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

值得警惕的一种生命政治逻辑

——新冠疫情引起的“生命政治”思考(5)

步虚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从生命政治的角度，针对意大利政府的疫情应对举措，特别是对政府因疫情而启动“国家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这一做法提出的批评意见。事实上，据媒体报道，紧急状态下的意大利并非如铁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因而造成了一种“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的局面。对另一位意大利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而言，真正的“例外”，或者说真正让人感到紧急的，是这种完全混乱的氛围。他在27日接受《新普利亚日报》的访问时感叹：“如果俱乐部照常开放，那么，在没有新冠病毒染病记录的地区封闭学校的意义何在？”与阿甘本对政府限制自由的担忧形成鲜明反差，卡奇亚里抱怨政府“脆弱且无脑”，只能被动遵循隔离主义的逻辑。

3月1日，意大利政府和议会通过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3月4日，意大利首次出现单日死亡病例过百。与此同时，阿甘本的文章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网站则成为了学者们论辩的主战场。

当然也有支持阿甘本的，如《免疫共同体》作者、意大利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他发文公开为阿甘本辩护。而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两位哲学家思考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生命政治”。 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词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会、医疗和技术多种语言。

必须承认的是，在意大利，并不只有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等哲学家对政府的严厉措施怀有抵触情绪。政府重启“国家紧急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也令许多意大利民众苦涩地回忆起1970年代当局为镇压“红色旅”等极左团体动用“莫罗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事实上，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民众对待政府隔离措施的不配合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这说明部分欧洲普通民众是赞同阿甘本的观点的，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认为“任何人不能干涉我的生活”。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与欧洲民众对当年纳粹蹂躏欧洲的暴行的记忆，有莫大关系。

 

在阿甘本由意大利“国家紧急状态”(例外状态)而开启的对生命政治争辩过程中，中国的许多学者也通过刊发文章或视频会议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期间，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表示：暴发疫情时，各个国家（无论何种制度）的封城和社会隔离措施就是一种悬置日常生活权利的绝对权力。生命治理的第一个原则是考虑整体安全，不要急于一开始就把生命政治认定为邪恶，而应在仔细研究机制机理之后再做出判断。

大连理工大学韩振江教授则认为，阿甘本混淆了，或者说没有区分生命政治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例外状态：一种是政治危机的紧急状态，另一种是公共事件危机的紧急状态。一种例外状态是在政治危机（政变、内战、外敌突袭等）下主权者为恢复政治秩序而采用的特殊政治-法律状态。这种紧急状态下，主权者宣布有效期，并实行暴力统治，任何威胁政权或违犯紧急状态者都可被褫夺生命及权利。另一种应对公共危机的例外状态是，当出现重大的社会和自然灾害（例如瘟疫、洪水、海啸等）公共紧急事件时，国家权力也会启动紧急状态。这类紧急状态是暂时剥夺人们的人权和自由，封城禁足不是为了加强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保护生命免于死亡威胁，保障社会共同体的生命安全。因此，一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那样，阿甘本不能把防疫的社会化方式简化为福柯式的“权力社会监控”。

阿甘本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今天西方国家的权力并未如福柯所分析的那样主要化身成为一种规范状态下的权力，而仍然是一种需要通过例外状态( 紧急状态) 而施行的权力。“除了紧急状态，权力在今天不再有任何其它的正当化形态”，“任何地方的权力都在不断地指向并诉求紧急状态，并且暗中用尽力道在制造紧急状态”。这是一种政治权力垄断者们惯用的一种“生命政治逻辑”。应该说，出于民主政治的一种前瞻性的担忧，即新冠时期的“例外状态”是否有可能成为以后的常态化社会管理模式，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警惕的可能出现的情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强调指出：那种认为“阿甘本从一个左翼的思想家，今天沦为一个保守的、面目丑陋的人物”的观点，其实是对阿甘本的严重误读。阿甘本的每一次发言只是对前面论述的进一步发展或者修正，但是他的论点、思路，没有任何改变，他坚持的是对政治权力的生命政治操作的抵抗，这是他几十年来从思想上绝不肯放弃的一点。阿甘本代表了政治哲学的一种知识上的尊严。

也就是说，对于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思考，人们需要有一个更为全面一点的了解。后面，我们将接着这个话题展开思考。（2020-08-23）

 

【星光如许】

温暖的阳光哺育我茁壮成长

许星

 

初识《北京文学》，还是2008年10月的事。

200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完成采访回报社准备写稿。在进入报社大门时，门卫周永波扯着大嗓门冲我吆喝：“许记者，你有一个《北京文学》编辑部的邮件”。《北京文学》？给我的邮件？，说心里话，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然而，当我从周永波手里接过邮件并迫不及待地打开，特别是从当期目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心里那份激动和感切，至今都难以忘怀。

当期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是8-9月合刊，336页，很厚很厚的一本，封面上是著名作家韩少功老师。在“作家奥运采风活动文学作品展”专栏，刊发了我通过征文邮箱投稿的诗歌《一位社区老人的奥运情结》（第258页），责任编辑是白连春老师。这也是我第一次给《北京文学》投稿。不久，这首诗歌被选入由《北京文学》杂志社策划、黎晶老师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中国诗歌学会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2008奥运诗选》。这首诗歌还获得了“国家电网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入围奖，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迎亚运诗词散文大赛”新诗组三等奖。

2009年9月，我被组织下派，与报社另一名记者到当时的重灾区——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乡樱桃沟村，开展因灾失地农民安置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坚持业余写作，把稿件打印后从镇邮局投给《北京文学》。《北京文学》每月都要在新浪博客上公布作者的投稿目录，每每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心里比用了稿还暖和。

2010年初夏的一天，我正在樱桃沟村开村民大会，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北京的电话，接通后，是一个女士的声音：“你是四川绵阳日报社许星吗？我是《北京文学》编辑部的编辑，你投的《关于水和粮食》《雨中，我听见花朵的声音》两首诗歌我们留用了，请你不要再投他处了”。“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一向侃侃而谈的我，因为意想不到的春汛和阳光，一时间显得语无伦次。这两首诗歌在《北京文学》2013年5期上刊发后，我才知道3年前给我打电话的编辑是张颐雯老师。

这些年来，我先后接到王秀云老师，王虹艳老师的稿件留用电话和白连春老师留用微信。其中《北京文学》2013年7期刊发了我的组诗《与庄稼一起歌唱》，《北京文学》2014年6期刊发了我的《舌尖上的村庄》（外三首），目前还留用二首诗歌。在我的心底，编辑老师的每一次稿件留用电话，都是春天般的温暖，我每一次收到喷着浓浓墨香的样刊，都是秋天醉人的金黄。

我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业余作者，能够四次在《北京文学》上稿，一年还两次上过稿，还有幸与中国文学大家铁凝、韩少功、范小青、王必胜等前辈和绵阳本地作家冯小涓、贺小晴、野川、白鹤林同期刊发，更是幸运中的幸运。我深深地感谢至今都未曾谋面，对我关心厚爱和给我鼓励的编辑老师，感谢《北京文学》对我们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倾情眷顾。这就是《北京文学》，这就是国之大刊的办刊理念和文学精神。

在《北京文学》温暖阳光的哺育下，我已茁壮成长。我的习作已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解放军文艺》《四川文学》《星星》《天津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西部》《延河》《文学界》《边疆文学》《少年文艺》《Prosopisia》等国内外150多家报刊发表，曾获2008-2011中华宝石文学奖，加拿大第三届国际大雅风文学奖，共青团员中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志愿文学”征文三等奖等国内外近百次征文奖项，已出版诗集3部。被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等学会协会吸收为会员。

点滴之恩定当涌泉而报。虽然业今已近退休年龄，但《北京文学》对我的这份知遇之恩，早已铭刻在我的心中，永生不忘。我将驰而不息，奋力笔耕，谱写我们伟大的新时代和被阳光普照的幸福生活。恭祝《北京文学》创刊70年！

【诗文春天】

认识哈萨克族人

谭文春

 

★ 美女名字有趣味 ★

到新疆去，认识一个哈萨克美女，她热情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加米娜，是身份证上名字哦。如果记不住，可以这样理解记忆：家里来了客人，煮饭多加米啦！上次有人为此调侃我，叫我：加饭娜！哎呀感觉像饭桶！把我气的，我说你咋不加水啦？”

我们一下就被她逗乐了，有人一本正经地指正：“加水啦不好！水跟输近音，不讨好，不吉利！”

哈萨克美女也来了兴趣：“那应该加啥呢？”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改成：加油娜！又好听又吉祥还能声声讨个好口彩！”

美女笑得腰都弯了：“凡事加油，必有回报！谢谢大家！”

我突然想起哪里不对了，问：“你是哈萨克人，怎么会姓加？”

美女朝我竖起大拇指，说：“老哥有知识啊！知道我们哈萨克族没有姓，只有名。”

加米娜解释说，哈萨克人没有姓氏，孩子的全名由本名加父名组成，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本名。原因是哈萨克人给自己的子女起名字时，都是在现有的寓意非常好的名字中去挑选，所以哈萨克族人的重名相当高，有时候一个单位和学校里，就有很多同名的哈萨克人。为了区别同名者，统一规定哈萨克族人的本名后必须添加上父名。比如加米娜的父亲叫“巴特尔”，那她的名字应该是“加米娜•巴特尔”。

我奇怪了：“可你的名字后面没有父名啊？”

加米娜说：“我这个名字是一个例外。我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生活学习的当地也没有哈萨克族，办身份证的时候，工作人员没有经验，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用了加米娜这三个字。现在想改也改不了啦。”

“改啥呢？这名字多漂亮，叫起来减省，容易记牢。”我笑。

“也会造成一些小小的麻烦。”她说。

我很有兴趣知道名字给她带来的麻烦，让她讲一讲。加米娜说：“我们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去哈萨克斯坦，办签证都是免费。我每次拿着护照到大使馆去，工作人员都奇怪地问我：‘你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怎么没有父姓？’我每次都要解释说：‘我生活的地方没有哈萨克族，所以管理户口的汉族人搞错了。’工作人员说：‘那你觉得这个签证费我是该收还是不该收呢？’我说：‘你觉得应该收就收吧，没关系的。’工作人员严肃思考了一阵，说：‘这个有关系的，毕竟你的身体里流动的是哈萨克人的血，我们应该给予免费。’”

这是血浓于水！

★ 小伙儿对姑娘的问候语，显出民族智慧 ★

所有的哈萨克人都是按部落来划分的。全世界哈萨克族差不多两百个部落，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口，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还有散居在其他地方，比如蒙古、土耳其、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柯尔克兹斯坦等四十多个国家，我国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口有一百五十万。哈萨克的小伙儿见到姑娘，第一句话问候是：“您好”。第二句话不是问对方芳名，而是问：“你是哪一个部落的？”

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哈萨克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同部落的人不能通婚。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生活，只要是属于同一个部落，同一辈人都是兄弟姐妹，类似于汉族同一个姓氏家族的人。弄清楚这些，才能选择正确的交往方式。这种同部落之间不能通婚的原则，避免了近亲结婚，杜绝生傻子的问题。

哈萨克族是智慧的民族。

★ 世界上唯一没有乞丐的民族，体现博爱的胸怀 ★

哈萨克族人作为纯粹的草原民族，具有热情知礼的美德，素以好客、仗义、豪侠闻名于世！这个民族有一句深入人心的谚语：“祖先留下的财产，有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

家里来了客人，不管是哪个民族，不管男的女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主人必须迎进家门，烧一壶奶茶，把家里好吃的拿出来招待。如果是傍晚的时候，千万不能放客人走，要说服他留宿。因为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即使相邻的人家，都离得很远。在山区里傍晚放走客人了，他也许会被野生动物袭击，也许会因为寒冷冻死。哈萨克人还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是这样说的：“在太阳落山时放走客人，跳到水里也洗不掉这个耻辱。”

十几年前，一位爱好摄影的朋友去新疆拍摄自然风光，深有感触地说，在哈萨克民族居住的地区，即使你走上一年，身上一分钱、一颗粮食都不带，你也不会挨饿！这种招待是不要回报的，不会向客人索取一丝一毫的报酬！哈萨克人长期生活在山林或草原中，大自然培养了他们的胸怀，也如同美丽的大草原一样，善良、热情、宽广、博大和包容！

哈萨克族是博爱的民族。

 

【鱼翔浅底】

话说柳宗元系列（十四）

仗义的娄秀才

洋中鱼

 

有人说朋友的状态有四种：一是讲情，二是讲义，三是既讲情又讲义，四是无情无义。第四种是最为人所不耻的。

柳宗元在永州是个编外闲官，他最需要的就是广交朋友慰籍寂寞的心灵。在永期间，柳宗元与很多朋友有往来，而娄秀才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娄秀才，即娄图南，据说是唐初侍中娄师德的曾孙，他颇有才华。柳宗元《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说：“仆未冠，求进士，闻娄君名甚熟。其所为歌诗，传咏都中。”娄虽有“宣风歌德”之才，却不屑进仕。他认为为官者要么能结交权贵，倚靠亲戚，要么出身豪门，吃山珍海味，驰宝马名车，以此来获得朋友的欢心，从而相互吹捧，互得利益，要么“坐高门，邀大车”，向权贵卑躬屈膝，“娇笑伪言”，而他认为自己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遍游江南，来往各寺庙间，以求入道之法，过着“居无室宇，出无童御”的生活。

柳宗元和娄图南在长安时就已经相识，那时侯娄图南以诗文而闻名于京都。只不过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所以不愿参加科举考试。他和柳宗元，一个崇道，一个好佛，在相互影响。

元和七年，娄图南途径永州，寓居永州城南二里的开元寺。当时柳宗元心情悒郁，遇娄一见如故。他们一个是闲云野鹤云游四方，一个孤苦伶仃无处倾诉，所以柳宗元常去开元寺与娄图南探讨佛理，聊以自慰。

柳宗元有个习惯，经常给好朋友写诗文。元和十年秋，柳宗元为了酬赠娄图南所作《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 谬委双金重，难征杂佩酬。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表面上看来是写娄图南的忧愁情怀，实际上柳宗元也是在抒写自己的“愁思”、“离忧”。

娄图南在永州呆了三年，就去淮南了。临走之际，把一些家具家什留给了柳宗元，柳宗元就写了诗歌《酬娄秀才将只之淮南见赠之什》和一篇《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那时侯，娄图南可能没有在意柳宗元的谢忱，所以没有将柳宗元的字迹保存下来，不然流传到今天的子孙后代，恐怕能拍卖到上百万。

 

【华峰凌云】

节俭美德代代传

许华凌

 

中华民族具有节俭的传统，历朝历代的君主、大臣、有识之士，就连普通百姓都力行节俭，反对浪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奢和俭不但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成败，关乎一个家庭的浮沉，甚至也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兴衰。励精图治，勤俭治国，就能使一个国家由衰落走向复兴。

我国历史上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皇帝汉文帝，就以节俭而名垂青史。史载，汉文帝“履不藉以视朝”，意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一穿多年，旧了破了就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汉文帝本想建一个欣赏山水风光的露台，当他听说要用相当于当时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一百斤金子时，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建设计划。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汉文帝懂得农业为国家之根本的道理，他重视农耕，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他减免田租田税,使很多荒废的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由于汉文帝这种廉洁爱民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也是中国历史上以节俭扬名的好皇帝。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史称“开皇之治”。杨坚于公元581年登帝位，建隋朝。他能以史为镜，如履薄冰，谨慎处理政事，十分注重节俭。史载，有一次他得了痢疾，配药需要一两胡粉，找遍了宫中都没有找到；他的御驾坏了，他也舍不得换新的，而是让人修一下再用。他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公子王孙也非常严厉。秦王杨俊生活奢侈，文帝知道后下令罢免了杨俊的官职，还把他禁闭起来；太子杨勇玩物丧志，文帝很生气，不久便废了他的太子之位。由于隋文帝节俭治国，上行下效，所以在隋文帝当政期间，隋朝国势逐渐强盛，尤其是粮仓丰盈，国库所蓄粮食可供全国食用20多年。

明朝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还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重视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几年工夫，府库充盈，军粮充足。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开拓，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天下康平，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也是一位以节俭著称的皇帝。有一次上朝时，朱元璋拿出手中的一锭金子问身边大臣这是什么？他们回答说是金子。朱元璋又问你们可知道这是哪里来的？朱元璋据此给大臣们讲了一大堆勤俭节约、爱惜财力的道理。对废纸的循环利用，可以说是朱皇帝的一大政绩。学生用完的纸，一个月回收一次，然后送到礼部另作它用。同时，朱元璋知道教育后代的重要，他说他的孩子都是享受着富贵的，没有吃过苦。必须教育孩子们懂得节俭，让他们把节俭的精神传承下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尤其是经济建设成就世人瞩目。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大幅改善，奢侈之风慢慢萌发起来，这种不良社会风气正在滋生蔓延,必须进行有效遏止。党中央高瞻远瞩，及时发出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节约每一个铜板，珍惜每一粒粮食，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节俭美德代代传，中华昌兴节俭风。

（本栏目由加拿大“博大集团”冠名赞助）

（责任编辑：洪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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