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精选

七天评论员　步虚 在全球抗疫进入关键阶段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加速的特殊氛围中，世界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新气象，时有天意同人意。我们祈盼，我们祝愿，为社群，为国家，亦为天下众生。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往方式与内容，打乱了社会既有的经济及其他活动的节奏和力度，导致了社会成员的普遍困窘、焦虑、孤寂、痛苦及众多生命的丧失，让刚刚过去的2020年整体呈现为一段艰难而不平凡的岁月。这种艰难和不平凡的内容和滋味，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亲身体验和感受。这种艰难与不平凡的程度和意蕴引起了世界各国、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切思索和评论。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一致认为，新冠疫情作为近百年来罕见的巨大危机或灾难，将对我们的生活及世界带来深刻而长久的改变。 生活及世界发生变化，是常态；变化因新变量的出现而加剧、加速，这便是超常态，便是不平凡。正是基于对这种新变量的肯定性理解和把握，一位大思想家曾如此断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而这一论断所提示的“历史进步”，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即是世界正经历着的国际力量格局的积极改变和人类社会状况趋向的整体改善。 新冠肺炎疫情正是上面所说的“新变量”。它最根本地冲击了人们的生命存在，最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根本的、直接的作用性，对于人们的感知和意识而言，具有超乎寻常的放大效应；对实际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产，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倍增效应。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我们重新认识和觉悟到了许多我们过去不曾明确认识和觉悟的东西，我们经历和见证了许多以往没有经历过、没有看到过的变化。前些日子，魁北克人类学家塞尔日•布沙尔在媒体活动中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重新提醒我们一些基本的东西：生与死。谁生，谁死，成为了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新冠疫情作为放大镜，它凸显了常常被我们忽视或轻视的基本问题——生命存在问题，也暴露了在许多国家和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关键矛盾——因生命存在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遵守防疫限制措施并不是丧失自由，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责任，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试想，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国家的领导者和媒体精英能早一点认识并明确向公众强调这个基本的道理，早一点把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落实到实处，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何以会泛滥到今天这个地步。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一度被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侵蚀和扰动的人类社会的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余，民粹盛行、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公平缺失、合作乏力、治理失效等问题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国家作用被凸显和强化。国家的根本职责，在于为其国民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活条件保障和公平、公正的社会稳定保障。然而，一些国家其中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和管控疫情的政策和举措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不但体会不到这种保障，而且还看到了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真切感受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固有的缺陷和弊端。正是基于自身的观察和感受，美国名人亨利·基辛格才如此表示：“国家能团结和繁荣，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各部门能预见灾难，阻止灾难的影响，并让国家恢复稳定。这次的新冠疫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公众眼中就会变成失败者”。 在新冠疫情的放大或倍增作用下，世界主要大国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经济负增长，财政收入锐减，金融情势严峻。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其恢复速度和程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尤为突出，为疫情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带来难能可贵的亮色。不同国家应对和管控疫情的态度和方式及其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催化了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在原有轨迹上的加速变化，世界主要力量加快重新组合。两位美国学者在一本名为《警钟——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解决》的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新冠疫情本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如今，中国变得更好，而我们则病得更重。 这里有必要明确的是：当新冠病毒袭击人类时，中国是最早向国际社会通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早确定并公布病毒性质、最早协同世卫组织迎战新冠疫情的国家。中国首先在武汉检测到病毒，进而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如果接着用西方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述，2020年初决定“封城”的武汉决不是作为灾难发源地的“切尔诺贝利”，而是西方文明话语中的那个通过“封村”举措来阻截黑死病蔓延的“亚姆村”。武汉人民为阻止疫情在中国及其他国家蔓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这是新冠疫情叙事的事实基础，而尊重事实的正确的疫情叙事，在“后疫情”阶段和“疫后”时代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新冠疫情的作用下，大国力量的对比博弈，不仅表现在经济、财政和金融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社会和思想理念方面。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就认为，新冠病毒危机根自巨大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市场失败。它进一步凸现了一些国家及国家集团自身理念、制度和政策的短板。与之相对照，中国在应对思路、治理理念和实际效果等方面优于美欧国家。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则更为透彻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治理体系在应对疫情和随后的经济挑战方面更胜一筹，中国文化在面对疫情时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凝聚力和团结精神。今天，人们必须承认，在新冠疫情的直接作用下，中国抗疫过程所体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遵循的生命至上、生命权利平等不二、万众一心集体协作共克时艰等社会理念和文明价值已经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被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日前，美国多个主流媒体人在热闹非凡的武汉街头走访并直接询问了多名武汉居民，让他们真切体会到了，今天的“武汉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地方之一”。透过武汉这扇窗，人们应该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强大复苏活力和光明发展前景。新冠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中国，为世界的安全和发展，为大洋这边的我们投送了信心和希望。 从传统且狭隘的种族文明、宗教文明、地域文明的角度来看，加拿大与中国的确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然而，即便如此，基于全球协同抗疫和加拿大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加拿大与中国维持正常关系，两国一起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对加拿大国家和人民而言，有着毋容置疑的正面作用。我们应当正视和承认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处理过程中的良好表现，正视和承认这种良好表现所产生的有益于全球贸易、产业和经济复苏的积极效果。我们应当听听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办人达里欧的忠告：美国及以它为首的国家集团不可能遏止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再次兴起，除了和平竞争、局部合作与在G20架构下谋求共治外，别无坦途。 更何况，如果立足于社会公正与进步(或社会文明)、环境保护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或生态文明)、全球治理与发展(或全球整体文明)的立场，我们一定能看到，加中两国实际上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两国之间有着且还可以发展形成许多利益共同点。在这方面，加中两国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曾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应对和管控新冠疫情中的不同表现及其所造成的实际效果差异，既是世界多维度、多层面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具体展开，又反过来使这种力量格局变化来得更迅速、更深入、更有机会显示其普遍性的意义。 今天，世界力量格局超常变化正伴随着人类社会多方面的改变，其趋势已然形成且难以扭转，其过程本身对于所有的国家或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有待发现和把握的机遇和希望。 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2021年。 新年新气象，我们相信，我们把握，我们努力。我们一起，在世界的常超变化中拥抱新的希望。

七天记者 颜宏 记得去年12月19日出版的2019年最后一期《七天》报中，编辑部在“盘点2019年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结尾处曾写道：“2020年马上就要到来，但前景并不美好，笼罩在头上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在世界各地爆发的动荡、骚乱，世界老大美国的各种不靠谱操作，英国脱欧引发的各种撕裂，都会成为滋生各种“黑天鹅”的土壤，而加拿大联邦政府也由于自由党少数党地位进入政治不稳定期。”当时觉得已经把未来一年可能出现的所有坏情况都提到了，再恶劣的局面也不过如此，谁知道历史老人早有机会，安排了新冠病毒疫情这只巨大而迟迟无法解决的“黑天鹅”事件，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证历史，在岁末年终的时刻回望这像过山车般的一年，加拿大在2020这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庚子年里都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呢？ 新冠病毒疫情 毫无疑问，2020年最大的事件就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从年初到年尾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而且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2019年12月，一种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SARS-Cov-2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最先在中国武汉地区出现。在卫生部门确定这种肺炎可人传人后，中国政府采取雷霆措施在农历除夕之日宣布有1千万人口的武汉市封城，全国取消春节活动。接着全国各地的各级基层组织行动起来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全国的医疗工作者驰援武汉，全国的民众积极配合宅家避疫，外加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自发地行动起来，抢购防疫物资、捐钱、捐物帮助中国抗疫。中国全国一盘棋的严格抗疫行动效果很快显现，2月份开始除了湖北、武汉地区外，其他地区无新增确诊病例，到了3月2日，武汉的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显示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狡猾的新冠病毒却在世界各地开花，疫情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美洲，一个接一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宣布关闭边境。整个世界陷入一场与看不见的病毒作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接近一年的抗疫之战中，只有中国完胜了病毒，新加坡、越南、韩国等主张强化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强调集体主义传统、大力检测发现感染者、号召民众宅家以切断传播途径、延缓病毒扩散速度等积极防控对策的儒家文化背景国家较好地控制疫情外，其他国家全部沦陷，特别是科技发达、国力雄厚的美国因着政治、党争、社会不公等原因完全失败，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是一骑绝尘，迄今已经有近1700万人感染，超过30万人死亡。加拿大的情况同样不乐观，迄今有近48万人感染，1.3万多人死亡，魁省则是全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感染人数超过16万，死亡人数更是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好在随着针对新冠病毒的多款疫苗研发陆续取得进展，特别是辉瑞疫苗被批准大范围接种，让人们看到最终战胜疫情的曙光。 史无前例的救助和财政赤字 3月中旬开始，魁省率先按下“暂停键”，所有非民生必要组织和机构、所有商业和企业、学校全面停摆、关门，民众呆在家里。全国大部分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措施。一片恐慌中，在家隔离的总理特鲁多通过每天在家门口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来安抚民众，并宣布各种针对民众和经济的援助计划。 慷慨的联邦政府援助在帮助民众和国家渡过疫情的艰难时刻时，也让加拿大政府的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7月份被任命为新财长的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继续秉承大笔花钱抗击疫情、援助民众和刺激经济的特鲁多执政风格，秋季推出的“迷你预算”中列出了一系列纾困举措，包括面向企业和个人继续出台或升级疫情援助、紧急工资补贴、租金补贴、儿童家庭补贴等各类援助福利；有针对性地向旅游、酒店、文化艺术、航空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提供援助；在病毒测试、疫苗、医疗防护物资采购、隔离支持等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花巨资投入托儿服务、职业培训、绿色经济等等。这笔庞大的开支计划使得联邦政府的赤字达到1966年以来的最高峰，最低3816亿元的赤字相当于从1989年以来31年间联邦债务的赤字总和。在自由党人的认知中，只要GDP的增长超过利率，且偿债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的话，这种激进的债务扩张就是可持续性的。这个理念没错，不管是债务规模扩大也好，赤字不断增加也罢都不是问题，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快，债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对经济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的比重，这也是二战后加拿大摆脱巨额战争债务的成功方式，但问题是那时有个全球性的战后经济大爆发的背景，保证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后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这才是加拿大经济的最大难题，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加拿大正面临的财政风险就在于经济增长可能会继续滞后，结果是这场豪赌可能会拖累几代人付出代价。 We Charity 丑闻 今年6月底，特鲁多宣布一项新的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Canada Student Service Grant）计划，为自愿到社区服务应对COVID-19疫情的专上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提供支持，同时获得工作经验，政府把这个资金总额高达9.12亿元的补助金项目交由在青年中拥有影响力和专业性的私营慈善机构WE Charity管理。结果被反对党发现这家私营慈善机构与特鲁多一家以及多名自由党官员关系密切，涉嫌利益冲突。今年三月初疫情刚开始时，第一夫人Sophie Trudeau在英国感染新冠病毒曾震惊了整个加拿大，她就是带着女儿Ella-Grace及婆婆Margaret Trudeau一起参加这一组织在英国伦敦举办的WE Day盛典时感染的。 被抓住小辫子的特鲁多不仅受到联邦政府道德专员的调查，还对着摄像机向全体国民多次道歉，对自己没有回避进行深刻检讨。陷入舆论漩涡的WE Charity也识趣地主动放弃这个项目的管理，并最终结束在加拿大的运营。但反对党不依不饶，继续爆出前财政部长Bill Morneau、自然资源部长Seamus O’Regan、总理幕僚长Katie Telford等多名官员与这个组织的渊源及其他不合规操作，甚至据此要求特鲁多、Bill Morneau、Katie Telford等人辞职。 最终Bill Morneau成为这场丑闻的替罪羊，在8月17日宣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特鲁多也趁这个机会提前结束本届联邦议会会期，以便让围绕这次丑闻的提案、听证程序、调查等胎死腹中。 Bill Morneau辞职，方慧兰接任 因着WE Charity丑闻，从2015年起就担任特鲁多政府财政部长的Bill Morneau最终决定辞职。其实他辞职的更深层原因是和现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分歧，WE Charity丑闻只是导火索。持保守财政理念的Bill Morneau认为联邦政府不能靠无限制的借贷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和经济，需要设定上限并仔细权衡各个援助项目的利弊，力图用最少的资金来获得最大的援助效果；但特鲁多则认为不用害怕财政赤字，经济增长了，债务问题自然解决。他强调加拿大的债务情况在G7国家中算是好的，国家有能力负担，同时现在的利率非常低，借贷的成本也比较小，趁机加大投资绿色经济、环保项目，以便一石两鸟地既兑现减排温室气体的竞选承诺又刺激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而陷入衰退的加拿大经济。 好在特鲁多的“救火队长”、学者出身的方慧兰相对比较理性，致力于在紧缩财政和扩大支出两种倾向中找到平衡点。在她发布的首次“预算”中既大笔花钱抗击疫情、援助民众和刺激经济，又把疫情后刺激经济重启和减少赤字考虑进去，并计划用5年时间把财政赤字恢复到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的水平，算是给特鲁多政府大水漫灌般的财政援助加了把水龙头，尝试在“圣母心爆棚”和“理性算计”中找到一个脆弱的平衡点。 孟晚舟起诉加拿大政府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方的要求，拘押了正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转机的孟晚舟，引发加、中关系的严重倒退以及旷日持久的司法大战。今年最重要的聆讯就是从1月份开始的控辩双方辩论美国针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是否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即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是否在加拿大也构成犯罪。最终在5月27日，主审法官Heather Holmes用一份近8000字、23页的裁决书，裁定孟晚舟引渡案满足“双重犯罪”标准。这意味着引渡程序将继续推进，而孟晚舟仍将以获保释的状态被滞留在温哥华。 接下来，重要的聆讯是控辩双方围绕执法部门在拘押孟晚舟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滥用、侵犯人权的问题，对来自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皇家骑警的多名相关证人展开交叉质询。多名证人承认拘捕流程中存在错误，同时也有证人出现前后说法矛盾或相互证词不一的情况。控辩双方将在2021年3月初继续新阶段的诉讼战，而最终的是否引渡听证计划于2021年4月下旬举行。 加拿大争取安理会席位失败 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安全与和平的基石，而安理会则是这个基石的核心。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其中5个常任理事国，10个按地区分配的非常任理事国，每届任期两年。加拿大曾经6次担任非常任理事国，2000年任期结束后，前哈珀政府曾在2010年进行过一次尝试，但由于当时的保守党政府处处跟随美国，引发一些国家的抵制，在前两轮投票中就惨遭淘汰。这次败选也引发民众质疑保守党执政导致加拿大国际形象受损，差点引发政坛地震。特鲁多一直心心念念重返安理会，在2015年和2019年的大选中都把重获安理会席位作为竞选承诺。 今年加拿大的竞选口号也是“我们回来了”，但在与爱尔兰、圣马力诺和挪威参选的西欧地区席位争夺中只获得108票，落后于挪威的130票和爱尔兰的128票，而且这两个国家的得票数都超过三分之二，不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即可当选。加拿大的落选可以说是特鲁多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失败之一。一些国际政治研究学者认为加拿大之所以再次失败是因为特鲁多的外交政策重风格轻实质，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相应说服力，说白了就是口惠而实不至。这与1998年加拿大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时的情景完全不一样：那时加拿大积极支持国际维和行动，领导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帮助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等等。 保守党选出新党领 虽说在加拿大的政治版图中有六党角逐，但历史上一直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这左、右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所以今年保守党新党领的选举同样引人注目，毕竟确认了党领，也就确认了下一任加拿大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因疫情一拖再拖的党领选举最终结果在8月24日凌晨1点揭晓，比原计划晚了6个多小时，47岁的保守党新人、选举前并不被看好的欧图（Erin O’Toole）经过三轮投票胜出。 从进入政坛开始，欧图就是保守党内著名的极右翼分子，反华急先锋。在针对中国的言论和政策上，他因持有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基本一样的观点被称为“加拿大的蓬佩奥”。而这位带着冷战思维、坚持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极右翼分子的当选必将进一步撕裂加拿大，也预示着加拿大民粹力量的抬头。做为华人，要对未来可能升高的仇恨、歧视现象有所警惕。 特朗普下台和美加关系 纷纷扰扰的美国大选最终确定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成为美国第46届总统，也意味着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执政即将结束。在他执政的四年里，美加之间长期形成的互惠互利友好关系遭遇严重挑战，秉承“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完全不顾加拿大的利益，政治上也给加拿大下套，为打压华为要求加拿大协助逮捕孟晚舟，而没什么大国外交经验、“傻白甜”的加拿大政府竟然毫无防范地照办了，结果引发中国的剧烈反应，几十年友好的加中关系一朝回到解放前，至今没有解套。 典型的民主党建制派精英拜登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对加拿大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可缓解加拿大政府在政治、经济、抗疫、环境保护、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压力，但加拿大也应该清楚，面对如此撕裂的美国，上台后的拜登有可能沦为“跛脚鸭”，面临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刁难，可能让政令寸步难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全球研究主管Eric Robertsen刚刚发布的报告中预测2021年可能发生的事件之一就是拜登对未能弥合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感到失望，并承受着日益加剧的抗议和社会动荡带来的压力而被迫辞职。所以加拿大不能过多寄希望于美国的变化，而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