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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加拿大绿党(Green Party of Canada)是联邦主要政党中历史最短的，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众环保运动。 1962年，美国学者卡逊（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连载的形式刊载于《纽约客》杂志，引发了类似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的轰动效应，人们对它的讨论和评论多于对它的阅读，算是环境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这部著作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开始让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1972年，一个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了一份振聋发聩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向全人类宣告了能源与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延续的终极制约，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模式乃至政治发展内涵。同一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以“人类与环境”为主题的大会。从北欧开始蔓延到全世界的绿色环保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环保组织相继成立。 诞生 1972年在新西兰成立的价值党（Values Party）成为第一个由环保组织演变成的政党，随后欧洲、北美洲、澳洲等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以生态优先、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为主要诉求的政党——绿党。加拿大的绿党算是成立比较晚的，在1980年联邦大选之前，以前任绿党党领梅（Elizabeth May）为首的主要来自大西洋省份的11名环保人士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用小党（Small Party）的名义参加选举，这是加拿大的环保主义者试图从政治层面推进社会转型、构建生态社会最重大的一次尝试。 1983年，来自全国的环保主义者在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加拿大绿党，来自卑诗省的家庭医生、致力于推动健康城市的Trevor Hancock被推举为第一任党领。在他的领导下，绿党在1984年的联邦选举中在60个选区推出候选人，可惜全军覆没，只获得了0.21%的投票。 Trevor Hancock 在接下来的1988年以及1993年的联邦大选中，绿党的候选人虽然分别增加了8名和19名，但得票率依然在0.5%以下。由于魁省分离运动的影响以及可能让联邦和魁省和解的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的破产，让魁北克的绿党成员纷纷退党，加入到1993年成立的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使得绿党在魁省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2002年，绿党通过了《全球绿色宪章》的六项基本原则：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性民主、非暴力、可持续发展和尊重多样性，这成为绿党意识形态的基础。 直到2004年联邦大选，在当时党领Jim Harris，一位从原进步保守党转过来的作家的带领下，绿党第一次在全国308个选区提名候选人，成为第四个在全部选区都有候选人参选的政党，但其党领却被排除在党领电视辩论之外，而只在75个选区参加选举的魁北克政团党领却可以参加电视辩论，让绿党对这种双重标准感到很气愤，大力宣传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向加拿大电视媒体的主管单位——加拿大广播电视及通讯委员会CRTC（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投诉，但CRTC最后的裁决是各个电视台有权选择辩论参与者，拒绝推翻电视台的决定。经过这一风波，绿党党领虽然没有在万众瞩目的电视辩论中露面，但也扩大了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投票结果也使得绿党获得的选票数量第一次超过1%，达到4.31%，超过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规定的2%得票率的筹款门槛。 但Jim Harris一直因其右倾的保守理念和生态资本主义发展意识受到党内左派人士的批评，指责他放弃了该党传统的进步价值观，采取一言堂巩固自己的权利，消减各地分部权利等。尽管Jim Harris一直强调在自己的带领下，绿党党员从2003年的700名扩大到2006年的8300名，但依然在2006年联邦大选中只得到约66.6万张选票（得票率4.5%），没有达到他选前承诺的1百万张，在这次选举中，他也依然被排除在党领电视辩论之外。选举结束后，Jim Harris宣布辞职，直到新的党领选出。 梅时代 2008年8月26日，梅以65%的支持率成功当选绿党新一届党领，绿党也在她的带领下开拓出新的政治版图。 Elizabeth May 梅1954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1973年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布雷顿角（Cap-Breton）。她的父亲是一名会计，母亲则是做雕塑类艺术品的自雇职业者，但他们都是积极的反核人士，梅从小就跟着母亲一起参加各种反对核武器试验的活动、示威游行。来到加拿大后，还不到20岁的她就开始和其他的社区环保人士一起为制止在布雷顿角的森林上空喷洒含橙剂的杀虫剂而奔走，并向法庭提起诉讼，最终使得新斯科舍省的森林逃过一劫。 梅的父母来到布雷顿角后，购置了一艘停在岸上的纵帆船，进行重新设计和装修后，命名为“伊丽莎白号”，在船上经营餐厅和精品店。但她父母的这次商业尝试并不成功，生意一直没什么起色，亏损严重，使得梅和她的弟弟都因为无力缴纳大学学费而没有完成学业。 由于梅在保护森林、创建国家公园Gwaii Haanas National Park Reserve等环境保护领域非常活跃，1980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后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亲自为她写推荐信，让她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以成年学生身份在Dalhousie University法学院修读法律。 1986至1998年之间，保守党Brian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作为联邦五大主要政党中的一员，魁北克政团BQ（Bloc Québécois），也称魁人政团，正式成立于1991年6月15日，又译做魁北克党团，是联邦级政党，但因致力于代表魁北克人的利益，追求魁北克独立，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在其他省份没有分支机构，相当于一个联邦层面的地方性政党。 源起 说到这个政党首先需要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曾风起云涌、现在已经日薄西山的魁北克独立运动。 上个世纪60年代，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各种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各种改变社会格局的运动、革命不断出现，在加拿大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魁北克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把持了魁北克政坛几十年的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党领Maurice Duplessis于1959年9月突然在任上中风，几天后去世，他统治的阶段被称为魁北克历史上的“大黑暗时代”(La grande noirceur)，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基础。1960年6月，提出“变革”口号的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赢得了选举，开启了魁北克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把魁北克从一个陈旧的、教会统治的社会改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也极大地提高了魁北克人的民族自信，自我认知上从加拿大法裔人转向魁北克人，促进了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包括手段最激烈、制造了“10月危机”（Crise d’Octobre）的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等一批致力于魁北克独立的组织大量涌现。1967年，魁北克借着加拿大联邦成立一百周年的盛大庆典和史上最成功世博会之一的蒙特利尔世博会迎来国际上的高光时刻，而在后来的魁省省庆日（St. Jean Baptiste）当天出现在蒙特利尔市政厅阳台上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喊出了“自由的魁北克万岁！”(Vive le Québec libre)，更是捅破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分裂的窗户纸，开启了英、法裔社会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角力。 1976年，René Lévesque领导的分离主义政党“魁北克人党”PQ (Parti Quebecois) 第一次赢得魁省选举，使得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从民间上升到政府层面，并推动了后面的两次魁北克独立公投。 1984年，强调保护法裔作为少数族裔权利的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领导的进步保守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联邦大选，至今都是加拿大历史上多数党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选举。他上任后为了缓解英法裔之间的矛盾，极力推行给予魁北克省在联邦中“独特地位”的米奇湖法案，（l’accord du lac Meech）但却因为各方利益无法摆平最终夭折，导致时任联邦环境部长的Lucien Bouchard的极度不满。Bouchard于1990年5月宣布退出保守党，之后他联合其他魁北克分离主义者成立了致力于魁北克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联邦政党——魁北克政团。 魁北克政团和魁人党的政治主张相似，相互联系非常紧密，并不互相隶属，但这两个政党在选民分布、意识形态、党派系统等方面是所有加拿大政党里联邦级和省级政党里面重合度最高。由于政党的性质，魁北克政团的候选人只在魁省选区参选，所以是一个本质上不可能执政的联邦政党，只能以反对党的身份存在。 打击 Bloc Québécois这个词最早于1926年出现在《法裔行动》（Action français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主张魁北克人应该组成一个政党在联邦层面捍卫魁省的利益。1941年，已经改名为《国家行动》（Action nationale）的这本杂志多次在文章中重申这一主张并筹备参加在1944年举办的联邦大选。1941年10月，以此为目的的联邦和省级政党加拿大流行政团（Bloc populaire canadien）诞生，但因不受选民欢迎，于1947年解散。 “十月危机”发生后，该杂志再次呼吁成立联邦层面的政党以对抗以强力手腕阻止魁北克独立运动的联邦总理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一名魁人党的候选人Guy Bertrand也曾在70年代提出成立一个联邦层面的政党推动魁北克独立，但遭到魁人党创始人René Lévesque 的反对，认为赢得选举的机会太小了。 1990年，因“米奇湖法案”对各自政党不满的当选保守党议员Lucien Bouchard、Louis Plamondon等人和自由党议员Gilles Rocheleau 、Jean Lapierre等人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联合政党，并在1990年8月13日在Laurier—Sainte-Marie选区进行的补选中赢得了该党的第一次选举，当选的Gilles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为了获得多数党执政地位，特鲁多的自由党在没有任何倒台风险，且在第四波疫情开始的情况下执意提前发动大选不仅让很多选民不满，也让疫情中受到抹黑、歧视还没有恢复的华裔参政意愿和热情大幅下降，截止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联邦主要政党中共有20名华裔参选，可惜都不在魁省，是最近10年来参选人数最少的一次。在2011年的联邦大选中，共有23位华裔参选，7人当选；2015年的选举中，共25位华裔参选，6人当选；而在2019年的大选中，更创下了40位华裔候选人的记录，最终8人当选。 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初，由于初期对新冠病毒的不了解以及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的负面报道，各种似是而非的信息在网络媒体上流传，再加上美国政客，比如“不靠谱”总统特朗普的信口雌黄，不断把“中国病毒”、“功夫流感”挂在嘴边，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波针对华裔、乃至亚裔的仇恨潮、歧视潮，排斥潮……并延续至今，这种大范围对亚裔的仇恨、不友好的社会氛围给华裔参政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由于孟晚舟事件引发的中加关系倒退甚至冲突也让华人在加拿大民众中原有的好印象有所下降，这些因素都给今年参加联邦竞选的华裔候选人的竞选之路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即使如此，依然有20名华裔勇敢地站出来，代表不同的政党向国会山挺进，争取在加拿大议会层面发出华裔的声音，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版图增加一抹亮色。 今年参选的华裔候选人中，上次大选中获胜的8名华裔议员全部继续参选，他们分别是四名自由党议员，伍凤仪（Mary Ng）、陈圣源(Shaun Chen)、叶嘉丽（Jean Yip）、董晗鹏（Han Dong）；三名保守党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黄陈小萍（Alice Wong）、赵锦荣（Kenny Chiu）以及新民主党的关慧贞(Jenny Kwan)。在2019年大选结束后的报道中，七天传媒已经对他们有所报道，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介绍其他参选的华裔候选人。 自由党 蒋振宇（Paul Chiang） 安省MARKHAM–UNIONVILLE选区自由党候选人。祖籍中国湖北，出生在巴基斯坦，1976年移民到加拿大，之后一直居住在这一选区。蒋振宇在警界服务了28年，从基层警员干起，今年年初才以警长的身份退休。他不仅曾获得年度最优秀警察奖，而且还被当地政府提名过女王钻石禧奖章候选人。蒋振宇的家庭观念很重，自己也是21岁结婚，22岁就当了父亲，还一直告诉他的孩子要早点成家，好让自己当爷爷。家庭幸福美满的蒋振宇有3个孩子，49岁第一次成为爷爷，现在他膝下有6个乖巧的孙辈。这是他第一次参选，而参选的动力就来自疫情后针对华裔的仇恨、攻击等暴力事件频发，希望自己当选后能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资历解决社区种族的仇恨问题。 黄启荣（Kevin Vuong） 安省SPADINA–FORT YORK选区自由党候选人，今年只有32岁。他是越南华裔，父亲祖籍福建，年轻时从中国前往越南，母亲是越南人。他说在家和父亲讲广东话，和母亲则讲越南语。他在Western University大学拿到了金融专业本科学历后参军，任公共事务长官长达6年，并作为“北约2030年青年领袖”受过英国女王的接见。他曾参与创办了一间研究所，专门为客户提供信息和分析信息；在疫情期间与人合作，创办了一间口罩工厂，专门生产可循环再用的口罩，迄今已经生产各类口罩近百万个，他还是西安大略大学的讲师。这不是他第一次参选，他曾在2008年参加过市政议员的选举，但没有成功。他所在的选区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都是新民主党党领林顿（Jack Layton）遗孀邹至蕙的地盘，新民主党的选民根基深厚，他能否顺利当选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缪宗晏（Wilson Miao） 卑诗省RICHMOND-CENTRE选区自由党候选人。出生于香港，10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他在Simon Fraser University大学拿到了商业学位后，开始从事企业营销和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工作，后来担任房地产开发和养老院项目的顾问，目前是当地一家媒体机构 Richmond Sentinel 的传播和营销总监。他将对阵已经多次获得联邦选举的资深保守党候选人黄陈小萍(Alice Wong)。 黄翠玲（Brea Huang Sami） 卑诗省Burnaby-South选区自由党候选人。黄翠玲在中国出生、长大，2005年移民到加拿大。她是注册专业会计师，从事公共会计工作多年，并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活动，例如在孩子的学校担任 PAC 财务主管、辅导CPA 学生等。她作为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非常认同自由党提出的日托费10元的托儿服务系统。 保守党 赵颖（Kathy-Ying Zhao） 安省MISSISSAUGA CENTRE选区保守党候选人。出生在中国，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在中石化（SINOPEC）的广东茂名分公司工作过5年。移民后于2003年在George Brown College获得职业顾问文凭，从此开启职业顾问生涯，并成立了自己的职业顾问公司，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在加拿大定居。 车恺霖(Kailin Che) 卑诗省VANCOUVER GRANVILLE 选区保守党候选人。出生在中国，五岁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自幼在该选区长大。毕业于UBC的商学院和皇后大学法学院，还在UBC读书时，就参与联邦保守党的活动，曾就职于联邦移民部、遗产部及工业部。目前是律师事务所Early Sullivan Wright Gizer &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8月15日上午，一身西装的特鲁多牵着妻子苏菲（Sophie Gregoire Trudeau）的手，带着三个孩子，Xavier、Ella-Grace 和Hadrien来到加拿大总督府（Rideau Hall），一家人幸福甜蜜地手牵手、意气风发地在媒体镜头的注视下进入总督府，与他前不久提名并获得英女王批准的新总督西蒙（Mary Simon）见面，会面57分钟后，如大家预测的那样，特鲁多出来宣布总督已经接受了他提出的解散第43届议会的要求，新一轮大选正式开始。 其实按照4年的任期算，特鲁多的自由党任期要到2023年10月才结束，但为了借着抗疫积累起来的人气以及对手的脆弱达到谋求一个多数政府的目的，基于政治计算的自由党在根本没有倒台风险的情况下，不顾其他政党的反对和民众的不情愿，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没人希望看到的大选。虽然这次大选的期限是选举法约定的最短36天，还是会花费至少6亿元纳税人的钱，比2019年大选的花费还多出一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和邮寄选票等方面的额外开支。大选还会让政府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虚位以待，不能做出任何至关重要的决定，这无疑会在瞬息万变的疫情形势以及国际政治方面出现决策滞后的局面。很多学者、专家都表示这次大选完全是巨大的浪费，特鲁多的豪赌不一定会成功，很可能全国民众被迫陪着自由党折腾一圈的选举结果与国会解散前的局面相似，自由党发起的、花费巨量金钱和资源的政治冒险并不一定能获得多数党执政的地位。不过他们也承认目前沿用的人手一票选举制度无法阻止某一政党为了一己之私而把全体国民的利益置于不顾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 豪赌成功 特鲁多以加拿大历史上最重要领导人之一、执掌加拿大长达16年之久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的长子身份，从小就在闪光灯下长大，加上超高的颜值，到哪里都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成长过程中参加了无数的政治活动，与父亲一起访问了50多个国家，目睹了各种场合上的觥筹交错和刀光剑影。但在老特鲁多离开政坛后，他的人生也沉寂下来，按部就班地读书，相继在麦吉尔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和教育学学士学位，然后在温哥华的几所学校担任法语和数学老师。 他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是2000年在老特鲁多的葬礼上，面对前来悼念吊唁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国际领导人，特鲁多以恰如其分的文采和真挚的感情为父亲致悼词，赢得无数人心，无数观众致电加拿大广播公司要求重播特鲁多致悼词的画面，为他进入政坛打下了基础。随后他在2006进入政坛，接过其父亲的衣钵，从此如同开挂一样顺利赢得首次参选胜利、慈善拳击赛胜利、自由党党领竞选胜利以及2015年的联邦大选胜利。 成为党领后，特鲁多立即着手改革多年来萎靡不振的自由党，致力于把自由党“奥巴马化”：培养和鼓励希望，不管是否实际；深入年轻群体、少数族裔、LGBT群体等，倾听各种奇葩要求；善用社交媒体，把自己包装成“网红”，并引入了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一位负责人，带领着中左翼自由党最终在2015年的联邦大选中后来居上，出乎很多政治观察家意料地战胜了左派新民主党以及以强硬著称并执政多年的右派保守党而赢得大选，而且是大赢，让自由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增加到了184个，这是自由党有史以来第二好的表现。 从政仅仅8年后，特鲁多就带领自由党一雪前耻，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政治新星。随后特鲁多又组建了加拿大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内阁：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4位印度裔部长，一位加拿大女性土著律师的司法部长，绝对政治正确的内阁成员男女各一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一时风头无两。 特鲁多无疑是个被命运垂青的人，既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优良的政治遗产。如果不从政，他可能会成为大明星，但作为领导一个国家前行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国家高速发展挤占竞争空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他还是太肤浅、稚嫩了些。四年的执政过程中，政绩泛善可陈，留在人们印象中的都是负面或者有争议的政策：大麻合法化、征收碳税、大量接收难民、补偿恐怖分子、债务上升、兰万灵司法干预、和中国沙特等国交恶……最终在4年后的2019年联邦选举中风光不再，只获得了33.1%选民的支持，不得不以少数党地位执政，需要联合其他政党才能施政，否则议案有随时通不过、内阁随时解散的风险。当时人们普遍预测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寿命不会超过一年，但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挽救了他。 自去年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差不多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偏重平等、博爱等自由理念的特鲁多“亲民”地每天在自家门口召开新冠病毒疫情通报会，宣布政府推出的各种援助民众和商业企业的计划和项目，回答各种民众关注的问题，还不断敦促民众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让大部分民众对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表现感到满意，特鲁多的民众支持率一度超过50%。接着又在疫苗采购上押对了宝，获得了远远超过所有加拿大人需要的疫苗，且疫苗接种行动进展顺利，全国12岁以上民众的两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70%，居世界前列。在目前全球性Delta变异病毒引发的疫情反弹中，加拿大的疫情依然处于较低、可控的状态。特鲁多于是借着这个短暂的“窗口期”，不顾批评再次发动全国性大选，意图重夺国会控制权，其实这也是特鲁多政府继续存活的唯一选择。 没有退路 加拿大的疫情在数据上看起来不如美国、印度等国严重，但若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口密度、自然禀赋以及抗疫投入的金钱和资源，加拿大的疫情防控成果并不成功。全国只有3800万人口，感染者却已超过145万，死亡人数近27000人，面对正在爆发的第四波疫情也不可能幸免。然而从疫情爆发开始，加拿大各地政府发布的“封闭令”、各种防疫限聚令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都给加拿大的经济造成重创，而联邦政府除了大笔撒钱就找不到其他的抗击疫情办法：援助民众、援助企业、提高社会福利、大手笔购买疫苗、大手笔刺激产业复苏等等，导致加拿大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仅2020至2021年全年国家财政赤字就将高达3540亿加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支出水平相当。特鲁多政府当时的新任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今年4月发布的第一次财政预算依然秉持了自由党一贯的大手大脚花钱抗击疫情、援助民众和刺激经济的执政风格，继续新增支出1014亿元，不仅在疫苗、防疫等健康方面和福利、住房等民生方面慷慨，还把阻碍妇女就业问题之一的托儿服务当作突破点，要在全国内施行类似魁省的低价补贴托儿服务系统。 自由党当政以来的大撒币行为曾经引发了无数的担忧和争议，也受到反对党的批评，这次又借着抗击疫情、刺激经济的由头变本加厉地开动印钞机，给全国各行各业和民众发了最多的金钱，比南面的邻居还多，加拿大央行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印钞冠军。 自加拿大建国以来一直到2020年2月底，150多年时间里，加拿大央行总共发行了约1200亿加元的货币，而仅仅在2020年1月到2020年6月间，加拿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飙升到4700亿元，扩张了291.7%，通俗地说就是加拿大基础货币存量在6个月内增加了近3倍，直接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赤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巨大的财政窟窿怎么填？如何能做到赤字平衡？需要多少时间？应该加多少税以及如何加税等问题是摆在任何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首要问题，无论哪个党执政，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问题。在大撒币的自由党人认知中，只要GDP的增长超过利率，且偿债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的话，这种激进的债务扩张就是可持续性的。这个理念没错，不管是债务规模扩大也好，赤字不断增加也罢，都不是问题，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快，债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对经济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的比重，这也是二战后加拿大摆脱巨额战争债务的成功方式，但问题是那时有个全球性的战后经济大爆发的背景，保证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后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这才是加拿大经济的最大难题，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加拿大正面临的重大风险就在于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滞后，这场豪赌最终可能会拖累几代人付出代价。 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7月份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如果联邦政府再不节制开支，可能往后几代的加拿大人都要为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买单。按照现在的预算支出，联邦政府可能在2070年前都无法回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状态，光是利息加拿大人就要支付3.8万亿，如果这些政府赤字平摊到每个加拿大人身上的话，那么每个加拿大人都背负着57,500加元的债务。 如今第四波疫情汹汹而来，不仅加拿大，全球距离新冠病毒疫情完结仍然遥遥无期，只会撒钱抗疫的自由党政府必须保持因疫情而衍生出的各种紧急援助政策，才能保证民众允许他们留在台上，所以必须维持高赤字的国家财政预算方案。那么裹挟民意反击反对党对其财政宽松政策的质疑和反对，也就成了特鲁多以及自由党目前唯一的选择，赌赢了则继续撒币四年，哪管子孙后代面临洪水滔天；赌输了，回到以前的少数党执政局面，反正现在的反对党一个比一个弱，没人能构成真正的威胁。  

洪田 一冤又一冤，冤冤来相连 孟晚舟蒙冤已经三年了，至今还没有着落。 这一案件，从始至今，可谓冤冤相连难尽言。何以言此？ 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核能，美国眼睛一瞪：不行，你可能会趁机制造原子弹。于是，在清洁能源大势滚滚的今天，伊朗因为要发展自己的核能而遭受制裁，你说冤不冤？ 伊朗遭受制裁，任何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的公司都要小心了，如果你还在和美国做生意，或者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你将受到美国的严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谓的“长臂管辖”。闹了半天，在“自由经济”喊破天的时代，做生意也要跟随政治站队，你说这些生意人冤不冤？ 华为“一不小心”在科技领域领先了一大步，原本希望和美国的科技巨头们会师喜马拉雅，相拥言欢，把酒相庆，不成想迎来的不是热情的拥抱，而是恶狠狠的几记组合拳，外带连环脚，招招致命，你说华为冤不冤？ 美国要整华为，明的暗的一齐来，作为华为创始人的长女，孟晚舟女士便被悄悄地“预定”为了人质，你说孟晚舟冤不冤？ 美国暗地里要求几十个国家帮助羁押孟晚舟，这些国家都婉言谢绝了，而加拿大政府却“慷慨”相助，最终让中加关系降温至冰点，比中美关系还冷淡，而那时在任的特朗普总统并没领加拿大的情，对加拿大依旧冷眼相看，你说加拿大冤不冤？ 如果说这些冤情都是政治上的，让人捉摸不定，那孟晚舟一案在加拿大的审理可是法律上的冤情延续。 控告孟晚舟的是美国司法部，理由是孟晚舟“欺诈”了位于香港的汇丰银行，“有可能”使汇丰银行遭到美国财政部门的惩罚并遭受名誉损害。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汇丰银行稀里糊涂地躺着中了枪。如果汇丰银行不肯配合美国司法部呢，它会因为“犯罪前科”而遭受巨额惩罚。所以，说你被骗你就是被骗了，你说汇丰银行冤不冤？ 如果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去美国，加拿大法院需要判定孟晚舟的所作所为在加拿大也会被认定为“欺诈”。加拿大没有制裁伊朗，所以不存在孟晚舟“犯罪”的前提条件。可是加拿大的法官说，我们要假设加拿大制裁伊朗，假设原告美国司法部门提供的证据都是正确的。这样的假设，你说作为被告的孟晚舟冤不冤？ 华为希望从汇丰银行贷款，孟晚舟代表华为向汇丰银行陈述。后来因为华为有了足够的资金，最终没有从汇丰银行借这笔钱，也就是说，无论孟晚舟当时说了啥，汇丰银行并没有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承担任何风险。在这样的结局下，孟晚舟依旧被判定为“欺诈”，你说她冤不冤？ 前段时间，孟晚舟的律师通过法律手段从汇丰银行那里得到了一些可以证明孟晚舟没有欺诈的文件，可是加拿大的法官不予采纳，你说孟晚舟冤不冤？ 真可谓，众目睽睽之下，一冤接一冤，如同临深渊；举目抬头看，何处峰回又路转？ 最新进展 2021年8月4日，加拿大法官对孟晚舟一案进行了新的审理。法庭围绕辩方主张的程序滥用“第三分支”进行审理，期间让我们了解了一些新的信息。 美国司法部门控告孟晚舟的理由是，华为是一个名为Skycom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Skycom在和伊朗做生意；如果汇丰银行利用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贷款给华为，它会因为Skycom而遭受美国的惩罚；汇丰的“初级员工”知晓华为控制着Skycom，但“高层员工”并不知晓，孟晚舟没有如实向汇丰银行说明华为和Skycom的关系，使得汇丰银行面临风险，因此，孟犯有“欺诈罪”。 在2021年8月4日审判中所揭示的材料表明，孟晚舟向汇丰管理人员的陈述中说明了华为控制Skycom在伊朗的运营，也说明华为管理人员努力使华为和Skycom在伊朗的商务活动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此可知，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孟晚舟如实进行了陈述，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需要注意的是，孟晚舟不是律师，不是法律工作者，她不可能从法律视角来进行陈述，也没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准备自己的陈述。 从汇丰银行所获得的新证据显示，一名在证据文档中被命名为“汇丰雇员7号”的汇丰银行高管，了解所有与华为及Skycom的事实； 汇丰银行内部“系统性知晓”华为与Skycom及其母公司Canicula的关系； 孟晚舟提供的PPT并未被提交到汇丰内部风险评估会议； 汇丰与Skycom相关的业务决定，在孟晚舟PPT陈述之前就已经做出。由此可知，孟晚舟提交给汇丰银行的材料，并不会影响银行的决定，也不会形成客观上的犯罪结果。 总而言之，孟晚舟没有主观犯罪的动机，也不会决定客观犯罪结果是否会发生。 另外，那时的汇丰银行正处于美国DPA监管之下，按照DPA的要求，汇丰有义务慎重审视与Skycom及伊朗相关的金融业务。汇丰银行的管理人员不是弱智者，他们有足够的智商和知识考虑不通过美元结算系统清算Skycom或者任何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的资金，而是通过CHARTS系统或其它途径避免潜在的违规风险。也就是说，无论孟晚舟的陈述是否会误导汇丰银行，已经头悬美国制裁利剑而小心翼翼的汇丰银行都不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和名誉上的受损。 总之，孟晚舟的陈述对汇丰银行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美国司法部门对汇丰银行的“善意关怀”没有任何意义。这些闲来无事的先生女士们虚构了一个虚幻的犯罪故事，却对无辜的孟晚舟女士构成了真实且严重的伤害。 小结 折腾孟晚舟，意在损华为。然而，华为发展的步伐没有丝毫因之而紊乱，未来华为的发展也不会些许受此影响。中国的华为不是法国的阿尔斯通，任正非先生儒雅的外表下，有一颗钢铁铸就的心。美国某些人士的小算盘，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 明知不会有任何结果，美国司法部门的那些先生女士们还有兴趣继续演戏吗？我看他们已经兴趣索然了。 这场闹剧，对于加中关系的损害是巨大的。这是美国政府的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如果开始的时候不知实情，那么，事到如今，明知是场闹剧，加拿大的司法部门还有必要接着陪演吗？已经三年了，加拿大司法人员对于美国同行已经仁尽义至，难道还要这么徒劳无益地浪费更多加拿大人的资源？难道还要让加中关系因此而遭受更大的损害？我看，应该适时止损了。 是的，这场损人而不利任何一方的闹剧该结束了！ （2021年8月8日）  

七天记者 葱岭 “春天，天空下着雨，火烈鸟费拉明Flammy抵达中国，他轻快地跳着水洼，转着雨伞， 听雨滴落在地上敲打出的美妙音乐…… 他看到了绿色的小草， 红色的花， 嫩绿的枝丫，遇见了动物朋友小兔、 熊猫、小猴子和小燕子，好朋友们一起放飞龙风筝，欢呼美丽的彩虹，好惬意的春天啊！” 一个麦吉尔大学的医学硕士，在她写给小朋友的书中充满了这样的诗情画意，想象之丰富，语言之天真，让人非常吃惊。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带着这些疑问，七天传媒记者前往小宝贝幼儿园（Garderie Mini Trésors），在色彩明快的儿童世界里，见到了本书的作者高焕焕和她的合作伙伴张新。   “我偶然看到一个婴幼儿人工耳蜗植入的视频，当孩子第一次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他们眼里的新奇与光芒，不禁让人热泪盈眶！但是医学工作者跟踪发现，人工耳蜗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孩子长大后，有的语言功能与正常孩子无异，有的却不得不进入残疾人学校，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别？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父母的语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达娜·斯金德医生在她的著作《三千万字》中指出：孩子三岁前接触语言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家庭可以达到3000万字的差距！这3000万字的差别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一生的，它会造成孩子语言的迟缓，自我认知的缺失，情绪表达的障碍以及社交能力的低下。可见父母的语言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多么重要！在我从医学领域转到幼教领域的十个年头里，也遇到了很多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 特别是蒙特利尔这个英法双语的城市， 孩子三岁前已经接触至少2～3门语言，这对孩子、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一大挑战。如何让孩子们提高语言能力？其实最简单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就是父母的语言！这是为人父母送给孩子最棒的礼物！” 焕焕眼睛发着光，透着热切，平缓的语气中夹着一丝丝的焦虑，是那种渴望唤醒懵懂中的家长的那种。   “父母的语言，亲子的时光， 一本好的绘本可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当我有写《费拉明的世界探险—四季》《Flammy‘s World Adventures—Seasons》这套书的冲动时，我把想法告诉了一些家长和小朋友们，受到大家的一致喜爱！这套系列绘本的主角费拉明Flammy是一只火烈鸟，他活泼、机智、勇敢、好奇、爱交朋友、更热爱旅行。在不同的季节，他分别前往中国、南非、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 在遇见许多动物朋友的同时也发生了无数妙趣横生的故事。   那夏天他去了哪儿呢？记者好奇地问。 “夏天的南非，Flammy一家去沙滩边露营。追浪花，搭沙堡，捡贝壳，滑冲浪，他遇见了小象、斑马和长颈鹿。好朋友们一起踢沙滩足球，开篝火晚会，烤棉花糖，一起数星星……繁星点点，银河璀璨，歌声伴他入睡，好快乐的夏天啊！” 说得我都想去了呢？记者忍不住打断焕焕。 作为加拿大小宝贝幼儿园（Garderie Mini Trésors）的联合创始人，焕焕深深理解一本好的绘本对孩子成长的意义，她结合医学和幼儿教育领域的专业知识，采用生动、形象、有趣的语言，以短句和重复为主，让小朋友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每个故事都兼顾到幼儿发展能力的几个侧重点，还包含了图文并茂的词汇，可以激发孩子们在书中找找看的热情， 让孩子们在玩中学习，学中玩耍，让亲子时光更快乐！ 焕焕把对孩子们深切的爱都写进了故事中。 那Flammy怎么着也得来一下加拿大吧？记者忍不住为加拿大打抱不平，想争取一下。 “那当然！”，焕焕自豪地说。“晴朗的秋天， Flammy来到美丽的枫叶之国加拿大。在森林里寻宝、捡树叶、采蘑菇，观察美丽的帝王蝶的蜕变，还有长满青苔的石头。他遇见了麋鹿、松鼠和河狸，好朋友们在湖上划船、钓鱼…..湖光山色，微波轻漾， 大家一起醉卧于秋天。” 哈哈，好形象啊！这的确很加拿大。记者忍不住羡慕起Flammy。 “俄罗斯那么冷，跑哪儿干嘛？”记者有点嫉妒。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啦”。在焕焕旁边一直听我们聊天的张新快活地笑起来：“因为我们邀请了一位俄罗斯的绘画高手，她怎么着也得夹带点儿私货吧？” 记者看过这位叫玛雅·潘茲利克的俄罗斯画家的作品，那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有让人拍案叫绝之感。我们看到她画笔下的Flammy来到俄罗斯的小镇。抓雪花、踩脚印、做了个快活的雪地天使。Flammy还遇见了大熊和红狐狸， 和好朋友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滑冰、滑雪橇…… 银白世界， 温馨花火，好温暖的冬天！ 这么热闹温馨的画面！好吧，记者就原谅画家，欣然接受她对家乡的偏爱吧。 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 “别忘了，这本书还有一个亮点呢”！焕焕追着记者，“我们设计了英语、法语、中文三个版本，为孩子们早期三种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故事范本！” “这次上线的是英语版，对吧？” 记者确认。 “是的”。焕焕说，“目前法语版的校对工作已经进入尾声，8月应该可以在亚马逊上线。 www.flammyworld.com 网站也会在近期创建完成，更多与Flammy相关的故事和产品会及时发布。下一套书计划是Flammy到不同国家，和朋友们一起欢度不同节日的故事…… 带孩子们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启发孩子们的好奇心，一起探索世界。” “步伐很快嘛！”记者忍不住夸赞起来。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合作伙伴张新， 这本书的幕后英雄。” 焕焕把目光转向张新，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加拿大人白求恩不远万里前往中国救死扶伤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中国仅停留了655天，却用近乎透支生命的方法，救治了无数人；创建卫生学校，亲自制定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工作者；整顿医疗秩序，创建工作手册，打下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的建设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加拿大也是最早突破意识形态壁垒的国家之一，60年代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打破对华贸易禁运，出口小麦为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雪中送炭；70年代，加拿大成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后，加拿大更是在中国建设核电站、三峡大坝等重大工程中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于此相对应的，加拿大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一直是正面的，也是华人移民青睐的移民目的地之一。50年来，中、加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往来频繁，合作成果丰硕，但这一切都在美国执意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开始对中国围追堵截、持续打压后改变了。作为美国“马前卒”或者“小兄弟”的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当时正在转机的华为前CFO、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加中关系低潮。这之后，每一次与加拿大有关的负面新闻都会触动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引爆舆论焦点。 顶流明星被刑拘 由于中加两国曾经长期保持的友好关系，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着大量拥有加拿大国籍的人，包括一些明星，而最近被刑拘的顶流明星吴亦凡（Kris Wu）更是引发全网围观，全球热议。 吴亦凡1990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父母离异后随母亲生活，10岁时和母亲吴秀芹移民到加拿大，在温哥华生活。他的青春期几乎都是在温哥华和广州的两地折返之中度过的。他没有交到过知心的朋友，也没有体验过太多家庭的温暖。甚至因为生意不顺，家庭经济日渐拮据，母亲对于吴亦凡的要求也更加严厉。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也为了避开母亲的“每日说教”，吴亦凡一有时间就出去到处打零工，有时在餐厅洗碗，或者到 KTV 端酒盘。 2007年，听说包吃包住，17岁的吴亦凡瞒着母亲报名参加了韩国演艺经纪公司SM（S.M.Entertainment）的全球选秀活动，凭着颜值成为练习生。2012年，22岁的吴亦凡以队长和门面担当的身份，在SM公司打造的男团EXO组合中亮相，正式出道，从此他从训练生“平步青云”，迅速成为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培养吴亦凡出道的SM公司，被称为韩国“造星工厂”。公司在艺人挑选、培训方面相当强大，但对艺人格外严苛。作为SM 娱乐公司打造的首支中韩顶流男团EXO，一经推出便瞬间大火。一首主打歌《咆哮》，让这个男团快速收割着年轻人的心，在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全新的哈韩风潮，担任队长的吴亦凡的人气居高不下。在韩国演艺圈，艺人名气和收入难成正比，主导权被牢牢控制在经纪公司手里；而在国内，艺人的地位、收入和自由度，彼时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于是吴亦凡第一个提出与老东家解约回国发展，正好赶上娱乐圈的“好时代”：互联网热钱涌入，影视行业快速发展。 顺利解约并回国仅一个月后，吴亦凡便接演到人生中的处女作——徐静蕾执导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这是徐静蕾时隔四年之后，再次推出的一部文艺爱情片，她请来了王朔做编剧，高调宣布吴亦凡担任男主角。 徐静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朔则是根正苗红的部队大院子弟，吴亦凡就这样和京城演艺圈成功搭上了线，接着出演了京圈名流管虎和冯小刚合作的电影《老炮儿》，这成为他10年演艺生涯中唯一拿得出手的作品。 在结交京圈大佬之后，吴亦凡的影视版图开始不断扩大，他先是踏入了港圈，出演了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以及其监制的电影《西游·伏妖篇》，甚至还和梁朝伟共同主演了一部豆瓣只有 3.5 分的《欧洲攻略》。后来还尝试进军美国好莱坞，吕克·贝松执导的《星际特工：千星之城》，范·迪塞尔主演的《极限特工3》中都有吴亦凡的身影，但无一例外，这些作品全扑街了。 2018年后，他再没有一部影视作品上映，而是热衷于代言国际大牌产品、跑活动、频繁上综艺节目，成为“流量大王”，仅粉丝就有5千万人，成为娱乐界争抢邀约的对象。最极端的例子是2017年播出的综艺节目《72层楼》，据“娱乐资本论”报道，有业内爆料人称，当年节目组给吴亦凡的酬劳是8000万，为了搞定吴亦凡的档期，还带吴亦凡的母亲在北京的高档商场SKP消费了600万元。讽刺的是，《72层楼》的制片主任，至今仍因为制片团队被欠400多万元薪资在微博维权。 在成为大明星之前，吴亦凡和母亲在加拿大相依为命，会担心家里的经济压力，主动为母亲分忧；在SM公司做练习生时，他会时刻保持礼貌，对别人尊重有加；但回国后迅速走上娱乐圈顶端让他产生了错觉，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从2013年开始，不断有女孩爆料声讨吴亦凡。最早的爆料人是同为SM公司练习生的林西娅，因手机被盗，手机内照片和通话记录曝光而承认与吴亦凡有关系，结果没人相信林西娅的话，吴亦凡的粉丝直指林西娅蹭热度，手段恶劣，对她网爆。接着是2016年6月14号，网名为“小G娜”的网友在网上“讨伐”吴亦凡无故消失，遭到网友质疑后，直接抛出床照、通讯记录等实锤证据。这个事件跟吴亦凡以往“单纯、真诚”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驰，引发舆论关注。按理说，这样大的丑闻会让吴亦凡声名受损，没想到却让吴亦凡更上一层楼。就在事件爆出后两天，吴亦凡工作室就发文宣称：吴亦凡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广告、电影等演艺事务，将由耀莱影视全权代理和全面负责，并肩负此间衍生的各项演艺人员合法权益的责任。耀莱影视的实控人是香港娱乐圈的资本大鳄綦建虹，曾经登上胡润全球富豪榜。于是随着资本入局，舆论转向。事件中试图通过网络为自己发声的“小G娜”，成了被炮轰的对象，最为无语的是当时的舆论风向，如网络大V马薇薇宣扬的“还有比明星x粉更好的粉丝福利吗？”，以及著名编剧六六的“长得这么好看，还要哄人，陪完睡还要被背叛”等为吴亦凡摇旗呐喊。 于是吴亦凡像没事人一样，出席各种活动，拿别人拿不到的奖项，被一些影视明星，如徐静蕾、冯小刚等人交口称赞，继续顶流的神话，直到今年7月16日被“想出名”的网红都美竹抛出“选妃”、“使用新型毒品性侵未成年人”等重磅炸弹炮轰。 从2013年到2021年横跨8年的时间里，有人统计有多达31名女生被卷入吴亦凡事件中，其中已曝光的女生中年纪最小的在准备高考，年纪最大的也才23岁左右。大多数的女孩都是通过吴亦凡的工作人员或者经纪人联系，以选角、签新人、发福利看节目录制等方式约出来和吴亦凡见面。其中还有不少人爆料说，对方要求自己介绍身边长得好看的女孩给吴亦凡认识，成功后还有对应的奖励或者报酬，多位女生也晒出了对应的款项金额以及转账记录。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次吴亦凡没有那么好运了，不仅与他签约的16个品牌合作方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与之切割，北京警方也迅速入场，并于7月31日宣布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吴亦凡彻底凉了。 外交官成阶下囚 在2018年12月因在中国涉嫌间谍活动被逮捕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也是移民的后代。他的祖父是在匈牙利出生的奥地利实业家 Joseph Kuchar，1951年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到蒙特利尔。康明凯在1970年出生于多伦多，1994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英文系。在1996到1999年之间，他担任匈牙利摇滚乐队“破产”(Bankrupt) 的主唱，艺名“Michael K”，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靠唱歌、教英语并为该市的一家报纸投稿为生，因此他也同时拥有匈牙利国籍。 在欧洲呆了几年后，康明凯前往美国读书，于2003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纽约和阿富汗的喀布尔市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担任战略通讯专家。 2010到2016年之间，康明凯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工作，头两年被派驻香港，后四年则在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担任过一等秘书兼副领事等职位，参加过多次公开活动。 离开加拿大使馆后，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他先是获得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中国分析师的职位，之后于2017年2月，加入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担任东北亚高级顾问，常驻香港。他是该组织中朝鲜问题、中国南海问题及其他涉及中国地区问题的著名专家，多次发表批评中国的言论，并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康明凯最后任职的这个国际危机组织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我标榜为独立组织，主要任务是开展实地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以“避免区域冲突”以及在全球各地进行实地分析与游说工作，经常提出“危机观测”向世界各地可能爆发安全冲突的地区发出警告。这个组织多次发表把“中国南海、台海等地列入冲突恶化地区”的报告，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国际共和研究院(IRI,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院(NDI, The National Democrati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自由之家(FreedomHouse)、丝绸之路基金会(Silkroad Foundation)、和平队(Peace Corps)、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NationalEndowment for Democracy)等一道活跃在各地爆发的“颜色革命”背后。这个组织的现任主席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马利（Robert Malley），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曾是该组织的联合主席之一。 2018年12月10日，康明凯以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被中国警方在北京抓获。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康明凯加入国际危机组织以后，经常持商务签证入境，“通过中国境内的关系人，窃取、刺探中国敏感信息和情报。”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居住在中朝边境、常在朝鲜做生意的加拿大人斯帕弗（Michael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众所周知，去年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犯罪在加拿大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抬头。特别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大力宣扬“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功夫流感”等充满歧视性的言论，引发一些极端或反智民众对华人、乃至亚裔的仇恨，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等言论和行为层出不穷，北美多个大城市包括华人聚居集中的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都曾爆发过规模空前的“反仇视亚裔、反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集会和游行。但当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去年犯罪活动的统计报告公布全国的种族仇恨犯罪飙升数据时还是让人吃了一惊，特别是针对华裔、韩裔等东亚裔民众的犯罪行为更是飙升了301%，也就是增加了3倍，这是统计局在2009年设立仇恨犯罪数据统计以来的最高值，而且是在加拿大的犯罪活动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此消彼长 如果抛开仇恨犯罪、涉枪犯罪、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性侵等几个小项外，统计局针对所有警方报告的犯罪活动的统计显示去年全国的犯罪率有所下降，是最近5年来首次出现的非增长趋势，犯罪严重程度指数CSI（Crime Severity Index）从2019年的79,8%下降到2020年的73,4%，与十年前的2010年相比，更是下降了11%。CSI指数是衡量加拿大警方报告的犯罪活动数量和严重程度的指数，以2006年的数值为基准值100，下图清晰地指出了最近20年来加拿大的治安情况变化，即从2003年开始，全国的犯罪活动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从2014年以来，加拿大的治安开始恶化，各种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直到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在经历了五年的增长后，犯罪严重程度指数的所有衡量标准（整体CSI、暴力CSI和非暴力CSI）首次出现了下降。 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的开篇指出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对加拿大的经济、医疗保健系统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限制病毒传播、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如“居家令”、“封闭”、“限流”等对加拿大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甚至破坏，也改变了人们的互动、社交、学习、工作以及消费的方式。 由于“居家令”和其他抗疫限制，许多加拿大人长时间呆在家里，很少外出，甚至不外出，大大减少了多种犯罪的可能性。用于衡量犯罪数量的指数——犯罪率去年下降了10%，每10万居民中只发生了5301起，全国警方报告的违反加拿大刑法的案件超过200万起（不包括交通犯罪），比2019年减少了19.5万多起。直接原因是涉及财产的犯罪活动大幅减少，偷盗、闯入、抢劫等犯罪活动在疫情期间急剧下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统计局统计的犯罪活动数据仅限于警方报告的数据，如果公众不主动报告，警方是没有相关数据的。而2019年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发现，仅有不到三分之一（29%）的暴力和非暴力事件会被报告给警方。此外，新冠病毒疫情下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能对公众报告犯罪情况、各种社会组织的运行以及警方出警优先事项等产生影响，降低对犯罪行为的报告或者干预数量。 疫情下人们不出门减少了犯罪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与他人保持联系以及工作、上课、购物和获得医疗保健等，直接导致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增加，包括社交平台的种族仇恨言论、人身威胁以及借助互联网寻找受害者的性侵案件等。 凶杀案增多 与整体犯罪数量和严重程度都有所下降不同，去年加拿大的凶杀案件数量却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整个2020年全国共报告了743起凶杀案，比前一年多了56起。凶杀率从2019年的每10万居民中1.83 起增加到2020年的每10万居民中1.95 起，增长了7%，这是加拿大的凶杀率连续第四年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即每10万居民发生1.67 起。 凶杀率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是2020年4月发生在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该省的一名假牙技师伪装成皇家警察在不到12个小时，约50公里范围内的16处案发地点射杀了22人，还有3人受伤，凶手本人最后被警方击毙。 在加拿大十个省份和3个地区中，阿尔伯塔省（增长39%）、新斯科舍省（增加29%）和魁北克省（增加10%）是凶杀案增加最多的省份。不过从凶杀率来看，除了西北地区和努纳武特地区外，萨斯喀彻温省的凶杀案发生比率最高，每 10 万人中会发生5.09 起凶杀案，其次是曼尼托巴省，每10万居民中会发生 4.50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凶杀案中，原住民中发生的凶杀率最高，每10万居民中会发生10.05 起，比非原住民的1.42 起高出7倍。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统计局指出原住民经历的悲惨殖民历史，包括寄宿学校（最后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在1996 年才关闭）、强迫劳动改造、强制搬迁、重新安置等措施深深地影响了原住民社区和家庭。长久以来，原住民群体经常要遭受社会和制度的边缘化、歧视以及各种形式的创伤和暴力，包括代际创伤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等，让很多原住民不得不面临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各种挑战，不仅滋生犯罪活动，也让原住民更容易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除了凶杀案死者数量增加外，全国的涉枪犯罪活动也在大幅增加，且是连续第六年的上升趋势。其中尤以阿尔伯塔省（比2019年增加185 起）、魁北克省（增加148 起）和安大略省（增加132 起）的增幅最为明显。2020年涉枪的暴力犯罪中，包括故意开枪、枪支指向以及犯下可公诉罪行的案件分别有1,850 起、1,670 起、617起；而涉枪的非暴力事件，如持有武器和不安全存放枪支等的数量也是连续第六年增加，达到了每10万居民中51起。 仇恨犯罪大增 去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暴露和加剧了与种族歧视、仇恨有关的犯罪。去年报告的仇恨犯罪案高达2,669起，比2019年的1,951起大幅飙升了37%，其中针对种族的仇恨犯罪几乎翻倍。与其他人口相比，属于有色人种的群体被骚扰或被攻击的事件是其他人的3倍，并在华裔、韩裔和东南亚裔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各个省份中，针对种族或族裔的仇恨犯罪增幅较大的是安大略省（增加了321起事件），卑诗省（增加196起事件）和阿尔伯塔省（增加了105起事件）。最容易成为仇恨犯罪受害者的依次是黑人、东亚人、原住民和南亚人。 加拿大华裔平权会（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发布的调查报告曾指出，从2020年3月到今年2月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全国发生了1千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视暴力事件，包括无端地对亚裔面孔的人辱骂、吐口水、动手打人、纵火甚至杀人，还有无可计数的网络谩骂、诋毁、威胁言论等。在华裔居住集中的温哥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2019年的12起猛增到2020年的98起，增加幅度超过700%。亚裔频繁遭到歧视或暴力袭击，一方面与涉及新冠病毒疫情的阴谋论以及无良政客的甩锅煽动有关，与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恶化有关，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北美文化中对亚裔刻板印象的影响，除了种族歧视外，还有很多作恶者认为亚裔“不会反击”，因此攻击他们“不会有后果”，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其实种族歧视的现象在北美由来已久且深入骨髓，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黑人、原住民、穆斯林、亚裔等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白人的历史原罪，从惨绝人寰的黑奴制、种族隔离到种族歧视，再加上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让因歧视引发和积累的仇恨从现实层面看根本无解。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让资源越来越流向富有的阶层，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把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推向更凄惨的境地；政府信奉干预越少越好，对普通民众至关重要的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在恶性循环里挣扎；还有代表群体利益的选举制度带来的弊端，任何一个政党若想赢得选举，都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而少数族裔因为选民数量不够大，往往被各个政党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 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仇恨犯罪的发生，而互联网的普及更是为仇恨犯罪的大范围扩张提供了可能。曼尼托巴省Saint-Boniface 大学的犯罪学家Jean-Claude Bernheim指出在疫情下有关病毒的错误讯息乃至阴谋论的大幅传播使得种族主义情绪在网络上蔓延，并延展到现实生活，而“封闭在家”也让社交网络成为人们表达愤怒以及攻击的最主要战场。滑铁卢大学的教授Carmen Celestini 更一针见血地表示：“当人们面临灾难或恐惧时，找不到解决方法，仅能将责任推卸给他人而发泄，导致不少亚裔在疫情期间成为代罪羔羊。社交平台有责任过滤和阻止仇恨言论散播，不然会让更多仇恨言论和极端行为持续蔓延。”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言论自由”的政治正确下，还没有哪一个社交平台愿意担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