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文化视野(8月28日)
【文化杂谈】 值得警惕的一种生命政治逻辑 ——新冠疫情引起的“生命政治”思考(5) 步虚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从生命政治的角度,针对意大利政府的疫情应对举措,特别是对政府因疫情而启动“国家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这一做法提出的批评意见。事实上,据媒体报道,紧急状态下的意大利并非如铁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因而造成了一种“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的局面。对另一位意大利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而言,真正的“例外”,或者说真正让人感到紧急的,是这种完全混乱的氛围。他在27日接受《新普利亚日报》的访问时感叹:“如果俱乐部照常开放,那么,在没有新冠病毒染病记录的地区封闭学校的意义何在?”与阿甘本对政府限制自由的担忧形成鲜明反差,卡奇亚里抱怨政府“脆弱且无脑”,只能被动遵循隔离主义的逻辑。 3月1日,意大利政府和议会通过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3月4日,意大利首次出现单日死亡病例过百。与此同时,阿甘本的文章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网站则成为了学者们论辩的主战场。 当然也有支持阿甘本的,如《免疫共同体》作者、意大利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他发文公开为阿甘本辩护。而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两位哲学家思考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生命政治”。 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词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会、医疗和技术多种语言。 必须承认的是,在意大利,并不只有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等哲学家对政府的严厉措施怀有抵触情绪。政府重启“国家紧急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也令许多意大利民众苦涩地回忆起1970年代当局为镇压“红色旅”等极左团体动用“莫罗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事实上,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民众对待政府隔离措施的不配合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这说明部分欧洲普通民众是赞同阿甘本的观点的,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认为“任何人不能干涉我的生活”。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与欧洲民众对当年纳粹蹂躏欧洲的暴行的记忆,有莫大关系。 在阿甘本由意大利“国家紧急状态”(例外状态)而开启的对生命政治争辩过程中,中国的许多学者也通过刊发文章或视频会议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期间,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表示:暴发疫情时,各个国家(无论何种制度)的封城和社会隔离措施就是一种悬置日常生活权利的绝对权力。生命治理的第一个原则是考虑整体安全,不要急于一开始就把生命政治认定为邪恶,而应在仔细研究机制机理之后再做出判断。 大连理工大学韩振江教授则认为,阿甘本混淆了,或者说没有区分生命政治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例外状态:一种是政治危机的紧急状态,另一种是公共事件危机的紧急状态。一种例外状态是在政治危机(政变、内战、外敌突袭等)下主权者为恢复政治秩序而采用的特殊政治-法律状态。这种紧急状态下,主权者宣布有效期,并实行暴力统治,任何威胁政权或违犯紧急状态者都可被褫夺生命及权利。另一种应对公共危机的例外状态是,当出现重大的社会和自然灾害(例如瘟疫、洪水、海啸等)公共紧急事件时,国家权力也会启动紧急状态。这类紧急状态是暂时剥夺人们的人权和自由,封城禁足不是为了加强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保护生命免于死亡威胁,保障社会共同体的生命安全。因此,一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那样,阿甘本不能把防疫的社会化方式简化为福柯式的“权力社会监控”。 阿甘本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今天西方国家的权力并未如福柯所分析的那样主要化身成为一种规范状态下的权力,而仍然是一种需要通过例外状态( 紧急状态) 而施行的权力。“除了紧急状态,权力在今天不再有任何其它的正当化形态”,“任何地方的权力都在不断地指向并诉求紧急状态,并且暗中用尽力道在制造紧急状态”。这是一种政治权力垄断者们惯用的一种“生命政治逻辑”。应该说,出于民主政治的一种前瞻性的担忧,即新冠时期的“例外状态”是否有可能成为以后的常态化社会管理模式,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警惕的可能出现的情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强调指出:那种认为“阿甘本从一个左翼的思想家,今天沦为一个保守的、面目丑陋的人物”的观点,其实是对阿甘本的严重误读。阿甘本的每一次发言只是对前面论述的进一步发展或者修正,但是他的论点、思路,没有任何改变,他坚持的是对政治权力的生命政治操作的抵抗,这是他几十年来从思想上绝不肯放弃的一点。阿甘本代表了政治哲学的一种知识上的尊严。 也就是说,对于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思考,人们需要有一个更为全面一点的了解。后面,我们将接着这个话题展开思考。(2020-08-23) 【星光如许】 温暖的阳光哺育我茁壮成长 许星 初识《北京文学》,还是2008年10月的事。 200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完成采访回报社准备写稿。在进入报社大门时,门卫周永波扯着大嗓门冲我吆喝:“许记者,你有一个《北京文学》编辑部的邮件”。《北京文学》?给我的邮件?,说心里话,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然而,当我从周永波手里接过邮件并迫不及待地打开,特别是从当期目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心里那份激动和感切,至今都难以忘怀。 当期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是8-9月合刊,336页,很厚很厚的一本,封面上是著名作家韩少功老师。在“作家奥运采风活动文学作品展”专栏,刊发了我通过征文邮箱投稿的诗歌《一位社区老人的奥运情结》(第258页),责任编辑是白连春老师。这也是我第一次给《北京文学》投稿。不久,这首诗歌被选入由《北京文学》杂志社策划、黎晶老师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中国诗歌学会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2008奥运诗选》。这首诗歌还获得了“国家电网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入围奖,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迎亚运诗词散文大赛”新诗组三等奖。 2009年9月,我被组织下派,与报社另一名记者到当时的重灾区——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乡樱桃沟村,开展因灾失地农民安置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坚持业余写作,把稿件打印后从镇邮局投给《北京文学》。《北京文学》每月都要在新浪博客上公布作者的投稿目录,每每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心里比用了稿还暖和。 2010年初夏的一天,我正在樱桃沟村开村民大会,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北京的电话,接通后,是一个女士的声音:“你是四川绵阳日报社许星吗?我是《北京文学》编辑部的编辑,你投的《关于水和粮食》《雨中,我听见花朵的声音》两首诗歌我们留用了,请你不要再投他处了”。“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一向侃侃而谈的我,因为意想不到的春汛和阳光,一时间显得语无伦次。这两首诗歌在《北京文学》2013年5期上刊发后,我才知道3年前给我打电话的编辑是张颐雯老师。 这些年来,我先后接到王秀云老师,王虹艳老师的稿件留用电话和白连春老师留用微信。其中《北京文学》2013年7期刊发了我的组诗《与庄稼一起歌唱》,《北京文学》2014年6期刊发了我的《舌尖上的村庄》(外三首),目前还留用二首诗歌。在我的心底,编辑老师的每一次稿件留用电话,都是春天般的温暖,我每一次收到喷着浓浓墨香的样刊,都是秋天醉人的金黄。 我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业余作者,能够四次在《北京文学》上稿,一年还两次上过稿,还有幸与中国文学大家铁凝、韩少功、范小青、王必胜等前辈和绵阳本地作家冯小涓、贺小晴、野川、白鹤林同期刊发,更是幸运中的幸运。我深深地感谢至今都未曾谋面,对我关心厚爱和给我鼓励的编辑老师,感谢《北京文学》对我们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倾情眷顾。这就是《北京文学》,这就是国之大刊的办刊理念和文学精神。 在《北京文学》温暖阳光的哺育下,我已茁壮成长。我的习作已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解放军文艺》《四川文学》《星星》《天津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西部》《延河》《文学界》《边疆文学》《少年文艺》《Prosopisia》等国内外150多家报刊发表,曾获2008-2011中华宝石文学奖,加拿大第三届国际大雅风文学奖,共青团员中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志愿文学”征文三等奖等国内外近百次征文奖项,已出版诗集3部。被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等学会协会吸收为会员。 点滴之恩定当涌泉而报。虽然业今已近退休年龄,但《北京文学》对我的这份知遇之恩,早已铭刻在我的心中,永生不忘。我将驰而不息,奋力笔耕,谱写我们伟大的新时代和被阳光普照的幸福生活。恭祝《北京文学》创刊70年! 【诗文春天】 认识哈萨克族人 谭文春 ★ 美女名字有趣味 ★ 到新疆去,认识一个哈萨克美女,她热情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加米娜,是身份证上名字哦。如果记不住,可以这样理解记忆:家里来了客人,煮饭多加米啦!上次有人为此调侃我,叫我:加饭娜!哎呀感觉像饭桶!把我气的,我说你咋不加水啦?” 我们一下就被她逗乐了,有人一本正经地指正:“加水啦不好!水跟输近音,不讨好,不吉利!” 哈萨克美女也来了兴趣:“那应该加啥呢?”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改成:加油娜!又好听又吉祥还能声声讨个好口彩!” 美女笑得腰都弯了:“凡事加油,必有回报!谢谢大家!” 我突然想起哪里不对了,问:“你是哈萨克人,怎么会姓加?” 美女朝我竖起大拇指,说:“老哥有知识啊!知道我们哈萨克族没有姓,只有名。” 加米娜解释说,哈萨克人没有姓氏,孩子的全名由本名加父名组成,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本名。原因是哈萨克人给自己的子女起名字时,都是在现有的寓意非常好的名字中去挑选,所以哈萨克族人的重名相当高,有时候一个单位和学校里,就有很多同名的哈萨克人。为了区别同名者,统一规定哈萨克族人的本名后必须添加上父名。比如加米娜的父亲叫“巴特尔”,那她的名字应该是“加米娜•巴特尔”。 我奇怪了:“可你的名字后面没有父名啊?” 加米娜说:“我这个名字是一个例外。我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生活学习的当地也没有哈萨克族,办身份证的时候,工作人员没有经验,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用了加米娜这三个字。现在想改也改不了啦。” “改啥呢?这名字多漂亮,叫起来减省,容易记牢。”我笑。 “也会造成一些小小的麻烦。”她说。 我很有兴趣知道名字给她带来的麻烦,让她讲一讲。加米娜说:“我们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去哈萨克斯坦,办签证都是免费。我每次拿着护照到大使馆去,工作人员都奇怪地问我:‘你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怎么没有父姓?’我每次都要解释说:‘我生活的地方没有哈萨克族,所以管理户口的汉族人搞错了。’工作人员说:‘那你觉得这个签证费我是该收还是不该收呢?’我说:‘你觉得应该收就收吧,没关系的。’工作人员严肃思考了一阵,说:‘这个有关系的,毕竟你的身体里流动的是哈萨克人的血,我们应该给予免费。’” 这是血浓于水!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