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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6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抵达英国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这是自去年疫情发生后特鲁多首次参加的线下重要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从2005年开始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将在今年9月份卸任，2015年就开始执政的特鲁多就成为了G7成员国中资格最老的政府首脑，单纯按此论资排辈的话，特鲁多有望接替默克尔在七国集团首脑中的角色，特鲁多自己也很希望上位，为此不惜余力地表现，充当拜登希望的反华先锋，不仅再次炒作两个迈克尔（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在中国犯罪被审判案，诬陷中方搞“任意拘押”“胁迫外交”，还就中国新疆、香港的人权等问题大放厥词，并再次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呼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国。今年G7的轮值主办国——英国也很给特鲁多面子，英国首相约翰逊特意邀请特鲁多在峰会召开的第二天主持了一场“关于中国以及如何应对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实力的高风险”讨论，这种殊荣更是让他得意忘形。 G7还是G7吗？ G7这个组织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时，当时的英、美、法、日、西德五国财政部长为讨论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的非正式聚会。再加上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一系列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大事件，慢慢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1975年，意大利加入进来成为G6；1976年，加拿大加入进来成为G7，自此，每年一次的7国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1991年起，俄罗斯加入进来参与部分会议，至1997年被正式接纳成为第八个成员国，G7变成了G8；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后，将其并入俄罗斯，于是又被踢出了该群，G8重回G7直到今天。 G7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的综合体代表了当时全球的先进生产力，曾享有说一不二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都是工业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七国的GDP一直在全球占有重要分量，最高时可占到80%，涉及全球事务的如石油禁运、贸易自由化、减少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毒品贸易、全球洗钱、武器协定等等基本上他们几家达成一致就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7的经济体量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全球GDP总量的不到40%，而且超过一半都是美国贡献的，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GDP总量17.39%的大块头中国并没有加入进来，让G7的代表性和权威性都在下降。特别是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7束手无策，从而催生出包含了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G20机制，世界主要国家利用这一国际合作新平台，进行有效的宏观政策协调，成功地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这之后，国际力量格局中“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变得十分明显，世界多极化趋势也成历史潮流。G7峰会虽然每年照常召开，但影响力却大不如从前。 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位退群成性的、不把盟友放在眼里的“霸道总裁”更让G7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特别是2018年在加拿大主办的第44届G7峰会上，他本人不仅迟到早退，还把主办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非常不诚实且软弱”，让世界见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分裂”和“灾难”峰会。 2019年的G7峰会在法国举行，特朗普在朝核问题、贸易战、是否重新接纳俄罗斯、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分歧不断，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发表了仅有264字的一般性联合声明，成为G7历史上首次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的峰会。2019年的G7峰会时，为了能够让俄罗斯参加2020年由美国主办的G7 峰会，让特朗普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和“心仪”已久的普京会面，特朗普想出了一个G7+N的主意，虽然美国众议院否决了邀请普京参会的提议，但跃跃欲试的特朗普还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好好收拾下这些“小兄弟”，可惜天不遂人愿，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给了特朗普迎头痛击，线下的峰会黄了，G7+N的设计方案却在英国主办的这次峰会上得到了落实。作为东道主的英国邀请了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四国参加领导人峰会，包括之前的G7外长峰会，但由于印度代表团在G7+N外长峰会时出现集体感染，遭到各国嫌弃，印度只好主动宣布总理莫迪放弃6月份的峰会行程，算是避免了一场尴尬。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G7这一机制已经很难代表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新冠疫情则进一步暴露出G7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捉襟见肘，每个成员国都深陷疫情当中，自身都难保如何能协调政策救助其他国家。今年G7峰会协商后承诺的向全球提供疫苗，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救助力度。 同时，G7日益沦为美国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小圈子”，并且不顾部分盟友的现实利益，极力推动G7的意识形态化，将G7打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冷战“小分队”，但其内部成员之间无论是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在科技经贸、网络安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矛盾。 螳臂当车 从G7的历史就看的出来，其实加拿大一直都是美国的小跟班，相当于打酱油的，也是G7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国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力。特朗普这个“直男宝宝”敢于在2018年G7峰会期间肆无忌惮地辱骂东道主特鲁多虽然有违外交礼仪，让人很没有面子，恰恰暴露出美国政客对加拿大的真实想法。在那次峰会之前，为了缓和特朗朗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导致的加、美关系紧张，加拿大政府曾展开一项为期18个月的主动出击行动，采取诸如与美国决策官员及企业领袖建立广泛的关系，加大力度游说同情加拿大的美国国会议员等等措施，期望可以维护加拿大的利益，但最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根本不在乎加拿大的感受和利益是否受损。 2015年特鲁多刚刚当选时，曾因其英俊的外表备受媒体追捧，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摄影师团团围住，还有粉丝对着他尖叫，激动到落泪，如今却风光不在，媒体发表的G7峰会报道里很少有他的高颜值照片，只有他的御用摄影师守在G7领导人峰会大门对面的阳台上，等候特鲁多出门仰头的瞬间，以拍摄他高大的身形和出众的面容，很享受出风头的特鲁多也愿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三天会期中每天早晨都高调地去晨跑。 除了高调亮相，频频抢镜，特鲁多在这次峰会中为了取悦G7的实际主人——美国，也真是拼，不惜用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为筹码换取拜登的认可，不仅主动冲锋在前担当反华马前卒，继续破坏加、中关系，还积极响应拜登的号召承诺分享1亿剂疫苗给其他国家。 在出席G7会议前，特鲁多就表示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会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机会，自己会在G7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在G7峰会上猛烈抨击中国，直言在某些领域七国需要直接挑战中国，例如在人权方面，因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尊重国际权利的做法不仅对七国有利，而且对整个地球有利。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发生在两个加拿大人身上的事情，会发生在任何国家人民身上，中国这种任意拘捕和强制外交做法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虽然都是老调重弹，还是惹得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不得不发声澄清说：加方指责中方搞“任意拘”、“胁迫外交”完全是一派胡言。中方已多次就加公民康明凯、迈克尔案阐明立场。二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起诉，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加方甘心充当美方打压中国的帮凶，在中国公民孟晚舟未违反任何加法律的情况下，将其拘押已超过两年半，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加拿大自己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加拿大政府曾利用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不久前在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215名原住民儿童遗骸是又一明证。而且原住民等少数族裔至今仍在加遭受着种种不公正待遇，反穆斯林、反亚裔等言论和恶性事件屡有发生。这样的加拿大却不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何等的虚伪、无耻和双标。 特鲁多在G7峰会闭幕后转战到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和加拿大与欧盟的双边会谈依然将中国问题列为重点项目。他在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会谈时直接点名中国是威权国家。他表示地缘政治发生了转变，现在世界上的威权主义普遍抬头，包括中国。针对北约在2030年之前发展方向的思考时，除了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还要向世界各地的伙伴和朋友以及不结盟国家证明，在专制主义的崛起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正在采取的强硬手段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而加拿大一直是北约的捍卫者。 在这次拜登参加的首次北约峰会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认为“中国表现出来的野心和相应的强硬行为，给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北约同盟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将推出一套“雄心勃勃”的策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则迅速驳斥说“我们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但如果谁要对我们进行系统性挑战，我们不会无动于衷。” 无论北约峰会公报还是之前的G7峰会联合公报，都公开点名中国，提及涉疆、涉港、涉台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是西方国家最系统指责中国以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一次外交行动，特鲁多在其中也算是功不可没。但结果会对中国有影响吗？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加拿大将为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巨大代价。  

七天记者 梓丰 在魁省疫情放缓和逐步解封的过程中，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 6月1日说因疫情的影响，今年毕业的中学毕业生不会像以往那样可以举办毕业舞会，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一片怨声载道，受影响的学生、学校、学生家长公开提出质疑：允许家庭聚会，为什么不允许毕业舞会举行？只要每个部分不超过250人，最多可容纳2500的大型活动可以举行，只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的毕业舞会为什么不能举行？……希望举行毕业舞会的学生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一天时间内就有6000人签名；省议会的反对党则指责禁止毕业舞会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反而会鼓励各种没有防控措施的“地下舞会”举办，毕竟毕业生们有真实的需求，堵是堵不住的；多个学校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也表示毕业舞会对学生们的重要性值得政府在疫情防控和满足民众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 面对如潮水般的批评声，Arruda在48小时后表示听到了民众的心声，承诺会重新评估这一政策；接着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又出来安慰民众说最终做决定的是他，他会认真考虑毕业生的需求，因为他们值得拥有这一人生中的特殊时刻。 近几日，媒体上、电视上以及社交网络上到处都是各种有关是否允许毕业舞会举行的争论，毕业生们能否有个舞会近乎成了魁省疫苗接种行动之外最重大的民生问题，最终在6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魁省省长以及公共卫生长官宣布将允许毕业舞会举行，但条件是12岁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都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的两周后，也就是7月8日之后才可以办毕业舞会，且需要在室外大帐篷下举行，最多不能超过250人，不过因为大家都接种了一剂疫苗，卫生部门取消了保持距离或戴口罩的规定，这样参加舞会的人可以像以往那样不受限制，可随便拥抱、跳舞、吃东西等。 魁省的这一决定虽然让今年毕业的很多学生舒了一口气，很高兴魁省政府体贴民意，纷纷表示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舞会，但这项政策却让很多学校叫苦不迭。比如蒙特利尔教育机构管理协会（Association montréalaise des directions d’établissement scolaire）表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学校竟然是在电视新闻上得知将要在1个月后组织没有任何限制的毕业舞会，这会涉及很多具体的操作问题，而魁省政府做出这个涉及学校的决定前居然没有和任何学校商量，却把巨大的筹办压力推给了学校。另外，毕业舞会一般在5、6月举行，现在规定要7月8日以后举行，时间上太迟，很多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已经放假或开始暑期打工，组织工作会变得更困难；政府规定毕业舞会最多不能超过250人，毕业学生、邀请的嘉宾以及他们的父母家人很容易就超过这个人数，可能有的学校需要组织几场毕业舞会，无疑会加大组织和协调工作。 成人礼 去年因疫情的原因，魁省的毕业舞会被取消也曾引发了一段时间的舆情，今年经过这一波三折后终于可以举行了，却将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估计从现在起直到7月份都会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让我们这些没经历过毕业舞会传统的移民感到不解，毕业舞会为什么这么重要？ 毕业舞会在美、加两地的名称为Prom，是promenade的缩写，在说法语的魁省被称为bal des finissants、bal de fin d’études、 bal de fin d’année 或者Bal de promo。根据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博士Pierre Lavoie的研究，最早的毕业舞会中世纪时就在欧洲出现，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则开始在全欧各国流行开来，但却是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前40年里，美国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开始实施公共教育重组，大范围推广义务中学教育，使其国民的中学毕业率从1909年的9%达到1940年的50%，极大地催生了毕业舞会的流行。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科技进步带来的大众传播渠道使毕业舞会成为流行文化的内容之一，并通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受到全世界年轻人的追捧。上个世纪6、70年代开始，毕业舞会已经成为北美地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成人礼，是青年人告别少年走向社会的转折性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少年们青春岁月的完美高潮，成为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疯狂、浪漫、富有表演性质的毕业舞会给无数的少男少女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与时俱进的毕业舞会也变得越来越奢侈和精致，少男少女们争先恐后地想拥有最好的社交服装、最好的交通工具和最漂亮的约会对象。舞会上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最终赢得“舞会皇后”称号的姑娘，会成为这场竞争中最闪亮的明星。 传统流程 魁省的毕业舞会主要指完成中学5年级课程的毕业班，学生年龄在17岁左右，通常会安排在毕业典礼的当晚或者前夕，此时学生们已经完成全部学业，正准备一身轻松地好好玩闹一下。毕业舞会一般包含5个部分： 找舞伴。每年4，5月开始，毕业班的男生们要开始满世界地寻找舞伴，竞争堪称激烈。这也成为女生魅力大比拼的舞台，通常人气高的女生会收到多份邀请，人气低的女生可能会为没有收到邀请而感到苦恼。找舞伴对这些大男孩来说就像求婚一样，需要精心准备、秘密筹划，还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对女孩来说同样压力巨大，从服装、服饰到舞伴都需要操心。 准备服装、配饰。一般来说毕业舞会的男生需要穿上正规的西装，配马甲、衬衫，搭配颜色协调的领带或者领结，穿皮鞋；女生则需要着晚礼服，佩戴首饰，佩戴腕花，有条件的女生还会到专业发廊做发型。一般来说男生的西服及领带色调要与女生的礼服配套，男生佩戴的胸花也要和女生戴的腕环花一致。 舞会前。舞会开始前，男女舞伴们会在某一方的家里集结，拍照留念，一起出发。有驾照的男生可开着汽车去接舞伴，或者由男孩或女孩的父母负责开车送他们到舞会地点，还有的家庭会合资租一个长的礼宾车（limousine）送子女们去舞会。 舞会。毕业舞会一般会在精心装饰的宴会厅或大礼堂举行，舞会前会有包含全套服务的正式晚餐，之后才到舞会时间，只有一小部分是正式的社交舞曲，大部分时间则是party风格的群嗨，一般会持续到午夜。 后party。毕业舞会结束后，少男少女们会换下正式的礼服，穿上休闲服去参加一个毕业舞会后party，继续嗨到天亮，后party的形式可以是集体出去大餐，或者包下附近的游乐场或去某个带泳池的豪宅狂欢，也可以是请乐队来表演。 随着时代的发展，毕业舞会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服装费、首饰费、美容美发费、交通费、入场券(包括晚餐费)、毕业照收费等不一而足。根据本地媒体的报道，平均每个毕业生的毕业舞会花费在510元到820元之间，这对很多靠打零工赚点零花钱的17岁少年来说是天文数字，只能依靠来自父母、祖父母的资助。 更让人担忧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往简单的礼服、妆容、首饰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青少年们在社交媒体晒图的攀比心。毕业舞会成了毕业生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的“修罗场”，家长们则被逼着一掷千金，给孩子置办昂贵的礼服，提供豪车，甚至英国还出现了毕业舞会直升机租赁业务，完全违背了毕业舞会的初衷，进一步增加了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有教育学者指出全社会都应该警惕毕业舞会正在社交媒体催化下走向极化、浮夸、奢靡的风潮，学校和家长应该做好指导工作，帮助少年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和学生交流毕业舞会的重要性来自哪里，哪些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家长们还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制定预算，限制支出，鼓励他们开发创造力而不是用钱搞定一切。

七天记者 颜宏 萨省Regina法院门前台阶上摆放的215双儿童鞋 Kamloops寄宿学校原址上摆放的童鞋 5月27日在卑诗省Kamloops市一所已经被关闭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里发现的、从未被纪录的215具孩童骸骨震惊了加拿大乃至全世界，也再一次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原住民歧视、虐待乃至种族灭绝的耻辱历史增加了新的证据。这座发现儿童骸骨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在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下于1890年成立的，到了1978年才关闭，而这只是当时加拿大设立的134所类似学校中的一所，最后一所此类学校直到1996年才关闭。其实在原住民社区，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都有传言说印第安原住民寄宿学校中存在很多未被标记也不被人知的大型“乱葬坑”，因为几乎所有的原住民社区都发生过原本在寄宿学校的孩子“神秘失踪”的事件，政府除了说孩子逃跑了一直给不出证据或合理的解释。原住民社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今天借助高科技的探地雷达终于有所发现，使得这一传言首次得到印证。 该地的第一民族Tk’emlups te Secwépemc部落酋长Rossanne Casimir发表声明指出这个发现只是这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首个初步调查结果，这些孩子的死亡原因和时间也不清楚，他们将继续对该校旧址开展调查和探测，其他初步调查结果预计将于6月中旬公布。特鲁多随后表示这一发现揭示了加拿大“黑暗和可耻的一段历史”，并在5月30日宣布所有联邦建筑的国旗降半旗，以纪念这215名儿童的亡魂。不过他也承认这一发现的悲剧不会是例外或孤立事件，联邦政府会为其他的寻找提供援助。 种族灭绝 血泪斑斑 原住民是加拿大这片广袤土地上本来的主人，公元1500年时，其人口超过35万，分为北极族、东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群，大族群下又分为无数个小族群，拥有语言近百种。 到了17世纪，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和美国。1608年，法国人首先在魁北克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随后，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3年，法国在英法7年战争中战败，被迫将加拿大殖民地让给了英国。英国政府颁布皇室公告，鼓励英国人和英属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居民向新区移民，开拓“新天地”，并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伤亡惨重。再加上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攫取了大片属原住民的土地，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约169万，占总人口的4.9%，一般被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纽特人（Inuit）和梅蒂人（Métis）。这些被赶到边边角角的原住民现在大部分生活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原住民保留区里，在加拿大联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登记立案的部落约有600个，语言53种。 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在加拿大遍地开花。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原来的森林、西部大草原都逐步变成了加拿大政府的领土，而处于原始部落结构的原住民根本不适应工业化社会。另一方面，欧洲不再需要原住民猎捕的毛皮，在当时的统治者眼里，原住民的知识和技能根本没用，而他们的文化传统也变成了现代化的绊脚石，而之前不少欧洲传教士希望通过传教来“同化”原住民的实践多年无果，于是当时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应该强迫原住民同化。到了19世纪末，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加拿大获得自治领地位后成为加拿大第一任总理、被称为加拿大“国父”的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执政期间对原住民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原住民的起义被镇压，领导人Louis Riel被杀害，麦克唐纳主导制定了针对原住民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把原住民彻底隔离在英法裔社会之外，包括通过剥夺原住民利益的《印第安人法》，设立旨在进行种族与语言灭绝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系统等。 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英法裔社会”，并认为儿童比成年人可塑，只要把他们带离家庭，用殖民者的文化进行教育，就能完成同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从家里带走，剥夺其父母和家庭的监护权，由教会统一管理和教育。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本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为了达到尽快同化的目的，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儿童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家人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其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等。 更令人不齿的是，由于教会长期都是“独立王国”，腐败严重，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很多被贪污掉了，寄宿学校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伙食长期缺斤短两。连加拿大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当时有近30%的学生因为饥饿体重过轻，而学校的员工和管理者，却能吃上足够的面包、上好的牛肉和新鲜蔬菜。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而其父母却再也得不到他们的音信。 麦克唐纳主导的寄宿学校制度被认为严重破坏了原住民族文化和信仰的传承，并被认为与今日加拿大原住民群体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酗酒、药物滥用和高自杀率有着直接关系。但加拿大政府直到1984年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被关闭。1998年政府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这个道歉又拖了10年，一直到2008年6月11日，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才以政府的名义正式为此向原住民道歉。同一年，独立于政府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ommission de vérité et de réconciliation）成立，负责调查和记录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及其对原住民儿童和家庭造成的影响。该委员会共花了6年时间在加拿大各地听取6500多名证人的证词，并在2015年12月公布的最终报告中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定性为“文化种族灭绝”，并为推动和解提出94项行动呼吁，如今6年过去了，原住民的生活状况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冰山一角 欲盖弥彰 这次发现骸骨的Kamloops寄宿学校是寄宿学校系统中规模最大的，虽然执行着政府的同化原住民儿童功能，靠着联邦政府的拨款生存，却从来不在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是由天主教会管理，直到1969年被联邦政府强制收回之前，其校长一直由神父担任，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都是拥有健全教籍的神职人员，并不具备教学资质。在和解与真相委员会的报告里曾描述过寄宿学校的生活：学校的条件非常差，住宿条件拥挤，每个孩子都吃不饱，穿不暖，常常爆发麻疹、肺结核、流感以及其他的传染病；学生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上课，而是给学校干活，早上起来要先劳动才能吃饭，吃的饭也需要自己做；还有更严重的暴力和精神摧残，敢于说原住民语言或者行为被认为不妥的孩子会被修女或者神父使用宗教刑罚式的皮鞭、木条抽打，不服管教的学生往往会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些孩子还会受到性侵、强奸、强迫劳动和其他暴行，更不用说天天挂在嘴边的语言暴力。这些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教育成果”往往也是毁灭性的，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人往往难以正常融入社会，一些被虐待的孩子在长大后往往会成为虐待他人的暴徒或是吸毒者。 教会承办的寄宿学校不仅在加拿大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就连中国也未能幸免。比如在武汉就设有名为“万婴墓”的纪念碑。 设立于武汉花园山上的死难婴儿纪念碑 美国天主教主教艾原道(Sylvester Joseph Espelage)于1928年在武昌创办花园山育婴堂，委托德藉女士何德美主持，开始时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托养，婴孩的成活率较高。后来不断发展，婴儿越来越多，就改为集中堂内抚养。二十多年内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即使有幸长大的婴儿，在十一二岁就要开始承担繁重的劳动，照顾其他婴儿，灵巧一点的孤儿供神甫使唤，再大一点就以每人三五十枚银元的价格卖掉。解放后，人们仅从附近山上的掩埋死婴处，发掘出的手、脚、头颅盖等碎骨就装满了好几口大棺材。1951年3月，当地政府在收到大量揭露育婴堂内幕的控告书后，接管了育婴堂，接收时，幸存婴儿只有35名，幼女48名。幸存婴儿骨瘦嶙峋，满身疮疥溃疡，幼女都被折磨致残或头癞、眼瞎、痴呆，所有婴幼儿无一健康。当时负责堂务的美籍主教郭时济、副主教徐赉德，分别被判有期徒刑5年和3年后被驱逐出境。 其实，教会打着敬畏、仁爱的名义却实施罪恶的黑历史近年来已经屡被爆出，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最先在美国爆出的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罪行，最终演变成遍及全世界的大声讨，欧洲的爱尔兰、荷兰、奥地利、德国、西班牙、瑞士，北美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的巴西、智利、阿根廷等针对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调查此起彼伏。就连现在的教皇方济各（Pape François）都“大方”地承认，神父里面有2%的人有娈童癖，并宣布在梵蒂冈专门组建一个审裁部门，调查那些对神父性侵猥亵儿童案件故意包庇、知情不报、渎职不作为的主教。 仅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就有35,000名儿童被安置在天主教的收容所、学校等机构中，有多达2000人表示曾在这些宗教机构里受到了神职人员的性侵和虐待。调查显示，教会学校性侵儿童的通常手段涉及“手淫、口交、阴道强奸和肛门强奸”；并且伴随着“严重殴打”。而天主教会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民办学校系统。截至2016年，教会支持了43,800所中学和95,200所小学；并且将宗教教育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 Kamloops寄宿学校的尸骸发现后，原住民社区和宗教人士再次呼吁负责该学校的罗马天主教会道歉。加拿大天主教主教会议（Conférence des évêques catholiques du Canada）5月3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承认最近的悲惨发现令人心碎，但没有道歉。自1890年到1969年一直负责这所寄宿学校的宗教组织圣母无原罪奉献会（Oblats de Marie Immaculée）曾于1991年就在教育中抛弃原住民的优秀传统和对原住民孩子遭受的性侵和身体残害道歉，但辩解说最根本的暴力是寄宿学校的存在。 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从1831年开始建立到最后一所于1996年关闭，在长达165年的历史中，70%的学校都是由天主教教会管理和运营的，其他的则由基督教的联合教会（l’Église unie）、圣公会和长老会教会等负责。1998年，加拿大仅次于天主教的基督教宗教团体联合教会曾为自己在原住民寄宿学校中的角色而公开向原住民道歉，但主导寄宿学校的天主教会至今没有道歉。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调查中只查到4100名亡故寄宿生的名字，他们估计由于学校销毁了记录，采取各种措施隐瞒真相，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10倍。此次发现的215具尸骨，很可能就是学校为了掩盖照料不当导致死亡，却谎称逃跑了的学生。联邦政府以及魁省政府都表示会帮助原住民社区在其他寄宿学校的原址挖掘，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发现。  

七天记者 梓丰 第一次执政的CAQ政府比老牌的魁北克自由党、魁北克人党都充满活力，上任三年多已经陆续推出世俗法案、移民改革、法语改革等一系列有可能改变魁北克面貌并对魁省未来影响深刻的改革方案，现在又一项会对每个人都产生影响、针对魁省警察系统的改革也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2019年，魁省副省长、公共安全厅长Geneviève Guilbault就表示魁省政府计划修改20年未变过的警察法，以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发展等科学技术衍生的新型犯罪手段和犯罪形式。为此在当年12月委托前Sherbrooke市市长Bernard Sévigny、已经退休的前法官Nicole Gibeault、在1997年到2011年当选联邦议员的Marlene Jennings、魁北克城警察局前局长Alexandre Matte以及魁省省警（Sûreté du Québec）前警官Louis Côté五人组成咨询小组，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公共咨询、听证，还通过实地访问和访谈来了解和分析目前警察系统的实际情况，最终对魁省警察系统的改革提出意见。这个咨询委员会原本应该在去年秋季提交调查报告，但因为疫情缘故拖到了今年5月25日才向魁省政府提交了最终报告，用了近500页的内容描述了魁省警察系统的现状并提出了138项建议。 落后于时代 这篇调查报告认为目前魁省的警察系统无论是在法律层面上还是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执法方式上都非常落后于时代，根本无法应对现在的新型犯罪，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方式的层出不穷以及因此带来的域外影响，需要进行深度改革。 首先就要改变警察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在现行的警察法中，警察机构以及成员的主要任务被定义为“维持和平、秩序与公共安全，预防和惩治犯罪”，在执行这一任务时，警察部门“应确保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尊重受害者并关注他们的需求”，在和不同社区打交道时应尊重多元文化。这是上个世代对警察作为反应性部队和秩序守护者角色的定位，警察的工作可通过开出罚单数量、案件调查数量或逮捕人数来衡量，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的干预，而现在的警察工作除了这些外，更多的是预防犯罪发生和配合其他社区机构的干预行动，所以应更改对警察任务和服务的描述，从维持社会秩序的威权机构改为满足民众需求的服务机构，比如警察应该徒步巡逻，增加和市民的日常接触，并和他们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从而让警察机构成为民众身边的、可随时随地解决民众问题以及帮助各社会组织联合执法的伙伴，有点类似中国人民警察的定位。 其次，建议把现今魁省31个各自独立的警察机构压缩成13个，以适应21世纪新形势、新技术带来的挑战，这也是这个报告引发最广泛关注和争议的部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魁省的警察体系有负责全省大部分地域范围的省警、不同城市的市警、不同地区的警察以及专门负责不同原住民地区事物的22个原住民警察机构，并按照所辖地区人口的数量提供1到6个等级的服务，这些机构各自独立，条块分割，遵守共同的警察条例但行为方式却又各有不同，因为各地警察的资源、能力分配不均，无法提供统一标准的警察服务，同时效率低下，无法应对当前复杂的犯罪情况。比如有的地区警察机构只有20多人，只能执行基本的巡逻、道路安全、回应民众需求等，根本无法调查复杂的网络犯罪或经济犯罪案件。其实，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城市的市政府在探讨撤销当地的警察机构，把他们并入到省警机构内，但受到各地警察机构以及警察工会的坚决反对，甚至拿当地的治安情况、民众安全等做筹码，迫使市政府让步，这个报告公布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也是这些不想离开舒适地带的本地警察机构。 第三，建立一个针对网络犯罪和经济犯罪的特别机构，并把魁省反腐败机构UPAC（Unité permanente anticorruption）并入其中。UPAC是前魁省自由党政府为应对建筑行业贪腐问题于2011年成立的，最高时有350多名从各个警察机构抽调的资深警员组成，但从成立以来，发生了多起调查泄密事件，让很多案件的调查陷入僵局，基本上多年来花费了巨量的金钱和人力资源却一事无成，可以说就是因为涉及SPVM以及UPAC的多起丑闻破坏了民众对警察系统的信任，才促使CAQ政府发起了这次调查。调查小组认为将UPAC的专业知识整合到更大的运营机构中，使之能够处理与腐败、欺诈、洗钱、身份盗窃欺诈、网络勒索、网络诈骗等有关的案件。 第四，建议魁省应重新审查警察服务的管理模式，把公民纳入治理中心，展现包容性和多元文化，毕竟只有获得了公众的信任，警察才能获得其行动的合法性和干预的权力。报告认为从警察学校的录取、警员培训以及具体的公务执行都应充分体现公民的分量，比如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成员应为普通公民，多招收少数族裔警员，警察机构应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公布信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协调警务和解决问题等。 无解的难题 警察系统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特别是去年因黑人佛洛依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爆发并蔓延至全世界的种族歧视抗议使得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达到高峰，呼吁警队改革，削减警队经费，甚至解散警局的呼声不断，当时联邦总理特鲁多就表示将尽快推出警察系统的改革方案。去年魁省相继推出一系列反歧视政策，包括在学校开设反种族主义的课程，制定打击种族主义的计划，让有色人种不会在租房或找工作时受到歧视，警察执法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时一视同仁，不会因人种不同而有所区别。蒙特利尔市政府也表示要找出解决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并通过了一项要求SPVM定期公布执法对象的种族和社会角色的动议。 其实种族歧视的现象在北美由来已久且深入骨髓，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黑人、原住民、穆斯林、亚裔等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白人的历史原罪，从惨绝人寰的黑奴制、种族隔离到种族歧视，再加上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让因歧视引发和积累的仇恨从现实层面看根本无解。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让资源越来越流向富有的阶层，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把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推向更凄惨的境地；政府信奉干预越少越好，对普通民众至关重要的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在恶性循环里挣扎；还有代表群体利益的选举制度带来的弊端，任何一个政党若想赢得选举，都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而少数族裔因为选民数量不够大，往往被各个政党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 如今佛洛依德去世已经整整一年时间了，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专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接见了他的家人，包括他7岁的女儿，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通过警察体制的改革法案，确保美国的执法部门能够公平对待少数族裔。同时，美国多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纪念游行，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还同牧师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及其他社区领袖和政界人士公开进行了一次单膝跪地9分29秒的活动以呼吁美国国会推动警察制度改革法案，可见警察改革之艰难。 魁省的警察现状调查小组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份重磅报告或许有其深意，但魁省政府还未对此报告表态，表示将会在深入了解报告内容后发表意见，但Geneviève Guilbault已经表示把31个警察机构压缩成13个不是政府中长期考虑的优先事务。  

七天记者 颜宏 美国“特不靠谱”总统特朗普下台后，继任者拜登被认为是理性美国回归的象征，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被特朗普贬低和痛骂的传统盟友们欢呼雀跃，联邦总理特鲁多更是骄傲地宣布自己是第一个与美国新总统通话的国家领导人，并在自己的推特上晒自己与拜登通电话的照片和谈话内容，表示自己与拜登谈了“一些具体的挑战，包括贸易、能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反黑人种族主义和中国任意拘留两个加拿大迈克尔等”。 可惜好景不长，上任已经4个月的拜登及其政府虽然不像特朗普那样到处咬人，但表面温和的背后却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这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5月25日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质疑加拿大的“关税配额”政策对进入加拿大市场的美国乳制品，如牛奶、奶酪等提出了限制，要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调查并解决双方的分歧，这是在特朗普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新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USMCA（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以来美国在此新协议框架下挑起的首个争端。 复杂争端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新上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就已经开始和联邦政府就美加贸易中复杂和难缠的两个领域——乳制品和软木（指针叶林木材）进出口问题开始沟通。她在5月中旬与加拿大、墨西哥贸易代表举行的线上首次USMCA自贸协议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对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提出加拿大需要落实USMCA协议中关于乳制品和电子商务运输的新承诺，以及对加拿大计划对互联网巨头收取数字税的关切。戴琪在之后的一份新闻稿中重申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充分执行CUSMA并确保它使美国人受益。 目前来自美国的乳制品已经占据加拿大市场的3.6%，但乳制品行业认为加拿大让步、向美方乳品业打开本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满足不了美国农民的要求，呼吁美国政府对加拿大实施配额政策的14种乳制品进口发起挑战和质疑。 美国贸易办公室的声明中认为加拿大使用了一个复杂的关税配额制度，将乳制品市场的一部分专门预留给加拿大的乳制品商，而这违反了2018年达成的USMCA协议，相当于指控加拿大没有履行协议的条款，而呼吁成立一个正式的争端调查小组则意味着美国主动升级这一争端。这个小组有权召开听证会，并在今年12月份左右发布正式报告。如果双方达不成共识，美国将对加拿大出口美国的乳制品征收超过300%的关税。 加拿大方面则坚决认为目前的政策“完全符合”贸易协定，并对美国要成立争端解决小组感到失望。伍凤仪除了对美国政府的决定失望外，还认为加拿大已经尽到了根据CUSMA承担有关关税配额的义务，并将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大力捍卫加拿大的立场。 上周五，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将进口的加拿大软木材反补贴和反倾销关税率由8.99%增至18.32%后，引起了加拿大林业、木材加工行业的忧虑。据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NAHB)的估计，由于美国住房需求飙升，加之新冠疫情导致木材加工厂产量减少，美国软木市场出现严重短缺，软木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两倍，使得新建独栋住宅的平均成本增加了3.6万美元，已经有多个共和党议员要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产品征收的8.99%关税，但美国木材行业几十年来一直指控加拿大对林业提供不公平补贴，要求提高加软木关税的呼声也很高，最终商务部决定征收双倍关税。2018年，在美加新一轮有关软木配额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软木征收了高达20%的进口关税，在2020年12月，这一关税水平下降到8.99%。 根据2016年数据，加拿大的软木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产量的18.7%。这些软木的70%供给美国市场，是美国建筑木材的主要来源。按理说，加拿大软木产量高、质量好，美国软木产量少、需求多，双方各有所求理应互惠互利。但事实上近四十年来，加、美两国围绕软木贸易的纠纷不断，实质上和今天中美贸易战如出一辙。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软木企业眼见加拿大产品大量涌入，而自己又无法争取价格优势，遂在“贸易不公平”上大作文章。他们指责加拿大软木产业接受政府补贴，并向美国市场倾销，要求商务部征收惩罚性关税，由此引发双方长时间的软木贸易战。 损人不利己 拜登上任4个多月以来，在抗击疫情、国际关系、移民等很多方面取消或逆转了前任特朗普的政策，但却一直延续了特朗普代价高昂而鲁莽的贸易保护政策，很是让人费解。美国国务院前官员Stan Anderson和美国前驻日内瓦副特别贸易代表William N. Walker近日撰文指出，拜登政府不在贸易政策上改弦更张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后果：美国消费者仍然背负着特朗普留下的高关税所导致的物价上涨的重压；美国出口商继续遭受海外国家报复性措施的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还没有看到恢复与美国更融洽关系的理由。例如，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对钢材和铝产品加征的关税，从而让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加拿大和欧盟继续感到伤害和疼痛；再比如，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对从中国进口的飞机零部件、电池、平板电视等数千种产品加征的关税，但实际上这些关税对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毫无帮助。两位作者还认为美国政府应该立刻废除在加拿大软木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加征的毫无根据的关税，尽管加拿大木材价格上涨损害了美国建筑商和购房者的利益，但也应该恢复和重启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单方面对加拿大征收惩罚性关税。 如果说拜登延续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姿态使然，不让任何国家有机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那么对传统盟友和邻居，甚至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不惜和中国闹翻的加拿大依然如此，那就只能归于美国统治精英本性里的恶和自私了。 自私本性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加拿大和美国的文化非常接近、经济往来十分密切，或者说加拿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乃至精神上都高度依赖美国。经济上，与美国的贸易占据了加拿大对外贸易额的四分之三，加拿大为美国做工业配套，提供矿产和资源，美国同时是加拿大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安全上，加拿大要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大部分的时候，美国为保持大后方的平安、稳定，同时也为了以低廉的价格享用加拿大丰富的资源，对加拿大算是照顾有加，而加拿大也享受美国“小跟班”的角色，唯美国马首是瞻，两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长的不设防边境，还是彼此的后院：美国的游客是加拿大旅游业的最重要客源，而美国是加拿大人南下越冬的主要目的地。双方形成了长期以来互惠互利的友邻关系，但这一切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全变了。 秉承“美国优先”而上台的特朗普六亲不认，只顾美国，不仅在北美自贸协定上逼迫加拿大让步，毫不留情面地对加拿大的钢铝等产品加征关税，让加拿大的经济损失惨重。历史上，实力偏弱却在有些时候桀骜不驯的加拿大与美国发生过战争，有过不和，也和新中国敌对过，但是同时遭到美国、中国两个世界大国的厌弃还是第一次，书生气十足的特鲁多以及单纯的自由党政府毫无办法，在外交上陷入僵局，迟迟找不到摆脱泥潭的办法。同时面对超级“能打”的特朗普，特鲁多简直是秀才遇到兵，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寄托于2020年的大选把特朗普选下去，换上一位正常、顾全大局的新总统上来。果然如特鲁多以及许多人所愿，典型的民主党建制派精英拜登成为了新一任美国总统，但美国的面貌并没有就此焕然一新，加拿大也热脸贴了个冷屁股，除了表面上的客气，无论是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上，还是在经贸往来上，加拿大都没有得到任何实质上的获益。 拜登一上任就签署一项名为“购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对现有的联邦政府采购条款进行技术性修补，以增加对本土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排斥来自加拿大的产品；接着又以保护环境、倡导清洁能源为名，签署行政命令撤销连接美、加两国输油管道Keystone XL的扩建许可，使原定从墨西哥湾沿岸一路延伸到加拿大的管线建设停摆至今；5月初，美国密歇根州决定关闭一条美加跨境输油管道，迫使加拿大政府考虑将该州告上法庭。就连关乎民众生死的抗疫，当加拿大向美国提出购买疫苗时，美国直接以“优先满足国内需求”为理由拒绝，疫情严峻、疫苗供应紧张的3月份就囤积着上亿剂FDA不批准、本国人根本不会用的阿斯利康疫苗。最后迫于来自媒体和民众的批评，才决定向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提供400万剂。 美国总统肯尼迪总统曾在1961年5月17日在加拿大国会演讲中这样描绘加拿大： 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 历史使我们成为朋友。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 相互依赖使我们成为盟友。 大自然让我们连成一体，不要让任何人分离我们。 但在加拿大最伟大政治家之一的前总理特鲁多 (Pierre Trudeau)眼里：“跟你们美国做邻居就像在一头大象身边睡觉。不管这个庞然大物多么友善，多么平和，它哼一声或动一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也许就是加、美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 现在美国这头大象变得不友善，也不平和，加拿大是时候摒弃幻想，走独立自主的路，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练好自己的筋骨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