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为疫情年注入科学力量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诺贝尔奖近日陆续揭晓。2020年,全球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一些预测认为最先开奖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可能颁给治疗新冠病毒研究的科学家,但该奖最终被三位从事丙肝病毒研究的美英科学家斩获(其中,英国籍得主霍顿任职于加拿大一所大学)。究其原委,登顶诺奖通常需要评审会多年严苛验证。不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花落”丙肝研究,依旧对深陷疫情的人类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其一,放大科学理性的声音。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科学与反智的较量。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反科学、反权威等为代表的反智主义之风越刮越烈。这些反智主义者相信中国制造了病毒,认为5G基站能传播病毒、戴口罩能致脑癌,对接种疫苗持拒绝态度……在西方政客和媒体推波助澜下,反智主义攻城拔寨、大行其道。它散布违背科学和常识的阴谋论、网络谣言,导致更多不明就里者跟风盲从,也让科学理性的声音进一步被稀释。 目前,人类并未能取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不少西方国家仍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近日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创下了疫情暴发来的新高。美国确诊人数逼近800万,死亡人数多达20多万,就连总统夫妇近日也被感染。世卫组织(WHO)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近日宣布,按“最确切推算”,全球10%人口可能已感染病毒。这个是目前确诊病例数的20倍。 历史经验表明,尊重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是人类战胜新冠病毒的唯一出路。反智主义情绪持续蔓延,只会让更多无辜生命付出代价,并给人类防疫战争添堵裹乱。三位诺奖得主打开了人类攻克丙肝病毒的大门,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对科学力量的最有力代言和正名。大疫之年,诺奖“花落”传染病之一的丙肝病毒研究,一定程度上有望为高烧的反智主义降温,并放大全球科学理性的声音。 其二,引导全球医学界专注传染病研究。回顾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100多年历史,尽管疟疾、乙肝、肺结核等传染病研究者都曾站上领奖台,但传染病学科在国际医学界的存在感整体并不强,从斯德哥尔摩捧回诺奖的几率也一直较小。正如中国“病毒猎手”张文宏医生所言,传染学科此前沉寂太久了。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病毒斗争史。霍乱、天花、鼠疫、1918大流感等传染病曾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现代医学催生疫苗、抗生素后,人类的确成功遏制了一些疾病的传播,但因对大自然认知能力有限,人类医学远未强大到可以了解、掌控、阻击一切病毒的地步。比如狂犬病等古老传染病仍未被攻克。生态环境变化、全球化持续推进下,人类面临的“敌人”更加变幻莫测,也更加难缠。比如艾滋病病毒(HI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等传染病都具有很大杀伤力,至今也未被人类彻底“征服”。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再次警告人类,病毒从未远去,随时卷土重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给丙肝研究,传递了“传染病仍是人类大敌”的信号。希望此举能引导和鼓励全球医学家在传染病学科上投入更多研究,取得更多突破。  

第二波疫情来势凶猛 防疫万不可掉以轻心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春天第一波疫情中情况最严重的魁省再一次陷落,不仅是全国第一个进入第二波疫情的地区,还依然是全国的疫情中心,而且这次的疫情远比第一次来得凶猛,已经连续超越自己的确诊记录,住院人数以及重症人数都在上升,医疗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来势汹汹 自8月底学校开学、社会重启之后,各地几个月来实施的封闭、有限开放等防疫政策取得的抗疫成果很快被抵消殆尽。重灾区魁省每日的新增感染病例直线上升,从超过100,到超过200,300直到10月2日超过1千而势头不减,无论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如何严肃地警告民众注意,推出各种措施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但种种迹象表明最近激增的感染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很多人觉得随着检测数量的增加,每天新增的感染者数量增加属于正常情况,同时住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情况还不是太糟,但防疫专家指出住院人数是一个滞后指标,感染后需要一段时间才需要入院治疗,所以当感染者数量增加时,住院人数可能会在一星期或更长时间陆续浮现。公共卫生部门统计数字发现,今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全国的COVID-19患者住院人数每天都在减少,但自9月16日之后,住院人数开始每天都在增加,每天平均至少增加20人。其中疫情曾经严重的魁省和安省的住院人数增加了2倍,而卑诗省的住院人数则增加了3倍。同时,接触病毒到被确诊感染也需要一段时间,每日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有一些人因症状较轻而不去检测,导致病毒继续传播,统计数据并不能反应真实的感染情况。 另一个导致疫情扩大无法避免的原因是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各地的病毒检测、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医疗系统的效率低下、人手不足等问题已经多次出现要排队四五个小时才能获得检测的情况。就连新当选的联邦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因与确诊者有接触而需要检测,都和家人在安省渥太华的一个检测点排了几个小时队,最后却被告知当天的检测名额已经用完,不得不在第二天一大早过河来到魁省的Gatineau做检测。魁省的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也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吐槽对检测方面工作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延误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也承认缺少人手以及必要的检测设备是导致检测速度跟不上的主要原因。检测延误情况最严重的安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测试结果被积压着,有些人甚至长达一星期都得不到测试结果。检测遇到的瓶颈也同时影响着追踪接触者的范围和效果,不能及早发现,及早隔离,就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说春天那次疫情爆发,还可以把一部分锅甩到去外国旅行的民众头上,但这次完全是社区内的传播,不再仅仅局限在老人院、医疗系统等高危场所,而是在各种年龄人群、各个社区甚至偏远地区全面爆发。社区传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阳性率。检测阳性率越高说明病毒传播的水平越高。目前魁省疫情严重的红色预警区域如蒙特利尔地区的检测阳性率已经从春天时的不到1%上涨到超过3%,甚至蒙特利尔一些地区的检测阳性率超过10%。同时全球的疫情都在加速,英国、法国等与加拿大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都在经历疫情的快速反弹,虽然加拿大边界仍处于封闭状态,但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人和国际学生,甚至一些人道理由的特殊情况者等,都逐渐开始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雪上加霜的是,冬天要来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更容易在室内传播,而加拿大已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越来越低,人们要更长时间地呆在室内。同时,秋冬季节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新冠疫情伴随着季节流感,会让整个社会的防控情势和医疗卫生服务变得更困难和复杂。 问题根源 从春天到现在,很多华人都在不解地追问,为什么这里不能像中国那样控制疫情?本报曾在4月30日出版的第694期头版文章《从群体免疫 看社会无力》一文中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剖析了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群体免疫道路的根源,区别只是疫情曲线的高和低,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多与少。 现在面临疫情的第二波冲击,尽管政府还会出台各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但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新冠疲劳”,不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遵守不聚集、少接触、带口罩、勤洗手等防疫规定,而是主张和新冠病毒共处,坚持把群体免疫践行到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蔑视科学的“反智主义”盛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无良政客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无视新冠病毒的严重危害,竭力淡化疫情的影响,至今把COVID-19等同于“大号流感”,特朗普感染病毒住院三天就出院的表演更突出了没那么严重的效果。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小。疫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五月和六月的感染患者数量占加拿大迄今为止总病例的60%,死亡人数则占91%。感染者多为年轻人的七月、八月和九月,患者数量占总病例的34%,死亡人数仅占8%。但低风险并不是无风险。如果感染人数持续上升,重症和死亡人数也会上升。同时,新冠病毒在社区的传播,迟早会进入健康脆弱的群体,如第一波疫情震中的老人院和长期护理中心地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二是个人主义盛行,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以“捍卫自由、人权”为名组织反口罩游行,政府、卫生部门、学校等地也以保护隐私为名拒绝透漏感染者的情况,让这些病毒传播“定时炸弹”游荡在我们周围。疫情如此严重的魁省就连允许一个警示周围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存在的手机新冠警报(COVID Alert)APP上线都要讨论2个多月,在民意调查显示76%的人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因为少部分人所谓的“担忧个人隐私被侵犯”而拒绝使用,直到疫情增长无法控制才于10月5日邀请人们下载和使用。在口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民众日常的同时,与反口罩和反封闭相关的社交媒体主页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因为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充分收集和分析与自己行动有关的信息,并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会收集认为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不会去关注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或者关系较小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事关整个社会的安危。所以他们看不到疫情蔓延造成的危害和死亡,而是各种防疫措施带来的各种限制和生活不便。 三是效率低下的医疗部门。自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魁省负责公共卫生、医疗等部门的工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自相矛盾、行动缓慢、无力应对、漏洞百出……不仅重蹈第一波疫情的几乎所有覆辙,还没有一点前瞻意识和全局观念,在经历了第一波疫情的种种抗疫弊病后,自身没有做相应的准备,也没有给政府提供未雨绸缪的建议和行动规划,依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处处扮演着到处灭火的角色,比如强制学生带口罩的问题直到多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进入红色预警才提出;明知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依然让工作人员在感染区和非感染区之间轮换;再比如在魁省有600多所学校出现疫情的情况下才建议政府紧急招聘校内落实防疫规定的人员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病毒传播的后面,就连最简单的数据统计也一直存在漏报、错报的现象,每隔几天就要修正一次。 对华人来说,对政府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也好,感到愤怒也罢,都无法改变这里走群体免疫的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和孩子,尽可能不要感染,等待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成功的那一天。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

云国庆 度中秋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暨欢度中秋佳节线上庆祝活动

【七天讯】经过充分的筹备,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于9月30日晚6点半,在线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暨欢度中秋佳节”晚会,这台晚会汇聚了蒙特利尔华人社区精心准备的内容。加拿大联邦、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和蒙特利尔市等领区相关人员也以视频形式向大家祝贺节日。 陈学明总领事在致辞中说: “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国庆和中国传统中秋佳节,10月13日是中加建交50周年。今天我们以线上形式举办这场“三合一”云上庆祝活动,在此谨向所有在魁省和新省共同抗击疫情的同胞致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双边友好合作发展的朋友们致意!这场活动讲述的是你们的故事,你们是真正的主角! 2020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人类遭遇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国政府为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豁出了一切,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投身抗疫。“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这无数的凡人英雄中,有我们广大的海外中华儿女,有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的同胞和朋友们。为支援祖(籍)国抗疫,大家上下奔波,出钱出力。湖北同乡会、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等湖北侨胞,为家乡人民不舍昼夜地筹集物资。华总会、华商会、华助中心、顽石会、孔子学校等众多热心社团和三十多家同乡会迅速行动,贡献爱心。还有蒙特利尔中国学者联谊会、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拉瓦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林华平博士、麦吉尔大学熊兰教授等学者、学生……大家昼夜不停、源源不断地向祖国亲人传递最需要的防护物资和最温暖的信心力量。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为捐助物资安排仓位。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当中国疫情有所缓解,抗疫来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再次站到了一起。来自中国的物资一批批送到侨胞、留学生和当地机构手中;中国医护人员毫无保留地和海外专家分享经验,搭建远程诊疗和心理平台;中国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有序接回部分滞留海外确有困难的留学人员和中国公民。华人社区一方面积极配合当地抗疫,自发给当地医院送去宝贵的防护物资;一方面加强互帮互助,为有困难的同胞和留学生提供交通、采购、租房等无私帮助,侨团和华文学校热心协助分发防疫物资。我为华人社区成为当地防范意识最高、控制效果最好、疫情当中最暖的群体感到骄傲。期望大家继续遵守当地各项防疫指令,为亲人朋友的平安、社区的平安、当地社会的平安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 病毒没有国界,大爱亦没有疆界。总领馆有幸陪同大家“打全场”,我们为能见证这份疫中大爱、血脉深情倍感荣幸,心怀感激。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认识到,身体健康如此重要,亲人团圆如此宝贵,朋友间的相聚如此欢乐。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在此,也对所有为此次活动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朋友们,特别是海台网、七天传媒、魁北客和蒙城汇几家媒体伙伴表示衷心感谢。”  

中企500强榜单传递三大信号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86.0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长了8.75%;资产总额312.3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3.20万亿元,增长4.41%。此外,2020年500强榜单还有诸多亮点。比如入围门槛进一步提高、营收千亿级企业首次突破200家、研发投入首超1万亿、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数量创新高……这些数据变化传递出三大信号。 其一,中国经济底盘越来越稳。近年,受逆全球化“寒潮”影响,全球外贸投资放缓,世界经济增速疲软,但中国大企业依旧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首先,企业营收能力持续走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入围500强企业门槛提高到359亿多元,较去年提高了30多亿;跻身营收“千亿俱乐部”的企业较去年增加23家。其次,民营企业角色持续“吃重”。中国传统的“国”强“民”弱格局进一步改善,500强中有235家是民企,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跻身“千亿俱乐部”的民企也较去年增加10家,其中华为、苏宁、阿里、联想等民企要么首次跻身50强,要么较去年排位进一步提前。 500强企业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基本盘。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入围企业“个头”保持增长、民企还能不断释放活力,这既体现了中国企业的韧性和抗干扰能力,也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经济的底盘。 其二,500强企业“体格”更加健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入围500强榜单企业不少是“大而不强”,通病是科研投入低、核心竞争力弱、新型产业少。这次500强中431家提交的研发数据显示,它们合计投入研发费多达1074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500强企业共申报发明专利48万多件,比去年增长19.4%。其中华为以7.65万项位居第一。 苦练内功,让创新成为驱动企业持续成长的动力,入围500强企业的行业格局和业务方向持续优化。首先,传统服务、低端制造企业逐渐减少,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企业逐渐增多。相较去年榜单,现代服务业增加8家,先进制造企业增加6家,黑色冶金企业减少7家。其次,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战略性新兴业务业绩亮眼。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也是企业未来能否占据竞争制高点的关键。200多家企业申报的数据显示,其战略性新兴业务总资产占全部资产的14.64%,营收却占到了全部业务收入16.07%,利润更是占到全部业务利润的22.35%。企业研发数据接连攀升,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之路已渐见成效,500强企业“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其三,更多中国企业具备“国际范儿”。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全球产业竞争焦点已从早先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转变为创新、技术、标准的竞争。对任何企业而言,国际标准就等同于游戏规则。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就可以将自身技术树为标准,进而较同行更早更快地抢占市场。中国过去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缺乏话语权的局面大为改观。 这次入围500强企业共参与制定国际标准7500多项,比去年多了5600多项。具体来看,通讯设备制造企业一枝独秀,共参与了5000多项标准制定。在国际标准制定上频频“发声”,折射出中国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更多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喜中有忧无需惧

洪田 今年的十月一日,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可谓双喜临门:既是中国的国庆节,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对于战胜了新冠疫情,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的国内朋友而言,伴随双节而来的喜悦,当是深切而醇厚的。对于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而言,今年的十月十三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事件: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日。因此,对于加拿大的华人而言,十月不仅仅是双喜临门,更是三喜临门! 然而,对于大部分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而言,在这本应喜庆的日子里却有着难以挥去的“忧”,在这本该欢快的气氛里却有着难以忽视的“愁”。 这第一愁,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心头常常萦绕着隐隐的乡愁。每当佳节临近的时候,这种乡愁就会像久酿的清酒,变得越发浓烈起来。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可以缓解这种乡愁,但今年疫情期间一些不理智的杂音,让这乡愁多了一份儿苦涩的味道。 当武汉市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某些北美的华人便在那里幸灾乐祸地指手画脚起来,风言风语,仿佛跳梁小丑终于发现了一处可以现身的屋梁,迫不及待地蹦将起来。这些人把自己当作了无根的野草,随风飘零,令人可怜,令人不耻! 当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加拿大疫情逐渐严重时,国内某些人士则幸灾乐祸起来,指责出国的人本不爱国,此时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回国“避难”。其实,这些人士向来也不会客观地看待问题,看待他人。出国的人未必不爱国,在国内生活的人也未必就是因为爱国;国外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是同样有着悲欢起伏的人间。 手足情深,人心何以变得如此狭隘?血浓于水,人情怎能变得如此冷漠?狭隘使人偏执,冷漠让人愚蠢,这些不和谐的音调,实在不应该发生啊! 这第二愁,是疫情泛滥带来的忧愁。今年三月份,第一波疫情来袭时,加拿大很多养老院的老人不幸罹难,令人痛心。面对日益攀升的死亡数字,那时的人们大都能心存畏惧,自我约束,各级政府也都采取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使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然而,在人们较长时间自我约束后,懈怠的情绪开始蔓延。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很难再采取疫情初起时那样严厉的手段。南面的邻居美国疫情泛滥,死亡惨重,却始终没有采取统一有力的管理手段避免疫情的恶化,这也给一些加拿大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疫情再次泛滥的可能性便逐渐增大。 这种可能失控的局面,让很多严于律己的华人感到忧虑却又无奈!对此,一方面我们华人自己要加强防范,另一方面要多一些宣传,鼓励更多的人注意节制自己的行为。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加拿大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情况不同,人们的文化心理不同,很难采取中国那样严格高效的管控措施。然而,对于中国一些卓有成效的办法,加拿大应该学习借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加拿大媒体对于中国的战疫成果视若罔闻,民众对此知情甚微。对此,华人应该把中国有益的经验让更多的加拿大人知道,并促使政府部门敞开心扉,从善如流。 这第三愁,是对中加关系恶化的忧虑。太平洋是如此的广阔,可以容得下中国和美国,也同样可以容下中国和加拿大。现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变得如此冷漠,形同陌路,让人痛心。 五十年前,加拿大是率先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少数国家之一。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皮埃尔,即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贾斯汀的父亲,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私下里狠狠地骂了一顿。老特鲁多终其一生对中国怀有友情,为此也颇遭遇了些人生挫折。如果他天上有知,看到今日中加关系若此,不知该有何感想。 五十年前的中国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强大的军事装备,但依旧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靠的是什么?是不畏强权,敢于主持正义的勇气;是虚怀若谷,对世界各国一概平等对待的谦虚!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豪车名包,没有挥金如土的“豪气”,却普遍得到他人的尊重,靠的是什么?是勤劳、善良、正直、坚韧的美德。强大的武器装备可以让人畏惧,但难以让人尊重;金钱可以换来一时的谄媚,却难以换回真正的友谊! 五十年前的中国和加拿大能够冲破层层阻力建立外交关系,今日的中国和加拿大有什么理由不友好?有什么理由不能联手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呢? 这第四愁,是若隐若现的种族仇恨所带来的忧惧。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并不能被断定为疫情的发源地。然而,因为这次疫情的发生首先在中国被报道,很多人便想当然地认为疫情发源于中国。以美国总统为首的一些政客为了推卸自身的责任,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抗击疫情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厚颜无耻地向中国泼脏水,让一些不明真相以及不顾真相的人对中国产生怨恨,并继而对海外华人产生怨恨。另外,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一些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是在欺凌加拿大,因此对中国的好感急剧减弱,不满甚至仇视急剧增加,这也让加拿大华人明显感觉到一种不友好的气氛。 今年以来,在加拿大的多个地区都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带有种族仇恨色彩的攻击性言行。虽然这些行为的恶劣程度不像在美国发生的类似言行那样严重,加拿大政府反对种族仇恨的立场也远较美国政府鲜明、坚定,但加拿大的华人对此不能不心存疑惧。为此,华人一方面要提高警惕,避免受到伤害;另一方面要争取和各个族裔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身边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有误解,不妨耐心地加以解释,说明事情的真相。毫无疑问,尽快恢复中加两国的正常关系,同样是解除种族仇恨的良药。 天晴难免风云至,欢喜常伴忧愁生。乌云散尽日尤艳,忧愁除净心更明。在这“欢喜”的日子里,本不该过多地谈论“忧愁”,但忧愁不被扫除,就难以有欢喜的立足之地;不正视眼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就难以解决这些问题。2020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世界正因之而发生巨变,很多人的生活也正因之而发生巨变。然而,对于很多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而言,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有一种心愿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那就是: 希望祖国日益繁荣昌盛,希望居住国日益繁荣昌盛! 希望中加两国的关系能够行进在友谊大道,希望中加两国的人民能够世代保持友好! (2020年9月20日)  

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专版 五十年风雨同舟砥砺前行 半世纪历经磨难曙光在前 ——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人物志 大使篇(下)

A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 of two men bowing to each other. One of the men is holding a piece of paper and extending it toward the other. In the background, a third man is observing the scene.

快马加鞭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翻开了中加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对中国来说,中加建交使中国打破了西方的外交封锁和围追堵截,取得了外交突破,为随后成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先于美国勇敢地承认新中国,表现了加拿大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的决断力,向全世界承诺自己将成为太平洋大国的决心。对世界来说,中加建交的1970年10月,成了战后其它许多国家对华政策从意识形态对立走向合作的转折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事件。 本文的上半部分介绍了中国驻加拿大16位大使后,按到任时间为顺序,分别介绍15位加拿大驻华大使。多数大使之所以被选中,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与亚洲和中国的渊源,有的在中国学习或工作过,有的在中国出生,有的夫人是华裔,并且大多都会汉语等等。加拿大派驻中国的15位大使中就有3位出生在中国。 加拿大驻中国历任大使 柯林(Ralph Edgar Collins,音译:拉尔夫·埃德加·柯林斯)(任期1971.04.08—1972.09.17) 首任大使。1914年11月23日,柯林出生于中国云南昆明,父母是传教士,从小就学会说汉语。1940-1979年,他任职加拿大对外事务部,以在各种场合下都能找到合适词语的才华而著称,后来任非洲大使、对外事务部副部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初级外交官,他曾在重庆的加拿大大使馆任职,当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是陪都、国民政府所在地。柯林是一位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曾两次领导对外事务部的远东分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主管国际关系、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对外事务部副部长,他曾领导了中加两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长达20个月的双边谈判。柯林1971-1972年担任加拿大第一任驻华大使,任职期间的1971年7月,加拿大政府派出了一个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柯林卸任后,回到渥太华继续担任对外事务部副部长。柯林大使到任之前,约翰·麦克劳德·弗雷泽(John MacLeod Fraser, 中文名字:傅礼泽) 从1971年1月到6月任加拿大驻华临时代办。1992年1月1日柯林逝世,享年77岁。 苏约翰(Charles John Small,音译:查尔斯·约翰·斯莫尔)(任期1972.06.08—1976.10.08) 第2任大使。1920年12月苏约翰出生于中国成都,幼年就读于专为传教士的孩子们办的Canadian School 学校,在这所学校读过书的孩子就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CS孩子”。他的父亲是传教士,中文名字叫苏继贤,大名鼎鼎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园就是苏继贤设计建造的。1949年苏约翰回到加拿大多伦多。从1958年起成为加拿大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一直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说起苏约翰,一个故事不得不提,他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中国和加拿大秘密进行的小麦贸易。当时近5千万吨小麦从大洋彼岸运抵中国,悄无声息地流入到中国人的餐桌上,使大约13%的城市人口免于饥饿,这场划时代的粮食贸易台前幕后的参与者就是苏约翰。就任驻中国大使之前,1969-1972年苏约翰曾任加拿大驻巴基斯坦专员公署高级专员(在英联邦国家之间互派的外交官,相当于大使)。1972年接任加拿大驻华大使。1972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援引新华社10月21日讯,报道了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查尔斯·约翰·斯莫尔当天上午乘火车抵达北京的消息,朱德元帅亲自接受国书,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第二年的197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加拿大驻华大使苏约翰举行国庆招待会。由此推测,大使到任后才在官方公开用了苏约翰这个中文名字。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官方网站上仅发现苏约翰大使与中国时任副外长乔冠华于1973年7月16日就两国商标互相注册的外交信函。信函中明确表示,中方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并表示两国政府同意,在互惠的基础上,任何一方的个人、合伙企业、公司和政府企业均可根据其法律在另一国申请商标注册,并被授予专有使用权。任职期间,苏约翰大使亲历了皮埃尔·特鲁多总理1973年10月的首次访华。2006年,苏约翰在安详中平静辞世,享年87岁。 第二任加拿大驻华大使苏约翰 (Charles John Small) 明明德(Arthur Menzies,音译:阿瑟·孟席斯)(任期1976.06.29—1980.09.23) 第3任大使。1916年11月29日明明德出生于中国河南安阳(时称彰德),父母都是传教士。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了解,终生致力于促进和发展加拿大与亚洲的关系。他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1940年肄业于哈佛大学远东历史和中文专业的博士研究,随后加入加拿大对外事务部。1945-1946年,参与了加拿大在古巴哈瓦那第一个大使馆的筹建,担任二秘,返回加拿大后成为远东和美洲地区分部负责人。1950-1952年,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日本联络团团长。他曾于1958-1961年担任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并于1959-1961年担任缅甸大使。1961-1965年,担任国防联络部门负责人,负责有关国防的政治事务。1965-1972年起,担任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1970-1972年兼任驻斐济高级专员。1972-1976年,担任驻北约大使。人生兜了一圈后,明明德于1976-1980年成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并于1976-1979年兼任驻越南大使。他在1982年退休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命是第一任加拿大裁军大使。为了表彰他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工作以及在促进加拿大与亚洲之间的良好关系方面的成就,明明德于2001年获得了加拿大勋章。明明德的中文名字具体啥时候起的现已无从考证,权威的人民日报报道中,他上任时用的是阿瑟·雷德帕恩·孟席斯,后来的公开报道改为明明德。他的父亲既是传教士又是考古学家,退休后的明明德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整理他父亲对中国古代甲骨文进行分类和编年史的研究资料和相关文件,为后来历史学家能够撰写有关著作提供素材。担任职业外交官40余年,明明德不仅只是加拿大的模范大使,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是柔道黑带、网球运动员、独木舟划手、大自然爱好者、枫糖浆制造商、才华横溢的歌手、讲故事高手。2010年3月4日,明明德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于渥太华,终年93岁。 青少年时代的明明德(左一)在中国北戴河度暑假(摄于1930-1935年间) 出生于中国河南安阳的第3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明明德(Arthur Menzies) 1976年11月3日,加拿大驻华大使明明德向徐向前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米歇尔·高文(Michel Gauvin)(任期1980.09.12—1984.05) 第4任大使。高文1919年4月7日出生于魁北克城,毕业于拉瓦尔大学、卡尔顿大学。二战期间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加拿大军队中服役,负过伤。1940年被任命为二等中尉,1947年擢升少校军衔。 1946-1950年从加拿大陆军和外交部借调到总理府; 1950-1951年任外交事务部长执行助理。高文外交履历丰富,曾任职的地区包括:1951-1953年土耳其安卡拉,1953-1955年葡萄牙里斯本,1955-1956年越南西贡(胡志明市),1958-1959年委内瑞拉加拉加斯,1959-1960阿根廷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1963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后更名金沙萨),1963-1964年回国任职位于安省金斯敦的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担任的特殊任务包括:1964年11月在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危机期间前往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 1965年5月至6月间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协调争端。1966-1969年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1969-1970年任驻葡萄牙大使,1970-1975年任驻希腊大使。1973年,在越南西贡国际控制监督越战停火委员会任加拿大代表团团长。1976-1978年,任法国斯特拉斯堡总领事。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期间,任女王和皇室成员访问加拿大政府协调人,1977年10月女王加冕25周年银禧庆典的加拿大政府协调人。1978年高文获加拿大国际事务学院年度奖(魁北克分部)。1978-1980年高文任驻摩洛哥大使,1980-1984年任驻华大使。 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6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当天上午会见了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米歇尔·高文。1984年7月高文从公共服务部门退休。1986年8月至1987年3月,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驻海地特别代表。曾任加中贸易委员会主任,加拿大诺曼底战役基金会主任。2003年8月29日,高文逝世于渥太华,享年84岁。 理查德·维索特·葛汉(Richard Vessot Gorham)(任期1984.05.31—1987.09) 第5任大使。葛汉于1952年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在远东分部任职。1954年开始在加拿大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六年,他精通日语热爱日本文化,并同时掌握七种语言。在 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还曾任驻印度和柬埔寨大使,曾第二次出使日本,1987年至1990年任加拿大驻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巡回大使和常驻观察员。葛汉1984年至1987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任职期间,亲历了1987年3月加拿大总督索维访华。退休后他是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曾任职于多个社区组织,鉴于他对社区的突出贡献,他于2006年被授予新不伦瑞克勋章。他还曾担任新不伦瑞克大学的兼职教授。2011年6月18日葛汉逝世,享年84岁。 杜蔼礼(Earl Gordon Drake,音译:伊戈尔·戈登·德雷克,任大使时曾用中文名字狄鄂)(任期1987.09.10—1990.10.05) 第6任大使。杜蔼礼生于1928年4月23日, 1949年在萨斯喀彻温大学获学士学位,1951年获硕士学位,1952年在多伦多大学开始宗教学博士研究项目。1953-1955年,在萨斯喀彻温省政府任档案管理员和历史学家; 1955-1975年,任职加拿大外交部,官至助理副部长; 1975-1982年,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 1982-1990年任加拿大外交部驻外大使,其中1987-1990年任驻华大使; 1991年始任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兼项目主任。 2000-2001年,任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席,2001年后,任该组织副理事长。1989年,获加拿大政府公共服务杰出贡献奖; 2001年获中国国务院环境奖。主要著作有1999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 Stubble-Jumper in … Read more

五十年风雨同舟砥砺前行 半世纪历经磨难曙光在前 –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人物志 大使篇(上)

  中加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后期,数千名华工就参与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为贯通加拿大东西大动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献出了 宝贵生命。60年代,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打破对华贸易禁运,出口小麦为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雪中送炭。70年代,加拿大成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建设核电站、三峡大坝等过程中得到了加方的宝贵支持。1997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双方同意建立“中加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双方同意建立“中加战略伙伴关系”。此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不断上新台阶。2018年12月,中国民营企业华为高管孟晚舟遭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羁押事件,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今年10月13日是中加建交50周年的日子。值此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71周年,农历中秋节来临之际,《七天》报特推出三庆专刊,带领读者走进历史,一起去探访中加建交50年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以及那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和人物。 中国驻加拿大历任大使 黄 华  (任期1971.07—1971.11) 首任大使。河北磁县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7月27日, 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向加拿大代理总督贾德森递交国书。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席位后,黄华肩负新的使命,担任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黄华曾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2010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黄华在驻加拿大大使任上任期较短,仅仅四个月时间,是中加建交以后的首任驻加拿大大使。1977年10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访问加拿大,参观了白求恩故居。 1971年8月13日,中国驻加拿大首任大使黄华拜会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 2 姚 广  (任期1972.03—1973.09) 第2任大使。山西昔阳人,解放前参加抗日游击队,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3月至1973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历时一年半。姚广外交履历丰富,除加拿大外,他还曾担任过驻斯里兰卡、波兰、墨西哥、埃及、法国大使,1982年12月至1986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3年7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2003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1973年,姚广大使任职期间 迎来了中加建交后首批公派加拿大的留学生。 3 章文晋  (任期1973.09—1976.12) 第3任大使。北京市人。少年时代曾于1927年赴德国留学,1931年回国参加抗日,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4年进入外交部, 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71年1月至1972年5月任欧美司司长,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工作。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78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3年3月至1985年4月任驻美大使。1986年后,章文晋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1年逝世。章文晋大使任职期间,亲历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首次访华。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特鲁多一行访问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左一是章文晋大使) 4 王 栋  (任期1977.07—1983.02) 第四任大使。1969年至1971年王栋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王栋大使在驻瑞典大使任上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成为研究、追溯中加建交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的朋友圈还很小,主要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广泛承认新中国,加拿大顶着美国的压力,冲破美国的束缚,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决定与中国建交。经过15轮的秘密接触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选在瑞典,除了中加都与瑞典有外交关系之外,也许还考虑到瑞典比较友好中立的国际形象,这里又远离国际政治的漩涡,容易避开美国的耳目。1970年10月13日,在瑞典,中国方面由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栋,加拿大方面由加拿大驻瑞典大使玛格尔,代表各自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字。公报中,加方用“注意到”中国政府立场这一独创性表述,巧妙地化解了中加双方在表述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被称为“加拿大模式”,颇受国际社会赞赏。王栋大使在驻加拿大大使岗位上任职时间达5年半,是任职时长排第二的大使 (后来的第十任大使梅平任职时间最长),任职期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加外交各项交流活动日趋活跃。 5 余 湛  (任期1983.09—1986.10) 第5任大使。湖北英山人。1983年接替王栋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86年离任。建国前,长期在军队工作。1950年入外交部。历任驻波兰使馆一秘、参赞、苏欧司副司长、司长。1964年11月,参加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资料显示,余湛曾于1964年以外交部东欧司司长和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1972年5月至1983年5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余湛大使在任期间,亲历了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这一时期,中加高层互访频繁。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加拿大,1986年5月,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访华。198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发展合作的协总协定》在渥太华签署。 6 张文朴  (任期1986.11—1990.07) 第6任大使。陕西朝邑(今大荔)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教育部人事处科员,高等教育部部长办公室秘书,教育部政策研究室科员、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对外友协副处长,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86年接替余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据报道,2001年2月,在小布什政府上任伊始,中国政府派出三名资深外交官到华盛顿探路,与美国布什新政府中那些将会影响中美关系的老熟人重续联系,其中就包括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张文朴大使任职期间,亲历了1987年3月加拿大总督索维访华。 7 温业湛  (任期1990.09—1992.11) 第7任大使。浙江湖州人。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任翻译组组长。1951年6月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西亚非洲司处长、驻尼日利亚使馆政务参赞、非洲司副司长、亚非司副司长、非洲司司长等职。1982年4月至1984年10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西亚北非事务并分管领事司。1985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及大使。1987年担任驻朝鲜大使。1989年10月任驻加拿大大使。1996年11月,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1997年1月被聘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顾问。今年(2020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1990年10月,温业湛大使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庆祝中加建交20周年纪念活动。 8 张毅君  (任期1992.11—1997.01) 第8任大使。江西人。1951年参加工作,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起,先后在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西欧司、翻译室、欧美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985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参赞,1987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英国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89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2年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97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外交部一些离退休资深外交官组成外交笔会,张毅君是成员之一,重点撰写中国外交政策、美国和中美关系、东亚等问题。2004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由张毅君所著的《外交官退思录》,内容包括访美杂感、中国和平发展、美国战略部署之反恐与中东战略等。2010年1月2日病逝,享年75岁。张毅君大使任职期间,1994年4月亲历了加拿大总督纳蒂辛访华, 1995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加建交25周年之际访问加拿大。199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加拿大。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在北京签署。 9 查培新  (任期1997.02—1998.06) 第9任大使。江苏人。1972年进入外交部,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员,驻美国联络处随员;1978至1990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大司科员、副处长、副司长;1990至1993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93至1996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司长、司长;1997至1998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98至2002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7月至2007年4月任驻英国大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查培新大使任职期间,199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海运协定》在温哥华签署。1997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双方同意建立“中加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领事协定》在渥太华签署。 10 梅 平  (任期1998.07—2005.02) 第10任大使。上海市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年进入外交部,1982年至1989年先后任外交学院英语系主任、第一副院长。1989年9月至1992年8月曾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1992年至1996年先后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驻纽约总领事。1996年至1998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8-2005年任驻加拿大大使,任职长达近7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2003-2008年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会长,2008年10月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08年至今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梅平大使任职期间,1998年11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华,2000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加。2002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加。2003年7月,中加重要经贸合作项目秦山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2005年1月,加拿大总理马丁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文化协定》在北京签署。 中加建交30周年纪念明信片上大使们的签字 11 卢树民  (任期2005.03—2008.05) 第11任大使。陕西西安人。1966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1972年至1976年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和多伦多大学。1976年进入外交部。先后任美大司科员,驻加拿大大使馆职员,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科员。1985年至1989年任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三秘、二秘,1989年至1993年任外交部美大司二秘、副处长、处长、参赞,1993年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长,199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98年担任美大司司长。2002年至2005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2004年至2008年接替梅平任驻加拿大大使。2008年6月担任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2011年8月,出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卢树民大使曾经在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留学,多年后又代表国家出使加拿大,重返故地,自是对驻在国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份感情。卢树民大使任职期间,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双方同意建立“中加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署。 12 兰立俊  (任期2008.06—2010.11) 第12任大使。江苏大丰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皇后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研究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是最早的一批中国公派留学加拿大的留学生。1976年进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美大司三秘,拉美和加勒比司副处长、一秘,美大司一秘、处长、参赞、副司长。驻外经历包括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使馆随员,驻温哥华总领馆副领事、领事,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事、总领事,驻美国使馆公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驻瑞典大使。2008年6月至2010年11月任驻加拿大大使。与卢树民大使一样,兰立俊大使也曾经是留学加拿大的留学生。多年后又代表国家出使加拿大,重返故地。兰立俊大使任职期间,2009年12月,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中加双方发表《中加联合声明》。2010年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2010年7月,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访华。 13 章均赛  (任期2010.11—2014.04) 第13任大使。上海市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7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89年获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学位。历任外交部美大司二秘,一秘、处长、副司长。驻外经历包括驻新西兰大使馆随员,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领事,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2000年11月至2004年1月任中国驻斐济群岛共和国大使。2007年3月至2010年10月任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2010年11月至2014年5月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均赛大使任职期间,2012年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2013年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访华,2012年9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加拿大总理哈珀共同出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中加投资保护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后这一协定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章均赛大使亲笔签名的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开馆纪念封 … Read more

连续9个头版:中加关系史上温馨而重要的一幕

Terry Glavin: The Liberals are dangerously wrong on China. They always have been | National Post

文: 快马加鞭 47年前《人民日报》连续9天头版报道了一件大事—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华。 在庆祝中加建交3周年之际的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首次访华,这是中加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西方关系史上的大事。加拿大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观察中国政治的风向标,报纸版面的安排、位置、甚至字号都会被国内外政治观察家解读出政治意义。 1973年10月10日,特鲁多偕夫人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横幅上的标语: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1973年10月10日,星期三。《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今日到京”为标题报道了加拿大总理抵京的消息,还在文章的开篇、紧挨报头下面配发了总理特鲁多的个人肖像照片。不仅如此,还在头版右下专门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热烈欢迎加拿大贵宾”!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为欢迎一个外国政府首脑专发一篇社论,这待遇可以说给足了加拿大面子。那个年头,《人民日报》头版还有一个标配就是头版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当天的语录是:“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一看内容就是谈外交的,显而易见是为当天头版头条报道的内容专门挑选的。从数量上看,包括毛主席语录当天头版有6篇文章,与特鲁多总理访问相关的占了一半,加拿大总理的面子够大的。 1973年10月11日,中国多位领导人与特鲁多及夫人一行在北京合影 1973年10月11日,星期四。《人民日报》头版5篇文章有3篇与特鲁多总理访华有关。除了与前一天相同的毛主席语录,头版头条以贯通的大标题对加国总理的到来进行了报道,标题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京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邓小平副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吴德主任、韩念龙副部长和数千群众到机场欢迎加拿大贵宾 邓颖超同志在宾馆迎接。第二条新闻标题是“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报道分别配发了3张照片,一张是两位总理在机场亲切握手,另一张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被数名中方正国级、副国级的高层领导簇拥缓缓而行两边有众多群众夹道欢迎,第三张是双方在会议室会谈的照片。自从1978年中国外交部礼宾改革后,这种高级别的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这次特鲁多以总理身份是携带着结婚不久的年轻夫人玛格丽特来访问中国的。当特鲁多夫妇被主人引进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时,周恩来说:“去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就住在这栋楼里。”特鲁多打趣道:“承认中国我比他早走了一步,但是访问北京他比我赶早了一步。”周恩来笑着说:“不能说他比你早,总理阁下已经是第三次访问中国了。”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29岁的青年特鲁多曾去中国考察,但因战事而中断旅行。当时,他到了兵荒马乱的上海,解放军正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他看到了街头老百姓的脸上、眼里流露出的对新政权的希望之光。十几年后的1962年,他又和好友、作家雅克·埃贝尔再次前往中国,他们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他们把这次游览中国的经历写成《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特鲁多早期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使他上任后能冲破美国的阻挠推动加拿大与新中国建交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特鲁多总理为这次访问带来的礼物是加方精心准备的白求恩大夫发明的外科手术肋骨剪,周恩来总理表示非常感谢特鲁多赠送的这些珍贵礼物。加拿大政府后来还将白求恩故居购买下来做为纪念馆。 1973年10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中,特鲁多学着使用筷子,并给周恩来夹菜 1973年10月12日,星期五。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是给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标题是:“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 热烈欢迎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李先念和林佳楣,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许寒冰,吴德等作陪 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话”,同时还配发了宾主合影的全家福。第二版6篇文章中的4篇分别报道了“在欢迎特鲁多总理的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继续举行会谈”,“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贵宾参观”的系列报道。 1973年10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陪同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加拿大贵宾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夫人参观北京幼儿园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总理夫妇参观北京颐和园 197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临近周末主人善意地安排了相对较轻松的活动。《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再次会谈”,“特鲁多总理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贵宾们由邓小平、吴德等陪同观看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消息,还配发了宾主在舞台上与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观看文艺演出的安排是宾主关系融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的一个标志。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接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3年10月14日,星期日。加拿大总理访问的消息占满了整个《人民日报》头版,最关键的是伟人出面在他的书房接见了特鲁多总理。报纸用通栏大标题报道,毛泽东主席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毛主席对特鲁多总理在中加建交三周年的时候前来中国举行正式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同他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参加会见。报道配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与特鲁多亲切握手,另一张是在主席宽大的书房里宾主交谈的照片。受到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接见意味着访问功德圆满,在京的活动接近尾声了。紧接着,版面右侧用竖栏标题报道了“特鲁多总理举行盛大答谢宴会,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吴德等出席,特鲁多总理周恩来总理讲话”,左下版面报道“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离京赴洛阳访问,周总理陪同前往,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吴德等和数千名群众到车站热烈欢送”,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后一次陪外宾到外地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的毛主席语录又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那段话。当天第二版7篇文章有5篇是有关特鲁多总理访问的,分别发表了“在答谢宴会上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在特鲁多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报道了“中加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在京签字,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特鲁多总理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介绍中加双方会谈的成果”,“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贵宾参观故宫博物院和出土文物,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陪同参观”。除了前文提到的两张伟人接见的照片,报纸头版和二版还配发了3张访问活动的照片。高规格的接待、高规格报道跃然纸上。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左四)与特鲁多(右四)一行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合影 1973年10月15日,星期一。当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访问洛阳后到郑州, 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贵宾参观访问,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耿起昌等设宴欢迎,贵宾们抵郑州时,专程前往陪同贵宾访问桂林的邓小平副总理等到车站迎接 ”。报道虽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配发的照片是周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夫妇等加拿大贵宾在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前的合影。照片中中方陪同人员除河南省洛阳市地方领导外,还有同年9月份刚刚履新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 1973年10月16日,星期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接近尾声,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到了收官的时候。报道虽还是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达桂林参观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前往, 韦国清主任等到机场欢迎并设宴招待加拿大贵宾”。报道配发了宴请的照片。 1973年10月15日下午,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及夫人游览参观七星岩、芦笛岩等 1973年10月17日,星期三。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游览漓江, 韦国清主任和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加拿大贵宾游览”。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特鲁多总理夫妇和邓小平、韦国清四人乘坐敞篷游船泛舟漓江,两岸是桂林山水中特有的秀丽山峦。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玛格丽特目光朝着同一个方向欣赏风景,面部表情轻松而惬意。 1973年10月18日,星期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圆满收官。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结束在我国的正式访问 特鲁多总理离桂林经广州回国 邓小平、韦国清和两千多群众在桂林机场热烈欢送, 丁盛等在广州机场欢送”,以及“特鲁多总理给周总理的感谢电”。 1973年特鲁多总理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距今已经47年了。访问期间,他受到中方的高规格接待,受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3次与他会晤,还陪同他访问洛阳,并在火车上与他彻夜长谈。邓小平副总理陪同他观看演出,并一起游览桂林。特鲁多以“不远万里”来形容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他说,妨碍两国间相互了解的不是高山、森林和大海,而是“头脑中的冥顽不灵”,“建设一个国家需要两种旅行者,一种是克服地理上距离的,另一种是克服思想上和精神上距离的,而我成了这两种旅行者。”通过《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读者仍能感受到中加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领袖风采,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来之不易的中加两国传统友谊。重温这些故事,希望能为当前步履维艰、跌入冰点的中加关系带来一丝暖意。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党史博览》)  

魁北克与中国:源远流长 未来可期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中国是魁省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自2011年起成为魁省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魁北克和中国更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 人参开启魁华交往历史 说起中国和魁北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国殖民地时期。1711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从法国来到当时名为“新法兰西”的魁北克传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则出发去往中国传教。不过Jartaux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发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却因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数学和植物学)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几位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辽东、满洲一带为中国测绘当地的地图。这期间,杜德美在距离朝鲜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人参,他对这种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珍贵药材非常好奇,不但观看了采参过程,还亲自试用了一番,认为效果非常好,于是开始仔细研究人参的功效、生长环境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并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让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地方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地方恐怕是新法兰西。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传教士们绘制的东北地图 1711年4月,杜德美将人参的详细资料,包括药用价值、形态、生长环境和采集方法等信息发给了负责中国教区事物的耶稣会会长,然后通过信件的方式发回法国。后来这些信息刊登在几本科学杂志上,引起了一些欧洲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发送到新法兰西的资料引起了拉菲托的注意,因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于是他拿着绘有人参的图片去询问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医告诉他说,这种植物是他们部落常用的一种药材,用于治疗头疼、帮助消化、治疗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样的草”。经过一系列的仔细对比之后,植物学家认定这种植物与人参同属五加科,因而拉菲托判定的这就是杜德美所说的人参。 拉菲托发现人参后,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逢人便说它的功效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还在17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献给法兰西摄政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纪念品——在加拿大发现的珍贵植物人参》的文章,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人参的模样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美洲人参(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无人采挖的人参身价暴涨,一些法国商人开始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购这种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国皮毛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收到的美洲人参装进大货箱内和其他货物一起存放,然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魁北克运到中国广州销售,吸引了中国药材商人的巨大关注,从此开启了巨大的西洋参贸易,使之成为北美地区除黄金外最大的贸易发现。而魁北克也成为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在1752年向中国出口的人参价值就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天文数字。 史料记载,在1869年,还有来自中国,从广州湾出发的一船大米运抵魁北克。 新中国前的魁华关系 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及帮助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临近完工和西部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攻击的目标。当地的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这种行为的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加拿大的华人虽然远离故乡,在异国备受欺凌,但一直牵挂着祖国,盼望着祖籍国的强大。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振兴中华,曾前后3次访问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从欧洲出发乘船来到蒙特利尔,然后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华人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当他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筹款时,加拿大的洪门提出“抵押堂产,支持起义”,将温哥华洪门所属物业抵押3万元港币,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华裔也闻风而动,上至商贩,下至雇工都慷慨解囊,还有人向亲友借债捐献,整个加拿大筹得7万港币,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不仅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没闲着。由于来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国殖民者曾邀请欧洲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教化原住民盟友,这些传教士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让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还帮助本地社会建立起学校、医院、托儿服务、粮仓等,在魁北克的早期发展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天主教社会,一度是最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的地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就开始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基本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大批的魁北克传教士才去往中国的徐州,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传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间,魁北克向中国派出93名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个聚会点,360所学校,有的教会学校在建国后改成公立学校后存在至今,还有一批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起到了传播西方文化、提高当地儿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过这一阶段魁北克和中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强大帝国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魁北克传教士是除军队外组织最完善的团体,拥有大量的传播渠道,如杂志、学校以及出版社等,对民众形成了强势的游说力量,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进行了很多妖魔化宣传。 冷战背景下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肃清帝国势力的影响,在华的魁北克传教士陆续回国。但就在红色新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仇视的年代,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声音提议承认新中国政权。魁北克的媒体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一般不会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是采用比较务实的语言。在蒙特利尔创立的时政杂志Cité Libre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倡导与之建交;在精英阶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Le Devoir当时的主编Gérard Filion不仅去北京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和平会议;当时在Radio-Canada做记者的魁人党创始人、前魁省省长René Lévesque则在对朝鲜战争的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坚韧性;而著名的作家、记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坚持认为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魁北克只有承认红色中国政权,才能建立起对话的关系。总体来说,当时的魁北克法裔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主张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 到了19世纪60年,魁北克爆发了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天主教把持的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仇视新中国逐步向建立起对国家和政治运动有利的世俗关系转变,一些魁北克年轻人甚至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毛泽东的无神论说法恰好符合了“寂静革命”带来的社会转折。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仇人,而是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国家。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讨论也吸引了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富商、律师之子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兴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往中国游历了23天,后来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反响。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这对法裔魁北克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老特鲁多于1968年当选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执政长达16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带领加拿大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一个联系魁北克和中国的重要纽带是曾无私帮助过中国人民、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医生,他虽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利尔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时间。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完成了职业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医疗器械发明,接触到共产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52年中国和加拿大开展的缅怀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纪念活动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终止,但白求恩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请设立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电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开始拍摄白求恩的纪录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魁北克人通过毛主席语录和文章知道了这位高尚的医生,魁北克人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书店,还录制了一首歌颂他的法语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Expo 67。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国保持着经贸往来,但数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对华出口金额只有不到200万元,只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2%,主要产品是小麦。而魁北克制造业龙头企业庞巴迪(Bombardier)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庞巴迪后来收购的德国车辆制造厂获得了为中国铁道部生产近3000辆冷藏车、动力车、客车和餐车的订单。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Jean-Luc Pépin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正式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以及中国与魁北克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时,魁北克的媒体更是极度重视,不仅连篇累牍地报道特鲁多的中国之行以及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还在围绕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组织的各种讨论中采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进行,甚至编辑部的选题目录都采用中、英、法三语。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中加关系正常化之后,原本就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魁北克社会更加强了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当时担任魁省教育厅长的Jacques-Yvan Morin访华,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正式访问魁北克;1984年10月,当时的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访华,成为魁北克首位访华的省长。这些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极大地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后的四十多年间,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不断加深。 … Read more

愿悠悠寰宇多“尧舜” ——双节重逢之际的思考与期盼

步虚 10月1号,中国人民将迎来不一般的中秋与国庆“双节重逢”。不一般,首先在于中秋和国庆同一天,属于两种历法间比较罕见的“巧合”;不一般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依然十分严重的当下,同一天欢度两个重要的节日,无论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愿意关注或不得不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都会带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观感。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血缘亲属或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生死相依者之间的聚合团圆,不同生命在共同境域(寰宇月圆)之中的共同生活,是中秋佳节的重要寓意之一。 国庆是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自我确证、自我宣示和自我祝颂的主要仪式,也是共同体成员表达和欣庆自己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时刻。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政体。新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当家作主、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命运与共的民众意志和国家精神;新中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共同体不同阶级的成员在新的“共同性”——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政治理念、新的社会制度导引下的“人民大团结”;新中国的立国宗旨,不仅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还在于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力量,即一代又一代自觉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事业的主人翁。 全人类正在经历着的新冠大流行,病毒传播链在许多国家,其中特别是在西方一些主要大国得不到有效阻断,疫情在不侵犯、不损害个人权利的名义下持续恶性蔓延,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体的地位及权利,而不努力彰显人与人生命的内在关联性和整体依存性,不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卫生主体意识及相关的责任担当,是很难做到让人们牺牲部分个人权利而去遵守和维护公共卫生规定与指令的,因而也是很难让社会整体尽快从疫情困境中走出来的。而强调“个体”概念,强调个体存在的神圣性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现代型国家的典型特征。 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国家”,是完全依照现代西方政治模本建构起来的。根据福柯、奈格里、阿甘本、巴拉迪、齐泽克等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分析,现代西方政治模本的核心概念是“个体”。这里的个体不再依靠血缘庇护或神恩安济而生活。因此,笼统地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个体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稍微具体地就性质而言,这样的个体,“精于自利的算计”,是“精于算计的”、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这样的个体不再以群体的“共同生活”为个人存在的根本和重心,也不再以共同生活的维护与发展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耀。然而,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想象,但它已经被“现代政治生产”过程绝对化、神圣化。这种个体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代又一代“市民”,而现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绝对、神圣身份的“自由自利”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某种“契约”关系。 新冠疫情在许多西方国家引起的反应及其造成的结果似乎动摇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它让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们不能不承认,只注重个人自身权力和利益,以个人自由的神圣名义而不惜危及和损害他人和公共健康,这样的个体存在,对于公共卫生的维护,绝对不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动力,而只能是一种威胁和障碍。今天,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首先需要破除的,是现代西方政治虚构的自由自利的个体形象以及环绕这一形象的神圣光环;迫切需要普及和巩固的,是生命的关联性和依存性,是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属性,是自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主动承挡其责任的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是共同生活主体应有的自律、奉献和责任担当。 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各类瘟疫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需要经常面对的重大生存危机。曾几何时,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1951年召开的新中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对新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再次作出指示,明确表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把公共卫生建设视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建设工作(政治任务);把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客观世界)与提升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素质(主观世界)联系起来;在公共卫生工作的动员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和激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共同生活的主体精神,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主席在得知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之后“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笔”之作。而诗句所彰显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所认同的,正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上述特色。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千百年来,这种病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流行极为广泛,造成的危害也极为严重。“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吸血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领袖随即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制订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具体实施机制。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个过程中,新中国领导者们除了开发、利用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手段之外,更注重向民众宣讲公共卫生知识,培养大家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争当公共卫生事业的参与者、奉献者、主导者和推动者。1958年6月,从江西余江县开始,千百年来猖獗、危害一方的血吸虫病终于被神州大地的六亿尧舜——自觉积极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共同生活的亿万主人翁所消灭。 “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形象。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尧舜是共同生活的主体,即共同生活的自觉参与者、奉献者、维护者、主导者和推动者。尧舜的神圣,不是作为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君王的神圣,也不是作为具备超凡人格的道德楷模的神圣,更不是作为享有特殊地位和至上价值的个体的神圣。尧舜的神圣,是护卫和强健共同体生命的神圣,是共同生活主体——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和担当者的神圣。 本承尧舜神圣的中国人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在9月7日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成功抗疫过程中有三方面“特别突出”,其经验对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方面,就是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过程表现出的责任担当:人们在不同场合都保持社交距离,认为这是为了让世界安全、社区安全所应做的正确的事,这种共同体生活的责任感可能是最打动人的。当谈到为防控疫情所做的牺牲时,中国人民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和全球应尽的责任,这非常令人钦佩。 中国人民的表现清楚地告诉世人,与现代西方“精于自利计算而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体”相对应的,决不是所谓受集权或威权控制的个体,决不是所谓自身基本权利被强力攫夺、没有基本自由的个体,而是能自觉把个体生命融入生命整体存在、有共同生活担当而严于自律、甘于奉献的尧舜式主体(即国家主人翁、社会主人翁、共同体主人翁)。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类似尧舜这种共同生活主体的出现无异于一种弥赛亚事件。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正在来临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许多当代西方进步思想家对未来政治文化的憧憬,其核心内容正是这样的一种“事件”。 今天,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在中国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重逢”的特殊时刻,笔者情不自禁地怀向神州,心中尤生出一份特殊的期盼:愿悠悠寰宇能涌现出更多的“尧舜”。202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