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蒙特利尔旅游局局长Yves Lalumière（前排左二）和旅游业内人士在2024蒙特利尔夏季旅游启动仪式上合影 / 网络图片 七天记者 梓丰 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蒙特利尔接待了创纪录的1100万游客。随后而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一度让蒙特利尔的旅游业出现断崖式下降。随着疫情的放缓开始逐步回升，并在2023年平了2019年的纪录。面对即将来到的2024年旅游季，由蒙特利尔旅游业的750多名会员和合作伙伴组成的非盈利机构、准政府组织蒙特利尔旅游局（Tourisme Montréal）充满了信心。 5月14日，蒙特利尔旅游局在老港停靠大型邮轮的大码头（Grand Quai du Port de Montréal）举行了夏季旅游季启动仪式，超过 65 家业内机构集聚一堂，揭晓今年夏天这座城市引人注目的景观、景点和活动。蒙特利尔旅游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Yves Lalumière指出各项旅游指标都表明今年夏季将是这座国际大都市最繁忙的夏季之一。预计今年夏天乘飞机抵达的国际游客数量将比2023年增长17%，其中来自美国的航班将增长13% ，来自加拿大其他省份的游客将增长 9% 。仅从美国出发，每周就有63,000 名游客抵达蒙特利尔，每周还有35,000 名游客从法国穿越大西洋来到蒙特利尔。 就6月至9月的酒店预定来看，预计住宿需求将增长2.2%。，直接导致今年夏天的酒店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5%。平均酒店入住率预计将达到80%，其中6月底的F1方程式汽车大奖赛（Grand Prix）期间的入住率将增至89%，国际爵士音乐节（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Jazz）期间增至84%，Osheaga音乐节期间将增至88%。 作为大型邮轮停靠码头的蒙特利尔还将迎来65,000 名邮轮乘客和船员，给蒙特利尔带来1950万元的旅游收入。在20艘来访的邮轮中，有10艘都是首次停靠蒙特利尔，且主要由豪华客户组成。 新增航线 随着蒙特利尔旅游吸引力的持续增长，蒙特利尔的特鲁多国际机场也在今年夏天迎来六个新的直飞目的地，包括蒙特利尔直飞韩国的首尔（Séoul）、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rakec）、瑞典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Austin）、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St. Louis）和墨西哥的图卢姆（Tulum）等新航线，再加上已经开通的、非常受欢迎的蒙特利尔-东京和蒙特利尔-迪拜直飞航班，进一步增加蒙特利尔往来游客的便利。这些新航线的开通将给蒙特利尔机场带来额外的100万入境游客，与去年的入境人数相比增加17%。 亮点活动 除了传统的夏季例行活动外，今年的蒙特利尔还有几个新增加的活动，一个是即将于5月30日在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的为期一天的独立音乐爱好者音乐节L’Appel Montréal，邀请魁省以及美国崭露头角的独立音乐人演出；另一个是在9月6、7两日在Jean-Drapeau公园举行的Palopasse音乐节，届时将上演流行音乐、摇滚音乐、拉丁音乐和电子音乐等。这将是一个类似成千上万人一起“蹦迪”的电音节，试图通过酷炫的视觉效果和震撼人心的动感舞曲，让现场的人潮随着音乐的节拍，尽情摇摆，释放着内心的激情与活力，享受着音乐带来的快乐。 另一个尤为引人瞩目的活动是红牛悬崖跳水（Red Bull Cliff Diving）世界系列比赛在今年首次设立蒙特利尔站。红牛悬崖跳水自2009年5月首次举办后，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奇与期待的极限运动之一。来自全球的顶尖悬崖跳水选手需要在27米的高台之上，疾速下降跃入水中，并在落水前表现各式翻转及花式动作，非常考验选手在重力加速度之下的高度专注力、技巧及对身体掌握度的展现。而每年精选的，在世界各个旅游胜地中筛选出来的独特比赛地点，更吸引着全球各地的观众打卡这项惊险刺激且震撼人心的极限跳水运动。 今年赛程的其他站点分别在希腊的雅典、美国的波士顿、意大利的Polignano a Mare、北爱尔兰的Causeway Coast、挪威的奥斯陆、土耳其的安塔利亚（Antalya）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即将在8月22日到25举行的蒙特利尔站比赛是今年倒数第三站的比赛，届时，主办方将在蒙特利尔老港邮轮码头上方专门搭建一座高达27至28米的跳水台，预计吸引50,000万名观众。众所周知，蒙特利尔的跳水运动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长久以来一直为加拿大国家跳水队输送人才，众多顶尖高空跳水运动员也出自蒙特利尔。 另一个虽然不新，但值得关注的活动是皇家蒙特利尔高尔夫俱乐部（Club de Golf Royal Montréal）举办的第 15 届总统杯（Coupe des Présidents）比赛，这场由职业高尔夫球手参加的比赛会吸引35,000 人观看。皇家蒙特利尔高尔夫俱乐部是北美历史上最古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创建于1873年，1884年被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地位。 美食美酒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源于英国的“五月不剪草”（No Mow May）运动正在魁省日渐流行，越来越多的市镇政府、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呼吁民众不要在5月修剪草坪，到6月再剪，让早春的三叶草、勿忘我等野花、蒲公英尽情开放，以利于蜜蜂、蝴蝶和甲虫等授粉昆虫，更好地获得花蜜，补充能量。 冬天过后最早出现的绿色就是以前人人讨厌的蒲公英，而如果谁家的草坪上开满了黄色的蒲公英会被认为是忽视居家环境的懒人，遭到邻居的侧目，因此本地的商店里销售有各种各样的除草剂或者清除工具来除掉蒲公英。但现实是蒲公英这种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极其顽强，根系扎得深，又极耐旱，即使连根拔起，只要还有一点根留在土里，还是会继续生长。每一棵蒲公英还会开出好几朵花，娇艳的黄花谢了后，一大片白绒绒的伞兵宣告着它们强大的繁殖力：轻盈地随风飘荡，见土生根，疯狂地占领所有能占领的地方：草地、路边、砖缝……而且特别霸道，贴着地皮长，让自己周围寸草不生，拔掉后可以清楚看到变得斑秃的草地，一般的草真的无法跟蒲公英抢营养、抢阳光，大量的蒲公英会让草地变得营养不良。为了尽可能减少蒲公英的数量，有草坪的家庭可谓费尽了心机，有的物理清除，天天拔，月月拔；有的上除草剂，从早春就开始折腾，但若想完全去除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人恨的牙痒痒。 但最近几年随着环保意识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最早开花的蒲公英可以帮助刚刚结束越冬的蜜蜂和其他授粉昆虫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找到足够的食物，并不那么讨人嫌。通常来说，蜜蜂在早春5月开始陆续醒来，外出觅食，一般的授粉昆虫也从它们南方的越冬地回到北方，早春开的花可在青黄不接的时刻为它们提供快速而简单的卡路里，帮助他们活下去。 授粉昆虫 授粉昆虫是指习惯于花上活动，并能帮助植物传授花粉的昆虫。昆虫为植物授粉，植物为了吸引昆虫来授粉，会提供一些花蜜、花粉作为报酬，二者之间这种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协同进化的关系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就建立起来了。授粉昆虫的种类非常多，遍布世界各地所有有植被的地方，大约有三十五万种。常见的授粉昆虫主要有五类：蜂、蝴蝶、甲虫、蝇、蛾。这些昆虫可以为世界上80%以上的植物授粉，确保了数十万种植物的生存繁衍。昆虫为植物授粉，才能让植物结出果实和种子，我们的餐桌上才会有粮、有菜、有水果。我们每吃的三口食物中就有一口依赖于授粉昆虫。 更重要的是通过昆虫授粉，不仅可以使植物得到充分选择授精的机会，提高杂交优势，还可以在植物生殖活性最强的时期授粉，增强植物的生命力和再生机能，有助于改良种质，辅助品种复壮。相比于风媒授粉相比，昆虫授粉更经济有效，因此也导致现代经济作物生产越来越依赖人类易于管理的授粉昆虫。同时，授粉昆虫还能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农副产品，如蜂蜜、蜂胶、蜂蜡、蜂王浆等。 但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导致的气候变化，授粉昆虫的多样性和种群数量都在急剧下降，与1800年末期相比，世界上已有50%的蜜蜂群灭绝，并导致了407对物种间相互作用的缺失，授粉功能退化。这其中的原因既有人类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栖息地缺失，集约化农业带来的生物多样性缺乏，以及大量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等带来的杀除，也有气候变暖，洪水频发、酷热高温、大旱、火灾等气候变化的因素。 昆虫体型比较小，生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体温还会随着环境变化，所以对环境变化，如温度、湿度、大风、降雨都特别敏感。其中温度的影响尤为严重，一般昆虫最适合的温度是25-30℃，低于10℃活动减少，高于35℃会休眠甚至死亡。温度还是决定昆虫生长发育速率最重要的因子，外界温度的升高能加快昆虫各虫态的生长发育，影响昆虫的体型和寿命。外界温度高时，它们从食物中得来的能量可以更多的用于生长发育，少数用于维持体温和生理机能。温度低时，它们会通过减少活动，停止生长发育等来维持生命。而温度太高时，授粉昆虫为了避免长时间活动导致体温过高，就会避开高温路线或者缩短活动路线来维持体温，直接导致它们的授粉范围缩小、授粉行为减少。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地处北半球原本非常凉爽的加拿大所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地区更大。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自1948年以来，加拿大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7摄氏度，其中以北方地区，大草原省份和卑诗省北部的升幅更大，北方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2.3摄氏度。而在同一时期，全球的年平均气温只升高了0.8摄氏度。也就是说，加拿大气温升高的平均速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两倍，在北方地区甚至高于两倍。因此加拿大境内的授粉昆虫所受的影响也比较大。 有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30年中，北美东北部早春出现的10种蜂类的物候期平均提前了约10天，而一些适应早春环境能力较差的蜂类正面临局部灭绝的危险。而在北美4,000种不同种类的蜜蜂中，许多种群的数量都在下降。 气候变化还会使植物和昆虫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但由于二者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各不相同，导致授粉昆虫与植物功能性状的改变不同步、不匹配等问题，带来授粉量不足的问题，而授粉量不足可引发植被的结实率降低，无法维持植物的繁殖和作物的产量。 面对这个关系到人类饭碗的严峻问题，科学界给出的解决办法有三，一是农业上改变传统的大面积单一化种植模式，改用多样化种植，或采用套种、间作、轮作等模式，增加周边植物多样性，改善授粉昆虫的生存环境；二是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的使用，改用对于授粉昆虫更友好的生态防治方式；三就是构建昆虫野花带、野草带，来增加不同种类的开花植物的多样性及花量，给授粉昆虫创造更有利的生存空间。 换个思路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人们发现以往追求的整齐划一的绿色草坪实际上并不那么“绿色”，反而是长满杂草、开满野花的草地对生物多样性更有帮助。不少国家的多项科学研究都表明，剪草频率越少，对生物多样性越有益。也就是说让大自然顺其自然，比你自己费时、费力、费钱打理“完美草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更划算。 剑桥大学的一个团队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2019 年，他们把自1772年就铺设的该学院标志性草坪分为两半，一半草坪停止修剪，并在表土上撒了混合野花草甸的种子；另一半按照惯例维护和修剪。随着罂粟花、矢车菊和牛眼雏菊相继绽放，这片色彩斑斓草地上的植物、蜘蛛和昆虫数量是对照草坪的3.6倍，无脊椎动物的生物量是对照草坪的25倍。到了2年后的2021年，实验草地上的植物物种数量是对照草坪上的四倍。有了鲜花，授粉昆虫很快就跟了上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它们的天敌，生物多样性大大增加。 随着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接受啥也不管的“懒人草坪”，以支持生物多样性、减少用水量并转向更现代的景观美学。当然各地市政管理的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允许甚至鼓励“懒人草坪”的出现。 不过观念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初期可能会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但全国各地的园艺组织，环保组织，如大卫铃木基金会（Fondation David Suzuki）、授粉者合作社（Pollinator Partnership）和加拿大野外生命联合会（Canadian Wildlife Federation），再加上众多的园艺爱好者都在传播对本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的热爱，无论你是在寻求支持还是寻求专业建议都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有些组织还会提供专门的”标示牌”，让你的“懒人草坪”存在得有理有据，不会遭到他人的投诉。  

七天记者 颜宏 从上个星期开始的北美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行动愈演愈烈。短短时间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美国名校都加入其中，还迅速蔓延到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形成了一股始料未及的学潮。而这场如此大范围且有可能影响拜登总统连任的抗议活动却起源于一场平常不过的听证，完美地诠释了错误的危机公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背景 长期以来，以“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为代表的反对以色列非法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社会运动就时常在北美的校园中出现，而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由于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两派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不同，更是形成了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两大阵营。随着加沙人道悲剧不断上演，大量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连联合国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都不能幸免的场景通过社交媒体传遍全世界后，不仅阿拉伯国家不断发生此起彼伏的谴责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罪行”、呼吁停火、支持巴勒斯坦的“挺巴”示威集会和游行，连西方的主要国际大城市也不断爆发类似的游行示威活动，包括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等重要国际大都市。在“挺巴”游行发生的同时，支持以色列继续战斗的“挺以”示威也在举行，甚至两大阵营的示威者针锋相对，暴力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社会的紧张气氛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原本教书育人、快乐成长的校园：一些犹太裔学生和教师抱怨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受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骚扰；而另一些人则抱怨因为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而受到停学、停工、停奖学金乃至被解雇的威胁。由犹太资本集团控制的媒体更是巧妙地把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等同于“反犹太主义”，使得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成为政治正确，让很多所谓建制派的精英们噤若寒蝉，不敢说以色列一个“不”字，即使以色列正在加沙地带以“自卫”为借口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蓄意、大规模的屠杀，即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战争罪，即使世界各国包括以色利的盟友、联合国安理会都呼吁停火，但以色列就是凭借美国对它的袒护可以做到充耳不闻，站在全球的对立面。 对傲慢的以色列以及其背后的犹太资本来说，能做到“不批评”还不够，必须得表达出支持的立场，并制止批评的声音才行。于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顶尖高校的校长因其校内发生“挺巴”示威活动而被要求到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接受质询，但她们相对客观、中立的证词却让支持以色列的议员感到很不满意，计划对三所学校的学习环境和纪律政策展开调查，因为她们在解决校园内“猖獗的反犹太主义”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足。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随后发视频解释自己的立场称学校的规则是根据美国的法律而制定的，因此学生的言论自由应该得到保障，而呼吁巴以停止进一步行动的言论并没有违反学校规则，不属于霸凌和骚扰。不过，她也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过于激烈的言论越来越频繁并不适宜，学校规则也应该及时修改。另外，她还认为漠视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本身就是一种霸凌和骚扰。结果她这一比较公正的立场被舆论喷得狗血淋头，不得不于听证两天后宣布辞职，成为首个因巴以问题而辞职的高校校长，今年1月3日，哈佛大学的首位女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也在仅仅上任7个月后被迫宣布辞职，理由依然是她压制反犹言论不力。 听证 有了前车之鉴，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莎菲克(Nemat Shafik)也要去国会接受质询时就要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因此在去作证之前处理了15名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暂停了他们的学籍，禁止5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教授再踏进教室，此举引发了不少师生的不满。在她4月17日国会作证的前一刻，有着50多年前反越战而扎帐篷抗议传统的哥伦比亚大学一小群学生在校园内的草坪上搭了几顶帐篷，竖起巴勒斯坦国旗与写着“加沙团结营地”“解放区”的横幅，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1968年与2024年的对比图片，配文称他们将效仿当年占领校园的抗议学生们，用行动要求终结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隔离、屠杀与非法占领”。 原本在去年12月就应该和其他校长一起参加听证会的沙菲克以要参加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由躲过了一劫，但这次她躲不过去了，在“挺以”议员们接连不断地用一系列指控和话术压力下，她屈服了，承认校内存在“反犹主义”活动。既然承认有“反犹活动”，那就需要做点什么，于是这位长期在英国生活，先后任职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的沙菲克决定清除安营扎寨的抗议学生。4月18日，以抗议营地的学生系擅自侵入，且拒绝离开，为其他同学制造了一个“骚扰和恐吓的环境”为由向纽约市警察局（NYPD）报警，要求警方协助。不久之后，来自美国最大警察局的警官们身着防暴装备，挥舞着塑料手铐，逮捕了108名被视为“非法入侵”的学生。这是自50多年前的反越战抗议活动以来，哥大校园内首次发生大规模逮捕事件。 校长打开学校大门，让警察逮捕自己的学生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更多学生和老师的怒火，清场的第二天，就在之前营地几米外的另一块草坪上，另一片抗议帐篷被搭建起来，规模比之前大了许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哥大支部也发表声明，谴责沙菲克批准警察进校违背了正当程序。数百名教师打出“别碰我们的学生（Hands off our students）”的标语，在校内举行抗议声援学生，哥大校方则宣布当日停课，此后将转入线上线下混合授课。一天后，距离哥大100多公里的耶鲁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片抗议帐篷。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波士顿大学等50多所美国名校以及欧洲的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的高校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抗议。4月27日下午，数十顶帐篷开始在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学——麦吉尔大学校园里搭建，由麦吉尔大学和康考迪亚大学学生发起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营地也正式登场，还有来自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和拉瓦尔大学的学生参与。 这场原本非常微小而常见校园抗议活动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星星之火，迅速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蔓延，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激烈的暴力冲突。 混乱 过去的两周里，美国爆发了巴以冲突爆发六个多月以来最激烈和广泛的抗议活动。哥大的第一个营地被清场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生学院、塔夫茨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等等都出现了暴力驱散示威者的情况，导致至少1000多人被捕，而在风暴眼的哥大，清除抗议营地被一再拖延之后，强硬的校长最终决定暴力清场。4月30日晚，在全球网友的围观下，在大批现场抗议者的嘘声和口号声下，大批来自纽约当地和联邦的防爆警察、应对骚乱而著名的战略资源小组（SRG）以及特种车辆甚至装甲车开进了哥大校园，上演了一场“军事干预”行动。 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从头保护到脚的防暴警察在一辆带梯子的干预车的帮助下从窗户进入被抗议学生占领的行政大楼——汉密尔顿厅（Hamilton Hall），据说在使用了闪光弹的情况下，逮捕了数十人，一晚上的行动最终逮捕了将近300人。这还不算，强硬的哥大校长要求警方呆在校园内至少到5月17日，因为5月15日是该校的毕业典礼，要确保抗议营地不再建起。 这边的清场刚完，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更是上演一场“挺以”及“挺巴”两派示威群众的暴力冲突。当时部分“挺以”示威者驱车，带着工具赶来，企图拆除“挺巴”示威者的营地从而引爆剧烈冲突，双方以棍棒、雨伞、标语等物互殴，并向对方投掷爆竹烟花，直到三个多小时后警方赶到现场才将双方分开，但已经导致数十人受伤。 过去两周以来，美国防暴警察应大学要求介入校园的画面已传遍世界各地，让人回想起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发生的类似事件。但实际上这场抗议风潮根本与上个世纪的反战抗议不可同日而语，顶多是这些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某种传承和效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因为即使在各个大学内部，很多人并不关心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人的命运。这场抗议风潮与其说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争，不如说是巴以冲突引发新一轮围绕言论自由、宪法权利和“反犹太主义”定义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大辩论。 现在就说抗议学生的牺牲能对巴以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若说有什么进展的话，莫过于位于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与抗议学生达成的一项协议：拆除营地，以换取大学在10 月份就可能从“与以色列相关机构”撤资的可能性进行投票。这可能会成为解决其他学校类似活动的解决办法，包括麦吉尔大学校园内的抗议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