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七天记者 颜宏 2025年6月2日，联邦总理卡尼（Mark Carney）来到西部的萨斯卡通（Saskatoon）与全国各省省长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议。这是自4月28日联邦大选率领自由党赢得罕见的第四个任期以来，卡尼与各省省长们的首次实体会晤。除了首次之外，这次会晤选在与联邦政府离心离德的萨斯克彻温省的中心经济城市进行，而非通常的首都渥太华或大型省会城市，本身就带有一丝“下基层”的意味，旨在营造更开放、务实的对话氛围，也更专注于经济层面。这也是自1985年以来，联邦政府首次在西部召开如此高规格的联邦-省级对话会议，它向西部释放出明确信号：渥太华正在倾听、正在采取行动。 在会议结束后，卡尼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被多个省长和媒体称作“圣诞老人”来形容他慷慨的姿态和承诺。可以说这次会议在重塑联邦-省关系、应对经济挑战和统一国家发展方向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态度转变 众所周知，加拿大的东西矛盾由来已久，而在前总理特鲁多当政期间推行的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政策更是激化了东西矛盾，特别是那些旨在减少碳排放的政策，直接威胁到西部几个能源大省至关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从而威胁到其经济福祉，并导致了对联邦干预的反对以及对西部以资源为基础经济的捍卫。从2019年小特鲁多第二次当选后，倡导西部独立的“西部脱离”（Wexit）标签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西部独立的声音日益高涨，逐渐形成了一场运动，甚至从民间上升到政府层面。 今年自由党第四次赢得选举后，阿省省长史密斯（Danielle Smith）在大选结果公布后的不到24个小时，就在省议会通过法案修订《选举法》，将发起独立公投的请愿签名门槛由登记选民总数20%（约60万人）下调至上次选举中投票选民数量的10%，既17.7万个就行，并将收集签名期限从4个月放宽至12个月，以降低民间推动民主行动的难度。而在5月1日一天，阿省独立运动就宣布收集到了足够的签名，史密斯省长也在5月5日表示，如果该省公民在请愿书上收集到足够签名，她将于2026年就“主权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也就是说，在与卡尼会面之前，阿省省长史密斯以及萨省省长斯科特·莫（Scott Moe）都是对联邦自由党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西部的民众也对联邦气候政策、联邦在医疗保健、教育和能源资源开发等省级管辖领域施加影响、联邦的财政公平感到不满，甚至不惜采取对抗姿态，但看到卡尼在联邦-省级领导见面会上的表现以及他所展示的加拿大未来蓝图之后，这两位保守派省长都选择“回归大家庭”。 史密斯省长表示，她对卡尼总理愿意倾听和理解阿尔伯塔省的关切感到“非常满意”。她用“开放”、“建设性”和“富有成效”来形容这次会谈。称卡尼政府的姿态与前任政府有所不同，为阿尔伯塔省和联邦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开辟了新的合作机会。而支持“石油”经济的史密斯更少见地指出，“虽然卡尼提到的‘去碳化方式’非常昂贵，但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抵消增加的成本……总体而言，这是值得的。”她的态度转变意味着本届自由党政府与保守党主要代表之间达成了“巨大妥协”——卡尼放松了对石油产业的限制，而史密斯也接受了卡尼的领导方式。 史密斯省长和莫省长联合发表的声明还非常认可卡尼提出的“国家建设”项目，认为这些项目对于推动生产力增长、能源安全和加拿大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莫省长尤其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农业和能源项目，并期待联邦能够为萨斯喀彻温省的具体需求提供支持。 转变态度的还有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他在2018年首次当选时曾将阿尔伯塔的石油称作是“肮脏能源”，他和他的CAQ政党对大型输油管道项目，尤其是像“东部能源管道”（Energy East Pipeline）这样的项目，一直持非常明确的反对立场。但自从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以来带给加拿大的冲击，也让他和魁省大部分的民众意识到减少对美国依赖的重要性，愿意考虑一些能够增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能源安全的项目，即使这些项目与石油有关，只要它们能带来战略利益。另外，魁省省长提出希望联邦政府出资建设一条输电线路，以将连接魁北克省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丘吉尔河上的新水电项目，而卡尼在省长话音还没落地就慷慨地附和“完全同意”。据魁北克水电公司（Hydro-Québec）的消息人士透露，该项目预计耗资20亿至30亿元，关乎7200兆瓦的电力输送。 统一战线 会晤后，最兴奋的是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十年来最好的一次会面！我们一起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内心充满了团结的力量。”“今天，我把卡尼比作圣诞老人！他把我们提出的建议全部装进礼物包，审查之后，他就会给我们分发礼物！”福特还笑着补充道。“他会驾着一辆装满建议的雪橇离开，在仔细研究后再给我们回电话。” 把卡尼比做“圣诞老人”的还有新不伦瑞克省省长苏珊·霍尔（Susan Holt）。她说：“今天的感觉，就像圣诞节的早晨，我们就像孩子，非常兴奋，我们不会争抢礼物，我们不会互相竞争，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站在一起，看着彼此开心。” 会议结束后，卡尼与13位省级领导人共同签署联合声明称： “领导人一致同意，基础设施和经济走廊，如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核能项目以及电网系统对于刺激加拿大生产力增长、确保国家安全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领导人一致认为，加拿大必须尽快，包括借助私营部门的力量，将清洁能源、传统能源、自然资源、关键矿物以及加拿大产品运往国内市场以及更多样化的国际市场，尤其是亚洲与欧洲。”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与过去几年来加拿大四分五裂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战略一致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来自特朗普的共同外部威胁出现时，内部的分歧往往会暂时退居次要地位，促成团结。另一方面也是卡尼非常聪明地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了“国家建设”、提高加拿大经济韧性以及打造“能源超级大国”等能够惠及所有省份（包括此前对联邦不满的西部省份和魁北克省）的共同经济利益上，营造了合作氛围。 这次会议也意味着，加拿大在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时，基本形成了一个更加协调、统一和更具韧性的“战线”，必将对加拿大未来的贸易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这次会议的成功，有助于卡尼巩固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并向民众展示他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国内问题和国际挑战。不过尽管前景乐观，但摆在卡尼面前的挑战也非常巨大。首先是这些让各个省长欢欣鼓舞的“国家建设”项目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联邦的承诺能否转化为实际的拨款和项目启动，将是各省关注的焦点；其次是尽管联邦态度积极，但各省在具体项目优先顺序、环境政策、医疗拨款等方面的固有分歧依然存在，需要持续的协商；第三此次会晤中私营资本和原住民的缺席也会为未来的项目进展产生消极影响。这次会晤后，几位原住民领袖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卡尼政府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加速在其领土发展项目的承诺表示失望。 另外，卡尼推动的“能源超级大国”愿景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政策相矛盾，如何在二者间保持平衡，将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总而言之，卡尼总理与各省长的萨斯卡通会议，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谈，为加拿大在经济、政治和联邦-省关系方面开辟了新的篇章，旨在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团结、更繁荣的加拿大。 或许在这场特朗普强加的北美贸易秩序重构的狂澜中，加拿大终于因此而觉醒，并最终致力于自救。正如卡尼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的：“有时候，我们并没有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直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我们还算幸运，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失去什么。我们受到了威胁，我们的人民选择站出来对抗，我们因此而团结，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所有的加拿大人。”  

七天记者 彦宏 2025年5月28日凌晨0时1分，魁省住宅建筑行业爆发了一场无限期罢工，涉及约20万名工人。此次罢工由五个主要工会——FTQ-Construction、Syndicat québécois de la construction（SQC）、Conseil provincial du Québec des métiers de la construction（CPQMC-International）、CSD-Construction和CSN-Construction组成“建筑工会联盟”（Alliance syndicale de la construction）发起全行业罢工，抗议与雇主方在薪资和工作条件谈判中的僵局，全省范围内的独立屋、联排别墅和六层及以下住宅楼的建设处于暂停，涉及大约4.4万个工地。不过根据2024年的数据，这些工人们在建筑领域的工作时间不到 20%，而商业机构、工业建筑以及土木工程和道路建设占魁北克建筑工人工作时间的 80% 以上，他们的集体劳动协议要到2029年才到期，因此不受当前罢工的影响。 其实，不仅是住宅建筑工人，魁省政府与魁北克全科医师联合会（FMOQ）与专科医师联合会（FMSQ）的劳资谈判同样进展不顺利，双方在医生薪酬改革的第106号法案上分歧严重，均展示出强硬的立场，看不出任何缓和的迹象。而之前的魁省教师和幼儿园工作人员罢工、护士罢工、公共服务工作人员罢工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一系列的劳资纠纷反映了魁北克独特的劳资关系环境以及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新挑战。 劳资矛盾频发 魁省拥有加拿大最悠久和最强大的工会传统之一。工会在全省的几乎所有公共部门，如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社会服务和特定的私营部门，如建筑业、航运行业等中具有极高的组织率和影响力。工会往往代表工人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谈判，当谈判破裂时，罢工是他们争取权益的常见手段。魁省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罢工（如1972年魁北克总罢工）奠定了工会在魁北克社会中的强大地位。另外，魁省很多行业的集体劳动协议谈判是全行业或多部门统一进行的，而非单个公司对单个工会。这意味着一旦谈判破裂，影响范围会非常广，导致大规模停工。魁北克政府本身就是魁省最大的雇主，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因此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谈判动辄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工人，其复杂性和政治敏感性更高。 除了魁省强大工会的传统外，最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也是导致劳资矛盾尖锐的因素之一。食品、住房和燃油等基本生活成本显著上涨，让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大幅增加。工人们感受到工资增长未能跟上生活开支的压力，因此在薪资谈判中立场更加强硬。许多工会都要求高于通胀率的工资增长，或包含物价指数调整的条款，以弥补实际购买力的损失。而在疫情后，许多行业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给了工人更大的议价能力，因为雇主更难找到替代劳动力，也让工会更有信心采取罢工行动来争取更好的薪资和福利条件。魁省的建筑行业尤其如此，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工会认为有理由要求更高的薪资，以吸引和留住工人，并弥补与其他行业或地区之间的薪资差距。 在政府层面，执政7年多的CAQ政党不仅花光了前自由党Philippe Couillard政府留下的财政盈余，欠下巨额债务，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削减支出，还被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降级，正面临着平衡财政预算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双重压力。在与公共部门工会（如医护人员、教师）谈判时，政府往往需要在控制支出和满足工会要求之间进行权衡，这很容易导致谈判僵局。 政府强硬 这次发起住宅建筑行业工人罢工的5个工会在魁省社会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魁北克劳工联盟（FTQ）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长期在劳工权益、薪资谈判和工地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下属的建筑行业分会有9万多名成员，在魁北克建筑业的集体谈判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魁北克建筑工会SQC（Syndicat québécois de la construction)是魁北克建筑行业中另一个重要的独立工会，代表着超过41,000名建筑工人。它专注于维护魁北克建筑工人的具体利益，并在集体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Conseil provincial du Québec des métiers de la construction（CPQMC-International）隶属于国际建筑行业工会组织，在北美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许多附属工会已有超过百年历史，多次参与国际或地区性建筑行业罢工行动，也积极在魁北克层面争取其会员的权利。 CSD-Construction是民主工会中心（CSD）下属的建筑行业分会。CSD成立于1972年，是从加拿大全国工会联合会（CSN）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工会，主张更温和、更注重协商的工会主义。尽管CSD总体上倾向于协商而非激进罢工，但在关键的集体谈判中，CSD-Construction也会与其他工会联合行动，以争取其会员的利益。 CSN-Construction是CSN下属的建筑行业分会。CSN是魁北克第二大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921年，前身是加拿大天主教工人联合会，1960年变身为全国工会联合会。CSN以其更具批判性和激进的劳工立场而闻名，尤其在早期与魁北克主权运动联系紧密，曾在1965年携手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改革了魁北克劳动法。 此次罢工是由于工会联盟与代表住宅建筑开发商的魁北克建筑和住房专业人士协会（APCHQ） 在新集体协议谈判中未能达成一致。双方的主要分歧有以下几个方面： -薪资拉锯：工会联盟要求在为期四年的新集体协议中，住宅建筑行业的工人薪资增长达到22%到24.3%，并希望在协议的第一年就能实现显著的加薪，例如8.35%。工会认为，住宅建筑工人的薪资长期低于其他建筑行业，而在当前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涨的背景下，需要大幅度加薪才能弥补购买力损失并吸引人才。而APCHQ在罢工前夕，既零点之前提交的“最终报价”是四年内总计增长18%，包括第一年1.5%的增长，以及后续几年的一些累计增长。工会认为这个报价远低于其成员设定的“货币参数”，且包含了谈判中未曾提及的“重大挫折”，因此被工会联盟坚决拒绝。 -工作条件和福利：资方试图将传统养老金改为“个人储蓄账户”，工会则要求将资方养老金缴费比例从9%提升至12%；工会要求增加工时、加班和安全保障等条款，以确保工作环境的公平和安全；资方希望引入的“智能工效系统”，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评估工作效率，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认为是对保障工人权利的巨大倒退；工会要求气温超32℃时强制停工，资方则提议可用“每小时加薪来替代”等等。 -谈判策略分歧：工会方面强烈批评APCHQ拒绝将其“最终报价”提交给其成员进行投票表决，认为这剥夺了工人对最新协议进行民主决策的机会，并质疑APCHQ是否试图蒙混过关。工会还指出，建筑行业其他三个主要部门（工业、机构-商业、土木工程和道路）的集体协议都已经与相应的雇主协会达成了薪资增长约为四年22%的协议，只有住宅建筑部门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且资方表现出更大的僵硬性。 资方APCHQ则表示如果同意工会的要求，将会将使独立住宅的建造成本平均增加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2025年5月27日，渥太华的国会山迎来了一场打破半个世纪传统的政治仪式——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亲临加拿大国会，发表了象征新一届政府施政纲领的“王座演说”（Speech from the Throne），正式开启了加拿大第45届议会的第一次会期。这是自197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在位君主亲自发表“王座演说”以来，加拿大国会首次由名义上的君主而非其代表总督来主持这一仪式，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在美加关系剑拔弩张、加拿大面临主权危机的大背景下，这场演讲被赋予了远超礼仪层面的意义。 “主权危机”下的非常规邀请 联邦总理卡尼此次打破惯例邀请查尔斯三世来做“王座演说”，被外界视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连任后对加拿大持续施压，包括威胁加征关税、公开且不断地称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批评加拿大的边境政策等，卡尼政府试图以王室权威重塑国家主权叙事。而在去年诊断患上癌症、减少了大量社交活动的查尔斯三世几乎立刻就接受了邀请，让原本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准备时间的皇室正式访问在几个星期内得以完成。对查尔斯三世而言，这场带病出征的访问同样是一场“不能失败的使命”。尽管白金汉宫以“医疗团队全程护航”强调其健康状况可控，但76岁的国王自2024年确诊癌症后首次来到加拿大，仍被视为对英联邦凝聚力的关键考验。 众所周知，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仍以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继承英国政治传统的新一届政府、新国会开幕仪式之一的“王座演说”的演讲稿通常由加拿大政府撰写并由总督作为君主的代表宣读，旨在阐述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和立法议程，很少由在位君主亲自宣读，在加拿大的历史迄今只发生了3次，而且都是在加拿大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 1957年10月14日，刚刚加冕不到5年的伊丽莎白二世首次访问加拿大，并宣读“王座演说”，这是加拿大历史上首次由君主本人主持的国会开幕仪式。当时的加拿大总理John Diefenbaker上任数月，君主莅临对少数党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来说是一大突破。而伊丽莎白二世在演讲中强调了加拿大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不应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被视为加拿大迈向完全主权的重要象征。 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再次受到时任总理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的邀请来到加拿大发表“王座演说”。当时的加拿大正面临严重的国内挑战，尤其是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日益高涨的分离主义呼声。老特鲁多政府希望利用女王的这次演讲，来强调国家的统一性，并暗示加拿大将疏远英国，推进宪法本土化（repatri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而伊丽莎白二世在演讲中提到“新的经济现实”以及“促进语言和文化和谐的紧迫性”，并承诺政府将致力于“重新发现团结精神”。这次演讲被视为加拿大政府正式承诺进行宪法改革的标志。 2025年5月，在联邦总理卡尼的邀请下，在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主权危机的时刻，查尔斯三世第20次，也是他加冕后首次以加拿大君主身份来到加拿大，首次发表“王座演说”，旨在明确而有力地重申加拿大的主权和作为一个独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独特身份。 时隔48年，2025年的查尔斯三世（左）和1977年的伊丽莎白二世（右）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在演说中，查尔斯三世回顾了加拿大历史，并提到已故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称她在1957年主持加拿大国会开幕时，二战的痛苦记忆犹新。当时冷战加剧，自由与民主面对威胁。加拿大正崛起为新兴经济强国及世界和平力量。其后数十年，历史由重大事件标记：越战、柏林墙倒塌及反恐战争的开始。今天，加拿大再一次面对另一个关键时刻。现时的世界比二战后的任何时刻都更加危险，充满了不确定性。加拿大正面临我们这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加拿大人对周遭世界的巨大变化感到焦虑和担忧，但这一时刻也是难得的机遇，更新的机遇，是大胆思考和采取更大行动的机遇，是加拿大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经济转型的机遇。 卡尼的愿景 尽管在22分钟的演讲中只提到了一次加拿大的邻国总统特朗普，但字里行间充满地缘博弈的硝烟。从强调加拿大拥抱英国、法国和原住民传统，成为一个勇于创新的双语、真正多元文化，并致力和解的国家，到借用国歌中的“强大而自由的北方”来宣示加拿大的主权；从经济上去美国化（宣布启动《美加贸易协定》重新谈判、消除省际贸易壁垒），到国防自主化（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2%、加入“重整欧洲”（ReArm Europe）防务计划），再一次重申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竞选时的政纲，描述了新政府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以下4点： 经济转型与竞争力：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将加拿大打造成七国集团（G7）中最强大的经济体。首先要把全国13个经济体统一成为一个加拿大经济体，通过消除省际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内部障碍，每年可为加拿大节省高达2000亿加元的损失，从而“释放新的增长”，使加拿大在关税战、贸易战中变得更强大。为此，联邦政府将在7月1日国庆日前提出立法，清除所有联邦层面的省际贸易与劳动力流动障碍。联邦政府还将成立“重大联邦项目办公室”，将大型项目的审批时间压缩至6个月内，目标是将加拿大建设成为清洁能源和传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先能源超级大国。联邦政府将制定产业战略，提高加拿大的全球竞争力，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另外，卡尼与特朗普已开始“重新定义加美之间的经济与安全关系”，而加拿大也将“加强与全球可靠贸易伙伴与盟友的关系”，准备好与理念相近、相信国际合作及自由开放交流商品、服务和思想的国家建立联盟。 民生与福利：联邦政府将为中产阶级减税，为双收入家庭每年节省最多840元；政府将为首次置业者购买100万元或以下房屋减免商品服务税（GST），最高可节省5万元，同时也会降低100万至150万元房屋的商品服务税；继续前政府为家庭每年节省数千元的计划，包括托儿服务及药物保险；扩大全民牙科保健计划，涵盖约800万加拿大人；采取一系列措施，协助将房屋建设速度提高一倍，同时创建全新的房地产开发产业，并使用加拿大技术、加拿大技术工人及加拿大木材；成立一个名为“加拿大建房局”（Build Canada Homes）的新机构，作为可负担住房的开发商，该机构将投资发展预制与模块化住房产业，并向可负担住房开发商提供大量融资支持。 打击犯罪：政府将立法加强边境安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将获得新权力，以检查出口货物，防止非法与被盗物品的外流；重点打击偷车及入室行窃，修订《刑事法典》，收紧累犯保释条件，包括涉及人口贩运及毒品走私等严重犯罪；雇佣1000名皇家骑警（RCMP）人员，增加扫描仪、无人机、直升机、警力及警犬队的部署，并改革枪支许可规定来确保社区安全。 减少开支：演讲中提到“在一切行动中，政府将秉持新的财政纪律：政府少花钱，民众才能多投资。”因此联邦政府的日常运营预算增长率将从目前的9%降至2%，但对省份、地区或个人的拨款维持不变。政府将通过削减浪费、控制公务员人数、消除重复及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公共部门生产力，在未来3年实现收支平衡。 如果只看这篇“王座演说”的内容，特别是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更像是由传统保守党提出的、偏右翼的政策主张，而不是通常与自由党关联的政策方向，反映出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正在进行政策重点和策略性的转变，这与卡尼自身的经历和理念分不开。 卡尼作为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格兰银行行长，具有深厚的经济和金融背景。他一贯强调财政纪律、经济效率和全球竞争力。他的个人专业背景和理念，很可能影响了这届政府的施政重心，使其向更偏重经济效率和财政审慎的方向倾斜。而卡尼的执政愿景更侧重于提升加拿大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自然会带来更多关于生产力、创新和商业环境优化的讨论。另外，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其经济战略，更加注重国家经济韧性、供应链安全和吸引投资，加拿大也不例外。 尽管保守党批评卡尼的许多政纲内容是“抄袭”，但目前没有席位的保守党党领博励志（Pierre Poilievre）已经表示，将与自由党合作，共同解决与美贸易争端，如果能真的实施，对加拿大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在过去近十年间，保守党不断阻挠、反对甚至发起不信任投票，并造成由前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少数派政府提出的许多计划不是流产，就是变形，或者延误。而在这次“王座演说”中，加拿大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包括前总理金·坎贝尔（Kim Campbell）、哈珀（Stephen Harper）、特鲁多（Justin Trudeau）、已故前总理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的遗孀Mila Mulroney，以及前总督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与Michaëlle Jean，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国防参谋长Jennie Carignan、前众议院议长Geoff Regan和Peter Milliken、马尼托巴省省长Wab Kinew等多位政界重量级人物悉数出席，如果不是因为心脏病突发不得不在当天做搭桥手术，91岁的前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也会在场。就连曾互为对手的前总理特鲁多和哈珀都被拍到谈笑风生，这在美国政坛上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希望这一次的团结，能为加拿大带来实质性的变革，让我们拭目以待。

七天记者 梓丰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穿梭、品尝，《米其林指南》（Guide Michelin）在5月15日首次公布了其在魁北克省的餐厅评选结果，这是米其林继多伦多和温哥华之后首次将评选范围扩大到魁北克，也让魁省成为米其林中北美地区的第12个旅游目的地。 这次评选中魁省共有102家餐馆上榜，其中获得二星的只有1家，是位于魁北克城的Tanière³餐馆，获得一星的有8家，其中有三家位于蒙特利尔。分别是： 两星餐厅 (Two Stars): Tanière³: 这家“巢穴”餐厅藏身于古老的拱顶之下，设有四间相连的房间，其中一间可看到厨房团队的工作，另设一个环绕式吧台。主厨 François-Emmanuel Nicol 将这里视为其美食研究实验室，深入探索魁北克广袤风土的细微之处。所有食材均来自小型生产商，蘑菇、香草、植物和根茎是其创意菜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精湛的烹饪方法、鲜美的酱汁以及严谨的口味平衡，使其菜肴大获成功。 一星餐厅 (One Star): ARVI (魁北克城): 提供现代品尝菜单，以魁北克当地食材为特色，并强调厨师与食客的互动。 Jérôme Ferrer – Europea (蒙特利尔): 融合了法国烹饪技巧和魁北克当地风味的优雅现代餐厅，注重优质食材的运用。 Kebec Club Privé (魁北克城): 一个独特的10座餐桌，提供以超本地食材为特色的主厨菜单体验。 Laurie Raphaël (魁北克城): 由Vézina家族经营，以创意方式演绎魁北克当地食材。 Légende (魁北克城): 专注于使用本土食材，在菜单中融入原住民元素，展现当地风土的魅力。 Mastard (蒙特利尔): 由主厨兼老板Simon Mathys领导，提供以魁北克风土为灵感的季节性菜单。 Narval (Rimouski): 这个隐藏的瑰宝以其环球美食菜单和热情好客而受到赞扬。 Sabayon (蒙特利尔): 由糕点师转型的厨师Patrice Demers主理，以蔬菜为主的菜肴和出色的甜点而闻名。 蒙特利尔的3家米其林一星餐厅位置 历史和权威 《米其林指南》最初于1900年在法国由米其林轮胎公司出版，其初衷是为了鼓励驾驶者多开车、多旅行，从而增加轮胎的销售量。这本免费的小册子里面提供包含旅行所需的一切实用信息，如加油站、维修点、住宿地点，当然也包括餐馆。但很快米其林兄弟就发现，人们对免费的小册子并不珍惜。于是，从1920年开始，《米其林指南》开始收费销售，并首次纳入了巴黎的酒店和更详细的餐馆列表。这种从免费到付费的转变，奠定了其作为严肃指南的基础。其中以评鉴餐厅及旅馆、封面为红色的“红色指南”最具代表性，所以通常提到《米其林指南》时指的就是美食指南。 而随着餐馆指南部分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米其林兄弟在1920年代招募了一支神秘的“餐馆侦探评审”队伍，这些评审员会匿名用餐并进行评价，确保了公正性。这些评审员是全职员工，他们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前往餐厅用餐，支付全部费用，以确保不受任何特殊对待。他们不会公开身份，并且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再次出现在同一家餐厅，以保持下一次评估的公正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评审员通常拥有至少10年的餐厅与酒店相关经验，并对世界各地的食材、风土和美食文化有广泛的认识。另外，一家餐厅的星级评定并非由单个评审员决定，而是由多位评审员多次访问后，以团队形式进行投票和讨论，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对于高星级餐厅，甚至可能需要多位国际评审员共同参与评估。 而那些已经获得星级的餐厅也并非一劳永逸。每年或每隔18个月，米其林都会重新评估所有获星餐厅，以确保其水平的一致性。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星级降级，这促使餐厅始终保持高水准。 《米其林指南》的核心评价标准是公开透明的，并且完全聚焦于餐点本身，而不受餐厅装潢、服务态度、知名度或氛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五项核心评价因素分别是：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5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高调宣布了其宏伟的“金穹”（Golden Dome）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并任命美国太空军将军迈克尔·盖特莱恩（Michael Guetlein）担任该项计划的首席项目经理。该计划旨在通过部署太空和地面拦截器，构建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网络，以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高超音速导弹和空间发射导弹等先进威胁。特朗普表示，该系统将在三年内建成，初期预算为1750亿美元，首笔250亿美元的资金将通过税收改革法案获得。并不由分说地表示“加拿大参与是自然而然的事”，还称“加拿大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希望参与进来，我们会和他们谈。他们也希望获得保护，一如既往，我们会帮助加拿大。” 从“铁穹”到“金穹” 在冷战高峰期，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3年提出“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俗称“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开发一种天基和地基的导弹防御系统，以拦截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使核武器“失效和过时”，并最终摆脱“相互保证毁灭”（MAD）的核威慑理论。当时设想了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电磁炮以及天基拦截器等多种前沿技术，试图在敌方导弹发射的各个阶段（助推段、中段、末段）进行拦截。尽管投入了巨额资金，但由于技术上的巨大挑战、高昂的成本以及国际社会的军备竞赛担忧，这一计划实际上并未取得太大的进展，许多技术仍停留在理论或早期测试阶段。 到1993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提出小号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但也始终没有落地，直到2002年，小布什政府单方面撕毁《反导条约》致协议终止后，将NMD落地，并发展出“地基中段防御系统”。但是随着反恐战争的资金大量流向中东战场，“地基中段防御系统”始终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发展。加上美国国内关于技术层面的争论也很大，所以一直就拖了下来。 而作为里根总统“迷弟”的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试图重拾“星球大战”计划，还宣布成立太空军，但是当时国防部的一些人没有办法来落实。于是，他将整个军事力量回收至本土，将大量资源放到本土，以边境问题、本土防御为重点。到第二个任期，终于腾出手来的特朗普早在1月27日就签署行政令，宣布启动名为“美国铁穹”（Iron Dome for America）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计划，要求国防部在60天内提交架构方案。这一计划在命名上显然受到了以色列“铁穹”（Iron Dome）防御系统的启发，然而仅一个月后，该计划则更名为“美国金穹”（Golden Dome for America）。 这一计划的更名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首先是避免混淆，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其技术特性与美国计划的“覆盖全美、防御洲际弹道导弹”的定位存在本质差异。还容易误导民众认为美国使用了以色列的防御系统来保卫美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其次，“金穹”暗含特朗普个人化的政治符号。“金色”一直是特朗普个人品牌和美学的重要象征，例如他的私人住宅、白宫和政治宣传中都频繁使用金色元素。将防御系统命名为“金穹”既迎合了他的个人审美，也试图通过“黄金时代”的意象来强化民众对国家安全和领导力的信心，这符合特朗普“品牌化治国”的风格。 星球大战2.0 “金穹”计划在“铁穹”概念的基础上，迅速演变为一个更宏大、更接近里根时代“星球大战”的构想，因此被很多人称为“星球大战2.0”。“金穹”被设想为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性导弹防御系统，旨在拦截来自世界任何地方乃至太空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其防御原理包括： 天基传感器：在太空中部署大量传感器（如红外系统SBIRS），用于实时追踪敌方高超音速和弹道导弹的发射和飞行轨迹，提供早期预警。 助推段拦截：部署天基拦截器，目标是在敌方导弹刚发射（助推阶段）时，即在它们进入太空轨道之前将其直接摧毁。 中段拦截：配置中空拦截器和地基中段防御系统（GMD），在导弹进入轨道后或飞行中期进行二次拦截。GMD系统主要依赖部署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陆基拦截器。 末段拦截：整合现有的地面防御系统，如“爱国者”（Patriot）、“萨德”（THAAD）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等，在导弹进入大气层后构成终端拦截。 非动能拦截手段：计划部署非动能拦截手段，如定向能武器（directed energy weapons），以辅助传统的动能拦截器。 中央指挥： 整个系统将由一个集中化的指挥系统进行协调和控制。 这一计划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由数千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卫星群，这些卫星主要包括导弹探测卫星和导弹摧毁卫星，前者负责定位导弹和载具，后者负责拦截并摧毁导弹。希望结合马斯克的SpaceX星链卫星改造的导弹追踪系统，以及Palantir研发的AI边缘计算中枢，形成覆盖助推段、中段和末段的全域拦截能力。 特朗普畅想说“金穹”系统将在大约三年内完成，并在其本届任期结束前（即2029年1月）全面投入使用。“金穹”系统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够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其中首笔250亿美元启动资金将在国会审议中的下一财年预算里安排。 可行性成疑 相比于特朗普的乐观情绪，业内人士以及评论人士却没那么乐观，认为这一计划在技术可行性、成本和时间表上面临巨大困难： 技术挑战：天基拦截器尚处于概念阶段，需要突破超高速响应、卫星武器小型化等诸多技术难题。专家指出，现有技术难以实现“助推段拦截”，尤其是在应对分导式多弹头（如中国的东风-41）或高超音速变轨导弹（如俄罗斯“亚尔斯”）时。 规模与复杂性：相比以色列的“铁穹”主要防御小型火箭弹，美国的“金穹”目标是防御洲际导弹，其所需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要构建一个能够覆盖广阔美国领土的无缝防御网，需要部署数量庞大的拦截器和传感器，确保它们始终处于正确位置，这在物流和成本上都极具挑战。 垄断风险：与传统军工企业承建不同，这一计划将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主导，预计遵循典型的硅谷思维——将天基防御系统拆解为可订阅的模块化服务，通过星链卫星群快速迭代升级，实现”软件定义太空防御”的颠覆性构想。但当SpaceX掌握着卫星通信密钥、Palantir控制着AI决策中枢时，五角大楼实质上沦为技术黑箱的被动使用者。这种架构下，任何软件更新或服务中断都可能演变为国家安全危机。 太空军事化：部署天基武器将使外层空间成为武器部署和武装对抗的竞技场，这将与加拿大等国长期倡导的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努力相矛盾。这也是受到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反对的主要原因。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就表示，该计划公然提出大幅增加外空作战手段，包括研发部署、轨道拦截系统，具有浓厚的进攻性色彩，违反外空条约倡导的和平利用原则，将加剧外空战场化和军备竞赛风险，动摇国际安全与军控体系。这种奉行美国优先，执迷于谋求自身绝对安全，违反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损害全球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加拿大尴尬 面对这八字没还一瞥的金穹计划，特朗普却言之凿凿地表示“加拿大已表示希望加入，并会为此支付公平的份额”。但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的回应则较为谨慎，只确认了双方正在进行广泛的安全和经济关系讨论，其中自然包括加强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和“金穹”等相关倡议。而在今年2月6日，即“金穹”构想被提及后不久，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Bill Blair）就曾表示，加拿大将是这一努力的“积极伙伴”。但同时也存在成本、战略风险和主权等方面的顾虑。 在成本方面，加拿大国防支出长期未能达到北约国家规定的GDP占比2%的目标，一直遭到美国政府的批评，而“金穹”系统的巨大成本，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可能要求更高分摊比例的情况下，将给加拿大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如果加拿大基于多方考虑不参与，也可能招致特朗普政府的报复，从其他方面面临因特朗普恼羞成怒而带来的损失。 在战略风险层面，许多分析人士，包括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专家，都警告加拿大应谨慎行事。他们认为，部署太空拦截器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对抗措施，增加全球战略不稳定性。不仅违反加拿大一贯倡导的负责任的太空行为原则，还可能会使加拿大在未来战争中成为打击目标，而不是提供绝对安全。 而在主权与外交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因为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已经给了加拿大人深刻教训，再深度整合到美国主导的防御体系中，无疑会引发加拿大主权和外交自主性的担忧。 尽管存在这些顾虑，但鉴于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作为美加联合防空体系的核心，以及两国地缘战略上的紧密联系，加拿大被美国视为“金穹”的当然伙伴。加拿大参与的重点可能首先集中在开发探测传入威胁的传感器技术，并将数据导入“金穹”系统的决策矩阵。最终是否全面加入，以及加入的深度和分摊的成本，将是加拿大政府面临的重要决策。  

【七天讯】（记者独玉 明居 / 摄影 陈少华 尹灵 ）5月12日至13日，以国际生殖医学专家、试管婴儿技术先驱、加拿大奥涅金生殖与健康中心创始人兼医疗总监、麦吉尔大学陈祥麟教授为首的加拿大生殖医学专家团队到访了江苏省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12日上午，代表团参观了医院，到生殖中心、康育中心临床指导，随后与医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医院副院长、孕产保健部部长石中华教授主持，双方互相介绍了各自情况和优势，对未来在人员交流、人才培训、科研协作等领域开展合作进行了交流。12号下午专家团队在丁香论坛第九讲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分别就卵子体外成熟技术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及生殖中心运营与合规等课题进行了阐述与讨论。13号加拿大专家团队继续与生殖中心临床医生、实验室技术人员、研究生等就延缓卵巢衰老、脐带血干细胞技术应用、营养补充剂的研究进展、生殖队列及大数据应用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为未来科研合作奠定了基础。两天的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了解，交流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成立于1981年，是三甲妇幼保健专科医院，拥有全国爱婴医院、江苏省妇幼健康重点学科单位等荣誉。 此次活动是加拿大七天传媒推动的“当代白求恩在行动”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从2011年开始，加拿大医学代表团访问了国内多个城市，进行了包括手术、演讲、临床指导、座谈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七天记者 颜宏 联邦总理卡尼在内阁部长的陪同下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媒体问题。 5月13日，新当选的联邦总理卡尼（Mark Carney）公布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内阁部长们在加拿大总督玛丽·西蒙（Mary Simon）的主持和见证下宣誓就职。这次的内阁成员为28人（包括总理本人），比前总理特鲁多1月卸任时39人的内阁规模有所减少，但比卡尼3月组建的24人选举时期过渡内阁团队人员有所增加，并且实现了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部长各14人，且超过50%的内阁成员为新面孔，既28人中的15人之前从未担任过部长职务。另外，卡尼选择恢复使用“国务秘书”（secretaries of state）一职，任命了10名涵盖体育、自然、农村发展、国防等领域的“国务秘书”，其中9人都是新面孔。 这次新内阁中的28名部长中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其中安省是内阁成员大户，共有11名议员荣升内阁部长，占39%；魁省有7人，6人都来自在蒙特利尔地区，占26%；卑诗省有2人，大西洋四个省份有5人，阿尔伯塔省1人，曼尼托巴省1人和西北地区1人。这些人都是被卡尼认为能够迅速兑现其承诺、引领加拿大走上“新道路”的人选。 这是卡尼接任特鲁多成为联邦总理之后设立过渡期内阁之后的第二个有法理支持、可以贯彻实施他治国理念的“真正的内阁政府”。这其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政客也有许多新面孔，旨在平衡稳定性和新鲜视角，而其中的一些关键任命显示出政府对处理复杂的美加贸易关系、以及重塑加拿大经济的重视。 经济为核心 这次的内阁组成和政策方向都清晰地表明了卡尼对经济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和国内经济双重挑战的背景下。原来特鲁多政府被留任的经验丰富的部长们大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经济方面的事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原来的外交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转任创新、工业和经济发展部长。 乔美兰于1979年出生在蒙特利尔，在北部的Ahuntsic社区长大。她的父亲Clément Joly是一名会计师，曾任魁北克自由党财务委员会主席，2002 年至 2007 年担任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经理，她的继母Carole-Marie Allard是律师、记者，2000 年到 2004 年任Laval-East省议员，而她自己则是妥妥的学霸，先后获得蒙特利尔法学学士、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成为律师后，主要从事民事商务诉讼、破产和破产法领域的工作，还担任过检察官。 乔美兰经历丰富，人脉广泛，除了从事律师职业外，她还曾到Radio-Canada电视台实习，并在公关公司Cohn & Wolfe担任管理合伙人。2013年，她被任命为魁北克支持特鲁多竞选自由党党领的负责人，并在同年宣布竞选蒙特利尔市长。她为此成立了一个名为Vrai changement pour Montréal的新政党，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她以靓丽的外形、清晰的思维和真正变革的口号短时间内风靡蒙特利尔政坛，在当年的选举中获得了26.5%的选票，仅落后于获胜者Denis Coderre 6%。 2015年的联邦大选时，乔美兰转战联邦政坛，代表自由党在新选区 Ahuntsic-Cartierville一举成功，之后被特鲁多任命为加拿大遗产部长，历任旅游部长、经济发展和官方语言部长、外交部长。而她在2021年开始担任外交部长的几年里正赶上美国和北约从亚太撤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相继爆发，地缘政治风险外溢，世界各地动荡不堪，再加上加拿大与中国、印度等国交恶的复杂环境。不过她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在推动人权外交、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加强北极主权、安全以及改革外交体系等方面没有出现大的过错，提升了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声誉。 当乔美兰提出不再担任到处出差的外交部长，而是希望专注本地事物、特别是与经济相关的领域时，卡尼给了她对加拿大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超出了她的预期。卡尼将一位外交经验丰富、在人际关系上长袖善舞的部长调任工业部可能是基于以下考虑： -能力考量：乔美兰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这表明她具备处理复杂政策问题的能力。她还被认为是一位出色的沟通者，这在与企业界、劳工组织和国际伙伴打交道时至关重要。 -对美贸易战略：工业部长在处理与美国相关的贸易和产业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乔美兰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积累了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这可能被认为对她在新的岗位上有所帮助。 -政治考量：内阁调整往往涉及政治平衡。乔美兰在自由党内部具有一定影响力，调任她到工业部，可能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并巩固政府的凝聚力。 -女性身份：加拿大的工业部门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提升加拿大产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解决供应链问题。而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领域里，乔美兰的女性身份可帮助她快速学习并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与很多不同的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时更有效率。 除了工业部长外，前自由党政府中的中流砥柱之一的勒布朗（Dominic LeBlanc）保留政府间事务部长职务，同时新增三个关键头衔：“加拿大经济一体化”事务部长、加拿大-美国贸易事务负责人、枢密院主席。勒布朗以其与美国高层的良好关系，被视为应对当前贸易紧张局势的关键人物，突显了政府在处理复杂且可能紧张的加美贸易关系方面的优先事项。另外，作为自2000年连选连任至今的老人，勒布朗也被认为与各个省级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打破国内贸易壁垒的不二人选。卡尼之前提出的“加拿大经济一体化”战略，旨在打破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协调各个省政府，推动劳动力流动性和职业资格认证的统一，以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成本，预计长期内可为每位加拿大人增加3,000至5,000加元的收入。 原来的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将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并负责国家税务事务。而他在2021年至2025年担任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期间，主导了多项关键政策和投资，显著推动了加拿大在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生物制药、清洁能源和太空产业等领域的发展。他被视为一位极具活力和战略眼光的部长，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提升了加拿大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次他的挑战将是如何在加拿大债务高企、却又面临严峻经济形势下制定预算，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为财政政策提供稳定性，这是维持加拿大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 另外，曾被称为特鲁多“救火队长”的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继续担任交通运输部长的同时，又增加国内贸易事务，将和勒布朗一道努力完成卡尼设定的在7月1日取消加拿大国内贸易壁垒的目标。 另外，前高盛加拿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尼的好朋友蒂姆·霍奇森（Tim Hodgson）被任命为自然资源部长，负责将加拿大打造为能源强国。他虽然不是来自石油大省的西部地区，但他在2019年至2025年担任安大略省电力公司（Hydro One）的董事会主席。Hydro One是安大略省最大的电力传输和分销公司，服务超过140万客户，资产规模超过255亿加元。在其领导下，公司专注于提供可靠的电力服务、降低成本，并投资于安全可靠的电力系统，以支持安省不断发展的社区和经济。 前资深媒体人埃文·所罗门（Evan Solomon）被任命为人工智能与数字创新部长，这是联邦政府首次任命人工智能方面的部长，凸显了卡尼对科技进步、未来AI技术引领的经济增长的重视。所罗门的任命也引发了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他的跨界背景可能带来新的视角和创新思维，有助于推动AI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观点指出，他缺乏技术背景，可能在专业性方面面临挑战。不过总体而言，所罗门的任命被视为加拿大在AI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未来的表现值得期待。 住房和基础设施 在加拿大的住房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卡尼任命前温哥华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为新一任住房与基础设施部长，这被视为政府在应对住房问题方面的重要举措。罗品信曾于2008年至2018年担任温哥华市长，是该市历史上连任时间最长的市长之一。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城市建设，制定并实施了“绿色城市2020行动计划”（Greenest City 2020 Action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阿省省长Danielle Smit在发布全国讲话后试图缓和局势 刚刚结束的联邦大选中，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再次获胜让希望保守党赢得大选的阿省很不爽，省长史密斯（Danielle Smith）在大选结果公布后的不到24个小时，就在省议会通过法案修订《选举法》，将发起公投的请愿签名门槛由登记选民总数20%（约60万人）下调至上次选举中投票选民数量的10%，既17.7万个就行，并将收集期限由4个月放宽至12个月，以降低民间推动民主行动的难度。而在5月1日一天，阿省独立运动就宣布收集到了足够的签名，而史密斯省长也在5月5日表示，如果该省公民在请愿书上收集到足够签名，她将于2026年就“主权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还强调自己本人并不支持阿省脱离加拿大，但希望在统一的加拿大境内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阿尔伯塔省，那些对联邦政府不满的人的声音并不是极端分子的声音，必须被倾听。 “红脖子”阿省 作为最西边的草原三省之一，阿尔伯塔省在1905年，才与相邻的萨斯喀彻温省一起从西北地区分离，加入到加拿大联邦。阿省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到400万，且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居住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两大城市，可谓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因为自然资源的禀赋，阿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石油大省，农民多、工人多，就如同美国广袤的、共和党基本盘的中部地带。众所周知，农民要下地干活，石油工人也要在户外施工，脖子会晒得通红，因此被叫作“红脖子”（red neck）——这一已经成为文化现象的称谓。与美国的共和党基本盘一样，这里也是保守党的大本营。 在十九世纪末，阿省发现的黄金、石油等天然资源蕴藏，吸引了大批移民到此定居和淘金，形成一股淘金热。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和对政府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价值观。当时的加拿大政府通过《自治领土地法》承诺向移民提供免费土地，而艰苦拓荒生活的挑战进一步塑造了一种强调独立自主和限制政府干预的文化。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相比，阿省的早期移民通常被认为更加个人主义和直接，这与加拿大其他地区有时更为集体主义或更注重共识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而早期移民带来的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对小政府的偏好，在阿省的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极大地促进了该省保守主义的倾向。 加拿大的石油储备量居世界第三位，只在委内瑞拉和沙特之后，主要集中阿尔伯塔省的地下。该省是全球石油储量第四和天然气储量第九的地方，其石油生产能力占据全加拿大的一半，化工生产能力则占四分之一。因此在经济方面，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在阿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对该省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产业的繁荣和萧条在阿省居民心中根深蒂固地形成了经济波动感以及对财政审慎的强烈渴望，这通常转化为对低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的支持，而这些都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许多阿省居民认为，联邦政府的环境政策，特别是那些旨在减少碳排放的政策，直接威胁到该省至关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从而威胁到其经济福祉，这导致了对联邦干预的反对以及对该省以资源为基础经济的捍卫。 另外，可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初的西部疏离感也是让阿省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早期的联邦政府政策，例如旨在保护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工业的“国家政策”，对依赖南北贸易的海洋省份和没什么存在感的西部省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之后，随着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草原三省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的兴起，依然让西部省份常常感到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其经济贡献与获得的政治影响力不成正比。同时，联邦政府与西部省份在资源控制和收益分配等问题上多次发生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疏离感。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推行的国家能源计划（NEP）在阿省引发了强烈的反对。该计划被许多阿省人视为对西部能源资源的攻击，导致当地石油产业崩溃，失业率飙升，这种历史性的不满情绪为后来的西部分离运动奠定了基础。 西部分离运动 2019年的联邦大选中，尽管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并在阿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几乎囊括了所有席位，但自由党依然成功组建了少数派政府。这一结果在西部地区引发了强烈的挫败感，许多人认为，加拿大东部和中部选民的意愿再次压倒了西部的声音。于是在社交媒体上，“西部脱离”（Wexit）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西部独立的声音日益高涨，逐渐形成了一场运动。尽管一些评论员认为这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但其背后反映的西部长期以来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不容忽视。 “Wexit”运动并非由单一组织领导，而是一个包含多种声音和团体的松散联盟。然而，其中一些关键人物和组织在运动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11月，加拿大西部脱加党（Wexit Canada）正式成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Peter Downing担任党领，并于2020年初获得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 Canada）认可的参选资格。后来该党更名为“特立独行党”（Maverick Party），但由于未能提交年度财务报告，“特立独行党”已于2025年2月被加拿大选举局注销。 而在省级层面，阿省、卑诗省和萨省都出现了与“Wexit”相关的政党。阿省的“Wexit Alberta”党曾计划废除皇家骑警在阿省的分支机构，重建阿尔伯塔省警察，并采用新的货币取代加元。然而，该党于2020年与“阿尔伯塔自由保守党”合并，成立了“阿尔伯塔野玫瑰独立党”（Wildrose Independence Party of Alberta）。卑诗省的“Wexit BC”在2020年省选中曾推出两名候选人，但在选举后撤回了对他们的支持，并最终于2022年因未提交财务报告而被注销。萨省的“Wexit”组织最初呼吁省长Scott Moe进行独立公投，后于2020年更名为“萨斯喀彻温野牛党”（Buffalo Party of Saskatchewan），并在2020年省选中获得2.56%的选票。在“Wexit”运动的初期，一些集会活动吸引了大量参与者，显示了西部民众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但在各级选举中却表现平平，比如联邦层面的“特立独行党”虽然在2021年联邦选举中推出了候选人，但得票率仅为1%至4%，未能赢得任何席位。 可以说“Wexit”运动尽管闹得沸沸扬扬，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边缘运动，大多数阿省人更倾向于在加拿大联邦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或者支持更主流的保守党。而联邦保守党一直以来都是西部地区表达不满的主要政治平台，限制了分离主义政党的发展空间。 然而，2025年的联邦选举结果再次点燃了阿省的西部疏离感和分离主义呼声。许多阿尔伯塔人认为，选举结果再次证明他们的声音在联邦层面被忽视。省长史密斯更是反应强烈，她的政府随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立法降低独立公投的门槛，承诺达到门槛会进行公投，向联邦政府提出愿望清单等等。 试图降温 史密斯在5月5日通过视频向全省民众发表讲话，称她本人并不支持阿省脱离加拿大，但希望在统一的加拿大境内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阿尔伯塔省。因为阿省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措施对抗由自由党领导的联邦政府为时十年来的敌对政策。她批评称，这些政策不仅不公平地夺取了阿尔伯塔省的财富，且破坏了推动其经济发展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全世界都把我们当疯子看待，”史密斯指出，“我们拥有地球上最丰富、最易获取的自然资源，然而我们却被困在内陆，只能把我们的产品卖给南边的一家客户，同时让污染严重的独裁政权蚕食我们的午餐。”史密斯此处所称的“客户”指的是美国。 据史密斯介绍，阿省将任命一个谈判小组，与联邦政府展开谈判。她本人将主持小组讨论，探讨该省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联邦自由党政府的“经济入侵”。同时，她发布了一份清单，要求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联邦政府必须满足这些需求，以向阿省民众表示尊重。 史密斯愿望清单中的内容包括： 确保阿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能够畅通无阻地运往太平洋、北极和大西洋沿岸； 联邦政府必须向阿省提供与其他大省（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卑诗省）相同的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呼吁联邦政府在实施任何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出口关税之前，先与阿省进行磋商； 要求联邦政府废除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影响立法、油轮禁令、清洁电力法规、到2035年只销售电动汽车的规定，以及任何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塑料使用或言论自由的监管…… 可以说省政府的介入为“Wexit”运动提供了以往草根运动所缺乏的组织能力、潜在的财政资源以及政治合法性。但史密斯省长的言论立刻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也引发各方的批评。早于阿省成立之前就签署阿省土地条约的多个原住民部落酋长在第二天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任何有关分离的全民公投，称“这是一个条约国家，任何有关分离的言论都是纯粹的疯狂。”同为保守党的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直接批评史密斯的分裂主义言论，称现在是团结国家的时候，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是毁灭。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就连在华盛顿见特朗普的总理卡尼都回应说“加拿大只有团结一致，才会更加强大。“并补充说：“作为一名阿尔伯塔人，我认为你当然可以提出问题，但我知道我自己的答案。” 原住民酋长们发声反对 在看到引发的巨大舆论后，史密斯省长又在5月6日发表讲话找补，称自己的政党并不支持自己的主张，试图希望平息她引发的、大热的分离主义言论。 实际上，史密斯省长清楚地知道，即使大多数阿省民众同意分离，但真的分离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加拿大的法律和宪法框架，特别是《清晰法案》（Clarity Act），为分离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其次，专家普遍对分离的可行性和潜在的经济后果持怀疑态度。第三，原住民的权利和条约义务是任何分离进程中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第四，联邦政府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反应也将对最终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美国政治的走向也可能对西部分离运动产生意外的影响。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及的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反而激起加拿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削弱对西部独立的支持。 总之，阿省与联邦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长期存在的历史不满、联邦选举结果以及省政府采取的行动，都为分离主义情绪的再次高涨创造了条件，作为来自阿省的总理卡尼将如何处理，让我们拭目以待。  

七天记者 颜宏 4月16日，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宣布将魁省的长期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展望稳定。标准普尔在报告中指出下调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运营赤字、人口增长放缓、薪酬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以及收入下降。而在5月6日，魁省财政厅长Eric Girard在议会反对党质询时透露，针对标准普尔降级决定的不满，他曾与标准普尔进行交涉，而在交涉的过程中，标准普尔同意网开一面，如果魁省能在三年内（也就是到2027-2028年）实现预算平衡，就有可能取消这个信用降级。但在魁省的预算计划中，是在未来5年后才能恢复预算平衡的，而源于魁省政府经常面临财政紧缩与投资公共服务或提供税收减免之间的权衡，因此他不敢答应这个条件，这意味着魁省未来的财政状况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乐观。与此同时，魁省水电局（Hydro-Québec）总裁Michael Sabia也在同一天表示，由于信用等级的下调导致的借贷成本增加，未来十年将增加1.5亿加元的额外成本。可以说，这次信用降级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对魁北克普通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包括借贷成本增加和潜在的公共服务影响。 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是对借款人信用可靠性和偿还债务可能性的评估。标准普尔全球评级使用一套等级系统，通过从 AAA 到 D 的评级标准来确定借款人的信用度。评级愈高，代表愈有能力偿债，其借贷成本也更低，其中AA-和A+都属于投资级类别。AA-评级表明“非常强的履行财务承诺的能力”，而A+评级仍然表示“很强的偿债能力”，但更容易受到不利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信用评级下调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违约风险的增加，这可能会导致魁省的借贷成本上升。尽管AA-和A+都是投资级评级，但此次下调表明，相对于其他高评级实体而言，魁省的财政实力有所减弱，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以及该省长期吸引投资的能力。当然，魁省并不是唯一被下调的省份，卑诗省最近也因赤字增加和缺乏明确的财政计划而遭到标准普尔和穆迪下调信用评级。这种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魁省并非唯一面临财政挑战和信用评级压力的省份。 截止到今年4月16日，其他不同评级机构对魁省的信用评级如下： 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 展望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 A+ 稳定 穆迪 Aa2 稳定 惠誉评级 AA– 稳定 晨星DBRS AA (低) 稳定 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 AAA 稳定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标准普尔下调了评级，但其他主要评级机构仍然维持着对魁省较高的信用评级。魁省的信用评级在前自由党Jean Charest政府的后期因财务赤字问题一度被降到A+，后在Philippe Couillard政府的积极缩减赤字后在2016年被调高为A+积极，后在2017年从A+ 升级至 AA-直到今年4月份。但这次评级下调却是标准普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下调魁北克的评级，可见魁省确实有问题引发了标准普尔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降级，对正处于风评不佳的CAQ政党来说是个打击，特别是最近围绕教育体系、医疗系统等基础设施的维修、升级以及扩建工程等的资金问题，突显了魁北克省目前面临的财政挑战的严重性，并暗示着其近期财政历史可能出现转折点。 调降理由 标准普尔将此次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持续的运营赤字”，也就是说魁省政府的支出增加，收入减少，要持续借贷才能维持日常运作，赤字不断增加。导致这些赤字的一系列因素包括： 人口增长放缓：人口增长放缓无疑会长期影响魁省的税收基础和经济增长潜力。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增长放缓，并可能提高供养比率（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老年人口更多），从而给政府收入和社会服务带来压力。 薪酬支出增加：过去一段时间，魁省政府与包括公务员、教师、护士、社会服务等多个公共部门的员工达成新的集体劳动协议，提高薪资和福利，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如果这些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则会导致预算赤字。 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不仅是魁省教育体系的学校、幼儿园，医疗系统的医院、诊所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亟待投资改善，实际上整个魁省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桥梁、港口、各市镇的给排水系统等等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预期收入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和与美国特朗普强加的与关税相关的贸易不确定性导致魁省难以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弥补其支出。经济放缓通常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减少。贸易不确定性，如关税，会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动，尤其是在依赖国际贸易的行业，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标准普尔预计，魁省未来几年财政状况只会“温和改善”，而2026年进行的省级选举将使情况更加复杂。即使魁省经济在展望期后有所改善，但魁省的运营赤字仍将持续存在，并且在2026-2028财政年度，资本支出后的赤字将平均接近总收入的14%。 个人影响 这次信用评级下调会导致魁省的借贷成本增加，而魁省政府为了控制债务增长，需要削减或延迟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出，尽管不是直接或立竿见影，但多多少都会影响到普通民众，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个人或家庭财务。 当一个省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时，这向投资者发出信号，表明向该省贷款的风险略有增加。为了弥补这种增加的风险，投资者在省份发行债券借款时往往会要求更高的利率。虽然这直接影响到省政府的借贷成本，但它也可能间接影响到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向个人提供的利率。 针对包括房屋、汽车、房屋装修等的贷款以及房屋净值信用额度（HELOC）等可能导致潜在的利率上升：尽管短期内影响可能不大，但省级信用评级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整体利率的逐步上升。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借款成本可能会增加，它们可能会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借贷利率主要受加拿大银行货币政策和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魁北克省的评级下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对于想创业或做生意的人来说需要面临： 借贷成本增加：小型企业通常依赖贷款用于各种目的，包括启动成本、扩张和营运资金。省信用评级下降可能会使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借款成本更高，从而可能导致小型企业贷款的利率更高，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 更严格的贷款条件： 在省份财政状况被认为较弱的环境下，贷款机构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并收紧对小型企业的贷款标准。比如初创企业通常被认为是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导致新企业更难获得贷款，即使获得批准，利率也可能更高。 那么个人应如何应对呢？ 首先是提高您的个人信用评分：您的个人信用状况仍然是决定您获得利率的关键因素。专注于按时支付账单，保持较低的信用利用率，并避免承担过多的债务。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刚刚结束的大选可以说是加拿大民众第四次给了自由党机会，但连续三次用选票告诉自由党，再也不能像2015年压倒多数当选的特鲁多政府那样信马由缰，只顾推进自己的议程而无视民众的呼声和内外矛盾。在这次格外特殊的选举过程中，尽管从自由党党领卡尼（Mark Carney）到外交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等都在恳请民众给予多数的授权，以便政府更有力量对抗美国的霸凌，但选民还是用手中的选票告诉自由党政客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对待民众关心的议题，而不要以“我以为”莽下去。更重要的是，选民给了自由党只差3票就能达到多数的结果，就是在告诉自由党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需要更强有力的授权，但也担心卡尼过度对抗美国，因此要求自由党必须持续赢得小党和部分保守与独立选民的认同。这标志着加拿大政治正在步入“小党共治”时代，重大决策需跨党派协商，未来数月，卡尼领导的政府将在议会中反复斡旋、妥协与谈判，以稳健而有策略的方式对抗外部压力，同时平衡国内多元利益，才能兑现竞选承诺并维护国家利益。 华人选票显示力量 这次特殊情况下的大选，出现了加拿大历史上很少见的超过80%的选票集中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两个政党的手中，让原本在加拿大政坛上发挥制衡作用的小党统统边缘化。也让自由党占领大都市、保守党占领广大乡村地区的选举传统出现了缝隙，保守党在若干传统上被视为自由党“铁票仓”的都市区取得了突破性胜利——尤其是在华裔选民占比较高的城市中心及近郊选区，显示出华裔社区的投票意向转变扮演了关键角色。 安省的Richmond Hill South选区的华裔人口比例高达33%，除了在2011到2015年期间在多数执政的保守党哈珀政府时期短暂被保守党议员占领外，历来由自由党掌控。但本次大选中，第一次参选的保守党候选人何诺轩（Vincent Ho）以52.27%的得票率，以超过自2015年就一直连选连任的自由党候选人Majid Jowhari近5000票的优势胜出。 卑诗省的Richmond Centre–Marpole包含都会核心区的商圈和华人聚居区，自创建以来大多数的时候都由自由党议员掌控，除了在2008到2021年期间由保守党华裔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代表。在2021年的选举中，这个选区再次被自由党候选人缪宗晏（Wilson Miao）夺回，但在这次选举中，同为华裔的保守党候选人区泽光（Chak Au）以49.56%的得票率，超出缪宗晏2300票取胜，相信华裔的选票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这次新当选的5名华裔议员中，有3名都是披保守党战炮的，加上连任的保守党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使得华裔保守党议员的人数达到4人，与自由党的四人分庭抗礼，这对传统上一直投票给自由党的华人社区来说非常罕见。而这次包括华裔在内的南亚裔大规模投票给保守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移民虽说总体上拥护多元化，但对前自由党特鲁多政府过度多样性和极端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无论是大麻合法化、过度强调性少数群体权益以及包容多元性教育、轻罪化等等都与华裔的总体价值观和家庭观相悖，特别是过去几年的“轻罪”政策，各种犯罪分子都是抓了放，放了抓，极大地鼓励了做坏事而不需付代价的社会风气，让大都市的治安每况愈下。通过辛苦劳作、努力获取财富而成为有产阶级的华裔社区对公共安全与社区治安有较高诉求。保守党着重“支持警力”“让犯罪者付出代价”“打击帮派犯罪”等宣传，与自由党“软执法”形象形成对比，引发了华裔的共鸣。 其次，保守党主张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干预；支持私有化，鼓励企业创新；倡导减税（特别是企业与高收入者的税）；主张削减政府支出与福利计划，强调个人责任；鼓励劳动，反对大锅饭等核心理念更能得到华裔的认同。这不仅可以使勤劳的华人得到更多的实惠，也可避免更多的懒人不劳而获、靠社会福利度日，变成社会的巨大负担。同时，有房有产的华裔家庭更关注房地产市场与物业税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得本届保守党在“减税”“缓解房价”议题上更具吸引力。 最新进入国会上的5名华裔：自由党议员张玮麟（Wade Chang），自由党议员池月（Maggie Chi），保守党议员马荣铮（Michael Ma），保守议员何诺轩（Vincent Ho），保守党议员区泽光（Chak Au） 这次大选的结果再一次表明，华裔社区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再是自由党的盲目追随者。任何政党若想得到华裔社区的支持，政策“实用主义”将比“族群认同”更有决定力，各党派唯有深耕社区、精准回应高关切议题，才能在下一轮大选中赢得关键少数。 悲情新民主党 这次选举的最大输家就是新民主党的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他在自己的选区被华裔自由党候选人，39岁的张玮麟（Wade Chang）击败，也落后于保守党的华裔候选人，直落到第三名，得票率不到20%。实际上，在过去四年里，新民主党通过和自由党达成的“供应与信任协议（supply-and-confidence deal）极大地推进了一些和民生相关的、新民主党长期试图推进的重大议题，其中将“牙医保险”纳入医疗体系扩展范围，涵盖12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人；为低收入和中产家庭提供最高50%处方药费用补贴的“药物保险”都是新民主党数十年来不断推动却屡屡受阻的核心承诺。更不要说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积极推动增加紧急补助CERB的金额和时长，出台罢工期间阻止资方寻找替代劳工的法案，去年圣诞期间的部分商品取消GST税等等数不清的利民政策，不仅实现了新民主党长期奋斗的社会正义理想，也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加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节省数百乃至数千元的支出。但在这次选举中，选民不仅不领情，还用选票来惩罚他：支持率只有6.3%，议席降到7个，远低于维持“党派地位”的12席门槛，驵勉诚也不得不宣布引咎辞职。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这些政策最终以自由党名义落地，选民将功劳归于执政党，并不会将之归于新民主党；二是原本的新民主党是以“在野监督者”的身份抨击自由党政策不足，从而赢得选民支持，而与自由党合作后，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在关键投票中支持自由党，使之被批“缺乏原则的妥协者”。协议期间，驵勉诚多次在关键投票中放水，导致左翼选民认为其“背叛进步价值观”；右翼选民骂他“为虎作伥”；三是选民“厌倦小党作秀”，很多选民虽然支持药物与牙医保险，但对新民主党将议会合作视为“谈判筹码”的做法感到不满，特别是在疫情和通胀之下，人们更渴望“稳定、可预见”的政府，而非“战术动议与临时谈判”的混乱政府；四是党领驵勉诚虽具备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但在危机和宏观经济议题上的公众沟通经验相对有限。在特朗普和美国因素介入选举的情况下，还继续强调“完成协议中的医保与牙医保险”，缺少对更广泛的关税影响、经济衰退、房价、通胀、气候等热点议题的可落地新方案，难以抓住选民的关注焦点。 驵勉诚在选举之夜宣布辞职 博励志何去何从 这次大选中除了卡尼赌赢，带领自由党逆风翻盘值得注意外，更引人注意的是在普选票数和议员席位都大增的保守党，不仅没有赢得执政权，党领博励志（Pierre Poilievre）还在自己掌控20多年的Carleton选区内被首次参选的“全职爸爸”Bruce Fanjoy击败，遭遇滑铁卢。失败的深层原因既有策略失误，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有个人性格原因，其教训不仅关乎其个人政治生涯，更为保守党乃至所有政党提供了经验。 过去的两年里，保守党一直以抨击特鲁多和自由党的政策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而且效果明显，但在特鲁多于今年1月初辞职后，保守党却没有及时转变策略，继续花费巨额广告费猛攻特鲁多和自由党。而在自由党选出了“加拿大拯救者形象”的前央行行长卡尼，并在卡尼上任第一天就取消了不得人心的消费者碳税后，继续聚焦“反特鲁多、反碳税”的双主轴，全然不管这两张王牌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刚愎自用的博励志和他的竞选团队从选战节奏、主轴铺陈、候选人提名，到省级整合，一错再错。 博励志以“加拿大优先”（Canada First）作为竞选口号，明显借鉴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模式。而博励志本人在风格和言辞上频现煽动性和对抗性，被视为“特朗普的北边翻版”，加拿大民众并不买账，尤其令中间选民和女性选民感到疏离。民调显示，与其煽动性的竞选风格相比，卡尼的稳健与理性更能赢得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博励志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关税大战之初不愿公开反对特朗普，等到他想起反对时为时已晚。 另外，博励志本人很喜欢呈现个人主义，不喜欢团队合作。他习惯采取高度个人化的“直接对话”策略，经常亲自出现在全国各地；重心更多地放在与自由党和媒体的“对抗新闻”上，而非地方基层网络和省级党组织的实地动员。作为联邦保守党领袖，博励志始终未能赢得任何主要省级保守党，如安省省长福特领导的安省进步保守党、阿省的团结保守党等的公开支持，也鲜少拥有一个跨省的竞选“铁杆团队”。 这在他自己的选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从2004年起，他就一直在自己的选区连选连任直到这次大选，但他把自己的当选视作理所当然，几乎从不在社区出现，更对各种社区事务不闻不问。因此当第一次参选的自由党候选人、“家庭主男”Bruce Fanjoy以50.6%的得票率赢得选举时，他表示并不惊奇，因为自己在两年多前就开始在社区敲门了，和成千上万的人交流，倾听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而博励志却几乎没有出现过。 Bruce Fanjoy在社区服务 总之，博励志的惨败可以说是给保守党以及其他政党提了个醒，在多元化的加拿大社会，过度迎合对立情绪可能导致选民反感，在未来竞选中应注重政策包容性，避免陷入极端对立。而政党领袖需兼顾全国与选区需求，不能仅凭全国性话语动员票仓，还要保持与传统票区的深度沟通和服务。 博励志在讲话中承认了败选，但表示会继续留下来领导保守党。他的这一想法目前虽然获得包括前党领在内的重量级大佬支持，但是党内的反对声音也不小。一方面，包括前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阿省资深议员Shannon Stubbs等人公开表示支持博励治，称他带动了保守派的新活力与支持基础。另一方面，多名党内人士则直言不讳地批评博励治的领导风格过于强硬、具有分裂性，让很多原本可能支持保守党的选民选择了自由党。还有内部人士指出，党内对于博励治的“高负面评价”感到担忧，若他留任，必须在团队建设、策略与沟通风格上做出重大调整。 博励志留任的办法可能是保守党的某位当选议员主动辞职，触发补选，让博励治在“安全选区”重新当选议员，而这要取决于联邦总理卡尼什么时候同意补选。即使重返国会，博励治仍将面对党内民主机制的考验。按照2014年通过的《改革法案》，保守党议员团可通过投票决定是否赋予自己罢免党魁的权力；而根据保守党党章，博励治还需在年底前接受一次领导权信任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