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春天第一波疫情中情况最严重的魁省再一次陷落，不仅是全国第一个进入第二波疫情的地区，还依然是全国的疫情中心，而且这次的疫情远比第一次来得凶猛，已经连续超越自己的确诊记录，住院人数以及重症人数都在上升，医疗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来势汹汹
自8月底学校开学、社会重启之后，各地几个月来实施的封闭、有限开放等防疫政策取得的抗疫成果很快被抵消殆尽。重灾区魁省每日的新增感染病例直线上升，从超过100，到超过200，300直到10月2日超过1千而势头不减，无论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如何严肃地警告民众注意，推出各种措施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但种种迹象表明最近激增的感染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很多人觉得随着检测数量的增加，每天新增的感染者数量增加属于正常情况，同时住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情况还不是太糟，但防疫专家指出住院人数是一个滞后指标，感染后需要一段时间才需要入院治疗，所以当感染者数量增加时，住院人数可能会在一星期或更长时间陆续浮现。公共卫生部门统计数字发现，今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全国的COVID-19患者住院人数每天都在减少，但自9月16日之后，住院人数开始每天都在增加，每天平均至少增加20人。其中疫情曾经严重的魁省和安省的住院人数增加了2倍，而卑诗省的住院人数则增加了3倍。同时，接触病毒到被确诊感染也需要一段时间，每日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有一些人因症状较轻而不去检测，导致病毒继续传播，统计数据并不能反应真实的感染情况。
另一个导致疫情扩大无法避免的原因是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各地的病毒检测、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医疗系统的效率低下、人手不足等问题已经多次出现要排队四五个小时才能获得检测的情况。就连新当选的联邦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因与确诊者有接触而需要检测，都和家人在安省渥太华的一个检测点排了几个小时队，最后却被告知当天的检测名额已经用完，不得不在第二天一大早过河来到魁省的Gatineau做检测。魁省的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也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吐槽对检测方面工作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延误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也承认缺少人手以及必要的检测设备是导致检测速度跟不上的主要原因。检测延误情况最严重的安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测试结果被积压着，有些人甚至长达一星期都得不到测试结果。检测遇到的瓶颈也同时影响着追踪接触者的范围和效果，不能及早发现，及早隔离，就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说春天那次疫情爆发，还可以把一部分锅甩到去外国旅行的民众头上，但这次完全是社区内的传播，不再仅仅局限在老人院、医疗系统等高危场所，而是在各种年龄人群、各个社区甚至偏远地区全面爆发。社区传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阳性率。检测阳性率越高说明病毒传播的水平越高。目前魁省疫情严重的红色预警区域如蒙特利尔地区的检测阳性率已经从春天时的不到1%上涨到超过3%，甚至蒙特利尔一些地区的检测阳性率超过10%。同时全球的疫情都在加速，英国、法国等与加拿大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都在经历疫情的快速反弹，虽然加拿大边界仍处于封闭状态，但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人和国际学生，甚至一些人道理由的特殊情况者等，都逐渐开始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雪上加霜的是，冬天要来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更容易在室内传播，而加拿大已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越来越低，人们要更长时间地呆在室内。同时，秋冬季节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新冠疫情伴随着季节流感，会让整个社会的防控情势和医疗卫生服务变得更困难和复杂。
问题根源
从春天到现在，很多华人都在不解地追问，为什么这里不能像中国那样控制疫情？本报曾在4月30日出版的第694期头版文章《从群体免疫 看社会无力》一文中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剖析了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群体免疫道路的根源，区别只是疫情曲线的高和低，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多与少。
现在面临疫情的第二波冲击，尽管政府还会出台各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但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新冠疲劳”，不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遵守不聚集、少接触、带口罩、勤洗手等防疫规定，而是主张和新冠病毒共处，坚持把群体免疫践行到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蔑视科学的“反智主义”盛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无良政客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无视新冠病毒的严重危害，竭力淡化疫情的影响，至今把COVID-19等同于“大号流感”，特朗普感染病毒住院三天就出院的表演更突出了没那么严重的效果。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小。疫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五月和六月的感染患者数量占加拿大迄今为止总病例的60%，死亡人数则占91%。感染者多为年轻人的七月、八月和九月，患者数量占总病例的34%，死亡人数仅占8%。但低风险并不是无风险。如果感染人数持续上升，重症和死亡人数也会上升。同时，新冠病毒在社区的传播，迟早会进入健康脆弱的群体，如第一波疫情震中的老人院和长期护理中心地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二是个人主义盛行，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以“捍卫自由、人权”为名组织反口罩游行，政府、卫生部门、学校等地也以保护隐私为名拒绝透漏感染者的情况，让这些病毒传播“定时炸弹”游荡在我们周围。疫情如此严重的魁省就连允许一个警示周围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存在的手机新冠警报（COVID Alert）APP上线都要讨论2个多月，在民意调查显示76%的人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因为少部分人所谓的“担忧个人隐私被侵犯”而拒绝使用，直到疫情增长无法控制才于10月5日邀请人们下载和使用。在口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民众日常的同时，与反口罩和反封闭相关的社交媒体主页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因为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充分收集和分析与自己行动有关的信息，并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会收集认为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不会去关注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或者关系较小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事关整个社会的安危。所以他们看不到疫情蔓延造成的危害和死亡，而是各种防疫措施带来的各种限制和生活不便。
三是效率低下的医疗部门。自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魁省负责公共卫生、医疗等部门的工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自相矛盾、行动缓慢、无力应对、漏洞百出……不仅重蹈第一波疫情的几乎所有覆辙，还没有一点前瞻意识和全局观念，在经历了第一波疫情的种种抗疫弊病后，自身没有做相应的准备，也没有给政府提供未雨绸缪的建议和行动规划，依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处处扮演着到处灭火的角色，比如强制学生带口罩的问题直到多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进入红色预警才提出；明知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依然让工作人员在感染区和非感染区之间轮换；再比如在魁省有600多所学校出现疫情的情况下才建议政府紧急招聘校内落实防疫规定的人员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病毒传播的后面，就连最简单的数据统计也一直存在漏报、错报的现象，每隔几天就要修正一次。
对华人来说，对政府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也好，感到愤怒也罢，都无法改变这里走群体免疫的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和孩子，尽可能不要感染，等待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成功的那一天。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