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文化视野(1月16日)
【文化杂谈】 “生命政治”抑或“生物政治” ——关于“biopolitique”的不同意见 步虚 前段时间,我们连续用十几篇文字谈论了“新冠疫情引起的生命政治思考”这个话题。通过这个话题的展开大家已经了解,生命政治是一个现代概念,其基本意涵是政治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及其需要——健康、安全、存活等而形成的一种治理技术或管理方式。作为理论概念,“生命政治”最早由法国学界大腕福柯提出,后被西方其他学者如赫勒、奈格里、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人承接和发展。在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看来,“自从福柯重新提出并重新定义“生命政治”这个概念(这个词非他所造),政治哲学的整个框架已然深层次地被改变了”。 法国人福柯谈论“生命政治”时,使用的是法语词“biopolitique”。 在汉语语境中,“biopolitique”这个词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译法,一个是“生命政治”,一个是“生物政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福柯思想辞典》(Dictionnaire Foucault)及《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La dernière leçon de Michel Foucault. Sur le néolibéralisme, la théorie et la politique)的中文译者潘培庆曾这样解释:“人们通常把biopolitique译为‘生命政治’,我认为译为‘生物政治’较好。这主要是考虑到福柯对现代社会的看法:现代政治在根本上把人当作一种生物来对待,人的性问题、疾病问题、饮食问题、住居问题、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人作为生物在其生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人作为一种生物,是和现代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犯罪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而现代政治正是以这些现代科学为根据的。把biopolitique译为‘生命政治’,较难体现现代生物科学的含义。古人也是一种生命,但由于古代没有现代生物学等学科,所以古代就没有生物政治,也没有落实生物政治的各种生物权力。此外,‘生命’一词主要强调一种过程,而‘生物’一词不仅包含此过程,而且突出拥有此生命的载体。生物政治针对的正是这样的生命载体。” 另一方面,《生命政治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一书的译者莫伟民则有过这样的表示:“biopolitique”为何译成“生命政治”,而非“生物政治”?主要是结合福柯在多个文本使用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都涉及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而且生命和人口的特殊问题都是在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合理性内部被设问的。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是针对人口和生命的治理实践所运用的手段。很显然,“biopolitique”不能译成“生物政治”。 在我们看来,把“biopolitique”译成“生命政治”或“生物政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一种翻译都没办法涵盖它的全部内容,因为“biopolitique”作为政治哲学概念,既关涉人这种生物,又关涉人这种生物的生命。 阿甘本的一些文本中,将biopolitics与form-of-life放在一起谈的。而在埃斯波西托那里,生物科学和医学意义上的味道更浓。福柯本人在个别场合也曾区分了生命与生物,他认为人的肉体不仅仅是生物的母体,也是生命的母体,生物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则是知识论层面上的,是权力为了更好实施而创构出来的。在1971年与乔姆斯基的著名辩论中,福柯曾谈到:“生命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一直是认识论的一个标志”,“生命”在18世纪末生物学知识发生嬗变时出现,其价值在于定位某一类话语体系。 可以这么说:政治权力建构了“生命”,它正是借助于关于生命的知识、话语,将人抬举为超越于动物之上、非一般物种的生命体,进而赋予政治权力本身支配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所以,将“biopolitique”翻译成“生命政治”,更能把握这种政治哲学类型的特点,而译成“生物政治”,哲学虽然能突显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但同时也潜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种生命政治哲学把人降落为生物的负面效应,不利于全面把握这种政治哲学的独特性。(2021-01-10) 【作者简介】 步虚,文化学者和符号学学者,主修“地中海文明与西方文明“、“文化哲学视野下的当代法国研究”、“意义生成的认知符号学机制及操作”,长期从事文明关系、跨文化实践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教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受聘为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诗文春天】 香辣味浓慰乡情 谭文春 在外地谋生的四川人,每次回家过年,桌上必定有一道香辣味浓的家乡菜——宫保鸡丁,慰藉自己的思乡之情。 宫保鸡丁是一道名菜,不仅是四川人爱吃,在川菜中具有代表性,更是声名远播,享誉大江南北和海外。 我第一次吃到宫保鸡丁,还是在三十年前。中学刚毕业,即将跟同学分道扬镳,依依惜别之时,邀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去一家馆子喝离别酒,其中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味道干香甜辣,就像芬芳的友情混合着离别的辛辣,很符合我们当时的心境,特别下酒,所以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娶妻生子,自任一家之“煮”,也学会了做这道菜。宫保鸡丁取材简单,主要材料有三种,鸡脯肉、花生米和干红海椒,再辅以其他佐料。做法也不复杂,鸡脯肉切丁,放盐、水淀粉、淋上料酒和食用油,有白胡椒粉更佳,搅拌均匀,腌制十分钟左右。花生米去皮后用油炸脆备用,干红海椒整根洗净去籽。其他的佐料如大葱切段、姜切片、蒜若干、花椒适量备用,再用酱油、香醋、料酒、白砂糖、淀粉等,调制一小碗料汁待用。诸料备齐,锅中放油适量,先下干红海椒和花椒,小火慢炒,香味溢出时,再下大葱段姜片和蒜煸炒,断生之后下鸡丁翻炒至熟,再沿着锅边倒入料汁,充分入味,最后加入油炸花生米,翻炒均匀起锅装盘。这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就完美地呈现在餐桌上,家人为之陶醉! 宫保鸡丁这道菜的来历也有故事,相传至今的说法,是由丁宝桢创制。丁宝桢,原籍贵州人,清咸丰年间进士,光绪二年任四川总督。丁先生自己喜欢吃鸡和花生米,又特别喜欢辣味,兼之对烹饪之道颇有研究,就发明了这道菜肴。丁先生热情好客,每每在家中招待客人,就让家厨做这道菜宴客,肉嫩味美,大受欢迎,闻名当时,广为流传,尽人皆知,民间效仿者众多。照此说来,该菜属丁宝桢的私家菜,最初没有名字。丁宝桢在四川为官十年,清廉刚正,建树卓越,于光绪十一年死于任上。清廷表彰他的功绩,追赠他“太子太保”的荣誉官衔,别称——“宫保”。后来人们将他创制的这道菜取名“宫保鸡丁”,算是对这位丁大人的一种纪念。 宫保鸡丁声名远播,以其香辣味浓、辣而不猛、肉质滑脆为特色,鸡肉的鲜嫩配合花生的香脆,大受海内外食客欢迎,市面上各类饭馆,上至星级餐厅,下至路边小店均有制卖,可见该菜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是大受欢迎的。只是常常看见部分餐馆将其菜名谬写成“宫爆鸡丁”,颇为不妥。究其原因,大约是这道菜的做法类似“爆炒”吧,而“宫保”跟“宫爆”近音,故被人想当然的误写。 我有一位开饭店的朋友,就是这样认为的,把错写的菜名堂而皇之地印在菜谱上。我诚意指正,但他并不接受,反说一个菜名,错一字而已,不碍事,只要菜品合格,客人爱吃就好。我当然不认同他的观点,这道菜里不但有故事,还蕴含历史文化,即使不甚了解,至少不能写错,这既是对菜品的尊重,也是对自身职业的负责。 春节将至,游子回归,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围坐桌前,一道宫保鸡丁,一杯相思小酒,剪烛西窗,共话心语。酸甜苦辣一饮尽,喜乐安康祝新年。 【作者简介】 谭文春,男,现居中国四川省华蓥市。喜欢读书和写作,有诗歌、散文、小说及故事等文学作品发表,散见国内以及国外各类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部分作品获奖并入选各种诗文集。读书让人充实,写作令人愉悦,文字使人神清气爽,是灵魂跟世界对话的工具。 【鱼翔浅底】 话说柳宗元(二十三) 薄幸郎君 洋中鱼 对于柳宗元来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头。这年二月,柳宗元进士及第,他邀了几个朋友去游大雁塔(又名慈恩寺塔),在塔下与韩愈、孟郊巧合,大家一起登塔并题名,大家高高兴兴开了一个好头。 没想到五月十七日,时任殿中御史的父亲柳镇在亲仁里府第突然一命呜呼,这样就打乱了柳宗元的人生计划。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崇尚儒家孝道,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去世,子女尤其是儿子必须要守孝三年。在守孝期间,朝廷不许参加科考,也不许已经进士及第的举子自谋出路。柳宗元恰逢其中,这样就延缓了他的入仕时间。柳宗元从小就很佩服光明磊落的父亲,甚至还拿父亲做榜样,所以柳镇死后,柳宗元只好为父亲守孝三年。 三年就是将近一千一百个日日夜夜,柳宗元是做到了。但是,他好象做得并不十分出色,在这一千多个日夜里,他不但不太安分,甚至还有一些有违孝道的举动。父亲死了才一年,他就离开长安跑到大叔叔柳缜那里游山玩水去了。柳缜当时在邠州邠宁节度使府中任度支田营副考察,柳宗元趁这个机会遍游邠州、宁州各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当然,除了玩乐,他也做个一些调查,后来还根据调查资料写了一篇《段太尉逸事状》,这可能是他的额外收获。 最让人感到可恶的是,一向以忠孝传世的柳宗元在妻子病危的时间里(和娘生于800年,倘若按照十月怀胎和非一次苟合就怀孕来计算,柳宗元与那女子的交往最迟应该在799年,其时杨氏在世,也许她就是因此而气死的)居然跑出去泡妞,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竟叫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子死心塌地屈从并且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和娘。我真佩服柳宗元的色胆,在有老婆的情况下去勾引别人,不但把别人的肚子搞大而且还要她生下来,这种先上车又没补票的行为,在当时社会确实算得上一个创举。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