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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 正视现实 面向未来——魁北克“十月危机”50周年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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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n't afraid of death,' kidnapped British diplomat James Cross said upon release

七天记者 梓丰 1970年10月5日，四名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成员装扮成送货员来到英国驻蒙特利尔贸易代表James Cross的家，按响门铃，开门的女仆——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女人听不懂他们的法语，却被他们的凶神恶煞样子吓得尖叫起来，闻声赶来的James被这四个人劫持进了路边停着的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这起震惊世界的绑架案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魁北克的独立进程，史称“十月危机”（Crise d’Octobre）。 源起 上个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各种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各种改变社会格局的运动、革命不断出现，在加拿大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魁北克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把持魁北克政坛几十年的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党领Maurice Duplessis在1959年9月突然在任上中风，几天后去世，他统治的阶段被称为魁北克历史上的“大黑暗时代”(La grande noirceur)，但恰恰是这段“黑暗”时期给后来从根本上改变魁北克社会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首先，Maurice Duplessis在1936年魁北克省选中把连续39年执政的魁省自由党拉下马的秘诀之一就是迎合魁北克民众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指责英裔把持的联邦政府压迫魁北克法裔，推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给魁北克民众灌输以魁北克人为傲的思想。其次，利用自己的强势和长期执政打破了教会的权威，把统治权力从教会那里拿到了世俗政府这一边，去世后还给后续的政府留下了大笔预算盈余，让拿回统治权力的自由党有钱来实施他们的第一轮改革措施。 1960年6月，提出“变革”口号的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赢得了选举，开启了魁北克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把魁北克从一个陈旧的教会统治的社会改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也极大地提高了魁北克人的民族自信，自我认知上从加拿大法裔人转向魁北克人，促进了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各种致力于魁北克独立的团体、组织相继成立，包括推动魁北克独立并上台执政的魁北克人党(Parti Quebecois)。1963年在蒙特利尔成立的魁北克解放阵线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魁北克政府，成立独立的魁北克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创始人之一的Georges Schoeters出生在比利时，在德国纳粹占领前一直在孤儿院生活，纳粹占领后则帮助当地武装反抗纳粹，德国投降后被瑞士一家人收养，21岁时移民加拿大。1960年，完成无线电专业学习的他和一群受革命思潮吸引的加拿大学生前往古巴，为切·格瓦拉工作。古巴的解放革命给了他很大启发，回到魁北克后，他开始培训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利用自己的无线电知识制作炸弹，并在1963年3月7日夜间用自制的燃烧弹袭击了三个驻军地点，开启了暴力革命。在接下来的7年里，这个松散的分离主义革命组织，发动了30多次武装抢劫、爆炸了200多个炸弹，制造了90多起爆炸袭击，炸死6人，伤及40多人，袭击的地点包括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大学、银行、证券交易所、政党办公室等，甚至试图炸死当时的蒙特利尔市长Jean Drapeau等人，还曾策划炸毁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但行动还没开始就被警方抓获，让魁北克社会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 其中最著名的是1969年2月13日制造的针对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的炸弹袭击事件，当时证券所里有250多人。解放阵线还叫嚣发动更多、更大的袭击行动，要让“那些英国人、联邦主义者、冒险家、统治阶级的小爬虫、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一切欺压工人阶级和魁北克人民的小丑们”付出代价，这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1970年初，警方逮捕了23名试图发动炸弹袭击的解放阵线成员。为了救出被捕的成员，解放阵线开始尝试以各种手段绑架加拿大境内的外国政要，以此作为人质来交换被捕的成员。然而，他们的头两次尝试绑架美国和以色列外交官的计划都被警方挫败，参与绑架计划的成员也被警方逮捕。很快，他们开始筹划第三个绑架计划，这次的绑架对象是英国负责贸易的外交官Cross。 10月5日这天，Cross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生日晚会，绑架分子借口送生日礼物而敲开了房门，用步枪和左轮手枪挟持着Cross消失在车流中，只留下目瞪口呆的Cross家人，这也是加拿大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外国使节被绑架的事件。 绑架者Jacques Rose、Paul Rose 和Francis Simard被捕时的照片 发展 魁北克解放阵线随后提出其人质交换条件：赎金50万元金条，释放以前被捕的23名解放阵线成员，提供一架飞机把这些革命战士送到古巴或者阿尔及利亚，公布给警方提供信息的线人名单，在媒体公布他们的宣言，停止警方的搜查行动等。魁北克政府则在是否与他们进行谈判之间犹豫不决，但为了保护人质安全，答应了其中的一个要求，准许解放阵线在全国的电视和报纸上发表他们的宣言。其成员Gaétan Montreuil在Radio-Canada朗读的宣言中将自己形容为“一群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魁北克人民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魁北克工人”。“魁北克解放阵线希望彻底解放魁北克人，团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永远清除那些毫无内疚感而剥削魁北克劳工的贪婪鲨鱼、无良的大老板以及他们的仆人。” 但就在他们发表声明的两天后，面对政府拒绝谈判的态度，一不做二不休的解放阵线又派出一个行动小组于10月10日在位于Saint-Lambert的一所住宅绑架了正在和孩子在后院草坪玩耍的魁北克劳工和移民部长Pierre Laporte，引发了魁北克政府的恐慌。魁省当时的省长Robert Bourassa在第二天同意同魁北克解放阵线谈判，指派律师Robert Demers代表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求对方保证两名人质的生命安全。 事件发生后，强硬的联邦总理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不主张通过谈判与恐怖分子妥协，他认为“民主首先要保护她自己，在加拿大有足够的空间反对或者提出异议，但是没有恐怖的空间。”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在10月12日派出士兵进入渥太华，以保护议员、外交人员以及政府办公场所； 10月13日，特鲁多在被问到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应付这场人质危机的时候，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名言“看我的！”(Just watch me)”。 10月14日，魁北克解放阵线号召蒙特利尔大学的学生罢课来支持他们的行动，第二天晚上3000多名青年学生在蒙特利尔的Centre Paul-Sauvé集会声援解放阵线。 当时年轻的省长Robert Bourassa担心局势失控，一方面让所有政府部长都到蒙特利尔的一家酒店集中居住，由警察重点保卫；另一方面在10月15日正式向联邦政府求援，请求联邦政府援引《战时措施法案》（Loi sur les mesures de guerre）采取行动，派出军队维持秩序。这个法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台的，授予总理及内阁有权不征询议会行事，避免冗长的议会程序以便更快地处理危机，不过法案本身的实施还需要议会授权。在15日是否授权该法案实施的投票中，除了新民主党投出反对票外，其他政党，包括支持魁北克独立的政党都投出了赞成票。《战时措施法案》实施后，加拿大进入了军管状态，12,000名士兵来到魁北克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来到蒙特利尔的街头，魁北克解放阵线被宣布取缔。军管期间，民众的个人行动暂时受限，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街上巡逻，警察可忽略相关的人身保护法令，有权直接抓人和拘留。经过一系列的搜捕行动，警察抓捕了将近500个跟魁北克解放阵线有关的人及其支持者。 蒙特利尔街头巡逻的士兵刺刀上膛 … Read more

第二波疫情来势凶猛 防疫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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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春天第一波疫情中情况最严重的魁省再一次陷落，不仅是全国第一个进入第二波疫情的地区，还依然是全国的疫情中心，而且这次的疫情远比第一次来得凶猛，已经连续超越自己的确诊记录，住院人数以及重症人数都在上升，医疗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来势汹汹 自8月底学校开学、社会重启之后，各地几个月来实施的封闭、有限开放等防疫政策取得的抗疫成果很快被抵消殆尽。重灾区魁省每日的新增感染病例直线上升，从超过100，到超过200，300直到10月2日超过1千而势头不减，无论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如何严肃地警告民众注意，推出各种措施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但种种迹象表明最近激增的感染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很多人觉得随着检测数量的增加，每天新增的感染者数量增加属于正常情况，同时住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情况还不是太糟，但防疫专家指出住院人数是一个滞后指标，感染后需要一段时间才需要入院治疗，所以当感染者数量增加时，住院人数可能会在一星期或更长时间陆续浮现。公共卫生部门统计数字发现，今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全国的COVID-19患者住院人数每天都在减少，但自9月16日之后，住院人数开始每天都在增加，每天平均至少增加20人。其中疫情曾经严重的魁省和安省的住院人数增加了2倍，而卑诗省的住院人数则增加了3倍。同时，接触病毒到被确诊感染也需要一段时间，每日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有一些人因症状较轻而不去检测，导致病毒继续传播，统计数据并不能反应真实的感染情况。 另一个导致疫情扩大无法避免的原因是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各地的病毒检测、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医疗系统的效率低下、人手不足等问题已经多次出现要排队四五个小时才能获得检测的情况。就连新当选的联邦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因与确诊者有接触而需要检测，都和家人在安省渥太华的一个检测点排了几个小时队，最后却被告知当天的检测名额已经用完，不得不在第二天一大早过河来到魁省的Gatineau做检测。魁省的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也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吐槽对检测方面工作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延误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也承认缺少人手以及必要的检测设备是导致检测速度跟不上的主要原因。检测延误情况最严重的安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测试结果被积压着，有些人甚至长达一星期都得不到测试结果。检测遇到的瓶颈也同时影响着追踪接触者的范围和效果，不能及早发现，及早隔离，就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说春天那次疫情爆发，还可以把一部分锅甩到去外国旅行的民众头上，但这次完全是社区内的传播，不再仅仅局限在老人院、医疗系统等高危场所，而是在各种年龄人群、各个社区甚至偏远地区全面爆发。社区传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阳性率。检测阳性率越高说明病毒传播的水平越高。目前魁省疫情严重的红色预警区域如蒙特利尔地区的检测阳性率已经从春天时的不到1%上涨到超过3%，甚至蒙特利尔一些地区的检测阳性率超过10%。同时全球的疫情都在加速，英国、法国等与加拿大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都在经历疫情的快速反弹，虽然加拿大边界仍处于封闭状态，但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人和国际学生，甚至一些人道理由的特殊情况者等，都逐渐开始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雪上加霜的是，冬天要来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更容易在室内传播，而加拿大已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越来越低，人们要更长时间地呆在室内。同时，秋冬季节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新冠疫情伴随着季节流感，会让整个社会的防控情势和医疗卫生服务变得更困难和复杂。 问题根源 从春天到现在，很多华人都在不解地追问，为什么这里不能像中国那样控制疫情？本报曾在4月30日出版的第694期头版文章《从群体免疫 看社会无力》一文中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剖析了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群体免疫道路的根源，区别只是疫情曲线的高和低，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多与少。 现在面临疫情的第二波冲击，尽管政府还会出台各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但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新冠疲劳”，不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遵守不聚集、少接触、带口罩、勤洗手等防疫规定，而是主张和新冠病毒共处，坚持把群体免疫践行到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蔑视科学的“反智主义”盛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无良政客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无视新冠病毒的严重危害，竭力淡化疫情的影响，至今把COVID-19等同于“大号流感”，特朗普感染病毒住院三天就出院的表演更突出了没那么严重的效果。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小。疫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五月和六月的感染患者数量占加拿大迄今为止总病例的60%，死亡人数则占91%。感染者多为年轻人的七月、八月和九月，患者数量占总病例的34%，死亡人数仅占8%。但低风险并不是无风险。如果感染人数持续上升，重症和死亡人数也会上升。同时，新冠病毒在社区的传播，迟早会进入健康脆弱的群体，如第一波疫情震中的老人院和长期护理中心地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二是个人主义盛行，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以“捍卫自由、人权”为名组织反口罩游行，政府、卫生部门、学校等地也以保护隐私为名拒绝透漏感染者的情况，让这些病毒传播“定时炸弹”游荡在我们周围。疫情如此严重的魁省就连允许一个警示周围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存在的手机新冠警报（COVID Alert）APP上线都要讨论2个多月，在民意调查显示76%的人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因为少部分人所谓的“担忧个人隐私被侵犯”而拒绝使用，直到疫情增长无法控制才于10月5日邀请人们下载和使用。在口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民众日常的同时，与反口罩和反封闭相关的社交媒体主页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因为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充分收集和分析与自己行动有关的信息，并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会收集认为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不会去关注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或者关系较小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事关整个社会的安危。所以他们看不到疫情蔓延造成的危害和死亡，而是各种防疫措施带来的各种限制和生活不便。 三是效率低下的医疗部门。自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魁省负责公共卫生、医疗等部门的工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自相矛盾、行动缓慢、无力应对、漏洞百出……不仅重蹈第一波疫情的几乎所有覆辙，还没有一点前瞻意识和全局观念，在经历了第一波疫情的种种抗疫弊病后，自身没有做相应的准备，也没有给政府提供未雨绸缪的建议和行动规划，依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处处扮演着到处灭火的角色，比如强制学生带口罩的问题直到多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进入红色预警才提出；明知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依然让工作人员在感染区和非感染区之间轮换；再比如在魁省有600多所学校出现疫情的情况下才建议政府紧急招聘校内落实防疫规定的人员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病毒传播的后面，就连最简单的数据统计也一直存在漏报、错报的现象，每隔几天就要修正一次。 对华人来说，对政府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也好，感到愤怒也罢，都无法改变这里走群体免疫的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和孩子，尽可能不要感染，等待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成功的那一天。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

魁北克与中国：源远流长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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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中国是魁省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自2011年起成为魁省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魁北克和中国更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 人参开启魁华交往历史 说起中国和魁北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国殖民地时期。1711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从法国来到当时名为“新法兰西”的魁北克传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则出发去往中国传教。不过Jartaux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发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却因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数学和植物学）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几位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辽东、满洲一带为中国测绘当地的地图。这期间，杜德美在距离朝鲜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人参，他对这种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珍贵药材非常好奇，不但观看了采参过程，还亲自试用了一番，认为效果非常好，于是开始仔细研究人参的功效、生长环境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并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让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地方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地方恐怕是新法兰西。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传教士们绘制的东北地图 1711年4月，杜德美将人参的详细资料，包括药用价值、形态、生长环境和采集方法等信息发给了负责中国教区事物的耶稣会会长，然后通过信件的方式发回法国。后来这些信息刊登在几本科学杂志上，引起了一些欧洲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发送到新法兰西的资料引起了拉菲托的注意，因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于是他拿着绘有人参的图片去询问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医告诉他说，这种植物是他们部落常用的一种药材，用于治疗头疼、帮助消化、治疗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样的草”。经过一系列的仔细对比之后，植物学家认定这种植物与人参同属五加科，因而拉菲托判定的这就是杜德美所说的人参。 拉菲托发现人参后，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逢人便说它的功效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还在17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献给法兰西摄政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纪念品——在加拿大发现的珍贵植物人参》的文章，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人参的模样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美洲人参（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无人采挖的人参身价暴涨，一些法国商人开始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购这种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国皮毛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收到的美洲人参装进大货箱内和其他货物一起存放，然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魁北克运到中国广州销售，吸引了中国药材商人的巨大关注，从此开启了巨大的西洋参贸易，使之成为北美地区除黄金外最大的贸易发现。而魁北克也成为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在1752年向中国出口的人参价值就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天文数字。 史料记载，在1869年，还有来自中国，从广州湾出发的一船大米运抵魁北克。 新中国前的魁华关系 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及帮助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临近完工和西部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攻击的目标。当地的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这种行为的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加拿大的华人虽然远离故乡，在异国备受欺凌，但一直牵挂着祖国，盼望着祖籍国的强大。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振兴中华，曾前后3次访问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从欧洲出发乘船来到蒙特利尔，然后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华人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当他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筹款时，加拿大的洪门提出“抵押堂产，支持起义”，将温哥华洪门所属物业抵押3万元港币，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华裔也闻风而动，上至商贩，下至雇工都慷慨解囊，还有人向亲友借债捐献，整个加拿大筹得7万港币，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不仅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没闲着。由于来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国殖民者曾邀请欧洲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教化原住民盟友，这些传教士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让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还帮助本地社会建立起学校、医院、托儿服务、粮仓等，在魁北克的早期发展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天主教社会，一度是最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的地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就开始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基本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大批的魁北克传教士才去往中国的徐州，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传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间，魁北克向中国派出93名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个聚会点，360所学校，有的教会学校在建国后改成公立学校后存在至今，还有一批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起到了传播西方文化、提高当地儿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过这一阶段魁北克和中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强大帝国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魁北克传教士是除军队外组织最完善的团体，拥有大量的传播渠道，如杂志、学校以及出版社等，对民众形成了强势的游说力量，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进行了很多妖魔化宣传。 冷战背景下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肃清帝国势力的影响，在华的魁北克传教士陆续回国。但就在红色新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仇视的年代，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声音提议承认新中国政权。魁北克的媒体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一般不会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是采用比较务实的语言。在蒙特利尔创立的时政杂志Cité Libre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倡导与之建交；在精英阶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Le Devoir当时的主编Gérard Filion不仅去北京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和平会议；当时在Radio-Canada做记者的魁人党创始人、前魁省省长René Lévesque则在对朝鲜战争的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坚韧性；而著名的作家、记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坚持认为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魁北克只有承认红色中国政权，才能建立起对话的关系。总体来说，当时的魁北克法裔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主张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 到了19世纪60年，魁北克爆发了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天主教把持的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仇视新中国逐步向建立起对国家和政治运动有利的世俗关系转变，一些魁北克年轻人甚至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毛泽东的无神论说法恰好符合了“寂静革命”带来的社会转折。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仇人，而是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国家。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讨论也吸引了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富商、律师之子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兴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往中国游历了23天，后来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反响。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这对法裔魁北克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老特鲁多于1968年当选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执政长达16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带领加拿大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一个联系魁北克和中国的重要纽带是曾无私帮助过中国人民、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医生，他虽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利尔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时间。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完成了职业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医疗器械发明，接触到共产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52年中国和加拿大开展的缅怀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纪念活动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终止，但白求恩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请设立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电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开始拍摄白求恩的纪录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魁北克人通过毛主席语录和文章知道了这位高尚的医生，魁北克人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书店，还录制了一首歌颂他的法语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Expo 67。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国保持着经贸往来，但数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对华出口金额只有不到200万元，只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2%，主要产品是小麦。而魁北克制造业龙头企业庞巴迪（Bombardier）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庞巴迪后来收购的德国车辆制造厂获得了为中国铁道部生产近3000辆冷藏车、动力车、客车和餐车的订单。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Jean-Luc Pépin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正式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以及中国与魁北克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时，魁北克的媒体更是极度重视，不仅连篇累牍地报道特鲁多的中国之行以及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还在围绕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组织的各种讨论中采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进行，甚至编辑部的选题目录都采用中、英、法三语。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中加关系正常化之后，原本就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魁北克社会更加强了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当时担任魁省教育厅长的Jacques-Yvan Morin访华，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正式访问魁北克；1984年10月，当时的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访华，成为魁北克首位访华的省长。这些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极大地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后的四十多年间，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不断加深。 … Read more

大笔花钱 全面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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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期而至曾让特鲁多获得了空前的支持，但7月中旬爆出自由党政府把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项目管理合同交给与特鲁多家人、当时的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等自由党人关系密切的慈善机构WE Charity的消息后，随着丑闻的发酵以及反对党的穷追猛打，少数党执政的特鲁多不仅更换了财政部长来“止损”，还以需要拿出新的施政纲领以应对疫情长期的冲击为由结束了本届联邦议会会期，停止议会立法程序和议会委员会的工作，让所有议案、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涉及WE丑闻的调查一切归零。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会，加拿大第43届政府议会第二会期在9月23日重新开放。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名义代表——总督Julie Payette宣读了特鲁多政府的新执政报告。这份长达18页的施政报告主要集中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支持加拿大人以及经济复苏上。一言以蔽之，这份施政报告也是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以疫情为借口全面转左的政治宣言：追求人人平等，关注弱势群体，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以公权力来调节贫富差距，扶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等等。 四个支柱 自由党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现在不是紧缩的时候，新冠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人的经济影响已经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糟糕，而负面影响不会是短暂的，将长期存在。现在加拿大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向前推进还是落后难进是摆在加拿大人面前的问题，而自由党选择这个时机主动出击，遏制这场全球危机并重建加拿大。 在这份野心勃勃的报告中，自由党以健康、经济、平等和环境四大支柱为中心列出了80多项新的援助项目和拨款，既没有提到平衡预算的目标，更没有给这些花费设定上限。这份更像选举承诺的报告要点如下： 健康 承诺满足各省激增的健康费用，为爆发疫情的社区提供有针对性的资金帮助； 帮助各省提高测试能力；强调加拿大人不必排队等待数小时才能进行测试； 与各省和地区合作，为老人长期护理制定新的国家标准； 解决长期护理设施不足问题，帮助老人们更长时间留在家里； 修改《刑事法》，以惩罚那些忽视照顾老人并使其处于危险之中的人； 提供个人防护用品； 增加残疾人福利，并为残疾人提供一项新的就业战略； 增加远程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等服务； 经济 承诺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使就业率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将工资补贴(CEWS)延长至明年夏天，为重灾区提供新的支持，同时维持其他的商业援助计划； 投巨资培训，让民众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并找到工作； 紧急救助金CREB将并入EI持续到明年夏天，如果不符合EI的申领条件，可申请临时的三项经济重启补贴； 改善商业信贷计划； 对疫情影响严重的领域提供特殊的帮助，如旅游业、演艺业、酒店业、文化产业等； 投资加拿大早期学习和托儿服务系统，在全国建立起类似魁省的托儿服务； 设立新的基金来吸引养老金的投资； 大力投资负担得起的社会住房，帮助首次购房者； 改善农村宽带网络以及投资公共交通； 对极富人士以及国际互联网巨头征税； 平等 – 解决针对少数族裔社区和原住民的系统种族主义，打击网上仇恨，加强数据收集，并为公共服务部门招募不同族裔的员工； – 对警察和执法人员进行现代化培训，包括有关使用武力的标准以减少暴力执法的情况； – 推出经济中的妇女行动计划，以帮助受生活贫困、受疫情打击严重的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帮助她们创业； – 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退休时增加养老金，并增加丧偶津贴数额； 环境 设立零排放目标，建立更具可持续发展的碳排放标准； 鼓励节能翻新房屋和建筑物； 削减家庭和企业的能源成本； 投资减少气候灾害影响的基础设施； 种植200万棵树； 新的施政报告公布后，特鲁多还将在东部晚上18点30分，向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并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实时直播，这是历史首次“王座演讲”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在同一天发生。一般来说，这类讲话只有在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2005年前自由党总理Paul-Martin和2008年前保守党哈珀总理都是在其领导的少数政府面对可能被推翻的严峻局面时向民众发表电视讲话。 小知识：王座演讲（Throne Speech） 按照加拿大君主立宪制的传统，就是大选结束或者国会重开时，执政政府撰写的“施政报告”、或“国情咨文”宣布仪式。仪式举行时，由英国女王的代表——加拿大总督坐在参议院的王座上宣读，联邦总理、大法官、参议员、当选的国会议员等都要参加。 这是新一期国会的开幕仪式，经历这个程序后，参议院和众议院才能讨论、辩论、修改和通过各种提案，行驶两院的职责。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票是否通过总督刚刚宣读的施政报告。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直到仪式开始，各个政党之间才就如何保持距离并远程工作的情况达成协议，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第一次。 另一个小插曲是，疫情下的这次王座演讲恰好赶上国会山正为9月18日去世的前加拿大总理John Turner降半旗。  

勿让春天的抗疫努力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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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春天爆发严重新冠病毒疫情的欧洲国家陆续进入第二波疫情后，魁省也开始步其后尘，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连超过二百、三百、四百，直到超过五百，达到今年5月底时的水平，魁省公共卫生官Horacio Arruda在9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魁省已经进入了第二波疫情，如果民众不注意防疫规定，不保持警惕的话，很可能会很快进入需要重新封闭的红色预警级别。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也确认自8月中旬以来加拿大的有效传染数RT（Taux de reproduction réel）再次超过了1，并保持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加拿大人如果不减少接触、控制病毒传播的话，将面临比春季更猛烈的疫情。 之所以会出现封闭近三个月的抗疫成果在短短几个星期就被消耗殆尽的严峻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民众普遍的放松和不以为意，毫无顾忌的聚会，不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也不佩戴口罩，甚至故意和政府的抗疫规定叫板。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普通民众这么想，就连一些医疗系统内部的人都会在全球死亡近100万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新冠病毒疫情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而这几天引发满城风雨的CIUSSS du Centre-Ouest-de-l’Île-de-Montréal总裁Lawrence Rosenberg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他在9月1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类似于季节性流感的呼吸道病毒，指出“据我们了解，它可能实际上没有季节性流感危险，它的传播能力可能不如季节性流感，但不同于季节性流感主要影响婴幼儿和老年人，它会影响各种年龄段的人，特别是那些年纪特别大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 他领导的这个CUISSS负责蒙特利尔西南部地区居民的卫生、医疗、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庞大机构，拥有12,000名员工和大约600名医生，下辖犹太医院（Hôpital général juif）和各种各样的辅助护理中心，包括三家专科医院、五家CLSC、两个康复中心、六个CHSLD、两个日间老人中心和几个附属研究中心，为34.5万人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犹太医院还是蒙特利尔第一个收治COVID-19患者的定点医院，在抗击疫情链条中如此重要部门的领导人都是这个态度，如何能形成有效的高层指挥和上下一致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与这个病毒斗争了8个多月后，医疗系统内部工作人员还对这个新病毒认识如此肤浅，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危险性。 神秘的病毒 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这就让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没那么重视，不愿意遵守社交隔离或佩戴口罩等防止病毒传播的措施。而这个没有那么致命的新冠病毒恰恰形成了全球疫情的“致命性”，除了中国有效控制住外，全世界都处于与病毒共存的状态。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感染人数超过3千万，死亡人数近百万，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加深，不过虽然对这种全新病毒的传播方式、如何影响人体以及它引起的各种症状有了一些认识，但仍然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未解之谜。 这个病毒会让人失去嗅觉或者味觉。根据科研人员的统计，大约5%的轻症COVID-19患者表示他们突然失去了嗅觉，之后在某个时间又突然恢复了。与感冒导致的鼻塞不同，COVID-19患者是在没有流鼻涕或鼻塞的情况下失去嗅觉的。引人关注的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党领Yves-François Blanchet的夫人Nancy Déziel就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嗅觉后才去做检测的，没有其他症状的她检测结果果然是阳性。 新冠病毒会引发儿童严重的炎症性疾病。自疫情开始以来，医学专家们一直表示这个病毒对儿童的影响很小，产生并发症的风险也很低，但自5月以来，美国、欧洲等国相继报告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罕见儿童炎症综合症（MIS-C）病例，加拿大也出现了至少46个类似病例。这些儿童的症状类似于中毒性休克（toxic shock syndrome）和川崎症（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表现为高烧、皮疹、红眼、肿胀和浑身疼痛等，已经造成4名美国儿童死亡。研究发现大多患有这种病的儿童已经感染或者正在感染新冠病毒，研究人员怀疑，引发MIS-C的不是这个病毒本身，而是儿童在感染后产生的对病毒免疫反应的一种形式。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刊发的一项新研究指出这种罕见炎症对儿童心脏的严重损害程度可能需要终生监测和干预。 新冠病毒会使人的血液凝结。而这些凝结的血块堵在冠状动脉中，可能会导致心脏病发作；堵在肺部中，会导致肺栓塞；堵在大脑中，有可能导致中风。尽管许多炎症性疾病都会增加血栓的形成，但COVID-19与血凝块的关系似乎比其他感染更为密切，特别是重症COVID-19患者特别容易发生血栓，有20-30%的比例，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立即使用血液稀释药物等标准性干预措施，COVID-19患者仍会出现血栓。 新冠病毒还可在人与动物之间来回穿梭。刚开始的时候，科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病毒来自于动物，穿山甲就为此背了黑锅。但随着疫情的大爆发，科研人员在家养或圈养动物，如猫、狗、水貂和老虎身上都检测到了这种病毒，怀疑是感染了病毒的人将病毒传给了动物。但荷兰几家水貂养殖场爆发的疫情，却显示病貂可以把病毒传染给人类。 这种病毒还会让人出现反复感染。最近，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名33岁的男子在今年3月患上COVID-19并被治愈后，却在8月中旬从西班牙返回香港时，又被已经变异的新冠病毒感染。研究人员在《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撰文指出“这表明我们对这种病毒可能没有终生免疫能力。”而在一个名为Sermo的医生信息共享网站上，4173名接受调查的一线医生中有13%的人表示曾治疗过至少一名再次感染者。这把一个终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倘若疫苗无效，我们如何与病毒共存？实际上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呼吸道病毒而言，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显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后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流感。魁省每年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数在400人左右，而3月中旬爆发疫情至今已经造成5800多人死亡，加拿大全国的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9200人。科研人员建立的疫情模型显示，加拿大的疫情曲线，特别是疫情严重的魁省和安省正处于生死悠关的“十字路口”，能否控制病毒的蔓延，取决于每一个加拿大人的行为。如果人们减少互相接触，不参加大型聚会，做好个人防护，仍有可能避免第二次封锁和全社会停摆。但如果民众不注意防疫，疫情曲线将急剧上升，日新增感染人数高达5000，远远超过春季时的疫情。 联邦公共卫生首席长官谭咏诗（Theresa Tam）在疫情通报会上指出自六月份以来，加拿大的感染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春天第一波疫情的感染者主要是老年人，住院和死亡的人数都比较多；现在大部分感染者的年龄在20岁到39岁之间，超过70%的感染者低于40岁，大部分是轻症甚至无症状，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也比第一波要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在一个社区内，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交集，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很快就会危及到老年或者其他弱势群体。另外在低温环境下，新冠肺炎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会延长，所以在秋冬季节更容易传播；再加上天冷，人们长期呆在室内、空气不流通、流感等季节病高发等因素，会使新冠病毒肺炎的诊断和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 不过黑暗中的曙光已经显现，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表示目前全球至少有200个新冠疫苗正在研发，约10个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今年年底前，可能会出现一到两个成功的候选疫苗。希望到2021年，可以生产出20亿剂疫苗。 虽然加拿大本国研发的疫苗还没影，但联邦政府已经花大笔资金去押宝外国疫苗，至今已先后投入10亿元与Moderna、Pfizer、Novavax、Johnson & Johnson等国际巨头签署了购买协议，订购的疫苗总数已达到1.54亿剂，从而希望不管哪一支疫苗面世加拿大人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可以接种。  

珍惜文化遗产 见证历史 加拿大前总理拉·方丹故居开启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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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年的精心修复，在被遗弃了30多年之后，蒙特利尔重要历史遗迹拉·方丹故居重现其历史原貌，重新迎来了历史新篇章。171年前，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加拿大联合省前总理拉·方丹曾在这里居住，是蒙特利尔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修复后的拉·芳丹故居 “修复拉·方丹故居意义非凡，这也是我和必雷亚集团对于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承诺。” 必雷亚集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国强Kheng Ly先生说。 “能让这颗蒙特利尔历史遗迹的明珠得以保存，我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感到骄傲。在项目过程中，蒙特利尔市政府、遗迹专家及建筑师们通力合作，每一个参与该项目的人都由衷地希望这座建筑能够重新焕发往日的荣光。对于这座19世纪的建筑，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充分尊重其遗产价值、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这座古宅将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社区里重新焕发新的光彩，迎接新的旅程。” 蒙特利尔市文化遗产体育委员会主席、市议员Anne-Marie Sigouin高度评价必雷亚集团和Tianco 集团在修复这座古建筑上所付出的努力，称赞他们为蒙特利尔保留了历史遗产，让蒙特利尔、加拿大人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有机会重温历史。 历史遗产 弥足珍贵 拉·方丹故居因其历史价值、象征价值和建筑价值，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座三层小楼面积共计约5,500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和第二帝国风格元素。2012年10月19日，这座建筑被加拿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案》认定为历史遗迹，以拉·方丹故居命名，并加以保护。 拉·方丹故居旧貌 “拉·芳丹故居是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历史的重要见证者，我们非常有幸参与这项修复工作。鉴于这座建筑几经改建（最初是一个别墅、之后是居民楼和出租公寓），我们第一步能做的是要先确定修复的年代。现在我们已经确认这座房子属于路易斯·希波吕特·拉·方丹时期，他是第一代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并最终成为加拿大联合省总理。” 首席建筑师Anik Shooner解释说。Shooner来自 Menkès Shooner Dagenais LeTourneux Architectes建筑事务所，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工作。 修复后的拉·方丹故居 “修复工作非常复杂、精细，需要拆除多余的部分，把原建筑石头进行编号，确保修旧如旧。那些损坏的石头可以利用行之有效的修复技术加固。暴乱分子放火焚毁这座房子时，留在墙壁上的弹道痕迹也都被保留了。正是这些精细的工作，才让我们得以保存那个时期豪宅的一点踪影。它在当时的蒙特利尔市区，绝对称得上一座配有大花园的豪宅。” 建筑师Anik Shooner说。 只有少数几块石头被替换了，砖和灰泥侧壁都按照当时的样子重修。为了致敬原先存在的果园，专家们还在周围15600平方米的土地上栽种了苹果树。 拉·方丹故居周围种上了苹果树苗 历史里程碑 永远铭记 拉·方丹故居的历史价值意义非凡。它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该事件最终导致蒙特利尔失去了加拿大省（当时是英国的海外省）首都的地位。 1849年，路易斯·希波吕特·拉·方丹要求英语区的上加拿大补偿在1837年至1838年“爱国者战争”中家园和财产被烧毁和遭破坏的下加拿大省法语区居民。这一提议导致了英裔加拿大人的不满，他们挑起多次暴动。游行示威者放火烧毁了加拿大省议会所在地Place D’Youville，并攻击了拉·方丹的住宅。所幸面对两次攻击，这位政治家都机智地逃脱了。而蒙特利尔从1844年开始作为上下加拿大联合省首都的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 加拿大联合省前总理拉·方丹 拉·方丹是加拿大民主进程的先驱，他与Robert Baldwin共同引导建立了加拿大首个责任政府，并确保议会中的议员在议会上使用法语。 关于必雷亚集团 必雷亚集团于2000年在蒙特利尔成立，是一家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公司，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市和多伦多等地区拥有多个地产项目。必雷亚集团汇集行业专家、丰富经验以及全面的商业布局，为客户提供超出预期的优质工程。集团旗下代表性住宅项目有YUL公寓，QuinzeCent公寓和菲利普广场壹号。

居家办公改变房地产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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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通常来说，到了8月份就进入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淡季，房屋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都会开始出现萎缩，但加拿大房地产协会（Association canadienne de l’immeuble）刚刚公布的8月份统计报告却显示全国平均房屋价格超过586,000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18.5％；房屋的销售数量更是创下了史上八月最高的纪录，在所有月销售记录中排名第六，比去年同期增加33%。 距离不再是问题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爆发，全国都曾处于按下“暂停键”，封闭隔离的状态让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在今年3月和4月之间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打乱了正常的房市淡、旺周期。加拿大房屋与贷款公司（Société canadienne d’hypothèque et de logement）曾在5月份发表报告称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经历了几年高速发展的蒙特利尔房地产市场将在未来的2年里遭遇寒冬，不仅销售数量减少，房屋价格也会退回到2017年左右的水平。一些房地产经纪也表示尽管目前的房屋贷款的利率非常低，但因疫情造成的经济不确定让很多人不敢购买房产这类资金数额较大、支付期较长远的投资。 就在人们为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担忧时，疫情下居家、远程办公却催生了加拿大房地产的另类繁荣。到5月底的时候，因为目前的低贷款利率和远程工作方式，越来越多的蒙特利尔人选择到远离大城市的加东地区生活，距离蒙特利尔几个小时车程的Rimouski-Neigette、La Mitis、La Matanie甚至十几个小时车程的Gaspésie地区都是他们买房的优选，有的人甚至不亲自看房就下offer。Rimouski的一名地产经纪Michel Michaud表示原本以为疫情下生意会比较冷清，但实际情况是业务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当地住房的上市量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很多原来计划卖房的人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宁愿等一等再说，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给人一种抢房的感觉。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魁省，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等其他大城市的周边房地产也表现出火热的局面。蒙特利尔一家分析公司Local Logic通过对加拿大主要房地产网站Royal LePage、Centris.ca、Realtor.ca 以及RE/MAX上的客户数据分析后发现，在今年2月到8月间，人们的办公室和家庭之间的距离在显著增加，比如渥太华居民的家庭到办公室的距离就从2月份的12.4公里上涨到8月份的16.9公里；蒙特利尔居民的家庭到办公室的距离也从2月份的13.7公里上涨到8月份的18.1公里。 同时，蒙特利尔市政府在7月份公布的人口分布报告显示，蒙特利尔人迁往周边郊区的趋势正在加快。在2018到2019年之间，共有60 605人搬离蒙特利尔，而同一时段来到蒙特利尔定居的民众只有32 715人， 缺口高达27 890，是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年。这些迁居到郊区的民众大部分是25岁到34岁新组建小家庭或者刚添人进口的白领小家庭，86%的人选择临近的Montérégie、Laval、Lanaudière以及Laurentides地区的小镇生活。 魁省房地产经纪人联合会（Associa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courtiers immobiliers du Québec）在今年6月到8月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蒙特利尔岛周边郊区的房屋交易量同比增长在27%到56 %之间。风景优美的Mont-Tremblant地区房屋的平均价格比去年更是大涨56%，而在其他地区，房屋价格的增长幅度都超过20%。比如在Saint-Jean-sur-Richelieu，房屋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24%。当地的房地产经纪表示，以往一般的房屋卖35万左右，今年一般要50万元左右。 多伦多房地产分析师Jason Mercer则认为尽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随着疫情下远程居家办公成为许多人的常态，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随之而来，在购买房屋方面上下班路上需要花费时间的考量就变得微不足道，面积大，能分隔成居住区和办公区且成本低廉就成为优先选项。 舒适才是王道 远程办公不仅催生了意料之外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火爆，还带火了装修市场。在民众迫近希望改善居家办公环境，以适应疫情下新生活方式的现实面前，加拿大的房屋装修市场实现了V型反弹。 从春天开始整理庭院所需的黑土、碎木、育苗等产品，到夏天户外的露台、烧烤、游泳池、儿童游乐设施等相关产品，再到后院扩建所需的各种预制建材、木材、家居装饰材料，美加两地的大型家居建材连锁店如Home Depot、Lowe’s、Rona、Canac、Réno-Dépôt、IKEA，甚至兼卖居家产品的Walmart、Costco等商店都忙得不可开交，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缺货、断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房地产咨询公司Altus Group在8月底公布的报告显示，加拿大人去年用于房屋装修的费用达到创纪录的801亿元，远远超过了加拿大整体经济的增长，也超过了国民购买新建房屋的花费。该行业的企业原本期望2020年会是又一个生意兴隆的年份，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民众在房屋装修方面的开支出现断崖式暴跌，不过几个月的封闭隔离和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居家办公趋势，让加拿大人再次敞开消费，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临时工作场所和居住环境。比如让家庭办公室有一个用于视频会议的漂亮背景、建一个家庭健身房、后院增加一个游泳池等等。 包括皇家银行RBC、蒙特利尔银行BMO等在内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也显示，疫情期间授权客户推迟支付超过1800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和房屋净值信贷额度（home equity lines of credit），其中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申请在每家银行中都有大幅增加，尽管这其中一部分钱可能被用来支付账单或还债，但大部分都被用于家居装修。 与此同时，鉴于健身房因疫情纷纷关门，许多人改为居家健身，居家健身器材也因此热销。不少家庭还添置了家用篮球架、活动曲棍球门、蹦床、秋千、滑梯、拆卸式儿童戏水池等体育、娱乐设施。 这次疫情对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产生的影响将是长远的，据加拿大统计局9月4日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在疫情爆发之初开始居家远程工作的340万加拿大人中，近四分三在8月份的时候仍在远程工作，而越来越多的雇主也开始认可、甚至鼓励远程办公或者弹性的工作方式。总之，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将会因疫情这个分水岭而被分割成疫情前和疫情后，疫情后工作模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催生房屋市场的转型。  

打蛇打七寸 报复当强硬 加美铝制品关税贸易战，加拿大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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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尽管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彼此看不顺眼，都不愿意被人当成相互的brothers，但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这两个文化接近、经济往来十分密切，或者说加拿大经济高度依附美国，与美国的贸易占据了加拿大对外贸易额四分之三的国家一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在经济上，加拿大为美国做工业配套，提供矿产和资源，美国同时是加拿大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安全上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大部分的时候，加拿大都是美国的“小跟班”，唯美国马首是瞻，两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长的不设防边境，还是彼此的后院：美国的游客是加拿大旅游业的最重要客源，而美国是加拿大人南下越冬的主要目的地。疫情前，每天有近40万人通过美加边境进行商务或休闲活动。但自2017年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担任美国第45届总统以来，原本唇齿相依、互惠互利的美国和加拿大就开始出现龌龊，摩擦不断，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非法征税以及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上，但由于美国的强势地位，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最终都不得不屈服特朗普的淫威，不过，原本胜券在握赢得选举连任的特朗普今年碰到了新冠病毒疫情这只黑天鹅，在选情接连告急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采用小智慧终于扳回来了一局。 一意孤行 自1976年以来，美国就再也没能摆脱贸易逆差的阴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那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达历史性高点7287亿美元，如果只算商品贸易逆差的话，则为8820亿美元。这成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心病，也是他能出人意料地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的王牌之一，因为他承诺要多购买美国产品、多雇佣美国工人，从而获得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时代淘汰的底层白人的支持。 特朗普在赢得总统选举前就对已经执行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批评态度，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卖身契”，上任后不断地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重新启动谈判，让美加两国的天然好友关系遭遇了巨大挑战。在上任后的第二年，特朗普就开始不断以关税为武器，在全球燃起贸易战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8年前三个月，美国就发起了至少20项贸易调查或制裁，地域范围涉及五大洲的25个国家，贸易产品范围包括钢铝、生物柴油等，理由则有全球保障措施、国家安全、“不公平”贸易等等。虽然在当年3月份签署的行政令中给予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临时豁免待遇，但豁免期仅截止到当年的6月1日。 不顾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盟友的反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2018年5月31日宣布特朗普的决定：不再延长对这些国家的关税豁免，并从当日午夜零时起对来自这些地方的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加拿大与墨西哥随即宣布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特鲁多表示美国的做法“不可接受”，“很荒谬”，加拿大将向价值16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条款向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美国的做法。 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恶化在当年举办的G7峰会上达到高峰。这场在魁省旅游胜地Charlevoix举办的史上分歧最严重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蔑视一切外交礼节和秉持“美国第一”思想的特朗普不仅是最后一个到达、最早一个离开的首脑，还翻脸拒签联合公报，引发世界哗然，并在他治国的推特上公开点名批评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时的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曾在华盛顿直言不讳地警告说威权主义正在上升，自由民主受到威胁，美国会走上哪条道路目前还不清楚。她还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说：“你可能觉得你今天的块头让你可以跟你的传统对手一争高下，而且稳赢，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优势地位是永恒的。” 尽管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再坚称，在面临关税威胁的情况下，不会就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在特朗普的主导下，没有就关税问题取得进展的这三个国家还是在2018年11月签署了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以取代自1994年起执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美双方就钢铝关税问题谈判近一年，双方的主要分歧是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对每年进入美国市场的加拿大钢铝材设立限额。最终美国放弃这一诉求，加拿大则承诺采取措施防止外国廉价钢铝材取道加拿大进入美国，并同意和美国一起建立一个两国钢铝材产品流通的监督机制后，美国同意在2019年5月停止对加拿大钢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让加美两国的贸易站暂时告一段落。 卷土重来 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打破了特朗普连任的美梦，不能稳操胜券的特朗普再次对加拿大挥舞起了关税大棒。今年8月6日，在俄亥俄州惠而浦公司的一个制造工厂发表竞选演时，特朗普借口加拿大出口的铝制品严重打击了美国铝业，损害了美国就业机会，对美国工人非常不公平，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宣布从8月16日起对加拿大的铝制品再次征收10%关税，他还指责加拿大的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向美国市场倾销铝制品。 美国的做法其实毫无道理可言，正如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所说的，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加拿大的铝产品征收关税的决定是“毫无根据并且不可接受的”。加拿大的铝制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仅没有构成威胁，相反通过两国之间无与伦比的合作，数十年来增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助选，因为美国的原铝冶炼厂主要集中地的10个州，其中有8个都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州。为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特朗普不惜损害加拿大的利益，破坏已经很脆弱的美加关系而挥舞关税大棒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而作为工业重地的俄亥俄州拥有数量最多的选举人票（18张），历来是美国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选举结果均显示，所有入主白宫者都得到了俄亥俄州的支持，但特朗普在该州的支持率在最近几次民调中均落后于拜登，不肯轻易认输的特朗普当然要奋力一搏。 强硬报复 已经见识过特朗普“极限施压”的交易艺术，并有中国正面硬刚的榜样在前，这次加拿大的反应非常迅速，强硬宣布将对美国实施“一元对一元的等价”反制措施。加拿大有理由愤怒，加拿大是美国进口非合金未锻造铝的最大来源国，2019年，加拿大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二；2020年的前五个月，占进口总额的约75%，；而7月1日，取代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刚刚正式生效，美国便如此过河拆桥确实让人齿冷。 这次联邦政府的反击可谓有礼、有利、有节，副总理方慧兰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一方面在宣布反制的同时，一直强调谈判的大门敞开，即使到最后一分钟，加拿大政府也会努力避免采取此类报复措施，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同意取消这些关税，加拿大就放弃征收报复性关税；另一方面留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公开咨询，就征税产品的清单征求企业和公众的意见，总理特鲁多、外交部长尚鹏飞等高官接连在媒体上发声，在舆论上造势，给特朗普施压。上个星期宣布的征收产品列表包括家用电器、饮料罐、办公家具、行车和高尔夫球杆等就很有策略地选择来自美国大选摇摆州的产品，力图打到特朗普的七寸。 就在大部分人都认为加拿大的反击不会取得什么效果时，加美之间的关税大战却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剧情反转”。9月15日上午，加拿大的各大媒体还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与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将在下午三点宣布加拿大对美报复性关税细节的消息。特鲁多也在一大早去参加内阁会议之前对媒体表示了联邦政府捍卫加拿大利益和加拿大铝制品行业的决心。美国贸易代表（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办公室却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宣布将取消对加拿大铝材实施的10%关税。 声明指出在咨询过加拿大政府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加拿大对美国铝材出口在过去四个月内已趋于正常，因此“美国将更改自八月份对加拿大非合金未加工铝材征收的10%关税。”但是如果未来的出口数量达到过去四个月的105%以上，关税可能会重新实施。 下午三点，方慧兰的新闻发布会照开，内容却全变了。看起来心情愉悦的方慧兰表示美国政府这个决定说明常识占了上风。“疫情当前，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贸易战。”不过她也承认，今天的结果并不是经过双方谈判达成的，而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加拿大并不接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提到的数额上限。如果美国重新开始对加拿大铝材征收关税，加拿大政府将征收完全对等、数额相同的报复性关税。另外，追诉期9月1日之前加拿大企业已经缴纳的多余关税无法追回。 伍凤仪则骄傲地说加拿大没有为美国今天的决定作出任何妥协，并把这一暂时性胜利归功于联邦政府、各省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努力。 虽然这是暂时的胜利，但对加拿大的铝制品行业、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也更让人看清了美国外强中干的面目，加拿大只有硬刚才能获得应得的尊重。 美国总统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5月17日在加拿大国会演讲中这样描绘加拿大： 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 历史使我们成为朋友。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 相互依赖使我们成为盟友。 大自然让我们连成一体，不要让任何人分离我们。 但在加拿大最伟大政治家之一的前总理特鲁多 (Pierre Trudeau)眼里：“跟你们美国做邻居就像在一头大象身边睡觉。不管这个庞然大物多么友善，多么平和，它哼一声或动一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也许就是加、美两国关系的真是写照，但现在美国这头大象变得不友善，也不平和，加美关系如同走到了一个没有标识、完全陌生的地方，加拿大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未来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紧急救助究竟在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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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自联邦政府4月份推出慷慨的紧急救助计划（CERB）后，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冒领、滥领、欺诈等行为，让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流入不该获得之人的口袋。同时，这种名为救助，实为鼓励民众懒在家里、不出去工作的变相慷慨，也给工商企业招人带来困难，阻碍了各地的经济重启。 政府信任被滥用 如果说CERB项目在疫情刚刚爆发之时，确实帮助了那些因社会封闭、商业活动停止而突然回家的民众度过难关，但随着疫情放缓，各个地区都在解封、重启，各项经济活动正在逐渐恢复正常，这个项目已经成了鸡肋，不仅让那些懒惰的人不必担心生活压力而选择继续呆在家里，拒绝复工复产，更让那些从疫情一开始就坚持工作的人们觉得不公，自己辛苦上班，政府却让那些申领CERB的人舒舒服服地花自己交的税钱。 同时，由于疫情的突如其来，联邦政府为了尽快把钱发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曾指示工作人员在审批CERB申请时可以不必理会其真实性，只要申请就发放，甚至即使意识到存在欺诈也照发不误，使得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受到贪占小便宜、甚至犯罪分子的滥用，成为政府推出的所有救助项目里欺诈、滥领的重灾区，而为了讨好民众的特鲁多政府又多次宣布延长项目，使得原计划花费240亿元的CERB项目要预估至少要花费713亿元。 CERB项目实施不到1个月，Service Canada的一位官员就对国会议员表示，该部门已经确定至少20万人违规领取CERB。在社会以及政府开始关注CERB的欺诈问题，负责补助金发放的联邦税局宣布将追查后，仅仅到6月初，就有19万申请人主动退回了不符合资格领取的CERB款项。但在7月份又爆出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给多达221,320名已经在领取EI的人发放了CERB，误发金额高达4.426亿元，而该部门表示正在努力向这些没有资格领取或已不再有资格领取的申请人追讨CERB。 除了政府误发外，爱贪小便宜的民众以及有组织犯罪团伙也在CERB这块大蛋糕上大快朵颐。比如魁省三河监狱的两名囚犯申请并收到了CERB支票；再比如，因挪用儿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Cinar股东1.2亿元资金投资基金，并转移到巴哈马群岛据为己有的原总裁Ronald Weinberg被判金融欺诈罪名成立，监禁9年。他自2016年被有条件假释，在今年疫情期间，居然也给自己申请了CERB并收到了款项。还有犯罪份子通过使用他人身份、胁迫老人院的老人在申请表上签字等手段冒领CERB，甚至一个人冒领上百份CERB。 经济重启受阻碍 每周500元CERB救助金足以维持普通人的生活，让他们没有动力和需求出去工作，无论是封闭中还是重启后，所有经济领域都面临缺乏人手的问题，导致这一项目从推出就受到一些工商企业甚至魁省政府的批评。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Fédération canadienne de l’entreprise indépendante)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因为有这笔补助金的存在，让企业主很难召回员工。在被访问的4000家企业中，有近870家企业表示离职或暂停的员工不肯回来上班，而这些人中的62%是因为更喜欢领取CERB，而不是回去上班。 在联邦政府决定延长CERB的发放时间后，魁省劳工部长Jean Boulet在媒体采访中公开批评联邦政府的这一决定对各地复工复产、重启经济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需要大量人手的制造业、医疗护理业、建筑行业、食品业以及零售业的从业人员工资不高，甚至低于呆在家里领取的CERB的补助金。这项政策不仅不能激励更多的人回到岗位以恢复已经受到重创的经济，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让很多人更不愿意回去上班。 魁省零售商委员会（Conseil québécois du commerce de détail）表示联邦推出的CERB 以及针对学生的补助让很多年轻人可以不工作，致使最少15%的工作岗位空缺，给很多企业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魁省餐馆协会（Association des restaurateurs du Québec）也表示，由于可以申领每月2000元的CERB，57%的餐馆都出现招工难，他们急切盼望着9月27日后CERB 的终结。不过，CERB 结束后，特鲁多已经承诺会把它并入EI系统，但申请资格比领取失业金宽松的多，只需要工作120个小时以上就可以申请每周400元，最长26周的失业金。对于那些没有资格领取EI的人，还可申请以下三项新福利：加拿大复苏福利金（Prestation canadienne de la relance économique），适用于自雇或不符合EI申领资格的人，每周发放400元，最多持续26周；疾病福利金和照料他人福利金（Prestation canadienne de maladie pour la relance économique）分别适用于因新冠疫情不得不进行自我隔离的人或因新冠疫情导致学校或日托中心关闭而无法照料孩子的人，这两项的补助金额都是每周500元。 大量身份被盗窃 自慷慨而又不进行严格审查的CERB项目推出以来，使用别人身份冒领的诈骗活动就层出不穷。7月底时，加拿大反欺诈中心（Centre antifraude du Canada）接到了1333起涉及冒领CERB的身份盗窃案件，到8月底，该中心受理的欺诈案达到2600起，一个月内翻了一番，其中37%的欺诈案涉及魁省居民。 15岁的魁省少年Tommy Larochelle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6月底，这名从来没有工作过的男孩收到一张887元的2019年报税退税支票。他的妈妈联系联邦税局才得知有人利用他的社会保险号和身份信息提交了2019年的报税表，申领了CERB，并打了3次电话要求把CERB款打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内，但税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决定给他寄支票，才让他们得知情况，而如果税局没有寄支票给他，这名男孩可能要等到明年报税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的身份被盗用。 随着CERB项目快要到期，骗子们变得更加疯狂。因为现在网上提交CERB申请后，Service Canada会给申请人邮寄一个验证码，凭验证码才能完成申请，于是犯罪份子就利用别人的地址发送申请，再监视邮递员的行动，试图盗窃Service Canada的来信以获得验证码。于是在Ville-Marie、Hochelaga-Maisonneuve等区开始有居民接连收到收件人不是自己、来自Service Canada的验证码信件，有的人甚至在3天时间里收到50多封类似的信件。 政府部门踢皮球 … Read more

统计偏差 管理混乱 魁省真的要走上群体免疫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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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从魁省政府6月中旬决定秋季正常开学，中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全员返校后，学生家长、老师、防疫专家以及所有相关的人员都对开学后的疫情防控忧心忡忡，如今魁省开学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截止到9月9日，官方统计有120所学校出现感染案例，民间统计则有188所，而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地延长。 疫情统计、管理混乱，民逼政府作为 魁省开学前后就有媒体爆出多个学校的师生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案例，但魁省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校疫情上报和公布机制，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各个学校的感染情况，家长更无法提前做出预案。忍受不了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蒙特利尔一名两个孩子的父亲Olivier Drouin自己制作了一个学校疫情上报和发布网站Covid Ecoles Quebec（covidecolesquebec.org），8月26日上线后一个星期就有近30万人浏览。网站既可方便地提交疫情信息，也可通过谷歌地图一目了然地了解哪些学校爆发了疫情。网上的疫情信息来自于媒体及民众的报告，不过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这名父亲强调所有提交的疫情线索都会经过他审核后才会发布，审核的依据则是来自媒体、学校通知、公共卫生部门数据等公开信息。 这个网站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后，迫于压力的魁省政府表示将与各个地区教育部门以及公共卫生部门配合，公布官方的魁省学校感染情况，并在9月4日第一次公布了出现感染案例的学校名单。但这个名单一经公布就引来媒体和民众的集体质疑：列表不全。多个已经被媒体报道出现感染案例的学校，以及家长收到出现感染案例通知的学校等居然都不在列，而当时Covid Ecoles Quebec网站上统计的感染学校已经达到102所。 Olivier Drouin也觉得很难解释这么大的差距，按理说政府各个部门的数据统计应该更权威、更符合真实情况才对。这位父亲原本打算一旦魁省政府推出官方的学校感染统计信息，他这个业余选手就谢幕，毕竟还有自己的工作，做这个网站几乎耗费了他全部时间，然而看到政府如此不作为，数据如此不靠谱，他还得坚持下去。 面对民众的质疑，魁省卫生厅只是简单地表示名单来源各个教委上报的信息，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发生疫情的学校不在名单之内。当天稍晚的时候，魁省英语教委主席Russell Copeman解释说这个区别来源于学校以及所在地区教委报告的延迟或滞后，有些教委在周四或周五很晚才报告教职员工或学生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结果。 劳动节长周末过后的9月8日，魁省第二次公布出现疫情的学校名单，出现感染案例学校的数量一下子比上一次增加了近3倍，达到120所，不过分成了两个类别，一个是疫情确认状态的学校名单，共有70所，另一个是正处于疫情核实状态的学校名单，列有50所。但在Covid Ecoles Quebec网上统计的学校数量为176。政府公布的名单里还把Saguenay–Lac-Saint-Jean地区的两所并没有出现感染案例的学校列入其中，面对来自学校的质疑，当地的教委和卫生管理部门却踢起了皮球。 在魁省全部开学的8月27日，全省有近10所学校出现老师、学校员工或学生家长病毒检测结果阳性的案例出现，但每个学校的处置办法，甚至不同地区的卫生主管部门给出的处理意见都不相同，呈现一片混乱状况。有的学校要求确诊者及其接触者隔离14天，有的则要求隔离10天；有的学校只要求确诊者隔离14天，其接触者不用隔离，因为感染者带着口罩；有的学校因为20多名老师与另外两名被确诊老师有接触而要求两个年级500多名学生全部回家隔离一个星期；有的学校在得知一名学生病毒检测结果阳性后，把该同学所在的小组全部隔离在学校，当天却又让这些学生陆续解除隔离……尽管在开学前，魁省教育厅出台了疫情应对指南，但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份笼统的指南并没有给出相应的对策。公共卫生部门既没有制定应对病毒的统一标准、没有确定确诊感染的统一处置程序，更没有组织统一的培训，只是让各个学校的管理层在面对自己学校情况时酌情自裁。 面对如此众多的学校出现感染案例，魁省教育厅长Jean-François Roberge却安慰民众说不要担心，学校的疫情依然可控，孩子上学感染的风险也很低，120所学校共有118人被确诊看起来不少，但与全省3100多所学校和140万师生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老人院依旧脆弱 春天疫情爆发时，魁省之所以能成为加拿大疫情的重灾区，死于COVID-19的人数占了全国死亡案例的一半以上，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以长期护理中心CHSLD为主的老人院防疫管理失控，病毒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一所老人院全部住客都被感染的极端情况。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放出狠话，魁省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省长不仅多次给老人院系统拨款增强防疫控制，还冲破工会、财政部门等的反对，坚持以全职工作、每小时26元工资的条件推出万名老人院护工招聘计划，以弥补护理人手严重不足的困境。经过3个多月的抗击，老人院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虽没有完全消除感染案例，但没有再出现大规模感染的情况，同时，已经完成紧急培训的7千多名护工也开始陆续上岗。就在人们松了口气，以为情况得到控制时，魁省又有多个老人院爆发疫情。 先是位于Saint-Jérôme的老人院 La Résidence du Verger爆发疫情。8月26日一名在该老人院餐厅工作的服务员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随后设立一个临时检测点，发现了多名感染者。该老人院虽然增强了防疫措施，把感染者和非感染者分开，并在9月1日封闭了整个老人院，禁止探视，但为时已晚，截止到9月8日，这所有180名住客的老人院19名住客和6名工作人员被确诊，其中3人住院，1人死亡。 接着，Beauce 地区的老人院Le Saint-Guillaume爆发疫情，刚开始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转过天来感染人数就翻了倍，截止到9月8日，有5名工作人员和10名住客被确诊；魁北克城的老人院Place Alexandra de Beauport也爆发疫情，感染者从最开始的4人，三天时间就暴增到28人，其5层临终关怀楼层中一半的住客都被确诊。当地另外一家CHSLD和3家老人院也都因出现至少一个感染案例被当地的CIUSSS密切关注。 多名政客隔离 不仅是学校应对疫情时一头雾水，政府部门同样毫无章法，Longueuil市长Sylvie Parent的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位市长在9月4日开始出现了轻微的症状，第二天得知一位与自己有接触的人检测结果呈阳性后，她也去做了检测，9月6日得知检测结果阳性，却直到长周末过后的9月8日才对外宣布。接着上个星期内与之有过接触的魁省交通厅长François Bonnardel、司法厅长Simon Jolin-Barrette、负责蒙特利尔事务的厅长Chantal Rouleau、蒙特利尔市长Valérie Plante、Laval市长Marc Demers, 省议员Ian Lafrenière、Catherine Fournier等多名政客接连宣布进行预防性自我隔离，交通厅长还取消了原定的公务旅行。这说明在各级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没有严格地遵守佩戴口罩、2米以上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另外，自疫情爆发以来，政府一直呼吁要避免聚集，而政客们以及各行各业的所谓“精英”却密集聚会、互动。这真的有必要吗？更令人忧心的是，自6月份开始，魁省公共卫生部门就表示将对确诊者进行流行病调查，追踪其接触者，但Longueuil市长确诊后没人过问，直到她自己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其他人通过媒体得知情况才开始行动。一个市长感染了病毒，牵扯了这么多政客，公共卫生部门都无所作为，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疫情恐再度失控 经过近3个月的平静期，随着社会重启的深入和学校开学，魁省的疫情再次开始出现上扬趋势。与上次疫情不同，这次感染者以20到40岁的年轻人为主，占确诊感染者的50%以上，疫情中心也从蒙特利尔转移到魁北克城、Outaouais等边远地区。魁北克城市长Régis Labeaume对民众普遍放松警惕，毫无防范措施地唱卡拉OK、聚会、开party等活动而导致疫情爆发表示失望，同时也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自己都没有前几个月那样当心。他同时酸溜溜地表示以前看疫情严重的蒙特利尔，魁北克城的民众都说自己不会落到那种地步，但现在却是魁北克城的疫情处于黄色预警级别，而蒙特利尔却是绿色的低风险级别。 同时，一些防疫专家也悲观地表示，经过前几个月的疫情冲击，魁省虽然找出了疫情防控的问题和漏洞，但没有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更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病毒防控系统，不仅老人院和春天时一样脆弱，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再度面对春天那样的疫情失控状况。 其实，不仅是魁省，加拿大各个地区的日增人数最近也都在上涨，联邦公共卫生官谭咏诗（Theresa Tam）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加拿大疫情恐怕会失控。她呼吁民众继续遵守防疫措施，要特别小心马上到来的气温下降、室内活动增多的秋冬季节，时刻保持警惕。但说来容易，执行起来却没人当回事，把口鼻露在外面的戴口罩者比比皆是。 尽管距离疫情爆发已经6个多月了，上到政府、公共卫生部门，下到普通民众似乎都还没有做好抗击病毒的准备，反而是对防疫措施产生了麻痹、厌倦的心理，这样如何能应对肯定会来的第二波疫情？难道只能走群体免疫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