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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梦溪 去年6月，经过6年漫长讨论之后，冰岛通过了一项关于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器官捐献的法案，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冰岛人都将成为默认的器官捐献者，只有两种情况例外：逝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希望器官被移除，或者最亲近的家属拒绝捐赠。这项法案于2019年1月1日在冰岛正式实施。 就在冰岛的这项法律正式实施4个月后，加拿大海洋三省之一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于4月2日也提交了类似法案，今后不愿意捐献器官的新斯科舍省人需要进行专门登记，否则将被设为自动同意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和组织。在整个北美，新斯科舍省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做法的省份。这不仅在该省，也在全加拿大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器官捐献率低 原因复杂 加拿大人死后捐献器官的比例并不高，每百万人口中只有14.6个死亡器官捐献者，这个数字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垫底，仅比荷兰的12.8人略高。加拿大全国每年有大约两千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与此同时每年也有大约三百人在等待手术时去世。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不足由来已久，排队等候的患者全国各地有四千多人。以2012年为例，全年加拿大共有4,612人在排队等候器官捐献，大部分人是等待换肾。这一年有230人在等待中因器官衰竭死亡。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数量仅处于中游水平。 加拿大目前大部分供移植的器官仍然来自脑死亡患者，由于恶性车祸减少等原因，死于脑部创伤的人数下降。自2006年起，一些省份开始接受来自心脏死亡患者的器官捐献（DCD）。这一类器官捐献者数量在过去几年来有所上升，但是仍低于其他国家。造成加拿大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滞后的原因除了医院资源和医学专家的不足以外，对“死亡”定义的界定模糊也让很多有意愿捐献器官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产生顾虑。尽管早在2005年，加拿大卫生部就制定了关于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全国标准，即在心脏停跳至少5分钟后开始摘取器官。但到目前为止，曼尼托巴、新不伦瑞克和萨斯喀彻温等省份并不实行这个标准。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医院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多伦多总医院按规定等候5分钟，但在该市的圣迈克尔医院，医生会在心脏停跳后至少等候10分钟才开始摘取器官。 埃德蒙顿的重症监护专家阿里·乔夫（Ali Geoff）是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反对者之一。他认为现代医疗手段很先进，心脏停跳5分钟不见得就意味着心脏死亡不可逆转。因此从挽救患者生命的角度来说，至少应该等待20到30分钟再确认患者死亡。但是从器官捐献的角度来说，等候这么长时间则会影响到器官质量。虽然此类专业性很强的争论基本上在医学界内部进行，但很显然，相当一部分加拿大人对死后捐献器官的排斥来自被过早宣布死亡的担心。 研究也显示，人们对医务人士的信任程度越低，就越不可能去捐献器官。这种不信任可能来自个人经历，例如，根据一项针对病人家属的调查问卷，亲属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得不到良好护理是不太可能同意器官捐献的。这种不信任还源于对医疗机构如何对待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的误解。有很多人相信，如果医生知道你是一名登记的器官捐赠者，他们就不会尽其所能来挽救你的生命。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来自宗教的影响。虽然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将器官捐献视为一种爱的行为，总体持支持观点，但某些研究表明，与其他宗教相比，天主教徒不太可能捐献器官，尽管梵蒂冈天主教皇的官方立场表示支持。天主教信徒捐献意愿小似乎是由于他们对来世的信仰以及对保持身体完整性的关注。 寻求解决方法 为缓解实际捐献率低的现实难题，加拿大相关部门与医学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法。卡尔加里大学的两名医生曾提出有偿捐献的构想。以肾脏移植为例，卡尔加里大学研究发现，向捐献者付款一万加币，有捐献意愿的人数会上升至少5%。这项研究还发现，70%接受调查的加拿大人支持向已经死亡的捐献者付费；不过，在是否支持向在世的捐献者付费这个问题上，支持率则急剧下降。但卡尔加里大学的报告中没有涉及伦理道德的话题，只专注于讨论这种方式带来的益处。总体来说，对有偿器官捐献，目前加拿大社会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 回到新斯科舍省提交的“推定同意”器官捐献法案，其实早在2010年，当时的新民主党省政府就已经提交过类似法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法并没有实施。而在欧洲，除了去年通过器官捐献“推定同意，退出自由”法案的冰岛、荷兰外，类似捐献法规已经在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国实行，一些地区器官捐献的数量在法案落实后增加了35%。器官移植领先全球的西班牙，自从推动“推定同意”法案后，捐献率从1990年的每百万人中有17人，上升到2012年每百万人中有35人死后捐献器官，是实行“推定同意”国家的成功典范。 新斯科舍省总理斯蒂芬·麦克尼尔（Stephen McNeil）表示，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希望将那些愿意捐献器官却没有明确表示出来的人包括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平时不关心器官捐献的事，也没有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直到遭遇了严重事故或疾病时，他们才想起来这件事。实行“推定同意”原则上会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并且逝世后能够真正的捐献器官，而他们生前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器官的可能性更大。新斯科舍省希望新法能够将该省的器官捐献率提高到20％以上，达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水平。 一些需要器官捐献的病人家属对这一改变非常支持，新省居民莉丝·勒孔特（Lise Lecomp）说：“我的女儿是器官接受者。我对这个决定很满意。按现在的规定，需要个人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才算同意器官捐赠，但很多人不会去主动注册，还有些人在想捐赠时，已为时过晚。新的法案在同意的基础上也留有自愿的空间，如果一个人不想捐赠器官也很容易拒绝。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等待捐赠器官救命，所以我觉得新法案很有意义”。 加拿大联邦政府卫生部长Ginette Petitpas-Taylor看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童。 新法引发争议 加拿大目前有约90％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器官和身体其它组织捐赠，但只有不到20％的人填写了器官捐献卡。新省的“推定同意”法案可有效解决这之间的差距，却引发了巨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该法案是否侵害了生命主体本身的自主决定权。 多伦多大学的生命伦理学家克里·鲍曼（Kerry Bowman）担心这种做法是否适合加拿大社会。鲍曼认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有些文化和宗教对器官捐赠、或器官捐赠前的步骤，甚至对死亡的定义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后面，也有很多跟贴和留言。其中一位叫维基·里瓦考斯基（Vicki Rewakoski）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虽然我是志愿的器官捐献者，但我不觉得新省的做法是正确的！它取消了一个人的选择权。政府不应该把这种情况强加给人们。” 另一位读者则写道：“自愿选择捐献应该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政府不应该在与我们身体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实行所谓的‘主动同意’，甚至包括我们死亡之后。如果选择不捐献的人因为文件丢失了，或被忽视了，而最终成了器官捐赠者，那会发生什么？可能之一就是受牵连的家庭发起集体诉讼。而最终的赔偿还是要由纳税者承担。” 另外，“推定同意”制度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技术监督和行政监督基础上。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一直在与加拿大和国际社会负责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专业部门合作，该中心负责死者器官捐献事务的医疗顾问萨姆·舍米（Sam Shemie）博士对新斯科舍省的行动表示赞赏。但舍米博士也表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并不直接提倡“推定同意”的做法，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各方面的基本条件成熟之后该法才会起作用。他提到的这些条件包括：建立起一个识别潜在捐赠者的系统，并将其转介给省级器官捐赠组织；让工作人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家庭提出咨询；管理复杂的后勤工作；确保器官移植的正常工作；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接受者，且有手术和技术能力的保障等。 加拿大其他省份都在观望该法案在新省的落实情况。魁省移植协会器官移植医学主任普罗桑托·乔杜里（Prosanto Chaudhury）博士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魁北克的有关器官移植立法问题。魁省采用“自愿同意”制，捐献率为每百万人口中15人，目前在全省有800多人在排队等待接受器官移植。乔杜里博士说，“假定同意”制度只是鼓励器官捐献的一个途径，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解决器官捐献者短缺的灵丹妙药。他说，虽然“假定同意”制在不少国家获得成功，但在南美、英格兰和威尔士反而导致了器官捐献的减少。他更希望在魁省原有立法中增加一些“强制性通知”的内容，即要求医院的医护人员将即将死亡的病例通知移植组织，以便对捐献者进行筛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捐献，再进行后续工作。 由于是北美“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新斯科舍省究竟能否消化好这项新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新斯科舍省卫生部长兰迪·德洛里（Randy Delorey）说，如果法案通过，在正式实施前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准备时间，以便向公众介绍新法和普及有关知识。他还鼓励省民和家人讨论自己身故后的捐献意愿。面对如何看待和解决器官捐献这一世界性的难题，要走的路还很远。  

七天记者 颜宏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 在3月爆出特鲁多总理对兰万灵（SNC-Lavalin）一案进行“司法干预”丑闻以来，各方围绕此事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一场堪称好莱坞大片的政治斗争，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在原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的步步紧逼之下，特鲁多展现了难以想象的好脾气和耐心，没有对她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但上周五爆出的王州迪偷偷录下和同僚、前加拿大枢密院秘书长Michael Wernick的谈话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犹豫、观望了四天后，一向瞻前顾后的特鲁多终于在4月2日宣布把原司法部长王州迪和原国库委员会主席Jane Philpott踢出党团（Caucus），王州迪还被禁止代表Vancouver Granville选区参加2019年大选。 在新闻发布上，特鲁多表示过去的自由党当中存在诸多内斗，而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但王州迪与Philpott两人破坏了这样的团结。不论是在未经同意下偷偷录音，还是反复强调对自由党与特鲁多失去信心都极大地损害了自由党的利益，所以她们不能再留在自由党内。同时，她们的做法显得更在意她们的个人形象，而非公众利益。 特鲁多还批评王州迪的行为，表示偷录电话交谈的事件极大地破坏了自由党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这样的事件只会让其他党派获利。特鲁多还指出，反对党们没有其他的政策性建议，他们只知道在兰万灵事件上做文章。他的讲话得到了在场自由党议员的支持。 各方反应 消息发布后，王州迪在自己的推特上回应说，“我刚刚接到加拿大总理的通知，我被从自由党党团会议中除名。”她还称，自己不后悔，“我能说的是，我昂首挺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我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也知道我需要去做的事情，是基于必须超越党派的原则和价值观。” Jane Philpott在宣布开除决定的内阁成员会议开始不到10分钟后就离开了会场，并表示其与其他党员的谈话已经有“很大的困难”。事后，她在Facebook上发文表示对该决定很失望，否认自己对自由党不忠诚，正相反，自己是在按照政府的要求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前进。她还进一步提到自己将继续代表Markham-Stouffville选区的选民直到任期结束。 官方反对党保守党党领Andrew Scheer表示，特鲁多开除这两名女部长的行为表明，自由党内容不下真话，自由党背叛了加拿大的法治精神，这已经是王州迪第二次因为捍卫法治精神而被自由党排挤。 新民主党党魁Jagmeet Singh则表示王州迪是一位将诚信与正义放在更优先位置上的议员。特鲁多与自由党政府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对诚信的漠视。王州迪才是对加拿大人忠诚的议员，她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在开除消息发布的第二天，特鲁多在议会大厅一个名为Héritières du suffrage的活动中发表讲话时，参会的十几名女性站起来背对着特鲁多以显示对特鲁多开除王州迪和Jane Philpott的抗议。 《国家邮报》在报道此事时更是用了“大屠杀”(Massacre)这个贬义词。 失败的危机处理 在这场源于一家工程公司行贿案的政治危机中，以特鲁多为代表的自由党政府处理得糟糕至极，有可能成为政治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或许是没有清晰的应对方案，从一开始，特鲁多就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而是处处被动挨打。每一次被逼到头上，也是就事论事，没有进一步采取主动扳回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没有一个连贯的逻辑性。一些政治评论人士甚至称从来没看到过一个政党首领如此地缺乏政治智慧，如此无能。从和美国开始新的北美自由贸易谈判到访问印度大秀服装，从和沙特交恶到华为孟晚舟事件，从力推争议不决的大麻合法化到广为诟病的难民接受政策，从兰万灵一案到预算案借贷收买选民，特鲁多政府可谓出遍昏招，不仅使加拿大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政府财政赤字大大增加，还给国内的政治氛围和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特鲁多本人带有强大的“网红属性”： 出身政治世家，外貌俊朗，时尚达人，还特别懂得“蹭热点”，所以才能在执政初期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网红就是网红，即使受到再多人的追捧也不能成为一个有远见卓识、有系统策略的政治家。缺少真正政治家领导的政府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政府对民众来说则是一大灾难。  

七天记者 梦溪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3月31日，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在其官网上宣布，由于经济困难，董事会已决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停止运营。在这份声明中，CWHL方面表示目前的商业模式在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无法维持联盟的正常运作。消息一出即在冰球圈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加拿大女子冰球运动遭受的一个巨大打击。 经济困难 CWHL在声明中表示：“由杰娜·哈福德(Jayna Hefford)领导的新管理层和在2018年成立的新董事会，积极与我们的合同员工、球员、经理、行业合作伙伴和企业赞助商展开合作，建立了充足的收入基础、良好的管理模式和高质量的赛事。但不幸的是，目前作为联盟基础的商业模式，在财务上是不可持续的。” 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是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2007年，目前拥有6支球队，包括蒙特利尔队、多伦多队、马克汉姆队（位于多伦多郊区）、卡尔加里队、波士顿队和来自中国深圳的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联盟的使命是发展加拿大女子冰球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CWHL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它的目标。创办12年来，联盟的赛事关注度逐步上升，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克拉克森杯总决赛还吸引了17.5万名冰球粉丝观看，创下了收视率的历史新高。 冰球运动在加拿大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可以称得上是加拿大的国球。在加拿大，通常名气最大的不是演员、明星或政治人物，而是冰球运动员。男性职业冰球俱乐部的明星球员可以年薪过千万，广告和赞助收入也相当可观。但这份名利双收只限于男子冰球队员，同样喜欢玩冰球的女性队员即使参加了正式球队，不要说高薪，其收入也可能不过温饱而已，连中产工薪阶层都不如。许多女队员靠打球无法维持生计，出于无奈只好一边打工一边打球。根据CWHL的财务报表显示，联盟2018年收入344.9万元，支出324万元，支出中包括160万元的球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薪水，约80万元的差率费。而在2017-18赛季的收入中，还至少有170万元来自中国球队的支持，剩下的收入则来自赞助和捐赠，捐赠者中多数为联盟董事会成员。 各方反应 在解散声明中，CWHL感谢了一直以来支持她们的球迷、赞助商和队伍。“我们感谢我们的球迷为他们喜爱的球员和球队加油，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为女子冰球的发展提供资金，感谢我们与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球员协会、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多伦多枫叶队和卡尔加里火焰队的合作。我们要感谢昆仑鸿星团队的管理层和队员们对中国女子冰球运动和CWHL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安大略女子冰球协会、加拿大冰球协会和NHL的支持。” 对于CWHL的解散，许多网友表示了理解。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CWHL度过了最棒的一个赛季，但如果没有钱，无论如何它也无法再继续运营下去。”“这对于加拿大女子冰球的运动员、球队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消息，但你们仍然是球迷的骄傲。” 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的队员普林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了遗憾。“作为球员,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所以这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冰球赛季, 但我们还是很难保持乐观。” 而来自中国深圳昆仑鸿星的门将、芬兰“门神”诺拉莱蒂也在自己的INS上表示了惋惜。“这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赛季，球迷们还是能继续观看我们的比赛。我们需要相互挑战，把这作为一个机会，为我们的顶尖女子冰球运动员，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后辈，创造一条更加可持续和繁荣的道路。” 从2017年开始，深圳昆仑鸿星队和万科阳光队这两支中国俱乐部队伍开始征战CWHL，队员由中国国家女子冰球队队员与高水平外籍球员组成。2018年，两支俱乐部合并为目前的深圳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这两只新加盟的中国冰球队曾为CWHL注入了新的财务资源，使得联盟有财力为球员们支付一定的报酬。 深圳昆仑鸿星俱乐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关注到了CWHL的解散声明，昆仑鸿星的初心是为中国女子冰球队员提供高水平的赛训平台，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化。我们会和联盟其他球队保持沟通，希望可以尽快恢复正常。这是世界女子冰球职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希望大家给发展中的事物多一点信心和耐心。” 何去何从 北美冰球一共有两个女子冰球联盟，分别是美国女子冰球联盟（NWHL）和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这两支联盟共包含11支球队。随着CWHL的停摆，北美地区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联盟缩减到只有一个。 而就在CWHL宣布停止运营后的两天，NWHL迅速做出了响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其董事会已批准了一项向加拿大扩张的投资计划，表示将抓住一切机会，以确保加拿大的优秀女冰队员资源不会浪费。NWHL希望在新赛季开始前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拓展两只队伍，将联盟的特许经营队伍扩大到7支。同时，NWHL在周二表示，他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的承诺，将成为NWHL最大的金融赞助商之一。此前，NHL就已经捐助了5万美元来资助NWHL。 近几年女子冰球运动在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商业价值却与发展势头并不对等，面对这种困境，业内一直有让NHL介入，组织北美女子职业冰球联盟（WNHL）的呼声。背靠NHL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形成一个更强大更专业的女子冰球联盟，不再是两个联盟各自为营，竞争同一批赞助商和投资者。此次CWHL的解散，不知道是否会是北美女子冰球运动新发展的起点？  

总检察长和司法部长这两个职务在加拿大是由一人兼任的。而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则是由两人分别担任。加拿大是否应该仿效这些国家呢？SNC-兰万灵案审理最近在加拿大联邦政坛引发的风暴让这个问题重回公众视野。 约克大学法学院助理院长特雷弗.法罗（Trevor Farrow）认为，现在正是一个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他在接受CBC记者Peter Zimonjic采访时表示，在我们知道了围绕SNC-兰万灵案审理所发生的事以后，目前的做法是否保持下去应该被打上一个问号。 支持把这两个职位分开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目前处于风暴中心的前加拿大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威尔森-雷布尔德（Jody Wilson-Raybould）。她上周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说，她在SNC-兰万灵一案上受到来自总理办公室和枢密院官员的“不适当的压力”。他们试图说服她行使总检察长职权，推翻此案检察官的决定，让SNC-兰万灵免于刑事起诉。 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担任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的欧文·考特勒（Irwin Cotler）早在卸任前就建议过分开两个职位。他在接受CBC采访时坦率承认自己也遇到过和威尔森-雷布尔德类似的事，也同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服努力构成了“不适当压力”。但是他也表示，他相信那些官员主观上并没有对总检察长的工作进行政治干预的意图。总理也好，其他部长及办公室人员也好，都把司法部长看作自己的内阁同僚。他们在对司法部长说话的时候，有时会意识不到对方还有一个司法身份。 加拿大枢密院秘书长韦尼克（Michael Wernick）是被威尔森-雷布尔德指控向她施压的重要官员之一。他和另一个卷入此事的关键人物，现已辞职的前总理高级顾问巴茨（Gerald Butts），都坚称他们的行为属于正常运作。事实上，枢密院秘书长的主要职责之一正是和部长们沟通，以确保他们在制定决策时了解全局。 枢密院秘书长韦尼克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CP/Justin Tang） 但是当部长同时又是总检察长时，事情就有些微妙。考特勒认为，这两个身份各自带来的职责有时会打架，分开它们有助于消除这种“双重职责之间的内在紧张”。 加拿大司法部自1868年成立起，部长和总检察长一直是由同一个人担任。但是渥太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前安省总检察长办公室主任亚当.杜德克（Adam Dodek）认为，把二者的责任集于一身的做法有悖于忠诚义务和利益冲突的现代理念，也不符合目前我们了解的关于大脑运作的科学知识。总检察长在思考和做决定的时候“不可能把负责党派利益的那一部分大脑关掉”，反之亦然。 不同意见：一个人戴两顶帽子的好处 但是另一位前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安妮.麦克莱伦（Anne McLellan）却认为，即使今后总检察长不再同时担任司法部长，他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他在做决定时应该了解党内外同僚和公众的想法。 麦克莱伦1997年到2002年期间在克雷蒂安手下担任司法部长。她并不否认在做某些决定时会受到压力，但是她说，她很享受这种辩论。她认为这可以帮助她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条件是每个人（总理办公室，枢密院秘书长，同事）都知道他们的角色是什么，都知道“那条红线”在哪里。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前内阁成员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由同一个人担任确实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但同时也有其优势。总检察长的职责之一是向政府提供司法建议，但是如果他不参加内阁讨论，怎么提建议呢？ 这位消息来源说，一人兼二职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把二者分开，你肯定会失去一些东西。当然，一个人戴两顶帽子“会不会发生冲突？会。冲突是不是可以解决？完全可以。”   来自：R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