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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周剑平在皇家银行2026春晚上（RBC 图片） 二十多年前，一位刚到法国的中国年轻人走进一家电话公司，签了一份简单的合同。当时他以为自己花50欧元买断了一部手机和话费套餐，账单寄来时才发现，那是每月50欧元、为期三年的固定合约，无法提前解约。 这个叫周剑平的年轻人，那时还不知道，这段狼狈的经历会在未来的二十多年后，成为他职业生涯最深刻的注脚。 如今，那个曾经因语言不通、没有仔细阅读条款、与销售人员沟通时理解不够深入而吃亏的年轻人成为了加拿大皇家银行（RBC）魁北克省亚洲业务副总裁。多年后的他谈起那段往事，语气平静，但那份被动与无力感，显然从未真正消散。 正是这份经过岁月沉淀的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为什么海外华人社区需要“可以信得过的人”，需要真正懂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社会逻辑的专业人士，去帮助新移民、企业家以及投资者跨越那道看不见的门槛。 而他，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蒙特利尔的亚洲社区和其他族裔社会之间，搭建一座真正可以彼此通行的桥梁。 流动的二十年 周剑平是沈阳人，辽宁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于2002年赴法国留学，主修国际贸易方向的语言专业，涵盖英语、法语、日语。那是一段密度很高的岁月——在异国他乡学语言、学做人、学怎么在完全陌生的规则体系里生存。误签的电话合同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从学校注册到课余打工，从办理银行卡到租房子，他发现自己和当地人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其实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你不懂这个社会背后的规则、文化和运行方式。”采访中，他反复提到一句话：“华人社区真的很需要专业人士。” 2007年，周剑平一家移民加拿大，但命运似乎并没有让他立刻停下脚步。登陆魁北克城几个月后，因为国内出现新的工作机会，他又短暂回国工作了两年。2009年底，他再次回到蒙特利尔，进入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HEC Montréal）攻读金融管理和金融工程专业。这种在两个国家之间不断往返、不断寻找落脚点的经历，其实也是许多华人移民共同的时代轨迹。不是一次义无反顾的离开，而是在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和不同人生可能之间反复衡量与选择。 真正意义上的扎根，是从银行业开始的。2012年，他进入劳伦森银行（Banque Laurentienne）实习，从最基础的柜员岗位做起。随后又进入CIBC担任个人金融顾问及中小企业账户经理，之后进入商业地产与建筑融资部门从事分析工作。 在CIBC工作四年多后，他加入Desjardins集团，一待就是八年，主要负责商业及商业地产融资业务。 工作之余，他攻读了美国杰克·韦尔奇管理学院（Jack Welch Management Institute）的MBA课程，并有机会在杰克·韦尔奇生前聆听大师讲课。之后，他又完成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商业地产投资与分析课程。 这些经历让他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职业特点——既理解金融体系，也理解移民社区；既懂商业逻辑，也懂文化差异。 2025年10月，他正式加入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出任魁北克省亚洲市场副总裁。 文化差异 蕴含商机 在长期从事商业和地产融资的过程中，周剑平接触了大量华人客户。他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很多本地银行，其实并不真正理解华人客户。这种“不理解”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文化、商业习惯以及沟通逻辑的差异。“比如华人企业家的投资方式、风险判断、家庭结构、决策模式，和本地客户会有很大不同。” 很多时候，当他试图在银行内部诠释客户需求时，却发现后台体系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些逻辑，中间往往会出现断层。而这种断层，在移民群体身上会被进一步放大。 签合同看不懂细节、申请融资无法准确表达需求、不了解本地商业规则与法律惯例……这些问题并不代表客户能力不足，而是源于信息与文化的不对等。“本地人读一篇法语合同，会觉得非常自然，因为他们从小就在这个体系里成长。但我们移民，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真正理解背后的含义。”也正因为如此，他越来越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做金融，而是做“连接”。 新关系 新机会 周剑平认为，当前中加关系正在进入一个逐渐恢复交流与合作的新阶段。如果说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更多是一种“破冰”和定调，那么随后由财政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率领金融代表团重启加中经济财金战略对话，则更像是在金融与经济层面真正开始“搭桥”和“落地”。 而近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加拿大，也被很多华人企业家和投资者视为一个积极信号。“对于普通社区民众来说，大家感受到的其实不是宏观政治，而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机会，企业投资环境会不会更稳定，跨境交流会不会更顺畅。” 在他看来，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的不确定性让很多企业与投资者采取了观望态度。而如今，从总理访华，到金融财金对话重启，再到王毅外长访加，实际上都在不断释放一个信号：双方正在尝试重新恢复沟通、建立信心。而一旦信心恢复，最先活跃起来的往往就是商业、金融以及民间层面的交流。 “未来无论是企业投资、商业合作、地产项目、财富管理，还是留学和新移民相关服务，都可能出现新的增长机会。” 他认为，加拿大正面对全球贸易格局变化以及北美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新现实，因此推进贸易与资本来源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加拿大重要贸易伙伴，自然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市场。“金融体系很多时候其实是先行铺路的。因为无论是企业出海、跨境投资还是国际贸易，最后都离不开金融支持。” 在他看来，对于RBC这样的加拿大大型金融机构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等待，而是提前做好准备，更深入理解亚洲市场以及华人社区未来可能带来的变化与需求。“肯定会有更多机会出现，而RBC也需要准备好迎接这个更大的市场容量。” RBC：不仅仅是银行 虽然魁北克华人数量只占总人口的约3%，但在周剑平看来，这依然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具有长期潜力的市场。而RBC对亚洲市场的重视，也并不是简单增加几个中文服务岗位，而是强调一种内部称为“One RBC”的协同服务模式。“不是只帮客户开个账户、批一笔贷款，而是从企业运营到财富管理，从员工福利到商业扩张，提供真正完整的一站式服务。” 担任亚洲市场副总裁之后，周剑平把自己的工作总结为四大板块：市场开发、人力资源、战略协调以及社区品牌建设，但最终都可以浓缩成一个词：“桥梁”。 第一层桥梁，是连接银行与客户。帮助客户更了解银行，也帮助银行更了解华人社区真正的需求。 第二层桥梁，是连接银行内部。大型金融机构部门众多，而一个复杂的商业项目往往需要商业银行、地产融资、风险管理、法律、私人银行等多个团队协同完成。“客户需要的已经不只是单一金融产品，而是整套解决方案。” 第三层桥梁，是连接不同客户之间的资源。“比如做酒店的客户需要寻找土地开发资源，我可能可以帮他对接另一个从事地产开发的客户。”这已经超越了传统银行服务，更像是一种商业生态的建立。 第四层桥梁，则是连接华裔员工的职业成长。“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让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服务客户。” 一场晚宴 一种态度 这种“桥梁”的作用，在今年春节期间举行的第八届RBC魁北克新春晚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活动现场共有约六百位来宾及员工参加，是目前魁省规模最大的华人新春商业晚宴之一。不仅规模大，规格也很高。来自RBC总部及魁省多个业务部门的三十多位高管出席，来宾则涵盖华人社区企业家、地产投资者、社团领袖、专业人士以及各领域领袖。 周剑平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节日活动，更是一种态度。“它代表RBC愿意长期投入亚洲市场，愿意真正和华人社区建立合作关系。”而活动结束后所带来的商业反馈，也远远超出预期。新增商业合作机会、潜在客户、重新激活的旧关系以及大量社区层面的正面反馈，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当金融机构真正理解并尊重一个社区时，这种投入最终会转化为长期信任。甚至有来宾专门联系他说：“很感动，RBC能够举办这样规模的活动，而且有这么多高管真正参与其中。” 周剑平（右2）与同事在2026新春晚宴上（RBC 图片） 桥梁无语 传递价值 采访最后，周剑平谈到自己这些年的变化。 从辽宁到法国，从法国到加拿大，从基层柜员到商业地产融资，再到今天的亚洲市场副总裁。他觉得，自己真正想做的，其实一直没有变。“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少走一些我曾经走过的弯路。”而他也越来越喜欢自己现在的角色： 一个能够沟通两边的人，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2026年5月29日，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按年率计算下跌0.1%，让原本预期增长接近2%的经济学者们大感意外，不少人称之为“在历史上很罕见”，再加上去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长幅度也被修正为下降1%，连续两季负增长，意味着加拿大经济已落入“技术性衰退”的定义范畴。然而，一场围绕“什么是真正衰退”的论战随即在政商学界爆发。联邦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也在6月2日公开回应称加拿大经济确实“疲软”，但谨慎地避免使用“衰退”一词，并解释说部分经济放缓是政府“主动决策”的结果——削减移民、收紧支出——并将当前状态定性为“结构性转变的磨合期”。 就在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经济体未能解决或未能有效解决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问题，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经济体启动调查，并威胁加征10%-12.5%的关税。这是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月20日裁定之前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之后，白宫寻求替代法律路径重建关税壁垒的最新举动。 在坏消息接踵而至之际，多项民调却显示，卡尼领导的自由党人气不断攀升，和排名第二、处境艰难的保守党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根据不同机构的数据，自由党领先保守党的幅度在 8 至 13 个百分点之间。比如Abacus Data的最新民调显示：59%的加拿大人支持卡尼政府，领先保守党12个百分点，这是自2025年5月开始追踪以来的最高点，卡尼个人支持率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强水平。与此同时，加拿大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乐观程度也是过去八年来最高，有高达47%的人说加拿大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而这发生在一个国家陷入“技术性衰退”阴影的当下。 这不是加拿大政治中常见的逻辑。要理解它，必须先理解这场”衰退”的本质，理解加拿大经济的深层问题，以及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民间的普遍共识。 “数字游戏”还是现实警钟？ “技术性衰退”这个词，是一个便于媒体使用的速记标签，而非严格的学术定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974年《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时任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局长Julius Shiskin建议将衰退的定性释义转化成便于大家理解的定量标准，通常指一个国家的实际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按照这个标准，自1947年有数据以来，技术性衰退共发生了12-13次。从历史经验看，技术性衰退往往对应着实质性衰退，但实质性衰退未必会出现技术性衰退。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加拿大权威商业周期理事会（C.D. Howe Institute）以及主流经济研究机构整理的数据，绝大部分的技术性衰退都出现了相应的实质性衰退，如1981-82年的高通胀和激进加息，1990-92年的房地产泡沫，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因新冠病毒疫情封锁等最终都演变成了让普通人痛苦的实质性衰退（失业、破产、资产大跌）；但也有一小部分，如2015年加拿大的油价暴跌、后疫情时代2022年的美国虽然出现了技术性衰退，却没有伴随实质性衰退，似乎只是经济在长期高增长后，受地缘政治或高利率调控而出现的短暂失速与中场休息。 若按此简易标准，加拿大确实已“达标”。官方反对党——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借此激烈批评总理卡尼，在短短10分钟内向媒体重复了“衰退”这个词超过24次。他宣称“美国的关税政策冲击所有G7国家，但只有加拿大，在卡尼的政策下，陷入了衰退。”他还要求就此召开国会紧急辩论。 但实际上，在严谨的经济学界，鲜有人以此为诊断经济状态的唯一标尺。主流经济学者不仅看数据是否连续两季负增长，更看“3D”原则——深度（depth）、持续时间（duration）和广泛性（dispersion）。CIBC首席经济学家Avery Shenfeld就指出，衰退的定义应当涵盖就业、开支等多重经济指标的实质性下滑，而非仅凭GDP数据的负增长。BMO首席经济学家Doug Porter也认为此次技术性衰退“只是名义上的”，距离真正的衰退还远。 目前来看，加拿大确实是G7中唯一出现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的国家，但经济层面上并未出现大面积崩溃。就业市场虽放缓，但尚未大规模裁员；消费者支出仍有韧性；油价上涨也为能源省份提供了一定缓冲。另外，由于人口基数（联邦政府大规模缩减移民政策）的减少，反而让今年第一季度的人均GDP实际上上升了0.2%。这对已有工作、已有收入的加拿大人来说，今年一季度的平均生活水平实际上略有改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感受”与“数字“之间存在落差。 结构性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驳斥了简单化的“衰退”标签，但他们不否认加拿大经济正承受重压。实际上，加拿大正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处在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变化等一系列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危机中，这一系列危机足以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兴衰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仅仅在10多年前，加拿大的经济还处在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加拿大的银行体系在没有政府救助的情况下安然度过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广受赞誉。2005年，时任加拿大出口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波洛兹（Steve Poloz）曾表示加拿大公司有望实现在美国已经实现的“生产力奇迹”。2006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曾夸赞加拿大经济表现使其成为“唯一一个同时拥有经常账户盈余和预算盈余的国家”。2011年，《麦克林》（The Maclean）杂志的一篇报道宣称加拿大“居世界之巅”，“加拿大人从未对未来感到如此乐观”。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处预测，加拿大在未来50年的经济增长将领先于G7其他国家。同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加拿大的AAA信用评级、稳定的经济和丰富的资源而建议各国央行持有更多的加元货币储备。如今10多年过后，今天的加拿大现实与多年前所期望的大相径庭，加拿大经济增速在多个年份不如通胀率高，过去10年平均增长仅为1.7%，去年更是下降至1.0-1.3%之间，这意味着加拿大人的真实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 1981年时，加拿大的经济在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六，仅次于瑞士、卢森堡、挪威、美国和丹麦。到2025年，已经降到了第14位。而经合组织的长期预测更指出在2020至2060年间，加拿大将是所有38个成员国中人均实际GDP增长最慢的国家，而这已是OECD多年来的持续预测，反映出加拿大在生产力、商业投资和创新转化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加拿大经济的最大外部变量无疑是美国的关税政策。自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以来，加拿大的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企业资本投资连续五个季度下降，特别是占加拿大GDP约20%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资源业和农业。这些企业在面对关税威胁时首先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减缓投资，暂缓招人，最终拖累整体GDP。 如果说关税和外部环境是短期冲击，那么常年困扰加拿大的生产效率问题则是更为根本的结构性顽疾。在2000年时，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效率大致相同，但到了2025年，美国的生产效率却大约是加拿大的1.2到1.3倍。这意味着，一个美国工人工作1小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一个加拿大工人需要工作将近1小时20分钟才能追平。统计数据更是令人忧虑：在过去十年中，加拿大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仅为可怜的0.9%，而美国的增长速度是加拿大的两倍以上。得益于美国企业在数字化、科技和管理流程上的革新，其生产效率比疫情前增长了约 10%。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来自多方面，主要有： – 国内贸易壁垒：加拿大不同省份有不同的法规、认证标准、执照要求和采购规则，企业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轻松扩张，这导致加拿大企业平均规模偏小。与美国相比，加拿大中小企业占比高，而小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显著低于大企业。同时，企业跨省经营时需要遵守多套规则、重复认证、缴纳不同税费等，相当于在国内增加了隐形“关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加拿大省际贸易壁垒的总体成本相当于平均9%的关税，在服务业，如医疗、教育、建筑等领域中甚至高达20-40%。而不同省份的专业人才认证互不承认，导致人才难以跨省流动，造成劳动力资源错配，同样会降低整体生产效率。 – 创新投入不足：加拿大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但思想和技术在商业化、规模化方面严重滞后，大量附加值被其他国家攫取。同时，加拿大企业在机械设备、研发和知识产权上的投资长期低于美国。 – 产业结构差异：加拿大经济更依赖自然资源、房地产和国内服务，这些行业生产率增长较慢。美国则在高科技、软件、生物医药和金融创新上领先。 – 监管严格：加拿大国内市场小、监管相对繁琐，导致企业缺乏激烈竞争和规模化动力。 卡尼的布局 面对美国关税冲击、技术性衰退与生产力危机的三重叠加，由经济学家出身的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自2025年3月上台以来，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结构性政策。 首先是推动贸易多元化，目标是将非美出口在十年内翻倍，以减少对单一美国市场的依赖。正如卡尼1月份在达沃斯国际论坛上指出的，传统自由贸易的“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底座已不复存在，贸易一体化正在被一些国家“武器化”。因此，卡尼政府将贸易多元化从单纯的经济目标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通过制度性手段强力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 其次是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国家建设项目，把加拿大从一个依赖出口初级产品的资源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基础设施、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高位置的多元化经济体。在加拿大国内，基建滞后已成为“定时炸弹”，严重阻碍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根据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的报告，过去十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高达5000亿加元，导致桥梁老化、港口拥堵和能源瓶颈。在今年春季经济更新中宣布的21个“国家建设”项目，涵盖交通、能源、矿业等多个领域，预计带动逾1,250亿元新投资，并在建设期支撑6万个就业岗位。 第三是劳动力培训。政府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投入约59亿加元，用于招募、培训和聘用8万至10万名新一代技术工人。这将为加拿大人创造“新机遇”，吸引必要人才，加快住房和重大项目的建设速度。 第四是打破国内贸易壁垒。卡尼政府上台后，将“建设统一的加拿大经济”（One Canadian Economy）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面对这一历史顽疾，卡尼政府采取了“联邦先行示范、推动多边互认、聚焦关键行业”的策略。比如所有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在去年11月共同签署的《泛加拿大商品互认协议》；再比如，运用联邦紧急权力迫使部分省际专业资格互认，以推动建筑、工程、医疗等行业专业人员跨省流动，免资质重考。 第五是推动AI的发展。自卡尼政府上台以来，AI政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先级，并任命了历史上首位专职AI部长Evan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