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七天记者 颜宏 针对魁省在应对气候变化而向新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巨大电力缺口，魁省经济、创新和能源厅长Pierre Fitzgibbon不止一次表示不能关闭核电的大门，并多次表示非常看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在补充魁省能源缺口方面的前景。而近日一份有关可以重启在2012年关闭的，位于魁省三河Bécancour的核电站Gentilly-2的报告再一次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和争论，迫使魁省水电局（Hydro-Québec）不得不出面澄清说，已经关闭12年的Gentilly-2 核电站或许会成为这家寻求增加发电量省属企业的一个选择，但那要等到2035之后。无独有偶，就在魁省因为电力短缺问题而开始讨论重启核电问题时，加拿大另一个人口和经济大省——安大略省能源厅长Todd Smith在1月30日宣布，为了补充前所未有的巨大清洁能源缺口，省政府将取消之前在2026年关闭皮克林核电站（Pickering）的计划，转而投资20亿元用于该核电站的全面翻新，准备再用30年。 发展历史 加拿大的核电技术开发始于1941年，毕业于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镭和X射线物理学家乔治·劳伦斯（George C. Laurence），在任职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CNRC（Canadia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期间中建造出一座石墨铀反应堆，比被称为“原子能之父”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世界首个核子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早了几个月。1942年，他转入CNRC的蒙特利尔实验室英法核研究小组，联合其他科学家在Chalk River河旁建造了美国以外的第一个反应堆 ZEEP。1945年，加拿大成为第二个在反应堆中控制核裂变的国家。1952年，加拿大政府组建了国企——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AECL），全面负责国家层面的核电技术开发。相比其他核电大国，加拿大发展核电的前期规划更为具体详细，在着手发展核电之前，就已经组织了科学家、工程师、电力行业和政府部门的专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研究，确定了以重水堆为唯一技术路线的核电发展计划。其理由一方面是考虑到重水堆的中子经济性好，可有效地利用铀资源，而且加拿大已经在重水研究堆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加拿大自身的国力，当时它既不能建造铀同位素浓缩厂（需要巨额投资及复杂的技术），也无力制造压水堆所必需的大型压力容器和其他重要设备。因此AECL最终选择了一条投资少、见效快、容易自立更生发展核能的道路，即发展用重水作慢化剂、天然铀作燃料的压力管式反应堆，简称为坎杜型（CANDU）重水堆核电站。并于1962年建成了第一座示范性重水堆核电站—NDP，净功率为20兆瓦（MW），解决了加拿大核电技术的“有无”问题。而在1967年，加拿大就成功将这种重水堆出口给了同属英联邦的兄弟国家印度。这次成功尝试让加拿大看到了掌握核电核心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加快了重水堆技术的研发，之后先后研发出了坎杜3，坎杜6和坎杜9等三个型号的重水堆，同时在国内开始大规模建造重水堆核电站。 从20年代70年代起，加拿大毫不顾忌南面邻居美国人的感受，在北美最重要的淡水资源地——五大湖区域加拿大的一侧，共建造了20座大型重水堆核电机组，分属5个核电站。而在建造核电站的过程中，加拿大似乎对于“内陆核电”情有独钟，加拿大所有的核电站都是滨湖或者滨河建造，全部属于所谓的“内陆核电站”。除了魁省已经关闭、暂停运营的Gentilly-2外，其他四座还在运行的核电站有三个位于安省，分别是布鲁斯（Bruce）核电站、达灵顿（Darlington）核电站和皮克林（Pickering）核电站。另外一座位于新布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的Point Lepreau。目前这四座核电站提供了全国14%的电力供应，而在2022年，安省、萨省（Saskatchewan）、新省（New Brunswick）和阿省（Alberta）都发布了未来SMR核能应用的战略计划。 弃用之争 尽管加拿大是全球主要的核电生产国之一，核能也在加拿大电力系统中占有相当比例，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清洁能源。但在1979年美国发生三里岛核事故、1986年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部分民众发起了“反核”、“弃核”运动，主张转向水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方面，特别是在水电资源丰富的魁北克省。2011年发生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再一次把“弃核”运动推向高潮。 自1983年就开始运营的Gentilly-2核电站，一些设备和部件因长时间运行而出现老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化设备可能导致运行风险增加，安全性降低。2012年经过评估，要继续保持该核电站的安全运营，维护、升级和安全改进至少要投资43亿元。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当时的魁省自由党Jean Charest政府和魁省水电局认为关闭老旧的核电站比继续投入资金进行升级更为经济合算，最终做出了关闭该核电站的决定。而这只是全球范围内关停核电站的一个缩影。 2022年后，随着俄乌冲突将新冠疫情后的能源短缺变成了一场全面的能源危机。全球低碳清洁能源的大发展趋势，使得“用核”的呼声再次崛起：欧洲各地关停核电站的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叫停，核电大国法国的马克龙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内推出了减少核能依赖的计划，但现在已经转变方向，计划建造6座新反应堆和十几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就连明确表示加速“弃核”并计划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的德国，也不得不承认能源地缘政治的基本现实，延长了该国最后三座在产核电站的使用期限。在被冻结十年之后，日本也宣布计划重新启动多个反应堆——这些反应堆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便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作为一个纯粹的石油输出国的阿联酋，不仅积极开发光伏和光热发电，也投资建设了自己的第一个核电站。 未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在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以及提高其可行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仅靠水电、风能和太阳能等不足以打破世界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核电作为一种技术成熟的清洁能源，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电力来源，可以补充电网上的各种可再生能源。与火电相比，核电不排放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以核电替代部分煤电，不但可以减少煤炭的开采、运输和燃烧总量，也是有效减缓地球温室效应的重要措施。因此发展核电依然是各国能源生产的主流。 尽管科学进步带来的核反应堆迭代已经可以在技术层面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核泄漏的概率，但核电也不是完美无瑕的。核电的弊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核废料，另一方面是核泄漏。核废料包括高放、中放和低放三大类，危害较大的是高放射性核废料，主要是乏燃料棒，还有核电站退役时候产生的高放射性废物。核泄漏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反核”运动的主要原因，因为尽管泄漏产生的辐射虽远比核子武器威力与范围小，却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生物伤亡。 核反应堆的迭代 从核反应堆的发展时间线上看，可以划分为一代堆到四代堆。一代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大概是指从1942年世界上第一座反应堆到大约1960年左处于实验阶段的反应堆。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核电站的技术逐渐开始定型，形成所谓的二代堆。二代堆中主要有三大类堆型，分别是轻水堆、重水堆和气冷堆。而如今的所谓三代堆只是更加安全的二代堆而已，在技术角度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四代堆是真正的从堆型上进行改变的一代全新反应堆，但目前的四代堆基本都停留在设计图纸、原理性样机乃至实验堆层面，最快的进展也就是进入了商业示范堆的建设，离实际应用尚有一段距离。 目前新建的核电站多采用三代堆技术，这一核电技术通过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或增加安全系统冗余度、增设缓解严重事故后果的工程措施以及应用数字化仪控系统等先进技术，降低核电站的严重事故风险，实现更高的安全目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技术层面可以把核事故的风险降到最低，人为的因素永远是存在的。所以，核电站始终存在着泄露的风险，这是任何一个客观看待核电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面对加拿大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源缺口，核电大省的安省不仅决定全面翻新原计划关闭的皮克林核电站，还计划在达灵顿核电站新增三个小型模块反应堆。到2030年代中期，这些新增的反应堆将产生额外的1,200兆瓦电力。而几乎全靠水电提供电力的魁省也开始考虑在2035年之后重启核电。根据魁省水电局提交给魁省能源部门（Régie de l’énergie ）的报告，到2032年，仅出于满足在魁省电动车充电的需求，就需要在已规划的总体能源需求上增加 1.2 太瓦时 (TWh)，相当于 70,000 个魁北克家庭的年用电量。  

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近4年冗长的司法程序，由在长期护理中心CHSLD Sainte-Dorothée de Laval失去94岁母亲的Jean-Pierre Daubois及其代理律师Patrick Martin-Ménard的共同努力下，魁省高等法院日前批准了针对魁省部分公立长期护理中心的集体诉讼。根据高等法院的法官的裁决，集体诉讼适用于在2020 年 3 月 13 日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期间居住在爆发25% 或以上 COVID-19 病例的魁北克省公立CHSLD的住户以及其关系人，如其配偶、其亲属照顾者、子女和孙子女，以及已故住客的遗产继承人和受益人，要求为每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住户赔偿至少10万元，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住户赔偿4万元，并为住户的家庭提供额外的赔偿。在追溯期间，魁省在CHSLD中死亡的人数超过5000人，而按照感染病例超过住户总数25%的标准，全省共有118家CHSLD可被纳入起诉。 起诉书认为爆发疫情的CHSLD在对住户提供护理服务和卫生防控措施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和疏忽，导致COVID-19在CHSLD内部传播和大爆发，并最终造成了很多本不该的死亡发生。除了为每位幸存住户以及死者家属要求赔偿数万元，还寻求额外100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因为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如将医院的患者转移到CHSLD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再比如禁止家人或者照顾老人的人探视，在老人院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使得老人疏于照顾的情形更加严重等。 政府的失误 2020年年初开始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让加拿大这个被誉为“老人和孩子天堂”的国家暴露出阴暗的一面。全国疫情最严重的魁省爆出一桩桩堪比第三世界国家的“老人院丑闻”：位于西岛Dorval地区的私立CHLSD Herron在短短3周时间里，有31名老人去世，只有5名与新冠病毒感染有关，其他人都是因为疏于照顾而被活活饿死或病痛折磨死的；位于Laval市的CHSLD Sainte-Dorothée从死亡人数到住客感染率等一度是魁省疫情最严重的长期护理中心，也成为魁省第一个住客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CHSLD。 抗议者谴责发生在Herron的人道悲剧 集体诉讼发起人Jean-Pierre Daubois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回忆说他们94岁母亲住在CHSLD Sainte-Dorothée已经有几年时间，直到4月3日之前身体状态都很好。但在4月3日那天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却一直都看不到医生，没有得到相应的护理，状态一直在恶化，后来因为喝水呛到接受了呼吸窘迫治疗，这直接导致了她在当晚死亡。而新冠病毒病毒之所以在这家老人院蔓延，是因为两名已经被证实感染新冠病毒的员工被管理层强制要求返岗，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回到工作岗位，将会受到纪律处分。Jean-Pierre Daubois至今对老人院管理层如此不负责任的做法感到生气，也对魁省政府在抗疫之中完全没有章法，依赖各个机构即兴发挥的管理感到不满。如果老人院真的能够按照已经颁布的抗疫指南执行，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很多老人的死亡都是可以避免的。 正如集体诉讼律师指出的那样，魁省公共卫生部门早在2006年就出台了抗击疫情大流行的计划，制定了公共卫生系统为应对大流行疾病所需要做的准备以及路线图，里面包括了很多可采取的具体疫情防控措施来保护弱势群体。但在2020年1月5日，世卫组织通过所有会员国均可查阅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事件信息系统分享了关于中国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病例的详细信息，并建议会员国采取预防措施，降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时，包括魁省政府在内发达国家却不当回事，普遍抱着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什么都没做，更没有对医疗服务体系发出任何警告，白白浪费了中国为世界争取的防控时间窗口，直到2月27日省内出现第一宗确诊病例的前两天，魁省政府才正式开始准备抗疫。 但魁省的抗疫行动却荒腔走板，漏洞百出。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的2、3月份，魁省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上，清空了很多病床，把大量住院的老人在没有做任何新冠病毒检测的情况下送回了各自的CHSLD，并且没有要求接回老人的CHSLD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导致在医院感染的老人把新冠病毒带回老人院，继而感染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住客，造成新冠病毒的快速扩散传播。直到3月中旬，以CHSLD Herron为代表的多家CHSLD陆续出现感染病例，死亡人数如闪电般增加后，魁省政府才给老人院系统发出了一份粗略、概括性质的疫情防控指南，但没有提及具体的防控、隔离办法，也没有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一直到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魁省政府接管了爆发人道和疫情双重悲剧的CHSLD Herron之后，当时的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和老年部长Marguerite Blais才正式发布了保护老人生活环境的具体防控措施，包括要求CHSLD中的住客和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等，而这之前的近2个月时间里，连佩戴口罩这样一个基本的防控措施都没有作出规定，更不要提通风、消毒、分区等防控措施了。 可以说CHSLD在当时处于魁省政府关注的“盲区”，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安排和进行病毒检测，如何获得手套、口罩、防护衣等个人用品，增加医院的接诊能力的同时如何不损害其他医疗服务等事物上。即使到2月底、3月初在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的卑诗省老人院爆发疫情后，魁省公共卫生部门还没有意识老人院的风险，更没有提前作出预案。 但即使政府和多个调查机构都知道老人院在疫情防控上漏洞百出，却无法避免重蹈覆辙。在经历了教训惨重的第一波疫情后，在2020年秋季爆发的第二波疫情中，魁省政府再一次低估了新冠病毒对CHSLD的影响，依然存在护理设施和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遇到问题时无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工作人员在不同的CHSLD之间流动导致病毒传播无法遏制；照顾老人的家人被禁止进入，给老人带来严重的健康和心理影响等问题。 无解的现实 无论是这次集体诉讼的被批准还是之前的魁省公民监察员、验尸官等等多个报告，都表明魁省老人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疫情期间在老人院爆发的悲剧、惨剧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老人的家属和民众释怀，反而随着越来越多人为因素的暴露而引发强烈的反思，启动独立公共调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过在魁省政府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启动公共调查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但这次集体诉讼庭审过程中会提交很多相关的证据，算是一次微型的公共调查，因此受到了很多民众的关注。 实际上，有关老人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不新鲜，而是由来已久，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发达国家纷纷走上养老体系改革之路：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国家养老金支出，并把养老引向市场，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养老福利领域。改革之后的政府的财政负担虽然减轻了，但政府“甩锅”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以魁省为例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一是长期投资不足导致的设施破败和人手短缺。魁省的大部分公立养老机构都是在二战后期经济兴盛时期兴建的，几十年过去，有的已经破败不堪，各种配套设施急需更新换代。但由于资金匮乏，人工昂贵，根本无力适时改造翻新。一旦有突发事件，常年积压下来的大量安全问题就会突如其来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酿成严重的后果。就拿这次疫情来说，现有的CHSLD大多居住空间狭小、门窗紧闭、自然通风不畅，中央空调系统老损残破、故障丛生，极不利于消毒和隔离工作的开展。只要有一人感染，就会在院内飞速蔓延，极大地增加了防控工作的难度。另外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很多老人院人员配备不足，护理人员工作量过大，只能疲于应付，不可能给老人提供完善满意的服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消毒、隔离、检测以及救护等需求猛增，工作量陡然间翻倍，还有人感染隔离，让本已忙碌不堪的工作人员更加不堪重负，护理质量大打折扣。在一些大面积感染的CHSLD里，很多员工因居家隔离无法工作，又无法雇到新人顶上，只能让老人自生自灭。 二是逐利的资本不关心民众的死活，政府监管失效。为了缓解政府的养老压力，魁省除了允许私立老人院的快速发展外，还提出了一种介于公立与私立之间的养老模式，即把养老服务外包给私人机构，政府给予补贴的半私立老人中心，但政府对私立和半私立老人院的监管却远远不够。为了减少老人院的运营成本，私立老人院，甚至公立CHSLD会大量雇佣廉价的难民申请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相应的培训，更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对老人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看不懂，也不执行，导致发生在老人院的责任事故、意外频繁发生。 通过这次疫情，人们发现医疗专家对疫情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提出的各项防控措施也很到位，但问题是无法执行到位，政府也无法采取有效遏制的措施，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必须要等到危机足够严重，民众中形成一定共识才能采取行动。这次集体诉讼起诉的虽是魁省政府，万一胜诉的话，支付赔偿金的却是每一个魁省纳税人，或许从自己口袋中真金白银掏钱的“痛”会真的产生行动力，最终改善魁省老人院的现状。  

七天记者 颜宏 1月23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进行的共和党初选，以55%的得票率战胜了得票率44%的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这是继上周后他在爱荷华州（Iowa）进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以超过50%的支持率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又一重大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他在2024年拿下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领先地位。就共和党内初选而言，特朗普又创造了历史，可能是共和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3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指多个州同时举办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星期二，通常发生2月或3月）之前，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明确分出胜负。 在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眼见爱荷华州的初选结果后，感觉不妙，赶紧止损，退出竞选，回去继续当他还有三年任期的州长后，可以说特朗普在党内已经没有对手，黑利的努力和奋斗不过是将特朗普能否在共和党初选胜出的悬念延迟了几天，最多不过几周。如果不出现诸如“特朗普自己宣布退选”之类的意外发生，特朗普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不管涉及特朗普的各种诉讼以及审判的结果如何，特朗普都可能将在今年11月对阵民主党的对手——几乎可以确定是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或许特朗普的胜利对拜登阵营来说也可以算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共和党换一个更年轻、争议不那么大的总统候选人，对他来说会可能更加危险。 既然特朗普已经提前锁定了胜局，那么还需要初选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共和党的规定，初选仍必须举行，因为获胜者必须得到正式确定。特朗普必须获得 2,429 名代表中至少 1,215 名代表的支持，才能正式确立其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只不过在即将到来的“超级星期二”乃至7月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最大的悬念将是特朗普选择谁做他的副手。 全球头号风险 不少政治评论人士都认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前所未有竞争：共和党一侧是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前领导人，具有巨大的民粹主义动员能量，带着对美国中下层民众巨大的吸引和动员能力，开启一轮对于民主党现任政府的密集攻击。现任民主党拜登政府的所有政策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事无巨细地被共和党人攻击；而在民主党一侧，拜登阵营利用民主党的执政优势早有准备，做了大量的基层和现场的工作，把包括关键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芯片法案等在内的大规模联邦政府拨款和财政预算，和民主党关键选民和选区的投票和影响力扩张行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从2020年的选举历史和现在的民调结果来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基本盘都是非常稳固的，决定最终选举结果的，还是那些不喜欢走极端的温和、中间选民在特定摇摆州中的投票，投谁的原因可能和具体的政策、当地的情况以及民众生活的体感密切相关。如果从这三个方向上进行比较的话，特朗普和拜登各有优势：拜登的优势是拥有巨大的执政资源，给当地民众在工作、就业岗位和短期收入补贴等方面可带来直观的改进；特朗普的优势是能够提供巨大的情绪价值，跟民众共情，把美国民众在生活中积累的怨气、怨言，用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众能够接受的特朗普话语体系表达出来，并给民众画大饼，继而把民众获得的情感输入转变成支持特朗普的心理认知。 总体上看来，今年的总统大选无论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是两个政党的政策纲领，双方几乎势均力敌，不到最后一张选票被统计都无法确定谁是最后的获胜者，竞争势必异常激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将竭尽全力去攻击对方，以获取自身上位的合法性依据，去争取选民，为自己动员更多的选票，这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一种必然产物，不仅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世界的影响也非常大。 早在今年年初，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布年度报告就称，定于11月举行的美国大选是2024年全球头号政治风险，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验将达到150年来（指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并损害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信誉。报告指出，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分裂、功能失调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无论谁获胜，2024 年的选举都会加剧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美国政治体制严重分裂，其合法性和功能性也相应削弱；公众对国会、司法机构和媒体等核心机构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最低点；两极分化和党派纷争达到历史最高点等等。 报告分析称，如果特朗普败选，他很可能会如上一次一样不接受大选结果，再次指控选举舞弊，并掀起一场针对政府机构和选举监督人员的“广泛的恐吓运动”。假如特朗普败选后又因目前的多项指控而锒铛入狱，美国也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特朗普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支持者负隅顽抗，引发广泛的暴力事件。 如果拜登败选，或许他会接受选举结果。但很多民主党人也会对特朗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拒绝承认其胜选，理由是宪法禁止任何“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而重返总统职位的特朗普将利用政府机构追捕他的对手并镇压任何反对他的人。曾经发生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后的大规模街头抗议很可能会重演，“无论是由极端分子驱动，还是与反抗议者发生冲突，抑或是投机取巧的坏人所为，大范围暴力都是一种真实的，事实上几乎不可避免的风险”。 美国如何在即将全面展开的2024选举年中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确保美国的政治体制，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体系能否安然有序地运转都将是一个值得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国家如何保障自身受到的影响最小化也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特别是如加拿大这般与美国休戚与共的国家。 加拿大未雨绸缪 结束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为期三天的自由党内阁集思会后，联邦总理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应对今年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包括与加拿大不睦的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已经委任创新、科技和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和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组建一个新的应对团队。这个行动团队将被命名为“加拿大接触战略团队”（Team Canada Engagement Strategy），由加拿大驻美国大使Kirsten Hillman和内阁部长们领导，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领域的专家、商界领袖、工会领导人以及省级议员加入，旨在加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关系，避免可能遇到的不公平、不公正待遇，全方位捍卫加拿大的利益。 特鲁多明确表示，特朗普的回归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加拿大的日子变得艰难，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具体会带来什么，但前一次的不愉快经历不能轻易忘记。想当年，秉承“美国优先”上台的特朗普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上任第二年就开始不断以关税为武器，在全球燃起贸易战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8年前三个月，美国就发起了至少20项贸易调查或制裁，地域范围涉及五大洲的25个国家，贸易产品范围包括钢铝、生物柴油等。自2018年6月起，不顾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盟友的反对，对来自这些地方的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还强制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对北美自由贸易谈判进行谈判，并强迫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受对美国更加有益的条款等，给加拿大和特鲁多政府带来诸多困扰。 如今4年过去，加拿大又将面临特朗普“回归”可能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但特鲁多认为自由党凭借之前的应对经验，是最有资格面对特朗普的人。不过，特鲁多也坦诚无论华盛顿最终谁掌权，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因为美国人的利益在双方的讨论中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当然，特朗普的当选会带来额外的复杂性。而负责新团队组建的商鹏飞部长乐观的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一直是相互联系的，现在更是如此，两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这种稳定性，这是特朗普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共建经济一体化将是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这个一体化包括半导体、生物技术和汽车行业等。 特鲁多的自由党在担忧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希望能够像7年前那样既捍卫加拿大的利益，也通过在边境两侧创造经济增长来很好地管理“麻烦”的特朗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