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魁北克省学校董事会正在向家长进行一项集体诉讼案的赔偿，总金额搞得1.535亿加元。 这起集体诉讼启动于2016年，针对全省72个学校董事会中的68个，包括所有9个英语学校董事会。如果孩子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在魁北克省公立学校系统中上学，那么根据协议，学生家长可以获得每个孩子每年24.09元的赔偿，由学校集体发放。 集体诉讼案律师表示，父母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检查自己的信箱，但因为人数众多，邮寄将需要数月，有可能等到年底才能收到。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表示，2016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有超过10,300名加拿大人因与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有关而丧生。 芬太尼为主要因素 在星期三（4月10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卫生署表示，仅仅在2018年的前9个月，就有3,286名加拿大人因阿片类药物死亡。 最新出来的数据还表明，在加拿大的这一阿片类药物危机中，芬太尼和其他与芬太尼有关的药物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在2018年的前9个月内，73%的阿片类药物死亡事件与芬太尼有关。 BC、阿省、安省最为严重 公共卫生署还说，这场危机继续影响着整个国家，但某些地区，包括BC省、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受到的打击比其他地区要更加严重。 卫生署提供的死亡人数，来自各省和地区验尸官办公室提供的数据。 由于阿片类药物很难与导致死亡的其他一些因素进行区分，如死者使用的其他药物，或死者已经患有的疾病等，统计由阿片类导致的死亡数字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进行鉴定。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员Theresa Tam医生表示，新发布的数据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提醒”，再次说明了继续遏制这一危机的重要性。 针对最新出来的报告，萨斯喀彻温省的首席卫生官、阿片类药物特别顾问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Saqib Shahab 医生说，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可能受到这一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美国的情况 本星期二（4月9日），美国卫生官员警告医生们，不要突然停止给患有慢性疼痛（如背痛）的患者开阿片类处方止痛药。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表示，将就如何逐步减少使用阿片类止痛药，如奥施康定，Vicodin 和几十种仿制药，提供新的建议。 阿片类药物危机涉及的不仅是合法的止痛药，还涉及海洛因和芬太尼等毒品。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自1999年以来，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使用过量已经削减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并造成超过40万美国人死亡。 2016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姐妹机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表示，阿片类药物不应该是治疗慢性疼痛的第一选择，而是应该首先采用其他止痛药，以及非药物的自然治疗方案。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实际上医学界早就已经有共识，阿片类药物只应被用来治疗最为严重的长期性疼痛。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制药商、保险公司和疼痛领域的专家呼吁更广泛地用阿片类药物来治疗一些常见的疼痛疾病，如背痛和关节炎。 加拿大疼痛协会（The Canadian Pain Society）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加拿大制定一个有关疼痛问题的全国性策略，面对阿片类药物导致的危机，制定这一策略更是迫在眉睫。 来自：RCI
加拿大最能赚钱的医生一年挣了约150万加元，他就是魁北克省小城拉萨尔的外科医生伊萨姆.哈达德（Issam El-Haddad），他的收入是魁北克省专科医生平均收入的四到五倍。原来哈达德掌握了一个赚钱秘笈：9年来他白天几乎不上班，却夜夜加班，因为加班收入比白天上班高。 据Radio-Canada报道，拉萨尔离蒙特利尔将近700公里。在这里工作的医生享受相当于工资的45%的偏远地区津贴。哈达德的工资加上这笔津贴，每个工作日可以得到1000加元。按照他的薪资合同，这笔收入属于＂每日补贴＂，并不包括他的手术费用。 该院麻醉师说，自哈达德来了以后，该院正常时间以外的手术马上就大大增加了。哈达德经常在晚上9点以后和周末做手术，有时候也在深夜。另外两个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医生也告诉记者，哈达德白天基本上不到医院里来。 按照魁省卫生部和魁省专科医生达成的薪资协议，晚上、周末和节日的手术和出诊等费用比正常时间高70%，如果是深夜，高150%。 以摘除胆囊手术的魁省收费标准为例： 7点-17点： 490加元 17点-21点： 650加元 21点-24点： 1100加元 24点-7点： 1600加元 在哈达德工作的医院，54%的手术是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做的。而在其他同类医院，这个比例是16%。 不止一个医生对哈达德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动手术除了主刀医生外，还需要麻醉师、助手、护士、消毒人员等人。医院必须为整个团队的加班买单，因此不得不在其他地方省钱。 据悉哈达德是该医院唯一一个外科医生。目前拉萨尔医院负责人和魁省医疗保险都在对哈达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他只是钻了空子，并没有违规行为，所以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来自：加国无忧
昨天魁北克警方的联合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ENRCO对魁省一个延伸多地的贩毒集团进行了突击抓捕，包括Mauricie，Montérégie，Eastern Townships，Outaouais以及蒙特利尔，逮捕了33人，查获了近2公斤可卡因和2.71万粒甲基苯丙胺药片。 警方称，他们缴获了23辆车，120万加元，4支枪械武器。据报道，有两名地狱天使的高级成员被捕，分别是克劳德·加尔（Claude Gauthier）和帕斯卡·法奇诺（Pascal Facchino）。 ENRCO主要打击地狱天使等有组织犯罪集团，共有来自魁北克省警，蒙特利尔，Laval，魁北克市和Levis警方的60名调查人员组成。
【七天讯】（记者 颜宏） 蒙特利尔市政府唯一的华裔议员黄嘉玲（Cathy Wong）4月9日宣布退出所在的Ensemble Montréal政党，将以独立议员的身份参加市政会议。在退党新闻发布会上，她表示并没有和所在政党发生不愉快，退党只是在寻找解决办法。她说“做为独立议员可以更有效率的协调和市中心Ville-Marie地区的某些工作，解决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 她的选区西起Atwater，东至Robert-Brossard（原来的University）大街，北边包括Sherbrooke街，南边到Saint-Antoine，正处于Ville-Marie的中心区域，目前正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交通不顺畅、商业发展停滞、各种安全隐患、住房负担高企等等，在Sainte-Catherine、McGill College以及Peel大街上还有许多施工工地，对当地的居民和商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黄嘉玲表示自己目前的优先处理事务之一是在前蒙特利尔儿童医院所在地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和社区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et communautaire），还将在自己的选区新建一个小学，改善现有的绿化环境等。 七天曾在2017年的市政选举前采访过的这位80后华裔候选人，七天读者对她应该不陌生。黄嘉玲祖籍广东，祖上早年下南洋后定居越南，父母都出生在越南，她则在蒙特利尔出生，是典型的CBC（Canadian Born Chinese）。在上次大选时她代表前市长Denis Coderre团队(Équipe Denis Coderre pour Montréal，后改为Ensemble Montréal)出站，参加Peter-McGill选区的竞争，最终以46.32%的支持率战胜其他四名对手，成为本届蒙特利尔市议员中唯一的华裔和四名有色少数族裔之一，后被任命为市议会议长（présidente du conseil municipal），她是史上第一位女性议长，也是第一次由一个反对党成员担任该职务。据称，任命黄嘉玲出任这个职位，是为了缓解人们对现市政执行委员会多元化程度过低的批评。在担任议长时，为了保持中立，她已经从官方反对党Ensemble Montréal的核心党团（caucus）中退出，现在则完全退出了该政党，她是自上次大选以来第八个退出该党的市议员。Verdun市长Jean-François Parenteau以及市议员Marie-Josée Parent， Ahuntsic-Cartierville区的市议员Hadrien Parizeau等相继退出，现在都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行职责。
【七天讯】（记者梦溪）本赛季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已经进行了两站，中国队以20枚金牌，6枚银牌和1枚铜牌的骄人成绩强势领跑，比赛即将登陆蒙特利尔，中国跳水梦之队在为期三天的赛程中将创造怎样的成绩，有哪些精彩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名将与年轻队员结合的强大阵容，其中包括多位奥运冠军，期待高水平运动员能在蒙特利尔展现出最佳水平。 中国男子跳水名将曹缘在前两站的比赛中，收获了5枚金牌和1枚银牌。在水立方更是以3枚金牌的成绩首次在国际大赛中实现板台“三冠王”的目标，是少有的能同时在跳板和跳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运动员之一。 近5年，观众熟知曹缘主要是因为他在男子3米板上的亮眼表现，但长期关注他的朋友都知道，曹缘在夺得男子3米板里约奥运会冠军之前，曾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摘得男子双人10米台桂冠，曹缘在板和台这两个不同项目都极具天赋。 曹缘与队友陈艾森在北京站男双10米台比赛中获得冠军 与队友相比，杨健的奥运会经历不多，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男子10米跳台项目中连续赢得金牌。在首站相模原的比赛中，杨健以本赛季最高分的586.20分夺冠，开启了他此次世界跳水系列赛的征程。 杨健（中）、陈艾森（左）在北京站中分获男子十米台冠亚军 对于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一战成名的陈艾森来说，2018年是与伤病斗争而陷入低谷的一年，虽然在6月的世界杯上拼下两冠，但他形容自己“从头伤到了脚”。好在从2018到2019年，陈艾森终于度过了一个充实系统的冬训，状态迈向稳定。在日本站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中，陈艾森虽然发挥一般，只获得第4名，但一周后的北京站，他凭借出色的第四跳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获得亚军，并与曹缘搭档摘得了男双10米台冠军。在即将到来的蒙特利尔站中，我们可以继续看到陈艾森与杨健在该项目上的巅峰对决。 27岁的施廷懋是中国“跳水一姐”，自2014年起，从未在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等重要国际比赛中失手，是女子单、双人3米板的“常胜将军”。但在刚刚过去的跳水系列赛北京站中，施廷懋以10分之差不敌队友王涵，收获银牌，此次失利为这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及时敲响警钟。 施廷懋、王涵以及加拿大选手Jennifer Abel将是女子3米板上最受关注的三位运动员，Jennifer在北京站上以332.70分摘得铜牌。 在女双3米板上，中国队则占据着绝对优势，施廷懋和王涵的最强组合在前两站比赛中都以最高分轻松赢得金牌。 施廷懋、王涵（中）在相模原站女双3米板比赛中获得金牌 在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家齐包揽两枚金牌，是这个项目上的王者。在北京站更是以400.05分的成绩，领先队友近30分的优势拿到冠军，令人印象深刻。相信只要张家齐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在蒙特利尔站上也无人能够撼动她的位置。 七天传媒作为蒙特利尔站的官方媒体合作单位，将和蒙特利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合组织华人社区观众前往给中国运动员加油，欢迎大家的参与。蒙特利尔站购票网站：https：//www.divingmtl.com，输入优惠码SEPTDAYS（七天）可获得25%购票优惠。
七天记者 梦溪 去年6月，经过6年漫长讨论之后，冰岛通过了一项关于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器官捐献的法案，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冰岛人都将成为默认的器官捐献者，只有两种情况例外：逝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希望器官被移除，或者最亲近的家属拒绝捐赠。这项法案于2019年1月1日在冰岛正式实施。 就在冰岛的这项法律正式实施4个月后，加拿大海洋三省之一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于4月2日也提交了类似法案，今后不愿意捐献器官的新斯科舍省人需要进行专门登记，否则将被设为自动同意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和组织。在整个北美，新斯科舍省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做法的省份。这不仅在该省，也在全加拿大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器官捐献率低 原因复杂 加拿大人死后捐献器官的比例并不高，每百万人口中只有14.6个死亡器官捐献者，这个数字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垫底，仅比荷兰的12.8人略高。加拿大全国每年有大约两千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与此同时每年也有大约三百人在等待手术时去世。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不足由来已久，排队等候的患者全国各地有四千多人。以2012年为例，全年加拿大共有4,612人在排队等候器官捐献，大部分人是等待换肾。这一年有230人在等待中因器官衰竭死亡。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数量仅处于中游水平。 加拿大目前大部分供移植的器官仍然来自脑死亡患者，由于恶性车祸减少等原因，死于脑部创伤的人数下降。自2006年起，一些省份开始接受来自心脏死亡患者的器官捐献（DCD）。这一类器官捐献者数量在过去几年来有所上升，但是仍低于其他国家。造成加拿大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滞后的原因除了医院资源和医学专家的不足以外，对“死亡”定义的界定模糊也让很多有意愿捐献器官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产生顾虑。尽管早在2005年，加拿大卫生部就制定了关于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全国标准，即在心脏停跳至少5分钟后开始摘取器官。但到目前为止，曼尼托巴、新不伦瑞克和萨斯喀彻温等省份并不实行这个标准。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医院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多伦多总医院按规定等候5分钟，但在该市的圣迈克尔医院，医生会在心脏停跳后至少等候10分钟才开始摘取器官。 埃德蒙顿的重症监护专家阿里·乔夫（Ali Geoff）是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反对者之一。他认为现代医疗手段很先进，心脏停跳5分钟不见得就意味着心脏死亡不可逆转。因此从挽救患者生命的角度来说，至少应该等待20到30分钟再确认患者死亡。但是从器官捐献的角度来说，等候这么长时间则会影响到器官质量。虽然此类专业性很强的争论基本上在医学界内部进行，但很显然，相当一部分加拿大人对死后捐献器官的排斥来自被过早宣布死亡的担心。 研究也显示，人们对医务人士的信任程度越低，就越不可能去捐献器官。这种不信任可能来自个人经历，例如，根据一项针对病人家属的调查问卷，亲属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得不到良好护理是不太可能同意器官捐献的。这种不信任还源于对医疗机构如何对待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的误解。有很多人相信，如果医生知道你是一名登记的器官捐赠者，他们就不会尽其所能来挽救你的生命。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来自宗教的影响。虽然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将器官捐献视为一种爱的行为，总体持支持观点，但某些研究表明，与其他宗教相比，天主教徒不太可能捐献器官，尽管梵蒂冈天主教皇的官方立场表示支持。天主教信徒捐献意愿小似乎是由于他们对来世的信仰以及对保持身体完整性的关注。 寻求解决方法 为缓解实际捐献率低的现实难题，加拿大相关部门与医学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法。卡尔加里大学的两名医生曾提出有偿捐献的构想。以肾脏移植为例，卡尔加里大学研究发现，向捐献者付款一万加币，有捐献意愿的人数会上升至少5%。这项研究还发现，70%接受调查的加拿大人支持向已经死亡的捐献者付费；不过，在是否支持向在世的捐献者付费这个问题上，支持率则急剧下降。但卡尔加里大学的报告中没有涉及伦理道德的话题，只专注于讨论这种方式带来的益处。总体来说，对有偿器官捐献，目前加拿大社会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 回到新斯科舍省提交的“推定同意”器官捐献法案，其实早在2010年，当时的新民主党省政府就已经提交过类似法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法并没有实施。而在欧洲，除了去年通过器官捐献“推定同意，退出自由”法案的冰岛、荷兰外，类似捐献法规已经在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国实行，一些地区器官捐献的数量在法案落实后增加了35%。器官移植领先全球的西班牙，自从推动“推定同意”法案后，捐献率从1990年的每百万人中有17人，上升到2012年每百万人中有35人死后捐献器官，是实行“推定同意”国家的成功典范。 新斯科舍省总理斯蒂芬·麦克尼尔（Stephen McNeil）表示，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希望将那些愿意捐献器官却没有明确表示出来的人包括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平时不关心器官捐献的事，也没有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直到遭遇了严重事故或疾病时，他们才想起来这件事。实行“推定同意”原则上会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并且逝世后能够真正的捐献器官，而他们生前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器官的可能性更大。新斯科舍省希望新法能够将该省的器官捐献率提高到20％以上，达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水平。 一些需要器官捐献的病人家属对这一改变非常支持，新省居民莉丝·勒孔特（Lise Lecomp）说：“我的女儿是器官接受者。我对这个决定很满意。按现在的规定，需要个人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才算同意器官捐赠，但很多人不会去主动注册，还有些人在想捐赠时，已为时过晚。新的法案在同意的基础上也留有自愿的空间，如果一个人不想捐赠器官也很容易拒绝。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等待捐赠器官救命，所以我觉得新法案很有意义”。 加拿大联邦政府卫生部长Ginette Petitpas-Taylor看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童。 新法引发争议 加拿大目前有约90％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器官和身体其它组织捐赠，但只有不到20％的人填写了器官捐献卡。新省的“推定同意”法案可有效解决这之间的差距，却引发了巨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该法案是否侵害了生命主体本身的自主决定权。 多伦多大学的生命伦理学家克里·鲍曼（Kerry Bowman）担心这种做法是否适合加拿大社会。鲍曼认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有些文化和宗教对器官捐赠、或器官捐赠前的步骤，甚至对死亡的定义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后面，也有很多跟贴和留言。其中一位叫维基·里瓦考斯基（Vicki Rewakoski）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虽然我是志愿的器官捐献者，但我不觉得新省的做法是正确的！它取消了一个人的选择权。政府不应该把这种情况强加给人们。” 另一位读者则写道：“自愿选择捐献应该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政府不应该在与我们身体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实行所谓的‘主动同意’，甚至包括我们死亡之后。如果选择不捐献的人因为文件丢失了，或被忽视了，而最终成了器官捐赠者，那会发生什么？可能之一就是受牵连的家庭发起集体诉讼。而最终的赔偿还是要由纳税者承担。” 另外，“推定同意”制度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技术监督和行政监督基础上。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一直在与加拿大和国际社会负责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专业部门合作，该中心负责死者器官捐献事务的医疗顾问萨姆·舍米（Sam Shemie）博士对新斯科舍省的行动表示赞赏。但舍米博士也表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并不直接提倡“推定同意”的做法，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各方面的基本条件成熟之后该法才会起作用。他提到的这些条件包括：建立起一个识别潜在捐赠者的系统，并将其转介给省级器官捐赠组织；让工作人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家庭提出咨询；管理复杂的后勤工作；确保器官移植的正常工作；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接受者，且有手术和技术能力的保障等。 加拿大其他省份都在观望该法案在新省的落实情况。魁省移植协会器官移植医学主任普罗桑托·乔杜里（Prosanto Chaudhury）博士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魁北克的有关器官移植立法问题。魁省采用“自愿同意”制，捐献率为每百万人口中15人，目前在全省有800多人在排队等待接受器官移植。乔杜里博士说，“假定同意”制度只是鼓励器官捐献的一个途径，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解决器官捐献者短缺的灵丹妙药。他说，虽然“假定同意”制在不少国家获得成功，但在南美、英格兰和威尔士反而导致了器官捐献的减少。他更希望在魁省原有立法中增加一些“强制性通知”的内容，即要求医院的医护人员将即将死亡的病例通知移植组织，以便对捐献者进行筛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捐献，再进行后续工作。 由于是北美“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新斯科舍省究竟能否消化好这项新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新斯科舍省卫生部长兰迪·德洛里（Randy Delorey）说，如果法案通过，在正式实施前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准备时间，以便向公众介绍新法和普及有关知识。他还鼓励省民和家人讨论自己身故后的捐献意愿。面对如何看待和解决器官捐献这一世界性的难题，要走的路还很远。
洪水、野火、暴风雨…这些自然灾害在逐年递增，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加拿大正在修订建筑标准，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更为严格的新建筑标准预计于2025年生效。 报道说，加拿大政府正在修订建筑规则，从道路建设的混凝土混合方式到能够承受更强风暴的屋顶标准，以及帮助房主应对洪水的计划，这些都在加拿大的新建筑标准法规之内。 加拿大政府估测，如果不升级建筑方式，气候变化给基础设施带来的问题将可在今后10年内给加拿大增加多达3000亿加元的开支。 加拿大政府正在讨论的一些修订包括： 2020 年推出屋顶应对极端天气事件质量认证的新指南； 对混凝土的混合质量制定新标准，使路面能更好应对洪水，新标准预计在 2021 年实施； 今年年底之前定出住房地下室的防洪标准； 2021 年推出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的城市雨水系统规定； 2025 年实施新的建筑标准法规，使建筑物的结构设计能应对气候变化。 来自：RCI
魁北克省议会正在讨论“禁止公务员佩戴宗教标识法案”，再次引发全省乃至加拿大有关宗教自由以及世俗化的讨论。 上个周末有数千穆斯林在蒙特利尔举行抗议示威，谴责21号法案具有歧视性。那里居住着很多来自北非法语国家的穆斯林移民。 (Graham Hughes/Canadian Press) 尽管有人强烈反对这项禁令，但也有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支持这一法案。他们觉得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应该划清界线。 阿米尼·本·阿玛尔（Ameni Ben Ammar）来自突尼斯，已来加拿大6年，现住在蒙特利尔市中心。她对有那么多人参加周日的抗议游行感到失望。她说，那个游行是由一个有争议的伊玛目协会组织的，并不代表全省穆斯林。她甚至问道：“我们并没有给这个协会代表这里所有穆斯林的话语权？” 阿玛尔说，也有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将女子戴头巾视为压迫的象征。她回忆起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一点也不后悔移民加拿大。虽然告别了地中海的生活方式，但对她而言，那里的生活已变得越来越难。 Ameni Ben Ammar和她母亲（CBC) 她说：“我无法适应那里的变化，特别是宗教对社会、对她工作的企业，甚至对她自己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大”。 她的父亲是一位无神论者，母亲是穆斯林信徒，但不愿戴面纱。可看到周围的妇女都戴，她的母亲也不想与众不同。 阿米尼说，她母亲决定戴上面纱只是她所看到的一个例子，即她的国家已从一个世俗国家转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还不时因此发生冲突。 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她强烈支持魁北克政府禁止宗教标识的法案，例如禁止警察、检察官和教师等政府职员戴头巾上班。她说：“国家不应该只属于某种宗教，而应该是中立的” 清真寺枪击案遇难亲属也支持法案 在周日抗议活动中发言的有两个人是2017年魁北克城清真寺枪击案的幸存者。他们称21号法案是“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 但他们的观点也不代表被此案伤及到的所有人。一位在枪击案中死去丈夫的女士就支持这一法案。这位女士叫博克尔斯（Boukersi），在蒙特利尔地区的一所私立小学教授法语，她不认为21号法案会助长伊斯兰恐惧症，相反却有利于阻止“伊斯兰教激进化”。 博克尔斯甚至担心加拿大也出现像她的祖国阿尔及利亚一样的情况，即戴不戴头巾已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受到社会强制。她在1996年伊斯兰叛乱分子与阿尔及利亚军队内战时离开那里。她说，许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北非人也都支持21号法案。但她也对法案提出了建议，认为应该对教师灵活些，以便为想当教师的穆斯林女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不让她们被边缘化。 伊朗知名人权活动家Shaparak (Simon Nakonechny/CBC) 上个星期，世界知名的伊朗女性持不同政见者沙加伊加德（Shaparak Shajarizadeh）在麦吉尔大学演讲时，也提到了21号法案。 这名44岁的伊朗女性抵制戴头巾，在公共场所展示摘掉头巾，并把视频传到社交媒体上。她也因此被三次逮捕，两次关进监狱，成为伊朗妇女抗争的象征。 根据大赦国际的说法，她在去年经土耳其逃到加拿大后，伊朗政府举行了缺席审判，刑期为20年。 沙加伊加德现在住在多伦多，但也一直关注21号法案，但她说对禁止宗教标识问题感到有些矛盾。她认为：“政府可以采取比强迫更好的方式。尽管作为一名在穆斯林社区长大的女性，我知道头巾是性别歧视的象征”。 一位38岁名叫达乌迪的男子听了沙加伊加德的演讲后，称她是“英雄”。他说他支持21号法案： “有人说魁北克这一法案也有强制性，但如果要我在两种强制中做出选择，我会选择魁北克政府”。 达乌迪移民前是一名化学家，现在蒙特利尔港口工作，他将自己称为“前穆斯林”。他认为本土长大的加拿大人也参加抗议活动，但他们根本不了解妇女戴头巾的负面影响。 来自：RCI
蒙特利尔一位研究人员表示，因有自杀倾向被送往医院的儿童人数正在上升。布雷特·博斯坦（Brett Burstein）博士在与另一位研究人员合著的一篇研究报告里，发现从2007年至2015年间，美国因计划自杀或企图自杀而住院的儿童人数翻了一番，从58万人增至112万人。 蒙特利尔急诊室一名医生说，在加拿大也有证据表明类似的趋势正在发生。蒙特利尔儿童医院一份报告称，自2015年以来，因自杀倾向和自杀未遂前往该院急诊室就诊的人数增加了55%，约占目前所有就诊人数的2%。 博斯坦博士说在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发现的最令人不安的是前往急诊就诊的儿童患者中，有43%的年龄在12岁以下，呈现低龄化趋势。 他表示加拿大应该投入更多的精神卫生资源、急诊室资源，和收集更多的数据，以便公共卫生当局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