社区的初步人生目标。 Bernadette Ng:不能闲着 Bernadette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七天传媒记者颜宏采访 / 尹灵 摄影 在蒙特利尔出生的Bernadette父母是从香港移民到蒙特利尔的,她从出生就一直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像其他中国父母一样,父母对Bernadette和弟弟的教育特别重视,从小就给他们报各种兴趣班,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这让她小小年纪就培养出执着和坚韧的性格,还养成了一直要有事情做的习惯,不能闲着,每一天都会发现自己的不足,鞭策自己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努力。 正是基于这种性格,Bernadette在学业上几乎不让父母操心,大学时选择了麦吉尔的机械工程专业,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获得过荣誉学生称号,还积极投身各种社团组织的活动,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作为联合创始人和领导者的SOlar-A项目,这是一个在资源紧张地区用于水净化和运输的背包,利用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原理可让人轻松背起至少10升以上的水行走。背包里面的水净化分为两步,一是过滤掉灰尘、重金属、化学物质、大颗粒等杂质;二是通过太阳光来杀灭水里的病毒、细菌等,这一项目在洪都拉斯进行了实地测试,获得好评。除了学术之外,她还是一名活跃的龙舟运动员和教练,最近代表加拿大参加了世界龙舟锦标赛。 于歌子:唯一缺席的获奖者 于歌子 / 图片由张芷美提供 于歌子今年5月从蒙特利尔音乐学院以优异成绩完成学士学位,并获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攻读硕士,师从世界最负盛名的长笛大师—— … Read more

加拿大与印度交恶为哪般?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18日是加拿大国会复会的第一天,就在反对党挟着多周的民调优势摩拳擦掌准备就民众关心的物价、住房等民生问题对执政党发起进攻时,联邦总理特鲁多却转换了战场:令人震惊地指控印度策划谋杀了一名分离主义领导人。一个外国政府居然跑到加拿大的土地上搞暗杀,这还了得?反对党议员被这个惊天大消息镇住了,一致开始讨论起这个话题,让特鲁多成功地转移了注意力。接下来,联邦政府又宣布因此案驱逐印度驻加拿大外国情报机构印度研究分析室(RAW)负责人Pavan Kumar Raid,限他在5天离境。几个小时后,印度的反击也来了,除了连发两份声明驳斥加方指控的“荒谬”、“动机不良”外,还召见了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卡梅伦·麦凯(Cameron MacKay),并通知他印度决定驱逐一名加拿大高级外交官,这还不算,印度政府又对国民发出对加拿大的旅游警报,称印度人在加拿大不受欢迎,有可能受到攻击。加拿大和印度这两个同属英联邦的国家,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作为移民国家的加拿大,一直是印度民众移民的首选地之一。更是在最近几年由于加拿大实行“优先吸纳同母语移民”政策导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潮退后,连续几年成为加拿大的第一移民来源国。根据2021年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的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出生于印度的南亚裔人口约260万,约占总人口的7.2%,且总量和占比还在不断飙升。加拿大也一直在寻求与印度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包括一直在谈,但最近暂停的两国自由贸易协议,2022年推出的印太战略等等。特鲁多在2018年当选后首次访问印度时,为了讨好印度,一家五口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至少三次穿上印度传统服装出镜,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斑斓服饰不仅让外界口瞪目呆,甚至印度人也高呼“受不了”,其中就包括专门穿上了锡克教传统服饰去参观金庙。尽管如此,因为特鲁多的代表团中有不受印度政府欢迎的锡克裔加拿大人而在印度受到冷遇。这种用力过猛而又一厢情愿的讨好成为特鲁多多年来一直摆脱不掉的污点。但无论加拿大如何努力拉近与印度的关系,两国的关系就是一直不冷不热,反而时刻有恶化的风险。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加拿大境内的锡克教徒推动的旨在独立建国的“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 锡克教是崛起于15世纪的印度新兴宗教,曾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地域出现过强大的地方性独立政权——锡克帝国。19世纪末,英属印度将锡克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掠到英国充当人质后,锡克教徒开始从印度次大陆向世界各地迁徙,最早是前往英国,后来遍及大英帝国的属地。现在全球的锡克人口大约两千多万,其中一半左右都散布在世界各地。锡克男子尚武,尽管印度人口中锡克人只占2%左右,但是在二战时期的英军印度军团里大约20%都是锡克族人,战后就有一些人留在了英国和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印度人谋求独立之际,锡克人也谋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并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独立梦破灭的部分激进锡克教徒掀起旨在独立建国的“卡利斯坦运动”,采取暴力行动谋求独立,导致印度中央政府和锡克人社区之间的关系紧张。1984年6月,时任印度联邦总理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动用上万军队发动“蓝星行动”(Operation Blue Star),进攻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但因指挥失误造成大约1800名庙内人员死亡,大部分是锡克平民,进一步激化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政府之间的矛盾。英吉拉·甘地本人也在同年的10月31日被自己的锡克人保镖刺杀。在印度政府的强烈镇压和软硬兼施的分化下,印度本土的“卡利斯坦运动”转入地下,但在锡克人社区强大的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卡利斯坦运动”仍十分活跃和激烈。 其中加拿大更是被称为海外“卡利斯坦运动”的渊薮,之所以会出现在这种情况,还要感谢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当时的一项移民政策。印度早在建国前就有发展核武的野心,但1948年转向“和平建设”后,核开发一度停止,不过到第三次印巴战争的1971年,印度人觉察到没有核武器无法保家卫国,于是决定发展核武器,并利用“和平研究核能”名义从加拿大引进的CANDU反应堆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让加拿大处于尴尬境地。感到背叛的时任总理老特鲁多决定放宽条件接受锡克教难民,让大量来自印度的锡克人来到加拿大定居,其中不乏激进分子。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加拿大境内的锡克人总数跃升至77万,主要集中在卑诗省。那些到了加拿大、美国的锡克人一改传统上不问政治、对祖籍国漠不关心的态度,转而变得热衷政治活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再加上有效的组织和抱团行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让每个政客都不敢忽视来自锡克人的选票。比如乘坐航班规定不能携带刀具,但锡克人就以佩戴装饰性的刀具是他们的传统为由得到豁免;再比如历届联邦政府都为讨好锡克人社区而设立锡克人议员候选人,甚至进入内阁,比如联邦新民主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就是锡克人,而特鲁多政府的前国防部长、现任的发展部长石俊(Harjit Singh Sajjan)也是锡克人,尽管他在任职期间表现乏善可陈,还多次陷入争议,但不妨碍他继续留在内阁。 在加拿大的锡克人不仅争取自己在本地的利益,还在印度国内外各种搞事:在印度国内进行各种分裂运动,包括一系列激进袭击;在海外大张旗鼓举办“独立公投”“建印度大使馆”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1985年6月23日的印度航空182号航班空难。当天,一架印度航空的飞机在执飞多伦多—蒙特利尔—伦敦—新德里—孟买航线时,被一名“卡利斯坦运动”成员放置在行李箱中的炸弹炸毁在爱尔兰领空,导致机上22名机组成员、307名乘客无一生还,其中130多人是不到18岁的儿童,大约有270人为加拿大公民,这起空难是锡克教极端分子在海外策划的最严重恐怖事件,也是有史以来导致机上死亡人数最高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于水域上空的最惨重空难,更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谋杀事件,策划这一恐怖行动的Babbar Khalsa组织的创始人就住在温哥华。 尽管如此,加拿大却并不同意印度把“卡利斯坦运动”认定为恐怖组织,而是认为作为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只要这个运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就不是恐怖组织。为了拉拢锡克人的选票,还有政客常常参加他们的各种示威、游行和节庆活动,无形中给锡克人的独立运动站台。加拿大政府因此经常招致印度的不满,而如果加拿大政府面对压力偶尔对印度妥协时,又会引发国内锡克人社区及反对党的批评,因此常常陷入里外不是人的窘境。相当于这些年来,联邦政府一直在印度政府和锡克人社区的夹缝中如履薄冰,总是想打“擦边球”,因此无论怎么做都会被另一方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境内的锡克人更是把“卡利斯坦运动”搞的如火如荼,让“卡利斯坦”的黄色旗帜出现在各种场合,还多次组织毫无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加拿大政府虽每次都声明“不承认公投结果”,但放任公投本身必然引发印度政府的极度不满。再比如在今年的示威游行中,锡克人公然把英·甘地被刺杀的画面重现,鼓励“复仇”,更是让印度政府大为不满。印度政府也对“卡利斯坦运动”越来越不客气,今年4月份,为了抓获一名声名鹊起的新生代锡克教独立运动领袖,印度警方不仅布下天罗地网,还为了保密给当地断网,导致当地2700万人的正常上网受到影响,可见印度政府的决心。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引发这次加印外交战核心的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出生在旁遮普邦巴尔辛布尔村,今年45岁,1997年持假护照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但在审理过程中被发现造假而被拒。在申请被拒11天后,他与一名同情他的加拿大公民结婚,以团聚名义申请到永久居民,并非是特鲁多说的加拿大公民。他曾以做水管工为生,后来成为“卡利斯坦运动”的领袖,“独立公投”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也是素里锡克教寺庙Guru Nanak Sikh Gurdwara Sahib的负责人。早在2016年,印度当局就指控他与2007年旁遮普邦的一起爆炸案有关;2020年又将他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指控他“煽动锡克教徒投票支持分裂国家,煽动反对印度政府”,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了“红色通缉令”。2023年6月18日晚上,做完晚祷的尼贾尔走出寺庙后,在停车场驾车准备离开时受到两名持枪者袭击,身中多枪后身亡,枪手则登上第三人驾驶的车辆逃走,案件至今未破。他被杀后,有关他被印度特工杀害的猜测就在社区内流传,连卑诗省省长David Eby也发声称对“有人在众目睽睽下在宗教场所外被杀”感到不安。 在这次G20峰会期间,联邦总理特鲁多在仅有的与莫迪会晤期间也提到这起案件,主要想表达两点:1、任何有外国政府参与的,在加拿大领土上杀害加拿大公民的行为,都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侵犯,这是不可接受的;2、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保护加拿大公民是捍卫加拿大主权最基本的要求。随后特鲁多表示加拿大的执法和安全机构将持续确保全体加拿大公民的人身安全,并采取一切手段追究这起谋杀案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特鲁多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莫迪更是不示弱,于是就有了莫迪“训斥”特鲁多的新闻流出,场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引发印度和加拿大两国国民的不满。更让特鲁多丢脸的是,自己的专机还不争气,居然就坏在了印度,无法按时回国,让他又在印度多看了两天的冷脸。回来之后的特鲁多直接翻脸,以一国领导人的身份指责印度政府特工在加拿大搞暗杀,还一不做二不休,驱逐了印度使馆负责情报的高级外交官,这是一般只针对敌对国家才会采取的措施。 其实,围绕锡克人的一系列争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加印关系,这一次特鲁多突然发难也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联邦公共安全部长Dominic LeBlanc就表示过去几周,包括总理办公室的国家安全和情报顾问Jody Thomas、加拿大情报部门CSIS负责人等多次访问印度,就上述指控和印方情报部门对话,现在看来对话的效果非常不理想。而特鲁多的指控已经说出去3天了,至今没有公开已经掌握的证据。不过特鲁多表示一直在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包括公开披露对印度的指控。按照加拿大人的说法,他们现在已经把他们掌握到的有关尼贾尔之死的内幕消息通报给了加拿大的西方盟友,包括五眼联盟成员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已经掌握的证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也证实说,“我们一直与加拿大同僚就此事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对这些指控感到非常担忧,并且认为进行全面公开的调查很重要,我们敦促印度政府配合调查。”尽管如此,不少时事观察家都认为这场外交纠纷给美国以及盟友出了道难题,因为后者一直试图讨好莫迪以共同反对中国。还有部分英联邦国家也担心,事件会牵动其国内的锡克人社区,从而引发内部政治动荡。如果有关指控得到证实,西方国家将被迫在加拿大和印度之间做出选择,一边是支持法治原则,另一边是现实政治。这件事对在美国推动下的英语系国家间情报共享也是个冲击,加拿大国内要求中断和印度共享情报的呼声也十分高涨。 有分析人士称,加拿大这一段以来的外交心态呈现出一种“挑衅”的激进姿态,如连续炒作外国干预大选的话题,再比如和美国军舰联合过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等。而令人忍俊不住的是,加拿大朝野一直鼓噪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结果现在搞僵的反而是它们一直试图联手对付中国的印度。曾一手挑起“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热潮的《环球邮报》也专门发表社评,呼吁“是时候重新检讨”,连日来一些加拿大名流也纷纷在网上发言,称此前加拿大政客“瞄歪了靶子”。 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的特鲁多在第二天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口气软化称“并非想激怒印度”,只“希望新德里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如此“过火”的事岂能是态度软化就能翻篇的?就算是国内的民生问题更紧迫,不去追究了,印度会给他这个台阶吗?让我们拭目以待事态的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