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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在联邦众议院开始就去年3月份提交的《官方语言法令》（Official Languages Act）修订案C-13号法案进入议员辩论程序之前，联邦总理特鲁多和官方语言部长 Ginette Petitpas-Taylor在4月26日宣布了2023-2028 年促进和保护国家官方语言战略行动计划，总投资高达41亿元，其中14亿元是新增的投资，用于魁北克省的英语社区来学习法语或者获得法语服务和资源的资金有1.375亿。 官方语言 1968年，现在的联邦总理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Pierre-Élliott Trudeau）当选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后又连任2次，执政长达近16年。他在执政期间在维持国家统一，重塑国家认同，抑制魁北克独立浪潮，平息“十月危机”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更重要的政治遗产则是大幅改革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包括从英国获取制宪权、确立《加拿大人权利与自由宪章》、推行多元文化、法定双语制度等，可以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在他任期内通过的《官方语言法令》确定了英语和法语作为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共同享有同等的地位和平等的权利”。这部在1969年9月9日正式生效的法律规定： 加拿大人有权从联邦部委、司法和准司法机构、行政机构以及根据联邦法建立起来的公营企业得到英、法语服务； 在司法系统，加拿大人有权选择以英语或法语作出供词； 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必须以双语发布，并且英语版和法语版拥有相同的法律地位； 在首都地区、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等特定地区，加拿大海外机构等地，英语和法语在联邦公共服务机构享有相同地位。 这个法案规定了英语和法语均为官方语言，联邦政府的文件须用两种文字颁布，政府部门也须用两种语言向公民提供服务，既减少了以法语作为母语的人生活上的不方便，也增加了魁北克人对加拿大联邦的归属感。而官方语言的确立，也使得加拿大的教育向双语发展，成为培养国家认同，提升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后来这项规定又被写入了1982年《加拿大宪法》的《权力与自由宪章》之中，并在1988年进行过大幅修改。在这两部法律推动下，加拿大政府于2003年颁布《官方语言行动法案》（Action Plan on Official Languages），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官方语言教育的力度，增加官方语言教育投入，提高官方语言在整个加拿大社会的使用率。2008年，加拿大颁布《加拿大双语路线图》（Roadmap for Canada’s Linguistic Duality 2008-2013），制定了推广英法双语的五年计划，随后这个官方语言规划每5年更新一次，这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 其实法语争取到与英语相同的地位非常不容易，在英国人治下不仅完全没有考虑过原住民的语言问题，还对法语和法语文化采用了尽可能的同化或压制的手段，激发了魁北克人的不满，各种起义、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魁北克省通过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寂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把魁北克从一个陈旧的教会统治的社会改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后，极大提高了民族自信的魁北克人才在争取平等权利的道路上获得了一点进步。 1967年，魁北克借着加拿大联邦成立一百周年的盛大庆典和史上最成功世博会之一的蒙特利尔世博会迎来国际上的高光时刻，而在后来的魁省省庆日（St. Jean Baptiste）当天出现在蒙特利尔市政厅阳台上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喊出了“自由的魁北克万岁！”(Vive le Québec libre)，更是捅破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分裂的窗户纸，开启了英、法社会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角力，而角力的落点就是英、法语地位和保护问题。魁省法语反击运动的高峰是1977年制定和通过的俗称为“101法案”的《法语宪章》。这部法律规定法语是魁北克省的唯一官方语言，一切正式用语、教学用语等必须是法语，并设立了语言办公室来规管法语的使用。 时移势易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加拿大的人口与语言都在发生变化，《官方语言法令》这部50多年前制定的法律越来越与现实脱节。在当初制定这项法律时，加拿大有近59%的人说英语，近31%的人说法语，其他10%的人说汉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少数族裔语言。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英语流行文化的主流地位和大量来自新兴国家移民的涌入，不仅在北美英语海洋中的这座魁北克法语孤岛面临被同化的风险，加拿大说英语的人口也出现下降的趋势。 加拿大统计局200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母语为法语的人占加拿大总人口的23.2%，201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则显示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21.4%；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依然延续了下降的趋势，但降幅比较小。1971年的时候，在魁省以外地区的说法语人口还占总人口的6.1%，而到2021年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3.5%。即使在魁省，母语为法语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2001年的调查结果为82%，到了2016年，这一人口比例下降到79.1%;在大蒙特利尔地区，2011年人口普查时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占66.7%，到了2016年下降到65.4%，而以英法语以外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则从2011年的23.3%增加到2016年的24.8%。 同时在蒙特利尔、渥太华郊区的Gatineau等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在职场、商场、服务业中倾向于说英语。魁省法语办公室发布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了法语在魁省和全国的衰落，比如在蒙特利尔，法语作为一种商店接待语言的比例正在下降，在工作场所中的使用也在减少，每三个说法语的人中就有两个经常在工作中说英语，在母语为非英语或法语的移民人士中，工作场合中说英语的比例更是高达72.8%。整个魁北克都在担心法语在未来社会的地位，呼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魁省的法语和法语文化，为此CAQ政府在2022年通过了“101法案”的修正案——96号法案，以实行更严格的法语要求。 魁省施压 魁省通过的96号法案其中一条要求在魁省地域内的联邦监管企业也必须在法语办公室注册，接受相关的语言管理，比如公司必须向员工提供法语的人力资源信息和其他文件；提供法语培训机会；用法语发布职位空缺；并限制要求员工说法语以外任何语言的职位数量等。到目前为止，魁省内受联邦管辖的400多家企业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在法语办公室注册，但还有28家没有作出决定，包括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和国家铁路公司 (CN)，引发了魁省的极度不满，不断施压自由党政府。最终官方语言部长 Ginette Petitpas-Taylor在2022年3月提交了C-13号法案，提出在企业使用法语方面，联邦管辖的企业可以等同于魁北克的企业，并且这两个系统可以合作共存。这一修正案受到魁省的欢迎，认为联邦政府终于在法语保护方面走出了一步，而语言部长也多次强调联邦政府在保护法语的目标上与魁省是一样的，愿意为应对法语衰退和移民掌握官方语言提供支持。 这次的语言保护行动计划有效期为2023年4月1日至2028年3月31日。计划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从教育入手。包括从2024年至2025年开始的四年内，拨款近 2.43 亿元，用于支持各个学校将法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增加更多的沉浸式法语教学项目；给托儿服务网络提供5000万元改善法语少数社区的法语服务；在未来4年内给高等教育体系提供1.28亿元以增加法语资源；提供1600多万元用于招聘教法语的教师，并留住已经在全国各地的法语少数族裔社区的法语教师；1850 万元用于从海外招聘法语教师；1300万元用于支持说法语移民落户法语少数社区等。 另一个主要方向则是从移民入手，除了增加说法语移民的数量以增加法语人口的比重外，还提出了30多项措施，通过在卫生、司法、托儿等关键部门支持法语社区的活力，帮助新移民学习法语或法语文化。  

七天记者 颜宏 曾几何时，加拿大魁北克省凭借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友好的移民政策，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很多留学生通过在魁北克省教育资源集中的蒙特利尔完成学业后，选择办理移民身份，在这里定居生活，蒙特利尔的华人社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些年魁北克的移民政策有了诸多变革，门槛逐步提高，再加上主张限制移民数量，加强法语保护，要求外来移民、难民融入以及接受英法裔社会价值观等偏右保守理念的CAQ政党2018年首次赢得省选，2021年以压倒多数连任，让很多不说法语的移民感到了一些生活上的限制，有些时候还能感受到社会氛围不那么友好。特别是CAQ政党一直在酝酿对40多年前通过的《法语宪章》（俗称的101法案）进行修订，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进一步加强法语语言的地位和保护，并通过了轰动一时的魁北克96号法案，更是引发了很多中小企业主和魁北克非法语家庭的担忧，引发很多人萌生离开蒙特利尔转往加拿大其他英语城市生活的念头，加华就是这股想离开蒙特利尔并且迅速行动搬家队伍中的一员。 留学 创业 2005年，加华作为留学生来到加拿大，第一站是加拿大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斯，之后又辗转到安大略省的小城桑德贝, 经过不断的努力，加华顺利地完成本科学业，并如愿申请到加拿大最好大学之一的麦吉尔大学读研究生。加华的父母为了把他送到加拿大读书，倾尽了所有的积蓄，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加华在课余时间利用一切可能找勤工俭学的机会：在纽芬兰大学除草、打扫卫生；在卡尔加里的餐馆做帮厨、建筑工地做建筑工人；在桑德贝通信公司做客服……边上课、边打工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他经历的最辛苦的工作是到加拿大北部无人区种树。每个人身上要背四五十公斤的小树苗，每走两步，种下一棵树苗，把背上的树苗全部种下去需要走几公里的山路；树苗全部种完之后再回到原点，再背上一包树苗继续前进，每天至少要种2000颗，也就是说要不断地重复走路、低头、弯腰、种树、起身、继续走的动作至少2000次。这个时候，时间和空间仿佛都静止了，眼前只有无尽的路和数不清的树苗。 随着加华顺利从麦吉尔大学毕业并找到工作，一家人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但不甘心现状的加华却决心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到处寻找创业机会。因为自己学的专业是通讯，他就把眼光放到了需求量大、更新换代勤的手机领域，选择了投资不高、入行门槛比较低的手机壳销售。当时想得很简单，从国内低价批发来各种型号的手机壳，然后在本地免费的二手物品网站Kijiji或者Facebook上的Marketplace上售卖。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种零售的方法难以为继，因为个人的手机壳消费有限，谁也不能天天换手机，复购率太低。于是加华背着装有手机壳样品的包开始走街串巷地“扫街”，从市中心出发，顺着主要的商业大街走，看到相关的商店就进去跟人家介绍，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直接拒绝，说有自己的供货渠道。但加华依旧坚持把样品拿出来介绍，很多商店的人发现同样的东西，加华的价格要低得多，于是改变主意，答应从代售开始。凭借着加华细致周到的服务，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这些客户逐渐改为全部从加华这里拿货，最多时一个月的手机壳销售量能达到1吨。经过三年的打拼，公司的产品销售到加拿大不同的省份，也成为加拿大多个电商平台的供货商。虽然手机壳的销售渐入佳境，但不满足只做个二手贩子的加华一直在寻找其他的商机。2015年，加华顺利通过了美国著名连锁店的面试和筛选，成为第一个成功加盟北美电子产品服务连锁公司uBreakiFix的华人，并成为加拿大最早拿到谷歌、三星和各大运营商提供官方授权的维修店。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行业内卷得厉害，竞争非常激烈，于是开始寻找新的机会。一次有个相识的公司请他帮助找会说中文的客服人员，让他看到了企业和人才的双向需求，于是开辟了人力资源服务，一方面为公司、企业发布招聘信息，另一方面针对一些高技能岗位展开猎聘工作。既为企业提供了优质人才，也帮助很多华人在加拿大的职场立足，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搬家 改变 在蒙特利尔的十四年，加华一家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舒适安逸。生意和事业进展顺利，夫妻和睦，儿女健康成长，还在蒙特利尔的Lachine区买下了一幢仿佛度假屋般的独栋别墅。但是在一次竞标参与政府项目时，虽然加华做好、做足了所有的准备工作，还是在最后的政府评估阶段，因为自己法语的限制而失败，这让加华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在蒙特利尔客观存在的法语天花板问题。其实法语不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的生活，大到找工作、做项目，小到和孩子学校老师的沟通，和邻居的相处。夫妻二人也曾下决心学好法语，甚至曾抽出时间专职去学习，但人到中年，记忆力、精力都有限，既要打拼事业又要兼顾家庭，想要重新掌握一门语言谈何容易，最终还是要靠多年积累的英语来沟通。看着一眼可以看到尽头的职业前景，夫妻两人都觉得应该做出改变，是时候跳出舒适圈，趁着还年轻、还有勇气和精力去追求新的生活，努力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并让孩子们在父母的拼搏奋斗中看到榜样。 经过几天几夜慎重而全面的讨论，离开蒙特利尔成为两人的共识，下一步就是要决定搬去哪里。最初的选项有几个，一是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和卡尔加里，一个是首都渥太华，另一个就是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但在做搬家前准备的过程中，从城市规模、气候条件、教育资源、工作机会等多方面权衡利弊综合考量之后，多伦多成为这个4口之家的最终目的地。经过了初期的游移、比较和权衡，一旦定下目标，加华夫妇二人的行动力立刻显现出来。从定下最终目的地到选定要买的多伦多房产只花了10天时间，多伦多的房子定下之后，他们马上着手出售蒙特利尔的房子，收拾东西，给孩子注册新的学校……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这个四口之家决定放弃已经熟悉的一切，准备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的不确定阶段，夫妻二人发现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却找不到完整的有类似经历之人的经验之谈，网上充斥着各种碎片化的信息，但要完成各个程序几乎都要自己想办法获取可靠资讯。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从刚开始搜索孩子可能注册的学校，到根据学校的情况以及学区来确定找房子的范围；从搬家打包到租车搬运；从更换驾照到更换医疗卡等等，都有意识地记录下尽可能完整的信息，并分享出来，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因此身边积聚了一批有同样想法的人，并组建了一个蒙特利尔搬家多伦多微信群。由于功课做得充足，加上果断的行动力，他们的迁居工程从2021年初做出决定，到6月底孩子学期结束正式启程，仅仅花了半年时间。 破茧 新生 在做出搬家多伦多的重大人生决定之后，加华迅速开始为自己全新的职业方向做出积极的准备：考取安省地产经纪牌照。在蒙特利尔的多年里，他一直对房地产很感兴趣，但由于法语的限制始终未能如愿。决定搬家多伦多之后，他决心把自己的爱好、优势、热情融入到这份新的事业当中。在蒙特利尔多年积累的朋友圈，无论是他曾供货的商家、找他修手机的客户，还是他做猎聘时的候选人，那些同样从蒙特利尔搬家到多伦多的人群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第一批客户，并得到了满意的服务，因为加华提供的安家相关服务远远超出了地产经纪的范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帮助客户少走了很多弯路。作为理工男，加华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大的信息搜集和数据分析能力，经过多年经商磨练出的卓越的谈判能力，让他能够快速有效地整合出不同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从比较蒙特利尔与多伦多的优劣势，到孩子教育的英法语、公私立学校选择，再到找家庭医生、换驾照、办保险等等一系列与安家相关的事项都能从他这里找到答案。凭借专业认真的服务，秉持客户为本的初心，在加华从事全职地产经纪的第一年里，买卖和出租一共完成了30多单交易，获得多伦多最大的华人地产经纪公司的年度白金大奖，进入多伦多7万多名房地产经纪中前20%的行列。 弹指一挥间，加华一家从蒙特利尔搬到多伦多已经快两年了，加华不仅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成就感。两个孩子也在这一次迁徙中迅速成长，经过短暂的过渡期顺利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快小学毕业的大女儿甚至表示有了这次经历，未来再也不会惧怕搬家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 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有时候真的不是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更多的是冲破舒适区挑战新生活的决心与勇气，以及将想法付诸实际的行动力。 4月30日，加华将回到生活了10多年的蒙特利尔，在七天俱乐部会所举办一场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生活经验分享会，欢迎对两地生活感兴趣的读者积极参与，跟加华面对面交流。   时间：4月30日周日下午1点-3点 地址：6300 Ave Auteuil, Suite 230, Brossard, Qc J4Z 3P2 咨询电话：438-498-0898 也可直接扫码七天俱乐部客服报名：   联系加华  

  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几个月与政府的协商和谈判，加拿大最大的公共服务部门工会——代表12万联邦公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PSAC）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能在4月18日晚上9点之前达成协议，将从4月19日凌晨12点开始执行最近几周获得的罢工授权。再加上3.5万名联邦税局的工作人员，于是从19日凌晨12点零1分开始，全国各地的约15.5万名联邦公务员正式进入罢工状态，这是过去30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不过PSAC工会的全国主席Chris Aylward强调，谈判团队会在罢工期间不罢工，会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劳资谈判 众所周知，几乎加拿大的各行各业都有工会，员工参加工会及其活动，是正当权利并受法律保护。工会代表成员同雇主就工资、工时、福利、工作环境和劳资纠纷等进行谈判，并代表成员向政府表达对税收、失业、保险和退休金等事项的意见。而加拿大联邦政府作为全国最大的雇主，总是要和各个行业的工会就新的集体劳务合同进行协商、谈判。工会与雇主之间就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等进行谈判后，所签订的书面协定称为集体合同或集体协定。这种协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支配劳资关系，一般有时限限制，在合同有效期内罢工是不合法的。工会会员或小组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根据集体协定中规定的程序进行投诉。未经工会批准或违反合同的自发罢工都是不被接受的。等到集体合同期满时，工会和雇主要就新的合同再次展开谈判，如果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可请第三方人士来调节，如果仍不能达成协议，工会会员可以投票决定罢工与否。在谈判过程结束之前，工人罢工和雇主锁门不让人上工都是非法的。 PSAC工会的会员属于联邦财政部秘书处，这是一个中央政府机构，充当与联邦政府基本职能相关的大量工作的神经中枢，分属运输部、移民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及加拿大服务部等，其成员包括军事基地的清洁工和厨师；联邦政府文员和维修工、技工；海岸警卫队的搜索和救援人员；教师、消防员以及处理就业保险、护照申请和移民文件的工作人员等。他们的集体合同已经于2021年到期，自2021年6月就新的集体合同开始谈判，但由于双方的分歧巨大，两年来的谈判进展非常不顺利。其下面的分支机构、代表3.5万名联邦税局员工的工会PSAC-UTE（Union of Taxation Employees)与税务局的谈判也进行得不顺利，一年多来都谈不拢，于是在今年1月份开始，代表着15.5万会员的5个谈判团体开始就是否举行罢工进行投票，且都获得了大多数成员的罢工授权，也就是说从上个星期开始，他们都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随时采取罢工行动，法律上不要求他们提前通知。 分歧 PSAC与财政部的劳资谈判一度在2022年5月陷入僵局，双方都指责对方在谈判中怀有恶意。今年4月初，双方开始新一轮有调停人参加的谈判，至今依然未能谈拢，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对薪资增长要求的差距太大。PSAC要求在3年时间内涨薪13.5%，即每年以4.5%的幅度涨工资，但是联邦政府只同意在4年里涨薪8.25%，后来增加到9%，也就是每年涨工资的幅度为2.06%。 PASC一直卖惨说联邦公务人员在加拿大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一直在工作，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现在却连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工资涨幅都被拒绝。而财政部则认为目前的谈判僵局是工会造成的，早在去年5月工会就单方面宣布谈判正式陷入僵局。而自2021年6月谈判开始以来，PSAC工会在谈判桌上提交了大量成本昂贵的提案。同时，拒绝任何优化要求，拒绝推进最初的提议，也不回应雇主的全面提议。工会辩称只要求每年涨薪4.5%，却没有提及数百项基本工资以外福利的财务成本。今年1月13日，财政部秘书处还向联邦公共服务劳工委员会提出申诉，称工会违反了诚信谈判的义务。 而一个由三名专员提供的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PSAC提出的工资和福利要求“不现实”，其中各种“工资和非工资”要求的总成本，将在三年内增加约3.71亿元的财政负担，增幅高达47%，“远远超出”合理范围。比如工会提出的非工资要求的一个例子，就是将加班费从每小时工资的1.5倍提高到2倍。这个独立委员会作为调解人，在财政部和PSAC谈判陷入僵局时向各方发布过不具约束力的建议。但认为经过“这么许多天”的讨价还价和调解，各方之间显然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鉴于工会和雇主提出了约100项不同的提议，不太相信双方能达成协议。不仅PSAC的薪酬要求不切实际，财政部秘书处的许多要求也“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 代表联邦税局员工的工会PSAC-UTE与税务局的谈判同样卡在工资增长幅度上，工会要求在未来3年总计加薪近30%，即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分别加薪4.5%、8%和8%，外加一次性工资调整9%，以弥补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负责处理《消费税法》(Excise Act)的雇员长期存在的工资不平衡问题。联邦的税务人员和审计员过去与加拿大海关和税务局（CCRA）的边境服务人员一起工作，但CCRA在2003年被拆分为独立的机构。之后，CBSA执行《消费税法案》的员工与执行《所得税法》的CRA员工的工资差距达到了9%。PSAC-UTE提出的涨薪幅度如此之高，堪称史无前例，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追上通货膨胀和同行的水平。并大肆诉苦称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税局的员工们加班加点，处理了近3000万份CERB申请，并为数百万受COVID-19影响最严重的人提供了历史性的经济援助。但加拿大税务局在新合同的谈判桌上完全不尊重员工，不理会工会提出的与通胀率保持一致的工资和合理的远程工作政策，因此通过罢工施加压力是达成公平合同的最佳方式。而联邦税局则表示是工会不愿意谈判，并在去年9月1日就离开谈判桌，而双方之间还有200多项未解决的谈判要求，其中许多涉及对税局和纳税人的重大成本增加，并对工会的施压行为感到失望，因为这会影响加拿大人的报税。 纠察线 19日凌晨开始罢工后，所有非“必要职位”（Essential position）的工会会员都将停止工作。而“必要职位”是指如果某个职位中断服务会给公众的安全或保障带来威胁，那么这些职位就被定义为“必要职位”，像海关工作人员、消防员等均属于“必要职位”，但移民局工作人员和税局工作人员则不是。“必要职位”的工作人员不可以罢工，工会也不能阻止他们正常上班。 罢工期间工会还会设置纠察线，防止成员私下进入工作地点工作，并使用自己的基金为会员发放基本生活津贴。19日一大早，PSAC为其成员迅速推出了一个基于网络来定位纠察线的应用程序，并公布了进行纠察的250多个地点名单，包括联邦政府大楼、国会山的政府办公室、加拿大服务中心和国会议员办公室等。罢工的会员需要每天在纠察线行进4个小时来支持罢工。这意味着那些本来仅在办公室工作两到三天、其余时间在家中远程工作的员工也必须每天到纠察线扫一个条形码，证明你来过了，才能获得罢工期间津贴，而选择不露面的成员将会承担后果，即不在纠察线露面，意味着没有参与罢工，根据工会宪章中的纪律规定，会员资格可能被吊销。 受影响服务 其实，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罢工，联邦政府在3月底就已经开始制定应急计划，保证一些基本服务不受影响。 联邦税局：处理所得税和福利申报表等在内的业务将受到影响出现延迟，通过纸质文件提交报税表的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并且联络中心的等待时间会增加。但会优先处理福利金的支付，并且在任何劳动力中断期间，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将继续照常发放。 联邦移民部：如果发生罢工，人们依旧能够使用在线申请系统和在线帐户，以及寻求一些紧急服务，但仍然有数个重要服务将受到影响，可能会出现部分或全部中断： 移民局处理申请的进度； 包括入籍仪式在内的面对面预约或活动；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社交媒体联系 IRCC； 领事公民身份和护照服务； 加拿大服务部：各个办事处将继续开放，有几个地点的现场服务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服务将仅限于需要老年保障金（OAS），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就业保险（EI）和发放社会保险号码（SIN）的客户。护照的发放将仅限于遇到人道主义或紧急情况的加拿大人。护照申请将会出现延误。 在4月19日的情况通报会上，财政部委员会秘书处表示开始罢工的15.5万员工中仍有48,000 人必须上班，包括： 计划和行政服务部门的 37,000 个职位； 技术服务部门的 3,500 个职位； 运营服务部门的 5,300 个职位； 教育和图书馆单位的 1000 个职位； 联邦税局的1400 个职位； 罢工开始后，加拿大财政委员会主席Mona Fortier态度强硬，表示PSAC必须“准备妥协”，与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因为联邦政府不能“给他们开空白支票”。联邦总理特鲁多也呼吁PSAC和财政部尽快打破僵局，达成协议，因为“加拿大人绝对有权得到他们想要的服务”，同时还要“确保在罢工过程中，劳资双方坐下来继续努力谈判，为加拿大人工作。”  

七天记者 颜宏 在保守党和媒体不断炒作外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干涉加拿大大选后，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呼吁加拿大采用外国影响登记制度来跟踪外国影响，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Marco Mendicino于3月宣布启动公共咨询，就设立加拿大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处（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Registry in Canada）征集公众意见，旨在确保代表外国政府立场之人士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确保经常被外国干涉企图所针对的社区得到保护。但也有不少人觉得所谓的“外国影响”定义宽泛，且是由情报机构设立名单，具有先天的随意性、滞后性和不完整性，很难保证公平公正，更容易演变为针对特定社区的歧视甚至敌视政策，连总理特鲁多都看不下去，敦促人们保持谨慎，还拿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日本裔和意大利裔加拿大人被拘留的例子来表明社区被污名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承诺联邦政府正在与专家和民众协商，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涉，同时确保任何新措施都不会太宽泛，不会针对华裔或伊朗裔加拿大人等特定的族裔群体。 提案由来 2019年的联邦大选，是迄今为止华人参选热情最高的一次。全国各地共有40名华人或者有华人血统的人参选，最终的选举结果也是历次以来最好的，共有8名华裔入选国会议员，其中就包括代表保守党在卑诗省华人居住集中的列治文市的Steveston-Richmond East选区出战的赵锦荣（Kenny Chiu）。 赵锦荣出生在香港，1982年，在他17岁时来到加拿大留学，大学毕业回到香港后，便开始替自己与父母申请移民。自萨斯喀彻温省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从事电脑软件程序设计工作。1992年开始，他就在加拿大高科技的龙头企业——MacDonald Dettwiler and Associates (MDA)从事软件工程工作，一度担任高级经理。同时赵锦荣在电台担任时事评论员，针砭时弊。2011年至2014年期间，曾担任列治文市学务委员。2015年联邦大选，他代表保守党出战，落败。2019年10月进行的联邦大选中，他以41.8%的支持率，2796票的优势如愿。 联邦保守党前议员赵锦荣 当选之后的赵锦荣开始积极配合保守党的对华强硬政策，11月就以联邦议员身份受“香港反送中运动”邀请前往香港，以“选举观察员”的身份代表国际社会监督区议会选举,其后在国会中多次抨击中国和香港政府，并要求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官员；他曾担任国会的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在2021年2月联邦众议院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实行所谓的“种族灭绝”议案中投赞成票……他极力迎合保守党的反华、仇华政策。2021年3月，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和制裁，中国实行了反制裁，加拿大众议院的国际人权小组也在制裁之列，担任这个小组负责人之一的赵锦荣被禁止进入中国领土。 身为华裔政客不光反华还被中国制裁，本身就是件悲哀的事，但赵锦荣反而认为这是一件“光荣”和“自豪”的事，各种“炫耀”。而他在反华的道路上变本加厉的是在2021年4月13日向众议院提交的名为《外国影响登记法》（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y）的私人法案（C-282），在众议院完成了一读程序。他在陈述中表明受到了“五眼联盟”盟友澳大利亚的启发，来解决外国干涉的问题。而他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份提案的背景和初衷是他头脑中的华裔标签，他把华裔移民分为三类：来加数十年的老华侨；被洗脑的共产主义华人 (the brainwashed communist Chinese)；受统战部或使领馆领导的移民 (CCP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r consulate-general)，也可以说把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都列入‘被洗脑的人’的行列。他在法案中要求除外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之外，任何受「个别」外国政府或政治组织控制和影响的个人、公司或者组织必须在加拿大司法部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所代表的外国势力名称、与外国势力的任何金钱往来等。如果这些个人和组织要和国会议员及公职人员进行交流，也必须登记。没有登记信息或者信息不准确的将会受到最高二十万的罚款和两年的有期徒刑。 其实，如果加拿大真的担心外国影响力，赵锦荣的提案就应该一视同仁，要求对所有的外国人和组织进行登记，但这个法案却只要求与「个别」“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登记，既没有列出哪些是“敌对国家”，也没有给出“敌对国家”的定义。提案中附带的空白“外国名单附表”是在立法之后，由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报告而界定，经总督批准下令修改、增加、更改或删除国名。虽然赵锦荣的这份提案没有列出具体的国家，但鉴于当时紧张的中加关系和赵锦荣一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提案一出，就被广大华人认为是一个针对加拿大国内的亲华团体和个人的提案，目的是遏制加拿大国内的任何亲中国言论，控制和监视各亲大陆团体和个人，所谓的防止外国干预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因此遭到很多华人的反对，后来这个提案随着当年进行的联邦大选中赵锦荣败落而不了了之。 借尸还魂 在2021年进行的联邦大选中，除了自2004年以来连续当选的资深保守党议员庄文浩连任成功外，其余的保守党华裔候选人全部折戟，包括已经连任四届国会议员的资深政客黄陈小萍（Alice Wong）和第一次当选且短命的赵锦荣。而卑诗省的这两个华裔保守党选区全部由蓝转红，与保守党对华的强硬立场有着紧密关系。在疫情中当选的党领欧图（Erin O’Toole）是一个坚定的主张对华强硬分子，也是保守党内著名的极右翼分子、反华急先锋。他因持有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基本一样的观点被称为“加拿大的蓬佩奥”。在他主导下的国际外交政策中把中国当成了假想敌，对中国人权、涉台、涉海、涉港、涉疆、涉藏、经济、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各种批评、抹黑，还提出不少围堵中国的政策。 除了政策上的反华，保守党也做出了很多实际的反华行动，让更多民众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变相鼓励了针对华裔，乃至亚裔的歧视言行，比如在疫情爆发后不遗余力抹黑中国是病毒发源地，应被追责，批评中国的抗疫政策等等；在BBC炮制出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系统性强奸”等虚假报道后迅速跟进，由华裔议员庄文浩提出动议要求国会众议院确认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并最终获得通过，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议会层级明确给中国定下“种族灭绝罪”的国家；他还不断呼吁各国抵制北京2022冬奥会等等。 败选后的赵锦荣不从自己身上或所在政党找原因，反而大肆宣传自己的败选与中国施加的影响有关，坚称有人、有组织地对他所提法案抹黑，这可能是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干预加拿大社会的一环，呼吁政府对大选中的外国影响以及安全部门的应对措施进行公开调查。于是在保守党、保守派媒体以及对华强硬势力的推动和炒作下，“外国干涉加拿大大选”的话题越炒越热。2022年2月24日，联邦保守党参议员里奥·豪萨科斯（Leo Housakos）向参议院提出了《外国影响登记和问责法》（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y and to amend the Criminal Code）（S-237）提案，并在参议院宣读，目前正在进入二读程序。 参议员Leo Housakos 因为该提案的内容与赵锦荣在2021年提出的《外国影响登记法》基本一致，也有“赵锦荣提案2.0”的别称。不过他增加了修订《刑法》的要求，加重代表外国政府行使犯罪获得的刑罚，并规定根据《外国影响登记和问责法》提交申报表的任何人，将被推定为代表外国政府行事，除非经权衡可能性后证明相反的情况。这意味着去登记的人或组织就被“推定”为外国代理人，无辜者必须自我证明不是，与现行的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相违背。 华裔参议员胡元豹(Senator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4月12日，魁省保守党党领Éric Duhaime发起请愿，要求魁省政府停止资助各种形式让“变装皇后”（drag queens）与青少年儿童接触的活动，并要求参加此类活动的孩子必须提供家长同意参加的证明。而这之前的4月4日，魁省议会各个政党议员全票通过了一项动议，谴责在公共场合针对LGBT+社群的仇恨和歧视言论或行为，强调“变装皇后”给儿童讲故事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有助于促进魁北克的社会平等和公平。而在4月9日，引发这些争论的中心人物“变装皇后”Barbada做客著名的脱口秀节目《Tout le monde en parle》称自己并不是给孩子洗脑，只是让他们看到差异，教给他们建立开放的心态，因为他们这一代人要面对这些，还表示尽管受到抵制，但会继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活动。 Barbada参加脱口秀节目« Tout le monde en parle》 历史由来 “变装皇后”又被称为异装者，主要指通过穿女性服装来扮演女性的男性，也包括从男性转变过来的女性，或以特色表演为目的，或为变性人争取权利等。“drag”的意思就是拖地的圈环裙，“Queen”则是女人的意思，是对有浓重女性气质的男同性恋的一种贬损称呼。它的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那时候人们开始厌倦了严肃的莎翁剧，或者是高大上的意大利歌剧，民众需要方式轻松的戏剧来调节工业世界的冰冷，于是开始兴起男扮女装的戏剧来对抗传统的严肃正剧。而在美国则是始于黑脸游吟诗人表演（black minstrel show)，就是白人把自己的脸涂黑，扮成黑人来嘲笑他们。后来有一天发现嘲笑黑人女人更带劲，于是这些白人男性表演者就穿着女人的衣服，跳着舞，唱着“丫头”（“wench” song)歌在舞台上表演。一些上进心更强的“wench players”开始转变成“primma donnas”，向着精致和优雅靠拢，同时也不失喜剧效果。那时候对“变装”表演者的要求很高，必须是纯正的白人男性，特别优秀的甚至可以在百老汇进行表演。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变装的男性表演开始和LGBT社区结合起来，而随着男同性恋以及性工作者参与“变装”表演后，变装表演开始从主流的艺术表演形式慢慢的没落，成为只能在夜店、酒吧中的表演项目。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但同性恋依然被歧视，被排挤，一旦在职场、学校或家庭中被发现是同性恋，就会被赶出去，或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因此夜店、酒吧等就成为了同性恋们寻求同侪支持并且公开聚会的地方。纽约市有一家名叫石墙（Stonewall riots ）的酒吧虽然没有营业执照、卫生消防设备也不全，但却是纽约唯一一家允许同性恋者跳舞的酒吧，因此深受欢迎。但在1969年6月28日凌晨的一次警察临检却演变成一场民众对警察的暴力示威活动，双方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3个小时内，酒吧外的抗议人数多达五百多人，并让这场冲突整整持续了5个夜晚才停息，也让变装文化开始发酵，从地下浮出水面。以至于后来“变装皇后”成为现代男同性恋文化的一部分，很多的男同性恋酒吧都会定期举办“变装皇后”表演。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同性恋都是“变装皇后”，也并不是所有的“变装皇后”都是男同性恋。 “石墙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同性恋群体首次对政府迫害的集体抗议，也成为了美国、甚至是全球性小众权利运动的标志事件——在这场暴动发生不久后，“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而类似的同性恋人权倡议组织，开始在在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立。“石墙事件”1周年后，有上万人在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举行大规模争取同性恋平权的游行，这也是美国史上第一次的同性恋骄傲（ Gay Pride ）大游行，此后每年的 6 月 27 日和 28 日被定为了同性恋骄傲日。 到了80年代左右，各种反传统文化兴起，经历了第一次同性恋骄傲大游行，社会风气慢慢开放，人们对于同性恋文化和变装文化包容度有所缓和。到了90年代中期，变装文化蓬勃发展起来，彻底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一系列关于变装的电影问世，如公路电影《沙漠妖姬》(The Adventures of Priscilla, Queen of the Desert)的票房就大卖。到了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变装文化迎来了黄金时代，或大或小的偶像层出不穷，相关的流行文化作品也渐渐风靡起来。也是在这个时代，娱乐圈迎来了现在最为知名的《鲁保罗变装皇后秀》（RuPaul’s Drag Race），这是一档变装真人秀节目，参赛选手全部都是男扮女装，节目中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根据不同的主题完成自己的服装、化妆和造型，然后走秀比赛。自09年第一季开播以来，这个节目获得了两次艾美奖（Emmy Awards）提名，并斩获一座最佳主持人奖项。而在去年发布的《加拿大变装皇后秀：加拿大对阵世界》（Canada’s Drag Race: Canada vs The World）节目预告片中，联邦总理特鲁多意外地来到舞台上，让所有参加变装皇后比赛的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实际上，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全球第一个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此类综艺节目中。 而近年来随着“性小众平权运动”的矫枉过正，特别是在“白左横行”、政治正确的大氛围下，这种表演已经不再仅局限于酒吧、剧场或电视节目，还开始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特别是走进幼儿园、学校和图书馆与孩子互动。 对峙 2015年，美国作家米歇尔·提（Michelle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近期，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注意到，网络上出现一批疑似美军机密文件，总数超过100份，涉及乌克兰局势、中国、中东、朝鲜半岛、印太军事区等美国国家安全机密，部分甚至标有“绝密”的文件。实际上在今年1月份的某一天，游戏玩家喜欢的在线聊天服务平台Discord上一个成员只有10多人的群组中的一个匿名成员开始发布这些文件，其中许多文件都被标记为最高机密，看起来有数百份之多，不过一直只存在这个即时通讯的小群组中。直到3月初，另一名用户将其中几十份文件转发到另一个受众更多的群组中，从那以后，至少有10份文件迁移到了一个专注于电脑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的更大网络社区，随后传播到推特、telegram、4chan等多个平台上。到了4月5日，在美国政府或情报机构还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个亲俄罗斯的账号在Telegram发布了其中一份文件的粗糙篡改版，以及一些未经编辑的文件，然后才被诸如《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注意到，报道之后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拜登政府曾试图删除这些流传到互联网上的文件，但没有成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司法部正在进行拉网式调查，试图查清泄密的源头，而多名安全机构官员警告说，像这样源源不断泄露机密文件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所以必须尽快找出泄密者。 包罗万象 网上流传的记述“截至3月1日的俄乌冲突状况”的“绝密”文件 这次机密文件外泄被视为2013年维基解密网站（WikiLeaks）公开超过70万份文件、视频和外交电报以来最严重的泄密事件。但与之前的维基解密或者前中情局官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爆料不同，这次泄露的部分文件是在40天前刚出炉的，或许不如之前那些庞大的秘密档案那么全面，但资讯却及时得多。这也意味着，此次外泄事件造成的破坏性更大，甚至需要改变一些行动的计划。一些泄露的文件是用A4纸打印的演示文稿和文件的照片。这些A4纸似乎被折叠了两次，也许是为了从一个安全设施中偷运出来；还有一些文件专门标明仅供美国人查看，这增加了美方人员泄露信息的可能性。照片的边缘处则可以看到各种物品，包括大猩猩(Gorilla)胶水、鞋子和GlassHawk HD观测望远镜的说明书，这些细节信息可能会帮助调查机构找到泄密者。 有媒体梳理53份泄密文件后指出，可以确认这些文件产生于2月中旬至3月上旬，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情报部门（JSC-J2）制作，主要都是简报内容，已经被部分美国官员确认了其真实性。就在美国政府对这些泄露文件启动调查之际，社交媒体上又出现第二波文件泄露，内容涉及中国、中东、朝鲜半岛、“印太军事区”等美国国家安全机密。 这次泄密文件中最大量的是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涉及武器交付、部队设置、兵力等方面的资料。其中一些文件是美国情报机构每天向乌克兰发出的实时警报，内容涉及俄发动袭击的时间和具体目标。例如，有关巴赫穆特激战的情报显示，俄军为拿下巴赫穆特计划从西北和西南方向两个侧翼展开攻势，这与后来的实际战况几乎一致。还有一份文件显示，乌克兰可能很快就会耗尽苏联时代防空导弹系统的弹药，暴露出其防空系统的潜在脆弱性——S-300防空导弹将在5月份用完，而SA-11防空导弹将在3月底耗尽。北约方面曾称，这两项系统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89%，对于抵御俄罗斯频繁的导弹袭击至关重要。 除了俄乌战场相关的内容外，被泄露的文件还有相关国家的情况说明，比如一份标注为“机密”和“NOFORN”（即不对外国开放），时间为3月2日且带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印章的名为“欧洲对俄乌冲突的回应”的文件中，用图表的形式展现出38个欧洲国家政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请求的“评估立场”。再比如一份日期为3月23日的五角大楼文件显示，当时北约成员国在乌克兰部署有97名特种部队士兵，其中英国50人、拉脱维亚17人、法国15人、美国14人以及荷兰1人。但文件中没有提到这些士兵的位置，也没有说明他们进入乌克兰的目的。 另有一份引发关注的文件提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2月底“建议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俄军部署地点”，因为乌克兰没有射程足够的远程武器。而这个消息来源于“信号情报”（signals intelligence），也就是通过电子窃听和通信拦截取得的情报，这意味着乌克兰总统及其他政府高官的通话全在美国掌握之中。而另一份文件中则明确显示，美国一直在监视泽连斯基。 有安全分析人士称这些文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行动中心情报更新中汇编的经审查的情报材料综述，显示美国在经过前几次的泄密事件承诺的不再窃听盟友诺言并没有得到遵守，美国在偷偷地窃听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敌对国家外，依然在继续窃听盟友，也就是说与美国亲近的国家均被“无差别监听”了，这让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都感到尴尬。 其中一份日期标注为3月1日的CIA情报更新评估写道，根据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领导层之间的通信，领导们曾鼓动本机构人员和公众参与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司法改革”的抗议，一些摩萨德员工还获得了作为私人公民参加抗议活动的许可。 再比如在一些文件中详细披露了韩国高级官员之间的通话。时任韩国国家安保室外交秘书官李文熙告诉他的上司、时任国家安保室长的金圣翰，一些政府官员担忧，如果遵循美方要求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违反韩国法律的。经过多次协商后，金圣翰转而建议向波兰销售33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因为这样做也能够实现美国让乌克兰快速获得弹药的目标。实际上，虽然韩国官方的政策是拒绝向战时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但俄乌冲突以来，韩国大发军火财，去年的武器出口额暴增140%，至创纪录的173亿美元，其中价值124亿美元的坦克、榴弹炮、战机和多管火箭炮卖给了波兰。 更为敏感的信息似乎来自美国对俄罗斯政府的渗透，显示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的了解，比对乌克兰行动计划的了解更为清晰，以至于美国情报机构已经能够获得关于俄罗斯打击的实时预警，甚至具体目标。例如一名俄罗斯黑客如何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分享进入加拿大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截图，并在今年2月发动黑客攻击，对这个天然气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还有俄罗斯国防部关于向瓦格纳(Wagner)准军事组织提供弹药的内部讨论，以及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非洲鼓动反西方和反乌克兰行动的计划等内容。 美国尴尬 五角大楼已经证实这些“高度敏感和机密”的情报外泄，“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风险，正在进行调查。截止目前很多信息仍然在网络上流传，新的情报在也不断被解读和曝光。而美国相关部门对如此大量的机密文件泄露表现得手忙脚乱，有美媒曝光说多名情报机构人员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以查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规模，找到泄露情报的“内鬼”。 但这其中大量涉及盟友的“猛料”还让人不由得想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做美国的盟友更致命。”已经有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称，此次泄密简直是“五眼联盟的噩梦”，将导致盟友在跟美国分享敏感信息时更加迟疑。事件发生后，“五眼联盟”成员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已经要求美国方面对泄露情报作出解释，但迄今尚未得到实质性回应。还有媒体称来自伦敦、布鲁塞尔、柏林、迪拜和基辅的官员也在向美国质询：这些信息是如何泄露到网络上的？谁应该对此事负责？因为他们面对媒体的质问颇感意外，要求美国给出“合理的答复”，但美国政府那边还至今没有任何头绪，连文件在哪个环节泄露都没查明白，答复更是无从谈起。 除了受到牵连的美国盟友不满外，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这些泄露的美军文件清楚表明美国深度卷入乌克兰危机当中，也再次说明美国长期利用其技术优势，对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无差别的窃密和监视监听，美方应当就此对国际社会作出解释。 不过也有一些分析人士称这起文件泄露事件是美方一手策划的阴谋，但具体目的尚未明确。原因在于一则能接触到这些情报和简报信息的官员理论上并不多，不会至今查不出头绪；二则如果这些情报具有高价值并可能带来损失，美国的第一反应应该会是极力否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但现在各方所有的信息都在指向这些文件就是真的，这不符合常理。 总之，这起文件泄露事件还处在初始阶段的迷雾之中，“内鬼”到底是谁？泄露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流到网上的？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到底会怎么发展都还不清楚，吃瓜群众等着看戏就好。  

七天记者 颜宏 美国前政治素人总统特朗普自进入政坛以来就备受瞩目，一举一动都能吸引全球关注的目光，即使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封，也能长期霸占着世界级的网红顶流地位。而刚刚发生的“被起诉”事件再一次让他重新回到全球关注的聚光灯下，也再一次把美国民主政治华丽外袍下爬满虱子的一面展露出来。无论起诉的理由是什么，都打破了美国历史两百多年来，总统之位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过往的总统即使深陷丑闻，也能在任职期间，甚至卸任以后被免于起诉。而这一禁忌被打破意味着一个国家就这样踏上了从未涉足之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和结果，没有人知道。 起因 尽管前总统特朗普早在2021年1月20日就和妻子梅拉尼娅乘“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用直升机离开白宫，正式告别了4年的美国总统生涯，但不缺少话题的他一直是之后美国政治绕不开的话题。今年3月17日，被禁言两年多的特朗普重返YouTube和Facebook，正当特朗普的支持者欢呼雀跃的时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当天报道称，因涉嫌给成人片女星“风暴姐”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封口费”一事，特朗普可能最早于下周被起诉，目前地方、州与联邦的执法和安全机构正在为此做准备。消息一出，正在全国巡回为自己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造势的特朗普表现得情绪激动，第二天就在其自创社媒平台Truth Social用全大写英文字母发文控诉，称他这位“遥遥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将于下周二（3月21日）被捕，号召支持者们出来抗议。 所谓“封口费”一事是指在2016年，特朗普已经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丹尼尔斯向媒体兜售她与特朗普在2006幽会的故事，正好找到了特朗普盟友旗下的八卦报纸《国家询问报》，而这个故事一旦公开，可能有损特朗普的政治形象。于是该报就把丹尼尔斯转介给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兼“和事佬”科恩（Michael Cohen）。日后反咬特朗普的科恩承认，他当年安排13万美元的“封口费”给丹尼尔斯，换取她闭口不谈2006年的那次幽会。但到了2018年，这位艳星出版了回忆录《和盘托出》（Full Disclosure），详细描述了自己与特朗普的幽会，并称接下来一年里，她一直与特朗普保持联系，希望能上特朗普主持的电视秀，但从未如愿。丹尼尔斯公开自身故事后，一边运用名气赚钱，一边进出法庭、在社交媒体上与特朗普互杠，还展开“让美国再次饥渴”的脱衣舞俱乐部巡回演出。但这笔“封口费”在2018年被《华尔街日报》爆出，而科恩也成为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领导的“通俄门”调查中第一个被正式定罪的特朗普身边亲近的人。出任“污点证人”的科恩爆了很多特朗普的“黑料”，包括给两名与特朗普有关系女性的“封口费”。 但在3月21日这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网友们用AI合成的各种照片和视频在网上风传，这些影像中特朗普或被警察围捕、或穿着囚服、或在劳改、或在越狱，而且惟妙惟肖，即便仔细观察，也感觉这是一张张“正常”的照片。 于是不少媒体纷纷发文称“起诉一事或还需几个星期才有下文”，连特朗普自己都信了。但到了3月30日，石破天惊的消息传出：纽约州曼哈顿的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以刑事控罪起诉特朗普，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现任或前总统面临刑事起诉。调查本案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Alvin Bragg）发推表示已与特朗普的律师建立联系，商量“特朗普接受收监事宜”。起诉消息发布后，特朗普发表了一则声明，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涉”，表示民主党为了“毁灭‘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特朗普的口号）’运动而不停发动各种政治‘莫须有’攻击”。 出庭 4月3日下午，在大量安保人员的簇拥下，特朗普从自己的住所——海湖庄园(Mar-a-Lago)出发乘坐专机前往纽约，沿途有特朗普的支持者欢送。而从特朗普走出家门开始到庭审结束回到家里，都有媒体在地面、空中进行全方位的现场直播。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表情一直很严肃，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当天晚上，特朗普入住纽约州的特朗普大厦。第二天上午，据说特朗普特意“起了个大早”，与助手和盟友通话交谈，为下午的传讯做准备。 下午13时08分左右，特朗普离开特朗普大厦前往法院时，身着深色西装、白色衬衫和标志性的大红色领带，他还向路旁的人群挥手并举起拳头致意。在去法院的路上，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正往曼哈顿下城区的法院走，看起来太超现实了——哇，他们要逮捕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正在美国发生，MAGA！”大约13点30份左右，特朗普抵达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法院也在同一栋建筑中），他面无表情地向围观的民众挥手，然后转身走入大厅，未对等候的媒体记者说一个字。 这次针对特朗普的法庭程序没有进行实况电视转播，但在此之前，主审法官Juan Merchan允许一小群摄影师在庭审前拍摄静态照片：特朗普神情肃穆地坐在桌前，两边是他的三名辩护律师Todd Blanche、Susan Necheles和Joe Tacopina。在法庭简短的审讯中，检察官开封公开大陪审团起诉书，然后由特朗普答辩。特朗普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惜字如金，只说了“是”、“不是”、“明白”等10个单词，但对调查他的检察官布拉格“瞪了好一会儿”。当被问及如何答辩时，特朗普回答道：“不认罪。” 这次起诉书列出了34项1级伪造商业纪录重罪，涵盖了特朗普在2017年2月14日到2017年12月5日期间向他的私人律师科恩付款的个人记录，包括科恩提供的11张发票（invoice），12张特朗普方面做账的凭证（voucher），11张特朗普开出的支票（check）。根据检察官布拉格的说法，这些款项并非如特朗普所称的那样用于法律服务，所以是伪造商业记录。而根据纽约州的法律，伪造商业记录是重罪，每一条定罪的话最多可被判处四年监禁，也就是说特朗普面临的最高刑期或达到136年。 Juan Merchan法官在一个小时的审讯后，没有拘留特朗普，也没有对特朗普设下任何开审前的限制条件，只表示此案可能在明年1月开审。由于届时是总统大选党内初选展开的时间，特朗普的律师希望延至春天开审。这名法官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另一起案件中以税务欺诈骗局为由对特朗普集团的子公司处以160万美元的罚款。 完成法庭程序后，特朗普前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返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在回程的路上，特朗普再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检察官办公室也“没有（对他）立案”。回到家的特朗普在当天晚上8点15分的黄金时间向聚集在海湖庄园的500名支持者发表演讲，一度含泪。特朗普形容自己“唯一犯过的罪行，是毫不恐惧地捍卫国家，对抗那些想摧毁这个国家的人”，又表示国家“正走向地狱”，即使是不支持自己的民众，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30分钟的演讲中，特朗普接连谈到其他潜在的刑事官司，包括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以及2020年大选争议引发的司法部和乔治亚州调查案。称这些都是阻挠他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伎俩。还将矛头指向民主党，批评总统拜登、前国务卿希拉里等人，称当年希拉里销毁3.3万封电子邮件，丝毫没有面对后果，拜登从担任参议员开始便私藏机密文件，但两人都没有“遭到骚扰和追捕”。称整个国家变得“一团糟”，现在的选举制度已经失败，激进的左翼疯子想通过执法干预选举，但自己和支持者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自特朗普被起诉的消息传出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他的支持者更是在最初24小时内就捐款超400万美元，次日又追加了100万美元。特朗普的高级竞选助手Jason Miller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透露，四天时间已筹集到超过1000万美元，并登记了超过1.6万名志愿者。 后续 除了与“封口费”相关的诉讼外，特朗普本人还面临30余宗商业欺诈的指控，还有针对特朗普集团潜在违法商业行为，试图违法干涉2020年大选结果等案件的潜在起诉。但特朗普方面也很善于利用这些来为自己造势。在被起诉的消息公布20分钟后，特朗普竞选团队便向支持者们发出一封筹款邮件，并获得了支持者的积极回应，可以说特朗普正在将这次历史性诉讼转化为竞选筹码。目前筹得的款项完全可以支持他“玩下去”，即对纽约检方的任何做法进行上诉，并在上诉的环节进行反诉，让案子一直打下去，给自己增加曝光度。 美国宪法规定，年满35岁、在美国居住满14年、在美国出生的公民都可以竞选总统，并没有将犯罪记录纳入美国总统竞选的限制条件中。也就是说，犯罪与否不影响竞选总统，特朗普还是有可能赢得选举的。不过在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斗争极化的大背景下，即便是特朗普在明年赢得大选，民主党人仍旧会继续对他“穷追猛打”，任内弹劾，任期结束后，再进行起诉。 现在的美国不仅是国内两党高度分裂，民众也严重两极。在针对特朗普被起诉的事件上，87%的民主党人认为针对特朗普的调查是公平的，而80%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些调查是“政治迫害”；75%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刑事诉讼不影响特朗普的竞选资格，88%的民主党选民持相反态度。 总之这是一场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诉讼，特别是这次起诉是由一名地方检察官而不是司法部提出的，这为全国各地的检察官自行追究总统责任打开了大门。可以说这起诉讼案开启了美国政治的痛苦新阶段，不仅会搅乱下一次总统选举，也将给美国司法体系提出迄今为止最严峻的挑战。  

七天记者 颜宏 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医疗健康方面的支出都是预算中的大头，且持续增长，但魁北克民众获得的医疗服务却每况愈下，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到来彻底扯下了魁省医疗系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健康医疗服务网络的脆弱和不堪。虽然魁省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比卑诗省和安省要晚，却一骑绝尘，很快甩掉其他省份成为整个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到了全加拿大一半以上，特别是2020年4月初在长期护理中心CHLSD（Centres d’hébergement et de soins de longue durée）开始爆发的疫情危机和人道危机更是把魁省庞大而没有效率的医疗和社会服务系统推到了聚光灯下，让民众第一次看到这个怪兽般官僚机器的丑陋面目。 其实不仅是这次疫情的冲击，魁省医疗系统的效率低、人手短缺、管理不善、设施老旧、官僚作风严重等问题给魁省民众带来的看病难、看病慢等问题早就引起了民众和政府的关注，几乎每一届政府的卫生厅长都在上任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对医疗进行改革，但却至今没有一人的改革获得了成功。 医疗系统改革史 现在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魁省政府财政支出重头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是1971年建立起来的，政府主要承担医护服务保险者和医护系统管理者的角色。其中医护服务保险主要包括1961年创立的住院保险，即住院免费的制度设计；1970年建立并逐渐完善起来的疾病保险，即看医生、做检查等疾病诊疗免费的制度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在1997年开始把药物包括进去，由政府和私营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起大部分药物的费用，使得民众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甚至免费就能获得需要的药物；还有一些针对特殊群体提供的医护保险，如针对儿童的免费牙医服务，针对残疾人士的免费辅助器械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50多年前建立的系统的弊端日渐显现，并成为“吞金巨兽”，给魁省的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在1994年到1998年担任魁北克人党政府卫生厅长的Jean Rochon奉省长Lucien Bouchard“零赤字”的指示在1996年对魁省的医疗系统进行大刀阔斧地削减：关闭了7家医院和6,500 多张床位；让30,000 多名医护人员退休；创建地区委员会，即根据地区需求调整医疗服务的自治实体；让CLSC承担更多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减少医院门诊的负担。但这项改革进行时，同时赶上联邦政府削减给各个省份或地区的健康支付转移费用和魁省政府的“零赤字”目标，原本计划是把削减医院服务节省下的资金转给CLSC，从而让CLSC拥有更多的资源，提供更多的服务，但实际这笔资金转移并没有发生，可以说从那时开始，魁省的基本医疗服务，包括上门护理服务就一直处于短缺状态。 由于CLSC提供服务的短缺、魁省民众难以找到家庭医生等原因，患者不得不去医院就医，又导致魁省的医院人满为患，急诊都要等待几个、十几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于是接替Jean Rochon的卫生厅长Pauline Marois（1998-2001）任命Michel Clair率领医疗系统调查委员会对魁省的医疗系统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并提供改进建议。这个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部分沿用至今，包括创建家庭医学小组GMF（Groupe de médecine de famille ）；推广执业护士（infirmières praticiennes）认证制度；老人的医疗保险；设立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健康咨询热线等。 凭借Michel Clair委员会的改革建议，在2001到2003年担任卫生厅长，也就是现在的魁省省长的François Legault进行了又一次的医疗系统改革，目标是到2004年让每一个魁北克民众可以随时能看上家庭医生，并创建了第一个GMF，还通过了一项特别法案，强制家庭医生看更多的病人，否则将接到巨额罚单，但他忘记了魁省的家庭医生都是自雇职业者，并不是医院的雇员，他的强制要求对他们不产生作用。 2003年魁省大选，魁北克人党落败，Jean Charest领导的魁省自由党获得了竞选胜利，占据了魁省国民议会的多数，于是自由党政府的卫生厅长、神经外科医生Philippe Couillard（2003-2008）主导的改革方案废除了地区委员会，把CLSC、CHSLD等相关机构与医院合并，创建卫生和社会服务机构(ASSS) 以及卫生和社会服务中心 (CSSS)。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可让各个机构有效连接对同一个病人负责，比如一个老人生病住院，出院后会得到CLSC 的家庭护理，如果身体情况继续恶化，会转到CHSLD。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在蒙特利尔遇到巨大的问题，那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希望独立自主，不愿意被合并，于是想尽办法抵制，再加上行政区划的限制，出现居民不能得到街对面CLSC的服务，或者负责基本医疗的CSSS辖区内居然没有医院之类的怪现象。而没有被合并的医院则争相构建超级医疗中心，催生了蒙特利尔四大医院项目的建设，即蒙特利尔大学医学中心（CHUM）、其研究中心（CRCHUM）、麦吉尔大学医学中心(CUSM) 和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CHU) Sainte-Justine。总体来说，这四个项目的总建设成本高达70 亿元，还爆出SNC-Lavalin公司为了取得建设合同，而向CUSM两名高官行贿2250万元的丑闻，最终却没有解决魁省医院不堪重负的问题。连改革的主导者Philippe Couillard最后都承认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2008年接任卫生厅长的Yves Bolduc（2008-2012）则希望在医疗系统中引入丰田精益生产法，像工业生产那样在医疗系统内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浪费。这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厅长在重组Alma和Val-d’Or两个地区的医疗系统时使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年内让Val-d’Or 地区医院的手术等待时间减少了40%，于是希望推广到全省，通过消除不必要的任务、优化工作流程，在民众获得医疗服务和减少等候名单方面提高20%到30% 的效率，可惜的是，医疗服务面对的是有各种情绪且复杂多变的人，不是毫无感情的机器，这套在工业生产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医疗系统中并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其实不止在魁省，丰田生产法在其他卫生系统的应用也没有成功的案例。 担任自由党少数政府下一任卫生厅长的Réjean Hébert（2012-2014）也试图对魁省的医疗系统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一项资助居家护理的保险，可惜的是少数党政府短命，再加上预算特别紧张，根本没钱让这位居家护理的前沿学者把他的计划付诸于实践。 接下来就是大刀阔斧对魁省系列系统进行改革的Gaétan Barrette（2014-2018），他在曾改革失败的省长Philippe Couillard的支持下，在2014年、2015年连续进行两次重大医疗系统改革。在前自由党政府看来，原来全省有30多个地区医护管理机构，造成多头管理、协调行动效率低下、医护资源分配不畅等影响医护服务的问题，为此进行的改革方案是把各个地区为政的医护管理机构整合成超地区界限的CISSS中心，全省设立了22个综合保健和社会服务中心CISSS（centre intégré de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拜登在加拿大国会发表讲话前与特鲁多谈笑风生 由于美国与加拿大的特殊历史、经济和文化关系，通常美国新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官方正式访问的国家会选在加拿大，但自从2016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选以来，这一惯例被一再打破。尽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从一开始就决定努力和特朗普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并为此给自己定下一条“纪律”，只批评特朗普的评论，不批评他本人。在特朗普刚刚上任一个月就飞到华盛顿去“拜码头”，但还是被以倡导“美国优先”而上台的特朗普嫌弃。 先是在2017年3月，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要对进口钢铝材征收高额关税，包括传统盟友和“小弟”的加拿大，让加拿大人很是吃惊，并难以接受。特鲁多希望通过和特朗普直接沟通，说服他把加拿大排除在征税名单之外。于是在2017年5月在意大利召开的G7首脑峰会上见面时，特鲁多直接向特朗普提出了关税问题。特朗普也很给面子，当即告诉他当时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 (Gary Cohn)，加拿大的钢铝材关税不收了。可是一年后的5月31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征收钢铝关税。其中，对钢征税25%，对铝征税10%。后来特鲁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这件事让他醒悟到美国总统的话不能全信，无论说的时候握手也好，承诺也好，看着对方眼睛也好，都有可能变卦。 时间到了2018年，加拿大作为东道主组织的G7首脑峰会在魁省Charlevoix 地区的风光小镇La Malbaie召开，特朗普迟到早退，极不给主人面子。特鲁多努力在各国首脑之间斡旋，目的是在峰会闭幕时大家能够求同存异，签署联合声明，这是此类会议成功的标志。但特鲁多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却触怒了先走一步的特朗普。他在飞机上连发推特，宣布美国将取消在联合声明上的签名，并大骂特鲁多“不诚实”、“软弱”，刚跟他握完手就变脸。当时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甚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宣称，在地狱里有专门的位置留给像特鲁多这样的人。而特鲁多完全被骂懵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到底说了些什么？我说了以前没说过的话吗？”事实上他那天的讲话没有任何新意，完全是他及手下官员以往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的多边主义立场。 特朗普当政的美国不仅毫不留情面地对加拿大的钢铝等产品加征关税，还在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上逼迫加拿大让步，让加拿大的经济损失惨重。更严重地是，要求加拿大抓捕、引渡华为公司的前CFO孟晚舟。与十几个国家接到同样的要求都“鸡贼”地不理不同，没什么大国外交经验、“傻白甜”的加拿大政府竟然毫无防范地照办了，结果引发中国的剧烈反应，几十年友好的加中关系一朝回到解放前，虽然最后美国妥协，同意孟晚舟回国，但此事至今影响着中加关系的正常发展。另外，由于特朗普政府一直不把环保当回事，不仅退出《巴黎协定》，还在各种场合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并提倡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让早就夸下海口说要比早前承诺的2030年碳排放量目标做得更好的自由党很为难，毕竟北美是一个整体，如果美国带头开发油气，不对碳排放作任何限制，加拿大的环保计划将沦为笑话，轻则效果不佳，重则投资血本无归。因此当政治素人特朗普下台，美国建制派精英代表的拜登上台后，受特朗普之苦久已的特鲁多欣喜若狂，第一时间祝贺并骄傲地宣布自己是第一个与美国新总统通话的国家领导人，并在自己的推特上晒自己与拜登通电话的照片和谈话内容。 姗姗来迟的访问 可惜的是，拜登上台后虽宣称加强邻国和同盟关系为己任，挽回被特朗普破坏掉的国际关系，但加拿大并不是他的优先选项。在对近20个国家进行访问后，加拿大才终于在两年多后排上了拜登的出访名单，而且双方想要探讨的侧重点也截然不同。作为世界上的头号霸权国家，并且这个霸权正在受到多极世界的挑战，美国最关心的当然是安全问题，希望与特鲁多讨论的议题将涉及乌克兰危机、防务合作、加强供应链及支持清洁能源等问题。但对中等国家的加拿大来说，优先事项则是经贸问题、边境移民问题以及关键矿产问题，并希望美国能确保不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在拜登还没启程前，美国方面就放出风来说要在三个方面施压加拿大：一是希望加拿大出更多的钱支持乌克兰，尽管加拿大之前的援助已经掏空了全部军事预算；二是希望加拿大代替美国士兵出兵海地维和；三是希望加拿大无条件接收从美国入境的难民，而不是修改加拿大呼吁很久的《安全第三国协议》来解决源源不断的非法越境难民问题。这个消息一出不仅让民众大呼“加拿大不是美国的第51个州”，连官方反对党保守党的党领Pierre Poilievre都吐槽说“加拿大正在被美国宰割”。在首都渥太华的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前还爆发了多次抗议示威，不少加拿大民众高呼“加拿大不欢迎拜登！”“战争罪人（拜登），滚出加拿大！”等口号，并要求华盛顿停止散播战乱，停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援乌武器、拱火等行为；还有抗议民众表示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应该独立于美国之外，而加拿大人想要的只有和平。 拜登访问前夕，在美国驻加使馆前的抗议示威人群 形势比人强 或许是因为美国的内部问题重重：通货膨胀高居不下；为抑制通胀提高利率又引发银行危机；贫富差距鸿沟越来越大；枪支泛滥，枪案频发无法遏制；黑与白的种族对立无法解决；特朗普复出江湖备战2024年大选…… 或许是因为美国最近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中国的两会顺利召开，中国高层的权威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中国提出的12点和平建议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平的声音日益高涨；中国国家主席疫情后首次访问莫斯科，进一步加强了中俄两国的合作，可以让俄罗斯立于不败之地；在中国的斡旋下，千年世仇的伊朗和沙特实现和解；中国举办博鳌经济论坛，各国首脑、跨国公司高管云集而来……总之这次拜登来到加拿大与以往美国高傲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带着点讨好的意味。 在拜登还没落地时，困扰加拿大许久的非法移民问题就突然解决了。美国不仅同意修改《安全第三国协议》，允许加拿大关闭Roxham 小道，并只要求加拿大每年接收1.5万难民，要知道，去年一年仅魁省一个省份就涌入了4万难民。之前加拿大派出外交部长、移民部长之类的高官去美国协商这个问题时，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层官员都能以“这个话题不在协商范围内”打发掉，现在居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快得让加拿大以及魁省政府措手不及，没有对关闭这条移民通道做任何准备。 拜登来访的代表团整容相当豪华，除了夫人吉尔·拜登外，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以显示对加拿大的重视程度。拜登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讲时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友谊、家庭、商业和文化如此紧密。我们的工会跨越国界，我们的体育联盟，包括棒球、篮球、冰球都是如此。”拜登还强调说：“美国选择将我们的未来与加拿大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比加拿大更好的伙伴和更可靠的盟友。我在今天向你们和所有加拿大人承诺，你们将永远都能够依靠美国。”他的这番“表白”也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掌声。 如此低姿态的拜登不仅在加拿大关心的移民问题上让步，也在施压渥太华领导海地的军事行动上做了让步，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加拿大向海地国家警察拨款1亿元，以帮助恢复被武装团伙控制地区的秩序，同时还宣布制裁两名海地人，冻结一名海地前参议员和一位前总统候选人的资产，并禁止他们入境加拿大。 在向清洁经济转型并创造就业方面，两国决定设立为期一年的能源转型工作组，以加快双边相关合作。双方同意促进清洁钢材和铝材等产品的贸易，并继续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关键矿产价值链、核能和零排放汽车等领域开展合作。对于加方提出的将加拿大产品纳入“购买美国货”的诉求，双方将继续讨论。 在关键矿产和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双方同意增加对相关产业的投资，推进跨境半导体制造。美国将出资5000万美元鼓励美国和加拿大公司投资半导体封装，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在财政预算中为半导体项目提供至多2.5亿加元的资金。 在防御安全方面，双方同意斥资进行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的现代化改造。加拿大将投入73亿加元，用于升级和建造新的战斗机相关基础设施。安大略省南部将安装预警天波超视距雷达(OTHR)和威胁跟踪系统。 双方还承诺在保护共享水域和北极、促进社会多样性和包容性、应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应对合成阿片类药物危机、减少枪支暴力等方面深化合作。 总之，这次拜登低姿态、亲民的访问可谓非常成功，再一次让加拿大的精英们对美国充满了幻想，心甘情愿地投入美国的怀抱；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也给特鲁多拉了一波“支持”，让他更积极地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当然还会进一步密切美加两国间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往来，而在一些双方均比较重视的议题上，如防务合作、供应链、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等会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开始实施。但实际上加拿大在美国的联盟体系中越来越边缘化，不仅拜登去了十几个国家后才到访加拿大，美国为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铺开的各种合作机制中，也看不到加拿大的影子。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开年以来，蒙特利尔的凶杀案数量骤然上升，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有精神问题的人杀害家人的案例。1月26日，28岁的Emmanuel Gendron-Tardif杀死自己61岁的母亲，这名电影人在过去几年里都在受精神疾病的困扰；2月19日，26岁有精神病史的女子Amel Benali持刀威胁另一名女邻居，接警赶到的警察因为其精神状况而要找她的母亲问话时，才发现她54岁的母亲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被杀死了；然后就是3月17日，19岁的Arthur Galarneau杀死了他的母亲、父亲以及75岁的外婆。这三名嫌疑人都因为精神病史而被警察、医院、社区机构等相关单位所熟知，但因为资源不足等各种原因在社会中自由地游荡，他们不仅对自己危险，对别人，特别是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家人更危险，彷佛一颗颗“延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说不上什么原因就可能爆炸，造成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当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只给心理健康问题拨款2700万元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深受其害的蒙特利尔居民的不满。 24小时随机射杀三人 还记得去年8月在不到24小时内随机枪杀三人，最终被警察击毙的Abdulla Shaikh吗？他才只有26岁，却是多个警察局的常客，在过去四年里，他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需要警方干预，多次被警方送入不同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入院治疗，还因为于2016年在Laval的一所公园里殴打、威胁、暴力逼迫前女友为其口交而犯下的指控在等待庭审程序。 Abdulla Shaikh出生在蒙特利尔的一个移民家庭，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青少年之前一切正常，但到17、8岁开始吸毒后，就开始出现精神问题。2018年6月，他因为精神病发作第一次入院治疗。一个月后，他因为想回到自己的祖籍国（他的籍贯没有披露，应该是中东的某个国家），不想再当加拿大公民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后，为了显示自己放弃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决心，他在6天内3次前往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捣乱，每次都被安保人员驱离。最后一次他携带蜡烛等点火用具当众烧毁自己的护照而被逮捕，遭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恶作剧等指控，但在当年11月份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免于承担责任。在魁省，有犯罪记录却因为精神问题被免于起诉的人都由一个名为精神问题审查委员会CETM（Commission d’examen des troubles mentaux）跟踪。这个委员会在2019年4月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评估听证，通过血检和尿检，发现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服用治疗其精神疾病的药物；同年6月，CETM的评估结果才出来，虽然认为他对社会安全造成风险的几率很高，但还是决定让他有条件获释，条件包括按时服药，不吸食毒品，保持和平等。 一年之后的2020年，他再次发病，一个人自言自语，对着空气说话，对其他人恶语相向，如果有人反驳他就打人。虽然他本人不承认自己患病，也拒绝服药和治疗，但相关机构获得了法官的社会治疗强制令，他被强行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如此反复发病、入院、评估；再发病，再入院、再评估的循环贯穿他这几年的生活。他在Institut national de psychiatrie légale Philippe-Pinel、Laval的Cité-de-la-Santé等多家医疗机构都住过院，在住院期间的表现也非常暴力，不肯好好吃药，不肯配合治疗，对照顾、劝说自己的医护人员恶语相向，还经常威胁医护人员称“我会找到你的名字，你的地址，等我出去就杀了你”等等，医护人员向院方管理层、工会等多次投诉，但毫无用处，医护人员不得已报警，但警察的回应是他本来就是在治疗的病人，对此无能为力。 直到2022年3月，CETM对他进行第五次精神状态评估，在判定他的病情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风险的情况下，还是裁定对他有条件释放。这个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干预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虽然有风险，但如果按时吃药、配合治疗并戒掉服用毒品，可把风险降到很小，再加上整个医疗系统都缺人手，精神科也不例外，最终做出了有条件释放的决定。在他获得自由的3个月后，制造了一系列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案。 家庭与社会不要放弃 与Abdulla Shaik的成长经历很相似，今年25岁的Joshua Côté-Mashala因在2019年携带剪刀刺伤了他的心理医生而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在这之前，他的父母家人就已经多次就他的问题向各方求助，却一直得不到帮助，最终发展到这一步。 Joshua出生时是一个很安静、平和的孩子，家中5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喜欢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但到了中学的最后两年，他开始和朋友去酒吧，开始喝酒、吸毒后，精神状态就出了问题，表现出各种不可理喻，也不像他的怪异举动，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因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被学校的橄榄球队开除。他的父母发现了他的异样后，一直想帮助他，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是父母管的太多，双方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Joshua少年时的照片 2017年夏天，因为和妹妹口角，他打了妹妹，之后他的暴力行为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父母报了警，但警察也只是说了他几句而已。到了12月份，一次在吃晚餐时又和妹妹发生口角，他再次起身去打妹妹，被父亲拦住，扭打中父亲的肩膀受伤，不得不做手术。每次他精神病发作时，父母只能求助于警察，而每次警察的到来都让他感到受背叛，变得更愤怒，更加暴力，为了保护家里的5个女人，父亲多次在和他的打斗中受伤，还有一次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最终他被要求离家出去住。 期间，他的父母多次和儿子沟通，联系精神病医院，希望他能去住院治疗，但Joshua认为自己没有病，不需要住院，最终到2018年7月，面对越来越暴力的儿子，他的父母请求法庭强制他去进行精神状态评估，并获得了法官的支持。于是两名警察带他去做心理评估。但一个半小时后，他的父母惊讶地发现他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原来对他进行评估的两位精神病医生仅通过与他交谈就做出了他没有危险的判断，让他回家，既没有跟警察联系了解信息，也没有跟家长通报情况。等到Joshua父母打电话问到时居然说孩子没有问题，是父母的问题。 几天后，Joshua再次发病，破门闯入家中，殴打他的父亲，这次他的父亲报警后正式提出投诉，他受到非法闯入、偷盗、暴力伤人等多项刑事指控。在庭审中，法官再次要求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Philippe-Pinel医院的两位专家诊断他患有精神疾病，并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倾向，因此法官判定他不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留在精神病院治疗。在医院期间，尽管他自认为没病，也拒绝服药，但情况还是逐渐稳定下来，他的治疗医生建议他可以无条件释放，并得到了CETM的支持，于是他被无条件释放，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定期复查。 从医院出来一个月后，他再次在自己家附近发病，被警察再次送进医院，但他的主治医生还是建议他可以无条件释放，但这次CETM不同意，给他加了几个附加条件，包括如果不配合治疗，医院应该通知警察将他逮捕等。很快，他就没有如约去和医生见面，医生通知警察后发现他已经从所住公寓搬走了，不知所踪。 Joshua就这样在街头流浪了两个月之久，到处偷盗为生，犯病时随意恐吓他人，打人，还在公共汽车上打伤了一个年轻人，直到被警察抓住，当时他身上有偷来的信用卡、一把刀和一把铅弹枪。他被送入医院后依然不认为自己有病，依然拒绝服药，直到1个月后用刀刺伤了医生而登上媒体头条。而他刺伤医生的原因是医生正在向魁省高等法院提出强制他服药的申请。这次他不能再呆在医院里，因为谋杀未遂而被判入狱，尽管在他的档案里提出他需要药物治疗，但在监狱里没人执行。他的父母不得不多次找各个相关部门让他能够在监狱里得到治疗，而通过治疗，他的情况获得很大的改善，并在出狱后回到家跟父母一起生活。 目前病情稳定的Joshua表示，如果他能够及早介入治疗，大部分的暴力举动是可以避免的。他的父母则感叹现在的社会制度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不强制人治疗其实是在放任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病情恶化，直到有一天作出一件大事来再把他们投入监狱，其实他们是有病的人，是需要帮助的人。 蒙城的1000颗“炸弹” Joshua仅仅是被诊断具有精神分裂症的倾向，就已经出现了多次暴力伤人的行为。Abdulla Shaikh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还被认为具有反社会、自恋型的人格特征，这为后面的血案埋下了伏笔。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会导致患者以异常的方式解读现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每300人中就有1人患上此病，最常见于青春期晚期和20多岁时，男性的发病往往早于女性。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出现幻听、幻觉、妄想以及某种极端混乱的思维和行为。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Abdulla Shaikh的精神分裂症虽然严重，但还不足以让他做出如此冷血的举动。随着信息的披露，人们发现他在案发前的几个月里，花大量的时间浏览网上的种族歧视、极右翼、阴谋论等不良信息内容，加入多个倡导暴力的社交媒体群组，甚至到暗网（Dark Web）上去看杀人、斩首等血腥的视频。他被击毙时手里拿的枪是一把自制的仿制半自动手枪，这种自制枪支也被称为鬼枪（ghost gun），意思是不在市场上销售和流通，没有任何可追踪的信息。而在现实中，自己组装枪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枪支的大部分金属部件如枪管、滑轨、弹匣等都是标准件，且不受管制地自由销售，可以很轻易地在互联网上、枪支销售店里买到这些组件和子弹。自己组装枪支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组件买不到，但如果有人教或者有信息指导也不难自制，虽然看起来粗糙，但完全不妨碍发挥枪支的功能。没有接过正规训练的凶手根据网上获得的信息只组装了一把枪，但枪支的性能却不输于市场上的销售产品，毫无障碍地连杀了三人，警方也在凶手的住所发现了多个高性能的弹匣以及大量的子弹，如果不是被及时击毙，这个丧心病狂又被洗脑的精神病还不知道要杀多少人，想想都后怕。 负责治疗这类精神病患者的医生表示，社会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延时炸弹”：他们具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构成危险，但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治疗，控制病情，无论是其家人还是相关机构都无权强制。针对这类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或集中管理，但目前的社会体系中又没有相应的资源，更忧心的，社会上患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数不仅在连年增加，他们还能轻易获得药物、毒品乃至武器。 曾担任魁省精神健康部门主任15年的André Delorme表示，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题。人口中的1%患有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而在这些患者中有10%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有针对性的、强化的跟踪，理论上每10万居民中就需要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执法部门人员组成的干预小组，才能保证这些精神病患者不“捅出大篓子”，而蒙特利尔有2百万人口，需要至少20个这样的小组，而目前只有10个，也就是说还没有人对大约分散在各处的约1000名“延时炸弹”进行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