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七天记者 颜宏 2013年7月6日凌晨1时15分左右，一列由73节车厢组成、载有770万升原油的火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在距离蒙特利尔约250公里的Estrie地区的Lac-Mégantic小镇中心出轨，车上载有的原油随之起火继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47人死亡，镇中心30多座建筑被爆炸和大火吞噬。这起事故是加拿大历史上伤亡第四惨重的铁路事故，是自1864年以来加拿大伤亡最惨重的铁路安全事故，但是7年过去了，似乎什么都没改变，住在那里的人们依然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安全。 7月6日，Lac-Mégantic.小镇为事故纪念馆揭幕 事故回放 七年前的7月5日晚，由美国铁路公司铁路世界（Rail World）旗下的蒙特利尔、缅因及大西洋铁路公司（Montreal, Maine and Atlantic Railway，简称MM&A）运营的一列装满了来自美国北达科他州原油的火车通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穿过安大略省的密西沙加、多伦多来到魁北克蒙特利尔岛上的Côte Saint-Luc站。在这里，这辆始发时带有78节油罐车的列车卸下了其中6节出现机械故障的车箱，带着剩下的72节、外加5个车头和2个棚车继续向东行驶，在Saint-Jean-sur-Richelieu转入MM&A所属的铁轨——一条连接蒙特利尔和美国缅因州的二级铁路线，这辆列车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圣约翰（Saint John）的一所炼油厂。 当天夜里11点，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火车司机Tom Harding到达距离Lac-Mégantic小镇13公里的南特（Nantes），按照惯例把火车停在调度场，第二天接班的司机会接着把车开走。离开前，他先使用了车头机组上的独立空气刹车，再使用了5个车头和2 个棚车上的7个手动刹车，并关停了4个车头的发动机，为了维持空气刹车的作用，他保留了一个车头发动机继续运行。最后跟负责该路段的交通指挥员联系，通报第一节车头持续在行驶期间出现机械故障，排烟管内出现过量黑白混合的烟雾。双方商定先把车停靠一晚，第二天早上再来查看并解决问题。Tom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Lac-Mégantic小镇他常去的旅馆休息。 但到了夜里11点40分左右，有居民报警说停靠的火车车头起火，15分钟之后，消防员赶到现场灭火，警察也通知了MM&A下一个路段Farnham的交通指挥员，要求该公司协助灭火，但到场的只是一名铁路养护工，根本不懂列车的制动原理，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至关重要的隐患。 消防员在灭火的过程中关闭了一直运转的车头发动机，扑灭火势后于零点13分左右离开，而养路工进行全面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于零点45分离开现场。当时列车停靠的调度场有着0.9‰的坡度，随着车头引擎的熄火，空气刹车系统失去作用，而超过1万吨的列车重量也让手刹制动失效。零点56分，油罐车脱离车头，开始溜车，向13公里外的Lac-Mégantic小镇滑去，在重力的作用下，无人的列车速度越来越快，在距离Lac-Mégantic小镇2公里处时，时速达到每小时95公里。最终在小镇中心的一个转弯处，时速达到101公里的火车出轨，其中的四节油罐车因剧烈的碰撞使得高压的石油起火、爆炸，瞬间把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变成了人间炼狱，类似“核爆炸”现场。 事故后的第二天，当时的加拿大联邦总理哈珀前往灾难现场视察，感慨“如同战场，惨况超出想象”。当时因为担心油罐温度过高，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爆炸，小镇2千名居民被迫疏散。 当时正在旅馆里睡觉的Tom Harding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很快意识到是自己驾驶的列车出了问题，他冒着风险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最重要的就是去找消防员借了一身消防服，同时借用当地工厂Tafisa院内停放的一个小火车头。按理这个小型车头无法拖动大型油罐车的，但他成功地用这个火车头把未爆炸的9节油罐车拖离现场。 事故后，经过长达4个多月的审理，陪审团最终裁定Tom Harding等三名MM&A员工过失犯罪指控不成立，认为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酿成了这一悲剧。 并非偶然 实际上这场悲剧并非偶然，出事的铁路公司MM&A在业内名声出奇地差。在2013年之前的10年中事故频出，仅在缅因州就发生了32次火车出轨事故，远远高于美国全国的火车货运公司的平均事故率；且平均每年都会发生一起涉及危险品运输的重大事故。就在Lac-Mégantic火车出轨事故前一个月，该公司还在美国发生一起运载柴油的火车出轨事故，导致1.3万升柴油泄漏。就是这样一家劣迹斑斑的公司曾被政府称为“拥有良好的安全纪录和训练有素的职员”，并在2019年12月被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收购，成为其子公司。 而事故后媒体的调查显示加拿大的铁路安全问题远比人们印象中的严重得多，不仅事故的发生数量远远高于民众的认知，更远远高于官方的报告。比如2000年到2012年之间，加拿大运输安全局（TSB）的年度报告显示加拿大共发生了158起铁路安全事故，但媒体调查显示火车失控而造成的铁路安全事故，包括出轨、起火、爆炸等总共有459起，是TSB报告数字的近三倍。这些事故既发生在运送危险易燃物品，比如汽油、柴油、硫酸等的货运火车上，也发生在载有乘客的客运列车上。 而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是因为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认定的铁路安全事故仅限于“没有造成爆炸或人员伤亡”的事故。而一旦出现爆炸或人员伤亡的情况，就会归于“列车出轨”或是“列车相撞”等更严重的类别。而只有这类严重的、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才会通报给公众。这种统计和报告方法直接导致大量的安全事故不为人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事故中只有少数几起接受了加拿大运输安全局的独立事故调查，还不到总量的2%。比如，在加美边境曾发生过两起火车失控事故，失去控制的火车从美国境内直接滑到了加拿大，而其中的一起就发生在2010年，事故地点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令人吃惊的是当地市政府和消防部门对此却毫不知情。 利益至上 铁路事故是明显的公共安全部门失职失察责任事故，为什么政府对如此频繁的火车事故视而不见？为什么允许事故频出的铁路公司继续运营？其实这是一个政府被资本绑架、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典型案例。 曾为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统一奠定关键基础，横贯加拿大东西部、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二战后随着航空、公路运输的发展开始不断衰落，直接导致设备更新缓慢、年久失修，安全系数降低。匪夷所思的是，政府的应对措施不是更新和维修，却是减少铁路监管，允许私营铁路公司采取措施压低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并让投资的资本家赚钱。1996年，加拿大政府修订《加拿大运输条例》推动铁路私有化，允许铁路公司在无需证明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做出减少路线、减员等决定。这些为了保证铁路公司提高利润而拼命压低运营成本的所谓改革措施让加拿大的铁路安全状况严重下降。比如驾驶上万吨重量列车的Tom Harding就要一个人连续驾驶12个小时。加拿大政府原本规定，需要获得批准才可以从平时的两个火车司机减为一个人，但很多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违规只安排一个司机。 火车司机工会也表示，司机们的工作常态是24小时待命，公司可以随时打电话叫司机去上班，而司机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报到。一次任务可以长达4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下班没几个小时，又会被分派新的任务。 为了减少火车司机的数量、减少人工成本，加拿大国铁CN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P都申请使用火车遥控驾驶仪，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得到政府交通部门的批准。但仅在调度编组站使用遥控驾驶仪就导致火车事故频出，并发生多起危险品泄漏事故，其中呢包括2007年Prince George调度编组站发生的17万升汽油外泄以及2015年在Scotford Yard调度编组站发生的10万立升的苯乙烯泄漏事件。仅在2015年，上报的与使用火车遥控驾驶仪有关的不严重货运列车出轨事故中，CN有12起，CP有5起。 为了迎合资本的利益，加拿大政府又在1999年修改了《铁路安全条例》，基本上允许铁路公司不受公共监管，仅仅依靠自查来检视铁路状况。一个非政府安全组织曾对此警告说政府“允许铁路公司自己管理自己”是定时炸弹。2016年，为了平息公众的愤怒，MM&A公司总裁Ryan Rathledge宣布将在未来5年投资2200万元改善旗下近2000公里的铁轨状况，但这一数额被痛批远远不够。实际上，该公司的铁路问题非常严重，仅在Lac-Mégantic附近的200公里铁轨范围内，每年被联邦交通部发现损坏并被要求修缮的铁轨问题就呈逐年上升趋势。公愤逼出的监管措施并不能制止铁路企业做表面文章，甚至偷工减料，为了利润而牺牲公众安全的行为。 最有代表性是2019年8月24日，在南特再次出现了列车出轨事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这个出轨地点的铁轨曾被交通部明令修缮，并在事故发生的前四天进行了维修，但还是因铁轨问题导致火车出轨。同年9月6日，联邦交通部宣布该公司已经修缮了所有出问题的铁轨，符合安全标准。打脸的是，仅一个月后，事故再发，这回是在距离南特不远的Bolton-Ouest，一列火车10节车厢中的5节出轨。 状态恶劣的铁轨 在资本的游说和绑架下，联邦政府在制定“所谓世界上最严格的交通运输安全法规”中设置了许多例外条款、存在许多漏洞，比如准许一些陈旧的油罐车继续服役，允许已经不再适应现在车辆重量的车厢连接装置、制动系统继续上岗等。 放眼全球，大多数国家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民生等领域，一般采用国家拥有或者控股的方式来运作，如能源、电力、供水、交通运输、邮电、军工等。但在贪婪的资本利益驱使下，Lac-Mégantic火车出轨事故的悲剧将不会是最后一个。  

七天记者 颜宏 不顾商业人士的反对，富有“圣母心”的总理特鲁多上周宣布再延长CERB（加拿大紧急救助金）项目8个星期，为那些领完了16周、每周500元补助金但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加拿大人继续提供8周时间的补助金，这8周下来，联邦政府将为这个项目付出713亿元资金。延长CERB是反对党新民主党（NDP）的要求，以换取其不对少数党执政的特鲁多政府投出不信任票，避免政府倒台。 如果说CERB项目在疫情刚刚爆发之时，确实帮助了那些因社会封闭、商业活动停止而突然回家的民众度过难关，但随着疫情放缓，各个地区都在解封、重启，各项经济活动正在逐渐恢复正常，这个项目已经成了鸡肋，不仅让那些懒惰的人不必担心经济压力而选择继续呆在家里，拒绝复工复产，更让那些从疫情一开始就坚持工作的人们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自己辛苦上班，政府却让那些申领CERB的人舒舒服服地花自己交的税钱。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从会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显示，一些雇员会大言不惭地告诉雇主：“我现在过得挺好，领的钱够付账单了，还能整个夏天都放假休息。你们看看之后啥情况，等秋天再给我打电话吧。” 除了觉得福利金够花而不肯上班的人，还有很多民众担心在工作场所会感染新冠，以“工作条件危险”为由拒绝回去上班。 除了正常申请CERB补助项目的民众，这里还成为欺诈、滥领的重灾区。截止6月4日已有800万人申领，占加拿大人口的五分之一，花费超过410亿元，超过原来预算的350亿元，估计有上百万冒领者。而其实早在5月份，Service Canada的一位官员就对国会议员表示，该部门已经确定至少20万人违规领取CERB。毕竟领取CERB太过容易，就连魁省三河监狱的两名囚犯都收到了CERB支票。而随着联邦政府开始调查以欺诈手段领取紧急救助金（CERB）的行为，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除了不符合资格的普通民众滥领，有组织犯罪团伙以及窃取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也是部分滥领背后的黑手。联邦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至少有5人正在被调查中，这些人是税务局熟悉的人士，其中有的人提交了超过100份的CERB申请。 为了堵住漏洞，特鲁多政府提出第C-17号法案，对涉嫌以欺诈手段领取CERB的民众予以惩罚，欺诈者可能面临最高5,000元的罚款，甚至可能坐牢6个月。还对拒绝复工者提出惩罚，包括正常情况下或雇主要求复工情况下，拒绝复工；或正常情况下可复工的自雇人士拒绝复工；或具备正常工作能力、有工作不做的人，都不再符合CERB救助金的申领资格。故意违反这些申领资格的人，面临申请金额3倍的罚款等处罚措施。但这一法案还在起草时就遭到新民主党党领Jagmeet Singh的强烈反对，他反对惩罚或监禁那些申请CERB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需要帮助。他还对拒绝复工条款指责特鲁多太荒唐了，认为特鲁多不是让人们更容易、更安全地回到工作岗位，而是恐吓人们复工。 而提交到国会辩论的这项法案被三个反对党反对，Bloc Québécois反对的理由是这个法案只提出了处罚机制，而没有设立让那些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可以领取一部分CERB补助金来弥补工资不足的条款。Bloc Québécois和Jagmeet Singh还表示如果自由党把这个法案分开，另外给残疾人提供600元的补助金，他们是可以允许这个法案通过的。   自疫情爆发以来，每天都在家门口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特鲁多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早引起保守党党领Andrew Scheer的强烈不满，他带领的保守党不管疫情如何，坚持要国会复会，还要求自由党通报资金情况，否则不讨论任何问题。而要想使这个法案尽快通过并开始执行，少数地位的自由党必须获得多数政党的支持。这个法案最终夭折。 而面临被投不信任票，有可能导致政府解散、提前大选的特鲁多政府最终妥协，不再提第C-17号法案，还应新民主党的要求在6月16日宣布延长CERB补助金8周时间，以换取新民主党的支持，避免了政府倒台。  

6月24，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魁北克省庆。 对于广大魁北克民众而言，“省庆”承载着特殊的社会政治意义。魁北克是加拿大联邦中的一个“特别的社会”，其特别性之一在于：基于特殊的文化传承及自身在过去所经历的不堪回首的不平等待遇，魁北克主体成员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亦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视和向往，因而在社会建设方面始终怀抱一种包含强烈平等意愿的理想。魁北克人普遍“记得”(魁北克箴言：Je me souviens)这一点，并强烈地希望能在“自己的家园”以主人的身份来坚守和表达这一点。 今年的魁北克省庆正值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严重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新冠疫情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它直接而逼迫地检视和考验着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在防控病毒、护卫生命方面的实际能力与政策水平。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3月12日，魁北克在加拿大各省及地区中率先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和处置疫情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各行各业也按规定配合和支持政府的决定和举措。这一切，无疑都充分体现了魁北克政府和魁北克社会总体对公共卫生事务的相对重视。 然而，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病毒对魁北克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其程度也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想象。时至今日，在加拿大所有的省份中，魁北克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死亡率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最为不幸，也是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养老院、长期护理中心及其他一些收容中心作为重灾区，老、弱、病、残、孤、贫者成为了此次疫情中遭受最不妥待遇和最沉重牺牲的群体。 在省庆这一特殊的时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疫情期间离我们而去的众多生命。这些生命个体是魁北克社会的组成部分，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我们这个社会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些生命个体以不同形式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大量生命因疫情而离去这一事实，已令魁北克政府相关部门决定从法律上展开“公共调查”，同时也催促着整个社会从意识及态度的层面进行反思。 生命至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早已被写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并已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共识和世界各国社会伦理的总原则。 众多生命个体被排除在他们本应受到保护的范围之外，天然神圣的公民生命权被无情剥夺，原本无辜的生命遭到弃置而仅仅成为政府疫情发布会上的一个个统计数字……针对一些国家在防控新冠疫情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已有不少西方学者撰文发出警告，提醒大家防止政治权力以某种政治正确的名义来“实施看似合理实则野蛮的行经”。如，以经济理性或经济发展权的名义来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催生的群体免疫政策，把老人和弱者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进而“放弃对他们的照料”；又如，以宪法原则或公民自由权利的名义，忽视、弱化甚至放弃和拒绝必要的防控举措和手段，由此极大地增加病毒扩散的风险，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他人生命健康和社会总体安全，致使个别人的自由权被允许去肆意吞夺大多数人的生命权。应该承认，在魁北克的疫情发展、蔓延过程中，这样的一些情况也都的的确确出现过。   “生命才是真实的东西”。黑格尔的这句话在新冠疫情期间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人的自由权还是人的经济发展权，都必须有一个主体，那就是有生命的人本身。生命权是个体人(公民)的最为基本、最为切实的权力。没有有生命的个体，哪来的公民，哪来的权利；个体如若失去生命，自由又有何益，经济发展又有何益。那些凌驾于他人生命权之上的个人自由权，那些有可能严重危害群体生命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其实不过是有如加斯东•米隆(魁北克著名诗人)所说的那些东西——“与生命两相分离”的、“虚假的生活光环”。 其实，“生命至上”和“生命权”作为理念与原则，在西方一如在东方，大家基本上都能同意和接受。但如何保证这一理念和原则的实施，是平等地实施，还是不平等地、有区别有选择性地实施，甚至是绝对以某个“自我”或者以某种“生命属性”(种族、地位、信仰、年龄、性别等)为优先考量来实施，这些才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自我绝对优先、自我生命绝对优先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和态度，毒害并威胁着人的生命及生命共同体本身。在危机或灾难中，这种毒害和威胁的作用愈加明显。 面对任何灾害与危机，中国人首先想到且严格遵从的，是“人命关天”及相关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所谓人命关天，除了一般理解的意思——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或称之为生命至上)，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人的生命关乎天道，关乎依循天道而展开的生命活动的总体性、关联性，关乎天道生成的生命个体的平等不二格局，关乎受天道支撑的生命个体间的平等一如关系。“人命关天”表达的是中国人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态度，是中国人对生命自身价值的强调，对生命平等一如本质的强调。这种生命意识和生命态度，具体表现为新中国展开的基于个人卫生行为习惯、人人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表现为新冠疫情中政府采取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一个都不落下的完整防控原则，表现为防控过程中民众自觉配合、自主预防的全民防控态势，表现为防控协作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整体防控局面…… 新冠病毒以极强的传染力、极复杂的传播途径和非同一般的致命性，无差别地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它检测和考验着社会及其主政者的疫情防控政策和能力，而防控政策和能力的实际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总体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态度。   自疫情发生以来，居住在魁北克的华人大体上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公共卫生素质。我们大家不仅认真自觉地执行和配合政府颁布、采取的各项防控指令与措施，更有不少机构、组织或个人为了疫情防控的成功，主动提供专业技能和物质设备方面的帮助。   渴望并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魁北克社会理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新冠疫情仍以拖沓步态继续在我们身边徘徊流传的当下，人际平等，特别是基于生命平等的人际平等，成为了魁北克人争取战胜疫情、护卫生命的现实的社会需要。 今天，我们与魁北克的其他族群一道在新冠疫情中欢度省庆，希望通过这样的参与及其他类似的社会参与，让我们自身血液中流动着的“人命关天”及生命平等一如意识和态度融入魁北克社会主体，并以此充实和丰富魁北克人特有的社会平等理想的内涵，促使主导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理想能够日渐成为去除了“虚假生活光环”、有着真实生命内容的理想。