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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0： 值得关注的10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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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2020年一开年就因美国在第三方国家发起针对伊朗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暗杀行动在本来就充满火药味的中东掀起了新一轮的腥风血雨，给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混乱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动荡因素，一向岁月静好的加拿大能独善其身吗？2020年又将有哪些重大事件需要我们关注呢？ 1.孟晚舟、华为和中加关系 引发加中关系走向转折的华为前CFO孟晚舟引渡案将于本月20日再度开庭。这次聆讯的重点是对孟晚舟是否涉及“双重犯罪”，即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是否在加拿大也构成犯罪。如果法官裁定孟晚舟在加拿大不构成犯罪，加拿大就没有义务送她去美国，孟晚舟可自行离开加拿大；如果法官坚持认为她涉及“双重犯罪”，庭审就将进入下一阶段，预计今年6月开始。与此同时，孟晚舟也在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皇家骑警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就对她进行逮捕、搜查和审讯，违规没收她的手机并索要其私人密码，并与美国分享，侵犯了她的宪法权利。华为公司也在去年11月20日向法院申请停止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孟晚舟事件不仅是历来关系友好的加中关系的转折点，也是未来改善加中关系的基础。中国驻加拿大临时代办陈明健、新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都明确表示过，孟晚舟一天不释放，中加关系就无法改善。 在面对孟晚舟这个“烫手山芋”的同时，小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也面临着是否让华为参与加拿大5G网络建设的巨大压力，时间已经不容他再含糊其辞。一方面美国以莫须有的“华为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为由要求其他国家禁止华为入市；另一方面，华为的5G技术全球领先，价格也比另外两家西方5G供应商低廉，如果加拿大最终决定不用华为的产品，不仅架设5G网络的成本要大大提高，技术也达不到最前沿，有可能在未来的5G领域竞争中输给其他国家，这些都让加拿大处于两难境地。目前，通信供应商Videotron已经与三星达成5G协议，但加拿大最大的两个通信供应商——贝尔（Bell）和Telus都希望使用华为的设备。 2. 加拿大经济向好、移民增加 尽管一年前就有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的加拿大经济将面临68年来最大的衰退危险，但新年伊始，加拿大多个经济学家却预测尽管在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不利因素的作用下，加拿大却因其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及在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低利率水平的帮助下，经济呈现温和增长。加拿大咨议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在去年12月时预测来年的经济增长会达到1.8％，比2019年的1.7％略有增加；而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的数据也指出，2020年的经济将以卑诗省和魁省的增长最为强劲，草原省份也会从不景气的2019年恢复过来。与此同时，加拿大的房地产行业在经历了2018年低谷之后开始触底反弹。从2019年开始，特别是下半年，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明显复苏，而多个行业机构的数据都显示，2020年的房地产市场将延续去年的趋势，房屋销量和房屋价格将齐齐上扬，有可能恢复到下滑前的水平。 也正因为经济的向好，加拿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愈发严重，为此加拿大将通过省提名计划(PNP)接纳近67,800名新移民，比2019年增加11%；为了鼓励新移民落户小城市，一些省份和地区也将引入区域PNP移民计划等，如农村和北部移民试点(RNIP)将在今年扩大到11个指定社区，预计2020年，加拿大将接纳34.1万新移民。另一个针对移民的好消息是2020年移民部拟取消630元的入籍申请费用。 3. 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是小特鲁多在竞选中取胜的关键承诺，也是新一届政府施政报告中五大重点工作之首。而2020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年，因为这是《巴黎协定》签署国必须重新提交新的国家目标的一年，而自喻为“环保达人”的小特鲁多曾夸下海口说要比早前承诺的2030年排放量目标做得更好，然而现实是加拿大做为世界上煤电使用最少的国家之一，却是G20集团中表现最差的，在能源使用、汽车和建筑物的排放方面都落在了其他国家后面。自由党政府还在去年批准了横山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被很多环保人士诟病，而特鲁多顶着各方批评推出的碳税政策似乎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兑现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国际承诺，这意味着加拿大必须做到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都被森林等自然系统吸收掉。再加上已经在东、西部都引发不满的能源经济问题，摆在自由党面前的环境难题都很棘手。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水灾、火灾、风灾等灾害也日益增多，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局 （Public Safety Canada）的数据，过去三年来联邦政府拨给各省的救灾援助资金平均每年为4.3亿加元，还不算各省支付的救灾费用，而这之前的5年中，平均救灾的费用每年为3.6亿加元。 4. 21号法案的未来 自魁省通过名为“国家世俗化法”(An Act respecting the laicity of the State)的第21号法案禁止新受雇的公共服务部门员工佩戴任何宗教标识类服饰之后就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评，但因为有魁省民众的强力支持，魁省政府非常有信心贯彻执行下去。小特鲁多就是这项法案的反对者之一，并明确表示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会采取措施阻止这项法案的实施，甚至不惜损失魁省的选票。现在他当选了，虽然是少数政府执政，但如果从政府层面阻止这个法案的执行也够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头疼的。 5 联邦保守党新一轮党领之争 因在上次大选中表现不好的保守党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本来就受到一些保守党内部人士的质疑，而他自己也不争气，不仅在大选过程中被爆出隐瞒其美国籍身份，更在大选过后被爆出拿党内资金给自己的三个孩子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不得不在去年12月13日宣布辞职。新的党领选举将于6月27日投票选出，而鉴于自由党已经接连赢得两次大选，在下一次大选时再度连任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新的保守党领袖成为下一任加拿大总理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预计这一次的党领竞争将更加激烈。目前呼声最高的两个人：一是保守党元老、前哈珀政府任过多个部长的马凯（Peter MacKay）；另一个则是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临时党领的安布罗斯（Rona Ambrose）；另外，保守党议员兼财经评论员Pierre Poilievre也被人看好，就是那个在国会辩论期间公开用“小土豆”称呼特鲁多而被议长禁言的议员。其他有意参与角逐的人还有已经宣布角逐党领的Erin O’Toole，原魁北克政团议员后转入保守党的Gérard Deltell，前保守党总理Mulroney的银行家儿子Mark Mulroney，安省财政部长Rod Phillips，前卑诗省省长简蕙芝（Christy Clark），保守党移民事务影子部长Michelle Rempel 以及华裔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等。其实，早在2015年11月，政事评论员Lawrence Martin就在《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撰文称庄文浩是非常适合的保守党领袖。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庄文浩的种种优势，比如保守党内的强硬派与温和派都尊重庄文浩，他可以成为党内团结的桥梁；他年轻，只比小特鲁多大一个月；他是移民的后代，有多元文化的背景等等。 6. … Read more

盘点魁省2019：改革中颠簸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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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记者 颜宏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9日出版的第677期《七天》报 2019年进入倒计时，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年都发生了哪些影响魁省人的重大事件，同时㊗️七天读者和广告客户2020新年快乐！ 移民改革 2018年10月中间偏右、注重经济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Coalition Avenir Québec）击败老牌政党——魁省自由党赢得魁省执政权，今年一开年，他们便急不可耐地要开始魁省政治CAQ新纪元，力争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好好表现一番。其中富有开创精神的魁省移民部长（Ministre de l’Immigration, de la Diversité et de l’Inclusion）Simon Jolin-Barrette率先在积怨已久的移民问题上开刀，向省议会提交了改革魁省移民法的新法案——第9号法案（Loi 9）。 这部新法案首先要将2018年8月2日以前提交的约1.8万份没有处理完的技术移民申请作废，以便从零开始新的技术移民筛选程序，结果引发大量申请人的抗议。还有人将官司打到了魁省最高法院，法院则发布了一个为期10天的禁令，要求移民部继续审理其原本要取消的1.8万份申请。 面对魁省劳工市场的缺口以及落伍的移民筛选体系，这些反对和阻力丝毫没有改变CAQ政府的改革决心。在临近暑期休会的最后一分钟，在自由党、魁人党已及魁北克团结党都反对的情况下，CAQ在“终止辩论（bâillon）”程序下，利用其多数议席的优势，经过长达19个小时通宵达旦的辩论后，于6月16日凌晨以62票对42票通过这项法案。新的移民法不仅废除了以前没有审理完成的积压申请，还设立了新的按职场需求选移民的筛选程序。新的移民申请Arrima系统不仅可以让申请者提交申请，还允许魁省的潜在雇主查询申请人的资料，挑选自己满意的申请人，而技术移民申请的等待时间，也将从原来的36个月减少到6个月。 移民部长Simon Jolin-Barrette还在今年11月份推出了“魁北克经验移民项目（PEQ）”的新规定，根据魁省职场的实际需求设定一份可申请的PEQ专业名单，那些所学专业在名单上的外国留学生才有资格入选PEQ，并且这份名单还将根据劳动市场需求每年更新。尽管这一新规在来自魁省企业界、教育界以及外国留学生的压力下增加了“祖父条款”，但魁省的移民改革正在继续推进和深化。 世俗化法案 大胆改革移民体系的Simon Jolin-Barrette再接再厉，在3月份向省议会提交了引起更大争议的第21号法案（Loi 21）。 这项名为“国家世俗化法”(Loi sur la laïcité de l’État)的法案将禁止新受雇的公共服务部门员工佩戴任何宗教标识类服饰。涉及的公共服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威权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所有携带武器的公职人员（警察、保安、狱警、法警、自然保护区管理员等），司法人员（公诉人、法官、政府律师、调查专员等），公立学校正、副校长以及教师等。知道这份法案将引来抗议，Simon Jolin-Barrette特意加上了“祖父条款”，强调只对那些在新法案生效后入职的人员适用，更援引了宪法中极少引用的“但书条款”，即联邦和省级政府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或推翻宪章的某些内容。 果然这一法案一经提交，便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穆斯林组织、民权组织等大力反对，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蒙特利尔市长Valerie Plante以及加拿大其他省份也批评魁省的做法。但仗着魁省民众的支持，CAQ政府采用同样的方式在移民改革法通过的第二天以73票赞成，35票反对强行通过了这项法案。 法案通过后，针对这项法案的博弈并没有停止，不少组织和个人已经把魁省政府告上了法庭，安省立法机关还通过了谴责这一法案的决议，曼尼托巴省除了谴责之外，还在魁省的法语出版物上刊登广告，希望那些不愿受此法案约束的人迁到该省工作和定居。 在今年的联邦大选中，自由党对这一法案的态度也是他丧失多数党执政的原因之一。在竞选造势过程中，小特鲁多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会采取措施阻止这项法案的实施，让广大支持这项法案的魁省人大为不满，转而投票给支持这一法案的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 春季大洪水 今年的春季洪水来势汹汹，不仅比2017年那次来得早，还来得大，魁省的Laurentides 、 l’Outaouais、Mauricie、Laval 、Lanaudière等地区都受灾。洪灾损坏了近10,000套房屋，13,500多人受灾。其中，仅在Sainte-Marthe-sur-le-Lac小镇，因一座已经具有40年历史的堤坝垮塌就导致了6,000多人被紧急疏散，2,500座房屋被淹。 洪灾发生后，各级政府、加拿大军队以及各类非政府机构如红十字会等都行动起来抗洪，安置灾民，魁省也在4月15日开始实施新的灾民综合补偿和财政援助计划（Programme général d’indemnisation et d’aide financière），还提出受灾民众愿意搬离的可申请20万元的房屋重建费用，尽管这笔纳税人觉得多，灾民觉得不够的资金帮助看似两边都不讨好，但也反映出来政府的无奈：与其一次又一次地赈灾、给这些遭遇水灾的住户提供水灾修复的补贴，不如一次性给一笔钱，鼓励居民搬到非洪泛区去。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特别是接连两场需要动用军队救灾的春季大洪水，魁省CAQ政府决心制定严格和统一的洪泛区土地利用规划和监管办法，确保合理利用处于洪泛区内的土地，同时确保面临洪水风险时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其后出台的洪泛区列表ZIS（zone d’intervention spéciale ）却遭到多个市镇政府的反对，新的洪泛区规划和管理办法也没有出台。 7岁女童受虐身亡 … Read more

建筑工人开始休假 道路安静与危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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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origines des vacances de la construction

【七天讯】（记者颜宏）可能很多人感受到从本周开始，蒙特利尔的大街小巷、地铁公车、超市卖场似乎人少了不少，到处可见的工地也变得清静了不少，有的地方甚至连人都没有。没错，一年一度的魁省建筑工人假期（Vacances de la construction）从本周开始，为期2周，至8月3日结束。这期间，大多数在建的各种建筑项目将停止施工，约165,000名建筑工人带薪休假。魁省建筑委员会CCQ（Commission de la construction du Québec）称，在全省范围内为此开出了15.9万张休假支票，支票总额达$4.479亿元，比2018年增长了6%，原因是今年建筑业的工作时数比去年增加了10%，达到了1.63亿小时。此数据虽未达到2012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增幅却是2004年以来最高的。 由来 1946年，魁省正式实施带薪假期，每年一周。1968年，魁省当时的省长Jean-Jacques Bertrand 同意给与建筑行业工人加一周的带薪假期。1970年，魁省议会立法规定，建筑行业的工人在每年的7月底休这两个星期的假期。在这之前，建筑工人的假期日期不定，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各自的休假时间，这带来了很多相关行业的协调问题，因为建筑工人休假将会影响到建筑材料生产、运输、储存以及旅游度假行业的运行等等各行各业。当时的魁省省长Robert Bourassa决定强制建筑行业工人在一个固定时间休假，之所以选在7月底，因为这个时间也是一些生产工厂关闭以进行必要的设备清洁和维修的时刻，可减少对经济的影响。 该条法律在1971年夏季正式生效。逐渐的，建筑行业以外及与建筑行业相关的许多魁北克人也选择在这两个星期度期，这期间也是全省旅游业最繁忙的时期，各个景点、露营地、酒店、饭馆都将迎来营业高峰。 目的地 魁北克旅游局（Tourisme Québec）在假期前所做的调查显示，二分之一的休假人将留在魁省内部度假，最吸引人的度假目的地是魁北克城附近，22%的人计划前往，其次是Gaspésie，15%；第三是Charlevoix地区，13%；接下来是Cantons-de-l’Est et les Laurentides ，有12 %的人计划前往度假。 除了魁省，美国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约16%的受访人士计划在7月23日到8月4日的假期内前往美国度假。 道路安全 每年的建筑假期都是魁省道路安全最严峻的时期，也是魁省警察加大检查力度的特殊时刻之一。魁省道路安全专家Paul Leduc表示，超过16万多人同时去度假，每个人都急着上路，和他们的亲人一起开始轻松愉快的假期。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等待这个时刻已经等了一年。再加上是假期，人们一起聚会，喝酒，开快车更增加了道路风险，因此交管部门应该确保每个人的路上安全。如何确保行车安全？那就是加大巡查力度，大派罚单。仅周一上午8点到晚上8点，魁省警察就发出了2500份违规报告。 去年建筑假期，魁省发生了16起车祸，14人在车祸中丧生。    

Guy Turcotte案惊现第三名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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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2009年2月，魁省心脏专科医生Guy Turcotte（以下简称Guy）因婚姻破裂用刀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孩子，3岁的女儿Anne-Sophie和5岁的儿子Olivier，他们一共被刺了40多刀。2019年7月19日，当初第一个到达现场，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尸体的警察Patrick Bigras在与创伤后应急障碍（PTSD）斗争9年之后，选择在家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年仅45岁。 事件回放 Guy 出生于1972年4月21日，1999年在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 de Québec）攻读医科时认识了同学、后来的妻子Isabelle Gaston，两人于2000年搬到一起。 2003年，Guy在Hôtel-Dieu de Saint-Jérôme获得心脏科医生的职位，同年4月，他们的儿子出生，8月，两人正式结婚。 儿子出生后不久，Isabelle Gaston也来到同一家医院工作，担任急诊科医生，2005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自2007年起，两人的婚姻变得一地鸡毛，争吵不断，到了2008年10月，Isabelle Gaston成为两人共同的朋友Martin Huot的情人，但当时Guy毫不知情。 直到2009年1月14日，一家人准备去墨西哥旅行的前一天，Guy才被Martin Huot的妻子告知了此事，但Guy装作不知道，没有和Isabelle Gaston摊牌，却在自己的脸书账户上宣布了这段私情。一家人照原计划去度假，尽管度假时的家庭气氛已经非常不愉快。度假回来后，Isabelle Gaston发现了脸书上的内容，很愤怒的和Guy对质，并对他私自公布这个消息感到不满，两人遂决定分居。 Guy搬离了自己的家，在Piedmont租了一间房子，两个人平分时间照顾两个孩子。 2009年2月10日，Guy回到原来的家中取东西，碰到了Isabelle Gaston的现情人，他们的老朋友Martin Huot，愤怒的Guy大骂他背叛，并打了他。 2009年2月20日下午Guy去幼儿园接上女儿，去学校接上儿子，又给Isabelle Gaston打电话说要去家里拿儿子的雪地鞋（raquettes），Isabelle Gaston却告诉他换了门锁，Guy变得怒不可遏，大喊“你没有权那么做，那是我的家……”晚上，Guy把两个孩子送上床后，开始在两人共用的电脑上阅读妻子与她情人之间互发的电子邮件，又给已经约好第二天看房的地产经纪打电话推掉约会，并表示不再需要其服务。 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主要来自现场勘察以及第三者的陈述。2009年2月21日上午，Guy的母亲担心儿子的状况，又联系不到，遂拨打911报警，两名魁省安全局（Sûreté du Québec）警察Patrick Bigras和Marc-Antoine Bigué被派往Guy租住的房子查看，和等在房子外面Guy的母亲一起叫门，但得不到任何回应。破门进入的警察发现了两个孩子的尸体，又在一张床下面找到已经神志不清，浑身布满了呕吐物和血的Guy，看到警察后，他还叫着自己要死，让警察不要管他。Guy被送到他就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这过程中，他一直大叫自己杀了两个孩子，是个罪人，自己想死，不要救活自己等，并承认自己在头天晚上喝了约2升的洗窗液。Guy后来先是被送到Hôpital du Sacré-Cœur de Montréal的精神科，后又被送到精神病院l’Institut Philippe-Pinel。 2011年4月，Guy杀子一案正式开庭，在法庭审理中，他承认杀害了自己的儿女，但否认是蓄意谋杀，称自己当时喝了车窗清洗液，神智不清。他的辩护律师以此作为辩护依据，称当时Guy喝了车窗清洗液，试图自杀，处于“严重精神失常”状态，几名精神科医生也作证说Guy在案发时神志不清。结果，由11人组成的陪审团在7月裁决Guy因精神失常，对杀死两个孩子不负刑事责任。这个裁决一出，不仅孩子的母亲难以理解，感到愤怒，整个魁省都受到很大的震动，十几个城市出现了抗议无罪裁决的示威游行。 2012年12月，Guy在Pinel精神病院被关押46个月后获释。 对判决不满的Isabelle Gaston以及其他司法界人士开始推动案件重审，2012年9月，魁省公诉人（Directeur des poursuites criminelles et pénales）正式提出重审要求。最终，2013年11月，魁省上诉法庭（Cour d’appel du Québec）推翻了2011年的审判，宣布重审，理由是主审此案的法官未能正确引导陪审团成员，不应该因Guy的“自愿中毒”而把“不负刑事责任”列入可选的决定之内。已经自由的Guy重新被捕。 第二次审判自2015年9月14日开始，12月6日，经过7天的闭门商议，11人组成的陪审团最终裁决Guy有最，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2016年1月15日，法官判决Guy服刑17年。Guy曾在1月6日对裁决提出上诉，但被驳回；208年7月，Guy放弃了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权利，将呆在监狱里直到2033年才能申请假释。 … Read more

高档化：蒙特利尔式的“低端人口”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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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庆祝加拿大联邦在1867年成立。这一天也是魁省传统的搬家日，搬家服务、搬家货车租赁甚至打包用的纸箱买卖都变得炙手可热，不仅价格上涨，还供不应求，需要提前好久预定。今年，仅在蒙特利尔就有70万个家庭更换住址，一条500米的街上可能有8、9家在搬家，搬家后被废弃不要的物品可产生高达5万吨的垃圾，需要市政环卫工人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加班加点才能清理干净。 今年的搬家日除了这些常规问题外，租房危机凸显。7月1日之前民众找房难的消息常见于报端，统计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协会（Société canadienne d’hypothèques et de logement）的经济学家Francis Cortellino指出去年蒙特利尔的房屋空置率已经降到1.9%，是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 致力于推动反贫困和社会住房的公益组织——城市建设公众行动阵线FRAPRU（Front d’action populaire en réaménagement urbain）新闻发言人Véronique Laflamme也指出魁省的房屋空置率持续降低，其中以蒙特利尔、渥太华附近的Gatineau、Laval 和Longueuil最为严重，是近14年来最严重的租房危机。 帮助居民找到合适房子的机构——蒙特利尔市政住房办公室OMHM（Office municipal d’habitation de Montréal）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收到了近300个求助，比去年的74个大增4倍，到了7月2日早晨，还有100多户家庭没有找到房子而不得不被临时安置。 今年表现明显的租房危机，一方面是因为空前低的房屋空置率，另一方面则源于蒙特利尔各社区的高档化(Embourgeoisement)进程。 超低的房屋空置率 房屋空置率是指在某一时刻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一般来说健康房地产市场的房屋空置率应该控制在10%以内。空置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达和住房富裕的表现，说明住房不紧缺，人们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调到其他城市可以很容易地租到房子或者买房，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反之，空置率越低，说明可供出租的空房数量越少，就越难找到合适的房子出租，一般来说低于3%的空置率对一个城市或地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可能导致租房荒。 蒙特利尔曾因较低的房租价格和在相同租金下可获得较大的租住空间被誉为加拿大的“租房天堂”，可目前因为空置率下降，蒙特利尔地区已经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特别是适合于家庭居住的4个半和5个半，比如5个半的房屋空置率已经低到了0.2%。 相应的，租房短缺的现实催生了房租的上涨和房主对房客的挑选。一般的房屋租金涨幅在4%左右，而需求强劲的具有两个卧室以上大房子的涨幅根据区域不同则在6%到14%之间，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比如一套5个半的住房租金中位数已经达到1,07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因一套房子有多位竞争者，房主也会对租房人提出各种有利于自己条件，有些甚至是歧视的条款，反正自己的房子不愁租。 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蒙特利尔有87,000个家庭不得不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来支付房租，11％的人住在不合标准的房屋中。而目前席卷全省的租房短缺将会让局势更加恶化，最终让很多人不得不迁离蒙特利尔或者接受条件恶劣的住房，让本来就处于贫困线上的他们变得更加贫困和孤立。 Parc-Extension的变迁 Embourgeoisement，常看本地新闻的读者对这个词应该不陌生，最近几年来这个词经常屡见报端，可以翻译成高档化、绅士化或者贵族化，但在本地新闻中伴随着这个词的经常是某新开商店门窗被人破坏，被泼上油漆或涂鸦；再或是某新建素食餐馆被人恶意纵火等等之类治安新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针对蒙特利尔一些古老社区在重新焕发活力、高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难局面。 以Parc-Extension为例，这个区以印度餐厅众多以及不卫生的住房而闻名，是整个加拿大排名第二的贫困社区，占地只有1.6平方公里，北面是Crémazie Boulevard和Métropolitaine高速公路，南面和东边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边是Acadie大道和皇家山，东边到卡Casgrain大街。这里的移民占居民比例高达51%，在家里不会说英语或法语的人口比例为43％。由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00个不同族裔的人混居，其中大多是出生在希腊、印度和孟加拉国。辖区内各项生活配套设施齐全，靠近市中心、Jean-Talon公共市场和March Central，还有蓝线地铁站，4个半的房子租金在700元左右，以往一直是新移民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理想聚居地，但这一切随着蒙特利尔大学在老Outremont三角车站旧址上建设新的MIL校区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Nassima Bessaha自2008年就开始在这个区居住了，那时她和两个孩子租住了一套4个半的公寓，月租只有600元，但不幸的是，自己所住的建筑发生了火灾而不得不搬出去，就再也没有可能找到类似的房子了，差不多能住的四个半都在1,400元以上，还有要价1,875的，而且一些房主一听是家庭要住就会找各种原因拒绝，因为要留着房子租给未来的学生。 该地区所在的Villeray-Saint-Michel-Parc-Extension市长Giuliana Fumagalli也承认新校区的建设将大幅提升房租和房地产的价格，对一套四个半的公寓来说，房租一下子提高500元是很普通的，现在平均4个半的公寓房租在1,200元左右，还不包电、暖。以往一套具有四套住宅的多层楼房（quadruplex）只卖40万，现在则要70-80万，几乎翻了一倍。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经纪，他们会给当地的居民寄信、寄名片，在房门上留言，甚至是赶在吃饭时间来敲门来询问所住的房子是否出卖，到了烦人的地步，这也是从来没有遇到的情形。 一些古老社区的高档化现象并不鲜见，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蒙特利尔东部的Hochelaga-Maisonneuve和Saint-Henri地区都已经以及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但Parc-Extension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来的更突然，带来的影响也更残酷，因为今年9月份，2,000名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学生就会涌入，给该社区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冲击。 针对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百人以上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他们呼喊着“住房也是人权”的口号，举着写有“Fight ! Fight ! Fight !”的标语牌表达对高档化进程的不满。蒙特利尔警方的数据也显示，仅在2016年，约有20家企业成为Hochelaga-Maisonneuve社区反高档化破坏者的目标。受害的商家不再是像麦当劳或星巴克这样的大型连锁店，而是小型本地企业，包括家具零售商、酒吧、特色咖啡厅、儿童服装制造商以及高级餐馆。这些破坏活动包括砸碎商店橱窗，涂鸦，甚至用油漆洒上家具，造成严重损坏。 在一些低收入人群无法承受本社区高档化后的生活成本而不得不迁居他处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对社区的新变化感到欢欣鼓舞。试想一下，一个巨大的、被荒废的铁路码头占据的地区，一个城市中被遗忘的贫困角落将建设越来越多的现代公寓、高档住宅、高级餐馆，自家住的房子也变得越来越值钱，这不是很美好的前景吗？ Montoni集团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开发商之一，其总裁Dario Montoni表示这个地区正在成为蒙特利尔非常有趣的一部分，因为它把几个活跃社区相互连接起来，而其教学和研究使命以及便利的公共交通网络正在推升该地区的投资回报。除了已经快售罄的Beaumont-MIL公寓项目外，他们正在考虑在该地区推出其他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高档化进程 实际上，高档化是任何一个城市更新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对于原住民的置换。城市更新的目的是对城市中某一衰落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投资和建设，以全新的城市功能替换功能性衰败的物质空间，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在更新过程中，原本衰败的城市空间由于设施的完善、空间的重塑，使得空间增值，房租升高，吸引高收入群体进入，原本生活于此的低收入群体被迫迁出，地域文化流失，更有甚者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管是否公平，只要城市在发展，在自我更新，这种置换就必然会发生，因为供、需方面都有动力。 在供给方面，老社区的住房价格不高，规划不那么紧密，有发展和扩建的空间，更重要的原动力则是被低估的房地产有较大的升值空间；在需求方面，大型机构的扩充，高速增长的高收入人群以及对生活品质的渴望，比如近市中心、交通便利等。 既然高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如何才能尽可能缩小这个进程对原有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冲击呢？ 社区组织（Comité d’action … Read more

魁省CAQ政府强势通过两项有争议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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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Jolin-Barrette, debou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applaudit.

七天记者 颜宏 去年10月刚刚赢得魁省选举的CAQ政府在今年春天时提交了两份富有争议的法案：移民法改革的第9号法案（详见本报第633期）和魁省世俗化的第21号法案（本报第640期详细报道这个法案的来龙去脉），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拥护者拍手称快，反对者愤怒游行。 不过在临近暑期休会的最后一分钟，CAQ在“终止辩论（bâillon）”程序下，先是利用其多数议席的优势，在经过长达19个小时通宵达旦的辩论后，于6月16日凌晨以62票对42票通过魁省移民改革法案，正式废止了以前积压的1.6万份移民申请（另外的2千份已经在这之前审理完毕），涉及近5万申请人。接下来，CAQ再接再厉，以73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第21号魁北克世俗化法案。 根据词典Petit Robert，Bâillon是指用来堵嘴以防止人说话或呼喊的东西，政治上则意味着剥夺言论自由。这是魁省国民议会的一项特殊程序（procédure d’exception），这个程序允许执政党政府通过限制辩论时间的方式来促成某项法案的通过，以避免无休无止的辩论。这个程序第一次运用是在1939年，在1985年到2015年，魁人党（Parti québécois）执政11年，共使用了70次这个程序，最主要的使用者是Lucien Bouchard，在他执政的5年时间内，运用这个程序通过了53项法案；魁省自由党（Parti libéral du Québec）执政19年，使用了79次这个程序。 申请 新的移民法通过以后，魁省移民系统彻底终止了原来的QSW遴选办法，即根据申请者年龄、教育背景、适应能力、专业领域、语言水平、工作经验、配偶子女情况等进行打分的原则，按照收到申请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审理的方法，而是采用新的Arrima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启用，目前已经有11万5千人提交了移民意向表，评分标准也还在沿用去年8月份的，有资格申请技术移民的候选人（即单身人士分数超过50，家庭申请者分数超过59）需要在这个系统里建立账户，在90天内完善申请表并递交申请意向；申请意向提交后在Arrima系统中等待被抽取，有效期为一年，有魁省job offer的、有在魁省劳动动力短缺行业领域工作经验者、分数高者以及法语好的申请人更容易被抽取；被选中的申请者可获邀提交正式的申请材料，处理时间为12个月，申请人在获得邀请前可更新申请信息，例如提交语言成绩增加总分数，获得邀请后则不可更改申请信息；如果一直没有获邀提交材料，一年后申请意向失效，申请人需要重新在Arrima开档建立新的申请账户。 申请者在获得递交材料邀请后才缴纳审理费，可随时撤销技术移民申请。获得邀请递交材料后可有两种结果：一是在规定90内递交申请材料，经过移民部审理符合条件获得魁省移民证书CSQ（Certificat de sélection du Québec）；二是经过审理不符合移民部的要求，申请将被驳回，申请人可等一年后再次在Arrima开档建立新的申请账户。 Arrima还允许魁省的潜在雇主查询申请人的资料，挑选自己满意的申请人，一旦雇主选定了申请人，魁省移民部即可向该申请人发出递交材料邀请，并加速这些人的审理进程。不过这个伙伴关系系统将于今年夏天开始建设，最早需要到明年2月份才能让魁省的工商企业入库查询。 魁省移民部长，也是这次移民改革法的推动者Simon Jolin-Barrette表示这种新的移民筛选系统优先考虑魁省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强调移民申请人的法语能力以及融入魁省社会的能力，并将有限缩短魁省移民的甄选时间，对魁省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 省长François Legault还特意指出，新的移民甄选系统将有利于把移民分流到更需要劳动人口的边远地区，避免移民聚集在蒙特利尔以及周边地区。对于被废止的那五万多申请人，凡是目前已经在魁省生活的，总数约3500人，魁省移民部将优先审核他们的文档，尽快给他们明确的答复。 动荡 21号法案全名为“尊重国家世俗化法”(Loi sur la laïcité de l’État)法案，这个法案禁止新受雇的魁省公共服务部门员工佩戴任何宗教标识类服饰，不论是大物件如头巾、罩袍还是小饰物如耳环、项链，不论外面可见还是不可见都将禁止佩戴。涉及的公共服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威权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所有携带武器的公职人员（警察、保安、狱警、法警、自然保护区管理员等），司法人员（公诉人、法官、政府律师、调查专员等），公立学校正、副校长以及教师等。 这个法案从一开始提交就备受争议，在通过不到24个小时之内就已经被个人和几个组织告上了法庭。一名攻读教育学的穆斯林女学生和她的代理律师Catherine McKenzie表示将尽快向法庭提交起诉文件。一年前，就是这个律师在魁省高等法院胜诉，让前自由党提出62号法案被暂停执行。第62号法案是2017年由当时执政的Couillard政府推出的，规定民众使用公共服务或担任公职时不能将脸遮住，要求任何人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部门工作或上学时必须露出面孔，因为这涉及到沟通、身分的辨识等安全问题。 加拿大全国穆斯林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s musulmans canadiens）和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Association canadienne des libertés civiles ）也表示将通过法庭废止这项法律。 联邦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保守党领袖谢尔、新民主党领袖Jagmeet Singh都表达了发对意见，还有议员表示如此践踏人权的法案获得通过是“魁省，乃至加拿大历史上伤心的一天”，联邦接任王州迪的司法部长David Lametti甚至表示联邦有可能会介入来推翻这项法案，阿尔伯塔省前任省长Rachel Notley甚至在推特表示“这是加拿大的悲哀的日子，因为种族歧视成为了法律”。 蒙特利尔市长Valerie Plante表达了对该法案执行情况的担忧；蒙特利尔两家英语校董会公开表示“不打算执行该法案”；Cote-des-Neiges-Notre-Dame-de-Grace区的区长 Sue Montgomery和Westmount 区的区长Christina Smith也明确表示不会遵守这项法律，因为“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穿戴什么”。 这项法律被通过的第二天，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都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反对者们正忙着组织将在周日进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 Read more

为大选造势 特鲁多宣布“禁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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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最新的民调显示联邦自由党获得的民众支持率落后于保守党，为了给大选造势，挽回自由党在选民中的形象，总理特鲁多本周一在魁省Montérégie地区的Mont-Saint-Hilaire自然保护区宣布加拿大将从2021年开始禁止一次性塑料的使用。 在新闻发布会上，特鲁多指出塑料污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全球性的挑战”，这些“有害的”塑料制品不仅很容易生产，也很容易被丢弃。目前在加拿大只有不到10%的塑料制品得到了有效的回收、再利用。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到2030年加拿大人将丢掉110亿个塑料制品。 特鲁多表示加拿大拥有世界上25%的淡水资源，是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而塑料制品对水资源和海洋环境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所以必需要减少塑料污染。他说“作为父母，当我们带孩子到海滩玩耍时，我们必须寻找一片没有被丢弃的吸管、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塑料瓶的沙滩。说实话当我需要和我的孩子们解释一些现象时感到非常为难，我要如何跟他们说在全球范围内那些死去的鲸鱼，它们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然而人们发现它们的胃里充满了塑料？我该如何向孩子们坦白：哪怕是在太平洋的最深处，人们都依旧能找到塑料的踪迹。” 新闻发布会上说得如此动情，但特鲁多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禁止办法或者对违反者的处罚规定，甚至没有明确哪些塑料制品将被纳入被禁之列。只表示在2021年以前要咨询环保和科学专家，根据现有科学依据进行研究，创造出一个系统以便让人们思考使用何种材料以及使用塑料的后果，并向加拿大的企业喊话，让他们思考是否有责任回收他们生产的塑料，建议他们应该多考虑循环经济，多考虑自己做出选择造成的后果。 特鲁多的提议受到环保人士的欢迎，很多机构表示联邦政府早就应该公布类似的政策，但为什么要等两年后而不立刻开始施行？联邦保守党同意“禁塑”主张，认为控制塑料污染确实是政府需要应对的问题。但也对这项计划提出了不少疑问，包括“禁塑”将给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额外成本？为何自由党政府在过去3年没行动？海洋环境学家Lyne Morissette也表示用两年的时间建立这样一个清单，实在是有些长了。 打环保牌 分析人士认为，特鲁多宣布这项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政策更多的是为了几个月后大选造势。根据最新的民调，保守党的支持率虽比上次有所下降，却仍然领先于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不过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不太可能获得多数政府的选票，加拿大选民很有可能在秋天的大选中选出一个少数政府。与此同时，有近14％的加拿大人准备投票支持那些从未组成过政府或从未担当官方反对党的候选人，比如注重环保的绿党。 特鲁多在这个时候打“环保牌“更多是本着争取选票的考量，并不是真的要把“禁塑”当成政策推行下去，否则他何以不在一上任之初就发布类似的政策，而不是在任期即将结束时发布，明知道这个政策可能会随着大选导致的政府更迭而根本来不及实施。 总体而言，加拿大的“禁塑”舆论早就形成，一些地方政府已经等不及联邦政府的不作为，早就实行各自的减少塑料制品使用的措施。比如蒙特利尔早在2017年就开始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温哥华也在去年5月通过了提议，原定于今年6月1日开始全面禁止商家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泡沫塑料容器和其他一次性塑料制品，但因故推迟；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市、爱德华王子岛等地也都出台了塑料制品使用的限制措施。而目前，除了美国，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减少塑料污染上达成了共识。所以特鲁多的提议不过是顺势而为，并不用承担受到抵制的风险，还可标榜自己政治正确之一的环保理念。 其实，早去年6月在魁省 Charlevoix 举行的 G7 峰会上，除了美国和日本，加拿大已经和其他的四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签约同意采取措施来遏制塑料污染，约定到2030年把塑料制品的回收和重复使用率提高到55%；到2040年，力求能够回收所有塑料。但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在签订合约后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 在人类近代史中，恐怕没有一种东西如塑料一般，能如此深入、彻底地融入大众生活的每个环节中，大到飞机、汽车、轮船，小到吸管、水瓶、包装盒无所不在。这种体轻、防水、价廉的材料自1905年首次问世以来，在大规模使用的短短三四十年间已经给地球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欧洲环保组织在最近开展的一项环保产品评选活动中，塑料被评为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呼吁全世界都不要使用塑料制品。 众所周知，普通的塑料制品主要由聚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等稳定物质构成，这些材质不会生物降解，只会慢慢分解成小碎片，可能需要上千年才能消失。塑料消失了，并不是说它被降解了，而是经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造成分裂和体积减小而成肉眼看不见的塑料颗粒——微塑料。目前学术界对微塑料还没形成准确的定义，通常认为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纤维、颗粒或者薄膜即为微塑料，实际上很多微塑料大小可达微米乃至纳米级，因此也被形象地比作海洋中的“PM2.5”。还有些微塑料不是通过分身术变微的，而是本来就微，如我们日常使用的洗护产品里面就包含众多微塑料，仅一支磨砂洗面奶中所含的微颗粒就达30万颗以上，洗衣机洗衣时也能产生大量的微塑料纤维，据估计每洗一件合成织物，可能产生1900个微塑料纤维。 目前全球每年仅一次性塑料制品就达1.2亿吨，其中只有10%被回收利用，另外约12%被焚烧，超过70%被丢弃到土壤、空气和海洋中，而其中，塑料垃圾对于海洋的污染最为明显。根据联合国环境署（UNEP）的数据，每年有超过8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相当于每分钟向大海倾倒满满一辆垃圾车的塑料，更可怕的是它们所产生大量塑料微粒，通过海产品、海盐等途径进入人体，造成巨大的健康危害。 被人们称为“第八大陆”的太平洋塑料垃圾带，面积达18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法国，中心区域厚度可达30米。受到洋流运动的影响，还形成了南北大西洋、南印度洋等多个类似的塑料垃圾带。即使是在深度1600米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人们也发现了大量的塑料瓶、塑料袋等塑料制品。 微塑料的危害 海洋中大约有五万亿这种直径小于 5毫米的塑料微粒，收集起来重量大概可达到 27 万吨。这些微塑料通常存在于表层海水、海床、沉积物和海滩，甚至出现在最偏远的极地冰川和深海沉积物中。 微塑料部分来源于塑料制品，本身可能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对海洋环境造成直接危害；微塑料表面也容易吸附海洋中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农药、阻燃剂、多氯联苯等，随洋流运动对生态环境产生化学危害；微塑料很容易被海洋生物吞噬，在海洋生物体内蓄积，危害海洋生物安全。科学研究已经证实，海洋中的微塑料污染对海洋生物的生长、发育、躲避天敌和繁殖的能力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高密度且广泛分布的塑料微粒已使无数海鸟、鱼和其他海洋生物受到灭顶之灾，然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随着食物链层层传递，最终进入人类食物链。在全球20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常见鱼类采样中，90%的鱼类样本中都发现了微塑料。 不仅仅是海洋，陆地上也发现微塑料进入食物链的证据。2017年4月，墨西哥科学家在土壤里、蚯蚓体内、母鸡粪便和胃里发现微塑料，可能源自焚烧废弃塑料掩埋后的分解，首次证实微塑料已进入陆地食物链。美国一家机构对全球多个城市进行了150多次自来水检测，结果显示83%的自来水含有微塑料成分，表明陆地水源中也受到了微塑料的侵袭。世界各地都报道过食盐、海盐、啤酒、蜂蜜等产品中检出了微塑料，就连空气中都漂浮着塑料微粒，成为我们每天呼吸的一部分。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委托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约2000颗塑料微粒，总重量为5克，相当于一张银行卡的重量。这些塑料微粒主要来自人造衣服纤维、牙膏中的微珠或者更大的塑料碎片，在日常食品和饮料中都会出现，比如水、啤酒、贝类海鲜和盐，其中最大的塑料摄取来源是饮用水，人类造成的塑料污染终于开始让人类自食恶果。 从源头抓起 塑料难回收、难降解，所以，目前唯一有效的方法只有：切断源头。从每一个人做起，增强环保意识，尽量减少使用塑料制品的使用。由于塑料的应用太广泛，可先从一个点开始，给自己制定个小的、容易达到的目标，比如不再购买瓶装水，或者买菜时不再使用塑料袋而是用重复使用的布袋。一个目标达到了再转向下一个。一旦形成习惯，减少或避免使用塑料制品就成了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个人消费毕竟只是塑料制品应用的一小部分，要想真正“禁塑”，还需要国家意志力来约束制造业、包装业、运输业以及零售环节的方方面面。 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加拿大将效仿欧盟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政策，制定一个加拿大的禁用塑料制品清单。根据欧盟的清单，以下这些塑料制品将被禁用： 一次性塑料刀、叉、勺、筷； 一次性塑料容器； 塑料吸管； 由塑料制成的棉签杆； 塑料气球棒； 可降解塑料、食品容器以及聚苯乙烯杯 该禁令还要求各成员国采取行动，尽量减少未列入禁令清单，但同样是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还有湿纸巾、卫生巾等含有一次性塑料的产品，也将受到严格的管控。 其实从禁止塑料袋开始，全球的“禁塑”努力已走过十多年历程，但效果并不明显。根据科技杂志周刊《新科学家》的网站资料显示，孟加拉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完全禁止塑料袋的国家，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相关的法律。 之后，中国、以色列、南非、荷兰、摩洛哥、肯尼亚、卢旺达、毛里塔尼亚、斯里兰卡、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阿尔巴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国家都先后颁布了类似法律。 印度一半的邦和地区也已经对塑料袋实施了禁令。2017年，该国首都德里宣布禁止一切形式的一次性塑料，包括袋子、餐具、杯子、盘子等。 在污染严重的南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大陆，“禁塑”措施更为严苛。比如岛国瓦努阿图规定每使用一个塑料制品将会受到175～900美元的罚款。 但在实际生活中，“禁塑”实在太难实现了。就拿最常用的塑料袋来说，它不仅防水性、透明性和韧性都很好，而且成本低廉，携带方便，使用便捷，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消费习惯，目前还没有哪种包装材料能完全取代塑料袋。 这并不是说在材料上无法取代，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制造出可降解的塑料袋，但它们的成本要比普通塑料袋高出30-50%，所以说“禁塑”难最主要的原因不在技术上，而是在成本上，在于消费者愿不愿意为降低塑料造成的污染多付钱。  

加拿大政府再次承认原住民遭受“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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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原住民女子Tanya Holyk的家人穿着纪念T恤 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两年半的调查，《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报告》ENFFADA（Enquête nationale sur les femmes et les filles autochtones disparues et assassinées），6月3日在位于Gatineau的加拿大历史博物馆发布。这份长达1,200页的报告收录了超过2,000人的证词，结论指出各级政府在处理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杀案件上，存在严重的偏见及“结构性问题”，甚至已经达到种族灭绝（Genocide）的程度。 在加拿大民众的眼里，“种族灭绝”是指像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者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再或是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相对于这些动辄死亡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历史事件，该报告使用“种族灭绝”这个字眼（在报告中出现了122次）来描述几千名原住民女性被杀或失踪案让很多加拿大人无法接受，就连魁省和拉布拉多第一民族领袖Ghislain Picard以及Atikamekw族的大酋长Constant Awashish都不认同。 在报告发布会上，总理特鲁多先避免使用这个字眼，只说没有必要在用词上纠缠，而应该更注重事实和解决办法，但第二天在温哥华召开的Women Deliver大会上又表示接受该报告的结论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并再次强调不要把着眼点放在用词上，要放在具体的措施上。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列举了构成种族灭绝之行为：“杀害该团体的成员；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但如何界定某些历史事件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并非易事，几乎每一起被指控为种族灭绝的案件中，由于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对于事件细节的描述和事件解释都会存在激烈的争议，不同立场的人甚至于对事实的描述也可能大相径庭。 调查 加拿大原住民女性在人口中只占4%，但在1980年至2012年间，全加拿大被谋杀的女性人口中，原住民女性占16%。根据警方的记录，在1980-2012年间，被谋杀和失踪的原住民女性有1,181人，其中被谋杀的有1,017人，失踪的164人。原住民被害女性多以30岁以下年轻女性为主，甚至包括一部分未成年人。但原住民社区一直不认同这一数字，认为被害和失踪的女性远远不止这些，估计有4千人，认为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敦促政府进行公开研讯。 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原住民女性被害或失踪问题只是刑事犯罪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因此拒绝进行公开研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曾就此问题专门到加拿大调查，并在报告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原住民家庭、社区和机构也敦促加拿大采取行动，展开全国性的调查。 2015年，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上台，作为竞选承诺的一部分，宣布启动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杀害问题的全国性调查，并用3个月的时间举行了18场围绕调查制度设计等问题的听证会，这也是以原住民身份当选的前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上任后首先并优先处理的议题。 2016年8月，由卑诗省首位女性原住民法官Marion Buller为首的5人调查委员会成立，其余4位分别为原住民妇女协会前主席Michèle Audette、原住民律师Qajaq Robinson、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大学的原住民法律研究专家Marilyn Poitras以及原住民人权律师Brian Eyolfson。该委员会当时获得拨款5386万元，计划从当年的9月1日开始调查，持续两年，至2018年12月31日结束。这个委员会依据加拿大的《听证法》获得法律授权，有权传唤目击证人及搜索证据，有权查阅涉案卷宗，还可以检视和报告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系统性以及深层因素，检视政府机构的政策及执行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政策的制定、儿童福利以及社会及经济状况等。 历史 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约169万，占总人口4.9%，一般被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纽特人（Inuit）和梅蒂人（Métis）。原住民深受贫困、忧郁、暴力犯罪、高失业率和酒精毒品问题困扰，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加拿大全国水平。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由于这些原住民不喜欢“印第安人”这个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因此二战后逐渐在官方场合被“第一民族”（意即最早在加拿大定居的民族）所代替，人数最多，全国有97万多人。 因纽特人即华人所熟知的“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的意思是“吃生肉的人”，被因纽特人认为是歧视性语言，因此近代以来他们一直自称“因纽特”，意思是“人”，这个名称也渐渐成为正式的族裔名称。因纽特人分布广泛，但在加拿大境内仅有不到10万人。 梅蒂人较为特殊，他们是殖民时代早期由法国移民和原住民通婚形成的、按照原住民部落形式组织、生活的混血民族，人口40多万。 这些原住民在加拿大联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登记立案的部落约有600个，语言有53种，原住民居留保护区2250个，72%左右的原住民居住在这些保留区内。 原住民是加拿大这片土地上本来的主人，公元1500年时，他们的人口超过35万，分为北极族、东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群，大族群下又分为无数个小族群，拥有语言近百种。 到了17世纪，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和美国。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0年，英国战胜法国，独霸加拿大，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而伤亡惨重。再加上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攫取了大片属原住民的土地，并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称为“不合作者”，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公民权。 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居然通过了一项“土著同化”的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从家里带走，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由教会统一管理和教育。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本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儿童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家人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而他们的父母却再也得不到他们的音信。 由于这种“断子绝孙”的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断绝，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加拿大政府直到1984年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被关闭，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正式向原住民道歉却一直等到2008年6月11日。 2007年，英国拯救儿童组织对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进行了长时间探访，结果发现情况“令人沮丧”，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设施残破，住房简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杀率高达0.13%（比全国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无力抚养，多达2.7万儿童被寄养他处。 渊源 前司法部长王州迪的父亲Bill Wilson是卑诗省著名的原住民领袖和律师，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原住民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她的家人也很彪悍：奶奶曾因积极参加维护女性权益和原住民权益运动而坐过牢；母亲在得知两个女儿因原住民身份被学校歧视后直接杀到学校怒怼校长；王州迪从小就对学法律非常感兴趣，并且立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 Read more

助人助己 成就辉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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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七天记者 颜宏 摄影／德昊 第三届福禄寿慈善晚宴“友谊架金桥”将于6月1日晚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Sheraton酒店举行，这是由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MUHC Foundation）与蒙特利尔华人社区联合举办的一项慈善活动，旨在开拓麦吉尔大学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和人员往来交流，购置先进设备，优化MUHC为华人社区提供的专门服务等。除了这些方面，本次慈善晚宴的目标还要为设立在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的“当代白求恩”基金筹措经费，用于资助来自中国的心胸外科医生到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进修。 福禄寿慈善晚宴始于2017年，第一届慈善晚会筹得善款20万加元，2018年筹得28万加元。这些善款一部分用于将医院资料翻译成汉语，为华人就医提供了极大便利；另一部分除了给医院眼科捐赠先进仪器外，主要用于奖励和资助来自中国的年轻医生在该院跟随岑颖干医生进修。 被誉为“当代白求恩”的MUHC心外科专家岑颖干（Dominique Shum–Tim）自2010年开始每年多次到中国贫困地区进行义诊，足迹踏遍十几个省份的四十余座城市，在国内贫困地区开展义诊的同时，还搭建医学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岑颖干医生深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希望通过筹集资金帮助中国的医生来加进修，他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培训和培养年轻的中国医生，推动中加之间的医学交流，为更多的病患解除痛苦。 “福禄寿慈善晚宴”的目标是在5年内筹集到200万加元善款，支持更多的中国医生来蒙特利尔进修。在今年晚宴的举办前夕，七天记者对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主席Julie Quenneville、当代白求恩基金主席Pierrette Wong以及加拿大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总裁兼慈善业办公室主任Thi Be Nguyen进行了专访。国家银行早前宣布将为福禄寿慈善晚宴捐赠10万加元。 慈善先锋王李芹美 Pierrette Wong女士，中文名字王李芹美，本地的华人应该不陌生，这位前中华文化宫主席不仅有着近30年社区志愿服务经历，还在过去很多年来一直为蒙特利尔的各大医院捐款。在超级医院建设初期，MUHC基金会曾发起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关切”（The Best Care for Life）的筹款活动，共筹得善款3亿加元，其中就有来自华人社区的捐赠。王李芹美以她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人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特意将一间会议室命名为王李芹美室，并在2015年12月举行了命名揭牌仪式。 现在，做为当代白求恩基金主席的王李芹美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始了新的征程，5年内筹集200万的目标并不轻松，但她认为随着人们对这个晚会的认识加深，加上华人乐善好施的美德，很有信心能够达成目标。 为此，她不仅亲力亲为地筹备每一届福禄寿慈善晚宴，还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介绍、推广“当代白求恩行动”和“当代白求恩基金”。 对即将举行的“友谊架金桥”晚会，王李芹美表示目前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届时除了常规的晚宴外，还邀请了蒙特利尔的女高音歌唱家董力溶、旗袍会、湖南同乡会舞蹈队以及Jimmy Chen武术学校等进行精彩的文艺演出。她同时也希望华人社区能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持这个晚会，展示华人古道热肠、扶危济困的传统和风采。 把慈善当日常的Thi Be 加拿大国家银行总裁兼慈善业办公室主任Thi Be Nguyen最近几年来在各种华人社区举办的活动中频频露面，开始被人所知，说起来她算得上移民中的优秀代表，曾在2016年入选Media Mosaique评出的魁省多元文化最具影响20人（TOP 20 de la Diversité）。其实她早在2014年就成立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UniAction，汇集来自不同文化社区的慈善家筹集资金，来帮助贫困人群和其他人实现自己的目标；2015年，为纪念加拿大接收、安置12万越南战争难民40周年，Thi Be在Pointe-à-Callière博物馆举办了一场轰动的展览，展示了越南的文化和历史，以及战争给越南人民造成的创伤；2016年，Thi Be和制片人Marie-Hélène Panisset合作出品纪录片《一个沒有月亮的晚上──船民，40年之后》（A Moonless Night — Boat People, 40 years later），将四十年前越南“船民”的辛酸悲惨遭遇和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一幕幕展现在观众眼前，被本地媒体竞相报道，在魁北克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船民”是指为逃避越南战争，坐船来到加拿大的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字，从1979到1981年，有约6万“船民”成功抵达加拿大，其中1万3千人在魁北克落脚，但还有约20到40万越南“船民”没能到达陆地，因各种原因死在海上。 Thi Be和她的家人也是“船民”中的一员，1975年在越南出生的Thi Be在越南战争后期随家人辗转老挝、柬埔寨的难民营地2年多后，才在1979年年底来到加拿大。 刚到魁北克时她还小，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在一个学英语和法语的学习中心过生日，她收到人生中第一份生日礼物——一个小小的、带毛皮装饰的钥匙链；再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家里很穷，几乎天天吃面包抹花生酱，以致于以后一看到花生酱就反胃，这一条件反射直到上了大学才有所好转。 现年44岁的Thi Be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致力于帮助他人，回报社区，促进社会和职场的多元化，而这和她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父母能从战争的环境中来到这里，是靠着很多人的帮助。到了这边，身上一文不名，语言不通，还要养三个小孩，困难重重，但他们没有任何退缩和怨言，而是选择直面人生，积极进取，生活上也非常勤劳、节俭。爸爸找各种机会打工养家，后来又开了自己的汽车钣金美容公司，妈妈则承担了家里的一切事物，还要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尽管她自己根本看不懂课本。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Thi Be从父亲、母亲身上获取了很多灵感，期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父亲那样在事业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有所成就；同时像母亲那样表现出亚洲妇女的传统美德，当然并不是简单的三从四德，而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跟随和支持丈夫所做的决定，温柔贤良，勤劳坚韧，愿意奉献自己，温暖和帮助别人。而在国家银行的工作让她实现了这一的理想。 谈到国家银行的工作，Thi … Read more

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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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主席Julie Quenneville 七天记者 颜宏 摄影 德昊 早在2005年，Julie Quenneville的名字就为华人社区所熟知。那时，她为了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Glen新院址建设筹集3亿加元的目标在各个社区穿梭忙碌，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也备受这个新项目美好前景的感染和鼓舞，多次在社区举办义演、晚宴等活动，为这个项目筹款。新医院建成后，为了感谢华人社区的贡献，医院把一间会议室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 从2017年开始，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和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McGill University Health Centre (MUHC) Foundation）开始联合举办一个叫做“福禄寿”的慈善晚宴，为“当代白求恩基金”筹款，资助中国医生到蒙特利尔进修。Julie Quenneville又出现在了华人的视野中。 不平凡的成长轨迹 Julie出生、成长在西岛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父亲是电工，母亲是放射科技师。从小父母就很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支持孩子们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最终三个孩子一个做了工程师，一个成为一名医师，Julie则先是做记者，后进入魁北克政坛。 Julie说自己小时候是个很闲不住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活动，都要报名参加：打篮球、参加辩论俱乐部和戏剧俱乐部、跳舞、做义工……到了小学6年级，她就成为就读学校Ste-Anne-de-Bellevue的学生会主席，13岁开始在西岛的YMCA做义工，帮助一些贫困或家庭不幸的孩子。 Julie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驻外记者，所以大学预科选择了英语的John Abbot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接着来到麦吉尔大学读了一年的政治学，发现与新闻专业有点远，就转到康考迪亚大学攻读新闻专业，最终获得了康大新闻和政治学双学位。毕业后先后在West Island Chronicle、Videotron以及CBC担任记者。因为Julie的母亲和祖母在政治活动上非常活跃，经常为政党做义工，鼓励并带领子女们也参与进来，这让Julie有机会认识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导师Russell Williams。 Russell Williams曾担任蒙特利尔YMCA 主任、Beaconsfield市政议员等职，1989年当选魁省自由党议员，并分别在1994、1998和2003年再次当选，在省议会中曾先后担任政府间事务部长助理、健康和社会服务部长以及劳工部长等职。2004年离开政坛后担任药品研发企业协会Rx&D（Research-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的总裁、加拿大糖尿病协会（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副总裁、加拿大弱势网络（Canadian Frailty Network）主席。除了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特别关注的就是健康、医疗领域的研究和服务，是医疗保健领域创新和改善服务的积极倡导者，热情投身于改善急救服务、改革针对残障人士的服务、提供更好的护理以及在医疗领域增加研发等，并和Teresa Dellar共同创建了西岛临终关怀中心（West Island Palliative Care Centre），对魁省医疗健康领域服务的提高和改善发挥了重大作用。Julie在其竞选义工团队中因聪明能干引起了Russell的注意和好感，很快脱颖而出。正好当时的健康部长，前魁省省长Philippe Couillard的办公室需要一名工作人员，Russell就推荐了Julie。Julie不负众望，很快就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为负责媒体公关的办公室主任。 后来因工作的魁北克城与住家的蒙特利尔有一定的距离，不方便日常照顾年幼的孩子，Julie最终决定离开Philippe Couillard的办公室，但正是这一阶段与健康领域有关的工作为她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蒙特利尔正在兴建MUHC超级医院，建设过程中千头万绪，急需像Julie这样有能力并和政坛关系良好的人才，所以在离开前卫生部长的办公室后，Julie几乎立刻介入到超级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当时超级医院的建设碰到很多难题，除了日常繁琐的行政事务外，Julie经手的最重大的事情就让Shriners儿童医院最终留在蒙特利尔。 合力挽留Shriners医院 北美的Shriners医院是由历史悠久的慈善组织美国共济会于1872年发起建设的，免费收治18岁以下残障儿童，提供诸如整形，骨科矫正，假肢安装，烧伤治疗修复，脊髓、神经损伤等先天缺陷的治疗与康复。目前在北美地区共有22家，而蒙特利尔的这家是设立在加拿大的唯一一家。 蒙特利尔的Shriners 儿童医院在1925年建成，已经面临环境残破、设备陈旧以及病员拥挤的问题，自2000年起考虑迁址的问题，并成立了筹建委员会。本来他们希望能成为新建MUHC的一部分，但魁省政府对这个超级医院的建设计划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他们不得不把目光转离蒙特利尔。筹委会先后考察了多伦多、渥太华等地，安省的伦敦市听说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要求该医院人员去参观会谈，还提出不少优惠条件，再加上该医院与当时的魁省政府因法语沟通产生的某些误会，都让筹建委员会的天平倾向于伦敦。 伦敦市承诺为迁过去的Shriners儿童医院提供需要的所有条件，并为其购置世界一流的治疗和研究设备。最危急的时候，迁址伦敦的计划被该医院托管委员会和董事会批准，当时的筹建委员会主席Gene Bracewell表示只等800多名北美的共济会会员批准，就可以把蒙特利尔的Shriners儿童医院迁到安省的伦敦市。 为了挽留这所极具声誉的医院，魁省的政界、医疗届、商界、社区组织、本地的共济会会员以及普通民众都行动起来，竭力挽留这所医院留在蒙特利尔。Julie所在的麦吉尔健康中心一直对Shriners医院的医疗和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理所当然地成为挽留运动的中坚力量，再加上她曾做过魁省健康部长的助理，顺理成章地担负起联络麦吉尔健康中心、魁省政府和社团组织的作用。魁省政府也承诺花费1亿元在超级医院的同一地址上建设新的Shriners 儿童医院。 2005年7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举行的最终表决大会上，魁省当时的省长Jean Charest、健康部长Philippe Couillard以及蒙特利尔市长Gérald Tremblay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去游说参加投票的会员，并组织了一批曾在Shriners 儿童医院接受过治疗的病童和他们的家长现身说法，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以及Shriners儿童医院留在蒙特利尔的诸多好处，最终，蒙特利尔以108票比105票的微弱优势胜出，尽管后来还遇到其他的波折，但Shriners儿童医院最终留在了蒙特利尔。 新建成的Shriners儿童医院拥有22间单人病房，4间手术室，29,000平方英尺的研究场地，13,000平方英尺的康复场地以及一流的治疗和护理设备等，成为蒙特利尔重要的公共医疗体系的补充。 遇伯乐快速成长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