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七天记者 颜宏 不顾商业人士的反对，富有“圣母心”的总理特鲁多上周宣布再延长CERB（加拿大紧急救助金）项目8个星期，为那些领完了16周、每周500元补助金但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加拿大人继续提供8周时间的补助金，这8周下来，联邦政府将为这个项目付出713亿元资金。延长CERB是反对党新民主党（NDP）的要求，以换取其不对少数党执政的特鲁多政府投出不信任票，避免政府倒台。 如果说CERB项目在疫情刚刚爆发之时，确实帮助了那些因社会封闭、商业活动停止而突然回家的民众度过难关，但随着疫情放缓，各个地区都在解封、重启，各项经济活动正在逐渐恢复正常，这个项目已经成了鸡肋，不仅让那些懒惰的人不必担心经济压力而选择继续呆在家里，拒绝复工复产，更让那些从疫情一开始就坚持工作的人们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自己辛苦上班，政府却让那些申领CERB的人舒舒服服地花自己交的税钱。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从会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显示，一些雇员会大言不惭地告诉雇主：“我现在过得挺好，领的钱够付账单了，还能整个夏天都放假休息。你们看看之后啥情况，等秋天再给我打电话吧。” 除了觉得福利金够花而不肯上班的人，还有很多民众担心在工作场所会感染新冠，以“工作条件危险”为由拒绝回去上班。 除了正常申请CERB补助项目的民众，这里还成为欺诈、滥领的重灾区。截止6月4日已有800万人申领，占加拿大人口的五分之一，花费超过410亿元，超过原来预算的350亿元，估计有上百万冒领者。而其实早在5月份，Service Canada的一位官员就对国会议员表示，该部门已经确定至少20万人违规领取CERB。毕竟领取CERB太过容易，就连魁省三河监狱的两名囚犯都收到了CERB支票。而随着联邦政府开始调查以欺诈手段领取紧急救助金（CERB）的行为，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除了不符合资格的普通民众滥领，有组织犯罪团伙以及窃取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也是部分滥领背后的黑手。联邦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至少有5人正在被调查中，这些人是税务局熟悉的人士，其中有的人提交了超过100份的CERB申请。 为了堵住漏洞，特鲁多政府提出第C-17号法案，对涉嫌以欺诈手段领取CERB的民众予以惩罚，欺诈者可能面临最高5,000元的罚款，甚至可能坐牢6个月。还对拒绝复工者提出惩罚，包括正常情况下或雇主要求复工情况下，拒绝复工；或正常情况下可复工的自雇人士拒绝复工；或具备正常工作能力、有工作不做的人，都不再符合CERB救助金的申领资格。故意违反这些申领资格的人，面临申请金额3倍的罚款等处罚措施。但这一法案还在起草时就遭到新民主党党领Jagmeet Singh的强烈反对，他反对惩罚或监禁那些申请CERB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需要帮助。他还对拒绝复工条款指责特鲁多太荒唐了，认为特鲁多不是让人们更容易、更安全地回到工作岗位，而是恐吓人们复工。 而提交到国会辩论的这项法案被三个反对党反对，Bloc Québécois反对的理由是这个法案只提出了处罚机制，而没有设立让那些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可以领取一部分CERB补助金来弥补工资不足的条款。Bloc Québécois和Jagmeet Singh还表示如果自由党把这个法案分开，另外给残疾人提供600元的补助金，他们是可以允许这个法案通过的。   自疫情爆发以来，每天都在家门口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特鲁多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早引起保守党党领Andrew Scheer的强烈不满，他带领的保守党不管疫情如何，坚持要国会复会，还要求自由党通报资金情况，否则不讨论任何问题。而要想使这个法案尽快通过并开始执行，少数地位的自由党必须获得多数政党的支持。这个法案最终夭折。 而面临被投不信任票，有可能导致政府解散、提前大选的特鲁多政府最终妥协，不再提第C-17号法案，还应新民主党的要求在6月16日宣布延长CERB补助金8周时间，以换取新民主党的支持，避免了政府倒台。  

6月24，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魁北克省庆。 对于广大魁北克民众而言，“省庆”承载着特殊的社会政治意义。魁北克是加拿大联邦中的一个“特别的社会”，其特别性之一在于：基于特殊的文化传承及自身在过去所经历的不堪回首的不平等待遇，魁北克主体成员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亦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视和向往，因而在社会建设方面始终怀抱一种包含强烈平等意愿的理想。魁北克人普遍“记得”(魁北克箴言：Je me souviens)这一点，并强烈地希望能在“自己的家园”以主人的身份来坚守和表达这一点。 今年的魁北克省庆正值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严重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新冠疫情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它直接而逼迫地检视和考验着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在防控病毒、护卫生命方面的实际能力与政策水平。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3月12日，魁北克在加拿大各省及地区中率先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和处置疫情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各行各业也按规定配合和支持政府的决定和举措。这一切，无疑都充分体现了魁北克政府和魁北克社会总体对公共卫生事务的相对重视。 然而，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病毒对魁北克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其程度也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想象。时至今日，在加拿大所有的省份中，魁北克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死亡率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最为不幸，也是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养老院、长期护理中心及其他一些收容中心作为重灾区，老、弱、病、残、孤、贫者成为了此次疫情中遭受最不妥待遇和最沉重牺牲的群体。 在省庆这一特殊的时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疫情期间离我们而去的众多生命。这些生命个体是魁北克社会的组成部分，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我们这个社会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些生命个体以不同形式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大量生命因疫情而离去这一事实，已令魁北克政府相关部门决定从法律上展开“公共调查”，同时也催促着整个社会从意识及态度的层面进行反思。 生命至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早已被写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并已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共识和世界各国社会伦理的总原则。 众多生命个体被排除在他们本应受到保护的范围之外，天然神圣的公民生命权被无情剥夺，原本无辜的生命遭到弃置而仅仅成为政府疫情发布会上的一个个统计数字……针对一些国家在防控新冠疫情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已有不少西方学者撰文发出警告，提醒大家防止政治权力以某种政治正确的名义来“实施看似合理实则野蛮的行经”。如，以经济理性或经济发展权的名义来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催生的群体免疫政策，把老人和弱者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进而“放弃对他们的照料”；又如，以宪法原则或公民自由权利的名义，忽视、弱化甚至放弃和拒绝必要的防控举措和手段，由此极大地增加病毒扩散的风险，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他人生命健康和社会总体安全，致使个别人的自由权被允许去肆意吞夺大多数人的生命权。应该承认，在魁北克的疫情发展、蔓延过程中，这样的一些情况也都的的确确出现过。   “生命才是真实的东西”。黑格尔的这句话在新冠疫情期间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人的自由权还是人的经济发展权，都必须有一个主体，那就是有生命的人本身。生命权是个体人(公民)的最为基本、最为切实的权力。没有有生命的个体，哪来的公民，哪来的权利；个体如若失去生命，自由又有何益，经济发展又有何益。那些凌驾于他人生命权之上的个人自由权，那些有可能严重危害群体生命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其实不过是有如加斯东•米隆(魁北克著名诗人)所说的那些东西——“与生命两相分离”的、“虚假的生活光环”。 其实，“生命至上”和“生命权”作为理念与原则，在西方一如在东方，大家基本上都能同意和接受。但如何保证这一理念和原则的实施，是平等地实施，还是不平等地、有区别有选择性地实施，甚至是绝对以某个“自我”或者以某种“生命属性”(种族、地位、信仰、年龄、性别等)为优先考量来实施，这些才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自我绝对优先、自我生命绝对优先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和态度，毒害并威胁着人的生命及生命共同体本身。在危机或灾难中，这种毒害和威胁的作用愈加明显。 面对任何灾害与危机，中国人首先想到且严格遵从的，是“人命关天”及相关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所谓人命关天，除了一般理解的意思——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或称之为生命至上)，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人的生命关乎天道，关乎依循天道而展开的生命活动的总体性、关联性，关乎天道生成的生命个体的平等不二格局，关乎受天道支撑的生命个体间的平等一如关系。“人命关天”表达的是中国人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态度，是中国人对生命自身价值的强调，对生命平等一如本质的强调。这种生命意识和生命态度，具体表现为新中国展开的基于个人卫生行为习惯、人人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表现为新冠疫情中政府采取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一个都不落下的完整防控原则，表现为防控过程中民众自觉配合、自主预防的全民防控态势，表现为防控协作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整体防控局面…… 新冠病毒以极强的传染力、极复杂的传播途径和非同一般的致命性，无差别地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它检测和考验着社会及其主政者的疫情防控政策和能力，而防控政策和能力的实际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总体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态度。   自疫情发生以来，居住在魁北克的华人大体上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公共卫生素质。我们大家不仅认真自觉地执行和配合政府颁布、采取的各项防控指令与措施，更有不少机构、组织或个人为了疫情防控的成功，主动提供专业技能和物质设备方面的帮助。   渴望并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魁北克社会理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新冠疫情仍以拖沓步态继续在我们身边徘徊流传的当下，人际平等，特别是基于生命平等的人际平等，成为了魁北克人争取战胜疫情、护卫生命的现实的社会需要。 今天，我们与魁北克的其他族群一道在新冠疫情中欢度省庆，希望通过这样的参与及其他类似的社会参与，让我们自身血液中流动着的“人命关天”及生命平等一如意识和态度融入魁北克社会主体，并以此充实和丰富魁北克人特有的社会平等理想的内涵，促使主导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理想能够日渐成为去除了“虚假生活光环”、有着真实生命内容的理想。  

七天记者 颜宏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当街“跪杀”引发的抗议示威浪潮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并蔓延到几乎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加拿大也不例外，东海岸的哈利法克斯、圣约翰、中部的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草原省份的里贾纳、卡尔加里再到西海岸的温哥华、维多利亚市等几乎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生命权利抗争、谴责警察暴力执法、种族歧视等的示威游行，就连联邦总理特鲁多上周五在渥太华举行的游行中不顾病毒的传播，在安保人员的簇拥下来到抗议人群中，手拿一件印有“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标语的黑色T恤跟着示威者一起喊口号，还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单膝跪地，引发一片惊呼之声。戴着黑色口罩的特鲁多单膝下跪长达8分46秒，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以单膝下跪来表达反对种族歧视的国家首脑。 据悉，“单膝跪地”的举动最早是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科林（Colin Kaepernick）做出的。2016年8月，美国发生了一系列警察暴力执法造成多名非裔男性死亡的事件，科林对此感到不满，就在一次赛前奏国歌时以单膝跪地的姿势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在事后采访中表示“我不认为一个压迫黑人及有色人种的国家值得我起立表达尊重。”之后越来越多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并引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次批评和严厉指责。特朗普加入“战团”后不仅没有平息这一抗议举动，反而引来大批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球员，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警察等也以单膝跪地的方式抗议。沸沸扬扬两年多后，NFL于2018年5月23日宣布联盟新政：球场奏美国国歌时，联盟人员必须起立以表达对国旗和国歌的尊重，否则其球队将会受到处罚。而今年因着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以“膝盖锁喉”方式悲惨的去世，更让这个动作成为反种族歧视、反种族暴力的标志性动作。 除了特鲁多，多伦多非裔警察局局长Mark Saunders和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在遇到示威者后也摘下帽子在警察总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单膝跪地，多伦多市长庄德利（John Howard Tory）和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则给这位警察局长的行为点了赞。蒙特利尔警察局SPVM局长Sylvain Caron则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在上周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以“单膝跪地”的方式谴责对他人的暴力、不公正以及极端的做法，并认为蒙特利尔警察局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执法行为，将采取措施解决这一现象。但由于该游行组织者之间的内部争斗，给这位局长发出的邀请最终被取消，他并没有出现在游行队伍里。而上周日举行的抗议集会大体上平和进行，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示威者与警察爆发小规模冲突，警方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而冲突的原因是有示威者要求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单膝跪地，但遭到部分警察的拒绝，于是引发示威者群情激愤，场面一度失控。不止是蒙特利尔维持秩序的警察被要求下跪，多个城市都发生Black Lives Matter组织人员要求政客、议员、警察甚至街头跑步的民众当众下跪的事件，就连曾表示过坚决不会下跪的加州费利蒙（Fremont）市华裔市长高叙加（Lily Mei）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也跪下了。 本来是为屈死的黑人佛洛依德伸张正义，谴责长期以来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承受的种族歧视现象的运动发展到今天短短两个多星期就已经完全变了味，不管是普通民众、政客议员还是执法人员都已经没有了“不表达态度”的自由，必须要站到示威者这一边，必须要下跪来表达支持，否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最近几天，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因表态魁省的种族歧视情况比美国好得多，虽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但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是零星的，并不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而遭到网络围攻就是一个例子。 而媒体一边倒的报道警察暴力执法和少数族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政客们为了显示其亲民立场而纷纷下跪使得这场本来为追求社会公平的抗争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侵犯另一边民众的权利和利益。 凭心而论，加拿大实行的是容纳各种族裔、各种文化的多元文化政策，历届政府都会把帮助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文化种族的移民融入加拿大的社会体系作为执政重点之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的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就是小特鲁多的父亲，就已经把包容所有种族和民族，所有语言、文化和所有宗教的价值上升到治国政策层面，成立了皇家双语和双重文化委员会来落实这项政策，并在1982年成为加拿大宪法的一部分。 正是这种在法律框架下的“互不干涉”文化，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道德批判的副作用，“互相尊重各自的文化习俗”也成了加拿大人公认的政治正确。过去50年中，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加拿大人的一种民族信仰。加拿大不会强制要求新移民必须融入加拿大的英法双语文化，任何人都可以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甚至允许部分族裔为传承自己的特色文化建立学校，民众的开放程度和包容性也居于发达国家前列。这里的居民不必担心别人对自己祖先的文化、语言、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指手画脚，这和美国黑人4百年从奴隶到现在的被歧视者的历史演进完全不同。 不可否认，加拿大同样存在种族歧视现象，存在种族主义者，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和社会差异，就会出现基于任何理由的鄙视甚至歧视链条。但现在从联邦总理特鲁多到警察局长Sylvain Caron不顾实际情况相继表示加拿大存在系统性的歧视问题，是面对群情舆论、道德绑架的妥协和丧失原则。他们的表态不仅鼓舞目前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抗议运动走得更远，也对现实情况于事无补。给民众贴上白人、黑人、原住民、少数族裔等各种标签真的就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吗？不仅不能，反而让社会更加撕裂！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的这种表态让很多非种族主义者的民众感到不满，现在轮到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而那些极端的左派也感到不满，指责他们知道问题的存在却什么都没有做。 种族歧视的问题并不新鲜，也将永远存在，解决的办法应该像魁省省长所说的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公开下跪来作秀，这样只会让情况更糟。现在要求解散警局，并对警队削减经费的呼声已经从美国传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长Valérie Plante对削减警察经费持开放态度的表态将更助长这种“闹到极端”的气焰，让警察的执法更加束手束脚、左右不是，普通民众的安全受到威胁，得益的只有那些犯罪分子。而削减的警察经费又会去支持那些所谓的反种族歧视组织和项目，催生出更多的示威游行和社会骚乱。 好在，这场必将记入史册的抗议运动在昨天随着佛洛依德在其出生地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下葬达到高潮后，开始出现反思的迹象，一些学者、警察以及普通民众的理性声音开始出现。现在新冠病毒疫情依然在肆虐，每天还在不断有人感染，有人病逝，第二波疫情呼之欲出的情况下，希望领导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政客们能抓住主要矛盾，为民众的福祉着想，少些政治考量和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