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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近4年冗长的司法程序，由在长期护理中心CHSLD Sainte-Dorothée de Laval失去94岁母亲的Jean-Pierre Daubois及其代理律师Patrick Martin-Ménard的共同努力下，魁省高等法院日前批准了针对魁省部分公立长期护理中心的集体诉讼。根据高等法院的法官的裁决，集体诉讼适用于在2020 年 3 月 13 日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期间居住在爆发25% 或以上 COVID-19 病例的魁北克省公立CHSLD的住户以及其关系人，如其配偶、其亲属照顾者、子女和孙子女，以及已故住客的遗产继承人和受益人，要求为每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住户赔偿至少10万元，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住户赔偿4万元，并为住户的家庭提供额外的赔偿。在追溯期间，魁省在CHSLD中死亡的人数超过5000人，而按照感染病例超过住户总数25%的标准，全省共有118家CHSLD可被纳入起诉。 起诉书认为爆发疫情的CHSLD在对住户提供护理服务和卫生防控措施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和疏忽，导致COVID-19在CHSLD内部传播和大爆发，并最终造成了很多本不该的死亡发生。除了为每位幸存住户以及死者家属要求赔偿数万元，还寻求额外100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因为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如将医院的患者转移到CHSLD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再比如禁止家人或者照顾老人的人探视，在老人院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使得老人疏于照顾的情形更加严重等。 政府的失误 2020年年初开始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让加拿大这个被誉为“老人和孩子天堂”的国家暴露出阴暗的一面。全国疫情最严重的魁省爆出一桩桩堪比第三世界国家的“老人院丑闻”：位于西岛Dorval地区的私立CHLSD Herron在短短3周时间里，有31名老人去世，只有5名与新冠病毒感染有关，其他人都是因为疏于照顾而被活活饿死或病痛折磨死的；位于Laval市的CHSLD Sainte-Dorothée从死亡人数到住客感染率等一度是魁省疫情最严重的长期护理中心，也成为魁省第一个住客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CHSLD。 抗议者谴责发生在Herron的人道悲剧 集体诉讼发起人Jean-Pierre Daubois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回忆说他们94岁母亲住在CHSLD Sainte-Dorothée已经有几年时间，直到4月3日之前身体状态都很好。但在4月3日那天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却一直都看不到医生，没有得到相应的护理，状态一直在恶化，后来因为喝水呛到接受了呼吸窘迫治疗，这直接导致了她在当晚死亡。而新冠病毒病毒之所以在这家老人院蔓延，是因为两名已经被证实感染新冠病毒的员工被管理层强制要求返岗，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回到工作岗位，将会受到纪律处分。Jean-Pierre Daubois至今对老人院管理层如此不负责任的做法感到生气，也对魁省政府在抗疫之中完全没有章法，依赖各个机构即兴发挥的管理感到不满。如果老人院真的能够按照已经颁布的抗疫指南执行，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很多老人的死亡都是可以避免的。 正如集体诉讼律师指出的那样，魁省公共卫生部门早在2006年就出台了抗击疫情大流行的计划，制定了公共卫生系统为应对大流行疾病所需要做的准备以及路线图，里面包括了很多可采取的具体疫情防控措施来保护弱势群体。但在2020年1月5日，世卫组织通过所有会员国均可查阅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事件信息系统分享了关于中国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病例的详细信息，并建议会员国采取预防措施，降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时，包括魁省政府在内发达国家却不当回事，普遍抱着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什么都没做，更没有对医疗服务体系发出任何警告，白白浪费了中国为世界争取的防控时间窗口，直到2月27日省内出现第一宗确诊病例的前两天，魁省政府才正式开始准备抗疫。 但魁省的抗疫行动却荒腔走板，漏洞百出。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的2、3月份，魁省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上，清空了很多病床，把大量住院的老人在没有做任何新冠病毒检测的情况下送回了各自的CHSLD，并且没有要求接回老人的CHSLD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导致在医院感染的老人把新冠病毒带回老人院，继而感染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住客，造成新冠病毒的快速扩散传播。直到3月中旬，以CHSLD Herron为代表的多家CHSLD陆续出现感染病例，死亡人数如闪电般增加后，魁省政府才给老人院系统发出了一份粗略、概括性质的疫情防控指南，但没有提及具体的防控、隔离办法，也没有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一直到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魁省政府接管了爆发人道和疫情双重悲剧的CHSLD Herron之后，当时的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和老年部长Marguerite Blais才正式发布了保护老人生活环境的具体防控措施，包括要求CHSLD中的住客和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等，而这之前的近2个月时间里，连佩戴口罩这样一个基本的防控措施都没有作出规定，更不要提通风、消毒、分区等防控措施了。 可以说CHSLD在当时处于魁省政府关注的“盲区”，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安排和进行病毒检测，如何获得手套、口罩、防护衣等个人用品，增加医院的接诊能力的同时如何不损害其他医疗服务等事物上。即使到2月底、3月初在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的卑诗省老人院爆发疫情后，魁省公共卫生部门还没有意识老人院的风险，更没有提前作出预案。 但即使政府和多个调查机构都知道老人院在疫情防控上漏洞百出，却无法避免重蹈覆辙。在经历了教训惨重的第一波疫情后，在2020年秋季爆发的第二波疫情中，魁省政府再一次低估了新冠病毒对CHSLD的影响，依然存在护理设施和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遇到问题时无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工作人员在不同的CHSLD之间流动导致病毒传播无法遏制；照顾老人的家人被禁止进入，给老人带来严重的健康和心理影响等问题。 无解的现实 无论是这次集体诉讼的被批准还是之前的魁省公民监察员、验尸官等等多个报告，都表明魁省老人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疫情期间在老人院爆发的悲剧、惨剧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老人的家属和民众释怀，反而随着越来越多人为因素的暴露而引发强烈的反思，启动独立公共调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过在魁省政府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启动公共调查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但这次集体诉讼庭审过程中会提交很多相关的证据，算是一次微型的公共调查，因此受到了很多民众的关注。 实际上，有关老人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不新鲜，而是由来已久，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发达国家纷纷走上养老体系改革之路：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国家养老金支出，并把养老引向市场，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养老福利领域。改革之后的政府的财政负担虽然减轻了，但政府“甩锅”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以魁省为例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一是长期投资不足导致的设施破败和人手短缺。魁省的大部分公立养老机构都是在二战后期经济兴盛时期兴建的，几十年过去，有的已经破败不堪，各种配套设施急需更新换代。但由于资金匮乏，人工昂贵，根本无力适时改造翻新。一旦有突发事件，常年积压下来的大量安全问题就会突如其来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酿成严重的后果。就拿这次疫情来说，现有的CHSLD大多居住空间狭小、门窗紧闭、自然通风不畅，中央空调系统老损残破、故障丛生，极不利于消毒和隔离工作的开展。只要有一人感染，就会在院内飞速蔓延，极大地增加了防控工作的难度。另外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很多老人院人员配备不足，护理人员工作量过大，只能疲于应付，不可能给老人提供完善满意的服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消毒、隔离、检测以及救护等需求猛增，工作量陡然间翻倍，还有人感染隔离，让本已忙碌不堪的工作人员更加不堪重负，护理质量大打折扣。在一些大面积感染的CHSLD里，很多员工因居家隔离无法工作，又无法雇到新人顶上，只能让老人自生自灭。 二是逐利的资本不关心民众的死活，政府监管失效。为了缓解政府的养老压力，魁省除了允许私立老人院的快速发展外，还提出了一种介于公立与私立之间的养老模式，即把养老服务外包给私人机构，政府给予补贴的半私立老人中心，但政府对私立和半私立老人院的监管却远远不够。为了减少老人院的运营成本，私立老人院，甚至公立CHSLD会大量雇佣廉价的难民申请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相应的培训，更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对老人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看不懂，也不执行，导致发生在老人院的责任事故、意外频繁发生。 通过这次疫情，人们发现医疗专家对疫情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提出的各项防控措施也很到位，但问题是无法执行到位，政府也无法采取有效遏制的措施，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必须要等到危机足够严重，民众中形成一定共识才能采取行动。这次集体诉讼起诉的虽是魁省政府，万一胜诉的话，支付赔偿金的却是每一个魁省纳税人，或许从自己口袋中真金白银掏钱的“痛”会真的产生行动力，最终改善魁省老人院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