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开始以来，魁省家庭暴力造成死亡的事件频发，远远超过了往年的水平。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为止，已经有13人被杀，除了一起女性被害案没有告破外，无一例外都是男性同居伴侣对女性的暴力杀害，也就是常说的家暴。数据统计，魁省平均每年有12名家暴死亡案例，但今年半年还没过完，被害者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使得Féminicides这个词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这个词由fémini(女性的)和cides(杀害)两个词组合而成，专指被男性杀害的女性，而这个加害的男性还通常曾经是女性的爱人或亲人，原本温馨的家对一部分妇女来说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今年3月指出全球大约三分之一（30%）的妇女在一生中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或者非伴侣的性暴力。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亲密伴侣暴力是指亲密伴侣或前伴侣的行为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包括身体侵犯、强迫性行为、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或其它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害人的关系如何。 魁省公共安全厅长Geneviève Guilbault也曾指出，今年魁省的家庭暴力事件同比增长了45%，而魁省各地警察部门接报的家庭暴力事件也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达到暴力事件总数的12%，这些都是令人担心的信号。为此，魁省政府承诺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打击家庭暴力事件，包括对犯罪分子采取更多、更强硬的管制措施，如强制他们佩戴电子定位装置，一旦他们靠近受害人就会报警。魁省政府还将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家庭暴力受害者，如增加收容家暴受害者的救助中心的床位、工作人员等。全省范围内针对家庭暴力的广告宣传攻势也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媒介持续发布。 其实，近年来魁省已经发生多起家庭悲剧，著名的如2009年震惊整个魁省的心脏专科医生Guy Turcotte因婚姻破裂，为向前妻报复而用刀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年幼孩子的家庭悲剧，以及今年频发的Féminicides案件，都已经显示即使政府一再宣传，即使有警察、法院、社区、医院、妇女救助机构等相关部门介入，依然无法阻止悲剧的一再发生，目前的妇女保护体系和儿童保护系统一样存在空转和效率低下的严重问题。 世界性难题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尔克(Lenore Walker)在对400名家庭暴力的受害女性进行跟踪研究后提出了“受暴妇女综合征”的概念, 用来定义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它的核心概念是“暴力循环” (Cycle of Violence) 和“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暴力循环指的是暴力会周期性发生，遵循紧张关系形成阶段、恶性暴力阶段和温馨甜蜜阶段的循环且逐步升级的周期。一般经过81次以上的暴力周期后，受暴女性就会逐渐接受暴力事实，产生无助的信念，不再寻求帮助，即“习得性无助”。另一位瑞典社会学家提出的“暴力正常化”理论与“受暴妇女综合征”理论非常类似：男性通过持续的暴力逐渐让女性接受被虐待是正常的，女性也会在长期的暴力中逐渐丧失自信，丧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她甚至会反思男性伴侣施暴确实是因为自己有错，逐步将家庭暴力看作正常的、合理的行为。因此，贯穿于周期性暴力中的自我反思、接受现实、抱有希望、原谅对方都成为遭遇家暴女性选择待在暴力关系中的原因。同时，社会学家高道夫 (Edward W.Gondolf)在1988年提出的“幸存者理论”则为上述理论作出了很好的补充，他的理论认为遭受家暴的女性实际上是积极向外界求助的暴力幸存者，并不是前面所描述的心理上或行动上的失能者，有很多家暴受害者都在努力抗争，最终从暴力中生存成长。根据这个理论，家暴受害女性在遭遇暴力过程中一直积极寻求帮助，暴力的周期性促使她们采取应对措施，不断寻求有效资源的支持，“想方设法”减少受暴，如跑到别的房间或公共场所等地方躲避伤害，但她们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缺失离开暴力的资本，也难以支付摆脱暴力的“成本”, 这些严重阻碍了她们离开暴力的步伐。最后，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系统求助过程中，她们常常面对低效的官僚机构、支持资源缺失和公众的冷漠，所获得的帮助非常有限且支离破碎，难以得到外界的帮助最终摆脱暴力。这一“内外受阻”的现状最终导致她们不得不停留在暴力关系中。即使整个社会都对家庭暴力持“零容忍”的态度，但由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一直以来都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家庭暴力不仅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种族和文化中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问题，有些还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复杂性指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个人层面的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因素；有物质层面的因素，也有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因素，常常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隐蔽性则指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也就是家庭内部，暴力发生时通常没有目击证人，不易被外界知晓，也很难取证，“家丑不外扬”的观念也使部分受害者羞于向外界诉说或寻求帮助。同时，注重于尊重私人权利和个人隐私权利保护的社会氛围也让公权力很难介入家庭暴力事件，即使介入也很难有效管控诸如不得接触、不得继续骚扰等违法约定的行为。 无人求助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家庭暴力是由心理问题、情感问题、工作压力或滥用药物等引起的。但事实上，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施暴者通过行使暴力向受害者宣示自己的权力，使受害者屈服，由此实现和维持对受害者的支配和控制。表现形式上可分为5种，非常普遍的就是对受害者身体上的摧残，如殴打、捆绑、关禁闭等；第二种是精神迫害，也比较普遍，比如恐吓、辱骂、猜疑、恶意贬低、故意刁难等，尤其是不许与异性来往，甚至与异性说一句话都会遭到毒打；还有怠慢对方的感受和需要，或者捏造事实等。第三种是性虐待，比如违背女性意愿的强迫性行为，或者是难以接受的性行为方式、损害性器官等；第四个方面是虐待体罚型，强迫受害者过度劳动，包括罚跪、强迫自我反省、限制行动自由等；第五种是经济虐待式，比如剥夺女性的生活必需品、限制花钱或者禁止外出工作、求医等等。 应该说家暴虽然没有被列入精神疾病的行列，但施暴者意欲维持对受害者的支配和控制权或多或少与一些极端人格或精神疾病有高度相关性，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人格障碍症（特别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和边缘性人格障碍）、毒品上瘾、间歇性暴怒障碍等。但在魁省今年发生的13起Féminicides案件中，12名施暴男性居然没有一个人寻求过帮助，他们的家人或朋友也曾试图向他们提出咨询心理医生或者寻求帮助的建议，但几乎毫无例外的被强硬否认，这些施暴者都认为自己没有问题，而他们中一些人的暴力行为已经被至少一种预防暴力发生的组织或机构所知，这些机构包括警方、社区服务、CLSC、青少年保护机构等。Laval大学社会工作与犯罪学学院教授、家庭暴力干预专家Valérie Roy就坦言很难接近有暴力倾向的男性，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无法认识到自己有问题，当然就不会去寻找解决方法或者向外界求助。 魁省妇女庇护所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maisons d’hébergement pour femmes）主任Manon Monastesse也表示社会各界应倡导男性积极求助，并设立与女性庇护所类似的机构来帮助他们。2019年至2020年，这些庇护所接待了大约3000名需要帮助的女性以及1500名儿童，但很少有她们的伴侣前来咨询或求助。 在加拿大，平均每六个人里就有一人有心理问题，每年因抑郁或焦虑等心理问题给加拿大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近500亿加元，每年仅魁省就有800人自杀。数据显示，很多人即使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也不愿意去寻求帮助，有的人担心会危及他们的工作，更多的人则认为寻求心理救助是自己软弱的表现而不愿让人知道。而华人更是“好面子”不愿意求助他人，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更对情绪或家庭问题产生羞耻感，很多心理疾病患者因此错过接受治疗的最佳时机。 其实对于大部分产生心理问题的人来说，如果能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危机反应无论在程度上或者是时间方面都不会给生活带来永久或极端的影响，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去恢复对现状和生活的信心，再加上科学的疏导，亲友间的体谅和支持，就能逐步恢复心理健康，走出阴霾。 当家庭出现问题时，可拨打帮助热线811，这是一条全天候热线，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有人值守，不仅可咨询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孩子异常行为等问题，还可咨询不需要去急诊的健康问题，只需要在电话接通后选择是社会问题还是健康问题即可。 当伴侣出现暴力倾向时，可向SOS violence conjugale咨询 ，电话 1-800-363-9010，这也是一个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咨询热线，既可以为自己求助，也可以为他人求助。  

七天记者 颜宏 2019年10月的联邦大选投票结果出来后，前一次大选时红极一时的小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风光不再，只获得了33.1%选民的支持，议会席位从2015年选举结果的184减少27个，变为157；时任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领导下的保守党在全国获得了33.4%的支持率，121个席位，比之前多出22个。体现在选票上，保守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比自由党多出25万多张，但基于152年前的选区设定和选举原则，保守党仍然在多个选区落败，最终以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以比保守党多出36个议席而获得组阁权利，组建少数党政府。保守党获得选票多但依然败选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执政党和总理乏善可陈，但反对党也半斤八两”。党领谢尔在竞选过程中错误地把重点放在对特鲁多以及自由党的谩骂、攻击上，而没有为国家发展和调和东西部矛盾提出让选民信得过的愿景，可以说是缺乏有建设性政治辩论而注重于幼稚的“相互谩骂”的竞选过程让在全国选民中并不具备支持率优势的特鲁多和自由党获得了一次通过“策略投票”（即有意阻止某政党上台而投票）获胜的机会，负有领导责任的谢尔也在选举后黯然辞职。 但这种以不过半的席位执政是对执政党政治智慧的一种考验，是选民用选票告诉自由党，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能信马由缰。这样执政党的日子天天如履薄冰，要见招拆招，在不同的议题上找不同的政党结成暂时性联盟以期度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关。加拿大历史上的少数党政府平均寿命为两年，原本预计寿命不会超过一年的自由党政府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情况下的民众需要政府这个主心骨，同时偏重平等、博爱等自由理念的特鲁多“亲民”地每天在自家门口召开新冠病毒疫情通报会，宣布政府推出的各种援助民众和商业企业的计划和项目，回答各种民众关注的问题，还不断敦促民众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让大部分民众对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表现感到满意，特鲁多的民众支持率也一度超过50%。 尽管在疫情肆虐、需要遵守各种防控措施的2020年，很多人不希望进行选举，加拿大还是有三个省份相继举行了省选，而且都是执政党利用抗击疫情中积累的民意提前发动大选豪赌，结果均获成功，发动大选的执政党获胜。在联邦政坛上，主导抗击疫情的自由党也曾蠢蠢欲动，但碍于民众希望政府集中力量抗疫，反对发动大选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加上新民主党几次支持自由党度过难关，以避免政府倒台。 随着疫苗接种行动的进展顺利，全国各地的疫情都得到缓解，大部分地区取消了原来的各种限制措施，原来被搁置的选举再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评论人士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今年秋天联邦选举将会再一次触发，最早会在8月份宣布，加拿大人由此进入选举模式。还有接触到特鲁多的自由党匿名人士说，特鲁多倾向于在8月启动为期5周的竞选活动，但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计划随时可能更改。 大选势在必行 给世界带来重大变化的新冠病毒疫情虽然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种种困难，也让各级政府有了各种各样的表现机会，几乎全国各级政府的执政党支持率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得到提高。从疫情一开始，特鲁多政府能想到的抗疫救灾措施就只有发钱，发钱，再发钱，相继推出了紧急救助金、工资补助、房租补贴、低息贷款、延迟收税、经济重启补助等一系列救市、救人措施，并一再延长，设定的资金预算也一超再超，于是加拿大央行开动印钞机，给全国各行各业和民众发钱，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南面的邻居，使得加拿大央行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印钞冠军。 自加拿大建国以来一直到2020年2月底，200年时间里，加拿大央行总共发行了约1200亿加元的货币，但仅仅在2020年1月到2020年6月间，加拿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飙升到4700亿元，扩张了291.7%，通俗地说就是加拿大基础货币存量在6个月内增加了近3倍，直接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赤字。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巨大的财政窟窿怎么填？如何能做到赤字平衡以及需要多少时间？应该加多少税以及如何加税等问题是摆在任何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首要问题，无论哪个党执政，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问题。在大撒币的自由党人认知中，只要GDP的增长超过利率，且偿债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的话，这种激进的债务扩张就是可持续性的。这个理念没错，不管是债务规模扩大也好，赤字不断增加也罢都不是问题，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快，债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对经济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的比重，这也是二战后加拿大摆脱巨额战争债务的成功方式，但问题是那时有个全球性的战后经济大爆发的背景，保证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后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这才是加拿大经济的最大难题，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加拿大正面临的重大风险就在于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滞后，这场豪赌最终可能会拖累几代人付出代价 除了巨额财政赤字外，如何刺激并引导加拿大的经济重启和恢复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首要任务，两年来积累的不满也在各个政党以及各阶层民众之间持续发酵。 随着疫情放缓，各政党的政治操作也从原来的“维稳”转向到“积极进取”，曾经帮助自由党几次度过倒台风险的新民主党如果再继续支持特鲁多，将有可能危及自己基本盘的支持度。因此无论是出于政党利益还是党领地位考虑，新民主党都有可能改变策略，选择某个有利时机，与其他反对党联手倒阁。对特鲁多的自由党而言，既要充分利用抗疫积累的上升支持率，又要尽力赢得比原来更多的议席，也不可能再像去年那样对新民主党百般迁就、予取予求，双方出现裂痕在所难免。而对另外两个反对党——保守党和魁北克政团来说，一个对特鲁多各种羡慕嫉妒恨，一心要把他拉下台，也做好准备随时在选举中击败自由党；另一个只考虑最大化魁北克省的利益，根本不接受从全国一盘棋或均衡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谁承诺照顾魁北克就支持谁，没有既定立场，所以说今秋再一次发动大选已经成为各党的共识，除了少数政府平均两年垮台的宿命论之外，经济因素、外部局势、原住民问题、内部党争等因素也都产生了影响。 今秋大选在夏季国会即将休会时就有所体现，特鲁多批评国会当中存在着“毒性”和“阻碍”，让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法案无法顺利通过，还暗示议会并没有恰如其分地运转；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则对会议流程表示不满，指责自由党政府阻止议会成员获取关键的资料，有碍民主的原则。多名宣布不再追求下一个任期的国会议员还在议会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了道别仪式，而这个仪式一般用来明确知道下一届议会成员会有所变动时才会使用。 特鲁多在行动 根据加拿大选举法的规定，在2019年大选过后，下一次大选最晚将于2023年10月16日进行，当然，大选也可以在这之前的任何一天举行。少数党执政时提前进行选举的情况只有两种，要么执政党主动，随时会见加拿大总督，解散议会并开始新一轮选举；要么反对党主动，投出不信任票或反对某项重大议案而让现任政府倒台，开始新的大选。鉴于现在国会已经进入休会期，理论上只有执政党才能触发大选，需要考虑的只是触发大选是否对己有利。 而近几天特鲁多以及自由党的行动也表明，他们已经提前进入了大选模式。 特鲁多从上周开始就展开了竞选式宣传访问。先是前往渥太华郊区的Kanata镇，面对媒体高调接种了第二剂新冠疫苗，和民众碰肘交谈，嘘寒问暖，还谈论了民众关注的住房问题。本周一开始，特鲁多前往哈密尔顿的苏圣玛丽（Sault Ste. Marie），宣布为当地的一家钢铁厂提供最多4.2亿元的资金，以逐步淘汰燃煤炼钢。他还特意修剪了头发和胡须，显得年轻了不少，恢复了2015年英俊小生的造型。 他的交通部长Omar Alghabra也加入造势队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自己登上一列从多伦多至魁北克市的VIA列车的照片，卖关子称第二天会有一个有关铁路运输的大消息宣布。果然，联邦社会发展部长Jean-Yves Duclos 和创新部长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在7月6日宣布联邦政府愿意投资建设一条高频铁路（High Frequency Rail），用于连接安省与魁省主要城市之间的铁路通勤，目前正在为采购流程做准备，目标是在2021年秋季之前提出建设建议。根据目前的设想，新列车的时速将达到177至200公里，使得多伦多到魁北克城之间的乘车时间缩短90分钟，计划在2030前完成，耗资在60亿到120亿元之间。这一段旅程是VIA火车网络中最繁忙的路段，占所有旅客的72%，占该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二。虽然联邦部长强调这一计划与大选无关，只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其中一个项目，但这一计划受到魁省以及沿途各大城市的热烈欢迎具有明显的选举意义，魁北克城市长直言“这是魁省的胜利。” 同一天上午，特鲁多宣布任命因纽特人领袖、前加拿大外交官玛丽·西蒙（Mary Simon）为加拿大的新一任总督。此前，加拿大总督职位已经空缺了近半年，特鲁多选择在这个时候任命一名原住民总督不仅可以缓解目前倍受关注的原住民问题，也是在为大选铺路。根据加拿大的议会程序，触动大选需要由总督批准解散联邦议会，确定选举投票日期。 为了缓解在加拿大连续发现数量巨大的原住民儿童骸骨所受到的批评，特鲁多上午宣布任命首位原住民总督后，下午就马不停蹄地前往萨斯喀彻温省发现751座无名坟墓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所在地Cowessess，与萨省省长Scott Moe出席历史性的签字仪式，将照顾儿童的控制权移交给第一民族社区，这也是原住民自1951年以来首次将照顾儿童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联邦政府则承诺提供3.87亿元资金帮助Cowessess地区的第一民族建立一套托儿和家庭服务体系。 同一天，联邦政府还与曼尼托巴省的梅蒂人联合会（Manitoba Métis Federation）签署了《马尼托巴梅蒂人自治政府认可与建立协议》（Manitoba Métis Self-Government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这个协议同意该省的梅蒂人实行自治，并认这个联合会作为曼省梅蒂民族的政府，将拥有认定公民权、领导人的选择和选举权、以及自治政府代表梅蒂人民实行治理的权力，这被认为是曼省梅蒂人政府获得加拿大正式承认的努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不过政府只与梅蒂人达成协议被其他原住民社区批评“有意在原住民内部制造分化”。 7月7日，特鲁多前往保守党的大本营——阿尔伯塔省，与省长Jason Kenney和卡尔加里市长Naheed Nenshi见面，这是特鲁多自2019年以来首次踏上阿省的土地。在2019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在阿省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自由党候选人赢得选举。 评论人士认为特鲁多的连续动作显示出明显的竞选意图，一是改善因寄宿学校发现大量原住民儿童遗骸而恶化的政府与原住民社区的关系，同时为今后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的谈判做准备。因为总督是英国女王的代表，是原住民在土地等问题上谈判的对象；二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选作准备，争取获得魁省和原住民社区的更多支持；三是到保守党的堡垒试水，试图重建阿省民众对自由党的信心。  

七天记者 颜宏 最近几天美加西部都在承受着热浪的袭击，卑诗省的小城利顿（Lytton）连续打破加拿大历史最高温度纪录，部分地区的温度甚至逼近摄氏50度。至今不到4天时间里，仅仅卑诗省就有233人疑因高温而死亡。 从6月26日开始，一股热浪席卷美加西部，各地开启“烧烤模式”。气象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加拿大和美国上空来自阿拉斯加和哈得逊湾的两个气压系统导致该地区出现了“热穹顶现象”，即热高气压停滞在一个区域上空，像盖子一样罩住试图逃逸的热量，使得天气更热。形象地说，就仿佛给沸腾的热水壶盖上盖子，热气弥漫弥漫，无法释放。世界气象组织的发言人努利斯解释说“通常人们会看到一条巨大的高速运动的风带形成的‘急流’推动天气变化，但这次不是这样…… 大气阻塞模式导致两侧的低压形成“热穹”，几乎就像一种高压锅效应，使得气温达到非常非常高的程度。”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除了美加地区外，俄罗斯和里海周边地区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原因是持续存在大面积的高压。莫斯科6月26日录得35度的高温，创120年来的记录；6月20日，北极圈内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小镇Verkhoyansk测得38度的高温，打破北极圈内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纪录。 在这之前，加拿大的历史最高温纪录，是1937年7月5日中部的萨斯喀彻温省创下的45摄氏度高温记录。但在6月26日，卑诗省弗雷泽峡谷（Fraser）地区的小城利顿的最高温度达到46.6度；不到24小时，利顿录得的最高温度又达到惊人的47.9度，打破了自己刚刚保持了不到一天的记录；但这还没完，到了29日，利顿的最高温度一度达到49.5度，再次打破记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卑诗省沿海地区的气温会先达到峰值，然后东移至内陆地区，随后，烘烤式的热浪会继续向东移动，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部分地区、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都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市民做好准备。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教授Simon Donner表示加拿大遭遇如此漫长而强烈的热浪，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警告，因为人类还在不断地排放温室效应。如果我们继续忽视气候变化，无动于衷，人们习惯了的凉爽夏天将会逐渐远离我们。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Armel Castellan也指出这种极端的气候现象正在告诫我们，这种高温事件将会变得更频繁、更高温、更持久。 美国宇航局（NASA）以及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今年1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之后的10年中，有8年位列有记录以来地球温度最高的前十名，全球温度最高的10年全部在2005年之后。联合国气象组织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布的《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也指出2015-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而2010-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的十年都比1850年以来的前一个十年更热。 科学家表示持续不断创纪录的高温不仅仅是一组数据，而是对人类生存、生活方式以及脆弱的生态系统的严重警告和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令城市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改变人口分布、人口不得不迁徙等；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政府必须采取办法应对，导致生产成本提高，消费者在食物方面花费增加；极端气候灾难也在增加，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等。 严重后果 卑诗省地处北纬48°-60°，纬度较高，而且沿海，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季温和，夏天也不会太热，在20岁左右，但猝不及防地遇到30度、40度乃至近50度的高温，使得该省因高温而猝死的人数陡然上升。该省首席验尸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自6月25日至28日，已经有233人死亡，怀疑极端高温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之一，其中已经有75人被认为是高温猝死。 高温猝死是指在高温环境下，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体温调节、水盐代谢、血液循环等功能都会出现异常改变，如大量出汗、心血管负担加重等。轻则可能降低工作效率，重则引起中暑，更严重者会出现猝死。一般情况下，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到了晚上温度降低后，人体就可以慢慢恢复。如果人体长期无法散热的话，会导致器官衰竭，即使身体最强壮的人在大约6小时左右也会死亡。卑诗省这次热浪袭击的时间长，昼夜温差也不明显，导致家里没有空调的人们无法让身体冷却下来，一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下，最终让一些健康情况比较脆弱的老人、肥胖者或者有基础病的人死亡。 由于卑诗省平时并不热，全省只有40％的家庭装有空调。这一次的极端高温天气直接导致当地的空调被抢购一空，空调价格更是疯涨。据温哥华当地媒体“Daily Hive”的报道，以前的窗式空调通常在200到300美元之间，现在直接涨到了2000美元。而没有抢到空调的民众，只能去有空调的酒店开房躲避炎热，也直接导致了卑诗省各市配有空调的酒店全部爆满……政府机构以及皇家骑警都在呼吁民众关注独居老人的情况，打电话了解情况，多喝水，避免在中午12点到16点之间外出，尽可能到有空调的环境下呆着，比如商场、图书馆、社区中心等地。 高温带来的不仅有死亡，还使落基山脉的冰川加速融化，利顿小城的下游河谷地区已经拉响了洪水警报，有可能出现在没有降雨的晴朗天空下，房屋被洪水淹没的诡异场景。比洪水更可怕的则是火灾风险陡升，高温下的草地、林地、树木干燥而高温，极易产生燃烧风险。 极端高温下，人们可以躲进室内或有空调的房间，但暴露在室外高温下的基础设施却无处可躲，有的地方出现电缆融化的现象，导致有轨电车不得不停运；有的地方也因为部分道路路面隆起变形而被迫关闭。 行动起来 今年6月，发表在美国《科学进步》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高温和高湿结合的危险天气已经在全球显现，虽然有时它只持续几小时，但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已经越来越高。或许再过50年后，地球将出现“近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高温天气。 2018年10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一份名为《全球暖化摄氏1.5度特别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将在11年后面临失控，极有可能在2030年前升温1.5 ℃，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极端的干旱、森林大火、洪水以及足以影响上亿人的饥荒。根据这份报告，人类仅有12年时间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又两年过去了，只剩下10年，时间可谓非常紧急。 IPCC联合主席Debra Roberts说，个人也许无法决定土地怎么用，种什么，却完全可以决定自己餐桌上要什么不要什么。餐桌上可以少一点肉类和乳制品，多一点蔬菜水果；尽量买本地的农产品和应季果蔬。 个人可以决定步行、骑自行车还是开车，如果开车也可以选择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汽油还是柴油车，或者搭乘公交车。 节约用电、用煤气也是个人力所能及的：可以用晾衣绳，不用烘干机、空调温度设高一点，暖气温度降低一点、有可能的话选择太阳能热水器等等。 节约用水、用纸，循环利用等。 针对政府的部分，IPCC为各国决策者列出了5个步骤： 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45%； 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球发电量85%； 煤炭使用减少到接近零； 能源作物种植面积达到700万平方公里； 到2050年全球实现碳净排放为零； 但现在两年过去了，全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好像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行动。已经有多个学者指出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持续时间与破坏力可能将远远超过去年以来的疫情。而对疫情的应对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在全球市场正逐渐从供需双重冲击中恢复的特殊时期，各国应在经济重启的同时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向低碳型转化。  

七天记者 颜宏 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俗称“加拿大日”（Canada Day），全国都会放假一天，各地也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这一天原本是为庆祝英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合并为一个联邦，也就是现在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前身。 1861年，主张工业化和西扩的美国北方各州和以蓄奴、种植园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各州之间爆发了残酷而血腥的内战，也让美国同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关系紧绷到了极点。尽管英国和加拿大并没有明确支持蓄奴的南方各州，但还是跟美国北方各州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英国虽然声称保持中立，但显然更同情南方，并在暗中提供资金，甚至主张让当时的殖民地加拿大与南方联合，以达到削弱美国实力的目的。这既引发了加拿大国内的强烈不满，也引爆了美国北方上上下下对加拿大的强烈愤慨，以至于发动了数场针对加拿大的战争。随着战争胜利的天平逐步向美国北方倾斜，对期望南方战胜而防止自身被美国吞并的加拿大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是安全受到威胁，经济上也面临美国的制裁，再加上英国为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而打算从加拿大撤回大量军队，这些因素都迫使当时的加拿大分散的各块殖民地之间不得不团结起来，考虑从英国手中夺回自治权，建立自治领，从而能够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浑水中撤出。于是在1864年至1867年之间，来自各省的代表们分别在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魁省的魁北克城和英国的伦敦市举行了三次讨论大会，确定了联邦的构架、联邦和省之间权利分配等各种细节问题，并向英国议会提交了《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1867年3月29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签署了这个法案，并从当年的7月1日开始实施。即使《英属北美法案》并没有给予加拿大完全独立的地位，加拿大仍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英国女王依然是加拿大的元首，英国依然管理着加拿大的外交和国防事务，但一个被称为加拿大主权（Dominion of Canada）的新的联邦制国家自此诞生了，联邦拥有四个省份，分别是今天的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当时人口350万。被誉为“加拿大国父”的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受命组成临时政府，很快他就召集、举行了第一次联邦选举。 加拿大因此成为英帝国的第一个自治领，因而也成为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一个既分立又从属，或者说自治但不完全自主的半独立国家。这样的国家身份及其半独立地位影响了加拿大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及经济模式，也长久地影响着加拿大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诉求。 永远的耻辱 这之后，每年的7月1日被称为“自治领日”，并在1879年被正式确定为节日。1982年10月27日根据《加拿大法案》改名为“加拿大日”，俗称国庆日。每到这一天，在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前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集会、文艺演出和焰火晚会，有时候还会有飞行表演，全国各个城市也会用诸如大蛋糕分享、焰火晚会、文艺演出、花车游行等多种方式来庆祝，一些移民较多的城市还会举行新公民入籍仪式。各家各户的门上、窗口上甚至车辆上也会插上国旗来表达庆祝。走在街上的民众或是手上拿着小国旗，或是在脸上画上国旗，穿戴着具有加拿大字样或枫叶旗图案的衣服或帽子等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全国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去年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国庆日庆祝活动被取消或者改为线上进行。今年随着疫苗接种行动的进展以及疫情的放缓，人们原本期望着来场“报复性庆祝”的国庆日，但是，一个以“取消加拿大日（#CancelCanadaDay）”为统一标签、呼吁抵制甚至扰乱各地国庆活动的运动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蓬勃开展起来，并得到广泛的响应，已经有多个城市表态将取消今年的国庆庆典活动。 抵制“加拿大日”实际上等于象征性地抵制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而这一象征性群体行动的导火索，就是今年5月份发生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事件”。5月27日，卑诗省的原住民部落Tk’emlups te Secwépemc First Nation宣布在该省Kamloops市一所已经被关闭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里发现了从未被纪录的215具儿童骸骨，最小的不到4岁，最大的也未成年，且都没有“任何死亡记录”，这个发现不仅震惊了加拿大乃至全世界，也再一次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原住民歧视、虐待乃至种族灭绝的耻辱历史增加了新的证据。这座发现儿童骸骨的Kamloops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在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下于1890年成立的，到了1978年才关闭，而这只是当时加拿大设立的136所类似学校中的一所，最后一所这样的学校直到1996年才关闭。其实在原住民社区，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都有传言说印第安原住民寄宿学校中存在很多未被标记也不被人知的大型“乱葬坑”，因为几乎所有的原住民社区都发生过原本在寄宿学校的孩子“神秘失踪”的事件，政府除了说孩子逃跑了，一直给不出证据或其他合理的解释。原住民社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今天借助高科技的探地雷达终于有所发现，使得这一传言首次得到印证。 事隔不到一个月的6月24日，萨斯喀彻温省的原住民Cowessess First Nation部落，也宣布在当地寄宿学校Marieval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旧址附近发现751个被移除标记的原住民墓葬。Marieval 寄宿学校距离萨省省会里贾纳市（Regina）以东大约 140 公里，从1899年开始运行直到1997年，萨省东南部和曼尼托巴省西南部的原住民儿童都曾被送往这所学校。 6月28日，卑诗省的原住民社区Lower Kootenay也宣布在寄宿学校St Eugene Mission的旧址上发现了182座被移除标记的原住民墓葬，一些遗骸被埋在只有三到四英尺深的浅坟中。这所寄宿学校在1910年至1970年之间运作了60年，有数以千计的儿童在该学校上学，该校经常爆发流感、腮腺炎、麻疹、水痘和肺结核等传染病。2000年，该校遗址作为Eugene度假村重新开放。 原住民儿童骸骨的接连被发现揭示了加拿大“黑暗和可耻的一段历史”，联邦政府曾在5月30日宣布所有联邦建筑上的国旗降半旗，以纪念215名儿童的亡魂。不过各级政府包括总理特鲁多本人都承认这一发现不会是例外或孤立事件，联邦政府会为其他地方寻找原住民寄宿学校失踪儿童提供援助。 成立于2008年，独立于政府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专门负责调查、记录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分析、评估这段历史对原住民儿童和家庭造成的伤害和影响。该委员会共花了6年时间在加拿大各地听取了6500多名证人的证词，于2015年12月公布的最终报告中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定性为“文化种族灭绝”，并为推动和解提出了94项行动呼吁，但如今6年过去了，大部分行动呼吁都没有得到施行。有相关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称，截止几周前真正算得上落实的，不过区区其中10项而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调查中只查到4100名亡故寄宿生的名字，他们估计由于学校销毁了记录，采取各种措施隐瞒真相，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10倍。 而就在5月份发现原住民儿童骸骨的Kamloops市附近，最近一段时间接连有4所建造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天主教堂被焚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与事炒作所谓“原住民的怒火之焚”。对此许多观察家和当地原住民知名人士都指出，不论是传统、风俗或感情寄托，原住民都几乎不可能焚烧宗教建筑。 反思的国庆 就在加拿大自治领成立的那一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区区16条内容全部是针对原住民的排挤、清洗和歧视性政策。其实不仅加拿大的原住民受到迫害和歧视，华人也不例外地在加拿大遭受过长期被侮辱、被歧视、受损害的黑暗历史。1885年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忘恩负义的加拿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华人入境的法律，引入了俗称为“人头税”的政策。自1886年起华人入境需支付50加元，这笔费用在1900年提高到100元，到1903年提高到500元，相当于当时华工两年的工资。1923年7月1日，加拿大开始实行后来被称为“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中国移民法”，直到1947年因为华人在二战中的勇敢和牺牲才被废除，但加拿大政府却到1967年才对华人开放移民政策，让华人用“独立移民”身份移民到加拿大。当时的“排华法案”规定只允许商人、外交官和学生入境，并且不仅局限于中国公民，即使是有英籍的华人也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在长达几十年里造成华人群体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多年。因此也有很多华人称7月1日为“耻辱日”而拒绝庆祝加拿大国庆。 今年随着原住民儿童遗骸的陆续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团体纷纷要求取消国庆活动或者以另类的方式庆祝。比如里贾纳的社区活跃人士Prairie Crowe就表示在国庆当天不是通过传统的庆祝活动，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哀悼和反思。她计划收集751个背包，每个背包都装饰一个橙色的手工剪裁图样，然后把这些背包放在省议会大楼前展出，以纪念Marieval原住民寄宿学校发现的751座无名墓。 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市是今年首个取消国庆庆祝活动的城市，接着多个城市跟进取消原定的国庆庆祝活动，最大城市多伦多也取消了原定的国庆焰火，转为历史回顾、教育和反思之类的活动。更多的民众则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支持取消国庆日庆祝活动的做法，认为在如何对待本国针对原住民群体的黑历史、现在如何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以及如何消灭至今存在的针对原住民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上，在国庆日进行深刻反思和反省是第一步。还有人表示现在只要看见加拿大国旗就会想起原住民曾遭受的压迫和种族灭绝，作为加拿大人的自豪感立刻就没了，建议今年不要庆祝国庆，而应该与原住民一起悲伤。联邦总理特鲁多也在6月30日通过推特宣布，从5月30日起就降半旗的活动将持续到7月1日，并呼吁全国人民继续纪念那些过早被夺走生命的原住民儿童，同时反思寄宿学校的悲剧。 其实仅有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切实的行动来真正消除过去暗黑历史给一些族裔带来的伤害，但在所谓“民选”的体制下，只有4甚至不到4年任期的政客又会有哪一个能制定出并能长期执行的政策呢？或许只能做些“沉痛道歉”，降半旗，在学校旧址上摆放鞋子、点起烛火之类的惺惺之态。  

七天记者 颜宏 6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抵达英国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这是自去年疫情发生后特鲁多首次参加的线下重要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从2005年开始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将在今年9月份卸任，2015年就开始执政的特鲁多就成为了G7成员国中资格最老的政府首脑，单纯按此论资排辈的话，特鲁多有望接替默克尔在七国集团首脑中的角色，特鲁多自己也很希望上位，为此不惜余力地表现，充当拜登希望的反华先锋，不仅再次炒作两个迈克尔（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在中国犯罪被审判案，诬陷中方搞“任意拘押”“胁迫外交”，还就中国新疆、香港的人权等问题大放厥词，并再次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呼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国。今年G7的轮值主办国——英国也很给特鲁多面子，英国首相约翰逊特意邀请特鲁多在峰会召开的第二天主持了一场“关于中国以及如何应对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实力的高风险”讨论，这种殊荣更是让他得意忘形。 G7还是G7吗？ G7这个组织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时，当时的英、美、法、日、西德五国财政部长为讨论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的非正式聚会。再加上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一系列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大事件，慢慢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1975年，意大利加入进来成为G6；1976年，加拿大加入进来成为G7，自此，每年一次的7国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1991年起，俄罗斯加入进来参与部分会议，至1997年被正式接纳成为第八个成员国，G7变成了G8；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后，将其并入俄罗斯，于是又被踢出了该群，G8重回G7直到今天。 G7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的综合体代表了当时全球的先进生产力，曾享有说一不二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都是工业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七国的GDP一直在全球占有重要分量，最高时可占到80%，涉及全球事务的如石油禁运、贸易自由化、减少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毒品贸易、全球洗钱、武器协定等等基本上他们几家达成一致就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7的经济体量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全球GDP总量的不到40%，而且超过一半都是美国贡献的，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GDP总量17.39%的大块头中国并没有加入进来，让G7的代表性和权威性都在下降。特别是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7束手无策，从而催生出包含了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G20机制，世界主要国家利用这一国际合作新平台，进行有效的宏观政策协调，成功地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这之后，国际力量格局中“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变得十分明显，世界多极化趋势也成历史潮流。G7峰会虽然每年照常召开，但影响力却大不如从前。 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位退群成性的、不把盟友放在眼里的“霸道总裁”更让G7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特别是2018年在加拿大主办的第44届G7峰会上，他本人不仅迟到早退，还把主办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非常不诚实且软弱”，让世界见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分裂”和“灾难”峰会。 2019年的G7峰会在法国举行，特朗普在朝核问题、贸易战、是否重新接纳俄罗斯、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分歧不断，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发表了仅有264字的一般性联合声明，成为G7历史上首次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的峰会。2019年的G7峰会时，为了能够让俄罗斯参加2020年由美国主办的G7 峰会，让特朗普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和“心仪”已久的普京会面，特朗普想出了一个G7+N的主意，虽然美国众议院否决了邀请普京参会的提议，但跃跃欲试的特朗普还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好好收拾下这些“小兄弟”，可惜天不遂人愿，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给了特朗普迎头痛击，线下的峰会黄了，G7+N的设计方案却在英国主办的这次峰会上得到了落实。作为东道主的英国邀请了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四国参加领导人峰会，包括之前的G7外长峰会，但由于印度代表团在G7+N外长峰会时出现集体感染，遭到各国嫌弃，印度只好主动宣布总理莫迪放弃6月份的峰会行程，算是避免了一场尴尬。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G7这一机制已经很难代表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新冠疫情则进一步暴露出G7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捉襟见肘，每个成员国都深陷疫情当中，自身都难保如何能协调政策救助其他国家。今年G7峰会协商后承诺的向全球提供疫苗，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救助力度。 同时，G7日益沦为美国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小圈子”，并且不顾部分盟友的现实利益，极力推动G7的意识形态化，将G7打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冷战“小分队”，但其内部成员之间无论是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在科技经贸、网络安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矛盾。 螳臂当车 从G7的历史就看的出来，其实加拿大一直都是美国的小跟班，相当于打酱油的，也是G7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国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力。特朗普这个“直男宝宝”敢于在2018年G7峰会期间肆无忌惮地辱骂东道主特鲁多虽然有违外交礼仪，让人很没有面子，恰恰暴露出美国政客对加拿大的真实想法。在那次峰会之前，为了缓和特朗朗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导致的加、美关系紧张，加拿大政府曾展开一项为期18个月的主动出击行动，采取诸如与美国决策官员及企业领袖建立广泛的关系，加大力度游说同情加拿大的美国国会议员等等措施，期望可以维护加拿大的利益，但最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根本不在乎加拿大的感受和利益是否受损。 2015年特鲁多刚刚当选时，曾因其英俊的外表备受媒体追捧，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摄影师团团围住，还有粉丝对着他尖叫，激动到落泪，如今却风光不在，媒体发表的G7峰会报道里很少有他的高颜值照片，只有他的御用摄影师守在G7领导人峰会大门对面的阳台上，等候特鲁多出门仰头的瞬间，以拍摄他高大的身形和出众的面容，很享受出风头的特鲁多也愿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三天会期中每天早晨都高调地去晨跑。 除了高调亮相，频频抢镜，特鲁多在这次峰会中为了取悦G7的实际主人——美国，也真是拼，不惜用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为筹码换取拜登的认可，不仅主动冲锋在前担当反华马前卒，继续破坏加、中关系，还积极响应拜登的号召承诺分享1亿剂疫苗给其他国家。 在出席G7会议前，特鲁多就表示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会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机会，自己会在G7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在G7峰会上猛烈抨击中国，直言在某些领域七国需要直接挑战中国，例如在人权方面，因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尊重国际权利的做法不仅对七国有利，而且对整个地球有利。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发生在两个加拿大人身上的事情，会发生在任何国家人民身上，中国这种任意拘捕和强制外交做法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虽然都是老调重弹，还是惹得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不得不发声澄清说：加方指责中方搞“任意拘”、“胁迫外交”完全是一派胡言。中方已多次就加公民康明凯、迈克尔案阐明立场。二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起诉，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加方甘心充当美方打压中国的帮凶，在中国公民孟晚舟未违反任何加法律的情况下，将其拘押已超过两年半，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加拿大自己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加拿大政府曾利用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不久前在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215名原住民儿童遗骸是又一明证。而且原住民等少数族裔至今仍在加遭受着种种不公正待遇，反穆斯林、反亚裔等言论和恶性事件屡有发生。这样的加拿大却不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何等的虚伪、无耻和双标。 特鲁多在G7峰会闭幕后转战到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和加拿大与欧盟的双边会谈依然将中国问题列为重点项目。他在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会谈时直接点名中国是威权国家。他表示地缘政治发生了转变，现在世界上的威权主义普遍抬头，包括中国。针对北约在2030年之前发展方向的思考时，除了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还要向世界各地的伙伴和朋友以及不结盟国家证明，在专制主义的崛起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正在采取的强硬手段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而加拿大一直是北约的捍卫者。 在这次拜登参加的首次北约峰会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认为“中国表现出来的野心和相应的强硬行为，给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北约同盟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将推出一套“雄心勃勃”的策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则迅速驳斥说“我们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但如果谁要对我们进行系统性挑战，我们不会无动于衷。” 无论北约峰会公报还是之前的G7峰会联合公报，都公开点名中国，提及涉疆、涉港、涉台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是西方国家最系统指责中国以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一次外交行动，特鲁多在其中也算是功不可没。但结果会对中国有影响吗？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加拿大将为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巨大代价。  

七天记者 梓丰 在魁省疫情放缓和逐步解封的过程中，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 6月1日说因疫情的影响，今年毕业的中学毕业生不会像以往那样可以举办毕业舞会，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一片怨声载道，受影响的学生、学校、学生家长公开提出质疑：允许家庭聚会，为什么不允许毕业舞会举行？只要每个部分不超过250人，最多可容纳2500的大型活动可以举行，只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的毕业舞会为什么不能举行？……希望举行毕业舞会的学生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一天时间内就有6000人签名；省议会的反对党则指责禁止毕业舞会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反而会鼓励各种没有防控措施的“地下舞会”举办，毕竟毕业生们有真实的需求，堵是堵不住的；多个学校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也表示毕业舞会对学生们的重要性值得政府在疫情防控和满足民众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 面对如潮水般的批评声，Arruda在48小时后表示听到了民众的心声，承诺会重新评估这一政策；接着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又出来安慰民众说最终做决定的是他，他会认真考虑毕业生的需求，因为他们值得拥有这一人生中的特殊时刻。 近几日，媒体上、电视上以及社交网络上到处都是各种有关是否允许毕业舞会举行的争论，毕业生们能否有个舞会近乎成了魁省疫苗接种行动之外最重大的民生问题，最终在6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魁省省长以及公共卫生长官宣布将允许毕业舞会举行，但条件是12岁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都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的两周后，也就是7月8日之后才可以办毕业舞会，且需要在室外大帐篷下举行，最多不能超过250人，不过因为大家都接种了一剂疫苗，卫生部门取消了保持距离或戴口罩的规定，这样参加舞会的人可以像以往那样不受限制，可随便拥抱、跳舞、吃东西等。 魁省的这一决定虽然让今年毕业的很多学生舒了一口气，很高兴魁省政府体贴民意，纷纷表示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舞会，但这项政策却让很多学校叫苦不迭。比如蒙特利尔教育机构管理协会（Association montréalaise des directions d’établissement scolaire）表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学校竟然是在电视新闻上得知将要在1个月后组织没有任何限制的毕业舞会，这会涉及很多具体的操作问题，而魁省政府做出这个涉及学校的决定前居然没有和任何学校商量，却把巨大的筹办压力推给了学校。另外，毕业舞会一般在5、6月举行，现在规定要7月8日以后举行，时间上太迟，很多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已经放假或开始暑期打工，组织工作会变得更困难；政府规定毕业舞会最多不能超过250人，毕业学生、邀请的嘉宾以及他们的父母家人很容易就超过这个人数，可能有的学校需要组织几场毕业舞会，无疑会加大组织和协调工作。 成人礼 去年因疫情的原因，魁省的毕业舞会被取消也曾引发了一段时间的舆情，今年经过这一波三折后终于可以举行了，却将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估计从现在起直到7月份都会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让我们这些没经历过毕业舞会传统的移民感到不解，毕业舞会为什么这么重要？ 毕业舞会在美、加两地的名称为Prom，是promenade的缩写，在说法语的魁省被称为bal des finissants、bal de fin d’études、 bal de fin d’année 或者Bal de promo。根据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博士Pierre Lavoie的研究，最早的毕业舞会中世纪时就在欧洲出现，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则开始在全欧各国流行开来，但却是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前40年里，美国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开始实施公共教育重组，大范围推广义务中学教育，使其国民的中学毕业率从1909年的9%达到1940年的50%，极大地催生了毕业舞会的流行。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科技进步带来的大众传播渠道使毕业舞会成为流行文化的内容之一，并通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受到全世界年轻人的追捧。上个世纪6、70年代开始，毕业舞会已经成为北美地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成人礼，是青年人告别少年走向社会的转折性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少年们青春岁月的完美高潮，成为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疯狂、浪漫、富有表演性质的毕业舞会给无数的少男少女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与时俱进的毕业舞会也变得越来越奢侈和精致，少男少女们争先恐后地想拥有最好的社交服装、最好的交通工具和最漂亮的约会对象。舞会上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最终赢得“舞会皇后”称号的姑娘，会成为这场竞争中最闪亮的明星。 传统流程 魁省的毕业舞会主要指完成中学5年级课程的毕业班，学生年龄在17岁左右，通常会安排在毕业典礼的当晚或者前夕，此时学生们已经完成全部学业，正准备一身轻松地好好玩闹一下。毕业舞会一般包含5个部分： 找舞伴。每年4，5月开始，毕业班的男生们要开始满世界地寻找舞伴，竞争堪称激烈。这也成为女生魅力大比拼的舞台，通常人气高的女生会收到多份邀请，人气低的女生可能会为没有收到邀请而感到苦恼。找舞伴对这些大男孩来说就像求婚一样，需要精心准备、秘密筹划，还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对女孩来说同样压力巨大，从服装、服饰到舞伴都需要操心。 准备服装、配饰。一般来说毕业舞会的男生需要穿上正规的西装，配马甲、衬衫，搭配颜色协调的领带或者领结，穿皮鞋；女生则需要着晚礼服，佩戴首饰，佩戴腕花，有条件的女生还会到专业发廊做发型。一般来说男生的西服及领带色调要与女生的礼服配套，男生佩戴的胸花也要和女生戴的腕环花一致。 舞会前。舞会开始前，男女舞伴们会在某一方的家里集结，拍照留念，一起出发。有驾照的男生可开着汽车去接舞伴，或者由男孩或女孩的父母负责开车送他们到舞会地点，还有的家庭会合资租一个长的礼宾车（limousine）送子女们去舞会。 舞会。毕业舞会一般会在精心装饰的宴会厅或大礼堂举行，舞会前会有包含全套服务的正式晚餐，之后才到舞会时间，只有一小部分是正式的社交舞曲，大部分时间则是party风格的群嗨，一般会持续到午夜。 后party。毕业舞会结束后，少男少女们会换下正式的礼服，穿上休闲服去参加一个毕业舞会后party，继续嗨到天亮，后party的形式可以是集体出去大餐，或者包下附近的游乐场或去某个带泳池的豪宅狂欢，也可以是请乐队来表演。 随着时代的发展，毕业舞会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服装费、首饰费、美容美发费、交通费、入场券(包括晚餐费)、毕业照收费等不一而足。根据本地媒体的报道，平均每个毕业生的毕业舞会花费在510元到820元之间，这对很多靠打零工赚点零花钱的17岁少年来说是天文数字，只能依靠来自父母、祖父母的资助。 更让人担忧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往简单的礼服、妆容、首饰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青少年们在社交媒体晒图的攀比心。毕业舞会成了毕业生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的“修罗场”，家长们则被逼着一掷千金，给孩子置办昂贵的礼服，提供豪车，甚至英国还出现了毕业舞会直升机租赁业务，完全违背了毕业舞会的初衷，进一步增加了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有教育学者指出全社会都应该警惕毕业舞会正在社交媒体催化下走向极化、浮夸、奢靡的风潮，学校和家长应该做好指导工作，帮助少年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和学生交流毕业舞会的重要性来自哪里，哪些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家长们还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制定预算，限制支出，鼓励他们开发创造力而不是用钱搞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