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抹黑：谁杀死了北电？
在北电破产的2009年，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的一群研究人员就行动起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研究北电到底因何衰落？
这项研究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他们采访了从1997年至2009年1月期间所有北电高管人员的48％，还采访了53位北电的客户，以及若干竞争对手、记者、学者、行业观察员、产业顾问和政府官员，做了133次直接采访，收集到了343项调查报告，素材笔记多达2,500多页[8]。
报告给出了三个结论：1. 外部环境变化：北电误读市场，无法应对竞争和技术的快速迭代；2. 客户质疑 ：丑闻导致主要客户不再相信北电长期服务客户的能力；3. 缺乏弹性：北电糟糕的战略、架构、财务、人员和文化降低了公司适应全球经济衰退和竞争加剧等环境的能力。
结论相对枯燥，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35页的报告概述中，华为被提到了0次。
2009年之后，两本研究北电衰落的出版物相继面世：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和100 Days: The rush to judgement that killed Nortel。在这两本研究北电破产的专著中，华为仅被提到了2次，且被纯粹称作“来自亚洲的低成本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北电研究者，都会把北电破产归咎在公司自己身上。但从2012年起，事情开始起了变化，一位叫做Brian Shields的前北电员工，开始四处散播关于华为黑客攻击北电的谣言，并将北电破产的原因直接扣给了华为：华为黑进了北电系统，所以北电破产了。
一副神秘打扮的Brian Shields，2016年
这种“要证据没有，但我偏要这么说”的态势，在2018年之前并没有多少市场，媒体也懒得理他。但在2018年之后，形势突然变化，北美媒体纷纷开始采访这位Brian Shields，CBS甚至在著名节目《60 Minutes》也采用了这种说法，这显然为“华为恐惧症”添油加火了一把。
北电的失败，是由草率并购、财务丑闻、研发失误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真正衰落是在2000年之后，此时北电技术上跟华为基本上是两条路，“华为偷走北电技术导致北电破产”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这种阴谋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就有人那么轻易地信了。
一位前北电员工在Hacker News上这样评论道：“北电消失并非因为华为，如今，中国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被当做替罪羊。”
如果说华为跟北电的破产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在北电破产后吸纳了不少人才，例如在北电做到了全球网络技术实验室主管的童文博士，其于2009年北电破产后加入了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成为华为无线通信首席科学家。他现在的身份则更加知名：华为5G首席科学家。
中间捧奖牌者为童文博士，2019年
当然，北电作为一个大型企业失败标本，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任正非面前，这是千金难买的商学院案例。华为从中得到的，远远不止几个顶级人才那么多。
05. 教训：科技企业的九死一生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一条就是：永不上市。
北电一名叫做Tom McKinney的前研发经理在接受某家媒体采访时，指出了北电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现任和前任北电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公司高管的所有薪酬都与股票激励相关联，这种只关心股票价格，不关注真相和长期的机制，最终决定了公司的存亡。”
北电的管理层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暴跌之后，就陷入维护股价的疲于奔命之中，却意外地造成了财务丑闻，进而大幅影响了公司对研发的投入，只能螺狮壳里做道场，在技术路线之中做“选择题”，最后却赌错了方向，丧失了所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终于被债务拖进破产的漩涡。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二条就是：死贴客户。
在早期（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北电通过为大客户提供技术服务，与客户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但在90年代后期，傲慢的研发部门不再倾听客户需求，而是想当然的认为“我研发什么，你就应该用什么”。事实上，北电之所以赌错了WCDMA和WiMAX，主要原因就是离客户太远。
而反观华为，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带队去华为考察，任正非安排同事接待，没有亲自出面。事后罗奇有些失望：“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000亿美元的团队。”任正非对此事的回应则是：“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
《毛选》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任正非，深谙这句话的意义。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三条就是：居安思危。
北电在鼎盛的90年代末期，挥金如土并购如麻，却再也没有为下一代技术做提前准备，结果2000年后技术储备严重不足，没能推出过任何新的重磅产品，基本上以升级为主。导致到了2005年至2006年，大多数客户担心北电无法在未来五年内生存，不愿意做出长期销售承诺。
相反，华为居安思危的案例很多，这里讲一个小案例：研发中心二线化。
1995年至2008年间，华为在深圳一共拿到了160万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个亿，均价只有375/平，当然那个时候地便宜，地方政府自然也愿意给低价土地，在2010年之后，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不过即使这样，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
华为的一位高管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难，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强度，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如何奋斗？
因此，在其他公司还在为自己物业升值而沾沾自喜时，华为已经意识到了房价会削弱年轻人的战斗力，开始把研发中心向东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等地迁移。
百年北电的破产，对电信业界和华为最大的震撼，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了科技行业的九死一生。从c&c08万门机研发的豪赌，到差点儿被摩托罗拉收购，华为其实是由无数偶然铸就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是非常幸运的，而非历史后视镜里呈现出的必然。
06. 尾声：中国拖拉机产业的损失
2009年8月，扎菲罗夫斯基在北电破产12天后辞职，成为加拿大媒体唾弃的对象。这位有着运动员身材的标准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无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国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电信领域的皇冠，营收15年狂飙60倍，并在2018年举世闻名，成为全球所有媒体的焦点。
不过对于摩托罗拉那75亿美金的收购巨款，任正非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当年的想法[9]：
为了避免跟美国竞争，在十几年前我们真的想把公司出售了，连出售以后的计划都已经想好了。有一种假设，是把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部收购，中国拖拉机的最大问题是漏油、不耐高温，我们用IPD的研究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拖拉机1000美金一辆，我们把质量提高以后卖2000美金，如果走了这条路，也许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
历史没有偶然，中国拖拉机行业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这是他们的重大损失。
一位日本网友在读了任正非的采访之后，写了如下的感慨：现在，明明是最新的报告，却有种在读江户幕府末期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的文献的感觉。
很幸运，我们有一个华为。不那么幸运的是，我们只有一个华为。（全文完）（来源：饭统戴老板 作者：戴老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参考资料：
[9]. 任正非采访纪要，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5月18 日
[10]. 别了摩托罗拉，商务周刊，2013年
[11]. Wen Tong: 5G will be the neural network of the physical world, NSR,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