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孟晚舟签名活动7月1日举行
由加中友谊促进会举办的宗旨为“释放孟晚舟！中加友谊！世界更和平！”的“魁北克Free Meng国庆宣传签名活动”将于7月1日上午10-16点在蒙特利尔白求恩雕像小广场举行（Guy和Maisonneuve West 交汇路口，地铁Concordia站 Guy出口)。欢迎广大热爱和平、促进中加友谊的民间志愿者参加。活动口号：Free Meng ! Fly peace! 咨询电话：514-260-5835
新闻
魁省租房危机愈演愈烈
七天记者 梓丰 马上到来的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也是魁省传统的搬家日。从今年年初开始，有些人就在头疼搬家问题。除了临近搬家日的搬家服务、搬家货车租赁甚至打包用的纸箱买卖都变得炙手可热，不仅价格上涨，还供不应求，需要提前好久预定外。更让人烦恼的是最近几年来从蒙特利尔等大城市蔓延到地区，甚至偏远的Rimouski、加斯佩（Gaspé）等地的租房危机还在持续蔓延，各地的房屋空置率都非常低，导致租房市场非常紧俏，一旦有经济实惠的房子上市，立刻就会被抢走。再加上从去年开始还看不到放缓迹象的房地产市场火爆局面更是直接催生了房租的直接上涨和房主对租客的挑剔，一批支付较低租金的住客被以各种理由赶出了住宅，导致一轮又一轮抗议示威活动。 超低的房屋空置率 房屋空置率是指在某一时刻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一般来说健康房地产市场的房屋空置率应该控制在10%以内。空置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达和住房富裕的表现，说明住房不紧缺，人们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调到其他城市可以很容易地租到房子或者买房，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反之，空置率越低，说明可供出租的空房数量越少，就越难找到合适的房子出租，一般来说低于3%的空置率对一个城市或地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可能导致租房荒。 蒙特利尔曾因较低的房租价格和在相同租金下可获得较大的租住空间被誉为加拿大的“租房天堂”，可目前因为空置率下降，蒙特利尔地区已经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特别是适合于家庭居住的4个半和5个半。虽然相比于2019年，今年蒙特利尔的房屋空置率成倍地增加到了供需平衡极限的3.2%，但主要是因疫情的原因，比如移民到达数量较少、到校上课的学生数量少、旅游者数量少等暂时因素，并不代表上真的房屋供应数量充足。 蒙特利尔周边房屋空置率 与房屋空置率低相辅相成的是房屋租金的大幅提高。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协会SCHL（Société canadienne d’hypothèques et de logement）的数据显示2020年在蒙特利尔一个面积在300平尺左右的小studio或者2个半房屋的平均月租金是700元，而最常见、实用的4个半房屋的月租金已经涨到900元。今年大部分的租客都得到了房主的涨租通知书，房租的涨幅从10元到300元之间不等。如果有人希望找到与前两年住宿条件类似的房屋可能需要准备付双倍的房租，可让人负担的低房租住房市场正在消失。 今年4月份底，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在议会辩论中提及蒙特利尔的房屋租金只有5、6百元，结果被各反对党、致力于推动反贫困和社会住房的公益组织——城市建设公众行动阵线FRAPRU（Front d’action populaire en réaménagement urbain）以及普通民众骂惨了，批评他对正愈演愈烈的住房危机不赶兴趣且无知，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相脱节。另外，省长也不认为蒙特利尔存在现实的住房危机也受到的广泛的诟病。省长认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蒙特利尔确实发生了租房危机，那个时候的住房空置率已经低于1%，但现在蒙特利尔的房屋空置率为3.2%，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是新冠病毒病毒大流行，而不是住房危机。他的这一看法与魁省业主委员会CORPIQ（Corporation des propriétaires immobiliers du Québec）的观点不约而同，这个组织提供的数据指出目前蒙特利尔岛上的房屋空置率达到4.7%，不存在住房危机。或许这两种说法都对，蒙特利尔的低房租住房确实存在危机，但如果有能力负担较高的房租，找房并不是难事。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协会SCHL 的统计就显示，蒙特利尔的有人居住出租房的平均月房租为891元，但无人租住的空置房月租金为1202元，足足相差了36%。SHCL的数据还表明，蒙特利尔的房租涨幅并非省长宣扬的2%，相当于通货膨胀率，而是在2020到2021年上涨了6%，是自2003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此起彼伏的抗议 随着搬家季的临近，从今年4月份以来，蒙特利尔的Lasalle、La Chine、Villeray-Saint-Michel-Parc-Extension、Mont-Royal、Hochelaga-Maisonneuve等多个区都爆发过抗议房价上涨、抗议房主驱赶租客、要求政府解决可负担住房问题的各种示威游行。就在6月23日，还有上百人堵塞了Sherbrooke大街，来到省长François Legault的办公室门前抗议，提出了两项主要诉求。第一，要求政府大规模建造社会住房，尽快将将数千套经济适用房投放市场以缓解租房市场供不应求的压力；第二，设立公共房租控制机制，禁止房主随意上涨房租或驱赶租客的行为。 省长办公室门前的抗议人群 除了这两点外，抗议人群还要求修改法律，堵住房客可被驱逐的法律漏洞。比如魁北克民法典（Code civil du Québec）第 1959 条规定房东可以扩大或细分住房为由要求住客搬离，很多房客认为这一条目前已经被滥用，房主驱逐原来的房客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租金。一名叫Stephen Woods的抗议者就表示，他的房东正在迫使他离开从1972年就一直在住的公寓。他也承认他付的房租要比市面上要低，但他认为这才是合理的房租价格，而不是市场上不切实际的房租。幸运的是，因为他属于低收入人群，且已经在该地点居住了10年以上，所以受到法律的住房保护，不能被随意驱离。目前他正在和新房东谈判新的房租价格，但一直谈不拢，他认为自己已经出价很高了，但新房东依然认为太低，不过因为他持有从Régie du logement开出的住房保护证明，房东不能赶他走，目前双方还在僵持中，因此他提醒那些被要求离开的房客，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租房危机中，房客方面认为政府在提供廉租房方面做的不够，目前的法律对他们保护得还不够；而对房东群体来说则恰恰相反，目前的法律过分保护租客利益，严重打击了房主的积极性。 魁省业主协会CORPIQ就多次表示政府偏向于租客的各种限制政策是导致住房出现短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是这些政策打消了房主的地产投资积极性，阻碍了房主对出租单位的持有和投资，比如，政府限定房租的增长幅度就让很多房主担心投入的装修资金无法收回而避免修缮房屋；再比如，遇到租房纠纷时，以现有的法律程序房主很难赶走老赖房客也迫使很多房东卖掉原来提供出租单位的房产，转而购买独立屋或去住公寓，所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应该是允许房地产租赁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然而，有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房地产资本市场运作导致住房成本上升和可负担得起的出租房屋库存受到侵蚀。 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仅在蒙特利尔就有87,000个家庭不得不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来支付房租，11％的人住在不合标准的房屋中，而全省有20万低收入家庭不得不把收入的至少一半用来支付房租。目前席卷全省的低房租住房短缺将会让局势更加恶化，最终让很多人不得不迁离蒙特利尔或者接受条件恶劣的住房，让本来就处于贫困线上的他们变得更加贫困和孤立。 从蒙特利尔市政府、到魁省政府再到联邦政府都把大力建设房租低廉的社会房作为竞选承诺，甚至施政方针之一，列入每年的预算案中，但无一例外的雷声大，雨点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即使是大刀阔斧的CAQ政府上任三年也只完成了3000套社会住房的建设，与其承诺的1.5万套还有巨大的差距，目前在魁省申请一套廉价社会房的等待时间在10年左右。
加中联大激烈交锋
七天记者 颜宏 刚刚在G7峰会和北约峰会上充当反华先锋的加拿大政府以及特鲁多总理不仅没有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再一次牵头抹黑中国。6月2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加拿大驻联合国公使诺顿（Leslie Norton）宣读了一份包括包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德国等四十一个国签署的谴责中国严重违反人权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再次老调重弹，表示一些报告显示在中国新疆存在着针对少数民族的酷刑和虐待，非人道和野蛮的方式，以及强迫节育，强奸和性歧视等问题；声明还要求中国立即毫无保留地向国际独立观察员以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提供进入新疆调查的通道，从而终结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的任意拘禁和迫害。而就在前一天，这位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时，也对中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指手画脚，声称一年前在香港开始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社会的民主空间和媒体都产生了”寒蝉效应”，还希望能就今年访问中国的条件同中国政府达成共识，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以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重侵害的报道。她前脚要求中国给出确定的时间表，后脚加拿大代表就发声，彼此配合得十分默契。 交锋 其实就在诺顿宣读联合声明前，加、中两国在人权理事会上的交锋就已经拉开序幕。先是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蒋端公使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等一组国家共同发言，要求国际社会彻查加拿大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原住民被残害案件，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共同发言中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原住民人权深表关切，指出加拿大在历史上掠夺原住民土地，杀害原住民，消除原住民文化。上个月加拿大一所寄宿学校（Kamloops）旧址上发现的200多具原住民儿童遗骸，令世界震惊。蒋端公使还指出加拿大的种族歧视延续至今日，仅从2006年到2014年，加拿大任意拘留数万名移民。“我们对加拿大海外军人非法杀戮平民、加拿大国内系统性种族歧视深表关切，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呼吁人权理事会、人权高专办和有关特别机制持续关注加拿大人权问题。” 中方代表做完共同发言后，诺顿（Leslie Norton）随后进行了两次视频发言。第一次发言就是宣读上述41国联合声明。接着，她又再次发言，对人权委员会承认发生在Kamloops印第安寄宿学校的事情“不是例外，也不是孤立的事件”，承认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原住民儿童遭受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与虐待，也承认原住民至今仍需面对系统性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过她辩解说，加拿大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采取了各种政策帮助原住民社区。 接着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立场，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支持中方立场，还有20多个国家准备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至此这次联大会议上共有超过9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按理说，炒作新疆、香港人权问题一直是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华政策之一，这次为什么是加拿大冲在最前面？原来这是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任意退群造成的后果。早在2018年，美国就已经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直到今年2月份，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时，才宣布美国要重返这一机构，并将竞争2022至2024年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还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不是正式会员，既没有投票资格也没有发表意见的资格，于是加拿大就被美国推到了前台。当然，光有美国推也不行，还需要加拿大的主动配合才行。 从美国新总统拜登上台以来，一直强调盟友地位和作用的新一届政府让加拿大政府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软弱的特鲁多找到了主心骨，从此坚定地与美国绑在了反华的战车上。在新冠病毒溯源、香港国安法、新疆人权问题、呼吁借北京冬奥会施压中国等等各种议题说三道四，颠倒黑白。 反击 面对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围殴，一向采取温和外交方针的中国罕见地郑重呼吁对两个国家开展彻底调查，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加拿大。 在6月22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在溯源问题上，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进行讹诈和胁迫，也没有权利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中方郑重呼吁，应对美方开展三个彻底调查： 一是彻底调查美国疫情源头； 二是彻底调查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和责任者； 三是彻底调查德特里克堡及200多个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基地存在的问题。 赵立坚说：“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敦促美国配合调查，提供透明的数据和渠道。” 而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理事会上，中方也代表一组国家呼吁加拿大对所有针对原住民，特别是儿童的犯罪，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让该为其负责的人接受法律审判，并为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 面对中国反击，刚从欧洲“表演”回来的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先是为自己辩解，称加拿大就迫害原住民问题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从2008年到2015年期间一直在努力解决虐待原住民问题。接着“倒打一耙”，继续炒作涉疆谣言，污蔑中国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他指责中国没有类似机构，为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可怕过错”承担“责任”。 “中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呢？他们的真相呢？”特鲁多反问，“加拿大一直展现的开放性（中国怎么没有）呢？”可问题是中国根本没有类似迫害某个民族的黑历史，要跟谁和解？又要挖什么真相呢？ 特鲁多的表态毫无意外地招来中国的反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第二天明确表示加拿大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他们最应该干的是反省自身的人权劣迹。他还说“我们注意到，尽管加政府表示“心碎”“可耻”，却宣称相关调查受到教会抵制，期待教会承担应尽责任，将自身应尽之责抛到脑后。这种“鳄鱼的眼泪”暴露了加拿大政府的虚伪，反映出其缺乏面对自身人权劣迹的诚意和勇气，也让人不禁为加原住民境况能否真正得到改善捏了把汗。” 赵立坚还列举了一系例数据指出加拿大的人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加拿大社会针对亚裔群体的歧视、污名化和暴力事件明显增多。报告显示，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加拿大国内发生超过1000起针对亚裔的语言谩骂和暴力袭击案件，按人口平均比例超过美国。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等地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分别增长了717%、600%和400%。 他表示，近年来，加拿大多名非洲裔公民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非洲裔多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安大略省每15名年轻黑人中就有近1人曾入狱，而每70名年轻白人中仅1人有入狱经历。加拿大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和仇恨犯罪猖獗。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加拿大全国针对穆斯林仇恨犯罪案件同比增长了151%。对于这样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人权侵犯行为，加拿大政府基本上是“说多做少”，缺乏保障少数族裔合法权益的实质性举措。 赵立坚强调，在215名原住民儿童的遗骸被发现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真相权特别报告员、土著人权利特别报告员等特别机制专家曾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加方对此进行全面调查，表示受害者有权获得正义和补偿。现在我们也想问问加方，调查何时开展？补偿何时落实？何时出台针对种族歧视的系统性措施？ 恶化 从2010年开始，无法接受中国崛起的美国就一直在想尽办法对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围追堵截：奥巴马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挑动南海仲裁闹剧、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等都无疾而终。美国的国力和公信力不断下降，中国在各种打压下不断前进。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把两国之间影响的此消彼长和实际国力摆在世界面前，扒掉了美国刻意营造几十年的自由、民主、平等、富裕的华丽外衣，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实情况。 十多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围堵、打压的失败让美国越来越无奈，越无奈就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抓狂，这种力不从心的无力感让原本被认为是理性、温和的建制派拜登政府摆出难看的吃相，拉起少数几个追随者对中国进行诬陷、抹黑，可悲的是，加拿大就是这少数几个被人当枪使的角色之一。 先是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前CFO孟晚舟，导致加、中关系急剧下降。而今年以来加拿大政府的各种“骚操作”更是让加、中关系雪上加霜。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投票通过了不具约束性议案，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还是在G7峰会发表联合声明以及这次在人权理事会上的交锋都是加中关系继续恶化的标志，而随着中美交锋的更为激烈，生活在夹缝中的华人可能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不面对这种恶劣的双边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历史选择，百年辉煌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 陈学明 不久前，我同一位老同事，云南省麻栗坡县的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视频交流。他曾在美国、澳大利亚常驻，前两年由外交部选派到定点帮扶的贫困县麻栗坡开展脱贫工作。看着他皮肤黝黑，讲述脱贫一线故事，我感慨万千。麻栗坡县贫困发生率曾经高达29.42%，民众连日常饮水都很困难。而现在，村里的公路通了，村民衣服鲜亮了，全部危房改建了。“脱贫”两字，绝不是拉几笔贷款、发点津贴那么简单，后面是实实在在的吃的好了，穿的好了，住的好了，有基本医疗保障了，有较稳定收入了。我的同事为此每日加班加点，挨家挨户把各项工作做扎实，脱贫项目推进得怎么样，房子住得怎么样，孩子上学没有，该拿的补贴拿到没有…… 我的同事只是全国300多万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中普通的一位，麻栗坡也只是832个摘帽贫困县之一，甚至脱贫攻坚也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创造的诸多奇迹中的一个。从1921年到2021年，人类首次见证了一个十亿级人口的大国崛起，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实现这一奇迹的关键。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只有50多名党员。彼时的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甚至亡国亡族的危险。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探索；引进了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理论和学说；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并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通路。 百年间有过弯路，有过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其间遭遇各种“唱衰”和质疑，“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却仍在谱写新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中国共产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斗争和努力，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破除思想和体制束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生产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30美元提升到超过1万美元，人均寿命从不到35岁提高到77.3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今天的中国，信息畅通，高铁密布，“北斗”成网，“嫦娥”探月，“神舟”飞天，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当年长征路上，三位女红军发现留宿的老乡家没有被子，就把自己的被子剪下半条留了下来。老乡讲，共产党是好人，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好人。抗疫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在人民生命和经济利益之间果断抉择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仅湖北省就成功治愈3000余位80岁以上、7位百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得到了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载入党章；从推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到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从长期无私帮助发展中国家，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开展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从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过去70多年，中国从未主动挑起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始终坚持多边主义，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法治规则，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500多项国际公约；始终坚持反对恃强凌弱，主张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信任，百年来初心不改，勇于向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共产党把为人类谋和平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真心诚意地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作为中国人，我很小就熟悉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他在83年前从蒙特利尔奔赴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如果他知道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已是高楼大厦，遍地鲜花，相信他会很高兴。历史已经证明，他所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是值得的。 作为中国外交官，我很早就知道，51年前老特鲁多总理领导的加拿大政府冲破国际上某些势力阻挠同新中国建交，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如果他知道现在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相信他会很高兴。历史已经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作为中国驻蒙特利尔的总领事，我清楚记得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包括加拿大联邦政府、魁北克省政府在内的各界朋友给予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很高兴地高诉大家，中国人是懂得感恩、投桃报李的，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援助，克服自身困难向全球供应疫苗，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不懈努力。 当下的历史将由当代人谱写，衷心期待中加、中魁有识之士能够携手努力，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百万只肉鸡变炉灰 谁之过？
七天记者 颜宏 魁省重要的鸡肉供应商Exceldor在Saint-Anselme的屠宰场有600多名员工，他们的雇佣合同在去年6 月份就到期了，但直到今天劳资双方就新的雇佣合同还没有谈拢，最终为了给资方施加压力，代表该场工人的工会——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1991-P分部（Travailleurs et Travailleuses unis de l’alimentation et du commerce, section locale 1991-P）5月23日宣布开始无期限罢工，至今已经持续了3周。 这个屠宰场是Exceldor的重要工厂，每周可处理100万只肉鸡，如果停产将会对鸡肉的上下游供应链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养殖场送去的肉鸡无法及时处理，民众的餐桌上则缺少了鸡肉的供应。这次纠纷中，劳资双方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工资上，经过近一年来的多轮谈判以及魁省政府派出的调解员的积极协调，双方却都“钉”在各自的立场不肯再让一步。工会提出每小时25元的薪金要求，相当于工资涨幅40%，但资方最多可以提供18%的涨幅，即时薪从现在的每小时20,71元增加到22,51元，外加全勤奖1500元。工会表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薪金要求，是因为屠宰场的工作繁重，条件恶劣，大部分时候是在冷库内工作，潮湿、阴冷、嘈杂还要忍受杀戮的刺激，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很少有魁北克本地人愿意到那里工作，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资方则认为自己给出的条件足够有诚意，是工人们人心不足，并表示鉴于鸡肉供应商是保持食品市场供需正常的环节之一，应该算作基本民生领域，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结束罢工，比如推出特别法案强迫工人复工等。 自罢工以来，虽然Exceldor积极联系其他地区甚至美国的屠宰场分流待宰的肉鸡，但收效甚微，截止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万只待宰肉鸡被安乐死，或被投入工业焚烧炉销毁，或被深埋处理。这100万只肉鸡意味着至少400万份晚餐，巨大的浪费震惊了所有人，各界人士纷纷表态要求劳资双方拿出诚意协商，尽快解决分歧，避免进一步的浪费，连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都看不下去了，公开向劳资双方喊话，呼吁他们尽快协商，达成一致好恢复工作。这个屠宰场的工人们更是悲愤不已，纷纷表示资本家们宁肯承受每天安乐死上千上万只肉鸡的损失，也不肯给他们繁重的劳动多付出2.5元。不过这些罢工工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提高的工资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一些低收入家庭吃不起鸡肉了。 相比于牛肉、猪肉等红肉，鸡肉物美价廉，有时候的价格甚至不到一元钱一磅，成为普通民众重要的蛋白质来源。魁省著名的连锁餐馆St-Hubert、Scores、Rôtisseries Au Coq等都是以料理鸡肉为主的，而这场劳资纠纷必然会造成鸡肉供应的紊乱，并提高鸡肉的价格，最终受害的还是普通消费者。记得去年为了减少Longueuil市一个公园里数量过多的鹿，该市市民以及全省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谓群情激愤，最终迫使Longueuil市政府让步，把过多的30头鹿搬到其他地方，现在100万只鸡就因为这每小时2.5元的分歧而被扔掉，将影响到多么巨大数量民众家的餐桌？这时候那些动物保护者、人权斗士都在哪里呢？ 畸形的保护 Exceldor是一家合作社（coopérative）性质的企业，是加拿大最常见的农业生产形式。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纬度非常靠北，全国全年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平均天数只有100天左右。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贯穿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的开通，移民大量涌入，太平洋铁路沿线曾出现了短暂的农业繁荣，但其他地区农业依然十分落后。到了19世纪末，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及严寒的气候条件，导致农业耕作十分困难，大量人口向美国迁移，到1894年加拿大的人口比1880年减少了30万。为了遏制农业人口的减少，加拿大联邦政府修改了1872年颁布的《自治领土地法案》，规定只要每个新移民缴纳10加元的土地登记费便可获得中西部省份的160英亩土地，连续耕作3年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还赋予他们对邻近地块享有优先购买权，便于其就近扩大经营规模。在这样几乎免费土地政策的吸引下，加拿大在1895—1914年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有近300万人口涌入到加拿大的中西部农业区。这些农户在严寒的自然条件下要耕种如此广阔的土地，迫切需要农户之间的联合和合作。于是，农业领域内的各类专业合作社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加拿大的农业合作社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农业养殖、农民生活及农村社区建设的各个领域。而其中以禽畜养殖业的组织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种植业、林业和渔业，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禽畜产品属于鲜活产品，货架期很短，要提高销售效率就需要把生产者组织起来，进行有组织的销售，因此需要建立起各种产业组织，其中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最为常见。合作社是公司的所有者，农户是合作社的股东，因此，农户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经营的好坏与农户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公司和农户之间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方面也存在着一种互动力。Exceldor就是一家这样的合作社，共有400多家肉鸡养殖农场股东，其中260家在魁省。 按理说这次罢工导致上百万只肉鸡被安乐死，最肉疼的应该是这些肉鸡养殖场主们，他们应该是最迫切解决劳资纠纷的人才对，为什么劳资纠纷拖了一年多他们还是无动于衷呢？这就要说到加拿大的农业产品配额制度了，这是一套农产品生产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供需管理系统，魁省主要涉及的部分包括牛奶和奶制品、牛肉、鸡肉、食用鸡蛋以及孵化鸡蛋等。 这套配额制度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首先根据加拿大的国内需求制定生产总量，然后再根据生产历史或各省的人口等标准，把总量的生产分配给各省和地区；最后，再由各个省把生产数量分配给持有生产配额的农户，政府保证收购，农户则承诺尊重分配给他们的生产量，按期完成。这一套系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保护了加拿大的农业不受到外国物美价廉农产品的冲击，保护了本地农户的利益，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保护措施。上次美、加、墨就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USMCA（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谈判时，最大的分歧点之一就是加拿大是否能取消针对农业保护的配额制度，最终双方各让一步，加拿大向美国放开一部分农产品的市场份额。 有了这套配额制度，无论Exceldor劳资双方的纠纷持续多久，有多少万、百万甚至上亿的肉鸡被安乐死，生产肉鸡的农户都会得到相应的损失赔偿：我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分配给我养殖的肉鸡，屠宰场罢工导致这些鸡无法被处理与我没有关系，但养鸡的钱还得照付给我，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动力解决问题，甚至还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公众的压力，那些罢工工人可以让步，这样他们就不用每小时多付2.5元了。 其实这次Exceldor罢工引发的连锁反应只是肉类行业的冰山一角。今年3月份，牛肉生产商Olymel 公司位于Vallée-Jonction工厂的250多名工人同样因为劳资纠纷而罢工，好在在最后的关头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来不及被屠宰的活牛被安乐死的局面，没有引发公众的关注。随着工人对工作条件改善、工资待遇提高的不断需求，类似的纠纷还会再次出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自动化水平，让机器代替人类，但那需要很大一笔投资。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平均每个肉鸡养殖场的净资产有近1000万元，如果他们集资提高肉鸡处理工厂的自动化水平将是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不过仅仅为了每小时2.5元的工资差距，他们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上百万只肉鸡被处死，还能指望他们拿出钱来改善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吗？或许只有通过取消或者修订现有的配额制，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承受一部分损失，才有可能触动一点他们的自私自利。
G7对华发难 加中关系雪上加霜
七天记者 颜宏 6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抵达英国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这是自去年疫情发生后特鲁多首次参加的线下重要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从2005年开始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将在今年9月份卸任，2015年就开始执政的特鲁多就成为了G7成员国中资格最老的政府首脑，单纯按此论资排辈的话，特鲁多有望接替默克尔在七国集团首脑中的角色，特鲁多自己也很希望上位，为此不惜余力地表现，充当拜登希望的反华先锋，不仅再次炒作两个迈克尔（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在中国犯罪被审判案，诬陷中方搞“任意拘押”“胁迫外交”，还就中国新疆、香港的人权等问题大放厥词，并再次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呼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国。今年G7的轮值主办国——英国也很给特鲁多面子，英国首相约翰逊特意邀请特鲁多在峰会召开的第二天主持了一场“关于中国以及如何应对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实力的高风险”讨论，这种殊荣更是让他得意忘形。 G7还是G7吗？ G7这个组织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时，当时的英、美、法、日、西德五国财政部长为讨论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的非正式聚会。再加上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一系列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大事件，慢慢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1975年，意大利加入进来成为G6；1976年，加拿大加入进来成为G7，自此，每年一次的7国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1991年起，俄罗斯加入进来参与部分会议，至1997年被正式接纳成为第八个成员国，G7变成了G8；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后，将其并入俄罗斯，于是又被踢出了该群，G8重回G7直到今天。 G7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的综合体代表了当时全球的先进生产力，曾享有说一不二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都是工业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七国的GDP一直在全球占有重要分量，最高时可占到80%，涉及全球事务的如石油禁运、贸易自由化、减少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毒品贸易、全球洗钱、武器协定等等基本上他们几家达成一致就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7的经济体量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全球GDP总量的不到40%，而且超过一半都是美国贡献的，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GDP总量17.39%的大块头中国并没有加入进来，让G7的代表性和权威性都在下降。特别是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7束手无策，从而催生出包含了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G20机制，世界主要国家利用这一国际合作新平台，进行有效的宏观政策协调，成功地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这之后，国际力量格局中“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变得十分明显，世界多极化趋势也成历史潮流。G7峰会虽然每年照常召开，但影响力却大不如从前。 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位退群成性的、不把盟友放在眼里的“霸道总裁”更让G7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特别是2018年在加拿大主办的第44届G7峰会上，他本人不仅迟到早退，还把主办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非常不诚实且软弱”，让世界见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分裂”和“灾难”峰会。 2019年的G7峰会在法国举行，特朗普在朝核问题、贸易战、是否重新接纳俄罗斯、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分歧不断，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发表了仅有264字的一般性联合声明，成为G7历史上首次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的峰会。2019年的G7峰会时，为了能够让俄罗斯参加2020年由美国主办的G7 峰会，让特朗普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和“心仪”已久的普京会面，特朗普想出了一个G7+N的主意，虽然美国众议院否决了邀请普京参会的提议，但跃跃欲试的特朗普还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好好收拾下这些“小兄弟”，可惜天不遂人愿，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给了特朗普迎头痛击，线下的峰会黄了，G7+N的设计方案却在英国主办的这次峰会上得到了落实。作为东道主的英国邀请了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四国参加领导人峰会，包括之前的G7外长峰会，但由于印度代表团在G7+N外长峰会时出现集体感染，遭到各国嫌弃，印度只好主动宣布总理莫迪放弃6月份的峰会行程，算是避免了一场尴尬。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G7这一机制已经很难代表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新冠疫情则进一步暴露出G7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捉襟见肘，每个成员国都深陷疫情当中，自身都难保如何能协调政策救助其他国家。今年G7峰会协商后承诺的向全球提供疫苗，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救助力度。 同时，G7日益沦为美国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小圈子”，并且不顾部分盟友的现实利益，极力推动G7的意识形态化，将G7打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冷战“小分队”，但其内部成员之间无论是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在科技经贸、网络安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矛盾。 螳臂当车 从G7的历史就看的出来，其实加拿大一直都是美国的小跟班，相当于打酱油的，也是G7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国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力。特朗普这个“直男宝宝”敢于在2018年G7峰会期间肆无忌惮地辱骂东道主特鲁多虽然有违外交礼仪，让人很没有面子，恰恰暴露出美国政客对加拿大的真实想法。在那次峰会之前，为了缓和特朗朗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导致的加、美关系紧张，加拿大政府曾展开一项为期18个月的主动出击行动，采取诸如与美国决策官员及企业领袖建立广泛的关系，加大力度游说同情加拿大的美国国会议员等等措施，期望可以维护加拿大的利益，但最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根本不在乎加拿大的感受和利益是否受损。 2015年特鲁多刚刚当选时，曾因其英俊的外表备受媒体追捧，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摄影师团团围住，还有粉丝对着他尖叫，激动到落泪，如今却风光不在，媒体发表的G7峰会报道里很少有他的高颜值照片，只有他的御用摄影师守在G7领导人峰会大门对面的阳台上，等候特鲁多出门仰头的瞬间，以拍摄他高大的身形和出众的面容，很享受出风头的特鲁多也愿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三天会期中每天早晨都高调地去晨跑。 除了高调亮相，频频抢镜，特鲁多在这次峰会中为了取悦G7的实际主人——美国，也真是拼，不惜用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为筹码换取拜登的认可，不仅主动冲锋在前担当反华马前卒，继续破坏加、中关系，还积极响应拜登的号召承诺分享1亿剂疫苗给其他国家。 在出席G7会议前，特鲁多就表示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会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机会，自己会在G7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在G7峰会上猛烈抨击中国，直言在某些领域七国需要直接挑战中国，例如在人权方面，因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尊重国际权利的做法不仅对七国有利，而且对整个地球有利。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发生在两个加拿大人身上的事情，会发生在任何国家人民身上，中国这种任意拘捕和强制外交做法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虽然都是老调重弹，还是惹得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不得不发声澄清说：加方指责中方搞“任意拘”、“胁迫外交”完全是一派胡言。中方已多次就加公民康明凯、迈克尔案阐明立场。二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起诉，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加方甘心充当美方打压中国的帮凶，在中国公民孟晚舟未违反任何加法律的情况下，将其拘押已超过两年半，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加拿大自己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加拿大政府曾利用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不久前在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215名原住民儿童遗骸是又一明证。而且原住民等少数族裔至今仍在加遭受着种种不公正待遇，反穆斯林、反亚裔等言论和恶性事件屡有发生。这样的加拿大却不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何等的虚伪、无耻和双标。 特鲁多在G7峰会闭幕后转战到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和加拿大与欧盟的双边会谈依然将中国问题列为重点项目。他在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会谈时直接点名中国是威权国家。他表示地缘政治发生了转变，现在世界上的威权主义普遍抬头，包括中国。针对北约在2030年之前发展方向的思考时，除了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还要向世界各地的伙伴和朋友以及不结盟国家证明，在专制主义的崛起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正在采取的强硬手段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而加拿大一直是北约的捍卫者。 在这次拜登参加的首次北约峰会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认为“中国表现出来的野心和相应的强硬行为，给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北约同盟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将推出一套“雄心勃勃”的策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则迅速驳斥说“我们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但如果谁要对我们进行系统性挑战，我们不会无动于衷。” 无论北约峰会公报还是之前的G7峰会联合公报，都公开点名中国，提及涉疆、涉港、涉台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是西方国家最系统指责中国以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一次外交行动，特鲁多在其中也算是功不可没。但结果会对中国有影响吗？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加拿大将为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巨大代价。
一年一度毕业季，毕业舞会不能少
七天记者 梓丰 在魁省疫情放缓和逐步解封的过程中，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 6月1日说因疫情的影响，今年毕业的中学毕业生不会像以往那样可以举办毕业舞会，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一片怨声载道，受影响的学生、学校、学生家长公开提出质疑：允许家庭聚会，为什么不允许毕业舞会举行？只要每个部分不超过250人，最多可容纳2500的大型活动可以举行，只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的毕业舞会为什么不能举行？……希望举行毕业舞会的学生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一天时间内就有6000人签名；省议会的反对党则指责禁止毕业舞会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反而会鼓励各种没有防控措施的“地下舞会”举办，毕竟毕业生们有真实的需求，堵是堵不住的；多个学校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也表示毕业舞会对学生们的重要性值得政府在疫情防控和满足民众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 面对如潮水般的批评声，Arruda在48小时后表示听到了民众的心声，承诺会重新评估这一政策；接着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又出来安慰民众说最终做决定的是他，他会认真考虑毕业生的需求，因为他们值得拥有这一人生中的特殊时刻。 近几日，媒体上、电视上以及社交网络上到处都是各种有关是否允许毕业舞会举行的争论，毕业生们能否有个舞会近乎成了魁省疫苗接种行动之外最重大的民生问题，最终在6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魁省省长以及公共卫生长官宣布将允许毕业舞会举行，但条件是12岁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都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的两周后，也就是7月8日之后才可以办毕业舞会，且需要在室外大帐篷下举行，最多不能超过250人，不过因为大家都接种了一剂疫苗，卫生部门取消了保持距离或戴口罩的规定，这样参加舞会的人可以像以往那样不受限制，可随便拥抱、跳舞、吃东西等。 魁省的这一决定虽然让今年毕业的很多学生舒了一口气，很高兴魁省政府体贴民意，纷纷表示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舞会，但这项政策却让很多学校叫苦不迭。比如蒙特利尔教育机构管理协会（Association montréalaise des directions d’établissement scolaire）表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学校竟然是在电视新闻上得知将要在1个月后组织没有任何限制的毕业舞会，这会涉及很多具体的操作问题，而魁省政府做出这个涉及学校的决定前居然没有和任何学校商量，却把巨大的筹办压力推给了学校。另外，毕业舞会一般在5、6月举行，现在规定要7月8日以后举行，时间上太迟，很多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已经放假或开始暑期打工，组织工作会变得更困难；政府规定毕业舞会最多不能超过250人，毕业学生、邀请的嘉宾以及他们的父母家人很容易就超过这个人数，可能有的学校需要组织几场毕业舞会，无疑会加大组织和协调工作。 成人礼 去年因疫情的原因，魁省的毕业舞会被取消也曾引发了一段时间的舆情，今年经过这一波三折后终于可以举行了，却将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估计从现在起直到7月份都会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让我们这些没经历过毕业舞会传统的移民感到不解，毕业舞会为什么这么重要？ 毕业舞会在美、加两地的名称为Prom，是promenade的缩写，在说法语的魁省被称为bal des finissants、bal de fin d’études、 bal de fin d’année 或者Bal de promo。根据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博士Pierre Lavoie的研究，最早的毕业舞会中世纪时就在欧洲出现，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则开始在全欧各国流行开来，但却是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前40年里，美国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开始实施公共教育重组，大范围推广义务中学教育，使其国民的中学毕业率从1909年的9%达到1940年的50%，极大地催生了毕业舞会的流行。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科技进步带来的大众传播渠道使毕业舞会成为流行文化的内容之一，并通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受到全世界年轻人的追捧。上个世纪6、70年代开始，毕业舞会已经成为北美地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成人礼，是青年人告别少年走向社会的转折性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少年们青春岁月的完美高潮，成为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疯狂、浪漫、富有表演性质的毕业舞会给无数的少男少女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与时俱进的毕业舞会也变得越来越奢侈和精致，少男少女们争先恐后地想拥有最好的社交服装、最好的交通工具和最漂亮的约会对象。舞会上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最终赢得“舞会皇后”称号的姑娘，会成为这场竞争中最闪亮的明星。 传统流程 魁省的毕业舞会主要指完成中学5年级课程的毕业班，学生年龄在17岁左右，通常会安排在毕业典礼的当晚或者前夕，此时学生们已经完成全部学业，正准备一身轻松地好好玩闹一下。毕业舞会一般包含5个部分： 找舞伴。每年4，5月开始，毕业班的男生们要开始满世界地寻找舞伴，竞争堪称激烈。这也成为女生魅力大比拼的舞台，通常人气高的女生会收到多份邀请，人气低的女生可能会为没有收到邀请而感到苦恼。找舞伴对这些大男孩来说就像求婚一样，需要精心准备、秘密筹划，还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对女孩来说同样压力巨大，从服装、服饰到舞伴都需要操心。 准备服装、配饰。一般来说毕业舞会的男生需要穿上正规的西装，配马甲、衬衫，搭配颜色协调的领带或者领结，穿皮鞋；女生则需要着晚礼服，佩戴首饰，佩戴腕花，有条件的女生还会到专业发廊做发型。一般来说男生的西服及领带色调要与女生的礼服配套，男生佩戴的胸花也要和女生戴的腕环花一致。 舞会前。舞会开始前，男女舞伴们会在某一方的家里集结，拍照留念，一起出发。有驾照的男生可开着汽车去接舞伴，或者由男孩或女孩的父母负责开车送他们到舞会地点，还有的家庭会合资租一个长的礼宾车（limousine）送子女们去舞会。 舞会。毕业舞会一般会在精心装饰的宴会厅或大礼堂举行，舞会前会有包含全套服务的正式晚餐，之后才到舞会时间，只有一小部分是正式的社交舞曲，大部分时间则是party风格的群嗨，一般会持续到午夜。 后party。毕业舞会结束后，少男少女们会换下正式的礼服，穿上休闲服去参加一个毕业舞会后party，继续嗨到天亮，后party的形式可以是集体出去大餐，或者包下附近的游乐场或去某个带泳池的豪宅狂欢，也可以是请乐队来表演。 随着时代的发展，毕业舞会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服装费、首饰费、美容美发费、交通费、入场券(包括晚餐费)、毕业照收费等不一而足。根据本地媒体的报道，平均每个毕业生的毕业舞会花费在510元到820元之间，这对很多靠打零工赚点零花钱的17岁少年来说是天文数字，只能依靠来自父母、祖父母的资助。 更让人担忧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往简单的礼服、妆容、首饰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青少年们在社交媒体晒图的攀比心。毕业舞会成了毕业生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的“修罗场”，家长们则被逼着一掷千金，给孩子置办昂贵的礼服，提供豪车，甚至英国还出现了毕业舞会直升机租赁业务，完全违背了毕业舞会的初衷，进一步增加了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有教育学者指出全社会都应该警惕毕业舞会正在社交媒体催化下走向极化、浮夸、奢靡的风潮，学校和家长应该做好指导工作，帮助少年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和学生交流毕业舞会的重要性来自哪里，哪些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家长们还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制定预算，限制支出，鼓励他们开发创造力而不是用钱搞定一切。
仇恨犯罪何时了
七天记者 颜宏 6月6日晚上8点多，距离多伦多200公里的卫星城伦敦市的一户居民散完步正打算回家。这个五口之家来自巴基斯坦，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14年，在当地巴裔穆斯林社区中享有一定声望。男主人Salman Afzaal，46 岁，是一名物理治疗师；女主人Madiha Salman今年44岁，刚刚完成西安大略大学（Western University）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学习；两个孩子分别是15岁的女儿 Yumna Salman，Oakridge中学的9年级学生，9岁的儿子Fayez Salman；外加男主人74岁的母亲。周末的最后一天，这个三代同堂的一家人决定出去走一走，却没想到遭遇到灭顶之灾。 就在他们在一个路口等待红灯时，一辆黑色的道奇Ram卡车突然以接近120公里的时速冲上人行道，对着他们撞过来，当场造成4人死亡，只有9岁的小儿子幸存，但伤势严重，至今还在住院。而驾车人则扬长而去，5分钟后，犯罪分子在距离案发现场约6公里的樱桃山村购物中心(Cherryhill Village Mall)停下了车，不久后被逮捕，被捕的地点与伦敦市的穆斯林清真寺只有几步之遥。 被袭击的一家人，只有9岁的男孩幸存 安省警方经过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故意袭击事件”，是针对这个穆斯林家庭的蓄意作案。肇事司机，20岁的白人男子Nathaniel Veltman，同样是伦敦居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被逮捕时还穿着防弹衣，他被指控4项一级谋杀及一项企图谋杀罪，不过警察目前还无法明确他是属于某个极端团体还是“独狼行动”。初步调查表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一家没有交集，彼此并不认识，有人推测他极度仇视穆斯林，驾车上路时看到这个穆斯林家庭而临时起意发动袭击。他的邻居表示他独自居住，很少与其他人交流，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玩电子游戏，常把声音开得很大，经常有邻居因为噪音的问题与之发生争吵。他在一间叫Gray Ridge Egg Farms的鸡蛋农场做运输工作，他的同事则表示他是个好人，不爱说话，但总能及时给别人提供帮助。 这起残忍的袭击立刻震动了整个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即使调查正在进行，还有很多信息不清楚时，包括总理特鲁多、反对党党领、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等各路政客纷纷谴责针对穆斯林的犯罪以及其他的仇恨犯罪。特鲁多在国会讲话时指出这一袭击事件并非意外，而是一起出于仇恨动机的“恐怖袭击”，是“残忍、懦弱和无耻的”暴力行径。他还表示“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在加拿大是真实存在的，但必须停止这种仇恨。 事件发生后，伦敦市6月8日晚间在该市清真寺外为受害者家庭举行守夜祈祷活动。安省省长特批这项活动不必遵守不得聚会的防疫规定，包括总理特鲁多和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欧图 (Erin O’Toole)、驵勉诚（Jagmeet Singh）、安省省长等上千人在湿热的天气中到场参加。在悲剧发生的十字路口，人们在路边摆放大量鲜花，点起蜡烛以示悼念。 伦敦袭击案的悼念活动 仇恨犯罪层出不穷 截止发稿前，警方的调查还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同伙，也没有发现他参与什么机构、组织，更无法了解他为什么如此仇视穆斯林。有现场目击者表示当时他驾车的速度很快，超过自己的车时甚至引发了自己车子的震动；另一个目击者则眼睁睁地看着嫌犯超速驶来，直接闯红灯并冲上人行道撞击行人后逃逸而去，让她至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最近几年来，加拿大已经发生过多起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最著名的莫过于魁北克城清真寺大屠杀。2017年1月29日，27岁的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学生Alexandre Bissonnette持枪冲进魁北克城穆斯林文化中心，对里面正在做礼拜的40多人无差别扫射，造成6人死亡，17名儿童失去父亲，5人重伤，最终被判终身监禁，40年不得保释，但该案还在上诉中；2020年9月16日，一名国际穆斯林组织（Organisation musulmane internationale）成员，经常在清真寺做义工的Mohamed-Aslim Zafis在清真寺外面休息时被人刺死，嫌犯为34岁的Guilherme “William” Von Neutegem，同样与受害人不认识，警方至今没有找到他的犯罪动机，认为仇恨犯罪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2020年12月8日，阿省爱明顿市的Southgate Center 购物中心停车场上，两名带着阿拉伯头巾（hijabs ）的妇女正坐在车里，41岁的男子Richard Bradley Stevens 走过来对她们大声辱骂，让她们滚回自己的国家，并打破汽车玻璃，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女子吓得下车逃走，却被犯罪嫌疑人赶来扑倒在地上殴打，另一名女子前来解救也被推倒在地，最后在其他目击者的帮助下，才制止该男子的暴力行为，Stevens被指控两项殴打和破坏汽车罪，案件的审理还在进行中；今年3月，同样在爱民顿，居无定所的44岁男子Shane Edward Tremblay被指控三项仇恨犯罪，包括在商店内跟踪一名黑人穆斯林妇女、对一名戴着阿拉伯头巾的女子辱骂以及把一名穿着穆斯林罩袍（burqa）的妇女推倒辱骂等；今年4月6日，有人对着位于蒙特利尔东部的穆斯林社区中心（Centre communautaire islamique Assahaba）连开11枪，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嫌犯至今都没找到。 其实不止穆斯林民众，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犯罪在加拿大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抬头。特别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大力宣扬“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功夫流感”等充满歧视性的言论，引发一些极端或反智民众对华人、乃至亚裔的仇恨，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等言论和行为层出不穷。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多次出现过针对亚裔的暴力，如无端地对亚裔面孔的人辱骂、吐口水、动手打人甚至杀人。加拿大华裔平权会（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发布的调查报告，从2020年3月到今年2月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全国发生了1千多起亚裔歧视和仇视亚裔的暴力事件；在华裔居住集中的温哥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2019年的12起猛增到2020年的98起，增加幅度超过700%。亚裔频繁遭到歧视或暴力袭击，一方面与涉及新冠病毒疫情的阴谋论以及无良政客的甩锅煽动有关，与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恶化有关，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北美文化中对亚裔刻板印象的影响，除了种族歧视外，还有很多作恶者认为亚裔“不会反击”，因此攻击他们“不会有后果”，让他们更加有似无恐。 最令人震惊的是今年3月16日，21岁的白人男子罗伯特·朗（Robert Aaron Long）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三家按摩店开枪行凶，枪杀8人，其中6名是亚裔女性，震动了整个世界，并在多地引发反对种族歧视、种族仇视的抗议示威和游行，呼吁停止针对亚裔的仇恨行为。蒙特利尔在3月21日举行的“反歧视亚裔大游行”就有3000多人参加。 … Read more
包容与独特：唐人街的现在和未来 重启和开发：政府企业市民齐努力
七天记者 梓丰 近几年火热的房地产开发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版图和面貌，处在该区黄金地段的唐人街也不例外，在面临经济和文化没落的同时，古老的唐人街还有被疯狂抢地的地产资本吞噬的危险。特别是去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一方面是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唐人街正在更快地失去活力，承受着歧视和破坏：顾客和游客锐减，一些场所不得不关闭，店面被涂鸦、破坏，往来的亚裔成为仇恨和歧视性言论和行动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疫情爆发以来，得益于政府所发放的各种紧急救助以及活跃的股票和住房市场，再加上史上低利率导致的更宽松信贷条件以及房源供应不足的天时地利，蒙特利尔的房地产市场异常地逆势繁荣，一年时间内房屋价格上涨近20%，购房者还需要竞相加价、主动免除购房条件才有可能抢到offer，前所未有的利好卖房市场也让唐人街的许多业主按捺不住。在今年的1月到3月间，多次受到骚扰和驱逐租户指控的地产商Brandon Shiller和Jeremy Kornbluth买下了唐人街大部分历史悠久的街区，计划囤地开发。他们购买的物业主要位于La Gauchetière、St-Urbain、Côté 和Viger大街内部，收购总额达到1313万加币，包括1884年就开始经营的永兴隆面粉厂（Wing’s noodle factory）和天主教会大楼，耗资920万。 不良房地产商的囤购行为引爆了舆论，蒙特利尔市政府已经要求魁省文化厅长Nathalie Roy将唐人街确定为像蒙特利尔老城区一样的文化遗产，禁止房地产无序开发，并得到了肯定答复。一个致力于唐人街历史地位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志愿者团体——唐人街工作组（Chinatown Working Group）正在奔走呼号要求把唐人街列入限制开发的历史文化遗产范围，要求联邦、省、市三级政府投入资金和资源让古老的唐人街焕发新的活力。这个小组还和蒙特利尔遗产部门、唐人街商家、市民以及Ville-Marie区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唐人街地区保护团体，并在未来向魁省文化厅提交一份“保护和改善该社区的全面战略”建议。大蒙特利尔商会（Chambre de commerce du Montréal métropolitain）和蒙特利尔市政府则支持把唐人街的保护和再开发列入蒙特利尔市中心疫情后重启的范畴，使之成为蒙特利尔的一个标志性历史和文化景点。 5月31日，大蒙特利尔商会协同蒙特利尔市政府以及加鼎银行、鲍尔公司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了一场名为《包容性重启：唐人街的现在和未来》（Relance inclusive : présent et avenir du Quartier chinois）的讨论会，邀请了联邦遗产部长Steven Guilbeault、魁省文化和旅游厅长Chantal Rouleau、蒙特利尔市长Valérie Plante、负责Ville-Marie 区事务的市政官员Robert Beaudry、蒙特利尔华裔市政议员Cathy Wong、致力于保护唐人街的规划师Jonatan Cha、满城华人服务中心前主席黄玉连（Pauline Wong）、律师Selena Lu、华裔青年专业者协会（YCPA）前主席Ponora Ang、唐人街Coq Frit餐馆老板Eva Hu等各个层面的代表就唐人街的保护和开发进行讨论，为唐人街的现在和未来献计献策。 从左至右，联邦遗产部长Steven Guilbeault、魁省文化和旅游厅长Chantal Rouleau、蒙特利尔市长Valérie Plante、大蒙特利尔商会总裁Michel Leblanc 唐人街不只是华人的 唐人街的形成是随着华人来到北美而产生的。据史料记载，有规模的华人移民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1858年，现在的卑诗省（当时加拿大联邦尚未成立）境内菲沙（Fraser River）河流域发现了金矿。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涌入加拿大淘金，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华人。有的是早就在美国加州淘金的华人，有的是为逃避清末战乱频繁、生活贫困直接从中国广东过来的。华人在那里扎根、繁衍，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871年，在加拿大联邦成立四年后，卑诗（BC）省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最终选择了加拿大，成为加拿大的一个省，条件是要求修建一条横贯加拿大东西的铁路——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因华工在美国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时表现优异，加拿大也倾向于雇佣华人，前后有约17,000名华人参与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1885年铁路修到BC省境内最后一段时，还有9,000名华工留在工地上，其他人有去世的，有沿着铁路散居到加拿大各地的。 随着铁路修建临近完工和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仇视的原因。当地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歧视甚至攻击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其行为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1891年在蒙特利尔共有28名华人，全部是男性。 最早来到蒙特利尔的华人主要从事洗衣工作。那时没有洗衣机，衣服都需要手洗，洗衣的工作白人不愿意做，认为这是女人的事，而且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华人做此项工作不会被认为抢别人的饭碗；对华人来说开洗衣店所需的投资不高，只需要一个用来烧水和烘干衣服的炉子，在冬天有足够的空间挂衣服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蒙特利尔讨生活，当时的华人聚集在Saint-Urbain、Saint-Laurent和De La Gauchetière等几条街道周边，因为这里是蒙特利尔的红灯区，靠近港口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移民最早混生活的地方，房租相对便宜，生活成本较低。1902年，本地法语报纸La Presse首次使用了唐人街（Chinatown）这个词来指代华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而华人也依靠经营洗衣店、餐馆、小杂货铺、小本生意以及打杂工等逐渐稳定下来，慢慢形成了今天的唐人街。 如何止衰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原来在这一地区讨生活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陆续迁到蒙特利尔其他地区生活，而华人则靠着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共同抵御歧视和仇恨顽强地留了下来，同时因着城市扩张后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贪婪的房地产资本日夜觊觎的地方，目前在蒙特利尔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大背景和经济规律下，一间间房子的业主抵挡不住财力雄厚且不惜重金的开发商诱惑，有不完全估计说唐人街上70%的物业已经易主或正在商谈中。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唐人街也在不可避免地衰落，居民逐渐老去、死亡，新居民不愿意进来。唐人街里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且没有进行必需的维护和修缮。房屋破败，房租又高，现在的唐人街几乎找不到愿意住进来的新租客，只有那些早期华人移民还固守着这块他们眼里的“家园”，而人数却在逐年减少，唐人街正在演变为白日人来人往，夜晚空空荡荡的“旅游景点”。文化上唐人街的吸引力日渐降低，经济上唐人街本身也在丧失造血功能，除了临街的门面还有一些小店铺外，几乎找不到大型的商场，这些小店面也普遍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许多店主日益年迈，面临退休，而子女长大成人后，融入本地社会，根本无意接手父辈们的小生意，让传承难上加难，唐人街的经济凝聚力正在逐渐消亡。 … Read more
斑斑血泪诉说原住民被同化之路 森森骸骨再揭开加拿大耻辱历史
七天记者 颜宏 萨省Regina法院门前台阶上摆放的215双儿童鞋 Kamloops寄宿学校原址上摆放的童鞋 5月27日在卑诗省Kamloops市一所已经被关闭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里发现的、从未被纪录的215具孩童骸骨震惊了加拿大乃至全世界，也再一次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原住民歧视、虐待乃至种族灭绝的耻辱历史增加了新的证据。这座发现儿童骸骨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在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下于1890年成立的，到了1978年才关闭，而这只是当时加拿大设立的134所类似学校中的一所，最后一所此类学校直到1996年才关闭。其实在原住民社区，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都有传言说印第安原住民寄宿学校中存在很多未被标记也不被人知的大型“乱葬坑”，因为几乎所有的原住民社区都发生过原本在寄宿学校的孩子“神秘失踪”的事件，政府除了说孩子逃跑了一直给不出证据或合理的解释。原住民社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今天借助高科技的探地雷达终于有所发现，使得这一传言首次得到印证。 该地的第一民族Tk’emlups te Secwépemc部落酋长Rossanne Casimir发表声明指出这个发现只是这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首个初步调查结果，这些孩子的死亡原因和时间也不清楚，他们将继续对该校旧址开展调查和探测，其他初步调查结果预计将于6月中旬公布。特鲁多随后表示这一发现揭示了加拿大“黑暗和可耻的一段历史”，并在5月30日宣布所有联邦建筑的国旗降半旗，以纪念这215名儿童的亡魂。不过他也承认这一发现的悲剧不会是例外或孤立事件，联邦政府会为其他的寻找提供援助。 种族灭绝 血泪斑斑 原住民是加拿大这片广袤土地上本来的主人，公元1500年时，其人口超过35万，分为北极族、东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群，大族群下又分为无数个小族群，拥有语言近百种。 到了17世纪，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和美国。1608年，法国人首先在魁北克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随后，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3年，法国在英法7年战争中战败，被迫将加拿大殖民地让给了英国。英国政府颁布皇室公告，鼓励英国人和英属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居民向新区移民，开拓“新天地”，并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伤亡惨重。再加上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攫取了大片属原住民的土地，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约169万，占总人口的4.9%，一般被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纽特人（Inuit）和梅蒂人（Métis）。这些被赶到边边角角的原住民现在大部分生活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原住民保留区里，在加拿大联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登记立案的部落约有600个，语言53种。 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在加拿大遍地开花。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原来的森林、西部大草原都逐步变成了加拿大政府的领土，而处于原始部落结构的原住民根本不适应工业化社会。另一方面，欧洲不再需要原住民猎捕的毛皮，在当时的统治者眼里，原住民的知识和技能根本没用，而他们的文化传统也变成了现代化的绊脚石，而之前不少欧洲传教士希望通过传教来“同化”原住民的实践多年无果，于是当时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应该强迫原住民同化。到了19世纪末，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加拿大获得自治领地位后成为加拿大第一任总理、被称为加拿大“国父”的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执政期间对原住民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原住民的起义被镇压，领导人Louis Riel被杀害，麦克唐纳主导制定了针对原住民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把原住民彻底隔离在英法裔社会之外，包括通过剥夺原住民利益的《印第安人法》，设立旨在进行种族与语言灭绝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系统等。 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英法裔社会”，并认为儿童比成年人可塑，只要把他们带离家庭，用殖民者的文化进行教育，就能完成同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从家里带走，剥夺其父母和家庭的监护权，由教会统一管理和教育。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本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为了达到尽快同化的目的，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儿童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家人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其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等。 更令人不齿的是，由于教会长期都是“独立王国”，腐败严重，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很多被贪污掉了，寄宿学校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伙食长期缺斤短两。连加拿大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当时有近30%的学生因为饥饿体重过轻，而学校的员工和管理者，却能吃上足够的面包、上好的牛肉和新鲜蔬菜。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而其父母却再也得不到他们的音信。 麦克唐纳主导的寄宿学校制度被认为严重破坏了原住民族文化和信仰的传承，并被认为与今日加拿大原住民群体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酗酒、药物滥用和高自杀率有着直接关系。但加拿大政府直到1984年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被关闭。1998年政府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这个道歉又拖了10年，一直到2008年6月11日，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才以政府的名义正式为此向原住民道歉。同一年，独立于政府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ommission de vérité et de réconciliation）成立，负责调查和记录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及其对原住民儿童和家庭造成的影响。该委员会共花了6年时间在加拿大各地听取6500多名证人的证词，并在2015年12月公布的最终报告中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定性为“文化种族灭绝”，并为推动和解提出94项行动呼吁，如今6年过去了，原住民的生活状况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冰山一角 欲盖弥彰 这次发现骸骨的Kamloops寄宿学校是寄宿学校系统中规模最大的，虽然执行着政府的同化原住民儿童功能，靠着联邦政府的拨款生存，却从来不在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是由天主教会管理，直到1969年被联邦政府强制收回之前，其校长一直由神父担任，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都是拥有健全教籍的神职人员，并不具备教学资质。在和解与真相委员会的报告里曾描述过寄宿学校的生活：学校的条件非常差，住宿条件拥挤，每个孩子都吃不饱，穿不暖，常常爆发麻疹、肺结核、流感以及其他的传染病；学生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上课，而是给学校干活，早上起来要先劳动才能吃饭，吃的饭也需要自己做；还有更严重的暴力和精神摧残，敢于说原住民语言或者行为被认为不妥的孩子会被修女或者神父使用宗教刑罚式的皮鞭、木条抽打，不服管教的学生往往会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些孩子还会受到性侵、强奸、强迫劳动和其他暴行，更不用说天天挂在嘴边的语言暴力。这些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教育成果”往往也是毁灭性的，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人往往难以正常融入社会，一些被虐待的孩子在长大后往往会成为虐待他人的暴徒或是吸毒者。 教会承办的寄宿学校不仅在加拿大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就连中国也未能幸免。比如在武汉就设有名为“万婴墓”的纪念碑。 设立于武汉花园山上的死难婴儿纪念碑 美国天主教主教艾原道(Sylvester Joseph Espelage)于1928年在武昌创办花园山育婴堂，委托德藉女士何德美主持，开始时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托养，婴孩的成活率较高。后来不断发展，婴儿越来越多，就改为集中堂内抚养。二十多年内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即使有幸长大的婴儿，在十一二岁就要开始承担繁重的劳动，照顾其他婴儿，灵巧一点的孤儿供神甫使唤，再大一点就以每人三五十枚银元的价格卖掉。解放后，人们仅从附近山上的掩埋死婴处，发掘出的手、脚、头颅盖等碎骨就装满了好几口大棺材。1951年3月，当地政府在收到大量揭露育婴堂内幕的控告书后，接管了育婴堂，接收时，幸存婴儿只有35名，幼女48名。幸存婴儿骨瘦嶙峋，满身疮疥溃疡，幼女都被折磨致残或头癞、眼瞎、痴呆，所有婴幼儿无一健康。当时负责堂务的美籍主教郭时济、副主教徐赉德，分别被判有期徒刑5年和3年后被驱逐出境。 其实，教会打着敬畏、仁爱的名义却实施罪恶的黑历史近年来已经屡被爆出，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最先在美国爆出的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罪行，最终演变成遍及全世界的大声讨，欧洲的爱尔兰、荷兰、奥地利、德国、西班牙、瑞士，北美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的巴西、智利、阿根廷等针对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调查此起彼伏。就连现在的教皇方济各（Pape François）都“大方”地承认，神父里面有2%的人有娈童癖，并宣布在梵蒂冈专门组建一个审裁部门，调查那些对神父性侵猥亵儿童案件故意包庇、知情不报、渎职不作为的主教。 仅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就有35,000名儿童被安置在天主教的收容所、学校等机构中，有多达2000人表示曾在这些宗教机构里受到了神职人员的性侵和虐待。调查显示，教会学校性侵儿童的通常手段涉及“手淫、口交、阴道强奸和肛门强奸”；并且伴随着“严重殴打”。而天主教会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民办学校系统。截至2016年，教会支持了43,800所中学和95,200所小学；并且将宗教教育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 Kamloops寄宿学校的尸骸发现后，原住民社区和宗教人士再次呼吁负责该学校的罗马天主教会道歉。加拿大天主教主教会议（Conférence des évêques catholiques du Canada）5月3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承认最近的悲惨发现令人心碎，但没有道歉。自1890年到1969年一直负责这所寄宿学校的宗教组织圣母无原罪奉献会（Oblats de Marie Immaculée）曾于1991年就在教育中抛弃原住民的优秀传统和对原住民孩子遭受的性侵和身体残害道歉，但辩解说最根本的暴力是寄宿学校的存在。 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从1831年开始建立到最后一所于1996年关闭，在长达165年的历史中，70%的学校都是由天主教教会管理和运营的，其他的则由基督教的联合教会（l’Église unie）、圣公会和长老会教会等负责。1998年，加拿大仅次于天主教的基督教宗教团体联合教会曾为自己在原住民寄宿学校中的角色而公开向原住民道歉，但主导寄宿学校的天主教会至今没有道歉。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调查中只查到4100名亡故寄宿生的名字，他们估计由于学校销毁了记录，采取各种措施隐瞒真相，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10倍。此次发现的215具尸骨，很可能就是学校为了掩盖照料不当导致死亡，却谎称逃跑了的学生。联邦政府以及魁省政府都表示会帮助原住民社区在其他寄宿学校的原址挖掘，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