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2016年6月，Saguenay地区一名22月大的男童Thomas Audet之死曾震动了整个魁北克社会，因为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就曾因疑似受到母亲虐待而被举报到该地区的儿童保护组织DPJ（Direction de la protection de la jeunesse）。孩子的亲生父亲和祖父母认为如果DPJ早点介入的话，孩子可能不会死亡，为此他们在今年2月份上诉魁省高等法院（Cour supérieure du Québec）起诉当地的CIUSSS（Centre intégré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et de services sociaux），要求赔偿108万。
小Thomas死后，当时魁省负责青少年保护和公共安全的部长Lucie Charlebois委托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e）对DPJ的工作是否得当展开调查。一年后，人权委员会的调查认为该地区的DPJ在这起悲剧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提出了23条改进建议。
不到两年，类似的悲剧在Granby市再次发生，在DPJ知情并跟进的情况下，一名7岁的女孩被其亲生父亲和继母虐待致死。
事件回放
2019年4月29日上午，魁省公安全厅（Sûreté du Québec）接到报警电话，称一名女孩可能遭受其父母的虐待。警方赶到后，在一间被锁住的房间内发现了双手被反绑，嘴巴被塞住的女孩。据警方描述，小女孩被发现时，已经被囚禁了数个小时，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岌岌可危。
奄奄一息的女孩被紧急送往Hôpital de Granby医院急救，但因伤势过重，很快转院到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de Sherbrooke，但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抢救，小女孩还是因为过度虚弱不治身亡。随后小女孩35岁的继母和30岁的生父以严重侵犯人身罪和强迫监禁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并于5月3日短暂出庭。鉴于女孩已经死亡，法庭强烈反对对夫妻二人进行保释，并表示有可能根据调查提出更加严厉的指控，下次出庭日期定为5月23日。
魁省震动
小女孩的悲惨经历，在整个魁省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发以来，魁省各地的民众络绎不绝的、自发来到案发地，还有很多随家人前来的孩子，在小女孩生前住所的门前草地上或放上一束鲜花，或留下各种毛绒玩具，或放置寄托哀思的卡片。魁省议会甚至为她的死默哀一分钟，省长François Legault表示魁省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并承诺调查过程和结果透明，让魁省民众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魁省安全局正在进行的犯罪调查，魁省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长Lionel Carmant还要求人权和青少年权益委员会CDPDJ（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e et des droits de la jeunesse）对Estrie地区的DPJ和CIUSSS进行内部行政调查，同时魁省还启动了验尸官的公共调查，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对这场悲剧的发生有更详尽的了解。
DPJ难辞其咎
小女孩的悲惨经历之所以让整个魁省人，不论是政界人士还是普通民众，都感到不解和愤怒，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受害者，而是从她一出生就被当地的DPJ关注和跟进的孩子。在她短暂的成长过程中，医院、DPJ组织、社区组织、法庭以及学校都曾有过介入，许多人而且是负责儿童保护的成年人和她有过交集，却让她忍饥挨饿，伤痕累累，最终死在父母的虐待下。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现代社会，发生在被誉为“儿童保护天堂”的加拿大，发生在极其重视人权的魁北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我们又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魁省的DPJ最早是为实施1977年颁布的青少年儿童保护法（Loi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jeunesse）而成立的，在全省设有19个儿童保护中心，但近年来社会上针对DPJ的批评声不绝于耳。除了一些个人投诉外，魁省电台主持人Paul Arcand在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童年偷窃者》（Les Voleurs d’enfance）直指DPJ的暗黑内幕，揭示这个机构的臃肿、官僚和冷漠，引起很大反响。Radio Canada的调查栏目Enquête在2013年播出的《Desjardins大街的秘密》（Les secrets de la rue Desjardins）更是把DPJ工作的效率低下和无作为公之于众。在节目中，公众多次投诉一家忽视孩子照顾，甚至不给孩子吃饱的寄养家庭，而负责的DPJ却无动于衷，直到节目播出后，引发公众舆论谴责后，这个对被救助的孩子来说同样危险的寄养家庭才被关闭。小Thomas死亡调查揭示的DPJ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似乎也只适用于发生惨案的Saguenay地区，其他地区的DPJ依然故我。同时，从事儿童保护的业内专家也承认，目前魁省的青少年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DPJ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预防资源不足，等待时间过长。最近十几年来，涉及青少年保护的案例猛增。在2003年，魁省共有6万起报告，而现在则每年有十多万起报告，平均每天263起，就是说至少每天有263个孩子有可能受到伤害而需要救助。以去世女孩居住的Estrie地区为例，2018年共有1,641起报告，平均每天4.5起，而现有的资源根本无法承担，特别是在前自由党施行的财政紧缩政策下，财政资金被大量削减，直接导致许多案例等候处理时间延长。最近三年来，各地的DPJ的处理时间都在增加。但最严重的就是Estrie区，仅仅是从接到报告到初步评估就需要61天，而魁省的平均等待时间为26天。
魁省曾经规定DPJ介入的等待时间要控制在12天以内，但目前只有Gaspésie地区能达成这个标准，其他所有地区的等待时间都超过这个规定。造成等待时间过长的原因除了报告数量增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各个DPJ机构招不到足够的工作人员。蒙特利尔的DPJ介入等待时间在全省范围内排名第三，仅比政府规定的12天多4天，但也有30个职位空缺找不到合适的人。除了没有足够的人手，该机构的Patrick Beauregard还表示，涉及青少年保护的工作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人间惨剧，特别是看到可爱的孩子受到的各种伤害，对工作人员的心理和精神产生的冲击也很大，有很多人坚持不下去，所以DPJ机构的人员流动非常频繁。
DPJ组织一般的处理程序是，接到报告后要进行初步评估，来确定这个报告是否需要DPJ的介入，这需要十几天到最长的六十一天的等候时间；如果需要介入，再进行深度评估并形成文档，转交给下一个工作人员，这也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再接着这一案例会被分配给某一个具体的社工来处理，这又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且DPJ的处理也没有具体的硬性规定，工作人员是根据等待名单再结合情况的紧急类别进行选择，比如涉及性侵或体罚案例的优先程度就比营养不良要高，这就涉及许多人为因素，工作人员是否尽心尽力，是否有效率，都将影响到案例的处理和等待时间，而在这些等待时间里，处于悲惨境遇的孩子得不到救助，继续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摧残甚至如这个小女孩一样失去宝贵的生命。
如何解决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前议员、出版过《为孩子疯狂的魁北克》（Un Québec fou de ses enfants）一书的作者Camil Bouchard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报告的数量，要做好预防措施，把虐童的案例消灭在萌芽状态。在DPJ工作过30年的心理医生Louisiane Gauthier也认为应该对一些父母进行评估，有些人本身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吸毒、酗酒、精神问题等等，这样的人连照顾自己都困难，根本无法照顾孩子。
其次，儿童保护涵盖范围广，专业性强，从业人员良莠不齐。Lionel Carmant部长表示DPJ工作人员处理的案例都是在正常生活之外的案例，要和有问题的家庭和孩子打交道，需要面对来自孩子父母、亲人的敌意，孩子的各种不正常行为；经常需要和警方、社区组织以及学校打交道，就牵涉的案例进行沟通；还要跟医疗机构联系，给有问题的孩子做各种诊断，程序繁琐；涉及到抚养权、抚养费等问题还要跟司法机构合作；同时要遵循一系列的工作程序和准则。DPJ一方面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另一方面要让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等自身要求也得到应有的尊重，同时协调孩子与原生家庭或寄养家庭的关系，而目前的DPJ机构设计和角色定位并不能切实地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2015年，魁省进行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重组，DPJ成为CIUSSS的一部分，按照普通医疗逻辑而运作，实际上青少年儿童的救助通常涉及认知障碍、依赖障碍、性侵犯、身体虐待等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需要工作人员具有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第三，目前DPJ的救助方式并不能真正地保护儿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目前DPJ在把孩子带离父母身边后，经常把孩子委托给寄养家庭、儿童中心（Centre de jeunesse）、司法设施或精神健康治疗中心等处。住在这些地方的青少年儿童不仅面临严格的“家规”，包括什么时候吃饭，吃什么，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可以用电话等，还被经常更换寄养家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即使稳定在一处居所，也有可能受到工作人员的欺凌。
小女孩的悲剧发生后，渥太华大学法律系学生Gabriel Darquenne就站出来现身说法，指出他被DPJ接管的10年是如何痛苦的经历。他说自己本来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在8岁那年，父母的生意失败，闹离婚开始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父母吵架，父母分居后各方走马灯似地更换伴侣，在十多家寄养家庭辗转，还被关在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儿童中心，连出去踢个球都要向法庭申诉，要获得法官的许可。他表示在这期间，DPJ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关切和爱，也没有让他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成长，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他的父母走出困境，没有试图保持他们的家庭完整，最终她的母亲染上酒瘾，父亲离开不知去向，妹妹也和自己分开。在他满18岁后，就彻底被DPJ抛弃，再没人过问他。他只好自己想办法谋生，有好几年时间他都在维持温饱间挣扎，后来也要靠打好几份工来维持学业。因为从小的经历，将很快成为律师的他希望能为那些涉及司法案例的孩子提供帮助。
并非个案
DPJ本来是魁省政府授权履行儿童保护服务的独立组织，本该是孩子们的守护天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天使正在变质、退化，甚至变成魔鬼。不仅在魁省，加拿大其他地区的类似儿童保护组织也都出现多起有争议案例，甚至被一些民众称为“丑陋机制”、“恶魔组织”等。因为这个组织的权利很大，一旦介入就是在政府和法律的框架下带有强制执行的意味，当事家长只能配合，不能拒绝。而加拿大是个多元社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存在着文化差异，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和判断也就存在着差异，导致这个组织在拯救很多遭虐待的孩子同时，也为一些家庭带来了近乎“灾难”性的干预。
在华人社区引起很大反响的一个案例就发生在多伦多的王先生身上。据《世界日报》报道，2015年11月，王先生刚下班回来就遇到了CAS（当地的DPJ）社工和警察一起上门的调查。CAS社工怀疑王先生在家里打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怀疑呢？因为学校老师发现孩子脸上有一片红肿，怀疑这是家暴之后留下的痕迹，于是老师立马报警并上报了儿童保护组织。
其实，脸上那片红肿是孩子自己玩贴纸导致的过敏。但这还是没有阻止孩子被儿童保护组织带走的结果，因为在多方位调查中，CAS认定王先生对孩子进行了“不合理对待”，这些不合理对待包括：要求其儿子在放学后必须先做作业才能看电视，不许儿子将收音机音乐声音放大等，限制了儿童的人身自由。
最终，CAS按照相关规定向法院提出了儿童保护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剥夺王先生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其实，不管最终法院怎么判决。其中流程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这期间王先生都不得不承受与孩子分开的痛苦。
新的希望
Granby小女孩的悲剧发生后，整个魁省从上到下都在思考儿童保护体系的漏洞，并提出各种建议和解决办法来避免类似人间惨剧发生。
省长François Legault公开提出这一事件应该引起反思，所有涉及青少年保护的问题，从法庭的审理程序到法官的判决依据，到社区服务部门、青少年保护部门以及学校，甚至魁省的青少年保护法律都应该重新考虑。
在DPJ工作过40年的Danielle Tremblay建议说，魁省在2005年曾对DPJ进行过改革，要求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孩子留在父母身边。所以DPJ在介入时应该首先对孩子的亲生父母进行评估，如果孩子的父母没有行为能力照顾孩子，就应该尽快把孩子从原生家庭剥离；如果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照顾孩子，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以得到纠正，DPJ就应该在救助孩子的同时也帮助孩子的父母，比如帮助他们戒酒、戒毒或治疗，最终使得孩子能够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
她还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指出，DPJ组织的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又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所以应该首先让公众了解这一从业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要给从业者提供深度培训的机会，特别是涉及心理卫生、精神状态和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最后还应该全社会行动起来，因为针对孩子的救助并不仅仅是DPJ的工作，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协助，特别是与之直接相关的医疗部门、学校、法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