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快速右转 美国重回政教合一?
七天记者 颜宏 短短不到一周时间,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连续推翻多个影响美国社会、乃至全球政治的多个重磅法案,让全世界惊呼“美国到底怎么了?” 先是6月23日,9名大法官组成的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判决纽约州在1913年生效的一项规定民众不能随意携带枪支外出,除非有正当理由的法令违宪。这项法令规定如果个人想要在家庭外面的环境携带枪支,则必须证明有“正当理由”,方可获得“拥有并携带”隐藏的“手枪”的无限制许可证,只有在取得许可后才能合法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手枪。在美国,有25个州允许人们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时,不需要事先获得许可,而其他几个州则要求人们需要先获得许可证,但不要求申请人证明他们有携带武器自卫的必要。而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和罗德岛州等另外六个州属于最严格的范畴,不仅要求人们要有执照,而且要求那些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携带手枪进行自卫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这么做的特殊需要。于是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和未能如愿在纽约州获得许可证的罗伯特‧纳什(Robert Nash)和布兰登‧科赫(Brandon Koch)一起对这项规定发起司法挑战,起诉纽约州政府违宪。随着特朗普任命的三名支持持枪权利的保守派大法官陆续到位,最高法院不愿意审理有关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民众拥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相关案件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在最后一名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进入最高法院六个月后,最高法院同意审理这起诉讼案件,在2021年4月调取了卷宗,11月开庭审理,判决结果在今年6月23日宣布,这一判决结果会对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产生影响。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布了早就泄露的“罗伊案”判决书(《七天》报第797期对此有详细报道)。理由是当初的判决是把堕胎权解释为隐私权的衍生品,而隐私权并不是美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因此妇女是否有堕胎权应该由民选的各州政府决定。这个判决一出,全美各地爆发此起彼伏的堕胎和反堕胎抗议。共和党执政、早就准备多时的阿肯色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苏里州、俄克拉何马州、南达科他州、犹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等9个州的堕胎禁令立即生效,规定实施堕胎是一项重罪,可判处多年徒刑,即便针对强奸或乱伦的堕胎也不能例外,还有12个州计划在近期内推出堕胎禁令。不光美国总统拜登、民主党痛批这一判定是开历史倒车,就连美国的坚定盟友,如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等西方国家领导人都在批评这是美国人权的倒退。 这还没完,美国最高法院又在6月27日以6比3判定华盛顿州一所高中的橄榄球教练因在赛场上祈祷而被解雇案违宪,理由是这名教练的祷告相当于私人言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能受到学校的限制。本案中的教练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于2008年开始执教时最初是在比赛结束时独自在50码线处祈祷。然后开始陆续有学生加入他的祷告,祷告地点除了在赛场上,还转移到更衣室,他也开始渐渐在祷告中发表涉及宗教的简短励志讲话。一直到2015年,当地学区接到投诉得知此事后,要求他停止这种做法。于是肯尼迪不再在更衣室和球场上带领学生祈祷,但是希望他本人能继续在球场上祷告,同时由学生们自愿决定是否加入。由于担心侵犯到其他学生宗教自由的权利,学校要求肯尼迪不要在比赛结束后仍是教练身份的时候下跪祈祷,但遭到肯尼迪的拒绝,于是学校让他带薪休“行政假”。赛季结束后,他也没有和学校续约,而是提起诉讼,认为学区侵犯了他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的权利。但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认为他的祷告不属于私人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不服判决的肯尼迪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这回他得到了支持。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就被普遍认为“或迈出公立学校重启祷告的第一步”,以及扩大一些宗教实践在美国其他公立学校环境下的可接受度。其实不止这一判例,仅仅最近两个月,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做出至少3次有利于宗教表达的裁决。包括判定缅因州将宗教学校排除在学费援助计划之外的行为违宪;判决允许一个基督教团体在波士顿市政厅悬挂带有十字的旗帜,理由是这可“促进该市不同社区之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重回政教合一? 众所周知,美国虽然是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但美国建国先驱们是在以宗教的热情追求世俗的权利,达到目的后就在宪法中规定了政教分离等条款保护民众的宗教自由。比如在总统宣誓就职时手要放在《圣经》之上向上帝宣誓,似乎基督教是其国教,但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也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公立学校支持祈祷是一种违宪行为。随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禁令:1963年禁止在学校阅读圣经,1980年禁止在美国课堂上教授宗教十诫,1985年又禁止了学校内的宗教性默哀,1992年禁止毕业仪式上祈祷,2000年又禁止了某大学橄榄球比赛前的由学生主导的祈祷仪式。随着美国社会的日趋世俗化,人们很难想象21世纪的美国社会还会再经历一次宗教复兴运动。但事实却是美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 从本质上讲,宗教是一支保守的力量,但美国宗教界也有自由派与保守派之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自由派曾长期影响美国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保守派则主要在基层、民间、商界及南方地区活动。宗教保守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关注个人信仰与道德问题。所以,保守派主流的福音派就不主张参与政治,甚至厌恶政治。他们认为世俗世界是肮脏的,信徒应该避免介入。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福音派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政府与大众文化日益世俗化的危害,他们意识到必须从教会走向社会,从着眼于个人“重生”转向参与公共政治。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基督教右翼组织。例如,“基督教之声”、“道德多数派”、“宗教圆桌会议”。到了90年代,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三大基督教右翼组织:“基督教联盟”、“美国关注妇女协会”、“关注家庭协会”。在这些宗教右翼组织的带动下,美国南部“圣经带”地区几乎成为福音派的天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后,宗教势力开始有意识通过与政党的结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宗教需要借助政治来表达自己的世俗关怀,政客需要借助宗教来赢得选民,以实现自己对权力的诉求,最终形成了宗教右翼与日趋保守的共和党的深度绑定,其结果就是宗教保守主义日益共和党化,共和党正逐渐宗教保守化,最终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选出了总是让自己被一小群福音派牧师包围着的特朗普。 不管特朗普的言行有多么乖张,多么特立独行,多么在正常人眼里不靠谱,但特朗普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坚信他是“天选之子(The chosen one)”,是上帝派来拯救美利坚的。他也确实有着难以想象的运气,居然在任上四年里任命了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让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的比例由原来的5比4,其中一个虽然是保守派却似乎非常注重维护最高法院不涉政治印象、经常左右摇摆的首席大法官,变成了6比3。要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的,法官如果不是死在任上或者自己决定退休,可以一直干下去,有的总统根本没有机会任命法官。特朗普不仅一口气任命了三个法官,个个还都很年轻,可以长期保证美国社会向宗教保守方面转向。无怪乎有政治评论人士说特朗普任期4年给美国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就是任命的这三位坚定的保守派大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的自由与保守平衡,他们将长期而彻底地影响美国社会。同时,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多是原教旨主义的拥趸,包括特朗普任命的这三名大法官,放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上就是将宪法文本的权威建立在制宪者的意图之上,也就是说法官们在解释宪法的有关内容时必须遵守立宪者的原意,不仅是字面上要符合原意,含义上也必须一致。其实美国宪法解释的原教旨主义有着天然的缺陷,比如如何知道制宪者的意图,毕竟他们已经死了几百年;再比如哪些制宪者的意图应该遵循?是整个制宪会议还是制宪领导人?抑或是批准这些协议的各个州政府?现在这个拿着1788年成文的宪法以及当初的社会生态来套21世纪生活的影响正在显现。 6月28日,多次鼓吹美国要建立神权国家,美国政府必须服从基督教会命令的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在科罗拉多州第三国会选区击败对手,赢得了初选。她在竞选造势时对信徒们发表演讲时指出已经“受够了政教分离”,号召基督徒为上帝“发声”,以驱逐“不义的政客——腐败、骗人的政客”,并用“上帝的正义男女”来取代,她公开主张的“教会应当指导政府,而不是政府指导教会。”只是美国社会大地震的前兆,未来还会听到更多类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